因语言问题拒稿的论文可以润色后再投原期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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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论文因为语言问题被退稿，如何短时间内提高论文写作水平？ - 知乎25被浏览1675分享邀请回答Academia.edu或您大学的机构典藏），或者在部落格中发表。无论如何，请妥善保存您的每一篇论文。对刚起步的研究者来说，被期刊退稿其实是另一个开始，可选择与其他研究者合作改善现有的论文内容或进行新的研究。请将尚未出版的稿件视为一次机会而非失败，纵使不断被退稿也要持续努力。如果您觉得自己对出版论文毫无头绪亦无任何进展，可以考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一位前辈合作。除了可以请他协助提供出版方向与机会外，还可请教如何增加成功出版论文的机会和维持投稿的动力。4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 个回答被折叠（）求一篇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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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17 &
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 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中国语言学以此为标志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现代期”历程。站在百岁之日，回眸逝去的世纪，什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最稳定的内在精神？它对社会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时代回应？这是语言学工作者在进行学科回顾时首先会提出的充满警示力的问题。其答案就是：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支配下发展起来的。 　　　　一、实用观念与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主要成就 　　（一）语法学的创立与发展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的序文中曾经谈到过他的写作动因：“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则为此书者，正可谓识当时之务。”（注：《马氏文通·后序》，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马氏文通》被认定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百年现代语言学的开始。其实这一崇高学术地位是在斯人斯书的身后，由后来人所追加的。作为作者，他的写作冲动力只缘于痛恨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进而认为社会的落后在于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在于传统语言教学的落后。为了不让冥冥众生再把累年积月的精力放在识字作文上，他才致力于西方语言理论的移植。“一个相当完密的中国文法体系是在这一部书出版的时候方才建成的。然而二三十年来，‘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注：陈望道：《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忆”在于它的创立，“恨”在于它的模仿。创立与模仿交加，构成了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第一时期的基本特点。 　　“实用”，成为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演进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被吕叔湘先生认为“《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国文法草创》在“研究法大纲”中开宗明义写道：“研究中国文法，有数事宜注意焉：其一，说明的非创造的，其二，独立的非模仿的，其三，实用的非装饰的。”（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其中的“实用”，讲的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不尚空谈。20年代另一位重要语法学家刘复也明确提出：“我主张现代的文法与历史的文法分家，两者相比，前者尤重于后者，后者只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前者于学问之外，还有一个实用。”（注：《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引自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在20年代建设汉语语法理论的努力中，与阐释文言语法的《马氏文通》相对的还有一派学者，他们以新兴的白话文语法为描写对象，重视口语，重视现代文。其代表作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它有语法理论上的创新，更有研究材料上的变更，成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语法著作……为现代汉语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04页。）到年的“文法革新讨论运动”时，“科学化”、“口语化”、“中国化”已成为多数学者认同的开展汉语语法研究的标准。“口语化”、“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实用性”在语法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化，它要求将引进的西方语言理论与中国的语言事实相结合。到40年代，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先后出现，“中国化”式的实用观已卓然成势，成为语法研究的时代潮流。 　　50年代是中国现代语法研究史上一个异乎寻常的高潮，它那连续不断的学术热点，“词与字”、“主语与宾语”、“词类及其划分标准”、“单句与复句”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语法研究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这一时期如此众多的学术探讨，最终形成有体系的理论成果，并在各级学校的语言教学中得到贯彻实施，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仍只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因为众说纷纭的各家学术创见进入社会，人们在学习中无所适从，发出了“共同编写出一本语法书来，供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学习和教学”的要求（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8页。）。“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就是应这种社会呼声而出台的。它“求同存异，力避偏执一端”（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页。），初衷是为了方便中学语言教学而构建，以区别于学者们论著中的“研究语法体系”。可结果却因为“教学语法体系”的实用，使得“大多数高等学校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的语法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它，以便于那些日后到中学任教的毕业生可以把所学和所用衔接起来”（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页。）。80年代初，“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过一次，去掉了“暂拟”二字，它在教学领域的地位更得以巩固。据此而编写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大行其道，成为发行量最大，流传面最广的高校教材。（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先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仅由前者在年就印行255万册。见该书增订版前言。）从汉语语法体系走上社会应用的过程，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悖论：求“实用”从研究语法体系引出“教学语法系统”，“实用”的教学语法系统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到本来是充满学术自由探索精神的高校语法教学。 　　（二）汉字改革运动的结晶——“汉语拼音方案” 　　如果说语法研究是百年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语法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还主要是通过学校语法教学来体现的话，那么源于语言学，止于社会，并最终对整个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巨大冲击力的则应算是“汉字改革”。“汉字改革”称得上是整个中国现代期中“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显学”。 　　汉语拼音化的最初起源是明末的西洋传教士。这时的拼音化尚为西方文化入侵的一种手段，但它却打开了人们认识西方文明的一扇窗口，使人们反思着本国的落后经济与落后政治。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为了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就必须改革教育，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以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首先改革汉字。这样，汉字被放在了中西文化、落后与先进对比的要冲之道。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者卢戆章言：“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科学）；格致之兴，基于男女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注：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序文》，《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他于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研制拼音文字的开始。尽管后来在制订什么样的拼音文字上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更迭日新的时学，有汉字笔画式的，有速成符号式的，还有字母式的，字母式中又有罗马字母，拉丁字母的，但在对待汉字的态度上却很长时间内都抱着非改不可的绝对态度。这种绝对态度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的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注：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国语月刊》一卷7期，1923年。）“我们固有的文字，是连皮带骨和肉都腐朽了的。但这腐朽的皮和肉和骨，却又影响了我们的口头语，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头脑”。（注：胡愈之：《有毒文谈二》，《语文》一卷4期，1937年。 　　百年汉字改革潮中对汉字的偏激看法，现在看来固然幼稚。然探讨其原因，牟牟大端者当有二。其一，对社会变革图强的铭心之感。只是由于对时代呼唤作了不正确的定位，把观点错误地集中在汉字身上，使汉字改革赋予了过多的社会政治色彩。正是这种“赋予”，折射出语言文字学家，乃至社会政治学家们的一种功利性极强的语言文字“实用”观。其二，对西方拼音文字绝对认同的态度，将拼音文字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同起来。这种不加分辨的认同，实际上是汉字领域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模仿”、“照搬”，只是它表现得比语法领域更充分、坚定。 　　汉字改革运动，没能将汉字改掉，也没有产生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拼音文字，却最终产生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对追求“汉语拼音文字”行动的“保守”和“退步”，但却是中国两千年来汉字注音体系的伟大进步。周恩来总理曾在1958年1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地概括了它的作用。“首先，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其次，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第三，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第四，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此外，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用处，例如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等。”（注：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日第2版。）40年过去了，“汉语拼音方案”已渗透到了语言文字、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国家的现代化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将“汉语拼音方案”放在中外语言理论交流的背景下审视，不难看出，它是向西方学习，并经“中国化”、“木土化”、“实用化”改造而成的文化结晶。它再次告诉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单纯搬用，并不是中国语言学理论好的发展途径。 　　（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共同语标准的确定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是中国语言学界长期努力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在清末的图强变法中，语言统一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拼音运动的代表人物王照认为，“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注：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引自《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胡适说得更有理性：“我们现在提倡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力量，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它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它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注：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倪海曙《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语言统一”与“汉字改革”是“百年汉字改革运动”中伴随相生、相辅相成的两个并蒂果。施行拼音文字，字以记音，然方言纷存，障碍巨大。“要采用拼音文字，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如果对象不明确，拼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注：罗常培：《略论汉语规范化》，《中国语文》1955年第10期。）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工作，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是以汉语的文字载体为改革重点的话，那么从50年代开始则可以说是转而以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推广并重了。 　　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终于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科学、完整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定义。此后宪法中又确定了共同语的地位。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是汉语从文言文一统天下的世界中走出来，经过现代化的蜕变，以现代白话文的形式出现，用国家行为规定下来的语言规范形式。它的意义和作用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形成，对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确立，对全社会广泛、通畅的交流，都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其实，语言学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的态势在新中国一开始就崭露于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社论，并连续半年刊登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的《语法修辞讲话》。国家在百废待兴之时，强调语言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实际上是把语言学放在了建国方略的高度，这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社会需要语言学，语言学服务于社会，在这种互动作用下，后来产生了不少具有长久影响的语言学著作。《新华字典》初版于1951年，50年中不断修订，成为建国以来印数最多的书籍。《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注：《现代汉语词典·前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965年出《试用本》，直到1996年的第三版，成为现代汉语最具权威性的规范词典。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更是被誉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两大丰碑。（注：黄孝德：《文化的长城，汉语的丰碑——评八卷本〈汉语大字典〉》，《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四）汉语方言调查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语言调查与语言描写，是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起家本领。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到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始于1928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划时代的著作”（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始于王静如的《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词语源初探》，“历史上零星地拿汉语和书面藏语的词来比较的有过些人。正规地用两种语言的数目字以及其它来系统地比较的该从1927年王静如的论文算起”。（注：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一个世纪来，汉语方言与民语的研究蔚为大观，成果丰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种和语言概况83种在“六五”计划期间已经完成。汉语方言的研究亦是赫然昭目。反映方言词汇调查结果的41种分类巨型辞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亦于最近出版。（注：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汉语方言与民语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在于以自己的学术内涵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开始就有较明确的目的。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它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服务。……50～6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中心是调查了解各民族语言的分布、使用及其结构特点，为民族识别、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及书面语等问题服务”。（注：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这就告诉我们，以揭示语言内部结构规律为己任的语言调查式的现代语言研究，在中国有着长足的发展，其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它如何细致地提示了汉语结构的真实面貌，而在于进一步以此为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支持。 　　纵观百年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中国语言学的每一分支学科的兴起、发展，都与它们回应了社会提出的某种需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关系。如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训诂学与古籍整理，社会语言学与当代社会的急剧变革，交际语言学、公关语言学与社会的大开放、大交流，广告语言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等。 　　　　二、实用观念中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演进与偏离 　　中国语言学的实用观念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王力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道：“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注：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这就是“政”——“道”——“学”的关系。“政”由“道”所维系，“道”由“学”来诠释。“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注：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序》，《说文解字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附录》第17页。）“欲读古书，先求古义，舍此无由入也。”（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治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成为古代一切人文科学，尤其是身为显学的“经学”的基础之学、工具之学，有了经久不衰的繁荣。 　　在历史的薰染下，“有用”、“无用”已作为中国语言学者潜意识中的重要评判标准。实用观成为占据绝对上风的共识。在借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过程中，“实用观”表现为尽量地消弥模仿、套用。20年代陈承泽提出“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就是将“实用”与“独立”放在一起来追求的。而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一代学人，都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坚定前进。然目的的达到非一日之功，每当遇有周折，都会引发人们用实用观指导下的“汉语特点”论来反思道路的正确与否。 　　在80年代，由于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效率的低下，直接引发了汉语语法学有用无用的讨论。这时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是“汉语特点派”的反思。张志公先生说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或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注：张志公：《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引自申小龙《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后来受这一思想明显影响的是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认同派。 　　另一是语法研究中语义派的崛起。许多学者对纯形式语法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以往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封闭式的特点：静态的语言事实研究得多，动态的语言现象考察得少；定性的描述多，定量的分析少；纵向的分析性的研究多，横向的综合性的探讨少；长于微观的观察分析，失之于宏观的多维视野。封闭式研究的局限性和语言文字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不能相互适应，这给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带来了困难”。（注：刘连元：《开拓思维空间，强化研究手段》，日《光明日报》。）这种研究，“往往过分重视形式而忽略了意义，甚至回避了意义。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忽视甚至回避意义，单从结构方面去研究它，分析它，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注：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避与展望》，《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三个平面”理论，被认为是“80年代汉语语法学理论上的一个杰出贡献”（注：邵敬敏：《关于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的理论思考——兼评有关的几种理解模式》，《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出现在这个时候，是很自然的。“三个平面”理论对语义与语用的强调，实际上也就是在追寻着如何更深入地揭示汉语语法特点，因为汉语本质上是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少显性形式、多隐性意合关系的语言。 　　90年代，语法研究又面临着一股新的“实用”动力，这就是计算机语言处理对语法研究提出的需求。它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的应用背景之一。“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应在背景清晰定位明确的前提下，大力加强对用于计算机的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的研究”。（注：詹卫东：《80年代以来汉语信息处理研究述评——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应用背景之一》，见詹卫东网页(),1999年7月。）愈来愈多的语法学家投入到这一研究之中。80年代中文信息处理基本还是计算机界的事，语言学界尚可袖手旁观。到了90年代，语言学界已难再作局外观。计算机时代的来到对汉语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综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同时它又受到自身传统很深的影响。实用观念早已溶入血脉，成为语言研究中贯穿始终的自觉行动。它不讳忌西方理论的传入，“拿来主义”深入人心，但又从引入西方理论的一开始，就努力探求“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化”、“本土化”、“汉语特点论”、“有用论”，都是实用观的具体体现。语言研究的实用观，与“让语言材料说话”、“例不十，法不立”的方法论，形成了内在的高度默契。 　　但应该看到中国语言学在讲求实用的旗号下取得成就的同时，可引为教训的事例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对待计算机时代的汉字。汉字改革运动在社会变革、教育启蒙、语文现代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大地“妖魔化”了汉字。这种“政治汉字观”虽然在后半个世纪有相当的收敛，然而“近期是简化”、“远期是拼音化”的思想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部分人的脑中。“50年代进行汉字简化时，主导思想是要取消汉字，简化是实行拼音文字的临时过渡手段。”（注：王宁：《计算机古籍字库的建立与汉字的理论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他们深深地忧虑使用汉字不能适应计算机时代，中国会被排除在以拉丁字母为象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1986年这种担忧还大行于世：“几十年来，汉字改革的热心人士对汉字观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汉字难于实现机械化，难于运用电子计算机。要在我国实现汉字信息处理，最根本的条件之一，是我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注：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就在语言学界还在忧虑汉字之时，计算机界却创造出以“五笔字型”为代表的快速汉字输入法，解决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一个瓶颈问题。汉字顺利进入计算机是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一步，中国语言学由于观念陈旧而在这一步中落伍，成为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羞愧。“慢一步，步步慢”。当今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五笔字型”深入人心，其笔画、字根、拼合规则，已历久而成习成势，另一方面是有关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紧追其后的不断“纠编”，直到去年才推出汉字构字部件的标准。所花费的财力人力可想而知。“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编制也是如此。计算机界人士先期动作，才有了这个字符集；却又因没有语言学家很好的密切参与，使字库的收字出现要用的无、不用的有的尴尬局面。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实用观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实用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语言内部世界进行更高层次认知活动中的理性抽象思维的推进。纵观百年中盛行大陆的语言观，有重结构体系的“符号说”，有重交流功能的“工具说”，有重人文意蕴的“文化说”，有重语言能力的“转换生成说”，此说彼说，无不属于“引进”产品，虽然“工具说”、“文化说”尚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寻找到部分学术泉眼，但其蔚为大观的水势却无疑是引自西方语言学。这种状况使人们不时发出中国语言学无理论的感叹。西方学术界久有“语言学是一门领先学科”的说法，这是对语言学学科地位的极高评价。所谓“领先学科”，必须具有这样的品质：于内，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有某种飞跃，拓开了人们认识语言奥秘世界的一扇窗口，在研究方法上能独辟蹊径，引入胜境；于外，能“普照”众多的相关学科，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之于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文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之于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神经解剖学、语言教学。应该说，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离“领先的学科”尚离去甚远，然作为对百年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实用的社会科学，则是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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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语言文字规范化――汉字的规范文字，作为记录的书写符合系统，是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它就在人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使语言更加精密和丰富，而且推动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汉字，它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先后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五种正式字体，真可谓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汉字是我国人民通用的文字，对它的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只是使用规范汉字，才能充分发挥汉字的交际功能，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那何为规范的汉字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汉字法》明确规定符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汉字整理方面的字表和权威字书中规定的汉字。如“向”“书”“汉”“区”等字，若我们仍使用它们的繁体字“向”“书”“汉”“区”，就是不规范。如何才能规范汉字？我们首先掌握整理过的汉字，那就要我们认真学习《简化字总表》了，如“倪”字现已简化为“儿”。但有些字还是以“儿”作为偏旁的，这就不能用它的简化形式了，如“倪”不能写成“?”。这就涉及到类推简化范围问题。有些简化字的繁体字不止一种如“复”既是“复”又是“复”的简化；“纤”既是“纤”又是“鑯”的简化；“钟”既是“锺”又是“籦”的简化等等。可见一简多繁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其次，掌握规范字，不用异体字。所谓异体字就是不太通行，笔画也比较多的字如“冰”的异体字是“氷”，“哲”的异体字是“喆”，“困”的异体字是“困”等等。我们要做到这点应当服从从俗，从简和书写方便这三个原则。再次，区别新旧字形如“道”与“噵”虽然后者是旧字形。最后就是要掌握异体字的规范的规范字。异体字给我们正常交往带来不便，使用它给我们语言带来不规范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异体字的规范字。错别字也是使我们语言文字不规范的另一罪魁祸首。我们要尽量避免错别字，这是要我们注意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如“狐”的形旁是“犬”用“犬”作形旁的字，原义一般同兽类有联系；“孤”的形旁是“子”用“子”作为形旁的字，原义一般同小孩有联系。汉字是我国的唯一标准语言文字，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字，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赋予我们对文字的规范化责任重大，我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语言文字规范，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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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 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中国语言学以此为标志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现代期”历程。站在百岁之日，回眸逝去的世纪，什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最稳定的内在精神？它对社会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时代回应？这是语言学工作者在进行学科回顾时首先会提出的充满警示力的问题。其答案就是：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支配下发展起来的。 　　　　一、实用观念与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主要成就 　　（一）语法学的创立与发展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的序文中曾经谈到过他的写作动因：“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则为此书者，正可谓识当时之务。”（注：《马氏文通·后序》，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马氏文通》被认定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百年现代语言学的开始。其实这一崇高学术地位是在斯人斯书的身后，由后来人所追加的。作为作者，他的写作冲动力只缘于痛恨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进而认为社会的落后在于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在于传统语言教学的落后。为了不让冥冥众生再把累年积月的精力放在识字作文上，他才致力于西方语言理论的移植。“一个相当完密的中国文法体系是在这一部书出版的时候方才建成的。然而二三十年来，‘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注：陈望道：《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忆”在于它的创立，“恨”在于它的模仿。创立与模仿交加，构成了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第一时期的基本特点。 　　“实用”，成为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演进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被吕叔湘先生认为“《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国文法草创》在“研究法大纲”中开宗明义写道：“研究中国文法，有数事宜注意焉：其一，说明的非创造的，其二，独立的非模仿的，其三，实用的非装饰的。”（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其中的“实用”，讲的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不尚空谈。20年代另一位重要语法学家刘复也明确提出：“我主张现代的文法与历史的文法分家，两者相比，前者尤重于后者，后者只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前者于学问之外，还有一个实用。”（注：《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引自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在20年代建设汉语语法理论的努力中，与阐释文言语法的《马氏文通》相对的还有一派学者，他们以新兴的白话文语法为描写对象，重视口语，重视现代文。其代表作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它有语法理论上的创新，更有研究材料上的变更，成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语法著作……为现代汉语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04页。）到年的“文法革新讨论运动”时，“科学化”、“口语化”、“中国化”已成为多数学者认同的开展汉语语法研究的标准。“口语化”、“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实用性”在语法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化，它要求将引进的西方语言理论与中国的语言事实相结合。到40年代，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先后出现，“中国化”式的实用观已卓然成势，成为语法研究的时代潮流。 　　50年代是中国现代语法研究史上一个异乎寻常的高潮，它那连续不断的学术热点，“词与字”、“主语与宾语”、“词类及其划分标准”、“单句与复句”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语法研究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这一时期如此众多的学术探讨，最终形成有体系的理论成果，并在各级学校的语言教学中得到贯彻实施，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仍只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因为众说纷纭的各家学术创见进入社会，人们在学习中无所适从，发出了“共同编写出一本语法书来，供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学习和教学”的要求（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8页。）。“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就是应这种社会呼声而出台的。它“求同存异，力避偏执一端”（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页。），初衷是为了方便中学语言教学而构建，以区别于学者们论著中的“研究语法体系”。可结果却因为“教学语法体系”的实用，使得“大多数高等学校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的语法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它，以便于那些日后到中学任教的毕业生可以把所学和所用衔接起来”（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页。）。80年代初，“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过一次，去掉了“暂拟”二字，它在教学领域的地位更得以巩固。据此而编写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大行其道，成为发行量最大，流传面最广的高校教材。（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先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仅由前者在年就印行255万册。见该书增订版前言。）从汉语语法体系走上社会应用的过程，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悖论：求“实用”从研究语法体系引出“教学语法系统”，“实用”的教学语法系统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到本来是充满学术自由探索精神的高校语法教学。 　　（二）汉字改革运动的结晶——“汉语拼音方案” 　　如果说语法研究是百年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语法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还主要是通过学校语法教学来体现的话，那么源于语言学，止于社会，并最终对整个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巨大冲击力的则应算是“汉字改革”。“汉字改革”称得上是整个中国现代期中“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显学”。 　　汉语拼音化的最初起源是明末的西洋传教士。这时的拼音化尚为西方文化入侵的一种手段，但它却打开了人们认识西方文明的一扇窗口，使人们反思着本国的落后经济与落后政治。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为了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就必须改革教育，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以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首先改革汉字。这样，汉字被放在了中西文化、落后与先进对比的要冲之道。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者卢戆章言：“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科学）；格致之兴，基于男女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注：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序文》，《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他于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研制拼音文字的开始。尽管后来在制订什么样的拼音文字上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更迭日新的时学，有汉字笔画式的，有速成符号式的，还有字母式的，字母式中又有罗马字母，拉丁字母的，但在对待汉字的态度上却很长时间内都抱着非改不可的绝对态度。这种绝对态度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的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注：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国语月刊》一卷7期，1923年。）“我们固有的文字，是连皮带骨和肉都腐朽了的。但这腐朽的皮和肉和骨，却又影响了我们的口头语，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头脑”。（注：胡愈之：《有毒文谈二》，《语文》一卷4期，1937年。 　　百年汉字改革潮中对汉字的偏激看法，现在看来固然幼稚。然探讨其原因，牟牟大端者当有二。其一，对社会变革图强的铭心之感。只是由于对时代呼唤作了不正确的定位，把观点错误地集中在汉字身上，使汉字改革赋予了过多的社会政治色彩。正是这种“赋予”，折射出语言文字学家，乃至社会政治学家们的一种功利性极强的语言文字“实用”观。其二，对西方拼音文字绝对认同的态度，将拼音文字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同起来。这种不加分辨的认同，实际上是汉字领域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模仿”、“照搬”，只是它表现得比语法领域更充分、坚定。 　　汉字改革运动，没能将汉字改掉，也没有产生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拼音文字，却最终产生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对追求“汉语拼音文字”行动的“保守”和“退步”，但却是中国两千年来汉字注音体系的伟大进步。周恩来总理曾在1958年1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地概括了它的作用。“首先，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其次，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第三，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第四，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此外，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用处，例如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等。”（注：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日第2版。）40年过去了，“汉语拼音方案”已渗透到了语言文字、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国家的现代化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将“汉语拼音方案”放在中外语言理论交流的背景下审视，不难看出，它是向西方学习，并经“中国化”、“木土化”、“实用化”改造而成的文化结晶。它再次告诉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单纯搬用，并不是中国语言学理论好的发展途径。 　　（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共同语标准的确定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是中国语言学界长期努力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在清末的图强变法中，语言统一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拼音运动的代表人物王照认为，“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注：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引自《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胡适说得更有理性：“我们现在提倡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力量，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它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它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注：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倪海曙《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语言统一”与“汉字改革”是“百年汉字改革运动”中伴随相生、相辅相成的两个并蒂果。施行拼音文字，字以记音，然方言纷存，障碍巨大。“要采用拼音文字，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如果对象不明确，拼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注：罗常培：《略论汉语规范化》，《中国语文》1955年第10期。）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工作，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是以汉语的文字载体为改革重点的话，那么从50年代开始则可以说是转而以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推广并重了。 　　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终于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科学、完整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定义。此后宪法中又确定了共同语的地位。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是汉语从文言文一统天下的世界中走出来，经过现代化的蜕变，以现代白话文的形式出现，用国家行为规定下来的语言规范形式。它的意义和作用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形成，对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确立，对全社会广泛、通畅的交流，都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其实，语言学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的态势在新中国一开始就崭露于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社论，并连续半年刊登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的《语法修辞讲话》。国家在百废待兴之时，强调语言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实际上是把语言学放在了建国方略的高度，这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社会需要语言学，语言学服务于社会，在这种互动作用下，后来产生了不少具有长久影响的语言学著作。《新华字典》初版于1951年，50年中不断修订，成为建国以来印数最多的书籍。《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注：《现代汉语词典·前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965年出《试用本》，直到1996年的第三版，成为现代汉语最具权威性的规范词典。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更是被誉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两大丰碑。（注：黄孝德：《文化的长城，汉语的丰碑——评八卷本〈汉语大字典〉》，《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四）汉语方言调查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语言调查与语言描写，是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起家本领。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到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始于1928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划时代的著作”（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始于王静如的《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词语源初探》，“历史上零星地拿汉语和书面藏语的词来比较的有过些人。正规地用两种语言的数目字以及其它来系统地比较的该从1927年王静如的论文算起”。（注：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一个世纪来，汉语方言与民语的研究蔚为大观，成果丰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种和语言概况83种在“六五”计划期间已经完成。汉语方言的研究亦是赫然昭目。反映方言词汇调查结果的41种分类巨型辞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亦于最近出版。（注：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汉语方言与民语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在于以自己的学术内涵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开始就有较明确的目的。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它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服务。……50～6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中心是调查了解各民族语言的分布、使用及其结构特点，为民族识别、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及书面语等问题服务”。（注：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这就告诉我们，以揭示语言内部结构规律为己任的语言调查式的现代语言研究，在中国有着长足的发展，其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它如何细致地提示了汉语结构的真实面貌，而在于进一步以此为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支持。 　　纵观百年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中国语言学的每一分支学科的兴起、发展，都与它们回应了社会提出的某种需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关系。如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训诂学与古籍整理，社会语言学与当代社会的急剧变革，交际语言学、公关语言学与社会的大开放、大交流，广告语言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等。 　　　　二、实用观念中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演进与偏离 　　中国语言学的实用观念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王力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道：“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注：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这就是“政”——“道”——“学”的关系。“政”由“道”所维系，“道”由“学”来诠释。“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注：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序》，《说文解字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附录》第17页。）“欲读古书，先求古义，舍此无由入也。”（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治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成为古代一切人文科学，尤其是身为显学的“经学”的基础之学、工具之学，有了经久不衰的繁荣。 　　在历史的薰染下，“有用”、“无用”已作为中国语言学者潜意识中的重要评判标准。实用观成为占据绝对上风的共识。在借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过程中，“实用观”表现为尽量地消弥模仿、套用。20年代陈承泽提出“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就是将“实用”与“独立”放在一起来追求的。而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一代学人，都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坚定前进。然目的的达到非一日之功，每当遇有周折，都会引发人们用实用观指导下的“汉语特点”论来反思道路的正确与否。 　　在80年代，由于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效率的低下，直接引发了汉语语法学有用无用的讨论。这时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是“汉语特点派”的反思。张志公先生说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或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注：张志公：《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引自申小龙《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后来受这一思想明显影响的是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认同派。 　　另一是语法研究中语义派的崛起。许多学者对纯形式语法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以往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封闭式的特点：静态的语言事实研究得多，动态的语言现象考察得少；定性的描述多，定量的分析少；纵向的分析性的研究多，横向的综合性的探讨少；长于微观的观察分析，失之于宏观的多维视野。封闭式研究的局限性和语言文字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不能相互适应，这给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带来了困难”。（注：刘连元：《开拓思维空间，强化研究手段》，日《光明日报》。）这种研究，“往往过分重视形式而忽略了意义，甚至回避了意义。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忽视甚至回避意义，单从结构方面去研究它，分析它，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注：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避与展望》，《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三个平面”理论，被认为是“80年代汉语语法学理论上的一个杰出贡献”（注：邵敬敏：《关于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的理论思考——兼评有关的几种理解模式》，《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出现在这个时候，是很自然的。“三个平面”理论对语义与语用的强调，实际上也就是在追寻着如何更深入地揭示汉语语法特点，因为汉语本质上是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少显性形式、多隐性意合关系的语言。 　　90年代，语法研究又面临着一股新的“实用”动力，这就是计算机语言处理对语法研究提出的需求。它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的应用背景之一。“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应在背景清晰定位明确的前提下，大力加强对用于计算机的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的研究”。（注：詹卫东：《80年代以来汉语信息处理研究述评——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应用背景之一》，见詹卫东网页(),1999年7月。）愈来愈多的语法学家投入到这一研究之中。80年代中文信息处理基本还是计算机界的事，语言学界尚可袖手旁观。到了90年代，语言学界已难再作局外观。计算机时代的来到对汉语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综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同时它又受到自身传统很深的影响。实用观念早已溶入血脉，成为语言研究中贯穿始终的自觉行动。它不讳忌西方理论的传入，“拿来主义”深入人心，但又从引入西方理论的一开始，就努力探求“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化”、“本土化”、“汉语特点论”、“有用论”，都是实用观的具体体现。语言研究的实用观，与“让语言材料说话”、“例不十，法不立”的方法论，形成了内在的高度默契。 　　但应该看到中国语言学在讲求实用的旗号下取得成就的同时，可引为教训的事例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对待计算机时代的汉字。汉字改革运动在社会变革、教育启蒙、语文现代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大地“妖魔化”了汉字。这种“政治汉字观”虽然在后半个世纪有相当的收敛，然而“近期是简化”、“远期是拼音化”的思想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部分人的脑中。“50年代进行汉字简化时，主导思想是要取消汉字，简化是实行拼音文字的临时过渡手段。”（注：王宁：《计算机古籍字库的建立与汉字的理论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他们深深地忧虑使用汉字不能适应计算机时代，中国会被排除在以拉丁字母为象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1986年这种担忧还大行于世：“几十年来，汉字改革的热心人士对汉字观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汉字难于实现机械化，难于运用电子计算机。要在我国实现汉字信息处理，最根本的条件之一，是我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注：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就在语言学界还在忧虑汉字之时，计算机界却创造出以“五笔字型”为代表的快速汉字输入法，解决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一个瓶颈问题。汉字顺利进入计算机是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一步，中国语言学由于观念陈旧而在这一步中落伍，成为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羞愧。“慢一步，步步慢”。当今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五笔字型”深入人心，其笔画、字根、拼合规则，已历久而成习成势，另一方面是有关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紧追其后的不断“纠编”，直到去年才推出汉字构字部件的标准。所花费的财力人力可想而知。“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编制也是如此。计算机界人士先期动作，才有了这个字符集；却又因没有语言学家很好的密切参与，使字库的收字出现要用的无、不用的有的尴尬局面。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实用观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实用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语言内部世界进行更高层次认知活动中的理性抽象思维的推进。纵观百年中盛行大陆的语言观，有重结构体系的“符号说”，有重交流功能的“工具说”，有重人文意蕴的“文化说”，有重语言能力的“转换生成说”，此说彼说，无不属于“引进”产品，虽然“工具说”、“文化说”尚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寻找到部分学术泉眼，但其蔚为大观的水势却无疑是引自西方语言学。这种状况使人们不时发出中国语言学无理论的感叹。西方学术界久有“语言学是一门领先学科”的说法，这是对语言学学科地位的极高评价。所谓“领先学科”，必须具有这样的品质：于内，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有某种飞跃，拓开了人们认识语言奥秘世界的一扇窗口，在研究方法上能独辟蹊径，引入胜境；于外，能“普照”众多的相关学科，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之于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文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之于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神经解剖学、语言教学。应该说，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离“领先的学科”尚离去甚远，然作为对百年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实用的社会科学，则是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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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设计是从建筑设计发展起来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欧洲一批先进的设计家、建筑家形成了一个强力集团，推动所谓的新建筑运动，这场运动的内容非常庞杂，其中包括精神上的、思想上的改革，也包括技术上的进步，特别是新的材料的运用，从而把千年以来设计为权贵服务的立场和原则打破了，也把几千年以来建筑完全依附予木材、石料、砖瓦的传统打破了。继而，从建筑革命出发，又影响到城市规划设计、环境设计、家具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和传达设计等等，形成真正完整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本质上现代主义设计的基础是功能主义，主张形式遵循功能（Forms Follow Function）。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D·拉姆斯阐述现代主义设计的基本原则是“简单优于复杂，平淡优于鲜艳夺目；单一色调优于五光十色；经久耐用优于追赶时髦，理性结构优于盲从时尚。”这种风格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设计主潮。以致战后被称为国际主义风格。1919年包豪斯（Buahus）的成立，奠定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基础。它主张以理性主义为出发点，以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为前提，强调一种以客观的物性规律来决定和左右人的主观的人性的规律。许多现代主义者,从德国的贝伦斯、格罗佩斯到美国的米斯、赖特、法国的柯布西耶都以重视功能，造型简洁，反对多余装饰，奉行“少即多”的原则作为自己从事设计和创作的依据。　　当代现代主义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形式与风格。第二、具象转向抽象。第三、表现比再现更重要。第四、创造高于审美。西方自古代开始其艺术创作的传统就是求真，注重对客观外物的真实刻画和记录描写，但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开始让人们发现物质的东西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人们因为经济发展变得异化了，变得心理变态了，变得心灵扭曲了，上帝死了，人们没有了精神支柱，孤独无依无靠，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于是作家开始在作品中寻找活着的意义，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挖掘主体心灵世界深处的意识的流动。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个转向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科对人的意识的专注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形式上，现代主义采用了一系列西方古典文学从来没用过的创新笔法，比如在结构上按照古希腊诸神体系建构的《尤利西斯》，在语言上采取意识流不停歇的不加标点的写作手法的《喧哗与骚动》，以及在情节上采取大胆的给主角改变性别的《奥兰多》等等，这些作品给西方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工艺美术运动时期和新艺术运动时期都是古典主义(新旧)向现代主义发展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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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名称：《焦点·风土中国》 所属类别：人文 入库日期： 主管单位：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社长：胡大林 主编：汪挺 编辑部电话：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银座国际408 邮编：518040 国际刊号： 国内统一刊号：CN 44-1387/J 邮发代号：46-194 刊期：月刊 创刊时间：1995年3月 电子信箱：社长：胡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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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委   教育部    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监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 )教育司（局）,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形势依然严竣,任务依然艰巨。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年工作规划》要求, 结合高校的实际,就进一步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构建反腐倡廉责任体系 ( 一 ) 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教、规范管理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内容。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飞改革创新、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为核心, 整体推进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为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和高校人才队伍健康成长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 二 ) 高校党委是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主体, 担负着全面领导反腐倡廉建设的政治责任。要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学校发展总体规划，融入学校各项中心任务。每年要专题研究反腐倡廉工作,明确工作重点,召开工作会议,做出总体部署,组织督促检查。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纪检、监察部门行使职权,经常听取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工作汇报，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反腐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 三 ) 高校行政领导班子要认真抓好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的反腐倡廉工作。要把反腐倡廉要求闵行政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与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相结合事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指导和督促校内行政职能部门切实履行反腐倡廉工作职责，并作为年终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要积极探索对学术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监督。 ( 四 ) 高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学校反腐倡廉建设要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声重要信件亲自批阅，重要案件亲自督办。要对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落实廉洁自律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全面履行分管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建设职责。每年至少一次听取分管部门和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汇报。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增强监督意识,自觉接受监督,带头开展监督。每年要结合年度考核进行述职述康。 ( 五 ) 高校纪委是高校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要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要积极协助学校党委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抓好任务分解和落实,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要主动争取学校党委、行政对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和支持。认真落实监察处长（监察室主任）列席校（院）长办公会、纪委办公室负责人与党委其他工作部门负责人同等职级等制度 , 保证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员编制和办案专项经费、办案补贴等政策的落实。重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对纪检、监察干部培养、交流、使用力度。 ( 六 ) 高校院系党政领导班子、各职能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 一岗双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努力构建权责明晰、逐级负责、层层落实的反腐倡廉建设责任体系。要建立健全督查、考评、奖惩、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将反腐倡廉建设情况列入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范围,作为工作实绩和奖惩的重要内容，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应严肃追究责任。 ( 七 ) 各省（区、市）纪委、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结合本区域的实际,及时部署任务，开展监督检查，抓好工作落实。要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实施分类指导，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情况列入对高校的巡视内容。 二、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事加强繁 ; 理和监督 ( 八 ) 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按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要求,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坚持和完善重大决策、爱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以下简称 & 三重一大”） 等重要问题应经党委（常委）会集体决定的制度。对于专业性较强的重要事项,应经过专业委员会咨询论证；对于事关学校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和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 九 )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除因工作需要、经批准在学校设立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外，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纪实体中兼职。确需在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的 ,须经党委 (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 , 并报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备案,兼职不得领取报酬。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得在院系等所属单位违规领取奖金、津贴等；除作为技术完成人,不得通过奖励性渠道持有高校企业的股份。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民主集中制、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和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情况的监督。 ( 十 ) 加强干部人事管理和监督。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 ,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认真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学校任用中层干部应经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要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要定期轮岗交流。建立和完善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党委（常委）会讨论任用干部前书面征求学校纪委意见制度。 ( 十一 ) 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和监督。高校内部财务实行会计委派制。逐步推行总会计师制度。健全高校经济责任制。完善学校财务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学校内部审计, 重视审计结果的运用。严格执行财务预决算制度。实务公开,每年向教代会报告年度财务预算执行和决算情况。规定教育收费管理, 杜绝各种乱收费行为,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健全防治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坚决禁止“小金库”,一经核实单位或部门设立“小金库”,严肃处理直接负责人, 并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 ( 十二 ) 加强基建（修缮）项目管理和监督。要科学合理地制定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及校园建设总体规划,按照勤俭办教育的精神, 控制建设成本。坚持基建（修缮）项目集体决策制度和按规定报批制度，新上项目或项目内容的变更必须经集体决策。要严耗遵守国家基本建设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事,建立健全母校内部各项管理和监督制度。任何人不得违规干预招投标活动实施基建 ( 修缮 ) 工程的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分离育实行项目工军款支付“两支笔 ”会签制度。大力推行基建（修缮）项目全过程计,开展基建部门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 ( 十三 ) 加强物资（设备）采购管理和监督。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学校内部各项采购监管制度。设立学校部采购机构,统一组织实施对仪器设备、教学器材、药品、医疗器械、教材图书等大宗物资的采购,做到公开透明,阳光采购。对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和单一来源采购的管理,严格程序,加强监督,防止暗箱违规操作。严禁在采购活动中违规收取名义的回扣、手续费,防治商业贿赂。开展物资采结审计, 促善采购管理机制。加强教学仪器设各等物资使用、报废等环 规范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 十四 ) 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和监督。高校取得的各类科研经费,应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集中核算,并确保科研经费专款专 用。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切实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加强科研经费预算管理,科学合理地编制项目预算。逐步建立和完善全额成本核算制度,加强对项目管理费、业务费等支出的管理,明确开支范围和比例。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审计，实施对重大科研课题或大额度科研项目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跟踪审计,杜绝科研经费使用中假公济私等行为。 ( 十五 ) 加强高校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改革离校企 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高校资产管理公司，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校企关系,规逃学校直接经营企业的经济和法律风险。高校不得以事业单位法人的身份直接投资办企业。高校所属院系及各部处等非法人单位严禁对外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 O 建立完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产格执行国家固有资产管理规定 , 依法维护高校固有资产的安全,提高固有资产使用效益,防止高校固有资产流失。 ( 十六 ) 深入推进高校招生 “阳光工程”。完善招生政策、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违规事件处理结果“六公开”制度 , 不断扩大公开范围,规范公开流程,丰富公开内容,使招生工作在阳光下运行,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改革和完善特殊类型招生制度,严格规范各种特殊类型招生行为,不断提高特殊类型招生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永平。严格招生计划管理,加强对招生工作各环节的管理和监督, 举效防范试题泄密和录取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 ( 十七 ) 加强各种评审、评估、评选、评奖等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从严控制项目,坚持公开透明,实施廉洁评审,确保公平公正坚持实事求是,防治弄虚作假。坚持学术诚信,端正学术风气,立和完善规范学术权力的各项制度。充分依靠和发挥高校学术员会的作用 , 坚决整治各种学术不正之风,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 十八 ) 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尊重党 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探索高校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现形式。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面提升校务公开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加大校、院系两级开力度, 建立健全各项公开制度,制定校务公开目录和公开指扩大并细化公开内容,丰富创新公开形式。进一步完善教职工表大会制度,健全各种形式的民主监督机制,依法保障教职工参民主管理和监督。   三、突出思想教育 ,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 十九 )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高校党委要拉腐倡廉教育纳入学校党委宣传教育总体部署,深入开展理想信，从政、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坚持每年经性教育和集中开展反腐倡廉主题宣传教育相结展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培训。要把反腐倡廉教育与切实改进导干部作风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校风。 （二十）加强对高校重要岗位、重点部位工作人员的反腐倡廉教育。坚持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开展法律法规、财经纪律等内容的教育，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增强拒腐防变意识，预防各种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 ( 二十一 ) 加强师德学风建设把廉洁教育和诚信教育贯穿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健全师德规范体系,提高教师的职业品德修养和廉洁白律的自觉性。加强对学术带头人、科研项目负责人、评审专家等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大力开展表彰和树立优秀教师先进典型等宣传教育活动,弘扬淡泊名利、廉洁从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优良学风教风,努力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二十二 )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意见》（教思政〔2007〕4号）, 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专业教师队伍的主导作用、思 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引导作用和学生骨干队伍的示范作用,充分利用新生入学教育、毕业生教育等形式和各种校园文化活动 , 深入开展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开展合格公民、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教育。努力探索适应新时期要求的校园廉政文化建设新途径罗总结推广一批校园廉政文化品牌和廉政文化理论研究成果。  四、坚持惩防并举 , 保持惩治腐败强劲势头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高校党委、行政要高度重视,旗帜鲜明地支持纪检监察部门查办案件。各省〈区、市 ) 纪委 要加强对高校办案工作的业务指导和干部培训,推行区域内高校联合办案、交叉办案、集中和交叉审理等有效做法。积极探索高校科学办案机制,提高办案效率,增强办案效果。完善高校与检察院等执法部门合作机制,建立健全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和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 ( 二十四 ) 坚持依纪依法办案。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惩治腐赐与保护党员干部权利并重的意识,保障被调查人的申辩权、申诉书等合法权利。要严格区分一般错误和违纪违法的界限,严格区妥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出现的失误和违纪违法的界限,坚持查出问开是成绩,澄清问题也是成绩。要正确把握政策和策略,综合运用法 律、行政和经济处罚、组织处理等方式和手段,综合考虑政治、经和社会效果。要严格遵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办案方针,使案件经得超历史的检验。 ( 二十五 ) 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综合效应。坚持和完善“一案两两报告”( 即案件调查报告和案件剖析报告)制度。深入剖析案件，注重从管理和制度层面查找问题，提出建议，推进改革和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案件通报制度，开展警示教育，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 各省（区、市）纪委、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切实抓好本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及时总结经验，不断研究解放新情况、新问题。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本意见转发至本行政区域内普通高等学校。                                               二00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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