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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照片看――这才是半边天【民国奇女子】 【二】 &&
左效勤 发表在
华声论坛 .cn/forum-57-1.html
　　“晨光社”部分成员合影，左起程仰之、叶圣陶、朱自清、胡冠英、曹诚英、汪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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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为曹诚英，右二为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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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诚英
　　胡适与曹诚英
　　胡适与曹诚英都是上个世纪初从徽州山区走出去的不同凡响的著名人物。胡适（）绩溪上庄人，出生于上海，童年是在家乡上庄渡过的。他天资颖悟，在母亲的关爱呵护和严格教育下，发愤读书，后来留学美国，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B京大学教授、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一生留下两千余万字的学术著述，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集36个博士（其中35个为名誉博士）头衔于一身。他发起的白话文改革运动，倡导民B主与科学，在中国文化革命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用平易的、亲近的、家常的白话文，取代艰深的、古奥的、生僻的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的出现，新的艺术、新的哲学、新的人文精神，要产生是困难的。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语言文学上的革命，在我国的语言文学进化史上，胡适被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在古徽州这块灵秀的土地上，胡适是继朱熹、戴震之后出现的一位杰出的标志式人物。有人说宋代以后的文化史是朱熹、戴震和胡适三个徽州人共同创造的。当前对胡适的研究和评价不断升温，评述胡适的文章连篇累牍，上庄的胡适故居规模有了扩大，陈设有关胡适的图书、照片、文稿、实物逐渐增加，参观胡适故居的人络绎不绝，听说绩溪县城还在筹办成B立胡适纪B念馆。但是我们注意到胡适故居的大门旁仍是于1996年竖立的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牌，听说胡适故居曾几次申报“国B保”都未批准。胡适是怎样的一个人，似乎至少在目前官方和民间还存在着争议。作家赵焰在《清明胡适》一文中说“胡适一开始只是一个传统的书生，有着惊人的勇气，敢为天下先，而后成为‘浩然之气’的大儒，成为一位睿智的长者。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美德，尤其是儒学在胡适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很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胡适这个人身上隐藏着许多值得大力推崇的东西，他理性、中庸而平易近人，宽容、温文尔雅，有着最清明的思想追求，有着浪漫的方式，“温而厉”是对他最好的形容，他不热衷于官僚生活，一生最大的爱好，是写作求知，教书育人。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胆略，改变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走向，被推为一代崇师，“现代的孔子”一定也不为过。
　　被称为“江南才女”的曹诚英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留学生和著名教授，于1902年出生在绩溪旺川村（与上庄相距3.5公里）的一个富裕的徽商家庭，字声，乳名丽娟，诚英是她的排行名。她是上个世纪初冲破封建礼教的新派女性。自五岁起即上私塾读《孝经》、《弟子规》、《四书》、《幼学琼林》等，她从小偏爱文学，尤爱诗词。192B0年曹诚英去了杭州，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人在杭州组织晨光社，曹诚英也参加了这个文学团体，并得到胡适的支持和帮助。她一生写了大量的诗词，解放后曾有小部分在《妇女月刊》上发表。1925年进入南京东南公学（南京大学的前身）农艺系读书，1934年赴美国入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棉花育种遗传及细胞学，水稻种植学等专业。1939年获硕士学位回国，任安徽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内迁四川，任四川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赴沈阳农学院任教。九三学社社员，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1968年退休，1969年回故乡绩溪，曾在旺川老家住了一段时间，晚年把一生的积蓄捐献给家乡办公益事业，1972年因肺癌逝世于上海。遵照她生前的意愿，将她的骨灰盒葬在旺川故里，安息在故乡的土地上，故乡人敬爱她，两次集资为她修缮坟墓。2003年3月是曹诚英逝世30周年，邑人汪光泽深情地为她题写了一副挽联：
　　学贯中西，词追两宋，有幸青山埋女杰；
　　名驰南北，泽被三江，多情夜月伴孤魂。
　　这副挽联是对曹诚英一生最恰当的评价。
　　胡适模仿易卜生，写了独幕创《终身大事》，描写一个追求婚姻自由的青年女性。他的内心，向往于新的女性，在这类女性身上，正寄寓着他的价值观。他深深地感到了来自祖国亲生母亲的压力，包办婚姻使其丧失了与异性谈情论爱的可能。他的交往很多，有许许多多的男女友人，有的相交很深，他与韦莲司女士、陈衡哲女士、曹诚英女士关系均好，而且相爱过。在知识界，钦佩他的女性很多，他有很多次新的婚姻选择的可能性，可惜均放过了。在胡适一生中尤以与曹诚英的爱恋很伤感，最为刻骨铭心。
　　胡适与曹诚英是亲戚，胡适同父异母的二哥胡绍之的前妻曹杏娟是曹诚英同父异母姐姐。曹诚英比胡适小11岁，1917年冬胡适回上庄老家迎娶江冬秀，曹诚英刚从武汉回到家乡，应邀当新娘的伴娘。在当时乡村的婚礼上出现了一位天生丽质，楚楚动人，穿着新潮，才貌出众的端庄秀美的妙龄女郎，吸引了参加婚礼的人的眼球。新郎胡适也对这位姑娘一见钟情，从此两人结下深厚的情谊，花前月下，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1923年4月胡适经上海来杭州住在烟霞洞，烟霞洞位于西湖南山之侧，有庙宇多处。在杭州的绩溪同乡都来看他，曹诚英也来了。胡适见到思念中的佳人，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两人秤挝骱俏魃剑袅怠Ｕ饽6月胡适复来烟霞洞，整天与小佳人在湖光潋艳山色秀丽的西湖边，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心心相印，一同过了三个月的“神仙生活”，直到岁末，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北B京，胡适曾有《多谢》诗，留下了几段生活的美好记忆，《多谢》一诗写道：
　　“多谢你能来，慰我心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
　　匆匆离别便经年，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忘得。”
　　后两人南北分离，有情人难成眷属，但藕断丝连，情丝难断，人处两地，书信不断。从胡适遗留在大陆的档案中，发现一封曹诚英在日致胡适的信，这是曹诚英于杭州女师毕业，在整理行装等待回家时写的。
　　[`哥：仰之动身了没有？我们校里已走了不少人。人家问我的归期，我是无话可答的。我想起历年的假期，不禁伤心起来了。从来没有人指示我应往的地方，没有一次我不是徘徊着，我真命苦呵！。。。。。。我们在这假期中通信，很要留心，你看是吗？不过你是最谨慎而很会写信的，大概不会有什么要紧。我想我这次回家落脚在自己家里，我所有的东西自当放在身边，就是往处，我自然也是以家中为主，往他家也不过偶然的事罢了。你有信可直寄旺川。我们现在写信都不具名，这更好了。我想人要拆，就不知是你写的。我写信给呢？或由我哥转，或直寄信箱，我想你我的名字不写，那末人家也不知谁写的了。你看对吗？`哥！在这里让我喊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的说话了。`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的爱你，请你放心。冠英决不能使我受什么影响。对于你，请放心！天黑了，电灯坏了，一点也看不见写了，祝我爱的`哥安乐！
　　信中充满着女性的特有细心，和对胡适的特有温存，表达了对胡适坚定不渝的爱情。从信封的邮戳看，发信邮局是天津，时间是日。当时曹诚英的胞兄曹诚克在南开大学任教授，这封信是由其兄中转。信的封面用英文书写寄往北B京大学胡适博士收。胡适的悲剧在于，在爱情面前，不敢坚定地选择自己所爱的人。当他看到江冬秀时，他的心软下去了。他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江冬秀不依不饶的态度，使其无可奈何。胡适是个爱面子的人，在家庭压力下，只好将爱神之箭，收藏起来了。这种苦涩，使他对人生有了彻骨的体验。在以后的岁月里的朝朝暮暮，曹诚英一直眷恋着她的“`哥”，胡适也不忘她的“娟妹”，时常递简传书填词写诗抒发情思，曹诚英在1934年写了《虞美人?答汝华》和《临江仙》两首思念恋人的词，《临江仙》这首词写道：
　　阔别重洋天样远，
　　音书断绝三年。
　　梦魂无赖苦缠绵。
　　芳踪何处是，
　　羞探问人前。
　　身体近来康健否？
　　起居谁解相怜？
　　归期何事久迟延。
　　也知人已老，
　　无复昔娟媚。
　　这首词抒发了对思念中的远游人的牵挂，小至每日起居，无微不至，慨叹自己韶华不驻，顾影自怜，一片痴情。而胡适也以“明月照我床，卧看不肯睡，窗上青藤影，随风舞娟媚”的诗句抒发对恋人的情思，排遣内心的苦痛。
　　胡适和曹诚英相恋的结局注定是悲剧的，胡适和曹诚英都是受包办婚姻之累，两人在婚姻问题上有相似之处，而结果则不尽相同。胡适尽孝道，遵母命与江冬秀结合，生儿育女，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曹诚英一生孤独，直到晚年，晨风夜月，寂寞无伴。胡适三岁丧父，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母亲给予他充分的爱抚，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把全部希望倾注在儿子胡适身上。曹诚英虽然出生在富商之家，但自出生后就寄养在邻村宅坦的奶妈家，从小未吮吸过母亲的一口奶，得不到母亲一点爱抚，母女之间无感情，如同路人。胡适在母亲的言教身传下，养成了善良而顺从的个性，对于母亲有着强烈的感恩心态，甚至可以把婚姻这一终身大事作为对母亲养育之恩的回报。遵从母命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翻越三十华里的大山到旌德县江村去迎娶一位从未见过面的农村小脚女人作妻子。胡适与江冬秀可能缺少共同语言，爱情是贫乏的，只是在母爱的笼罩下结成了夫妻，经过多年的家庭生活磨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分定长相亲，由分生情意”，两人有了默契的亲情，能够相濡以沫，相敬相爱，白头偕老，在妻子面前，胡适成了一位“三从四德”的丈夫。
　　曹诚英母亲授意奶妈把她许配给宅坦胡昭万（字冠英）。19&0&18年即让曹诚英与胡昭万成婚，从此被推出家门。这是曹诚英极不愿意的，视为被封建家庭推入火坑。三年后，在胞兄曹诚克帮助下，与胡昭万离了婚。在无爱无伴无同情中，对现实产生了一种叛逆性格和反抗力量，同时在读古书和胡适的交往中，养成了儒家的“仁恕”思想和“侠肝义胆”心肠。尽管地久天长，事过境迁，但胡适与曹诚英两人的那份情，那份爱仍是断不了，抹不去的，藕断丝还连。胡适曾经说过，“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这句话可以体现出胡适的性格特点是理性、柔弱、持中，不逾矩的。
　　明月星稀水浅，
　　到处满藏笑脸。
　　露透枝上花，
　　风吹残叶一片。
　　绵延―，绵延―，
　　割不断的情线…….
　　这是胡适曾经写的《如梦令》。这首词流露出胡适内心深处流动的是无言的悲哀和对思恋中人丝丝的牵挂。
　　曹诚英在以后的日子里只得掐断情丝，她在汪静之家中感伤地说：“从现在起，我要为胡适守节了”。果然在以后数十年中曹诚英孑然一身，在寂苦孤独中实现了诺言。而在胡适的一生中，与曹诚英的相恋是一段抹不去的情史，是一个悱恻缠绵的凄婉故事。唐德刚说：“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B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为”。牺牲于旧俗的新式文人，往往从另一领域找到心灵的补偿，胡适知道在爱情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他终于还是想起了学术。在枯燥的学术之旅里，他渐渐将那情缘放下了。
　　胡适以自由主义的立场、实验主义的态度，对中国的政B治与前途作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他的思想是渐进的理性的，他认为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不是简单的批判斗争可以达到的。他主张好人政B府、建言献策，逐步改良，和平过渡，以此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曹诚英在抗战胜利后，对国B民党政B府的腐败和黑暗统治愈益不满，认为只有共B产党才能救中国，抱定跟共B产党走的决心。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胡适从北平到上海，绩溪同乡汪孟邹在亚东图书馆请胡适吃岭北乡@。当时曹诚英在复旦大学执教，汪请她来作陪，曹诚英曾劝告胡适留在大陆，不要跟蒋介石走，胡适笑而不言，后来终于离开大陆去了美国。这是胡适与曹诚英最后一次见面。曹诚英在上海迎来了祖国的春天，上海的解放。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曹诚英的《祖国爱我，我爱祖国》一文，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党和政B府的关怀，和对党对人民对新中国的赤诚之爱。
　　胡适是一个谦谦君子，也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性情中人，情感与理智有时会分离着。他的内心中仍然抑制不住一种灵与肉的欲望和冲动，他与曹诚英的婚外情，最后还是在旧道德和伦理的规范内不得不作出自己的牺牲。2007年的暮春曹诚英的亲属曹蓁、曹虹、曹侠、曹璐、胡恩金携眷自深圳、河南和北B京回故里认祖寻宗，到曹诚英墓上祭B奠，也去上庄胡适故居参观。他（她）们对姑婆怀着崇高的敬意，景仰她爱国爱党的真情，敬佩她立志向学，报效祖国的精神，慨叹姑婆个人爱情婚姻的不幸，一生坎坷多难。至于她与胡适的恋情是在封建包办婚姻的重压之下，是一对真心相爱男女真情的流露和爱欲的宣泄，是一种人类本能的反映，是无可非议的。作为“新文化中旧道德楷模”的胡适和为人师表的女教授曹诚英都能作出自己的牺牲，自相克制、自咽苦果，好自为之，无损于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普通受到人们的尊崇。如果将他们之间的恋情任意渲染，添枝加叶，甚至任意虚构，成为绯闻是绝对不可取的。应该尊重历史，敬重先贤，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人物，尤其是对在学术上事业上有卓越贡献的人。曹诚英自喻梅花，效梅花抗寒精神，洁身自好，奋力抗争，以吐幽芳，这正是她的人生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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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璧君
　　陈璧君――嫁给美男子的刁蛮丑女
　　爱一个人，就要一辈子留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这些，陈璧君做到了。只是她爱的男人，从来不曾爱过她。但即便如此，他却离不开她，因为他知道，这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她。
　　自第一眼看见汪精卫，她便认定了他。于是便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在那个时代，女子主动追求男子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但她全然不管。她生在马来西亚的富商家庭，家声显赫。她一直是父母宠爱的小女儿，自小就性格泼辣，说一不二。
　　但汪精卫不爱她。汪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生得眉目有神，气度不凡。而陈璧君却从来与美貌无缘。丰腴的身体，略黑的皮肤，平凡的眉眼，使她看上去如同一位粗壮的中年妇女，如何入得了他的眼？
　　但她已然变成了一只离弦的箭，无所畏惧地射向了他：她屡次写情意绵绵的求爱信给他；可以冒着雨在他的门外站一个通宵；她毅然跟着他奔赴日本，倾尽财产资助他参加革命；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和他一同筹划暗杀行动……
　　这一切没有换来汪精卫的感动，却成为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资谈，就连张爱玲也曾写文章讽刺她，说她矮胖且丑，而汪精卫则是众所周知的美男子。换做是别的女子，想必早已胆怯。但陈璧君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她不介意做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只要他肯接受她。
　　后来汪锒铛入狱，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而陈璧君则四处奔波设法营救。营救无果后，她又再三写信剖明心迹：“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此时的汪精卫，正在监狱中备受煎熬。过得了今日，尚不知有没有明日。陈的痴心让他感动，就在那一刻，他彻底接纳了这全心爱着自己的女子。他咬破手指，写下一首情深意切的《金缕曲》赠送给了她。
　　后来武昌起义爆发，汪精卫被释放。得到消息的陈璧君立刻赶到上海与情人相会。经历过一波三折，她终于嫁给了他，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汪夫人。
　　但即便是嫁给汪之后，陈璧君也没有过过一天轻松的日子。自古才子爱美人，汪精卫既是才子又是美男，有些什么想法也是正常的。更何况当初他娶她，感恩的心情是多于爱情的。于是陈璧君开始严加防范，变得草木皆兵。她原本就任性而跋扈，连蒋介石都要让她三分，这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越发变得变本加厉了起来，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汪精卫的面子。
　　汪精卫早年曾有一位红颜知己，唤名方君瑛。后来陈璧君知道了两人的关系，自然是醋意大发，几次当众对方小姐大加羞辱。这位方小姐气不过，便上吊自杀了。初战告捷令陈璧君十分得意，她越发坚定了使用强硬手段抵御小三的信心。
　　以后，不管是什么女人跟汪精卫接触，陈璧君都要进行过问。她甚至派自己的亲信监视汪的私生活。仅仅因为汪精卫和一位女星合影，她就要大哭大闹一番，弄得汪精卫狼狈不堪。
　　可是汪精卫终究是个男人，他经不住美色的诱惑，又和一位名叫施旦的小姐搅在了一起。他聘请她为自己的秘书，两个人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地下恋情。陈璧君知道后，又故伎重演，去汪的办公室里哭闹。可是这一次，汪精卫却表现出少有的强硬，他告诉陈璧君，如果再闹，就跟她离婚。而那位施小姐，也不像当年的方小姐一样好欺负。她明明白白地告诉陈：你老公早已不爱你，我在这里尚可以安抚他的心，你若赶走我，只怕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在丈夫及其小秘的双重夹击下，一向精明强干的陈璧君彻底屈服了，只好对他们听之任之。
　　虽然汪精卫并不爱陈璧君，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对她是相当依赖的。他与她的性格正好相反，他虽然老奸巨猾，深藏不露，但办事瞻前顾后，柔弱有余，刚猛不足。相比之下，富有主见的陈璧君反而成了他的保护人。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什么难题，喜欢回家后与夫人探讨，陈璧君也乐此不疲，积极为汪出主意。久而久之，陈璧君就像当年的武则天一样，开始插手各类政务。以致于有人说：“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
　　后来果然因她坏了大事。在她的再三怂恿下，汪精卫最终投日，落下了“汉奸”的千古骂名。再后来汪病逝，她也被蒋介石关押在了狱中。建国之后，看见陈璧君在人民政府的羁押下继续服刑，宋庆龄和何香凝都跑来为她说情。虽然陈是个心狠手辣的女子，但也颇有几分侠义心肠，和何宋两人的私交都很深，何香凝还做过她的伴娘。后来中央决定，只要陈写个认罪函，就恢复她的自由。可是陈天生是个硬骨头，就是不肯承认丈夫有罪，最终病死在了狱中。
　　若为爱情故，余者皆可抛。陈璧君就是这样的爱情动物，为了爱可以从容赴死，义无反顾。虽然自始至终，他都不曾爱过她，但时势和光阴却成就了她的痴心，让他一辈子留在了她的身边。不知道这样的际遇对一个女子来说，是悲还是喜呢？
　　陈璧君：骂死情敌的“厉害女人”
　　作者：佚名
　　陈璧君原是汪精卫的拥趸
　　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乔治市，祖籍广东新会，字冰如。陈家世代经营橡胶，家道非常殷实。
　　有一天，陈璧君读到《民族的国民》一文，恢弘的纵横捭阖，精辟的真知灼见，字字珠玑的凝练文笔，让她热血沸腾，拍案击节，发出“嫁人要嫁这种世间英雄”的慨叹!
　　那篇文章的作者名叫汪精卫。那一年，陈璧君15岁。
　　1907年，汪精卫随同其他革命同志到槟榔屿进行反清的革命宣传，每行一处，人们争先一睹汪氏的风采。汪氏相貌英俊，口若悬河，让自加入同盟会后仰慕之情与日俱增的陈璧君，如醉如痴。第一次见面，陈璧君开口一声：“四哥好!”让汪精卫一怔――汪精卫在十兄妹中排行最小，但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寒暄过后，汪精卫谈到办《中兴日报》，目下正苦干没有经费来源，陈璧君马上建议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并当场拿出1000元的启动资金来参股。第一次见面，汪精卫对陈壁君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初步印象，“真奇女子”!
　　过不久，汪精卫收到陈璧君写给他的情书。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汪精卫拒绝了。
　　父亲陈耕基闻讯后，大为不快，对女儿擅自主张倍加指责。一则不要女儿整日出头露面，东奔西跑，免得招致杀身之祸；二则陈璧君早已和表兄定亲，二人青梅竹马，门当户对，只待择良辰结为秦晋，而汪精卫虽人才出众，然终日游荡不定，自身性命难保，嫁给汪郎无异于空守闺房。
　　陈母卫月朗一向顺着女儿性子，对璧君此举并未反对，相反，在陈璧君一再动员、恳求之下，母女二人一同前往新加坡，了却陈璧君魂牵梦绕的一柱心事。
　　再说汪精卫，此次槟城之行与陈璧君萍水相逢，给他留下深刻记忆。虽说陈璧君相貌平平，性格外露，但却颇有主见，精明能干，加之体态丰满，富有青春活力，别具其他少女难得的成熟之美，尤其在他面前显露的执著、任性和一片痴情更令汪精卫难以忘怀，对陈璧君的主动追求也并非无动于衷。
　　只是另一女子横在其中，令汪有口难言，无所适从。原来汪精卫自幼丧父失母，依靠长兄汪兆镛抚养成长，对兄长之命言听计从。16岁时，由兄长为媒替他订立一门婚事。女方刘氏为汪兆铺同事之女，生得貌美贤惠、温良恭顺，二人虽未见面，但刘氏曾亲自为汪精卫缝制衣帽，祝他高中秀才。后汪精卫留日期间。因宣传革命触怒朝廷，被悬赏十万银元捉拿搜捕，汪精卫担心牵连兄长，遂宣布与家中断绝关系，同时自行与刘氏解除婚约。
　　无奈刘氏对汪忠贞不渝，拒绝毁约，虽汪精卫几次去信表示“彼此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而刘氏却托人转告汪精卫要终身守信，绝不改嫁，使这段姻缘终未彻底了结。加之要为反清起义四处奔走，前途难卜，故对陈璧君多次求婚始终没作答复。
　　后来，由于革命屡屡陷入低潮，汪精卫决定采取极端的暗杀行动，一鸣而天下惊，唤醒民众。筹划计议时，陈璧君执意要与汪生死与共。
　　此次行动刺杀的目标是摄政王载沣，也就是宣统皇帝溥仪的亲生父亲。陈璧君追随汪精卫来到北B京，开始积极策划暗杀事宜。陈壁君为了尽一己之力，到处拜师学艺，请人教她柔道、剑术和枪法，还学习如何制造炸B弹。
　　然而，暗杀活动以失败而告终，敌人逮捕了汪精卫。汪精卫被判永远监禁，以不死入狱。陈璧君在外大力营救，分赴南洋各埠筹款。几经周折，凑够了救人的款项，再次冒死入京。陈璧君用重金买通狱吏，捎进亲笔手书：忍死须臾。喜出望外的汪精卫，遂咬指作血书“信到平安”以作回应。
　　不久，武昌起义成功，一时间乾坤扭转，天地为之一变。日。汪精卫出狱，与陈璧君在上B海劫后重逢。经过生死考验的一对恋人，于次年4月份的一天，正式宣布结婚。
　　方君瑛中间插足
　　1912年9月，新婚不久的陈璧君与汪精卫告别祖国，远涉重洋，与同盟会的好友曾醒、方君瑛等人，一行八人千里迢迢，结伴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了恬静悠闲的留洋生活。
　　翌年4月，陈璧君异国生子，欣喜万分。但又苦于丈夫整日忙于社会工作，只身一人在家，面对阵阵婴儿啼哭束手无策。方君瑛见此窘境，深为同情，毅然中途辍学，承担起帮助陈璧君照看婴儿的责任，她每日缝补冼涮，买菜烧饭，照料陈氏母子渡过难关。后汪精卫特意为儿子取名“文婴”，与“瑛”同音，旨在铭记方君瑛的一片忠心。与其说这是汪精卫对方君瑛的无限感激，倒不如说方君瑛勾起了汪的往日恋情。
　　原来，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时，曾借道香港，小住在好友方声洞家中。为保密起见，汪整日待在家中，闭门不出，与方声洞之妹方君瑛初次相识，并逐渐产生好感，双双堕入爱河。此时的方君瑛正值豆蔻年华，婀娜妩媚，具有与陈璧君截然不同的女性魅力。一个敢做敢爱，执著任性；一个含而不露，温情脉脉；一个缺才少貌，言行皆粗；一个风姿动人，秀外慧中，全然一位端庄典雅的标准东方女性，陈璧君与之相比大为逊色，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相提井论。
　　相处数日，汪，方二人过从甚密，吟诗诵词，一唱一和。方亲切地称汪为“四哥”，拜他为师，汪则开玩笑地对方说道；“有朝一日，你若成就名声，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师啊!
　　”哪知方君瑛却动了真情：“只怕四哥忘了我，我才不会忘记四哥呢!”汪精卫北上前。方君瑛噙泪赠诗：“相聚又相别，明朝各一方，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此去须珍重，无忘此日欢。”献上B海枯石烂心不变的一片赤诚。
　　哪知一年半后，方君瑛等盼来的却是汪、陈二人的美满姻缘。她一头扑倒在方声洞灵位前，面对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哥哥的遗像失声痛哭，然后与寡嫂曾醒一道悄然回到福建老家。
　　此次曾、方姑嫂应邀同行来法，本是汪精卫一手策划，但陈璧君对汪、方之间的这段往事未曾有知，更对他们两人在巴黎的幽会一概不晓。汪、方二人或出没于巴黎郊外，或幽会于塞纳河畔，恨不能将一腔爱恋化作现实。
　　被陈璧君辱骂致死
　　1917年，汪精卫应召回国协助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B府工作，遂与方君瑛再度分别，行前为方留下诗句；“十年相约共灯光，一夜西风断雁行。片语临歧君记取，愿将肝胆压柔肠。”不久，陈璧君也紧步汪精卫后尘，投入国内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192B0年，汪精卫被推举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受命创办执信中学。建校之初，缺少教师，汪精卫立即想到远在法国的方君瑛，特将方氏姑嫂请来任教。从此之后，汪、方二人借工作之便往来不绝，并趁陈璧君外出之机，携手成对出入于校园、街市，一度成为世人和学校师生议论的话题。
　　正如俗话所说：纸包不住火。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陈璧君闻得自己丈夫与他人的风流韵事，这才如梦方醒。她先是和汪精卫大闹一场，接着又找到方君瑛，当众人面羞辱
　　一番，以解心头怒气。纯情女子焉能忍受这等奇耻大辱，悲愤之下，竟于当夜悬梁自尽。临终前，方君瑛留下两封遗书，一封给汪精卫，上写“无形之精神之爱，亦不能维持，与其寂寞于他年，何如死亡于今日”。另一封写给陈璧君，上书“妹不辞一死，所以明其志也”。
　　陈璧君、汪精卫手捧遗书，相对无语。陈璧君后悔自己一时冲动酿成大祸，尽管后来一再补救，但她与汪精卫之间的感情裂痕却由此加大，难以弥补愈合。
　　终老监狱
　　汪精卫作为国B民党元老人物，迭任要职，地位显赫。而陈璧君也妻随夫贵，气焰日渐嚣张。她甚至养成个很霸气的习惯，想吐痰时，总是使唤身旁的人为自己端痰盂。
　　陈璧君不但在生活中强势，在政B治活动中也表现出来超出常人的果敢与霸气。
　　1940年元旦刚过，汪精卫在上B海筹建伪政权，急需辅政人才。陈璧君开始四处奔走，网罗亲信，她最想帮汪精卫的就是拉陈公博下水。陈公博有着国共两党背景，又有着资深的革命经历，文笔老辣，但碍于民族大义，一直躲在香港当寓公，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投靠到汪伪政权这边来。陈璧君为了让“四哥”建立“新中国”，放下架子，只身来到香港，找到陈公博，劝说他帮汪先生“曲线救国”。见对方举棋不定，陈璧君双膝跪倒，这惊人一跪，终于让陈公博冲破最后雷池，成为“二号人物”。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成B立。汪精卫当上了伪国民政B府主席，而陈璧君也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第B一夫人”。在汪伪政B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后来又兼任“广东政B治指导员”，指导广东的大小事务。
　　陈璧君还经常来往于南京和广东之间，她虽然与汪精卫住在南京，但在南京的时候反而还要少些。这期间，她两次到江苏“视察清乡”，搜刮民财。她还不甘寂寞地跑到杭州检阅军警，并对受阅部队训话，大出风头。
　　可是陈璧君得意没多久，抗B日战争的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受挫，汪精卫枪伤复发住进了医院。汪精卫到名古屋就医时，陈璧君也一起跟到日本。日，汪精卫客死日本。
　　汪精卫的尸体被运回南京后，陈璧君扶棺痛哭，在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之后，11月23日举行了葬礼。下葬时，陈璧君把自己亲手书写的“魂兮归来”四字装进汪的衣袋里，以表达自己对丈夫的无限哀思。
　　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成了汪精卫遗孀的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没有放过她，设计诱捕，1946年2月，陈璧君被关进了狮子口监狱。
　　1949年4月苏州被解B放军全面接管，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转押到上B海提篮桥监狱。
　　在新政B府的监狱里，原本就对中国共B产党成见很深的陈璧君，矢口否认自己的汉奸卖国行为。宋庆龄与陈璧君私交很深，在新政协召开期间，宋庆龄与何香凝对毛B泽东说：“当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奸。但她毕竟只是个参与者，不是最终决策者。况且她也为革命做过贡献，而且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她身体不好，考虑到她的历史贡献和现在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对其进行特赦?”毛B泽东略作沉吟，回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本来可以有一番成就的，能够在历史上书写下自己的名字的，可惜走错了路，走向了反对革命和人民的一面，但是毕竟能改，善莫大焉。既然宋先生、何先生都为她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根据她的态度，人民政B府可以考虑考虑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当天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给陈璧君写了封信，信中说：“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但陈璧君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酿成她一生悲剧的，除却政B治抉择上的大错，也有性格中偏执因素所致。面对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先生的好言相劝，经过深思后的她，认为“屈从”就是对自己一生的否定。她，最后选择了拒绝。
　　在监狱里走完人生最后岁月的陈璧君，晚年老是喃喃重复一句话：“我丈夫是个美男子。”身为女人，一个曾经叱咤风云，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这可能是最后一点让世人无法反驳的骄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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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 方君瑛 汪精卫 陈璧君 坐者为曾醒 婴儿为汪氏长子文婴 1913年摄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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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 陈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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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璧君与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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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中)在一起
　　说到这里，周恩来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关于金山，你可以去问一问李克农叔叔。”当孙维世找到李克农时，李不由得哈哈大笑：“金山啊，那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其实，周恩来对这件婚事不太同意的理由并不是因为金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而是因为他当时是著名演员张瑞芳的丈夫，这样做不合适。
　　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但看不到“周爸爸”的影子。看到“小超妈妈”出现时，她非常高兴。邓颖超告诉她，“周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邓颖超当面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观看。令每个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包裹里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聪明过人的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令孙维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江青此时突然出现了。她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开了3辆小车，浩浩荡荡而来。面对许多1930年代在文艺界共同战斗过的老同事，江青瞧也不瞧，只对孙维世说：“你怎么不去看我了？”并再次追问孙维世随同毛泽东出国访问的事情。早已有自己的事业、追求、生活的孙维世，怎料到江青如此纠缠于往事？
　　临走，江青送了孙维世一对绣花被罩。
　　金山作为著名演员，曾于1930年代的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与江青早有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滩的一些事情。孙维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追求爱情的婚姻同样成了她命运里的“定时炸弹”。
　　一再拒绝江青拉拢，埋下祸根
　　1963年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曾找过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孙维世听后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江青，不解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孙维世这是在回绝江青的“邀请”。
　　江青继续拉拢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孙维世再次拒绝。江青说：“我看《杜鹃山》这个戏明摆着的就有很多问题，只要我们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经典话剧的。”
　　孙维世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一个剧好不好要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真实的反映，刚开始演怎么就能说别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提一些意见让别人去改，为什么非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来做呢？”
　　江青很生气，一转头就走了。
　　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认为拉拢孙维世的最佳时机到了。在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座谈会上，江青突然跑进来坐在孙维世旁边，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可这位“红色公主”依然不买江青的账。
　　对于毛泽东的戏剧工作指示，周恩来和孙维世交换意见，孙维世也热烈响应，要求到热火朝天的大庆油田深入生活。周恩来很高兴：“去吧，好男儿好女儿都要志在四方。”
　　其实，周恩来一向支持这位养女的艺术工作。一次，孙维世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去看望周恩来夫妇，周恩来对两位女孩子说，他发奋读巴金的名著《家》已读了36页了。听后大家都笑了――“发奋”才读了36页，他的时间太少啊！周恩来还对孙维世说：我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然后再读剧本；并说看了电影《家》后发现演三少爷的演员就是过去演连长的那位，我要去演觉新肯定比他演得好，因为我有生活。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一个先例！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就要向你学习……（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66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
　　当大幕徐徐拉开，观众的眼前出现一片美丽的油田，全场立刻响起了掌声――这是过去的舞台上很少见到的画面。这些贴近人们生活的场景表现了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打动了观众的心。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了。周恩来还同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孙维世十分珍爱这张照片，它体现着一位父亲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谁知没过几天，江青却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不久，江青亲自登门拜访，她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
　　孙维世听后没有马上答应。江青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
　　孙维世这时却对江青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
　　孙维世的一次次拒绝，在江青心中，无疑是一笔笔待算的账。
　　兄长与丈夫的遭遇――灾难一步步逼来
　　“文革”中，在孙维世身边接连发生了两件令她没有想到的事情。
　　孙维世的兄长孙泱曾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为了对战友的遗孤负责，无论任何战斗，朱德总是将孙泱带在身边，让他在自己身边学文化、学军事，使他很快地成长起来。建国后孙泱离开朱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由于他在朱德身边多年，了解朱德的许多事情，后来参与了《朱德传》的撰写。可是，正是这本《朱德传》给孙泱引来了杀身之祸。
　　张春桥在“文革”中看了这本书，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
　　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而与父亲有着同样刚烈性格的孙泱不肯低头，最后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孙维世知道这个消息时，非常难过。当年父亲牺牲，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哥哥活过来了，万万没想到，现在他死在了这伙人的手里。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残酷迫害正一步步逼近。
　　1967年12月的一天，孙维世与金山的家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打开房门，一下子冲进来一群人，说是“公安人员”，有重要的事情找金山。金山曾经从事过地下斗争，他没有慌张，站起来，走到镜子前像平时一样梳了梳自己的头发，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
　　孙维世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来路不明的“公安人员”将自己的丈夫抓走。不久，从外面传来消息，说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孙维世无法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得在家里痛苦地等待――谁知金山这一去，就在江青等人设置的监狱里整整被关了7年。等到这位“共产党的大特务”从监狱里放出来时，他却再也见不到自己心爱的妻子了……
　　“美丽的白杨”惨死狱中
　　日深夜，孙维世家里的房门被敲响。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汽车在外面转了不知多久才停下，孙维世被关进一间黑黑的屋子，连夜审讯。
　　逮捕孙维世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而叶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为了阻止周恩来营救，他们没有将孙维世关进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看管”，而是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将孙维世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从被关押那一天，孙维世就注定了将被折磨至死。
　　孙维世家里的所有信件都被抄走，这当中有大量江青等人写的赞扬孙维世的艺术才华的信，也有很多孙维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合影，都被江青一把火焚毁。江青只挑出那张周恩来接见《初升的太阳》剧组人员的照片，作为“证据”。此后，江青还拿着这张照片在周恩来面前晃来晃去，大骂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审讯的人开始问孙维世如何到苏联去学习，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让她回国来搞什么破坏活动……
　　问者气势汹汹，孙维世听得莫明其妙。接着，审讯的人又追问她有关周恩来和朱德的事情。她彻底明白了这伙人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整倒她，而是另有企图。“不肯合作”的孙维世被加上莫须有的“苏修特务”罪名，关进了监狱。
　　被捕之前，孙维世曾对妹妹孙新世说过：“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
　　孙维世还告诉妹妹说：“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 在监狱里，孙维世如同父亲一样铁骨铮铮。逼供者恼羞成怒，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开始了。
　　多年后，曾有狱友回忆，每到深夜，人们会听到一个女犯不屈的歌声：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年迈的母亲站在村旁，
　　她把儿子送上战场，
　　为了保卫可爱的家乡，
　　要和敌人血战一场……
　　孙维世被捕后，周恩来曾派人四处调查，多方查询，竟然没得到任何消息。
　　日，孙维世被活活折磨死在五角楼――这一天正好是她与金山结婚18周年纪念日。死后的孙维世浑身布满伤痕，冰冷的手铐脚镣仍紧紧地锁着她的四肢，据说头颅中还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钉子。
　　日，周恩来得知孙维世死亡的消息后大惊，他不忍告诉邓颖超。这位在“文革”中为了维护大局，对许多事情一贯隐忍的国务院总理终于愤怒了，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挥笔批示：“（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江青一伙却公然违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强行将死后的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
　　40年前，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密令腰斩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任锐忍着悲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0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在烈士的女儿身上上演，只是凶手早已变了。
　　如今又40年过去，可还有人记得这“血恨”与“秋风”？也许，孙维世这个名字，早已如烟如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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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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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邓颖超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习作《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中说：“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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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邓颖超（左三）同天津达仁女校教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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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夏，邓颖超赴莫斯科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当时的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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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的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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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
　　1950年上半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这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就代表周恩来在一块红绸布上写下&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几个字表示祝贺。周恩来夫妇经常资助或送礼物给身边有实际需要的同志，这个手工制作的礼物虽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上面写的几个字却表达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祝愿，更为重要的是，这几个字是对周恩来夫妇几十年爱情生活的最佳注解。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B民党重兵进逼延安。为了保存人民解B放军的实力并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中B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和毛B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中B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邓颖超则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并留在那里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
　　大战在即，临别匆匆，暂时还未撤出延安的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托即将到妻子身边的毛B泽东的女儿李讷带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简单的几个字使时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邓颖超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
　　他们已经分别半年多了，周恩来仍满心赞成妻子想在东边多留半年的提议，他写道：&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也会更结实而年轻。&
　　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俩你东我西继续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邓颖超还是时常给丈夫写信，周恩来很忙，但也会抽空回信，仔细解答邓颖超在土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1948年4月，分别了一年多的夫妻俩终于团聚了，久别重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当时毛B泽东还开玩笑地对邓颖超说：&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啊，这么久你连到前线来慰问一次也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周恩来则笑了笑回答：&没关系，有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以来她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鼓励妻子医治和战胜疾病。
　　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收到妻子的来信，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
　　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他最后写道：
　　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邓颖超写给总理的文章：《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
　　海棠花现在依旧开得鲜艳，开得漂亮，招人喜爱。它结的果实味美，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秋后在海棠成熟的时候，大家就把它摘下来吃，有的把它做成果子酱，吃起来非常可口。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12年以前。12年已经过去了，这12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
　　海棠花开的时候，叫人那么喜爱，但是花落的时候，它又是静悄悄的，花瓣落满地。有人说，落花比开花更好看。龚自珍在《己亥杂诗》里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你喜欢海棠花，我也喜欢海棠花。你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海棠花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盛开着的美好的花朵，我就特意地剪了一枝，把它压在书本里头，经过鸿雁带到日内瓦给你。我想你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使你有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种享受。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曾记否？遥想当年，我们之间经过鸿雁传书，我们之间的鸿雁飞过欧亚大陆，越过了海洋，从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感谢绿衣使者把书信送到我们的手里。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的誓言。那时我们都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宣誓的时候，我们都下定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革命的前进，建设的发展，将是无限光明的、美好的。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无数的英雄儿女和爱国革命志士，为了挽救祖国，建设新中国，被敌人的屠刀、枪弹杀害。他们的忠骨埋在祖国一处处青山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山河。在我们党的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上，在我们的五星国旗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无数的战士倒下了，我们这些幸存者，为继承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双肩上的任务很重很重。恩来同志，有外宾问你，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你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也激励着我，使我无限振奋。我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把我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为人民多服一点务。
　　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1919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的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而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路上遇到结婚的花轿，觉得这个妇女完了，当时就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这样，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着我们共同的斗争，发扬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潮，追求进步。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个人的意思，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交往，发展起来。我们建立起来的友情，是非常纯正的。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你加入了党，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
　　我们是经过这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的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的8月结婚了。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习，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
　　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现在老了，但是我要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
　　同志、战友、伴侣，听了这些你会含笑九泉的。
　　我写的这一篇，既不是诗，又不是散文，就作为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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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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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魏士毅
　　窗外要下雪了，窗内又是冷清清的，午睡起仍旧去不了我心中的抑郁！
　　假如这轻阴是春的消息，再有这样的十天我也不介意。假如这几年的销沉，是将来一鸣惊人的准备，我也不……我是如何的感愤，不平！
　　昨夜有一个朋友，坚凝的站在我面前，说：“这是我入骨的伤心！我回国三年，看见各种政治上，社会上，教育上的纷扰和杂乱。我想做，却是没有力量，没有方法！我是有生命无处舍，有眼泪无处流，有爱情无处寄托！我的朋友！我有一小瓶毒药，在我手里，是个最快性的。说不定那一天，我①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２日，日B本帝国主义军舰为掩护奉系军阀的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击退后，日B本又联合英美等八国于１６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B府提出要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３月１８日，北B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五千人，在天B安门集会，会后到国务院请B愿。群众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后，推代表五人入内，守卫突然向广大群众放枪，并以马刀、刺刀向徒手群众进攻，群众死４７人，伤１５０余人，造成流血惨B案。燕京大学学生魏士毅在惨B案中殉难。１９２７年燕京大学成立筹备委员会，准备镌行《三一八周年纪念》特刊。本文是为悼念在“三一八”惨B案中殉难的魏士毅而作。
　　从架上取将下来，你要看见我在一秒钟之内，四肢蜷曲得像绿虬一般……”
　　我站起来说：“朋友！请你不要这样说法！”
　　感情和不平充满了我的心坎。
　　未曾相识的同学！一死重于泰山的魏女士！我以最高的羡慕与崇敬，来俯首到你的座前！三、九、一九二七阴霾中。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８日镌行。《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魏士毅生于1904年，就读于北B京燕京大学。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日B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遭到爱国将士英勇还击，日寇穷凶极恶，公然勾结英、美、法、荷、比等八国，向段祺瑞政B府发出最后通谍。帝国主义的蛮横挑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魏士毅是三－八惨B案罹难者之一。本来，魏士毅在三月十八日正患病在床，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她毅然高举校旗，走在游B行队伍的最前列，引起敌人的注意，反动军警向率先者射击，魏士毅饮弹倒地，复被刀刺壮烈牺牲。一九二七年三月和－九二九年七月，北B京、天津各界为悼念烈士先后在两地树碑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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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政府卫队与群众对峙的情形
　　日，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B案。
　　天津大沽口事件后，日B本联合英美等八国于3月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B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所谓最后通碟，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
　　日，中B共北方区委组织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B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B议日B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大会决定：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请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B府请B愿。当队伍来到段政B府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埋伏的军警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中B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均被打伤。
　　惨B案发生后，北京各校纷纷罢B课，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
　　3月20日，中B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及各校学生1万多人，在北大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鲁迅把这一天称作“国民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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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中B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B府前 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２〕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３〕， 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 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 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４〕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 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 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 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 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 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 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 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 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 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 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 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 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 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５〕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 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 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
　　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 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６〕，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 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７〕，往日的教职员 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 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B府请B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 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 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 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B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 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B愿而已，稍有人心 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B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 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８〕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 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 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 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 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 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 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 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 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B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 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B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 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９〕说过，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 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 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 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 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 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２〕刘和珍（１９０４―１９２６）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
　　德群（１９０２―１９２６），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３〕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４〕《莽原》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 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 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
　　〔５〕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B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 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 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 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６〕偏安于宗帽胡同反对杨荫 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 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７〕学校恢复旧观女 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 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鲁迅与刘和珍、张其范
　　在1925年爆发的北京女师大风潮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先生直接置身于反对军阀的斗争中。他用自己那枝锋利的笔揭露军阀的凶残与所谓“正人君子”的卑劣，他把心中最炽热的赞美之歌唱给“愤然前行”的“真的猛士”。
　　《记念刘和珍君》就是一篇忧愤深广、情采浓郁的抒情散文，该文写于日。这之前，在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先生就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在《“死地”》、《空谈》、《可惨与可笑》、《淡淡的血痕中》等一系列的文章中，连续猛烈地抨击了中外反动派“诱杀”青年的“禽兽”行为，揭穿“谎言家”的谎言，哀悼和歌颂爱国青年。
　　张其范是著名作家张恨水的胞妹，安徽省潜山县人。1920年，在长兄张恨水的鼓励和资助下，到芜湖师范学校就读，思想倾向进步，参加了芜湖市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游行。1925年，张其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张其范到女师大不几天，就认识了刘和珍同学。她俩口音一样，都夹杂着皖赣方言。一交谈，她们才知道，老家都在安徽，又都出生在江西南昌。两人于是一见如故，互相交换了照片，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刘和珍找到张其范，送给她一本《莽原》杂志，并且说，这是国文教授鲁迅先生主编的刊物，她自己已全年预订，而且还特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的一些情况。
　　回到教室，张其范对《莽原》上面发表的文章读得爱不释手，不禁产生了要拜见鲁迅先生的强烈的念头。
　　第二天晚上，张其范便在刘和珍的陪同下，第一次拜访了鲁迅先生。张其范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鲁迅先生的房门，她看到鲁迅先生的房间陈设十分简单，又见先生谈吐自如，因此就没有半点拘束。于是，她俩向鲁迅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鲁迅先生都给予了热情的回答，他们还谈论了京城的时局动态。临走前，鲁迅先生打开了书柜，拿出自己的两张半身照片，用铅笔在背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分别赠予刘和珍和张其范。
　　日，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的侵略行径，北京各界人士和爱国学生五千多人集会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
　　女师大师生是由学生会组织上街的，领队的就是年仅22岁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张其范同张静淑、杨德群等同学一起，高举着纸旗，奋力呼喊着口号，毅然行进在队伍中。当来到铁狮子胡同附近时，段祺瑞执政府竟然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队伍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乱砍猛打。
　　刘和珍走在前排，首当其冲，中弹倒下。张静淑和杨德群先后前去搀扶，也相继中弹。张其范正欲上前，不料被人群涌倒，踩伤了右脚，动弹不得。张其范远远地看到刘和珍还挣扎着爬起来，被又一个卫兵猛击了两铁棍，便一头倒在血泊中了。
　　返校后，张其范立即找到时任《世界日报》主编的大哥张恨水，口述游行请愿的过程，特别是刘和珍等同学惨遭杀害的经过，并把刘和珍的照片交给大哥登报。第二天，《世界日报》就在显著版面登载了刘和珍的照片，大篇幅的报道了“三•一八”惨案的详细经过，对刘和珍及其他爱国青年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对日本侵略者的反动行径和反动当局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控诉。
　　段祺瑞执政府在大屠杀后，竟下令通缉爱国者，污蔑被害的爱国青年是“暴徒”。反动文人陈西滢之流，忠心耿耿地尽其“叭儿狗”的职能，散布“流言”，胡说青年们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而“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等等。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反动走狗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大力声讨和严正抗议。
　　解放后，张其范一直居住在安徽省安庆市，曾多次被选为市妇代会代表和政协委员。她把鲁迅先生当年赠送的这帧珍贵的照片，一直珍藏了40多年，直到“文革”期间，可惜被“抄”。在八十年代，张其范老人在回忆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还痛彻不已。
　　〔８〕张静淑（１９０２―１９７８）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 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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