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红卫兵到插队知青　　1　　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听　　说有一名中国红卫兵叛逃苏联时；当　　即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下令：“立　　刻派一架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　　莫斯科来！”　　姗姗来迟的春天，懒洋洋地伸展翅膀，在这举世闻名的欧洲大都市里挥拂。马路边，　　还堆积着一丛丛灰白相间、显得脏兮兮的残雪。公园的空地上，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草像　　针尖似的探出头来。　　路旁的绿化地带里，那已萌绽叶芽尖儿的树木上，有几只小鸟正尖着嗓子在啁啾鸡　　啼。马路街头，几个刚卸脱冬装的路人，正慢吞吞地行走着。整个城市的沉静气氛，使　　人不禁想到这是一座被遗弃的城市。　　库图索夫大街的中段，坐落着几幢外墙贴着浅绿色马赛克的公寓大楼。莫斯科的市　　民都知道，这里是高级官员住宅区，居住着包括苏共中央总书记里昂纳德·伊里奇·勃　　列日涅夫在内的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成员，军队高级将领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的高级官员。每天上午，都会有一辆辆高级轿车从这个住宅区的几个门里驶出，开往克　　里姆林宫以及其他机关所在地。　　这天上午将近9时，从住宅区的1号大门里驶出一辆福特——1965黑色高级轿车。这　　辆轿车的司机是克格勃上校军官，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彪形大汉，这是克格　　勃总部卫队长鲁宾诺夫少校，他同时又兼着克格勃主席的卫队长，每天负责接送克格勃　　主席上下班。轿车的后排座椅上，坐着个头高大、体格魁伟、头发已显灰白的克格勃主　　席尤里·符拉季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汽车刚驶出住宅区大门，这位克格勃主席就轻　　声下令：“可以开快些！”　　“是的，主席同志。”上校司机答应一声，果断地踩下了油门。　　安德罗波夫是俄罗斯人，出生于日，早年曾在卡累利一芬兰共和国首　　都彼得洛扎伏特斯克的一所国立大学读书。他在年轻时曾当过邮电局的电报生和电影公　　司的电影剪接员，后来又进了里宾斯党的一所水运技术学校，在那里，他参加了苏联共　　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安德罗波夫从水运学校毕业，被指定专职搞共青团的组织工作。　　1939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接着很快就当上了雅罗斯拉夫市的共青团委书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罗波夫已是卡累利一芬兰共和国共青团的书记，曾一度　　在敌后率领游击队同入侵苏联的德国人作战。1944年，他升任苏共彼得洛扎伏特斯克市　　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后，安德罗波夫青云直上，连连晋级，1951年已是苏共中央政治　　部书记了。由于安德罗波人精通英语，1953年他被派往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当顾问，次　　年即转为大使。　　匈牙利事件后，安德罗波夫回到莫斯科，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在　　这个位置，有机会访问了蒙古、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中国、阿尔巴尼亚等社会　　主义国家。1962年，安德罗波夫晋升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上任后的第一次露面，　　就对毛泽东进行猛烈的攻击。　　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长期支持者，所以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　　央总书记后，对他颇多倚重。日，凌晨1点，莫斯科塔斯社发出了一条使世　　界惊奇的消息：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替了　　原先的克格勃头子谢米察斯特尼的职务。从此，克格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安德罗波夫身上具有苏共高级官员所难见的文雅的风度，文学的修养，以及知识分　　子的趣味、幽默。他是一个喜欢读书巨善于思考的人，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只好见缝插　　针抓时间，此刻在赴克格勃总部的途中，还捧着一本英文小说在阅读。大约读了三四页，　　轿车就驶抵了克格勃总部。　　克格勃总部的地址是捷尔任斯基广场2号，再往前两个街口，便是克林姆林宫。总　　部门口没有任何显示“情报机关”、“秘密警察”的标志，这幢由大块大块灰色花岗石　　砌成的九层大楼，以前曾是“全俄保险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改由国家保安部门　　占据。　　日，赫鲁晓夫创建了克格勃，这里便作为该机构总部所在地。　　安德罗波夫从轿车上下来后，和往常一样，没有乘电梯，而是步行上楼。这个身高　　二米０三的克格勃主席上楼梯时的姿势，很像一头肥硕的大熊在笨拙地爬坡。鲁宾诺夫　　卫队长尾随其后，时时准备在首长一旦踩空跌下时，伸手去搀扶。但这种担心似乎是多　　余的，安德罗波夫已经爬了一年楼梯，一次也没有踩空过。　　安德罗波夫一口气上到四楼，一边和走廊里的秘书、卫士点头招呼，一边大步走进　　了自己的办公室。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是整个总部最大的一间办公室，装修得非常豪华，　　地板上铺着紫红色、嵌织着黄色东方图案的巨型地毡，配有整套法国名贵沙发，墙壁表　　面贴着红木。连接这间宽敞的办公室的，是一间备有淋浴设备洗澡房的隐蔽而优雅的卧　　室。但是，安德罗波夫很少走进这间卧室，至于过夜，入主一年来从未有过一次。　　安德罗波夫走进办公室，朝堆在那张巨大办公桌上的不低于一尺的那叠文件扫了一　　眼，脸上在一瞬间显露出一种似笑未笑的神情，随即恢复常色，走到高大的窗口前。尾　　随而进的秘书立刻和平时一样，送上一个已经装填了烟丝的黄杨木烟斗。安德罗波夫点　　点头，说了声“谢谢”，秘书已划燃了特制的长杆火柴，小心翼翼地伸了上来。　　安德罗波夫站在窗前，抽着烟斗，两道锐利的目光透过镜片，直射窗下。从这个视　　角望出来，可以望过整座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对面马克思大街的景色。抽着烟斗望街　　景，这是安德罗波夫每天上班后第一项必修的功课。　　一烟斗烟丝抽完，安德罗波夫来到办公桌前，在皮转椅上坐下，朝秘书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安德烈同志，让我们开始吧？”　　“是的，主席同志。”　　所谓“开始”，是安德罗波夫一边听秘书汇报重要文件（情报）的概要，一边自己　　从案头那叠文件中挑选内容重要的浏览。安德罗波夫有着一项常人所不及的本领：他叮　　以一面用英语接电话，头脑里则在考虑着国外的某桩要事，而手里的笔还能用俄语在写　　东西。现在，他一面听秘书汇报，一面把文件一份份的翻阅。当秘书汇报完十份文件开　　始说到第十一份时，安德罗波夫已经把面前那叠尺余高的文件测览完了，他随手拿起一　　个蓝色塑料文件夹，翻阅起里面的那一叠纸。　　这是一份文件（情报）目录。安德罗波夫作为克格勃主席，控制着这个庞大特务机　　构的所有部门，计有：克格勃中央书记处、第一管理局（对外谍报局）、第二管理局　　（国内防谍局）、第五管理局（秘密警察局）、边防管理局（边防军）、第三管理局　　（军队监察局）、第七管理局（监视调查局）、第八管理局（联络通讯局）、工业保安　　管理局、技术管理局、行政管理局、第九管理局（警备管理局）、人事管理局、档案中　　心、档案登记部、财政经费部、特别调查部、经验核对部、保密检查部、国家通讯部、　　书刊审查部、训练部、运输部。这些部门由安德罗波夫的六个副手分管着，每天处理各　　自的业务。所有送呈总部的文件均先由副手审读，然后将他们认为重要的挑选出来，送　　往主席办公室由安德罗波夫亲自处理、挑选剩的则由他们直接处理，但是必须将处理结　　果备案。此外，凡是未向主席办公室送呈的文件，每天必须制作成目录，送到安德罗波　　夫的案头。现在，安德罗波夫就在浏览这份目录。　　秘书翻着文件夹，开始汇报第14份也就是最后一份文件：“日，美国　　国防部在诺福克市的‘黑玫瑰皇后饭店’举行了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　　讨论问北越战场增派兵力的可行性，与会参谋长……”安德罗波夫突然把手一挥，大声　　道：“让那些参谋长见鬼去吧！　　不要念了！”　　秘书一怔的当儿，安德罗波夫已经伸手抓起面前一排电话机中的一个送话器，吩咐　　道：“彼罗朱柯夫同志，请您带上那份编号为‘B103’的文件，马上到我这里来！”　　彼罗朱柯夫中将是安德罗波夫的六个副手中的一个，负责分管边防管理局。他和其　　他五名副手的办公室都在四楼，所以，安德罗波夫刚把送话器搁回机架、他已经推门而　　进了。　　“主席同志！”　　“彼罗朱柯夫同志，请坐！”　　彼罗朱柯夫把B103文件递给克格勃主席，然后在墙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秘书见状，　　知趣地退厂出去。　　安德罗波夫接过文件，二话不说，立刻看了起来。这份编号为“B103”的文件，是　　克格勃边防管理局在昨天晚上10点钟以“急件”形式送往彼罗朱柯夫家里的，主要内容　　是：苏联、中国边境的36号地区（此为克格勃边防管理局的编号）的苏联边防军执勤人　　员，于昨晚8时59分抓获一名从中国方面叛逃过来的女红卫兵。　　经初步审讯，叛逃者供称自己名叫傅索安，天津人，叛逃动机是“投奔伟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安德罗波夫阅完文件，皱眉沉思了片刻，望着副手：“彼罗朱柯夫同志，这个叫傅　　索安的叛逃者，现在在哪里？”　　彼罗朱柯夫略一欠身，回答道：“昨晚我收到这份急件后，立刻和边境方面通了电　　话，他们说现关押于边防军营房的禁闭室。”　　安德罗波夫微微颔首：“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会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　　“难道由此会引起外交纠纷？”　　“外交纠纷是不会的……”安德罗波夫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动了动嘴却未开口，　　伸手抓起一部红色电话机的送话器。这是“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线的另一头连着克　　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可以直接同勃列日涅夫通话。这边安德罗波夫刚抓起　　送话器，那边勃列日涅夫已经有了反应，耳机里传来一个鼻音很明显的声音：“唔，是　　安德罗波夫同志？”　　“是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有一件重要情报向您报告……”安德罗波夫简要地把傅　　索安叛逃来苏的情况说了一遍。　　安德罗波夫之所以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器重，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同，这也是他后来成为勃氏接班人执掌苏共大权的　　一个原因。现在，安德罗波夫刚把情况说完，勃列日涅夫已经领略了此事潜在的意义，　　立刻下令：“马上通知边境方面，必须严格保证这个叛逃者的安全。另外，立刻派一架　　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莫斯科来！”　　安德罗波夫对着话筒点头：“是！立即执行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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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江青给公安部长打电话：“我要活　　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　　来！”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一辆蓝色“上海”轿车从北京城里快速驶往位于西郊的钓　　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原是清廷皇帝及皇室成员在一年内的某些日子专门来此举行垂钓仪式的地方，　　解放后经过修缮辟作国宾馆，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恩克鲁玛总统、胡志明主席　　等众多国家元首访华时都在此下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事活动减少，空出不少别　　墅，就作为一些中央领导人及中共文革小组部分成员的临时下榻处、这段时间，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就住在这里，这辆“上海”轿车中的　　乘客就是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命令来拜见康生的。　　“上海”轿车驶到钓鱼台国宾馆大门口，停了下来，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迎上前去，　　查看通行证后，方才放行。轿车驶进大门，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墙，上面有用红漆　　临摹毛泽东主席颇有特色的笔迹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轿车顺着用道绕过屏　　墙，往里行驶了一会儿，在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一个身穿人民解放军陆军　　干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抓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许某下车　　后，从公文包里取出江青手写的便条，走进别墅，递给了一个秘书模样的工作人员，对　　方看了看，便把他引进了客厅。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身穿紫色毛衣、外罩丝棉背心的康生走进了客厅。许某连忙迎　　上，做自我介绍后，说：“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嘱要我代她向您老问候！”　　康生“唔”了一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随手做了个姿势示意许某坐下。　　许某坐下后，用恭敬的目光望着康生，小心翼翼地开腔道：“康老……”康生不客　　气地打断道：“你的来意，江青同志在电话里已经讲过。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计　　你把有关情况说一下！”　　许其额外沁出了冷汗，公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是！是！我把情况向康老汇　　报……”许某奉命求见康生，是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体情况如下：“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　　处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形势，急需大批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于　　是决定让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后关押于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内的党的干部按照国民　　党的规定办手续出狱。这些干部遵照党中央指示出狱后，积极投入工作，对革命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此事当时经中央集体讨论所决定，所以这六十一人在历史上应当说是清　　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却有人提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央文革小组遂决定进行专案调查。然　　而，专案调查的工作却开展得疙疙瘩瘩，不甚顺利。江青听许某汇报后，指手画脚发号　　施令道：“这事应当去向康老请教，康老是专案问题的专家、权威，没有搞不定的专　　案！”　　于是，许某便来钓鱼台拜见康生了。　　许某把调查情况择要汇报完，正好十分钟。康生听了，在镜片后面转动着眼珠子，　　嚅动着嘴唇嘟哝道：“没有章法……战线铺得过宽……没有找准知情人……”见许某打　　开本子准备记录，马上阻止：“不许记录！”　　许某连忙合上本子，连钢笔一起放进公文包。　　康生突然问：“你会写文章吗？”　　许某不知所措地回答：“凑合着写过几篇，不过水平极其有限他还想往厂说，却被　　康生打断了：“搞专案就像写文章！要有材料，有了材料还要会取舍。取舍，懂吗？”　　许某茅塞顿开：“晤，懂！懂了！”　　康生打了个哈欠，掏出手帕，摘下眼镜拭泪水，边动作边说：“‘北平反省院’的　　事，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姓张，弓长张，以前在‘北平反省院’管档案的。凡是进过　　反省院的人，他应该都清楚他们在里面的表现；。这个人解放初期住在天津，不知道现　　在还在不在。可以通过公安机关去查一查，听说他很会刻图章。”　　其实，康生说得出此人的姓名、地址，就在几年前，他还派人去天津向那人“借”　　过一幅米芾的字。但是，即便是江青本人来问他，他也只会说这些，这是康生风格，也　　是阴谋家的风格。　　许某离开钓鱼台后，立刻去见江青，把康生的话详细说了一遍。　　当天晚上，江青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张××这么一个人。　　谢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没问题，不论死活，都一下给您找到！”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谢富治只好点头：“好的。”　　但是，谢富治没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让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张××时，这个人已经　　被人打伤，送进了医院。行凶者，正是两个月后越境逃苏的傅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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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索安，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　　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　　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　　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博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　　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　　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　　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　　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　　一顶军帽。”　　根据这个叙述，可以想象傅索安当年乃是一个比较俏丽的高个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　　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　　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　　命”伊始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　　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　　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　　员。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　　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　　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农村认了一位“干娘”，这个举动　　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　　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　　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　　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　　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　　“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革命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　　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傅索安鉴于当时特别讲究“家庭出身”，而自己并非出生工农兵家庭，底牌不硬，　　所以在讨论总部领导班子时，采劝让贤”方针，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统统让给别人，　　她只担任常委，为七人领导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这个常委却有着决定整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方针大略的权力。她　　所让贤推举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视她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　　会上她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根据傅索安的布置，“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里，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并了本校的十四个造反组织。到1967年8月，“横空　　出世”的成员已达一干一百多人，成为全校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造反组织。　　“横空出世”兼并其他“造反兵团”、“战斗团”时，提出的是“革令大联合”的　　口号，所以，在把对方的人马编入自己的花名册时，不得不将人家的头头列入总部领导　　班子。那几个后来的常委、委员都是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　　姐姐，资历也毫不逊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们对要听傅索安的号令自是心有不　　甘，口有微词。而“横空出世”原先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人对傅索安心怀不满。渐渐，　　这两部分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于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　　总部全体委员会议上发动袭击，提出改组领导班子，并当即实施。结果，傅索安在毫无　　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解除了常委职务，会议念其创建组织有功，保留她的总部委员的　　头衔。　　傅索安被这个突然袭击搞了个措手不及，气得发昏。当天晚上，她独自缩在卧室中　　的床上，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冷静分析面临的情势。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个选择：一、　　接受这个事实，在委员这个位置上仍干她的造反事业。二、退出“横空出世”，从此不　　问造反之事，当逍遥派。三、仍留在“横空出世”，和新领导班子斗一斗。　　傅索安经过一夜考虑，最后决定作第三个选择。　　当天下午，傅索安以个人名义在“横空出世”总部里面贴出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　　《一次触目惊心的政变》。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大字报里，披露了上一天那个全体委员　　会议的内幕，傅索安愤怒地指责：“一小撮阴谋家”搞这次“政变”是“别有用心”，　　是“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是“帮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及走资派的忙”，等等。　　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这份大字报一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写大　　字报、小字报和标语表示支持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别为：金国　　安、费磊、李白波、王慧珍、陈冬芳。这五人都是傅索安当初发起成立“横空出世”时　　的积极响应者，也是总部的第一批成员，自称“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这一炮在“横空出世”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许多红卫兵暂停和对立派的　　“派仗”，将注意力转向本组织内部。总部新领导班子见势不妙，立即作出反应，又是　　座谈会，又是大字报，又是广播，向众部下说明事实真相，阐述观点，安抚军心，稳定　　形势。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也是大字报大　　标语忙个不停。六人决定抱成一团，和本组织头头坚决斗争到底。金国安提出：“我们　　干脆成立一个战斗队，名义上属于总部下面的，实际上是独立的。”　　“对！”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赞同。　　傅索安考虑下来，说：“不用成立战斗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仅是　　代表我们有统一的观点。这样，别人支持我们时不必心存顾虑，被头头疑为已经参加我　　们的组织。”　　金国安想想也是，便点了头。其他几位也赞成。众人便开始商量名称，但是，议来　　议去都是“战犹酣”、“丛中笑”、“愕未残”、“试比高”、“百万雄师”之类，仍　　像战斗队的名称，似不合适。最后，还是傅索安一锤定音：“他们是头头，高高在上，　　如在山头。我们处在底下，似在山脚下，干脆就叫‘山下派’！”　　“山下派”的出现，令“横空出世”的头头脑脑大为头痛。当时，“横空出世”已　　成为整个天津地区的大对立派系一派中的一个分支组织，作为“学生军”，有着其他工　　人、财贸、农民、机关干部、公检法等造反派所不具备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横空出世”　　自有自己的任务。但自从有了“山下派”，总部不得不分出若干力量专门应付、反击，　　消耗了大量精力。1968年2月间，“横空出世”总部曾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山下派”　　问题。有常委曾主张将“山下派”开除，但讨论下来却找不到理由：傅索安等人只是对　　几个常委有意见，并非反对总部的斗争大方向，光靠这点难以开除，否则可能会动摇军　　心。　　但也不可能长期容忍“山下派”的作为，常委会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　　限制“山下派”写大字报、标语的纸张笔墨。
　　1968年2月底，“横空出世”总部召开全体红卫兵会议，宣布常委决定：各战斗队　　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即日起将指定专人写大字报。大标语，　　所需笔墨纸张凭底稿送经主管政治宣传的常委审查批准后去后勤组领取这样一来，“山　　下派”没了内江的工具，除非自己出钱去买，但傅索安几个根本没经济来源，他们吃饭　　都是靠父母的。此事怎么是好？当天晚上，“山下派”六人聚合于傅索安家里，商量对　　策。议来议去，只有一个选择：设法获取笔墨纸张，继续攻击“山上派”。　　“山下派”对获取笔墨纸张的手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中　　学生成立造反组织很方便，扯个旗号，然后找校长室开证明去公安局备个案，就可以去　　刻公章。至于造反所需的经费，学校自会提供，有了经费就可以购置笔墨纸张等等了。　　但是，到了1968年，情况起了变化，校长早已关进牛棚，校长室也不复存存，各中学都　　只剩两个对方派造反绢织，活动经费一部分主教育局领取，一部分凭本组织出具介绍信　　去商店强行除取实物，所欠款项有了钱则付，没钱就“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现在，　　“山下派”要获取笔墨纸张，只有一个办法：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出具介绍信去文具商　　店强行除龋傅索安拍板：“有进无退！就这么干！”　　他们为即将正式成立的组织起了个名称叫“莽昆仑”，商定暂不公布，眼前阶段只　　为获取笔墨纸张打“内战”。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校长、校长室都不复存在了，学校　　的公章也不知在哪里，谁给开证明去公安局备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来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唰唰”写了几行字，递给陈冬芳：　　“你和费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设法往上面盖个章，算是备过案就是了。”　　陈冬芳的父亲，在公安局当民警，虽然不是掌权的，也总是“自己人”，估计可以　　和盖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于费磊，则和公安机关丝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纯是　　给陈冬芳个伴儿。　　陈冬芳、费磊两个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脸色就知道不行。　　过了几天，傅索安决定走另一条路。这条路比较简便，但可行性却是个未知数。傅　　索安单枪匹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员打听：“同志，我们组织的公章弄丢了，能不能　　给刻一个？”　　店员看她的黄军装、红袖章，回答得很和气：“所有公章都必须凭公安局的证明才　　能刻。”　　傅索安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几天，“山下派”几个人碰头，傅索安一说这事，个个摇头。　　王慧珍叹了口气道：“唉——，要是我会刻图章就好了，我们自己给刻一个。”　　傅索安被提醒了，说：“哎！我们何不自己设法刻一个章子？”　　“可是我们不会刻呀！”　　傅索安说：“找个人刻！”　　“找谁呢？”　　傅索安紧皱眉头想了一会，忽然一拍桌子：“对了！叫这个老家伙给刻！”　　李白波问：“谁？”　　傅索安眉飞色舞道：“张厚石！”　　张厚石就是康生所说的“弓长张”。张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朴，1900年出生于一个　　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颇有古汉语底子，又写得一手好字，　　巳能画画善篆刻，青年时也算得上津门名士。30年代初，张厚石参加了国民党，经一个　　亲戚介绍，去北平（今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供职，后来奉调去了国民党“北平反省院”，　　专门掌管档案。“卢沟桥事变”前夕，张厚石结束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　　开了家小古玩铺，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张厚石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机关坦白交代了自己　　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历史。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张厚石那时未参与拷打、杀害共　　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只是管理档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机关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从宽　　处理，不予追究罪责。张厚石接到通知后，对人民政府感激涕零，为表示感恩，他对几　　个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于过事的朋友现身说法，劝他们也走坦白之路，获　　得了效果。为此，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还把张厚石的情况作为典型例子写进《工　　作简报》，送往北京。其时，康生在负责中共中央社会部，他看到这份由公安部转过去　　的《工作简报》后，想起年轻时曾经听说过张厚石这个“津门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　　的嗜好，寻思张厚石家里必有珍品，于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张厚石“借”字画欣赏。张　　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么人，马上选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黄石交给来人。康生用日　　黄石为自己刻了一枚藏书章。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后，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　　从康生家里抄出来，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夺来的文物一起送往国家文物管理所。　　张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经营着他的那个小古玩铺，后来公私合营了被安排进文物商　　店做店员，不久又调往学校教书。1959年，张厚石因历史问题被清除出教师队伍，调往　　街道工厂当工人。　　他的家从原先的祖传宅邸搬了出来，迁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这么　　一位“高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张厚石这样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里珍藏的　　文物被抄了个一干二净，每天早晚得挂着牌子扫街。这时张厚石已是个年近七十的占稀　　老翁，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他对书画金石艺术的嗜好仍是不变。他时常用拣来的秃笔　　在街头被风吹落后的大字报、大标语的背面练书法，绘图画；用普通小刀在萝卜和土豆、　　甘薯上面刻字。这一幕经常被傅索安从张厚石门口经过时看到，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便把私刻公章的主意打到了这个牛鬼蛇神头上。　　这天下午，傅索安带着李白波几个来到张厚石家里，大呼小叫点着张厚石的名字，　　让跟他们走一趟。张厚实一看这几位全是黄军装、红袖章，只道是让他赶场子唱批斗会　　主角，马上拿起那块牌子往脖颈上挂。被傅索安大声喝止，只让他跟着走。　　张厚石不知这几位意欲何为，满腹狐疑地跟着傅索安几个来到附近的一所小学校。　　当时停课闹革命，小学生都作鸟兽散，学校成了空庙堂。几个人把张厚石带到一间教室　　里，喝令坐下。　　金国安问道：“张厚石，我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小将！小将！”　　“知道就好。唔，听说你很会刻字？”　　张厚石连忙站起来，低头道：“那是旧社会的一套，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自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住嘴！毛主席说：看事物要一分为二。刻字，既可以成　　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张厚石点头哈腰：“是！是！”　　傅索安开腔了：“张厚石，你听着，现在我们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让你刻几个字！”　　张厚石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对头，连忙说：“报告小将，我的工具早在运动初期‘破　　四旧’时就已经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个眼色，王慧珍便从军用挎包里取出一把刻刀、两块长方形木头和一个圆　　规，放在桌上。傅索安说：“工具都给你备下了。你这就给我们刻一个公章，名称我写　　给你。”　　张厚石吓了个哆嗦，双手乱摆：“小将明鉴：我只会篆刻，不会刻公章！”　　“胡说！都是刻字，分什么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门艺术，并不包括刻公章，字体、形式都不一样！就像书法家不会写美　　术字一样，属于不同的范围。”　　”废话少说！你到底刻还是不刻？”　　“小将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会刻公章。”　　傅索安没想到这个牛鬼蛇神竟会抗拒，气得脸面涨得绯红，冷冷一笑道；“你这个　　老家伙，胆子真是大得可以！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造反派的厉害！”　　接下去就动手了。据当时在场的陈冬芳、王慧珍所写的书面材料说，她们看见是傅　　索安动的手，打了张厚石一个耳光。而后来傅索安逃往苏联当了格勃特工后，对比她晚　　些时候逃过去的中国知识青年黄一煌说起此事时，则说她没动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总之，不管是准动的手，反正张厚石挨了一个耳光后，突然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惊，吓得尖起来。　　傅索安起初以为张厚石装模作样，俯身一看，见他脸色有点异样，这才估计是真的。　　她转了转眼珠子，一挥手道：“不管他！走！”　　一千人迅速离开了现场
　　3　　“张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　　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的第一个插队落　　户知识青年。　　张厚石这年已经六十七岁，又患有心脏并高血压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后，当即　　中风昏迷。傅索安几人离开现场后，看守小学校的那个老校工经过那间教室，发现地下　　躺着个老头，上去唤不醒，于是马上去隔壁工厂叫来几个人，把这个不明身份的老人送　　往附近的医院。　　医院当时治病人规矩很多，先要问成分。那老校工是一问三不知，医院便有些不肯　　抢救的意思。老校工恼火了，拍着胸脯声称自己是五代无产阶级，如果医院不肯救死扶　　伤，他就要和不是无产阶级的医务人员拼个高低，分个上下。这一唬，才算把医院方面　　唬住，组织力量抢救张厚石。　　张厚石是个胖子，脸面尤显肥胖，那个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显的痕迹。医生一　　看，便知是殴打所致，按照有关规定马上报公安局，一边着手抢救。医生用了一些不算　　高级的药物，暂时控制了张厚石的病情，但还是昏迷不醒。　　这时候，地区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来医院查问情况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张厚石　　这样的人，是专政机关的内控对象，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两个民警一看那张脸，马　　上认出是张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了解，知道是红卫兵所为，根据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　　观念，叫做“好人打坏人，活该”，所以也没当回事，通知一下张厚石所在的单位就算　　解决了。那倒霉的张厚石，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　　就在这天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通过专线电话传到天津市公安局，让火速查　　寻一个抗日战争前曾在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干过文职差使的张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　　不敢怠慢，连夜直接把情况——向全市各派出所通报，要求立刻着手查找，一有线索，　　即报市局。　　张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长接到市局通知，马上想起自己管辖区里的这个内控对象，　　当时他也不知道张厚石已经住院，便把情况报了上去。天明时分，市局综合各派出所报　　来的情况，一分析，断定张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找的人，于是通知把张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长便派人去叫张厚石，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长为稳妥起见，　　亲自骑了自行车去医院，得知单位及家属已确认此人是张厚石，这才向市公安局报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随即电告公安部。　　一个多小时后，谢富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看案头的电话记录，因为不知道江青　　为什么要找张厚石，起初也没当回事，嘱秘书往江青那里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下就是了，　　同时间还要不要把人弄北京来。秘书把电话打到江青办公室，是那边的秘书接的电话，　　答应待江青醒来后马上报告。　　上午10点多钟，江青看到了那份电话记录。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脑里阶级斗　　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又习惯于用文艺创作的思维去观察、考虑问题，一看之下，马上　　一个激灵：我刚要从这个张厚石嘴里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　　有这么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抢先下手，阻止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　　材料？　　江青这一想，顿时觉得非同小可，便往钓鱼台打电话，向康生说了此事，问康生身　　边的人是否可靠，会不会把秘密泄漏出去了。　　康生听了觉得好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身边的人都是绝对遵守纪律的，　　决不会泄漏机密；如果真是发生了如江青所想象的问题，也是其他环节的毛玻江青想想　　自己身边决无问题，估计毛病在公安部，于是亲自给谢富治打电话，简略地谈了情况，　　要谢部长严查张厚石被殴致伤一事；同时要求公安部出面让天津方面把张厚石抢救过来，　　然后，转往北京公安部医院。　　谢富治这才知道张厚石身上竟牵着这么重要的线索，根据他的经验，此事必须认真　　处理，否则会被卷进去都说不定。他反复考虑后决定派一个信得过的干部立刻赶往天津，主持此事的调查。
　　派往天津的那个干部，名叫薛贻钧，四十来岁。他抵达天津后，首先让天津市公安　　局给张厚石换了家大医院，关照说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对张厚石进行抢救，一　　定要抢救过来，使他能思维，会说话。然后，薛贻钧就和天津市公安局的有关人员商议　　如何开展对此事的调查。天津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从行凶者查起，只要查清行凶者，　　就可以弄清行凶动机，就可以分析并理出制造此案的原因了。薛贻钧听了，认为不无道　　理，于是说就这么查。　　市公安局便往案发地也就是张厚石居住地的公安分局下达命令，让火速查清把张厚　　石揪往小学校殴打的那伙红卫兵。那时已是深夜，分局值班室便叫来两个值班民警，让　　他们去张厚石居住地派出所，会同该所力量进行调查。派出所警力配备有限，夜间只有　　三人值班，正在处理一起突发事件，听说是为张厚石的事，那为首的副所长更认为又不　　是人命案件，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说不如到天明再查吧，先解决眼前这事儿。分局去　　的两个民警见状也没法子，只好点头，但一时既没地方去，又不能回分局；留在派出所　　吧，必定要接电话搞记录什么的，等于义务打工，于是核计不如往家里溜，先合合眼，　　等到天亮再来派出所。这样，两人就回家了。　　这两个民警中，一个就是“山下派”成员陈冬芳的父亲陈明忠。　　这陈明忠是个有着十多年警龄的老公安了，经常轮到值夜班，妻子儿女对他晚饭后　　离家直到次日天明后才回来已经习惯了，但这天晚上却是十几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半夜　　回来，全家都被惊醒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陈明忠哪里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正是他的侦　　查对象，便口无遮拦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说完往床上一倒便睡。　　这边屋里鼾声连连，那边屋里陈冬芳却吃惊不小，心里好似装了十五个吊桶，只是　　七上八下地乱晃。她怎么也没料到，动一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反革命，怎么就会惊动　　了中央公安部。陈冬芳很想马上去找傅索安报警，但又怕半夜三更出门会惊动家人，使　　父亲引起怀疑。再说这会儿去敲傅家的门也不妥，反倒会惹人起疑，只好捺着性子等到　　天明再说。　　陈冬芳好不容易等到东方发白，再也忍耐不住，马上穿衣起床，出了门直奔傅索安　　家。　　傅索安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晨6点钟正是沉沉大睡的好时光，冷不防被陈冬芳唤　　醒，难免把脸拉长，说话也不大好听，问女战友来干什么。陈冬芳三言两语地把事情一　　说，傅索安的睡意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时间头脑里就像打翻了盆浆糊，糊里糊涂不知作　　何反应才好。愣怔了一会，她才作出了决定，把手一挥道：“冬芳，你赶快骑了我的自　　行车出去，通知金国安、李白波他们，我们六个人在文庙外的牌楼下会合，大家都必须　　以最快速度赶过去，不见不散！”　　一小时后，这六人在文庙外天津市里惟有的一座二柱三楼式的明代过街牌楼下会合　　了。傅索安此刻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她在路上买了一包烧饼，每人给了两个，说：　　“边吃边跟我走，我们去找个安静些的地方坐下来议议。”　　一行人来到离文庙不远的玉皇阁。这是一座建于明朝宣德年间的道观，后来渐渐衰　　落，到了“文化大革命”，给“破四旧”破得一副萧条破落之相，少有游人光顾，正好　　给“山下派”暂作议事之地。　　六人中，只有陈冬芳、傅索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金国安四人还懵里懵懂，傅索安　　说：“发生了一点事情，先由陈冬芳把情况说一下。”　　陈冬芳把情况说了一遍，那四人顿时紧张起来，王慧珍吓得脸都变色了。傅索安镇　　定自若，目光闪闪，扫视五人，说：“大家不要害怕，现在事已如此，怕也没用，不能　　解决问题。我们自己应当有个主张：第一，我们‘山下派’搞的是革命行动，并非是违　　反‘十六条’、‘军委九条’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行为。第二，张厚石是不折不　　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样的人，别说自己发病栽倒了，　　就是活活打死也没什么的。运动开始到现在，全国哪个省哪个城市不打死几个个鬼蛇神　　‘黑五类’分子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至于公安部调查，那肯定是张厚石　　有其他事情，隐瞒了历史问题什么的，这与我们无关。”　　傅索安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总算把那几位说得稍稍心定。接着，大家商量如何应付　　眼前这一幕。议来议去，决定照傅索安提出的办法做：五人先去郊区躲避一下，留下陈　　冬芳利用父亲职务之便探听消息，看情况变化再作计议。　　金国安说：“就去大沽口我伯父家吧。我伯父没儿子，挺喜欢我，老叫我去要。他　　那里庄户人家，住房宽敞，我们去也住得下。”　　傅索安说：“就这样吧，大家回去一趟，带些日用品衣服什么的，对家里人说去保　　定串连了，几时回来没准。国安你把你伯父的地址留给冬芳。”　　傅索安回家后，可能意识到这次离家要在外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便把父母抽斗里的　　现款三百五十元全都取走了，另外，她还带上了担任“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常委时搞下　　的一本空白介绍信。这介绍信为“山下派”后来去内蒙古农村安家落户提供了方便。　　当天下午，傅索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金国安来到了离天津市区百余里的大　　沽口农村，在金国安的伯父家住了下来。那里位于海河入海口，附近就是曾闻名中外的　　大沽口炮台。这几个城里学生乍来乡村，甚是新奇，忘却了面临的处境，村里村外到处　　乱转，嘻嘻哈哈闹个不停。只有傅索安没有参加，也不出门，整天缩在她和王慧珍住的　　那间小屋里，或坐或躺或踱步，一副专心考虑问题的样子。据她后来在苏联对也曾是中　　国知青身份的克格勃特工胡国瑛透露，那几天里她在考虑前途问题，“感觉到在世界观　　转变上有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升华，这是一种成熟”。　　这种“成熟”很快就有了发挥作用的时候——三天后，陈冬芳突然来到大沽口，带　　来了一个在傅索安意料之中但还是使她有些慌张的消息：侦查触角已经伸向傅索安！　　原来，公安机关投入力量侦查这起谢富治交办的案子后，先是去了张厚石家，想弄　　清是谁揪走了张。但是，傅索安一行去张家时，张家只有张厚石一人，无人能提供这一　　情况。侦查人员又向张家的邻居了解，也没得到什么线索。于是，改变方向，向小学校　　的老校工调查。那老校工只在傅索安几个把张厚石押进学校时和这一行人打了个照面，　　起初只说得出是几个男女红卫兵，后来经过侦查人员耐心启发，才回忆起为首那个女红　　卫兵“好像有些面熟”。　　进一步回忆，又说“大概就住在附近”。侦查人员再请老头子回忆，他却无论如何　　也提供不出新的线索了。　　侦查人员于是开始发动群众，在以小学校为中心的方圆二公里范围内进行查摸。排　　出了大约二十来名嫌疑对象，傅索安便在其中。侦查人员之一陈明忠是认识傅索安的，　　因为她是陈冬芳的同学，这天在饭桌上便向女儿打听傅索安的近况。陈冬芳一听便知道　　坏事了，佯作镇静敷衍了几句，待父亲一走，马上奔大沽口来报警。　　当下，傅索安听了陈冬芳的一番叙述，强迫自己压下心头涌起的惊慌，说：“没关　　系，意料之中的事，我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们迟早要找到我们的。”　　陈冬芳说：“我这就赶回去，再打听打听情况。”　　傅索安说：“你不要回天津了，你一回去，多半就会被公安局抓去！”　　陈冬芳吓得脸色惨白：“这……这是怎么的？”
　　应该承认，傅索安在同龄人中确实属于思考问题方面的佼佼者，她对面临的情况进　　行了分析：公安局侦查案子，只要到了已有确凿怀疑目标的地步，案子就差不多要侦破　　了。她傅索安住得距张厚石最近，应当是二十来个嫌疑者中的一个重点怀疑对象。而且，　　由于其他嫌疑对象没有做此事，所以肯定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只有她连人都不知　　去向。这样，侦查人员势必把她作为惟一的目标来进行重点侦查。只要稍稍一查，他们　　就会发现她的周围是哪几个人，而这些人正好和老校工所看到的人数、性别等都相符，　　到这一步，案子就算破了。所以，现在六个人谁也不能回去，一回去就会被抓起来。　　那五人被傅索安的分析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有人战战兢兢地问：“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傅索安在这三天内已经对终于面临的这个“万一”反复作过考虑，当下断然道：　　“这里也不能待，必须离开，一个小时内就离开！”　　“啊？为什么？”　　傅索安摊出了她的分析：侦查到她头上，民警定会去她家，一查没人，马上会认为　　已逃脱；于是计议追捕，追捕要线索，其他五人即是线索，只要查清五人的亲友关系，　　他们会一一登门查找的，所以金国安的伯伯家定在追捕范围内。　　那么怎么办呢？对此，傅索安也有考虑：事到如今，先要保证自身安全，所以得逃　　避追捕。鉴于他们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所以他们应当找一份工作。全国的城市都在闹　　“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因此宜去农村。去哪里？可以去内蒙古傅索　　安“革命大串连”时认下的干娘那里。干娘挺喜欢她，一定会接纳他们一行，而且，干　　爹是生产队长，有权安排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　　傅索安一说，金国安五人都愣住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当“山下派”的结果竟会　　是去内蒙古当农民！一时间，他们谁也不吭声，用沉默来表示对傅索安这个决定的怀疑、　　不解和反对。傅索安知道这层意思，于是又抛出了她这几天思考的部分内容，大意是：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当儿，还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这场革命，在政治上自是一个　　极其伟大的胜利，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是在经济上却是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根　　据“美国之音”、苏联“和平与进步”等电台（傅索安有时收听这些短波敌台）所透露　　的数据看，“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两年，全国工业、农业、商业等的产值都直线下降，　　对国民经济构成了一种目前看来尚算潜在的威胁，但即使现在就结束“文化大革命”，　　这种威胁也会在一年二年后显露出来。　　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观点看，今后一段时间，国内不可能、也没有经济能力大力发　　展工业。而这两年来，全国的应届毕业生却有成百上千万，大学又不招生，这些人的出　　路安排显然是一个大难题。估计弄到最后，中央会下命令让各届初高中毕业生全部去农　　村安家落户。所以，城市学生去农村估计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战略步骤。照此估　　计来看，迟早要去农村安家落户，倒不如乘此机会先下去，将来全国铺开这项工作时，　　他们倒可以作为典型被广泛宣传也说不定。至于“张厚石事件”，到那时已经时过境迁，　　不会被追究了。傅索安临末总结道：“因此，这是一步必须走的棋子，但并不是一步险　　棋，而是一步稳棋，值得我们一走！请大家想一想后迅速作出决定，不超过一小时。一　　小时后，我就要走了，你们要跟我走的，就一起走；不想走的，就自便。但是，希望看　　在我们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这么一段时间的情谊上，谁如果落网了，不要向公安局透　　露我的去向行踪。”　　傅索安说完，不再看谁一眼，而开始自顾整理她简单的行装。　　等她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时，那五位已经齐崭崭地站在她面前了，金国安说：“索安，　　我们一块儿走！”　　傅索安一阵激动，用湿润的眼睛望着战友，激动地和他们一个个紧紧握手，然后说：　　“我们马上走！”　　傅索安的干娘所在的农村在中苏边境额尔古纳河畔的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境　　内。从天津这边过去的近路是从东北走。　　为防止警方在天津火车站设卡守伏，傅索安六人经过短暂的商议，决定不从天津、　　北京那条线走，而是从塘沽去河北唐山，再往哈尔滨进入内蒙古海拉尔，经根河去目的　　地。六个人凑了一下，身边总共有三百八十元钱。金国安担心不够，又向伯父要了一百　　元钱。　　临走时，金国安对伯父说，他们一行去江南串连。次日，当天津的侦查人员来到大　　沽口追捕时，金国安的伯父如实奉告，结果很使他们白白忙碌了一阵。　　由于这次事件中有陈冬芳在内，她的父亲陈明忠受到了审查，不久被调离公安战线，　　去一家工厂当保卫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公安机关让他归队，他没答应，一直在那　　里干到退休。　　傅索安一行从大沽口步行赶到塘沽，购买了去唐山的火车票。　　抵达唐山站后，他们没有出站，轻而易举地混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当时，仍有　　少数学生在东游西荡进行“革命大串连”，所以铁路部门对红卫兵乘车的查票并不很严　　格。这样，他们混到了哈尔滨，又用同样的办法混到了内蒙古根河（额尔古纳左旗政府　　所在地）。　　额尔古纳左旗当时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日常工作由旗委、旗人委（即人民委员会，　　也就是政府）中未被打倒靠边的干部负责维持。傅索安六人抵达根河后，用傅索安保存　　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信开了一份证明六人系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小将，自　　愿要求赴边境地区投亲安家落户，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并安置等等内容的公函。直奔旗　　人委，把公函投了进去。　　根河属于边境偏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十有八九连北京都没去过，“文化大革命”以　　来只听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如何了得，却从无缘分能去实地考察，现在　　天津的红卫兵小将出现在面前，而且是来安家落户的，这不禁使他们甚为兴奋、激动。　　那些干部怀着革命激情，热情接待傅索安一行，请他们住进旗招待所，免费提供食宿。　　同时，根据傅索安的要求，给他们出具了去傅索安的干娘所在的奇玛村安家落户的公函。　　两天后，傅索安六人告别了额尔古纳左旗人民委员会那些热情的干部，坐着一辆由　　旗人委给他们联系的卡车，风尘仆仆前往奇玛村。　　奇玛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的交界处，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　　到二十公里，离另一条界河黑龙江也不过百来公里。奇玛村虽然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但全村群众均是清一色的汉族，而且百分之九十姓李，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生产队长名　　叫李能达，是个年近五十的憨厚汉子。他的妻子郭菊花，四十出头，是个泼辣、正直的　　农村妇女。两人结婚多年，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郭菊花从未怀孕生育，四十多岁还膝　　下无人。1966年秋，傅索安出现在奇玛村时，马上引起了郭菊花的注意。正好生产队长　　让她清出一间屋子供傅索安作卧房，她便把傅索安拉到家中，亲亲热热一起过了十天。　　临走前，傅索安答应当她家的干女儿，郭菊花夫妇大喜过望，杀了一头猪、三只羊，请　　全村人吃饭，也算是举行认女仪式。傅索安回天津后倒也有情有义，不时寄包裹，把像　　章、食品、日用品等在奇玛村被认为是稀罕东西的物品送给干爹干娘。　　有了这层关系，当傅索安一行来到奇玛村安家落户时，自然受到了欢迎。李能达以　　生产队长的身份，布置村民给傅索安等人盖了一座结实的茅草房。全村社员每家都向来　　自天津的新村民赠送东西，从棉被、衣服、食物、蔬菜一直到各类大大小小的家具、日　　用品，令傅索安六人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李能达又拿着旗人委的公函去大队部，张罗着给博索安六人上了户口。至此，傅索　　安六人成了奇玛村的正式农民。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最早赴农村插队落户的　　知识青年。就在这年12月，诚如傅索安所估计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　　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　　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中央的一项战略步骤，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历时竟达十　　年之久。可以想象，随着“张厚石事件”的淡化，张厚石没有起到江青所期待的作用　　（张厚石后来被救醒后送往北京，但因他当年在“北平反省院”工作时只管档案而不看　　档案，所以，不能提供什么材料而被关押，1969年因心肌梗塞死于北京关押点）。他们　　六人的行为不会被追究，而他们带头领先一步插队落户的举动则可能会被作为先进典型　　而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表彰，他们的处境无疑会得以改变，各种荣誉也会随之而来。　　然而，事情的发展有时往往不会顺着人们主观想象的轨道进行，就在傅索安六人刚　　刚在奇玛村安下家，准备将大批判的热情和干劲转向战天斗地时，发生了一起事件。这　　起事件，导致傅索安成了祖国的叛徒，民族的败类，克格勃的特工。
　　没人看吗，多精彩的纪实性小说，没劲
　　第二章　知青挑起的械斗事件　　千钧一发！一场大规模的、有可　　能引起民族纠纷的械斗即将发生！　　奇玛村所在的偏僻边境地区，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里的村民，对于“文　　化大革命”的理解，并没有“夺权改组”的概念，以为不过是开开会，读读《毛主席语　　录》，喊喊“反修反帝”的口号而已。他们也看报纸，但是，那是《人民日报》、《内　　蒙古日报》、《黑龙江日报》之类的官办报纸，从来不刊登各地已经发生或者正在进行　　的武斗。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祖国的许多地方当时正在进行同胞之间的“流血的革命”。　　总之，“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怎么“触及灵魂”，并不是如一位大人物所　　说的是“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奇玛村的村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关心远不及对　　于奇玛村和邻村鲍家庄的矛盾冲突。　　鲍家庄，与奇玛村相距四华里，那是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庄，人口比奇玛村多　　百分之五十，是一个由汉、回、满三族农民组成的农业生产队。鲍家庄和奇玛村的矛盾　　由来已久，据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时，两个村庄已经没有哪　　个老人能够说清这段历史渊源了，只留下一个近乎民间故事式的传说——鲍家庄、奇玛　　村在明朝时是一个村子，为当地方圆百里内面积最大的一个庄园。庄主鲍太公是个知书　　达礼的老人，生有两个儿子，分别叫鲍文、鲍武，原指望两人一个能文，一个尚武，都　　争个官衔，好为鲍氏家族耀宗光祖。不料这两个儿子对练武习文都无兴趣，单单只喜经　　商。鲍大公看看木已成舟，也就只好罢休。鲍文、鲍武经商甚是得法，经常赚银子。至　　鲍太公病死时，兄弟俩已成为当地颇有名声的富翁。　　父亲一死，鲍文、鲍武没了管束，开始胡乱交结狐朋狗友，吃喝嫖赌样样沾上。一　　沾上诸种恶习后，他们就懒于经商，终日寻欢作乐。后来，弟弟鲍武患了一种怪病，请　　了无数郎中，花了不计其数的银子，也没治好。眼见得黄泉路近时，来了一个道土，声　　称他能治好鲍武的病，条件是鲍武必须改邪归正，并劝说鲍文一起走上正道。鲍武从之，　　道士投以药石，七天后果然痊愈。鲍武从此果然改邪归正，不再吃喝嫖赌，但他却无法　　劝阻鲍文。鲍武一怒之下，忿然和鲍文分家，鲍氏庄遂一分为二，庄东归鲍武，庄西归　　鲍文。兄弟俩划地绝情，割袍断义，鲍武深恨兄长迷途拒返，遂在庄园中间砌了一道高　　墙，就像二战后的柏林墙一样，把庄园一划为二，严令庄民不得逾越。　　鲍文分家后，能全权主宰财政开支，益发有恃无恐，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　　后在一次豪赌中把他的庄子输给了一个蒙古商人，目己贫病交加，客死于海拉尔。那个　　蒙古商人接管了赢来的庄子，取名为奇玛村，并且迁来一部分蒙古人。这样，庄东、庄　　西亦即鲍家庄和奇玛村的矛盾就开始形成了。　　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奇玛村的蒙古人离开了，成了李姓汉人的天下；而鲍家庄　　虽然还有一半以上人口姓鲍，但却接纳了一些回民、满人，成为一个民族杂居的村落。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个村子经常发生冲突，从清朝中期开始，更是发展到械斗，每次都　　死伤人员。民国前期，这两个村庄曾发生过一次动用当时被认为是新式武器的三连发步　　枪和炸弹（即手榴弹）的大规模械斗，双方共死伤五六十人，从此结下了如海深仇。　　解放后，奇玛村最初属于黑龙江管辖，这为人民政府解决两村纠纷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的县民政局派了副局长为首的七名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进驻两村长达九个月之久，　　终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村的纠纷，结束了矛盾冲突。50年代中期，奇玛村划属内蒙古自　　治区管辖，两个村庄分属两省（自治区）管辖，接触减少了，也使新的矛盾减少了。但　　是，自6O年代初困难时期开始，奇玛村和鲍家庄为使用新修水库的蓄水，开始产生了矛　　盾，而且逐渐形成了冲突。　　这个小水库，位于奇玛村和鲍家庄的地界交会处的低洼地。　　1958年，两村为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水利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合修一个小水库。　　水库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修造，两村根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按比例出劳动力。　　两年后，水库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后不久，就出　　现了问题：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满足两个生产队土地的灌溉量时水如何分配。再　　有就是水库每年的维修养护的劳力费用如何分摊。
　　这样，傅索安六人被请来列席队委会。李能达几个向知青请教国共战争情况，李白　　波、王慧珍对“三大战役”比较熟悉，便介绍了一下情况。众队委虽然都能听懂，却总　　不得要领，觉得无法和眼前这事联系起来。傅索安见众人一脸纳闷，便问干爹想解决什　　么问题。李能达说了“人少，打不过人家”的顾虑，傅索安笑道：“这有何难？我有个　　法子，准保咱们能以少胜多，给鲍家庄一个教训！”　　众队委一听大喜，忙问是什么法子。傅索安问道：“鲍家庄的政治指导员和抢抽水　　机、行凶的那几个社员，你们是否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那个被殴伤的副队长说：“这个，当然知道！”　　傅索安一笑，便说出了她的主意：“以少胜多的办法是搞突然袭击，今晚我们这边　　派一支小分队过去，定下四五个袭击目标，每家上去五人，弄开门后直接攻击目标。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不能动目标的家属，二不能动他们的财物。行动以后，把预先准　　备好的阐叫行动目的的《告示》贴在鲍家庄队委会门口，使他们的社员群众知道这是怎　　么一回事。这叫‘有理、有利、有节’。”　　众人部说这法子好。但是，李能达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打了他们，如果他们也　　这样来一下，怎么办？”　　傅索安说：“不怕！我们从今晚开始，就在村口设立工事，派力量持武器守卫，通　　知全村作好大打的准备。鲍家庄人虽然多，但是要主动向奇玛村进攻，恐怕力量还不　　够。”　　这时，傅索安的干娘郭菊花说：“不怕他们人多，我们可以向其他生产队借些力量。　　别的不说，我娘家村子，只要我去走一遭，带二十个人来是没有问题的，那边兴打猎，　　他们都有猎枪。”　　这样，此事就算定下来了。众队委散会后，立刻分头实施，抽大组织小分队，并通　　知全村备战。一时间，奇玛村家家户户准备武器，有猎枪的擦猎枪，练过把式的则拿出　　大刀长枪磨磨锋利，没有武器的就准备木棍、铁棒、扁担之类。女社员则忙着去村口挖　　沟修上事。集体户的那几位，则开始起草《告示》，经李能达审定后，用毛笔往纸上抄，　　一共抄了四张纸。　　当天深夜，由李能达带领的一支二十八人小分队，手持各种武器，悄无声息地出了　　村，潜入鲍家庄。李能达先把《告示》贴在鲍家庄队委会门前墙上，然后下达了行动命　　令。五拨人当即按照事先的分工摸到目标门口，越墙而入，打开院门，然后撞开屋门，　　拧亮手电筒，把目标从被窝里拖出来就打，打完便走。整个行动，只不过几分钟时间，　　等到鲍家庄人被惊动，家家户户纷纷起来探看究竟时，小分队早已撤出了庄子，安全返　　回奇玛村。　　受袭击的鲍家庄生产队政治指导员以下五人，都被殴伤，伤势还不轻，共有三人骨　　折，一人一只眼睛被打瞎，个个有出血伤口。　　这一来，鲍家庄人被激怒了，没等队委会开会研究，马上有几十名青壮年社员自发　　组织起来，抄起武器前去进攻奇玛村。这些人刚走近奇玛村的村口，工事后面就有猎枪　　朝天开枪示警，他们一看对方已有准备，只得退了回来。　　鲍家庄队委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失去理智的队委干部决定“以血还血”，天明后　　召开了社员大会，公开发出“战斗动员令”。于是，全庄备战，并派回、满族社员去本　　省其他生产队纠集亲戚前来助战。　　奇玛村方面，也照计划行事，除了加强工事守备，还派出郭菊花等几名社员前往本　　自治区邻近村庄借援助力量。当天晚上，双方已有几十名援兵抵达，其中有不少是回族、　　满族和蒙古族，一些人骑来了马、骆驼，携带了马刀和对付猛兽的双筒猎枪。另外，鲍　　家庄为攻下奇玛村的工事，还专门请来了一个擅制土炮的回族老人，指导他们试制土炮。　　一场大规模的，有可能引起民族纠纷的械斗即将发生！　　5　　这不仅仅是戴手铐的事，弄不好　　脑袋也会搬家！　　奇玛村、鲍家庄的械斗隐情首先被内蒙古境内额尔古纳河的边境人民解放军部队发　　现，部队方面一面向内蒙古、黑龙江的当地基层政府和驻守黑龙江省的边境部队通报情　　况，一面紧急向上级领导报告。　　边境地区，和苏联的关系又处于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且有可能还会引起民族纠纷事　　件。情势之严重，引起了边防部队、内蒙古、黑龙江两地政府的密切重视，三方不约而　　同地紧急电告北京的中央军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办公厅。当天下午，从北　　京发来电令：由内蒙古、黑龙江两地政府共同组成的工作组和解放军部队的一个连队立　　刻进驻奇玛村、鲍家庄，制止械斗，解决纠纷。　　仅仅过了两小时，全副武装的一连解放军就开进了奇玛村、鲍家庄。接着，两省　　（自治区）的工作组先头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工作组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劝说双方的援助　　力量立刻离开当二十元人民币的路费。结果，至当天晚上10点钟，所有“援兵”都已回　　去了。　　接着，解放军在两个村庄的外围设岗布防，禁止外人进入警戒线，也不准奇玛村、　　鲍家庄的任何人离开村庄。　　次日，工作组发布命令：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这项工作完成后，已经基本消除了械斗的可能，工作组便开始调查事件起因。这时，　　解放军抽出大部分战士和两个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劳动，并出动军用卡车去额尔古纳河装　　水，供两村灌溉。这两项措施对于稳定大部分社员的情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解决纠　　纷奠定了基础。这起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工作组只调查了两天就大致上查清了来龙去　　脉。这样，傅索安六人就进入了工作组调查的范围。　　工作组成员都是内蒙古、黑龙江两地基层政府的普通干部，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　　他们在开展工作时不得不小心翼翼，这也部分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思路。他们在决定调　　查傅索安等人时，竟没一人想到应当查一查这几个红卫兵的底牌。如果想到查一查的话，　　傅索安等人肯定是先被拘捕，押回天津再说。工作组对众社员那里了解到的傅索安一行　　来插队落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深信不疑，作为干部，自然有些政治头脑，他们马上考虑　　到这几位今后什么时候会被列为“典型先进人物”也说不定，所以在调查傅索安等人在　　械斗事件中的责任时特别留意，免得弄不好日后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所以，当工作组　　在调查时，傅索安几个还浑然不知，和解放军官兵关系搞得很熟络。　　几天后，工作组终于查清了集体户知青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他们不无震惊地发现　　这次几乎酿成惊动全国的械斗事件的起因竟是这几位知识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　　当时流行的说法，傅索安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　　工作组根据调查到的事实，反复进行了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应当拿以傅索安为首　　的这六名知青开刀，这是因为：一是罪责当罚；二是对这起事件的处理有一个交代；三　　是这几个是外来人员，处理了不会在当地留下什么后遗症，引发下一次械斗事件的潜在　　因素。　　工作组会议作出决定后，把情况写了一份报告，分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另　　外把傅索安六人的罪行起草了一份专题报告，报往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　　要求对六人实施逮捕。　　报告送出去后，在等待批复的日子里，工作组担心集体户方面有所察觉，来个“不　　辞而别”，决定对他们进行秘密监控。为此，工作组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实施监控，最后　　决定派一男一女两个干部住进集体户，和知青们来个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通知解放军　　调整警戒位置，在集体户附近设了一个固定哨。为防止知青们察觉，工作组的其他干部　　也分别住进社员家里，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作组这些措施要算慎密了，但还是被知青们轧出了苗头。　　第一个发现情况反常的是女知青陈冬芳。也许是这个姑娘出身刑警家庭、自小耳濡　　目染受了影响的缘故，她观察事物很是细心。解放军岗哨位置变更的当晚，她就发现了，　　马上告诉了傅索安。傅索安还没来得及细细想一想，工作组两个同吃同住的干部已经住　　进了集体户。傅索安意识到情况似乎不妙，却佯装不知，继续进行观察，结果又发现了　　一个情况：工作组的“同吃同住劳动”，全部安排在奇玛村，这表明奇玛村使工作组大　　感兴趣！　　傅索安马上意识到：工作组要拿他们开刀了！她仔细回忆了自己以及伙伴们在这次　　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觉得也确实构成了“开刀”的条件。傅索安参加“文化大革命”两　　年，对这类“开刀”太熟悉了，要么不动，动的，自己就是“大黑手”、“阶级异己分　　子”、“混进红卫兵队伍的反动学生、现行反革命分子”，再加上还有天津“张厚石事　　件”那笔账，这就不仅仅是戴手铐的事了，弄得不好脑袋也会糊里糊涂给搬了家！想到　　这里，傅索安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稍稍定神，马上作出决定：我们得逃离此地！　　由于有那两个干部住在一起，傅索安不能随便把情况向同伴们通报。不过这难不倒　　她，她先乘和她们住在一起的那个女干部暂时离开一会儿的机会，把情况向陈冬芳、王　　慧珍说了说，让她们悄悄告知三个男生。陈、王两人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接着，傅索安又写小条子秘密通知同伴准备行动，具体做法是当晚用酒灌醉两个监　　视者，然后避开岗哨，逃离奇玛村。　　当天下午收工后，傅索安去干娘家，拿来了三斤白酒和十多个鸡蛋、一些腌鱼干，　　让陈冬芳、王慧珍连同白天逮到的一只野鸡，炒出了几个菜。那两个干部见了不知是怎　　么回事，坐到饭桌前禁不住探问情由。　　费磊说：”今天是我生日，咱们一起喝点酒。”　　两个干部一听，信以为真，便和他们一起吃喝起来。但那个女干部不善饮，只喝了　　一小杯后便再也不肯了。傅索安生怕她起疑，也就不敢执意相劝。那个男干部倒是喜欢　　喝酒的，知青们斟一杯他喝一杯，而且也没显出醉意，到9点多钟结束时他还头脑清醒，　　走路平稳。但是过了一会儿往炕上一倒就呼呼大睡了。　　金国安、李白波、费磊三人见他睡熟了，马上把他按住，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四　　肢绑住，他竟犹自打鼾。　　那边女卧室里，傅索安接到金国安等人发的信号，马上从被窝里跳出来，和几乎是　　同时起来的陈冬芳、王慧珍两人把那个瘦瘦弱弱的女干部扼脖颈捂嘴巴地按住，同样绑　　上，还用毛巾把嘴巴堵住了。　　晚上11时许，傅索安六人离开集体户，避开岗哨的视线，逃离了奇玛村。
　　第三章　越境叛逃　　6　　大义灭亲！刑警父亲一把拽住女　　儿，直送公安局。　　金国安三人绑那个男干部时，因见他沉沉大醉，生怕闷死而未往嘴巴里堵东西。而　　这位老兄，手足被绑住了却照样睡觉，全然不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故。那个女干部被绑　　上时是清醒的，虽然嘴巴被堵住了，但她从一开始就想报警。傅索安几人一离开，她就　　开始挣扎，好在她的整个身子没被挂在固定位置，所以，在炕上还能滚动。她费了好大　　劲总算滚到后窗口，抬起被绑住的双脚，对准窗户一阵猛端，终于踹碎了玻璃，又踹断　　了窗户上的木栏条。静夜中，那声音传得很远，终于惊动了不远处的解放军哨兵，飞奔　　过来一看，大惊，连忙朝天鸣枪报警。　　工作组领导和解放军方面紧急碰头一分析，认为傅索安一行极有可能往边境线方向　　逃跑，企图越境投敌。于是，马上派出两支追捕小组，分别往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方向　　搜捕。同时，紧急通知附近边境哨卡，严防位六个目标偷越国境。　　但是，两支追捕小组全都落空了，他们一直搜索到国境线，也未发现脱逃人员的任　　何踪迹！　　工作组意识到判断失误，随即又急电通往哈尔滨的各火车站，让注意拦堵逃犯。这　　一着棋子也没走对，使傅索安等人有时间从容地在另一条路线上进行旅游式的逃亡。这　　条路线是傅索安早在脱逃前就已经选定了的，她没选择进黑龙江省经哈尔滨入关那条线，　　而是舍近求远，选择往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那条线。他们逃离奇玛村后，步行五　　个小时，于天亮前来到一个蒙族小镇。这镇上有一个解放军的兵站，他们凭着“横空出　　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使兵站军人相信这几个是徒步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小　　将，现在想往呼和浩特，但走累了，因此想跟解放军叔叔商量让搭个车。兵站军人自无　　二话，不但让他们上了一辆开往呼和浩特的军用卡车，还送了他们一些干粮和肉干。这　　样，他们六人在经过几天饱赏大草原绮丽景色的旅途生活后，平安地抵达了呼和浩特。　　热情的军车司机还把他们带到部队军营，在招待所住了一夜。　　那天晚上，在部队招待所的那个整洁、宽敞的房间里，傅索安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　　出路问题的会议，最后决定依照“奇玛模式”，另外物色一个地方去安家落户。在物色　　前，鉴于身边钱钞所剩无几，有必要冒险回一趟天津，筹若干钱钞、粮票。计议既定，　　他们便安然入睡。这一夜，对于博索安来说，其实是她在自己的祖国境内所睡的安逸觉　　中的最后一夜了。此后一直到越境逃往苏联的若干日子里，她再也没睡过一个安逸觉。　　次日，傅索安一行离开了部队招待所，前往呼和浩特火车站。　　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发通知申明停止学生串连，要求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所　　以，铁路部门对学生乘车作了新规定，不准学生无票乘车。傅索安六人一看车站候车大　　厅里所贴的告示，知道不买车票是无法乘车了，但是此时他们一共只有几元钱，根本无　　法买六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了。怎么办？金国安等人提出不管三七二十一，买了站台票混　　上车再说。傅索安左思右想，否定了这个主意，决定另辟途径。她从天津出逃时所带的　　“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言还没用完，便开了一张，说他们一行是一年前离开　　天津在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形势考察的，这是一个小组，名谓“红东方革命形势考察小　　组”。　　傅索安拿着这张介绍信去见车站军代表。那军代表看了介绍信，脸上露出一副似信　　不信的神态，嘴里唔唔呵呵不知说些什么。　　傅索安一看要砸锅，灵机一动，急中生智，请军代表往呼和浩特西郊的那个部队营　　房打个电话，说那边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是真情。　　军代表果然打电话，一问，对方说是有这么六个红卫兵小将在外考察，这次经内蒙　　古陆字第××号兵站介绍，搭他们部队的车抵达呼和浩特，昨晚住在部队招待所，今晨　　已离开，拟回天津云云。军代表这才信以为真，开了一张一次性使用的从呼和浩特到天　　津的免费乘车证。但是，军代表收掉了傅索安出示的那张介绍信。这张介绍信为后来傅　　索安几人的落网提供了确凿的线索。
　　傅索安一行凭着临时乘车证上了车。旅途中，他们商量回天津后落脚何处和如何筹　　款。傅索安决定继续利用“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信，凭介绍信去天津市郊结　　合部的一家镇办电镀厂“体验生活”，先找个落脚点住下再说。金国安、陈冬芳五人想　　想也只有如此，自是一致赞成。　　却说奇玛村方面，工作组没有追捕到傅索安等六名逃犯，正在开会研究如何走下一　　步棋子时，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派了四名警察，带着批复的工作组要求逮捕傅索安六人　　的报告，驱车来到奇玛村，想对这六名天津知青执行逮捕令。他们听工作组介绍有关情　　况后，当即表示：这六人是公安机关已经批准逮捕的罪犯，现畏罪潜逃，可由公安机关　　对其实施侦查缉拿。　　工作组诸君一听，心头的石块落了地，皆额手称庆。几个头头计议下来，便向各自　　的上级（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去电请示是否撤回。两地有关部门回电内容是一致　　的：暂不撤回，留在当地指导春耕生产，巩固安定局面，待逃犯逮捕归案后，进行现场　　批斗，以教育当地有关群众提高阶级斗争观念。至于协助执行任务的一连解放军，则因　　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可回归原部队销差。工作组便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分驻鲍家庄、奇　　玛村指导春耕生产。　　却说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侦缉傅索安等六名逃犯，他们将这作为一桩大案来处理，　　专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一个专案追捕组。　　追捕组根据在奇玛村获得的线索，顺藤摸瓜去了额尔古纳左旗人民委员会，根据当　　时接待傅索安等人的干部的回忆，弄清那六人来时出示的是天津“横空出世造反总部”　　的介绍信。追捕组认为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便往天津方面挂长途电话，经过　　一番周折终于查清了“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电话号码，遂直接打过去询问情况。不料　　把名单一报，“横空出世”方面却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声称他们组织没这样六名成员。原　　来，傅索安六人制造“张厚石事件”后，“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原本就对傅索安为首的　　“山下派”深恶痛绝，又怕组织受牵连，于是马上发表声明，说早在“张厚石事件”发　　生之前，就已经把这六人开除出去了。总部为此还特地开全体成员大会，关照全体统一　　口径，若再有人问起傅索安六人，则一口咬定“横空出世”没有这六人。因此，“横空　　出世”接电话的那个委员之类的角色这样回答额尔纳左旗公安处追捕组。　　对于追捕组来说，认为这个回答是准确的，于是排除了傅索安等人是天津“横空出　　世”成员的可能，另辟蹊径开展侦查。他们分析了傅索安等人脱逃时的种种情况，认为　　极有可能是兜远路从呼和浩特那里离开内蒙古的，于是立刻派员赴呼和浩特调查。　　侦杏人员抵达呼和浩特后，先去了火车站，公安找公安，他们找了车站派出所。派　　出所方面听他们一说情况，有个民警突然想起几天前曾有六个学生模样的男女向他们打　　听过车站军代表办公室在哪里。他一说，侦查人员大喜，连忙让他回忆那六位的相貌特　　征。那个民警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当然不可能记得六人的全部相貌，但还是说出了其　　中一二个的主要特征。侦查人员跟逃犯特征一对，基本吻合！于是马上去拜访车站军代　　表。　　这次拜访真是大有收获，侦查人员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线索——那纸“横空出世造反　　总部”的介绍信。至此，他们确定逃犯必和“横空出世”有瓜葛，应当去找“横空出世”　　要人。经用长途电话向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请示，处领导命令侦查人员火速赴天津缉拿　　逃犯。这样，五名侦查人员就踏上了赴天津的列车。　　这时，傅索安、李白波、金国安、费磊、王慧珍、陈冬芳六人已经在位于天津南侧　　市郊结合部的“东方红”电镀厂落下了脚。“东方红”电镀厂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镇　　办厂，用当时天津人的说法，这家工厂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员是“社会渣滓”，即都是有　　历史问题或者现行问题的原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子女。　　这些人自己知道底牌不硬，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敢造反，都老老实实地待　　在厂里劳动生产。所以，“东方红”电镀厂是天津地区极少数没有造反派组织的单位之　　一。这种单位见造反派最怵，所以，傅索安想去那里暂时落脚，果然一说就行，无人敢　　说二话。　　博索安几个在“东方红”电镀厂占了两间宿舍，卧具都由厂里提供，吃饭也是厂里　　供应。他们生怕和人多接触把话说豁边了会露出马脚，就很少和工厂接触，而是包下了　　该厂的大批判专栏，专门出专栏墙报，该厂正缺乏这种人才，倒也用得着，双方颇有相　　得益彰之感。　　这样过了几天，傅索安想想“梁园虽好，却不是久恋之家”，长蹲在“东方红”电　　镀厂总不是件事情，既无前途，并且说不定哪天会暴露落网，还是滑脚溜掉为好。她一　　说，几个伙伴都有同感，于是悄悄计议了几次，决定去太行山区再次安家落户。这个行　　动需要若干经费，他们便决定各人去自己家里走一趟，能拿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傅索安毕竟年轻，缺乏经验，低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她想了又想，认为自己　　一行没露出过什么马脚，连奇玛村的干娘郭菊花也不清楚她的确凿住址，因此，估计内　　蒙古警方一时还不至于把侦查触角伸到天津来，所以此刻出其不意回一趟家是可行的，　　麻烦的倒是“张厚石事件”，不知目前情况如何，天津公安机关是不是还管着这个案子，　　这要弄弄清楚。因此，为稳妥起见，还是宜先派一个人去探探风声。　　这个探风声的合适人选，自然是刑警之女陈冬芳。傅索安一说，陈冬芳自无二言，　　拔腿就走。走时是下午3点多钟，说好晚上8点钟之前准定回来。　　陈冬芳踏进家门时，正是5点钟家人下班返家的时候，父母都刚回来，陈冬芳的突　　然出现使他们吃惊不小，她的母亲是医院护士，见离家出走将近两月的女儿突然回家了，　　吃惊之后自是欢喜，搂着女儿问长问短。她的父亲陈明忠却欢喜不起来。陈明忠是刑警，　　当时被领导指定为“张厚石事件”的调查人员，因为不知陈冬芳涉及该事件而口无遮拦　　泄了密，导致陈冬芳通风报信，六名当事人全部畏罪潜逃。公安机关往下查，陈明忠自　　然逃脱不了责任，立刻被卸去警眼，隔离审查。幸亏张厚石后来被抢救过来，押送北京，　　该事件不了了之了，陈明忠才刚解除审查，被通知准备调离公安战线。这事别说在“文　　化大革命”了，就是放在三十年后的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陈明忠的　　心情自是可想而知，此刻见陈冬芳突然冒出来，难免大怒，一个箭步跃上前去，把女儿　　从母亲怀抱里一把拽出来，抡起来就是两巴掌。打过之后，二话不说，拉着陈冬芳就往　　外去：“走！”　　去哪里？公安分局。　　公安分局已经接到内蒙古赶来的追捕人员的情况通报，正准备组织布控，见陈明忠　　把女儿带来了，不禁大喜，立刻把陈冬芳扣了起来，并火速通知下榻在市公安局招待所　　的内蒙古追捕人员。　　那几位闻讯，自是喜出望外，马上赶往分局，就地审讯。陈冬芳哪见过这等阵势，　　惊惧交加，早已乱了方寸，对方稍稍一问便招架不住，来了个和盘托出。　　警方当即出动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往“东方红”电镀厂，把傅索安、金国安、李　　白波、费磊、王慧珍五人一网打尽！
　　写得挺好的，别坑呀　　
　　@青虫牛 26楼
14:29:00　　写得挺好的，别坑呀　　-----------------------------　　知音，多谢鼓励
　　7　　午夜时分，值勤人员再次检查关　　押要犯的西屋时，发现已是人去室　　空！　　傅索安六人被捕后一小时，内蒙古警方追捕小组便立刻急电报告额尔古纳左旗公安　　处：逃犯已悉数落网！　　午夜时分，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发来回电，命令追捕组即刻就地审讯，次日即妥押　　回蒙。　　追捕人员接到电报时，已经回到招待所，准备休息了。看了电报，意识到这是一起　　严重案件，估计上级是准备从快审处，所以才让他们即刻审讯。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去　　公安局开了提审公函，于下半夜2点多钟赶往看守所，分头提审傅索安六人。　　奇玛村、鲍家庄冲突事件并不算得上复杂，审到上午8点多钟，追捕人员已经基本　　查清了傅索安六人各自的罪行。追捕人员临时开了个短会，交换了意见，初步认定傅索　　安是这起大案的主犯，便和看守所商量，将这名女犯单独关押了。　　日上午10点多，结束提审后先后被押回看守所监房的傅索安、王慧珍、　　陈冬芳正惶惶不安地在小声交谈提审情况时，看守员突然过来，打开了铁门，叫着博索　　安的番号让她出去。　　傅索安吃不准刚提审完怎么又要被叫出去，忐忐忑忑地跟着看守员来到走廊尽头的　　另一间小监房，被关了进去。此举令傅索安吃惊不小，她虽然没跟公检法打过交道，但　　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小说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有限的那些法制报道中获知一点：但　　凡单独关押的犯人，都是要犯，最后处置时前景都不乐观，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缓、死　　刑。傅索安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自己就带人掘堤放水和列席队委会出了一个主意，竟　　会被定为要犯。从这时起傅索安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威严。但和许多相同　　情况下陷入如此境地的人一样，此刻傅索安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极其严重的危险境地了！　　极度的恐惧和焦虑在傅索安身上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反应，原本那一两天是她的例假　　临始日，她从进入青春期以来，例假临始一向很准，每月一次，前后不超过24小时。但　　是，这次所受的严重精神刺激影响了她的内分泌，例假未来。这为她这几天的越境投苏　　行动提供了方便，也为她以后当克格勃特工创造了条件。因为如在例假期内跳进东北冰　　冷的河水中泡一段时间，肯定会得妇科疾病，而患有妇科疾病的人是不能当克格勃特工　　的。后来，傅索安对人说起这一段事时，称她当克格勃特工乃是“天意”。　　差不多也是在关进单人监房后的几小时里，傅索安头脑里开始浮现出“越狱”的念　　头。但当时因为思绪极乱，所以她并没有把“越狱”同“越境”联起来考虑。　　日清晨3点多钟，傅索安在迷迷糊糊的半睡眠状态中被看守员唤醒，让　　她“出来”。监房外的走廊里站着二男一女三个看守员，傅索安刚走出监房，就被他们　　扭住，她的双手被反剪过来，扣上了一副手铐。　　傅索安被押到看守所院于里时，看见她的五个同伴已经一字儿并排在架着电网的高　　墙下面壁而立。他们也扣着手铐，但却都是前铐。傅索安见状，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已被　　定为首犯，心里深处泛起一阵凉意，禁不住颤抖不已。　　看守员命令傅索安也站到墙边去，但和金国安五人保持着一段距离。刚刚站好，额　　尔古纳左旗公安处的追捕人员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来到他们身后，其中一个嗓音宏亮　　而又透着威严的宣布道：“你们六个听着，现在把你们押解内蒙古。你们的犯罪地在那　　边，所以必须押往那边接受审处。押解途中，必须严守押解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叫行就行，叫住就住，不许擅自行动。二、押解途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所有行动在　　事先都必须向我们报告，获得许可后方可施行。三、从现在起，不准互相交谈，打暗号。　　不准唱歌、哼戏、怪叫。上述三条纪律，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将按照押解规定予　　以制裁，直至执行枪决！都听明白了吗？”　　金国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陈冬芳都以连连点头表示，只有傅索安张嘴应了　　一声：“明白了！”　　这时，看守所的大门打开了，从外面开进来两辆警车，车上有几名天津方面的警察，　　其中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跳到地下，跟内蒙古同行说了几句话，双方就把犯人往警车上　　押，傅索安、王慧珍、陈冬芳一辆，金国安、李白波、费磊一辆。　　警车一驶出看守所大门，尽管马路上空旷无人，但还是鸣响了警报器，尖厉的警报　　声刺破了黎明的寂静，马路两侧的不少住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爬起来开门开窗探　　看。警车很快就驶抵天津火车站，傅索安六人被押下车，被命令待在一间空行李房内，　　天津、内蒙古的十几名警察如临大敌一般地守在行李房周围。　　行李房里，费磊正好坐在博索安旁边，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侧着脸，用稚气未脱　　的眼睛望着傅索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