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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　　精神分析：与张炜《精神的背景》对话之后　　钟健夫（童天一）　　《精神的背景》是中国著名作家张炜先生的一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引发过广泛争论。此文发表在2005年初的《上海文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先生时任《上海文学》主编，他为《精神的背景》召集并主持了座谈会，他说：“……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　　　没有想到，“退出”文坛多年的文学评论家吴亮公开发难，他写了一篇《顺手记》发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论坛，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思想争锋，让我的“人文精神症候”大爆发，说了许多不可能聆听的、来自真实界的话语。这里旧话重新，不是为了批评张炜和陈思和两位先生，而是为了分析自己的症状，以便开启五十之后的真正人生。如有得罪，先在这里致歉！　　为了“更客观”地介绍这次对话，我下面引用《南方周末》的报道:　　（一）这是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　　2月19日，乙酉年春节刚刚过去，批评家吴亮传给作家陈村一篇新写的文字《顺手记》。在电子邮件中，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针对《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刊登的《精神的背景》，“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同时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吴亮决定在网上发表他的批评檄文，他认为现在传统的纸质媒体发表、转载或采访已经过时，不仅慢而且规矩多。确实，就传播的能量和速度而言，互联网以远优于纸质媒体的强劲优势成为第四媒介。陈村把吴亮的《顺手记》和张炜的《精神的背景》一起贴到自己主持的文化论坛“小众菜园”，立即引起网友的关注并产生激烈争锋。这场争论很快延伸到知名文化网站“世纪中国”和“文化先锋”，并且在互联网上迅速蔓延开来。 　　吴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曾经风头甚健，以犀利而敏感的批评而著称。当时他曾对张炜称赞有加，认为后者的《古船》不止是外部历史的记录，而且是心灵史的记录。吴亮高度评价这部小说：“它给了我们极大的真实感并使我们联想到很多，同时也应将它看作一种博大胸襟的杰出虚构。”进入1990年代之后，吴亮从文学批评界消失，重新进入读者视野的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和随笔作家。他观察和体验着被商业化浸润的都市，把事物、语言和隐喻结合在一起。张炜也是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并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文坛。199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书系把他和张承志等作家形容为文化英雄。那时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开始沉寂，有人把这场讨论形容为“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可能丧失话语的惶恐，集全国知识分子之力产生的一批学术赝品，如同燃尽后横陈的黑色火柴杆遗体警醒世人”。在这个书系的张炜卷《忧愤的归途》中，有这么一段前言：“张炜，站在大地梦想的中央，以不宽容，不容忍，不退却，不背叛，不投降，仇恨和永远战斗，回答了痛苦时代诗人何为的巨大质问。” 　　2005年初，因为《精神的背景》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张炜再次引起关注。在这篇文章中，张炜把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描述为“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在背景中显现的文学”。在《上海文学》为《精神的背景》召集的座谈会上，主持人陈思和说：“一如10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　　 　　参加座谈的其他上海批评家也大都对张炜的文章表示肯定，并把它与1993年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在一起。只有毛尖表示了她的质疑，她不赞同张炜对商业文化的批评，举证香港商业文化有很迷离很迷人的地方，也有自我批判的地方。她也不同意张炜对“精神沙化”的观察，她说：“去问年轻一点的孩子，肯定会说现在是很激动人心的年代，会有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里表达的那种快乐。为什么在孩子们看来叫人兴奋的年代，在张炜笔下却那么沮丧？是不是张炜自己对当代生活的加入还是不够？或者说，他首先拒绝了当下？” 　　看到座谈纪要的吴亮声称自己的脾气发作，继《顺手记》之后，吴亮又写出《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直接点将向张炜提出挑战和质疑。他指出《精神的背景》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这位淡出文坛已久的批评家，如此高调复出，自然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而吴亮也特意把自己在1986年发表的称赞《古船》的文章找出来，表明这场争论并非意气之争和人事之争。由于吴亮不太擅长使用电脑，资深网虫陈村承担了帮他转贴文章的义务，他把自己称作“起哄一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村表示自己“一向头痛庞大、抽象的命题，没有意见可发表”。但他同时也表示：“张炜的小说十分精彩，我20年前就发现了。吴亮是职业批评家，既然看了不满意，批评一下也很好。大家鄙视‘红包批评家’就应该鼓励这样的文章，不批评怎么还是批评家呢？我觉得这样很健康，如果彼此不能批评只能捧场，文坛更不卫生了。”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旁观者的兴趣。山西作家李锐也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诗意化、道德化地对待历史是张炜一贯的立场，这不妨作为他个人的文学追求；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修辞立其诚，而不是满足于“道德的自我感动”。湖北作家刘继明认为吴亮的文章“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陈见”，实在有失厚道。广东作家林贤治则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东西，后者对我们的精神构成的影响更大更深。他还质疑所谓“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的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1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还是困境。“讨论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寻找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林贤治说。 　 　　——摘自日《南方周未》，作者是该报驻京记者　夏榆　　（二）在场缺席者的症状：返祖情结　　作为一个工科毕业生，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主要源于妻子钟洁玲。她经常给我介绍中国文坛的动态，给我推荐过张炜的《古船》。我读完之后，感觉非常好，《古船》有文化厚度，境界很高。在介绍“精神的背景”的对话之前，我必须先说明这一点。　　有关“精神的背景”的争论发生在互联网上，主要在三个论坛：1、主战场是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因为吴亮的《顺手记》等批评文章由陈村发表在小众菜园；2、张炜先生主持的万松浦网站，由张炜领导的众版主们组织反批评；3、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论坛，这是我十几年来经常以真实身份发言的地方，我对“精神的背景”回应也发在这里。　　我从头至尾参加了这场对话。如果仅从发表网络批评的数字来说，我的发言最多。但是，在《南方周末》报道中却没有半点我的声音。相反，对此没有在网上发言的林贤治先生，最后却在《南方周末》发出了声音。我在发言中从不用谩骂文字，那怕是遭受持续谩骂，我仍然坚持不谩骂的底线，为此受到陈村公开的肯定。　　此前，台湾《联合报》副刊先后发表了青田和李锐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场网络论战，同样没有介绍我的任何声音。我非常不满，坚持要在纸媒发出自己的声音，写了一篇《“理想知识分子”与江湖》，托陈村和杨小滨先生投台湾《联合报》。杨小滨先生让我将稿件转成繁体字，直接发电子邮件给该报副刊陈义芝编辑。　　我在给陈义芝编辑的邮件中，特别强调自己参与了张炜《精神的背景》所引发的讨论，是这次网络对话中发言最多的边缘作家，特别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在《联合报》发表出来。结果我的声音仍然不能发表，陈义芝编辑给我回了一封信：　　“健夫先生：您的观点十分深刻，但近几年台湾媒体受商业消费社会冲击至钜，内容、选材、处理手法，都已不同于盛世，且这一话题毕竟不发生在台湾，因此只好割爱。请谅！希望他日仍有机会合作──以提供信息性、知识性或情趣性的一千字以内短文为佳。谢谢！”　　在“精神的背景”对话中，我始终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　　我深信任何纸媒也不能发表我的“人文之声”了，最后只好将《“理想知识分子”与江湖》发在小众菜园和关天茶舍。也许将来某一天，有人要研究和重现这场网络论战，相信他们一定会在网上找到我的声音。　　我为什么会对“精神的背景”持续发言批评？　　答案有两个，1、我有“人文精神症候”和“返祖情结”；2、我的“民间知识分子”位置被主流作家占据，引发了我的侵凌性。本节先说“人文精神症候”和“返祖情结”，下节通过精神分析理论有关侵凌性的介绍，再分析自己的侵凌性。　　1992年，我下海打工了。因为《一千万孤独的灵魂》长期不能出版，后来被书商篡改、阉割为《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才出版，接下来繁体字版，再被香港繁荣出版社非法篡改阉割为《性变态与精神病》，让我一次次遭受精神创伤。为了按自己的意志出版长篇小说《返祖》，我辞去《南风窗》编辑记者之职，下海打工赚钱，于1994年自费出版了《返祖》。　　就在《返祖》出版的同一年，中国人文学界掀起了“人文精神” 大讨论，有人称下海谋生的知识分子丢失了人文精神。这次“精神的背景”讨论，也被说成是上次“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继续，引发了我的创伤性记忆。　　我下海打工难道是丢失了“人文精神”？　　我不认为自己丢失了“人文精神”。而且正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人文精神”，我用下海赚来的奖金自费出版了小说《返祖》。虽然责任编辑杨德华后来将出版费退回给我，但我没有任何稿费收入，我为创作小说所花的三年业余时间全部成了“人文精神”。　　因为出版作品没有收入，钟洁玲再也不同意我进行文学创作，我的人生使命是赚钱养家糊口和做一个房奴，我必须时刻压制自己的创作冲动。　　你能说钟洁玲没有“人文精神”吗？她出版了张承志最重要的著作《心灵史》，出版了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出版了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吕新、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出版了李碧华的作品集20多本，还再版过张炜的两部小说……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人文精神”知名文学编辑，不允许她先生再创作小说了！　　即便到了今天，人生五十五岁之际，我告诉钟洁玲，我想以自己为主角，写一本《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的书。钟洁玲仍然充满怀疑，她对我的写作能力充满怀疑，她担心我的书卖不掉。　　此前我为别人写过8本书，没有一本按自己的意志写作，而是按专家、客户或消费者的意志写作。当然，一个作家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别人服务，是一种劳动，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不过，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不能为自己写作，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我告诉钟洁玲，如果不写作出版《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我可能会疯掉，就像当年辞职下海赚钱自费出版《返祖》一样。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出版《返祖》，当年我真的会疯掉！伍勇将自己无法出版的书稿烧了，然后用枪杆子“发言”。其实只要是人，与伍勇都有一些共同之处。《返祖》中的第一句话是“我注定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所谓“举世瞩目”，就是被世人凝视和承认，与伍勇被捕后在狱中写的诗一样：“为了获得一种凝视的意向”。　　疯子有两种，一种“文疯子”，一种“武疯子”。 我们钟家的基因以及我的本性决定，如果我发疯了，一定是伤害自己的“文疯子”，而不是暴力伤害他人的“武疯子”。精神病的兄长就是一例。我所以长期身体不适，就是情志失调、自由意志无法实现的结果。　　那么，我为什么写《返祖》？我有何种“返祖情结”？　　因为我比1994年讨论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更早处于“精神困境”。歌曲《春天的故事》中有一句：“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市，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商品经济始于1979年，15年过去，到1994年人文知识分子才反应过来，才讨论“人文精神”。　　我生存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参与《南风窗》杂志的创办，经常报道社会新闻，比书斋中的作家和学院知识分子更早感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当“发家致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我的疑问是：难道又要回到解放前？而“财富即罪恶”、“财富即恐怖”早就成了我的“精神主体”，很自然要追问：“养祖父”那个使我们倍受摧残的“工商业兼地主”身份，难道今天又成为芸芸众生追逐的目标？　　媒体报道的大量改革开放“新事物”，1949年之前几乎全有，一点都不新鲜。有几位老红军参观深圳特区后非常不满，提出了反对意见。　　那时我正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客家先祖们一千六百多年的迁徙史时常萦绕在我梦中，率先改革开放的深圳特区正好是客家老乡的居住地，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交织。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那条七千多年的长尾应当被彻底斩断吗？　　《返祖》中的东方教授，是中华文明的换喻：　　“推开那扇神秘的大门之后，我看见东方教授坐在轮椅上一丝不苟地做他的遗传学实验，只见他干柴似的左手握着一把钳子，颤悠悠地从笼里挟出一条白鼠，忽然寒光一闪，教授右手中的不锈钢刀已将它的尾巴斩断，他在白鼠和它分离的尾巴上做个记号，轻轻扔进另一个笼子里……这个过程周而复始。　　“东方教授研究的课题是：断尾白鼠后代的尾巴是否比它父母短，如果第一代差别不明显，那么斩断尾巴生出第二代，再斩断尾巴生出第三代，再斩断尾巴生出第四代……如此不断斩下去，教授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一只白鼠一出生便没有尾巴，因为任何物种的后天获得性状经过不断累积和重复之后，就会成为遗传性状留给下一代。　　“东方教授迫切想知道的是，究竟要斩断多少代白鼠的尾巴，才能最后出现一只完全无尾的白鼠。 ”　　——摘自拙作《返祖》　　断尾就是拉康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阉割。返祖情结，对我个人而言，就是“父亲之名”在“文革”末期遭受“富爸爸、穷爸爸”这种“大他者”阉割后的“剩余快感”，是驱使我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追寻客家先祖的动力。　　东方教授的断尾实验，当然内含一系列的隐喻。祖国——motherland，是“母亲的欲望”的换喻，改革开放后进来的西方文明，是符号界的大他者，正在阉割抹除东方文明这条长尾。西方文明作为“父亲之名”，是否应当代替“祖国的欲望”？是否可以成功地替代 “祖国的欲望”？　　弗里德曼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次演讲中说：1993年我曾经和弗里德曼教授一起拜访当时的四川省长。弗里德曼建议省长先生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不要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　　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您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　　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张五常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一起砍掉。　　《返祖》的主角岳秋要“打破倒行世界纪录”，是一个意义深长的隐喻。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的双脚向后迈步前进时，我的前方就是我的后方，我的左边就是我的右边，是一个“反十字”。这样的混乱正是我们的生存处境，没有人知道正确的方向。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说明，迷茫不是我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所有思想者的共在。岳秋有一段时间是“倒行在红军长征路上”。　　“打破倒行世界纪录”也是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隐喻。　　郭文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他读完《返祖》后十分惊讶，他对我说：你的感觉非常好，很先锋。他还复述了他认为很棒的细节：　　“傍晚是倒行者感觉最混乱的时刻，你分不清自己的运动方向，举步维艰，因为这个时候你不能倒行了。你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的背后就是后方，我的正面就是前方，否则，你就会摔倒在地，或总在原地打转。” 　　像我这种深受“阶级斗争”暴力观念压迫的人，遇上主流意识形态突然有一天说“和谐”了，我是很难转过弯来的。因为“斗争”与“和谐”是完全相反的声音，竟然由意识形态的同一个崇高客体发出来，不迷茫才不正常。　　我所以认识郭文景，是因为他的重庆老乡在太阳神广告公司工作，我们找他是谈太阳神集团赞助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创作事宜。有一次出差到北京，《先锋》丛书（要标明是音乐还是小说）正好召开研讨会，郭文景还专门请我参加。我的《非主流论》中的“伍论”，就是受这次会议的启发而写。　　当年我在太阳神集团见到著名作家马原，也见过西藏作家扎西达娃，他们住在太阳神广告公司，为太阳神写作广告文案。不知张炜、王晓明、陈思和等积极参加“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人怎么看？据说马原后来还搞过其他产业，他算人文精神失落吗？　　作为我的症候的《返祖》，尽管是在我下海打工一年多才出版，但早在1988年我就开始创作了。我是一个有工科背景的新闻记者，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竟然用进行时态开始创作：　　“我注定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　　一九八八年盛夏，当我倒行在东经九十九度与北回归线的神秘交点时，我对命中注定的事情更加深信不疑。 ”　　我实在无法写下去。直至1988年成了往事，我才顺利地写下去，并且终于明白，小说为什么要讲故事，因为“故事是过去的事”，所以英语小说都是用过去式写的。而我作为新闻记者，进行时态是职业的写作状态。　　《返祖》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自费出版的。我无法认同下海的知识分子是“人文精神失落”的说法，我要为自己和市场经济辩护。但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我的声音无法发出。　　我当年就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　　终于等到互联网兴旺发达的2005年，我在网上积极参加“精神的背景”讨论，发言无数，我的声音最后还是成了“精神的背景”里的背景，被纸媒上的主流话语彻底屏蔽了。　　我今天仍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　　我的声音成了不可能聆听的真实界，无法符号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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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洁玲是《花城》的编辑吗？
　　作者：地下丝绒 时间： 15:01:48 　　　　钟洁玲是《花城》的编辑吗？ 　　___________________　　对！是我妻子。　　很多人认为她在出版社，我出小说很方便，其实更困难。
　　我的《返祖》是下海赚钱，自费出版的。
　　我觉得光谈精神很空，但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可以通过精神载体来观察。　　精神载体，我以为可以分为知识层面的、思想层面的以及物质层面的。知识层面的，是指一个知识体系性的延续，变化，发展。比如四书五经，首先就是知识层面的，你在这个层面都没掌握，那由此引发的精神层面，自然就无从谈起。　　思想层面，一方面是知识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有历史的因素。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使命，自然在精神层面上，也就会体现出差异。比如二战前的德国，抗战中的中国，大的历史，导致整个民族，国家的精神改变。　　物质层面，你看我们的书画，瓷器，就可以看见审美的变化。消费也是种文化，买房，买股票，那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这个时代的精神。
　　@童天一 3楼
15:21:27　　我的《返祖》是下海赚钱，自费出版的。　　-----------------------------　　我觉得出不出版不要紧，如果足够自信。　　真正的作家是只为自己写作的。
　　作者：地下丝绒 时间： 15:34:39 　　　@童天一 3楼
15:21:27　　我的《返祖》是下海赚钱，自费出版的。　　-----------------------------　　我觉得出不出版不要紧，如果足够自信。　　真正的作家是只为自己写作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那写作是为了什么？
　　@童天一 6楼
15:39:58　　我觉得出不出版不要紧，如果足够自信。　　真正的作家是只为自己写作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那写作是为了什么？　　-----------------------------　　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作者：地下丝绒 时间： 15:45:37 　　　@童天一 6楼
15:39:58　　我觉得出不出版不要紧，如果足够自信。　　真正的作家是只为自己写作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那写作是为了什么？　　-----------------------------　　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标榜高度？还是让别人看见？　　如果是自我标榜，写日记，不出版，这不是自恋吗？　　不是在幻想中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作者：地下丝绒 时间： 15:33:03 　　我觉得光谈精神很空，但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可以通过精神载体来观察。　　精神载体，我以为可以分为知识层面的、思想层面的以及物质层面的。知识层面的，是指一个知识体系性的延续，变化，发展。比如四书五经，首先就是知识层面的，你在这个层面都没掌握，那由此引发的精神层面，自然就无从谈起。　　思想层面，一方面是知识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有历史的因素。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使命，自然在精神层面上，也就会体现出差异。比如二战前的德国，抗战中的中国，大的历史，导致整个民族，国家的精神改变。　　物质层面，你看我们的书画，瓷器，就可以看见审美的变化。消费也是种文化，买房，买股票，那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这个时代的精神。　　————————————　　不错！精神与文化，可以从多角度理解！
　　@童天一 8楼
15:49:32　　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标榜高度？还是让别人看见？　　如果是自我标榜，写日记，不出版，这不是自恋吗？　　不是在幻想中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　　所谓高度，只是你承认，你懂的对你才有意义。弄明白你想超越的高度在哪，这是关键。接下来就是技术活，能做到那个程度或者做不到那个程度，自己是最清楚的。自我标榜是没意义的，因为优点，缺点都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别人是否能弄明白，这不取决于你。
　　@童天一 8楼
15:49:32　　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标榜高度？还是让别人看见？　　如果是自我标榜，写日记，不出版，这不是自恋吗？　　不是在幻想中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　　写小说嘛，就是个手艺活，把东西做出来就不是幻想。　　至于是否靠这个出名，赚钱，这得看你是否很需要了。
　　作者：地下丝绒 时间： 15:59:15 　　　　@童天一 8楼
15:49:32　　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标榜高度？还是让别人看见？　　如果是自我标榜，写日记，不出版，这不是自恋吗？　　不是在幻想中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　　写小说嘛，就是个手艺活，把东西做出来就不是幻想。　　至于是否靠这个出名，赚钱，这得看你是否很需要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意思，自己写的东西，不出版，别人看不到，也有人认同你的高度？
　　任何认同都是主体间性。　　不出版，别人看不见，就不可能有认同。
　　语言本身就是主体间性的。　　写作靠的是语言。　　如果我独创一种文字，别人看不懂，就不存在认同的问题。　　当然，不出版的写作，等于写日记，自己陶醉其中，自我释放，与手淫无弃。
　　@童天一 12楼
16:37:51　　写小说嘛，就是个手艺活，把东西做出来就不是幻想。　　至于是否靠这个出名，赚钱，这得看你是否很需要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意思，自己写的东西，不出版，别人看不到，也有人认同你的高度？　　-----------------------------　　我这ID是个乐队名字，关于地下丝绒有个传说，说当年他们发第一张唱片时，才卖了几十张，但是当年听过他们唱片的，后来自己也都成了大师。　　在电子乐界，有许多顶尖高手出唱片时，用的都是化名，而且常常不停用新马甲。　　你是需要读者认同你的作品呢？还是需要他们认同你这个人？　　一件作品，两种最基本的状态，一是存世，二是消失。未必王羲之写《兰亭》是要参加书法大赛，《兰亭》真是出名了，《兰亭》也是真消失了。所以两种状态都很自然，刻意追求也没用。
　　作者：地下丝绒 时间： 16:53:50 　　@童天一 12楼
16:37:51　　写小说嘛，就是个手艺活，把东西做出来就不是幻想。　　至于是否靠这个出名，赚钱，这得看你是否很需要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意思，自己写的东西，不出版，别人看不到，也有人认同你的高度？　　-----------------------------　　我这ID是个乐队名字，关于地下丝绒有个传说，说当年他们发第一张唱片时，才卖了几十张，但是当年听过他们唱片的，后来自己也都成了大师。　　在电子乐界，有许多顶尖高手出唱片时，用的都是化名，而且常常不停用新马甲。　　你是需要读者认同你的作品呢？还是需要他们认同你这个人？　　一件作品，两种最基本的状态，一是存世，二是消失。未必王羲之写《兰亭》是要参加书法大赛，《兰亭》真是出名了，《兰亭》也是真消失了。所以两种状态都很自然，刻意追求也没用。 　　___________________　　我需要有写作的时间和出版的机会。　　现在我两样都没有。
　　王小波等到死，也没有看到自己《时代三部曲》的出版。
　　细细读完，对当年的文字风波有了大致了解，“精神沙化”和“在孩子们看来叫人兴奋的年代”其实并不矛盾，让孩子们兴奋的常常是浅层的也许是已然沙化后的精神文化，但也赞同吴亮这个“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的提法，确然如此。　　健夫先生旧话重提，看来是负有新的勘察使命了。“在场缺席症”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多年的焦虑，值得解析。　　对《返祖》小说尚不了解，但对东方文明的“返祖情结”这个很感兴趣，期待后续。同时欢迎你来到书话！　　还是要继续写啊。写作的时候可以说是为自己而写，完成作品之后却是想要更多个自己来关注，这是写作者的自然心理。　　丝绒所说的真正的作品，最终还是会有一部分面世并跨越时代的界限，卡夫卡就是最好的例子。至于那些不知其数的被埋没的，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作者：清扬婉兮阿湄 时间： 17:08:42 　　细细读完，对当年的文字风波有了大致了解，“精神沙化”和“在孩子们看来叫人兴奋的年代”其实并不矛盾，让孩子们兴奋的常常是浅层的也许是已然沙化后的精神文化，但也赞同吴亮这个“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的提法，确然如此。　　健夫先生旧话重提，看来是负有新的勘察使命了。“在场缺席症”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多年的焦虑，值得解析。　　对《返祖》小说尚不了解，但对东方文明的“返祖情结”这个很感兴趣，期待后续。同时欢迎你来到书话！　　还是要继续写啊。写作的时候可以说是为自己而写，完成作品之后却是想要更多个自己来关注，这是写作者的自然心理。　　丝绒所说的真正的作品，最终还是会有一部分面世并跨越时代的界限，卡夫卡就是最好的例子。至于那些不知其数的被埋没的，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版主支持！　　我在此发言，是因为最近写的一本书，三个出版社不敢出版，憋屈死了。　　我已经55岁，慢慢记忆力下降，激情消失，以后想写也不可能了。　　年轻人常说，到我退休后，有时间和经历，再写。　　但你到了退休时，可能不能写的，或老年痴呆了。
　　小说《返祖》自序　　先祖之梦萦绕不去，我的理性渐渐演化成感觉。　　当我第三十次修改这部小说时，一本新版族谱出现在眼前，那是台商送给我的。此前，我对祖先的追忆总是弥漫着千古烽烟止于西晋末年，而这本海峡彼岸印制的族谱却让我遥念起商汤时代。历史的真实已经在似水流年中嬗变为神话，可我坚信商汤天乙之子、纣王之长兄乃我的祖先微子。　　生活比神话更荒诞。　　约旦河西岸隐秘的恐怖活动是整个世界返祖情结的全息缩影。当伊拉克的苏制坦克向科威特边境隆隆开进的时候，我看到阿拉伯帝国之梦的又一次开始。时光的涓滴不断侵蚀达尔文式的进化原则。返祖情结无处不在。它诠释了原教旨主义的遍地流泛。进即退。戈尔巴乔夫一直以为往前走，俄罗斯的国土却挂上了沙皇的国旗。萨拉热窝上空浓浊的硝烟，又一次证明这个城市是全球无序的生长点。索马里几乎在一夜之间由国家形态退化为部落社会。我的理性在历史的张力面前做了一个鬼脸，这是2000年的表情。　　我们仿佛正向过去走去。过去即将来。而现在却失踪了。　　生活比艺术更荒诞　　一位英俊的青年从精神病院出来向外界发出呼救，那是1989年的初春。这位前银行职员突然心血来潮，竟立下宏愿要从广州倒行至北京。单位自然不允，声明若3个月不来上班便开除他的公职，妻子闻讯即闹离婚，父亲也威逼他脱离父子关系，如果他执意倒行的话。但所有要挟均告失败，他主意已决，不久他便进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向我呼救。我爱莫能助。一年之后，《中国青年报》上出现了一张他的照片。我看见他长发披肩神情疲惫，那是360多天露宿风餐日夜倒行的历史痕迹。这就是4年来不断激发我创作修改这部小说的动力之一。 　　但是文学大门早有各式人物把守，并且不断更换通行证。近几年除流行的通行证除唯美式的技术主义外，还有一种感觉学派。如果你的旅行包里塞多了一些理性少放了一些感觉，前景将十分危险。你的登机证往往被拒签，因为你有可能将文学座机劫持到利比亚去。失去信仰的时代理性是一头怪物。不过，我知道有一种登机证已经按国际流行的标准签好，那就是后现代，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国内乘客。我害怕去签一种几年前流行的寻根护照，更害怕去冒充中国的后现代乘客。　　我深信，理性是智慧的感觉。（1993年1月）　　
　　《岭南文报》：京城评论界讨论《返祖》　　《岭南文报》本报讯：荣获第九届新人新作奖的长篇小说《返祖》在京引起反响，出版该书的作家出版社在京召开《返祖》作品研讨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作家出版社副总编王文华，《世界文学》副总编申慧辉，著名中青年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季红真、陈晓明、吴秉杰、潘凯雄、于晓丹、黄梅以及编辑记者二十余人。该书作者童天一（原名钟健夫）参加了作品研讨会。　　与会者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王文平认为，这是一部好书，一部极有特点的长篇小说。作品在色彩、层次、散文化的笔法和对人生状态的关注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陈晓明认为，这是一本他期待已久的小说，证明文坛之外写的小说要比文坛之内的人写出的小说要高出一筹这样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黄梅认为，这部作品有创新意识，作者找到了一种形式，即包罗万象的形式，能够在这么短的篇幅中，融进这么多的内容，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这部作品的主题，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季红真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的主题，十九世纪几乎全部囊括了，十九世纪的某些作家病态地感觉到二十世纪作家的普通感受，只是十九世纪作家还没有命名的癖好。而《返祖》作品的主题设计，超越了当代所有的精神范畴，可以说主题是最先锋的。对当代人类精神空间进行了大幅度开拓。陈晓明认为，《返祖》作者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文学写作制度化的双重压迫，直接面对生活的事实去把握，去追问，同时将自己的知识背景结合起来。他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后理性主义”作品。会上有人试图用荒诞主义、象征主义来概括这部作品。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任何命名都无法涵盖作品的主题思想。　　关于积极的主题和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关系，申慧辉把这部小说和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霍华德别业》（由此改编的电影为《霍华德庄园》）进行比较，认为那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社会现象，而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作家在创作中却缺乏这种勇气，只会调侃，靠小聪明，丢弃了社会责任感。《返祖》是一个例外，它关注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甚至涉及到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季红真也认为，写作虽然是以私人方式，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但终究是人类的事业。《返祖》关注到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精神状况，说明作者对现实的忧虑和焦虑，内心极为痛苦。　　不少人在发言中都谈到作家的知识背景对于当代创作的意义。申慧辉认为，《返祖》的许多想象成份是和自然科学相联系的，这显然得益于作者的理工科知识基础。《中国文化报》的王洪波认为，作家的知识背景显然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今天已经进入科学时代。陈晓明认为，具有非文学专业背景的作家进入文坛，是对业已形成的文学写作制度化的一种冲击。吴秉杰认为，这部作品涉及到寓言性、科学性、荒诞性及理论的关系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的角度。　　关于作品的形式问题，多数发言者都肯定了《返祖》有较强的可读性，故事精彩，结构紧凑，语言轻松活泼。季红真认为，这种现象是和二十世纪文学借鉴了通俗文学的某些因素有关系。第一是性，第二是暴力，第三是悬念。陈晓明认为，小说的故事结构显示出作者的才气和气魄，不是现在一般小说能够达到的。申慧辉认为这部作品能够接近读者，尤其能够为年轻读者所喜欢，因为它选择的语码容易为年轻读者所接受。　　与会者也对《返祖》的缺点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吴秉杰认为，小说的题目迁就了故事线索，这个题目不能概括作品的精神实质。季红真把《返祖》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进行比较，认为前者还缺少心理深度，在个性张扬方面不够。王文平认为，作品的篇幅稍短，限制了作者把作品写厚实，如果作品增加一些篇幅，把一些细节和场面完全展开，效果可能会更好。　　《返祖》的作者童天一（原名钟健夫，就职于广东太阳神集团公司），在会上谈了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和创作过程，他承认自己在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思考了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答案，也许正像有些评论家在发言中指出的那样，人类所面临的处境本身包含无数的精神悖论，他认为，每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作家，不仅要关心我们今天的现实生存，而且还要关心下个世纪的人类精神走向。（杨德华整理）　　————————————　　这篇报道由《返祖》责任编辑杨德华先生亲自整理。杨德华先生后因患上肝癌英年早逝，让人特别惋惜！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编辑出版了著名作家张炜先生450万字长篇巨著《你在高原》。我与张炜先生有过一段网络“辩论”，起因是他发表在《上海文学》中的《精神的背景》一文。以后我会结合精神分析理论介绍这场“辩论”中的“潜意识”，我要感谢《精神的背景》一文，它让我看到自己精神深处的创伤。　　这在里，我要简单介绍《返祖》作品研讨会的专家：　　陈晓明，著名文学评论家，博士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授；　　季红真，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研究员；　　申慧辉，外国文学专家，原《世界文学》副主编，现移居加拿大；　　吴秉杰，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　　黄梅，留美外国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20年前下海，自费出版小说《返祖》，至今也无法上岸；　　这20年间，因为生活，为他人服务，为他人写作N本书。　　20年后，想出版一本自己的书，三家出版不敢出，我自费也不能出版。
　　《返祖》印象　　季红真　　《返祖》这部小说我用一天时间读了一遍，不能说完全读懂了，因为一部长篇小说真正要读懂，总要读个两遍三遍。　　我觉得这部小说有一点很棒。首先从形式上说，二十世纪文学不管什么主义，不仅仅是要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觉，它是私人化的东西，但纯粹私人化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它作为对抗制度化的集体要求时，有它文学史上的意义。归根结底，写作是一种人类的事业。二十世纪的文学主题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全都有，十九世纪个别天才病态的想象，到了二十世纪成了人们普遍的感觉，所以人们才不断地去给这些文学现象命名。比如荒诞，果戈理的《鼻子》就很荒诞。还有《死魂灵》，充满了对旧俄时代荒诞的讽刺。写作是个体进行的工作，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但作家一定要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纯文学要赢得读者，就要借鉴通俗文学的一些要素，向十九世纪文学回归。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种潮流。本世纪初像《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写作具有经典性，但它只是文学史的经典性。这个时期由于心理学、哲学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生存的追问，找到了一种新视野，有了新发现。但是，比如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比如像托里森的《所罗门之歌》，还是追求可读性，这些能列入当代经典的作品，都借鉴了通俗文学的很多因素，第一，性；第二，暴力；第三，悬念。这三点《返祖》都充分具备。主人公和师姐朦胧的爱恋，龟村发生的多种涉性故事，这些使得这本书很好读。但写作时，作者采取一种带有现代性的写作。从结构上说，作品结尾部分显得较弱，后半部给人草草收尾的感觉。书中所有的故事、场景都很精彩，这可能和作者对人类学的兴趣有关系，可读性很强，节奏感很强。节奏感是很重要的，西方的枪战片、商业片要求五分钟一个高潮。武侠小说也讲究情节绵密，不能有冗长的心理描写。节奏感使这部作品的结构紧凑。　　从主题角度看，这部小说是最先锋的一部小说。它超越了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文学范畴。在我看来，寻根文学也可以说是精神返祖文学，是从正面肯定文化回归的价值。新写实主义就是被现实挤压的一种东西。另外还有一部分作家对现实生存展开一种批判，或者是一种感觉的批判。这部书的主题设计超越了我们现实的生存，关注二十一世纪，关注到整个人类的一种精神处境，在人类精神空间上是一个大幅度的开拓。一系列现实荒诞的情节，重心不是放在现实批判方面，而是放在对现实进行全面的嘲讽。这种嘲讽是基于个体处于历史迷宫的困惑和无奈以及价值感的丧失。　　《返祖》一书的作者是无处皈依的，内心实际很痛苦，被祖宗的牌位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想回归，但同时又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长着尾巴，找不到通往健全的人或理想的人的出路，全部价值体系在这部作书里崩溃了。这部作品写出了所有价值体系崩塌于一旦。享廷顿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主要的冲突是文化冲突。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四大冲突是经济冲突、文化冲突、贫富冲突和男女冲突。《返祖》除男女冲突没有涉及外，其它三大冲突都涉及到了。这种荒诞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不如说是作者对这个时代人类精神关注之中的一种忧虑，一种焦虑。几乎每一个命题之中的包含一连串的悖论。例如是勤劳推动人文明呢，还是懒惰推动文明，是以现有民族建立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建立已经完成，等等。这里涉及到对人类未来前途的焦虑。而结构带来主题方面一个很大的缺陷，即这是一个隐喻，但作者本人恐怕也没有吃透。作者所有的思考，所有精神的困惑全部囊括在故事中了，可是缺少心理深度。这是文学性不够强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作者没有答案。　　这部书的长处超越了当代文学界所有表现的范畴，把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整个人类精神处境联系在一起，看到了世界性的文化回归运动。这是需要胸怀和气魄的，不是某一学科的问题，而是具有国际的视野和敏锐，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无法按自己的意志出版作品，三家出版社不愿给书号让我自费出版，　　自然而然，想到张炜先生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他仍然感到愤怒，这就值得精神分析一下。
　　本坛有一旧帖《张炜：是谁把他逼成了古怪和孤愤？》　　网址：　　我的答案是：他虽然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却失去了读者的“眼球”，　　所以他认为这个时代是精神沙化的。
　　（三）“精神的背景”与侵凌性　　倾听远方是天涯社区和小众菜园的网友，他为“精神的背景”网络辩论写了一篇总结：《“2005中国文坛第一话题”——所谓精神背景》，文章发在自己的博客和众多论坛，里面终于提到我的名字：　　广州一位叫童天一的网友（真名钟健夫，广州作家，现为自由职业者，其小说《返祖》曾获好评）反应异常激烈，与吴亮的逐一追问不同，他试图对张炜的文章进行逐一的批判，文章在天涯社区和小众菜园发表，以边缘人的身份对“精神背景”的说法进行批驳，同时他也对陈思和教授的一些观点予以批评…… 　　虽然我的声音并没有真正出现，但我的形象得到凝视，多少有些安慰。许多人所以到公共论坛发言，是因为无法在生活中实现“自由意志”。他们不得志，不如意，非常憋屈。他们在网上发言比伍勇用枪杆子说话更加理性，也是精神减压的重要方式。公共论坛应当具备这种减压功能。　　那么，我为什么反应异常激烈？　　第一个原因：10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有很多话说，却没有发言机会，现在有人将“精神的背景”与“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起来，我的“人文症状”发作了，正好有互联网平台可以发言。　　第二个原因：我发了一篇《谁是“民间知识分子”？》的帖子发到张炜主持的万松浦网站，被删除了，这还不算，支持我自由发言的万松浦网站版主孟庆德先生被撤职——后来才知道孟先生是坐在轮椅上工作的知识分子。这让我非常难过。与此同时，万松浦网站有一位叫三友的网友，对我持续不断地漫骂，并且受到该网站众多版主的不断支持和鼓励。三友的谩骂还跟随我到小众菜园，甚至到关天茶舍。他因为语言缺乏“精神文明”被关天茶舍版主禁止发言10天。　　第三个原因：是我经过深度的“反身凝视”发现的，就是我认同的“民间知识分子”位置被主流作家占领，众多边缘作家的身份和声音被主流作家“盗用”，引发了我的侵凌性。　　本书第四章的“镜像、自恋与侵凌”一节，详细分析了侵凌性产生的精神背景。在拉康看来，侵凌性不仅采用物理性的暴力，还通过语言的形式表现。甚至是一个眼神，也能表达侵凌性，如父亲对儿子狠狠瞪一眼。齐泽克也认为，语言本身就包含暴力。在中国互联网上，充满着各种语言暴力。　　当然，主流话语时刻对成长中的主体施行软暴力。对我个人而言，“文革”中的血统论对自己就施行了强大的暴力，致使我的精神创伤终生不愈。　　佛洛依德在迫害妄想狂的病例中发现，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往往是同性恋——同性恋是文明社会不允许的；为了抵制强烈的同性恋倾向，患者采取迫害妄想狂作为护身符；而同性恋的倾向一但受拒绝，便非常容易折回自身形成自恋。　　同性恋也可以理解为“同类恋”，就是热爱与自己同一种类型的人，热爱有共同理想的人。伍勇热爱军人形象，因为在部队遭受打击，当了逃兵，他将自己对军人形象的热爱转变成对军人形象的迫害，这就是他袭击哨兵的原因。　　那么，我为什么在“精神的背景”讨论中表现出侵凌性呢？　　因为我与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和“精神的背景”论战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同一类人，或者说，他们是我渴望成为而又不可能成为的人。比如，我渴望自己可以不为稻粮谋，能够自由写作和出版，而生活却不允许。我热爱读书，喜欢研究和演讲，最适合在学院工作，命运却让我在商海挣扎。　　恋爱时我问钟洁玲：你人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她说：我的理想是周游世界。她问我：你人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回答：不愁吃喝，在一间巨大的图书馆中研究和写作。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中写作《资本论》的状态是我当年的理想境界。命运让一个想周游世界的美女和一个想读万卷书的呆子结婚了。　　若按拉康的理论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那么，主流作家和学院教授的身份是我的“自我理想”。我的“自我理想”不但无法实现，还遭“理想中人”的持续批判，侵凌性很自然会发生。　　当然，如果我不关注中国人文学术动态，不看人文书籍，不知道“人文精神大讨论”， “理想中人”的言论伤不了我。可是从1992年下海至今，20多年来，我始终关注中国的人文学术动态，从不间断学习人文知识。我下海之后学到的人文知识不亚于下海之前学到的——不能证明市场经济中有更多的人文精神，只能证明我身在商海心在他处。　　因此，当岸上的知识分子说下海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时，我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对我的批评，因为我已经下海了——尽管没有一个人文学者针对我说。我在中国人文学界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存在，即便在“精神的背景”讨论中，纸媒也不认为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是，正如拉康所言，真理来自误认。在商海中谋生并且喜欢阅读人文书刊的我，深信“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批评的，就是我这样的人。　　(未完待续)
　　（接上）我失落了人文精神吗？不！相反，正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人文精神，我才下海赚钱自费出版了《返祖》。《返祖》出版时正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火热之际，我有话要说，却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终于等到网络时代，“精神的背景”讨论引发了我的症状，我有了发言机会，于是顺势而发，结果仍然被主流纸媒忽略。　　我为什么如此在意：有或没有“人文精神”？　　因为别人说我没有“人文精神”，等于说我是一个“坏人”。小时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不断被纠缠于“好人”还是“坏人”上，这是我毕生的症候。如果我的出身是“工商业兼地主”，我就是一个“坏人”；如果我出身是“自由职业者”，我就是一个“好人”。今天如果说我没有“人文精神”，与说我是一个“坏人”无异。　　《精神的背景》一文中对社会出现的道德败坏现象归咎于商品经济，而我正好又是一个在商业经济中谋生的人，语言的“能指”变成一个具体的“所指”——我很自然变成了“道德败坏”的人。我必须为自己和赖以谋生的商品经济辩护，说明自己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商品经济自古便有。如果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人文精神，那么，这种人文精神肯定离不开商品经济。相反，计划经济才导致人文精神失落，看看十年“文革”就知道了。　　中国历史至少上下五千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说明有七千年。商品经济从公元前1600年商朝起，至今也有3613年。计划经济只是在1949年之后才出现的，到改革开放的1979年，只有短短的30年。这30年的计划经济放在3613年的文明中，几乎不值一提。那么，中华文明是商品经济创造的还是计划经济创造的？当然是商品经济！　　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侵凌性的出现与主体的理想位置被他人占据有关。伍勇的理想位置是在部队当兵，做一个最可爱的人。但是他只能做一个逃兵，导致他对现役军人又爱又恨，因为别人占据了他自己本该占据的位置。伍勇因此袭击哨兵。　　那么，我的理想位置被谁占领？　　朱学勤先生曾经发表过影响巨大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读后十分认同，并且认定自己就是新时期“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纸媒在报道“精神的背景”网络讨论中，我就是一个“失踪者”。孤独无援，正是我的思想处境。我在关天茶舍的个人标记是“孤独的思想者”，意指自己是《一千万孤独的灵魂》中的一个。　　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我发出的声音是“边缘的声音”。　　但是，我在“精神的背景”网络对话期间，发现山东作协主席、万松浦书院的管理者张炜先生编辑了不少知名作家、文化名人在万松浦书院的讲话，以《边缘的声音》为名公开出版。这些人不是专业作家、作协领导，就是媒体主编或文化名人，他们在中国文坛和人文媒体上长期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声音是主流的声音，中心的声音，怎么会是边缘的声音呢？可见，在今日文坛和人文媒体，边缘的声音已经被话语垄断者盗用。　　据了解，中国各省作家协会是正厅级单位，作协主席相当于正厅级的公务员。现在公务员报考热潮已经成了中国特色的“人才景观”。公务员的社会福利远高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虽然公众强烈要求尽快结束社保、医保 “双轨制”，有关方面也认为“并轨”是一种发展方向，但却迟迟没有时间表。　　我不明白：作为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张炜先生，为什么一直以边缘自居？也不理解：《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教授，为何认同和推广张炜先生的边缘身份？　　张炜先生已经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并荣获众多奖项。他可以用多国语言出版自己的作品，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写作，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出版，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组织作品研讨会。主流媒体也非常愿意推广他的作品和思想，《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先生组织的“精神的背景”讨论就是典型一例。这样一位中国文坛的主流人物，怎么能以边缘自居呢？　　相反，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手中的笔——电脑上的键盘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写作，即便按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写完的书稿也无法出版。为了生计，我只能强行压制自己的创作冲动，以服务他人为人生目标，为他人书写而存活于世。我只是一个不能按自己意志劳动的存在。被命运N次残酷阉割之后，我的声音只能发表在互联网上。岁月无情地吞噬我的健康，每天我都在渴望在人生最后的岁月，能够自由书写自己的意志，能在主流纸媒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要告诉世人我的真实存在。　　难道真正的边缘作家不就是我这种人吗？　　不错，市场经济是当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必须在市场上打拼。大部分中文系的毕业生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都没有机会分配到国家单位，也不能在大专院校工作，更不可能当专业作家和公务员，最后都跟我一样，只能生活在市场上。我们不是打工一族，就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每日为别人服务，为别人劳动而生存。　　因为我们生活在商品经济中，所以就丧失了“人文精神”？因为我们为他人服务，所以“道德沦陷”吗？　　而体制内的中国作家，是领着国家发的工资奖金，享受着低价住房，享受着公务员一样的社会福利，衣食无忧地按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写作出版。这或许就是张炜先生等一批主流作家的生存状态。不过，写作体制内的作家能否按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写作出版，是另一个同样值得讨论的问题。　　总之，我强烈地感受自己的“边缘作家”的位置被别人占领，我的发言非常理性。相反，我持续遭受拥护“精神的背景”的网友——三友先生的谩骂和攻击。　　三友先生创作了三言记事诗《剿獾记》 ，发表在张炜先生管理的万松浦书院论坛上，全诗分为十个部分：一，盼獾；二，南獾；三，计策；四，入园；五，禁打；六，阵法；七，野物；八，放箭；九，好皮；十，制裘。诗中说我是一只南方来的獾，被引入园（万松浦论坛）如何遭到痛击，被猎杀后又被剥皮，制成裘衣。我要感谢三友先生，感谢《剿獾记》，因为他的存在和立场可以让后人更真实地了解我的遭遇，证明我在恶劣的语言环境中是如何坚持理性发言的。　　我为什么在网上坚持理性发言？　　原因之一：我将网络讨论当成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我辩故我在。我希望有一天，现实生活中“不得志的我”、“为他人写作的我”、“体弱多病的我”从肉体上消失了，人们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精神的我”——这是拉康意义上的“对象a”，是被命运多次无情阉割后的“剩余快感”。我希望以下海知识分子的身份跟“岸上”的知识分子认真比较一下，看谁的“精神境界”更高，谁更有学识，从而朔造自己的“网络形象”——当然是虚拟的幻象。　　原因之二：我希望以自己的网络言行，实践哈贝马斯倡导的那种公共空间的交往理性。高呼道德口号在公共空间没有任何风险，主流意识形态天天都在喊。相反，以个人权利的立场对公权力说不才有真正的风险。道德不应是口号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不同主体在公共领域的共在、平等和互动的对话才是真正的道德实践，是全球化时代应当倡导的主体间性。　　事实上，我最初是应邀到万松浦论坛发帖的。因为支持我的自由发言，认为不该删除我的《谁是“民间知识分子”》一帖，万松浦的版主孟庆德先生被辞职，我从此不再到万松浦论坛发言，只到小众菜园和关天茶舍讨论“精神的背景”。此后有人请我重回到万松浦网站，我说可以，前提是恢复版主孟庆德先生之职——这当然不可能。　　万松浦论坛，不像一般私企主办的公共论坛，是靠纳税人的钱主办的公共论坛，其管理应当是真正的公共管理。从政治途径来看现代公共管理，至少有三个原则必须体现：　　1、代表性；2、回应性；3、问责。为此，我想请教各位：　　代表性问题：万松浦论坛只代表张炜先生的立场和声音吗？　　回应性问题：我对张炜先生的批评，为什么众版主通过支持三友先生对我的谩骂来回应？　　问责问题：为什么不撤消支持谩骂的版主之职？反而撤消支持理性发言的孟庆德版主之职？公共管理的问责以什么为标准？　　一些网友知道钟洁玲不仅出版张承志的《心灵史》，还出版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时，非常困惑，这两位作家绝不相同！钟洁玲转述了台湾远流出版社的使命作为回应：　　“出版人的使命，不是让那一种知识，那一种意见，那一种立场得到彰显，而是让每一种知识，每一种意见，每一种立场都得到发展的隙缝，从而照亮彼此的得失。”　　上面是一家私人出版公司的使命，期望天下所有用公共资金创办公共论坛的人共勉。
　　作者：地下丝绒 时间： 15:59:15 　　@童天一 8楼
15:49:32　　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标榜高度？还是让别人看见？　　如果是自我标榜，写日记，不出版，这不是自恋吗？　　不是在幻想中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　　写小说嘛，就是个手艺活，把东西做出来就不是幻想。　　至于是否靠这个出名，赚钱，这得看你是否很需要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小说，出版小说，是自费，是陪钱。　　我现在手里这本书，也是准备自费出版，拿到书号，自己印制，给出版社交出版费。　　印刷费、纸张费全是自己出，甚至愿出版社编辑费。　　但三家出版社，就是不敢给书号。
　　作者：短铅笔 时间： 21:00:31 　　张 炜——1956年生，山东栖霞县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全国政协常委、山师大教授，1975年发表诗歌、1980年发表小说、1982年出版单行本、1982、84年两次获短篇小说奖 。　　一个古怪和孤愤的作协主席？一个避开喧嚣，在山东半岛一个近海的小平原写作的作协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得好！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三家出版社不愿给书号让我自费出版。　　我是不是更孤愤？ 　　（我在转本坛旧帖《张炜：是谁把他逼成了古怪和孤愤？》的回帖　　网址：）
　　个人以为，脑缺和十三点是 没资格谈什么精神的。 脑容量太小，精神往哪儿依存。古怪 愤傻全是真的。　　在陈底线、陈存盘那儿去讨论精神啥的，然后载体还是节操早丢光了的黑方周末，这个笑话真冷。　　楼主这样的，还是继续去和韩二抱团或者挑战转基因风车什么的比较合适。　　不让你制造的文字垃圾面世，从节约能源方面来说绝对正确。虽然市面上的垃圾已经够多了，能少一点污染是一点嘛，低碳环保。
　　（接上） 　　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２００３年８月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　　“沙化”时期 　　近二十年来，随着世界的窗口日益打开，各种熏风长驱直入。成长在五四之后的几代人没有国学根柢，在激烈的吹摇下很容易连根拔脱。整整几代人进入了精神游移期，他们已没有方位感，没有立足点。如果说五四以后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那也仅是只鳞片爪，更谈不上什么根基。我们知道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同样丰厚的、西方文明的资源也是同样复杂的。就是说，五四以后，在文化上我们两头都不着边际，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整整一代或两代人都所知甚少。这里真正是割裂的一代、断开的一代。 　　我们既无力判断自己漫长的历史，也无力判断这短短的二十年。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标准，只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同时又向往一切。盲从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几十年里，精神的发展和演变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在其他民族其他时期很难找到的一个现象。特别是这二十年来，我们有过多少莽撞的否定、没有根据的怀疑，以及莫名其妙的向往。我们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和标准，没有一个前进的轨迹，更没有一个过程。最起码有两代人，好像一下子就给推到荒漠里去了，精神的自我生存能力和更新能力都很差。 　　所以我们只能彷徨。既然没有基础、没有方位、没有立场，那么我们还能到哪里去？ 　　由于在我们这儿仅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经济的历史，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浑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和环境。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比如说“非典”，我们无法抵御，是因为我们体内还没有抗体。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精神的抗体还没有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和商品社会采取一种简单的合作与协调姿态，无法也不可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由于对商品社会只是一种协调的依附的关系，市场就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某种权威，以至于非常害怕这个权威。这不仅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过去是阶级斗争社会，知识分子最怕阶级斗争，一上纲上线，他们就慌了。因为不慌也不可能，把你赶到农场去就得了。现在的商品经济市场中，知识分子同样是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仅仅以图书市场为例，本来他们对于书籍是最有发言权和判断力的，可是一拿到市场上就没了主意。本来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平庸无聊，可只要是卖得好，有人立即就荒了，先是缄默，然后很快就跟上来，发出各种颂扬之辞。市场比起阶级斗争的威慑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市场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大众”，但它是打引号的。“大众”一叫好，知识分子用来判断的脑筋、用来表达的声音，一概全无。 　　在商品经济时代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时期，物质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类最好的精神结晶，很容易就被纷纷抛弃。好像只有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才重新发现了“欲望”。实际上这个欲望不用我们发现，它一直是存在那儿的，只要有人就有欲望。欲望的力量，欲望的规律，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从来都是存在的，这很正常。 　　在沙化时期，有鹦鹉学舌式的全盘西化；还有产自本土的市井帮会气；有被极大地庸俗化和歪曲纂改了的儒学，即一般意义上的“孔孟之道”；也还有“公社文化”――我们现在不是残存而是有着很强的“公社文化”，这就是我们自五十年代末建立人民公社以来形成的特殊文化。这一切都空前复杂地糅合一起。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想象现在是极左余毒或是其他，因为早已没有这么简单。在文化上，我们现在正呈现出芜杂和混乱，而且有着极大的投机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臭。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所以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嘲笑一切执著的探索和严整的思想，都会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打着叛离的幌子、“解构”的幌子，公然把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仅仅是常识性的东西――肆意践踏。他们以污蔑和嘲弄为能事，并且在大范围内得到欢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为一种时尚。 　　这个沙漠化呈现出永恒的销蚀力和吸纳力。因为这是一片真正的沙漠，只要稍有一点思想的汁水，就立刻给吸掉了，没有踪影了。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发生过，在历史上也发生过――稍稍考察一下，这往往是有了失败感的民族才出现的一种自然消散的精神状态。它因为失败而迁怒，四处发泄，然后又陷入极度的无聊和自私；有时，又会成为文化上一只永不餍足的怪兽，暴饮暴食却不能消化，于是开始大肆呕吐。 　　一个民族长期探索、保留和学习的一点精粹，不仅被抛弃而且被恶狠狠地跺了几脚。文化和精神的风韵丧失了，飘流了，这个民族再也没有什么去凝聚它、围拢它。 　　剩下的事情就是末日情怀，是变本加利地歌颂纵欲。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 　　（未完待续）
　　作者：芹圃画石 时间： 10:16:09 　　个人以为，脑缺和十三点是 没资格谈什么精神的。 脑容量太小，精神往哪儿依存。古怪 愤傻全是真的。　　在陈底线、陈存盘那儿去讨论精神啥的，然后载体还是节操早丢光了的黑方周末，这个笑话真冷。　　楼主这样的，还是继续去和韩二抱团或者挑战转基因风车什么的比较合适。　　不让你制造的文字垃圾面世，从节约能源方面来说绝对正确。虽然市面上的垃圾已经够多了，能少一点污染是一点嘛，低碳环保。　　——————————————　　谢谢批评！
　　（再接上） 　　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２００３年８月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　　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 　　在一种沙化时期，写作和出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时期只能是卖，是大肆叫卖，直到“卖掉一切”。我们不可能有第二种结局。有什么样的写作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反过来也是一样。出版和写作都是被消费所决定的，被环境所决定的。整个世界的商品化，物质主义，只会导致精神和伦理上的无底线。这不光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趋向。美国走在前边，然后大家跟上。 　　所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或艺术家会惊讶地发现：他如此生存，简直是在与整个世界对立。这种感受很正常。问题是这个发现之后是否恐慌。人处于第三世界就会有格外的恐慌。他突然发现了这么冷酷的一个事实：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一点和整个世界发生对立的那种感觉。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终于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惊怵。 　　 　　如果简单地从商品流通的意义来讲，刚刚转型的第三世界如中国，商品化程度不是过分了，可能还远远不够，即遵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那种商品游戏规则还远远不够，或许还没有进入它的内部，没有踏入堂奥呢。但是从精神和商品属性的混淆程度上看，从这种纠缠撕扯的混乱状态看，我们又实在是走得最远，几乎比任何一个所能了解的国家都走在前头：最混乱，最让人担忧。 　　现在的写作已不再是一些专门家的事情，而是越来越社会化、生活化，这当然很好。“作家”如今更多地被赋予职业的意义，它标明的仅仅是一个职业而已。只要是写了一点作品、或者有这个努力和爱好的，都被他视和自视为“作家”。与其他行当和职业不同，如从来没有把股长或科长厅长说成是政治家，也没有把一个在部队干的人叫成军事家。作家在职业的意义上被如此轻浮地界定，事出有因。所以现在，妓女、商人、政客、主持人、艺人、杀人犯、道德家，无论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理由去写作，并产生卖点，成为“名作家”。从商品社会里看，这很正常。美国一个杀人犯，出来后把杀人的过程写出来，畅销并已致富。原来此刻一切都是为了卖，能卖即是成功。 　　所以，正因为如此，有一些人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公然地宣称自己是美和善的敌人。比如美国的一个歌手，一登台就侮辱自己的母亲，诅咒自己的亲人，反而不可思议地博得了满堂彩。中国也有类似者――可想而知，现在只要美国有的我们迟早也会有。一些日思夜想走红的人，一上来就骂自己的母亲，不惜使用最下流的语言。不仅骂自己的母亲，还骂自己的兄妹、骂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我们从生存伦理上本能地知道，人的最后底线就是――母亲。 　　诅咒爱情，诅咒道德，践踏一切维持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那些东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前面讲过的那个美国歌手，他到了哪里都博得满堂彩，好多年轻人跟着起哄，后来终于惹起了众怒，被一个强力人物制止了。可是在中国，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公然站出或有力地指斥。没有怒不可遏，甚至没有了惊愕和愤怒。我们没有自己青筋暴跳的批评家，至少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批评家得到大面积的响应。好像那种暴怒和批评才是多余的，可笑的，好像重大问题更不必发言，因为越来越专业化了，每个人只需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只需要随时准备出卖即可。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连这种最基本的第一反应都没有，还会有真正的希望吗？我们真的进入了末日的生存了吗？ 　　的确，一部分时刻追赶时髦的所谓的先锋，已经先自背叛了。连中国的道德家也转向了。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和知识界已经没有了道德家，没有了顽强的保守主义。然而作为一个道德的宣讲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了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就将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没有他们，一个时期的精神背景就有问题，这个滋生思想和艺术的文化土壤就会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先锋们背叛了，道德家转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浑然状态。 　　（未完待续）
　　（再接上） 　　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２００３年８月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　　从此理想主义者开始了自嘲。因为他不可能、也无力进行长期的坚持。与这些相对应的是流氓文人的自得，是充斥一切角落的性和暴力。伴随这些的，偶有故做斯文和矜持的叫好者，还有总不缺席的忘情吹捧者。流氓文人的自得，再加上吃精神垃圾长成的一拨轻浮浪子，他们纽合一起，竟使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者大喜过望。他们从来没有禁忌，抓到篮子里就是菜。他们绝不怕下流，不怕惊愕，能卖就是一切。 　　所以，当精神和思想被出卖的时候，当它们在极力使自己成为卖方市场的时候，也就不能奢谈精神了。当中国作家像今天这样直言不讳地嘲笑理想和意义的时候，当那些不久前还在极力追求体面的所谓知识分子、艺术家，躲在“大众”这块幕布后面干尽了无耻下流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只好背离他们，远离再远离，以至于成为禹禹独行者。 　　不仅是出版，打开电视，看看所谓的生活娱乐频道，一些网站，所有最下流、最庸俗、最不堪入目的那些东西，收视率和点击率都非常高。那些稍微想干一点正事、想表达一点追求的，往往很快就被“末位淘汰”。人们一朝发现并大肆倡扬动物性，把商业运作和精神价值完全混淆。如今做得可真彻底，学术和艺术出版没有财政补贴，连海外自由经济地区都不如。追求名利者也只有下流一途。什么无耻、无底线，只不过为了无限止地满足商品流通的贪婪，畅销等于一切。我们看不到严厉的权威、看不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那儿青筋毕露地呼喊。相反，一部分批评家和作家出版者，与这样的时代合作良好，完成了一次卑鄙的合谋。 　　从背景中显现的文学 　　既然走进了如此悲观消极的黄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于是这里发现了一种从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学。整个混浊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儿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这个时期还有什么正在与这道幕布分离出来，那么就是一小部分文学――当然还有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是商品时代的敌人。但商品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又是文学的母体和悲凉的恩师。正是因为它，一种物质和欲望筑成的不可穿凿的壁垒，才使精神和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一次彻底的决绝。 　　从文学和精神的历史上看，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都是尽可能地把一个时期芜杂的精神现象作为背景意义来对待，而不是急欲化进这一背景、融进这一背景。中国世俗文化中有一个“藏”的智慧，是极易被等而下之地运用的。其实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这个非常芜杂的精神和现实的背景里，让自己构成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问题正好相反，是作为一个知识者，怎样鼓鼓勇气从这个背景里走出来，走得遥远，跟背景拉开一个尽可能长远的距离。 　　作家和思想者——这里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个体，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个人。 　　身后是空前的喧哗，跳跃和劲舞，翻滚折腾，嘶嚎，伴以整个时代的乐队。背景越大，舞台越开阔，越是预示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偌大的一个背景下，凸显出一种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存在，这就是个性的力量。因为他们一定不是思想和艺术的平均数，也不是一个时期的最大公约数，更不会是夹在芜杂里的和声，而仅仅是自由和执著的自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多么阔大的背景就有多么阔大的精神，有多么厚实的背景就有多么厚实的思想。我们在真正悲观的土壤上生长出真正的乐观，并为自己拥有如此斑驳丰富的背景而庆幸。 　　极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创造的条件。一旦失去了这种条件，苍白的季节就会到来。真正的创造也许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赏和厌恶、拒绝，甚至是极大的痛苦和藐视，还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这些都不怕，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个时期真正的精神危机却是心灵上的慌乱和庸俗的喜乐，那样的结果只能是正在发生的悲剧：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进那个“背景”，唯恐被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所抛弃。 　　怎样综合和吸纳这个时期的所有经验和经历，在营养丰富的腐殖土中茁壮成长，这才是时代的课题。 　　商品大潮中的精神理性是怎样理解“大众”。九百年前苏轼说过一句话：“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聪明的玩泡者其实也是最愚蠢的人。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书！这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盗铃。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种商业时代的乐观主义。　　原始网址：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5639
　　吴亮新作：顺手记（附：给陈村的信）　　顺　手　记　　吴亮 　　各种事件都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抓住我们的。　　——托洛茨基　　知识分子都愿意声称他代表人民，却不肯承认他代表大众。前者的正当性是先验的，而后者，至少在文化上意味着必要的差异——知识的，专业的和身份的。　　历史已经被证明它就是乌托邦理论最致命的修正主义者，但为什么乌托邦理论还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倒不是精于此道的人们善于将陈旧的幻想不断粉刷一新，而是历史本身便是各种乌托邦理论相继问世、登台、角力、发跡、破产、复兴和再崛起的过程。乌托邦理论如同历史的激素，没有乌托邦理论的世界将和“没有海怪的海洋”一样缺乏魅力。　　可以冒犯“大众”，却不可以冒犯“人民”——难道这两个词后面分别是两群人吗？大众平庸，人民神圣；大众是无权者，人民是主权者；大众没有主见，人民眼睛雪亮；大众盲目追随，人民当家作主；大众只忙于消费，人民却忙于生产……等等!告诉我，哪里去找只生产不消费的人民，又哪里去找只消费不生产的大众？　　他们中有人很景仰地说，人民创造了物质文明所以非常伟大；可是他们翻过脸就不屑地指出，物质是一种十分低俗的事物，物质至上，物质主义……身陷于物质生活中的人民，这时候就要抬起头仰望那些在精神上高于人民的人了。　　如果物质崇拜来自于对创造、劳动、稀有、独特性和高成本的尊敬，那当属常识和理性。视物质为尘土，视金钱如粪肥，不过是哲人意见和诗人意见，一种快意修辞。　　只有当物质涉及归属和分配时，公正与公平等概念才会从中浮现并成为严重的问题。人们仇视物质的秘密在于对物质归属和分配的不公、不均和匮乏所产生的不满，一种对制度下的物质异化的不满，而非仇视物质本身。据说文化批评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人们”认清隐藏在日常事务和世俗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希望成为没有多大财力或权力的那些群体识破文化谎言的武器。但此群体通常远离文化批评，因此，文化批评事实上就成为一种同行之间传阅的专业文牍，一种在某个和选民无关的议会上的慷慨陈词。　　的确，在社会知识上不可能由于用另一种新神话来排斥目前的神话而获得进步——也许，文化批评之所以无力，就在于它居然指望用知性神话来排斥感性神话，而它又明明知道即使做到这一点，社会亦未必获得进步。　　一个糟糕之物的存在，可能就为了让另一些人去反对的。反过来一样：由于总是有人倾向于反对，世界必须源源不断生产糟糕之物，以供他们反对之需。　　有一些字词不容置疑，差不多变成为“术语拜物教”：“真正”、“良知”、“理想”、“真实”、“真理”、“公正”等等——这些字词是证明其它观点与结论的尺度和基点，它们本身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人们对这类神圣字词的迷信，使他们在相互辩论中很少费功夫论证自己主张的观点，常常以为只要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或宣布自己所赞同的观点为“真正”的即大功告成。　　作家堕落了——真正的作家除外——知识分子妥协了——真正的知识分子除外——思想家出卖自己——真正的思想家除外——艺术家无聊空虚——真正的艺术家除外——快通知我，被你甄别出来的“真正”的“上帝选民”是谁？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甄别权和立标准权难道不需要讨论和授予吗？你已经看到了全体作家、知识分子、思想家和艺术家？你的全称判断有多少说服力，以你为界又有多少说服力？　　有人向我们宣称当今时代已“精神沙化”，这并不新鲜！我的疑问是：你若想正当的断言你所谓“精神沙化”的真实性，你必须能指出你准备接受什么可能的证据来表明你理论的虚假性。换言之，你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能提出证据A、B、C、D，那我的断言就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检验方法，可是你回避了。　　来源：　　（未完待续）
　　（接上）　　吴亮新作：顺手记（附：给陈村的信）　　顺　手　记　　每一种描述或预测的陈述都是一种假设，它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加以确证或使它无效的。作为一种假设，它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概然性，但决不是确定无疑的。描述一个时代的时候，频繁使用“整个精神背景”、“整个精神文化”、“整个文学界”、“整个世界”，或“真正的思想和创见”，“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真正的悲观”、“真正的乐观”、“真理的精神危机”等等之类的说法不可能得到验证，那是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　　使用“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并不仅仅因为思想的含混习惯或以此自我期许，有时候，在那些概念背后暗藏着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否定、影射、推崇和自我形象的投射。可是，在“空话”后面寻找意义靠的是直觉，而非经验和论证，它带有猜测的性质。这样的结果，便使对“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和“空话”的解读沦为一种“妄断”，最终和解读对象至少在方法上合流了。　　迷信自己拥有良知、直觉和真实判断力的人相信，精神文化诸事项对他们而言原本就了然于心，它不必通过对所能观察到的现象才做出评判，而是通过有限的个例传递出来的意义整体所获得的直觉——就能理解的。他们还进一步相信，一个时代的精神、艺术和道德的主要性质，只有通过对普遍贯穿于其中的意义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体会就可以达成。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凡的天才，他应该天马行空，绝不使用自相矛盾的概念的和证据，他强大的内在经验足以和被他歪曲的外部世界相对抗——但何谓为“强大的内在经验”，则是一件需要另行讨论的更复杂的事情。　　禀赋平凡者不要在直觉领域中冒险！尤其是谈论时代，精神，道德……普通直觉可以使用于内在想象和个人情感中，但切不可妄想依赖它就足以描绘外在世界地图。对获得真实的社会知识和相应的价值判断而言，一点点直觉和个人好恶远远不够。　　　披着物质外衣的商业文化，由于它的强大而不反抗，或者由于它无所不在的占领和自由流动，从不在乎知识分子对它的抨击。奇迹在于并不是物质和商业在批判下得以幸存，而是批判在物质和商业洪流中得以幸存——各自的导向相异，却又平行共存。批判说，它要揭穿商业物质文化的公共形象之虚假性，不平等性以及少数性——但这种貌似尖锐的词语缺乏对立面，商业物质文化以及它的公共形象从未承诺过“各取所需”的伟大梦想，“不平等性”基于私有制和分配制，“少数性”则是“不平等性”和“物质金字塔”这一经济铁律的必然结果。这样，文化批判的“揭穿”就会导致一个悖论：要么激发乌托邦冲动，即改变现状；要么高声嚎叫发泄不满，然后无可奈何地退回原处。文化批判一直都是在内部论战，而从未和商业物质文化进行过正面交锋。事实上，它和后者在现实中向来是妥协的。　　浪漫的激进主义在字面上曾经很吸引人，今天仍然吸引人——和过去不同的是，过去吸引的是大多数人，今天吸引的只是较少数人。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一种观点被少数人拥有没有人会说不公平？物质被少数人占有却会引起不满、愤怒、抗议甚至动乱和革命？难道物质比观点更重要——至少绝大多数人这么认为，而为绝大多数人打抱不平和有良知的少数知识分子也这么认为。　　精神财富可以和许多人共享，物质财富却难以做到这一点——想一想其中的原因和区别，就不会对人们的物质生活竞争持轻蔑态度。　　爱德华·里尔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一首五行俗谣把莎士比亚逐出我们的深心。更早些时候，四百多年前，同样是英国人，财政家格来舍姆就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基于人类弱点的通例，和我们适逢的年代无关，将来还会如此……　　索尔·贝娄指出艾略特的《荒原》是二十世纪对一切伟大事物之凋零与一切卑微事物之繁荣的现象之绝望……同样的声音今天又再次响起，那些阴悒的，说教的，祈祷的声音。　　传统断裂了，国家观念淡漠，文化上不再有归属感……许多人这么悲叹——“和传统作彻底的决裂”所指何意？“工人无祖国”所指何意？“世界文学”所指何意？那是一百六十年前的惊人预言。　　一些神圣的字词“逊位”了，另一些被罢黜的字词相继“复活”。字词背后的幽灵实体一旦腐朽，衣服也要化为尘土。王者真的归来了吗，你坚信那王座上供奉的不过是空洞的能指？可惜，也许只有你知道真相，但你没法证明……　　来源：
　　《和X兄谈张炜》　　作者：李锐　　X兄：你好。　　收到来信，你说北京三月还在下雪，这恐怕不能算是暖冬吧？　　看了你对张炜那篇文章极而言之的赞赏，坦白地讲真有点让我望而却步，一时不知是否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可扪心自问，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不能敞开讨论今后可怎么再和你做朋友？张炜兄在《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的文章和我的“农具系列”在同一期，我一收到刊物就看了。在第二期上又看到陈思和主编对张炜的极口赞扬。看了你的评价，为慎重，我又把张炜的文章再细读一遍。应当说这是张炜多年来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一个大而化之的对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总结。有你的称赞在前，好处我就免谈。　　我认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张炜的副标题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这也是他立论的根本。不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市场化商品化，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主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一切弊端也尽如张炜的论述与批评。(对此我们也都各自有文章，有过类似的批评)但中国绝不仅仅是处在“消费时代”。起码，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每一个普通国民的精神阉割，思想奴化，自我审查，自我欺骗，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而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正发生在改革开放当中。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当极端的权力要大家闭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强加的事实，大家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已经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回避和简化。于是，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谈的时间长了会产生幻觉，以为是真的在谈论事实。想想九十年代初，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发起的“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其实也是一场被迫绕开基本事实，而只能批评商品化和精神堕落的讨论，这也是那场讨论最终陷入混乱不了了之的结症所在。在极端权力的强制之下，理性告缺，良心退位，逼在眼前的大是大非无法回答，失落的不止是人文精神，还有作为知识者的发言资格。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执政党更是依靠制度优势，把几乎所有的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都整合到权力等级之下。这种整合，是一种比科举体制更为宽泛的整合。湖南作家何立伟的戏言“忍看朋辈成主席”，正是这卑琐处境的最好写照。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主席、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在主席、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干脆就只充当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但是，在张炜的文章里却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事实，他只是一分为二的也比较温和的提到“精神平均化”“板结化”，并且把这一切限定在五六十年代。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省略，是对那个“被允许”和“可以谈”的无言接受，只给了作者大而化之的论述方便，和批评的安全。退一步讲，即便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为了能够发表，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和生存，有些问题是可以妥协，可以曲意表达的，但是，不能取消。事实只说一半就是谎言。这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底线。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在专制政体下生活得太久的国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