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好事真实的短文。（不超过85字）_百度知道
好人好事真实的短文。（不超过85字）
刘惠成 生于1908年8月，中共党员。数十年来，投身志愿者服务，蹬着三轮一路行善，为社区居民做好事。一连几年做了两千多块坐垫给公园老人用；用捡来的木棒、伞柄做了300多根拐杖送给周围的老人。2007年，“惠成志愿者服务队”成立，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荣获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闸北区“模范志愿者”等荣誉记上海巴士一汽五分公司好人好事春节期间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123路驾驶员徐滨，拾到西门子手机一只，交还给乘客，受到乘客的表扬.乘客邹宏来信说，乘123路时不慎把包忘在了车上，过了半小时才想起此事，这时很沮丧地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车队问讯，竞出乎意料地该包被乘务员发现交给了车队，该包安然无恙地在调度室内由调度员保管着，失主说：“此时的心情很激动，虽然包内钱不多，但有许多单位的资料，如果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我很幸运，因为碰上了屠元隆，胡敏奋二位好心的司售人员”，并感慨的说：“谁说现在社会上好人少了，我要说世上还是好人多”，这是为上海的司售人员树立了好形象，好榜样.20多年前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丁晓兵失去了右臂。当英雄在被鲜花与赞誉围绕时，南京航空学院的一名大学生给他写了封信，信中的话让丁晓兵深感意外：成为英雄，你只算过了第一关，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可能成为英雄。我现在并不佩服你，如果10年或者20年以后依然还有事迹从你的身上出现，到那个时候，这个英雄的称号你才当之无愧。20年过去了，丁晓兵时刻不忘这封来信。从连指导员、干事、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到团政治委员，丁晓兵交出了一份出色的“回信”：所带领的集体，先后获得248面奖牌、证书和36座奖杯。霍英东：聚财有道，散财亦有道霍英东给人的印象，一是官至高位，在政界、商界、体育界拥有众多的头衔；二是他是个慷慨的有钱人。从小吃过不少苦的霍英东聚财有道，但也热心公益，散财有道。多年来他对社会的各类捐助金额接近200亿元，单是在家乡番禺的捐助就超过40亿元，有报道称他是港澳地区为家乡捐赠最多的富豪。说起父亲生前的善行，其子霍震霆回忆道：“他说过一句话：人一生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有钱，是给他一个机会，能对国家做自己的贡献。”夜很冷,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因为有个朋友受伤去了医院,等处理好了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和一个女生A出来提前找的士,因为太晚了,也因为医院的偏僻,已经很难找到车子了于是我们走到停在医院门前的一个车旁边---师傅,请问您送不送客?---你们去哪里?---就在附近的XX家园---可以啊!上来吧---需要多少钱啊(直接把他当成了是做生意的司机了...)---不要钱,免费的!---.......不可能吧,不要骗我们!(我和朋友A咕噜着,生怕这人真的是坏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送我们回去?不会又是骗人的吧?是不是看我们俩都是小姑娘?......)可是车子真的很难找,于是我们又走近问他,也意图能问出点有关他的信息,好判断下到底是不是坏蛋!不要笑话我们的警惕性,毕竟曾经被骗过n次,不敢太相信还会有好人好事---师傅,您真的愿意送我们?真的不要钱吗?我们可以给钱的!---当然啊,怎么了?不相信啊?---那您这么晚在这里干什么?---车子玻璃有雾气,我给擦擦---可是需要来医院前擦?---哦,家里有人在上面打吊针!......(几次问了之后,和朋友A有点放下心来,也有可能的确是好人呢?半心半疑地又走近了那人)---那您多等下哈,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恩好的好的......我和朋友A有点欣喜,和另外两个朋友也一起说了这人,当一起出来的时候......那人又换了个轿车直接开到门口还按了下两声喇叭示意让我们上车.---啊,师傅,您怎么换了辆车?(一个人有两辆车在医院?不得不让我们质疑......这也更加让我们不敢上车了)---呵呵...上车吧这个时候受伤的朋友还特意上前说谢谢,不用麻烦了,因为我们真的很害怕受骗,也不想因为贪图那么点便宜而受骗后悔.可是我想了想,我们是四个人,他一个人,再就是,他都把车启动了,能不上车?就相信他一次,也相信我们自己一次,赌一次好了......于是我们四个就提醒吊胆地上车了.坐到车上我们又和那人聊了起来,他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回答:外地的,五湖四海的!他当时笑了声说:你们不诚实!毕竟那个时候我们心里还是有点顾虑啊!走到途中....经过XXX银行的时候,他指着说:我就是这里的老板............怎么可能?怎么会?不会吧?这么年轻的人会是老板?当时我们四个都好惊讶!等到家的时候下车了.....我们才相信这回真的是遇到好心人了,在我们再三的感谢的时候,受伤的朋友还不好意思,准备给钱给他.可他说,如果是为了钱,我也不需要送你们过来了,我当时都因为我们之前对他的质疑而惭愧不已,说了句,不要用那么一点点的钱去亵渎了人家的一片好心!走之前他说有机会的话给他我们的qq,以后大家还联系,我就顺便要了张他的名片,结果名片上直接写着&XXX银行副行长&......当时心里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看着渐远的车子,我们几个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回到家朋友说了句:看来好人还是有的.可是以后我们几个又更容易被骗了!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愕然,因为相信了这次的好人好事,却成了我们以后更容易被骗的原因.稍微松开的一点警惕心却让我们更容易受骗了......呵呵,好无奈的一句话!这就是一个冷雨夜里的特别的温暖出生雷锋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简家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难忘的伤痕雷锋在不满七岁时就成了孤儿。本家的六叔奶奶收养了他。他为了帮助六叔奶奶家，常常去上山砍柴，可是，当地的柴山都被有钱人家霸占了，不许穷人去砍。雷锋有一天到蛇形山砍柴，被徐家地主婆看见了，这个地主婆指着雷锋破口大骂，并抢走了柴刀，雷锋哭喊着要夺回砍柴刀，那地主婆竟举起刀在雷锋的左手背上边连砍三刀，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山路上......立志参军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雷锋的家乡。雷锋看见宿营的队伍一住下来便向老乡问寒问暖，还帮助老乡挑水，扫地．买柴买菜按价付钱，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就从心底萌生了要参军的愿望。雷锋找到部队的连长，坚决要当兵，当连长得知他苦难的身世后告诉他还小，等长大了才能当兵，并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保卫和和建设中国。参加儿童团一九五零年，乡里成立了农民协会，进行了土地改革，雷锋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当了儿童团长，站岗，放哨．巡逻，防止敌人破坏，他还学会了说快板，搞宣传。学生时代一九五零年夏天，乡政府保送孤儿雷锋免费读书。一九五六年夏天，从荷叶坝小学毕业，几年里，雷锋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受到师生的的一致好评。他帮助落后的同学，爱护集体的粮食，并与坏份子做斗争，受到学校老师、同学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在毕业典礼上，他上台发言，毅然要求留在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走上工作岗位一九五六年九月，雷锋在乡政府做通信员，十一月，年满十六岁的雷锋被推荐到望成县委做公务员。一九五七年，雷锋光荣地年经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一九五八年春天，雷锋来到困山湖农场当了一个拖拉机手。一九五八年九月，雷锋来到鞍钢做了一名C－80推土机手。一九五九年八月，雷锋来到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第二年夏季的一天，他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辽阳日报&&报道了雷锋抢救水泥的事,赞扬他舍己为人的事迹.雷锋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了一年零二个月,曾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五次被评为标兵,十八次被评为红旗手,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参加人民解放军参军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且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也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决定批准雷锋入伍.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他做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雷锋所在团是有着光荣战争历史的部队,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发扬优良传统,开饭时,他主动给大伙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休息时,他教大家唱歌,雷锋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无此的温暖,由于他身小臂力弱,开始练投手榴弹时不合格,他天不亮就消消地出去练习,十几天后,他终于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实弹学习中得到了优秀后来居上新兵训练结束后,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当汽车兵,&服从革命需要,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这是雷锋向组织上表明的态度.雷锋性格开朗,平时很活跃,教唱歌,办墙报,说快板样样都行,上级领导安排他参加战士演出队,他就起早贪黑地背台词,后来考虑到雷锋的湖南口音与大家的普通话不协调,影响演出效果,他就主动提出换下自己,而集中精力为演出做好后勤工作,大家虽没有看到雷锋的表演,但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包含着雷锋的辛勤劳动,和他那处处关心集体,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的精神.雷锋回到运输连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驾驶技术之中去,针对缺少教练车的现状,他带领大家做了一个汽车驾驶台.雷锋废寝忘食地学习技术,被大家一致推举为技术学习小组长.五月份,雷锋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驾驶员,被分到二排四班,交给一台13号车上了建设工地.钉子精神施工任务中,他整天驾驶汽车东奔西跑,很难抽出时间学习,雷锋就把书装在挎包里,随身带在身边,只要车一停,没有其他工作,就坐在驾驶室里看书.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 善于挤和钻一次义务劳动一九六零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疼得很厉害,他来到团部卫生连开了些药回来,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原来是给本溪路小学盖大楼,雷锋情不自禁地推起一辆小车,加入到运砖的行列中去,直到中午休息,雷锋被一群工人围住了,面对大家他说:&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和大家一样,只要尽了自己的一点义务,也算是有一份光发一份光吧!&这天下午,打听到雷锋名字及部队驻地的市二建公司组织工人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大家才知道病中的雷锋做了一件好事,过了个特殊的星期天.可敬的&傻子&一九六零年八月,驻地抚顺发洪水,运输连接到了抗洪抢险命令.雷锋忍着刚刚参加救火被烧伤的手的疼痛又和战友们在上寺水库大坝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被记了一次二等功.望花区召开了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声势很大,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存折上203元)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捐献出来,为建设祖国做点贡献,接侍他的同志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这份情谊,只好收下一半.另100元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人民.在我国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为国家建设,为灾区捐献出自已的全部积蓄,却舍不得喝一瓶汽水.入党团党委树立雷锋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标兵后，雷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出身贫苦，爱憎分明，好学上进，阶级觉悟高，入党动机正确，根据一贯表现，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雷锋的入党申请。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八日，雷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零年底，雷锋事迹被以＜＜苦孩子好战士＞＞为题在报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各地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他以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告诉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激励人们在建设祖国中团结一致，更坚定地去战胜困难。应广大人民的要求，连里把雷锋事迹搞了一个展览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来人收集雷锋的事迹……团结友爱雷锋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供大家学习，被人们称为“小小的雷锋图书馆“。他帮助同志学习知识，同班战友乔安山文化程度低，雷锋就手把手地教他认字，学算术。同班战友小周父亲得了重病雷锋知道后以小周的名义给家里写了信又寄去10元钱。战友小韩在夜里的出车中棉裤被硫酸水烧了几个洞，雷锋值班回来发现后，把自己的帽子拆下来一针一针地为小韩补好裤了，轻轻地盖在他身上。知道这个情况的乔安山说：“为了给你补裤子，雷锋半宿都没睡！”人民的勤务员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 过年的时候，战友们愉快地在一起搞些各种文娱活动。雷锋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了一阵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节，服务和运输部门是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人帮忙啊。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给旅客倒水，雷锋把全班都带动起来了。雷锋就是选择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难怪人们一见到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就想起雷锋。孩子们的知心人一九六零年十月以后，雷锋先后担任了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即现在的雷锋小学）和本溪路小学校外辅导员。雷锋平时工作．学习都很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或风雨天不能出车的日子请假到学校去找教师，同学谈心，或进行其他辅导活动。他善于团结小朋友，启发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雷锋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辛勤培养下一代茁壮成长。共表团抚顺市委为表彰雷锋的事迹，曾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颁发奖状，上面写着：“奖给优秀辅导员雷锋同志，保持光荣，继续前进”。模范班长一九六一年九月，全团上下一致推举雷锋为抚顺市人大代表。雷锋参加完人代会回到连里就担任了二排四班班长，在他的带领下，四班成了“四好班“，雷锋也成了全连的四好班长。一天傍晚，天下起大雨，雷锋见公路上一位妇女怀里抱着小孩，手里还拉着小孩，身上还背着包袱，在哗哗的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着，雷锋忙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嫂从外地探亲归来，要去十几里外的樟子沟去，她着急地说：“同志啊，今天雨都把我浇迷糊了，这还有孩子，我哭也哭不到家啊！”雷锋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抱起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冒雨朝樟子沟走去，宁可自己淋得透湿，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她们母子送到家。谦虚谨慎雷锋入伍以来，多次立功受奖，他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出席过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他的照片，日记和模范事迹．通过报纸．电台作了广泛的宣传，雷锋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热情赞扬他的来信，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光荣应该归于党，归于热情帮助我的同志，至于 我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是很不够的……”牺牲经过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向左，向左……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林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战友们立即用担架把他送到附近医院抢救，各级首长立即赶到了医院，同时以最快速度把沈阳的医疗专家接到雷锋床前。由于颅骨损伤，导致脑机能障碍，雷锋这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年仅22岁，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八月十七日，在抚顺市望花区政府礼堂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近十万人护送雷锋的灵柩向烈士陵园走去。一九六三年一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任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雷锋事迹的文章。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首都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他把自己旺盛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的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必将在我们青少年一代身上不断发扬光大，他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可敬的&傻子&一九六零年八月,驻地抚顺发洪水,运输连接到了抗洪抢险命令.雷锋忍着刚刚参加救火被烧伤的手的疼痛又和战友们在上寺水库大坝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被记了一次二等功.望花区召开了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声势很大,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存折上203元)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捐献出来,为建设祖国做点贡献,接侍他的同志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这份情谊,只好收下一半.另100元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人民.在我国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为国家建设,为灾区捐献出自已的全部积蓄,却舍不得喝一瓶汽水.团结友爱雷锋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供大家学习，被人们称为“小小的雷锋图书馆“。他帮助同志学习知识，同班战友乔安山文化程度低，雷锋就手把手地教他认字，学算术。同班战友小周父亲得了重病雷锋知道后以小周的名义给家里写了信又寄去10元钱。战友小韩在夜里的出车中棉裤被硫酸水烧了几个洞，雷锋值班回来发现后，把自己的帽子拆下来一针一针地为小韩补好裤了，轻轻地盖在他身上。知道这个情况的乔安山说：“为了给你补裤子，雷锋半宿都没睡！”人民的勤务员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 过年的时候，战友们愉快地在一起搞些各种文娱活动。雷锋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了一阵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节，服务和运输部门是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人帮忙啊。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给旅客倒水，雷锋把全班都带动起来了。雷锋就是选择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难怪人们一见到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就想起雷锋。孩子们的知心人一九六零年十月以后，雷锋先后担任了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即现在的雷锋小学）和本溪路小学校外辅导员。雷锋平时工作．学习都很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或风雨天不能出车的日子请假到学校去找教师，同学谈心，或进行其他辅导活动。他善于团结小朋友，启发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雷锋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辛勤培养下一代茁壮成长。共表团抚顺市委为表彰雷锋的事迹，曾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颁发奖状，上面写着：“奖给优秀辅导员雷锋同志，保持光荣，继续前进”。模范班长一九六一年九月，全团上下一致推举雷锋为抚顺市人大代表。雷锋参加完人代会回到连里就担任了二排四班班长，在他的带领下，四班成了“四好班“，雷锋也成了全连的四好班长。一天傍晚，天下起大雨，雷锋见公路上一位妇女怀里抱着小孩，手里还拉着小孩，身上还背着包袱，在哗哗的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着，雷锋忙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嫂从外地探亲归来，要去十几里外的樟子沟去，她着急地说：“同志啊，今天雨都把我浇迷糊了，这还有孩子，我哭也哭不到家啊！”雷锋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抱起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冒雨朝樟子沟走去，宁可自己淋得透湿，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她们母子送到家。谦虚谨慎雷锋入伍以来，多次立功受奖，他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出席过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他的照片，日记和模范事迹．通过报纸．电台作了广泛的宣传，雷锋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热情赞扬他的来信，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光荣应该归于党，归于热情帮助我的同志，至于 我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是很不够的……”
采纳率：60%
一天，我在路边看到一条受了伤的狗，多数的人都绕道而行，唯有一人带着那条狗去了附近的宠物医院；不久，我再次从那里路过，只见那人抱着受了伤的狗出来，把它放到车上离开了。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好人的相关知识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后使用快捷导航没有帐号？
原作者: 老田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今天老田带我们重访风云叠起的1958年，重新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与“穷过渡”之间的关系。总路线里没有“穷过渡”，那“穷过渡”是如何产生的，又怎么成了全国性的现象?&本文为老田4月3日的最新修订版，为方便阅读，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格式上的调整。1958年11月毛主席在郑州主持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来源：家乡网）前言人人都知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猪队友坑害自己人的能力，往往要超过对手很多倍，共产党历史中间两次最大的低潮和失败，就是源于猪队友的机会主义作为。共产党历史上的两大挫折，先有1930年代前期的王明路线导致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后有1958年刘少奇等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趁着民众还穷困的时候就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次严重机会主义错误格外加重了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后一次机会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右派抹黑共产党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本人的主要凭借，猪队友坑自己人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1959 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了猪队友的可怕之处，说有些猪队友比猪还蠢，猪撞了南墙还知道要回头的：“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1]&猪队友除了死不回头、死不认错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被特点”的特点也很重要：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选择及其恶果，往往是各种敌对势力的最爱，所以，各种反共反社反毛势力，无不齐心一致地掩盖猪队友的机会主义特征，协调一致地选择把猪队友的作为说成是代表毛共社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来讲述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错误，才能够实现抹黑效果的最大化。敌对势力想要最大化利用猪队友来实现抹黑目标，而猪队友自身又有着强烈的不认错特点，这样，双方就心照不宣地实现了默契的最优。&在1958 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被安子文和一些省委书记组成的共产风团队，以野蛮组织手段推广到了全国。穷过渡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部分，也不是对这个路线的执行，而是刘少奇等人灵机一动想要进行趁着民众还很贫穷的时候，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等人选定的穷过渡试点单位，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河南嵖岈山、河北徐水县与山东范县三地，在尚未取得任何成功经验的情况下，就组织了全国数十万干部进行实地参观，同时邓小平还命令报章宣传跟上去，而安子文又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发明了“霸王工作法”保证其执行力度，很短时期内就把这些蛮干措施快速推广到了全国各地。本文通过考察政府决策和执行链条，去梳理1958 年两件大事：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动同时有很多高官追捧的“穷过渡”——通过嵖岈山、徐水和范县三个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短期内推向全国。为阅读简明，全文分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约13000 字简述穷过渡的决策、推广以及对其进行分析认识的过程，有关“穷过渡”的相关文献来源摘录，作为附录约37000 字，放在文后，以备参考。一、刘少奇等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是与总路线决策无关“私活”1、1958 年4 月底，刘少奇在去广州的列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和邓力群等人吹牛皮，决定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口头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路宪文通过地委秘书长赵光（当时在嵖岈山蹲点），选定嵖岈山作为共产主义过渡试点。[2]&2、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在山东视察工作期间，当面向省委书记舒同布置，山东要准备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经过省地县各级官员的集体智慧结晶之后，最后选定范县试点两年建成共产主义。谭震林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农业会议，把范县树为模范，还说要组织十万人去现场参观。毛泽东派陈伯达等人去范县了解情况，陈当面向县委第一书记提出这个试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3]&3、1958 年8 月6 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随后，中央部门、省地均派人响应此一试点，组成一百多人的设计团队，预备在1959 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4]&4、刘少奇通过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在徐水县选定寺各庄公社，试点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分开居住方式。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率领学生几十人，去寺各庄设计分居房屋。吴冷西在河南新乡农村调查也发现，有此种分开居住、礼拜六才一家人团聚的试点，当地干部还说是依据刘少奇在全国妇联的讲话而实施的。[5]&5、据访问马宾得知，群众性的土法炼钢和土高炉的方法，是邓小平的发明。他因为反对这个，结果“1959 年我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我不赞成搞小土群的钢铁厂。”“历史性的7000 人大会上，中央检查总结了‘大跃进’。中央同志找我谈话，‘撤消一切处分，官复原职’，先来北戴河疗养，后去鞍钢工作。”【马宾：《纪念毛泽东——马宾主要思想汇编》电子书；老田按一：目前具体说到土高炉和后院炼钢发明权在邓小平，只有此一孤证，不过，此种想当然的技术战略选择，在非毛化时期竟然被遮蔽得极为彻底，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还能够搞到那么大的规模，只是简单地把这个癫狂性的举措记在大跃进的账户下，这从反面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了。】二、“穷过渡”试点是如何强硬推广到全国的宣传方面的“海吹工作法”，组织部门采取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原因。“霸王工作法”通过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惩办方式，在官场中间最大化了执行力，对快速推广穷过渡的各种野蛮瞎指挥做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6、吴冷西负责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意识形态工作主管邓小平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宣传思路，违背毛泽东“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预先嘱咐，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宣传，从属于共产主义试点的推广过程，宣称高速度就是大跃进的灵魂，甚至在报上排各地的进度表，造成你追我赶的浮夸浪潮，为共产风和浮夸风推波助澜。[6]&7、胡绳在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宣传了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主要做法：生活集体化和公共食堂等。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试点内容，例如1958年带来农村生活根本性变化的“吃食堂”，都查不到任何正式的中央下发文件，也查不到相关的中央正式的讨论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从没有成熟经验的所谓共产主义试点中间，强行推广的。[7]&8、在为徐水穷过渡试点做宣传的1958年第七期《红旗》杂志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间，概括性地提出了穷过渡试点的主要内容——“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前进中提出了这样的充满革命精神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三化”是很多干部在延安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但延安时期也仅仅在机关、部队和学校中间实行，并没有在农村农民中间推广这些，而且这“三化”绝非“劳动人民”提出的，而是出自共产主义试点的官员们的设计，然后假冒群众之名来宣传。【老田按二：逄先知、金冲及署名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说，（1958 年）“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P828）对于这个说法，该书没有提供文献来源说明。查阅《徐水县志》“组织军事化”是8 月13 日才实施的（8 月13 日，全县实现军事化，共建成93 个团，417 个营，1409 个连。县志P832），毛泽东视察徐水时还没有“组织军事化”等做法，当然也就无从肯定了。经查证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与徐水相关领导谈话时肯定的是“民兵”组织。也就是说：在刘少奇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大同书》6 日抵达徐水组织共产主义试点之前，并没有任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提法和做法，“三化”本身是共产主义试点的中心内容。】9、组织各地干部参观三个试点，通过这种方式对尚无成功经验的“穷过渡试点”的各种做法进行推广。其中徐水试点在月份参观人数高达32万人，嵖岈山试点6-11月参观人数18万人，范县试点谭震林预先预备组织10多万人去参观最后没有完全兑现，10月份之后的一个月内参观人数也高达三万人。[8]&10、安子文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授权进行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的最重要拐杖。1958年9月，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会上宣称“不信来看，不通来辩，不干就换。”各省委用强硬的组织处分手段，去保证推广尚无成功经验的试点单位的很多蛮干做法；我们知道“不换思想就换人”所以对“不干就换”很容易理解，而“不通就辩”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通过辩论解决思想问题吗？不是的，安子文的“不通就辩”是推广徐水的“斗争会”的方式，去压服不同意见，毛泽东派了两批人去实地调查，对安子文的“辩论”有一个评论，“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且，这种野蛮的方式不仅在干部中间进行，还推广到农村和农民中间去了，对农民说的不同意见也采取斗争会和捆绑殴打的方式。[9]11、安子文等人推行的“霸王工作法”有着巨大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最大化了那些支持穷过渡的“共产风团队”无视下级的反对，得以最大化其执行力，另一方面，在受到野蛮惩处的大多数下级那里积累起巨大的官场怨气。刘少奇作为穷过渡的发明者，还有高层的积极追随者以及省一级的积极追随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的成员集合，识别这个共产风团队在共产党历史中间的地位和表现，是理解党史中间很多大事的关键。据老田2005年访问党向民（离休前是云南省委常委）得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1958年积极推广穷过渡和浮夸风，时任江门地委书记党向民当面提出一点质疑，就被赵紫阳现场免职（这个免职是违犯组织程序的，通常程序任免地委书记需要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霸王工作法”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1958年推行穷过渡时期，谁要是不听话就处分或者撤职；后来穷过渡问题多多，谁要是提意见或者说实话，那就给予严酷打击，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1960年整风整社过程中间的“民主革命补课”期间，都是高层的“共产风团队”借此打击批评意见和说实话的干部。庐山会议之后湖南的周惠等人，因为在穷过渡问题上欠账不少，这激起全省许多县委书记的不和谐声音，结果在庐山会议后借着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整风整社的东风，定为三类“国民党县”30多个，接近一半县委书记要被免职，七千人大会上“共产风团队”被地县委书记批斗了一通才有所收敛，王任重去湖南讲话阐明新政策才终止了这一次残酷打击。穷过渡作为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私活”，反而得到优先的大面积推广，就是经由“共产风团队”此种野蛮的霸王作风来实现的。这种违背组织程序的蛮干和霸王作风，在官场中间激起了对“共产风团队”普遍的怨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支持了地县委书记们要开“出气会”的强烈要求，各地最积极最蛮干的浮夸风省委书记遭遇到“斗地主”一般的控诉，安徽曾希圣是在刘少奇亲自保护下才过关的，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保护下才过关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强调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发扬民主并批评“霸王”，官场之所以能够流行“霸王工作法”——不管是前期的野蛮推广还是后期打压批评意见——还难于纠正，都是对共产党高层“共产风团队”素质的一次极度深刻的检验，毛泽东甚至还提到中国有可能蜕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这一次的讲话就是总结年四年的官场表现而言的，这次讲话内容完全不是空洞的工作方法呼吁，而是实际指代很多高官的严重问题。[10]三、穷过渡试点从未得到正式的决策程序认可12、毛泽东不同意“三面红旗”的说法，说这是“三元论”。1958 年他在南宁会议上讲到“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毛传》，769）。后来他还对人讲：“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11]毛泽东不同意把含义不明晰的“大跃进”与总路线并列，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不愿意提到与总路线并列的高度。今天回顾，在正式决策程序中间通过的就只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大跃进更接近于媒体以“海吹工作法”炮制出来的。13、1958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今天回顾，是在穷过渡业已一哄而起的大形势下，倒逼出来的。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已经有了要求各地试办大社的设想，结果这个试办还没有取得进一步经验的情况下，就出台了公社决议，显然是形势逼人的结果：针对的现实就是在穷过渡的引导下，各地成立人民公社，走在前面了，迫切需要出台政策措施加以疏导。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开头就说：“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己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12]14、1958年10月毛泽东除了派遣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徐水调查之外，还特意派遣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组织人马去徐水调查，并要求快速回报。相关情况汇总到毛那里之后，毛泽东在天津亲自召见徐水县委书记张忠武当面提出批评。随后，又由河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徐水整风，张忠武先是代表县委检讨，后于1960年被撤职（邓小平上台后给予平反）。1958年11月份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命令不再宣传徐水。也就是说，三个穷过渡试点中间影响最大的试点——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被毛泽东本人亲自介入，强硬地否决掉了。期间，作为徐水试点幕后推手的刘少奇，没有做任何检讨和实际纠偏工作，安子文等人也没有通过组织体系做任何纠偏或者挽回错误的工作。[13]&15、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穷过渡”是彻头彻尾的“私活”，与作为正式决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此种私活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问题在于安子文和许多省委书记在尚无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手段，配合宣传和组织参观等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推广，结果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等“五风”蔓延，加重了随后的灾难损失。1958年11月底，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会上刘少奇和彭真共同劝说毛泽东，试图在全会决议中间写入“共产主义过渡”内容，被毛泽东否决。[14]四、与穷过渡紧密相关的“共产风团队”的形成及其政治后果16、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1958年的穷过渡试点中间，主要是刘少奇一人的拍脑壳决策，其他人主要责任在于无原则的投机跟风。其中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个人责任最大，他对违背组织程序推动“惩办主义”的方法有着重大个人责任；而在宣传鼓噪过程中，邓小平负有领导责任而吴冷西负有直接责任。在国务院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跟风最卖力，范县试点他的个人责任大过刘少奇；嵖岈山试点中间他的积极程度也很高。在各省委书记中间，跟风最紧的有北京的彭真、山东舒同和谭启龙、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广东陶铸和赵紫阳等人，不跟风的省委书记目前还没有发现。穷过渡试点为负面后果出来之后，大多数“穷过渡”责任人都拒绝参与主动纠偏，无视毛泽东的一再批评，逼迫毛泽东不得不甩开行政链条，以公开信的方式对基层干部讲话。而且，此种抗拒对共产风蛮干的纠正和批评的思想，在党内高层由此形成了一个宗派性的圈子——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反对对穷过渡的批评和追责，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群情激奋的批判就是此种宗派性质的共同利益的体现。毛泽东对徐水进行了具体纠左，但避免直接点名批判刘少奇，这个现象值得深思，1953年毛泽东表达过对于刘少奇的不满就被高岗利用，看起来毛泽东是那种真正“不贰过”的人，特别善于从挫折中间吸取教训，看来是把刘少奇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权力格局来维护的。由于共产风团队占据着高层要害和省委书记多数，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权力格局的重心所在，毛泽东在日庐山会议讲话反而为刘少奇等人洗地，说“（各地参观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P237）（编者注：此处的p237作者未标明具体文献）这样的说法中间是把刘少奇和最积极的共产风团队摘出来了，似乎共产风和浮夸风是底下干部无组织搞起来的，没有刘这个发明者和省一级的积极跟随者什么事了，毛还说要拿着团结的旗帜争取“党的团结”。&17、今天回顾，“共产风团队”追捧刘少奇的穷过渡试点各种野蛮做法，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不足和认识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对上是顶着毛泽东的系列纠偏努力，对下通过残酷地打击地县委书记们的批评意见，而强行开辟出自身前进道路的。1958年毛泽东系列纠“左”努力——就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反对穷过渡团队的胡乱作为。1958年除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及其推广的各种蛮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左或者极左表现，毛主席的纠“左”就是纠那一伙人。在毛后时代的党史写作中间，他们凭空捏造一个“左”倾狂热出来，似乎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在每个人的头脑坏事，甚至还是来自于毛泽东那里。毛主席所有的纠“左”，好像不是反对穷过渡试点及“共产风团队”各种蛮干措施，而是对空气纠左。纠“左”之所以难于奏效，左之所以继续顽强地存在，就在共产风团队拒不响应纠正措施。甚至，毛泽东直接对基层干部喊话的党内通讯，还被一些省委截留不向下传达，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就拒绝向基层传达毛泽东的信。1959年春天毛泽东罕见地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各信的内容均为指导具体的纠偏工作，否定共产风团队的胡来。这些纠“左”的努力，在庐山会议之后被官场多数终止了，转而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针对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回顾说：1959年的纠“左”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又占据了上风。[15]18、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于共产风平调老百姓和基层生产队的财产，毛泽东极端憎恶，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16]19、除了平调老百姓的财物之外，在各地相互攀比的浮夸风压力之下，各地下达过大的任务，也是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加重的原因。安徽曾希圣动不动就把水利工程土石方任务翻一番，甚至翻几番，谁要是务实提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帽子。毛泽东当面批评过曾希圣，说他愿意去当那个“机会主义”，还明确指出：“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由于困难时期口粮标准低，加上任务过大导致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结果，安徽淠史杭灌区工程中间果然出现非正常死亡，淠河干渠有一段工程特别艰苦，很多壮劳力死在工地上，当地人把那一段干渠称为“望夫河”。湖北红安县的烟宝地水库工地也有类似情况，在困难时期因病、累、饿死亡69人。[17]20、1959年6月毛泽东带王任重回韶山，私下里与王任重的谈话中间，如实地界定穷过渡是左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引导王任重在自己率先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去对下级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纠偏——“决策错了，领导者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引自《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80页）1960年王任重在大会上公开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李衍绶等人道歉（后者感动得流眼泪，此人在文革时死保王任重），然后开始领着各级干部认真务实地纠正错误，通过沔阳海通口的整社试点提出纠正“五风”，毛主席迅速加上长按语批转全国。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讲话中间，也是自己先做检讨并承担责任，身体力行地践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达成新的团结。”1961年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狠批“霸王”，强调民主集中制。1960 年11 月毛泽东批转湖北省委在沔阳蹲点纠正“五风”经验的手迹，强调“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21、1960 年毛泽东的讲话《十年总结》，把穷过渡带来的问题，定性为经验不足，这是为了维护权力分配的现实格局，避免做出此种伤害极大的改变，而做出的洗地说法。毛1959年曾经号召读书（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以此去廓清高官们在过渡问题上的各种想当然，也没有奏效；毛泽东曾经沮丧地说：“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18]1960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十年总结》。（来源：中华网）22、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间，一是强调毛主席的认识总是最符合实际，针对的事实就是刘少奇等“共产风团队”大搞穷过渡的胡乱作为又不听毛主席纠偏，以此对“共产风团队”有所敲打；二是强调错误是经验不足而付出的学费，这个部分是为了维护刘邓等“共产风团队”占优势的权力分配格局，为他们解脱责任，这是当时共产党政权的大局所在，这就与彭德怀1959 年庐山会议那种单纯指责“共产风团队”、被解读为威胁到既定权力格局的鲁莽言论形成了对照。[19]【老田按一：全团队考砸了之后，旁边的强势围观者彭总说你们彻底考砸了，林总说考砸了算是付了学费，下次可以考得更好。】&23、1959年彭德怀倒台后刘邓为首的“共产风团队”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此后的行为模式大有不同。1966年毛泽东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20]“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20]“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21]“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21]24、今天回顾，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造成的后果是缺乏互信——“将相不和”，并由此潜在地威胁到建国后选择的较优权力分配格局——刘少奇邓小平等和各省委书记在现实政治中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是：革命年代的军功集团的骄兵悍将被边缘化。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过“订个合同我死后你保证不造反”，暗示彭德怀要注意争取与刘邓等领导集体建立互信，彭德怀没有理会到这一点而是简单地选择“给态度”——要什么态度给什么态度，单纯的服软离建立互信的要求还差很多。在另外一个方面，刘少奇的合理选择是做自我批评，去主动争取与彭德怀的团结，但刘少奇讲话中间却说“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表达的是二选一的绝不妥协态度，这样，毛泽东被迫选择支持刘邓集团，维护建国后确立的“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权力分配格局。文革期间林彪集团掌权之后，终止了“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格局，后果是严重的——对党政干部和许多群众组织进行真正的法西斯审查搞得冤狱遍地，这反过来证明维护建国初期的权力格局自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1958年穷过渡试点及其后拒绝纠偏的表现，特别是1962年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不经过正式决策程序，又一次“拍脑壳”并以宣传上的“黑暗风”宣传为依据，一次性就否决两个总路线，这一次是彻底耗竭了支持他们继续执政的最后一点合理性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从62年就看出问题来了。1967年3月初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强调刘少奇个人去留事关“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这是很有见识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回应以“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但如果历史地看的话，1958年的穷过渡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已经耗竭了大部分的支持合理性，等到1962年西楼会议之后轻率地推翻两个总路线，应该说维护现状已经是不对的了，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颇有点“见事迟”的味道。当然，如果不是历史问题，刘少奇肯定还会循着王明、李立三旧例当选中央委员，但是，旧有的较优权力配置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局早已从1958年开始逐步解体了——现在也无从修复或者维护了。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535 页五、党史写法：蓄意把总路线决策与“穷过渡”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25、刘少奇矢口不提“穷过渡试点”及其野蛮推广带来的问题，而是始终一贯地把这个“私活”混同于执行“三面红旗”的正式决策。（1961年刘少奇）3月1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7月19日视察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和林业情况。在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你们三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说，你们搞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搞一个典型调查，去看一次还不行，等二年、三年后还须再来看看。[22]26、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邓小平等人审查过中央文件，在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同时，彭真受邓小平之命，另外组织班子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秘密审查中央文件，试图找到毛泽东鼓吹穷过渡的言论，结果未能如愿，只找到谭震林等人给浮夸风推波助澜的言论，因为谭批判过北京工作落后“是锅底”，还遭到这些人的怨恨。“畅观楼黑会”1966年5月被北京市委干部揭发出来，受到群众大加批判，说彭真等人预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赫鲁晓夫式的政变，这个黑会就是为了搜集进攻炮弹的。虽然彭真等并没有找到毛泽东的把柄，但七千人大会上，彭真还是做过把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的发言，结果引起周总理和陈伯达的当场反驳。官场始终有一股暗流，试图把官场机会主义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间，还提到官场还是有人要把“三年灾害”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毛后时代官学两界联手果然把这个目标变成了事实。[23]1962年，七千人大会现场（来源：中华网）27、刘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间大讲“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拒绝为这个报告背书，要求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上讨论——这个报告中间就把所谓的“分散主义”作为“五风”的源头去理解，似乎加强了中央集权就没有地方干部犯错误的空间了，含蓄地提出要终结1958年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结果这遭遇到各个省委书记的共同反对，湖北省有人当面追问这是不是要回到1957年之前。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诊断，受到各省委书记的否决，大会多数否决了这个议程。但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依然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药方，开始系统地废除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特别是向地方放权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此后中央集权程度超过了1958年权力下放之前。这就与1956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状况一样：以个人的拍脑壳决策去否定经过集体决策程序的决定。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黑暗风”“单干风”，针对的就是刘少奇、陈云等个人反对集体决策的两个总路线。在刘少奇这个否定总路线的背后，在认识上是不承认自己的“穷过渡”私活引发“五风”并造成巨大损失的，而是把穷过渡引发的问题记在总路线的账户下，据以推翻正式决策。后来毛泽东在1966年和1970年至少两次批评过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1962年随意推翻总路线，再次过度集权于中央的错误。[24]28、邓小平1985 年说：“我们搞革命的人”性急，基于共产主义信仰搞了“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是左的思想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损失。[25]&29、毛泽东临终之前对于刘邓的区别看法，刘少奇不愿意做自我批评，因为不承认错误当然也就不存在积极改正错误的必要了。“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6]&30、党史的写法，是把穷过渡引发的“五风”表现，说成是正式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来的，这符合洗白“共产风团队”的需要。权威党史著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7]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编者注：本文为四月三日修订版）独家彩蛋老田按：1958年1月南宁会议发布工作方法六十条，最后一条是毛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在党内吹风。刘搞试点莽撞一点不是大问题，下面积极分子太狠了，造成问题，这个乱尾处理很考验人，没有几块是拎得起的料。投机个个往前冲，担责或者办事人人束手，刘无意间出了个难题，带着整个团队考砸了，然后就说老师不行。59年毛爷爷陷入悲观，作诗都处在一种突围心态里。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改鲁迅诗（1959年12月）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暧，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注释：[1] 王任重日记摘抄：《跟随毛主席到韶山》，载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辑：《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第14 页（以下页数简写为P）[2] 文献摘录：（1958 年4 月底）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P731-732】就在上层有设想，基层有需求的形势下，吴芝圃受命搞共产主义试验，豫南农村被选作了试验场。位于河南东南部的信阳地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因敢闯敢干而深得吴芝圃的信任。而此时，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正在遂平县锻炼，任县委副书记，蹲点嵖岈山。在县委干部中赵光算是知识分子，南下干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自然要比县里的一般干部高。这样的人脉关系，这样的历史时机，嵖岈山被选作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场。【贾艳敏著：《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P35】4 月20 日，遂平县嵖岈山集体农庄成立，后转为卫星人民公社。6 月，全县掀起“稻改”高潮，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旱田改水田2000 亩，建立水稻营，社员集体居住，生产军事化。6 月中旬，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7 月,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全部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夜以继日轮换上阵,口号是“人炼钢铁、炼铁炼人”，全县70%的树木被烧掉，不少铁质生产工具被砸毁炼铁。8 月,全县合并为一县一社，名为“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实现政社合一，内设八部一室三委,下辖10 个基层社。10 月,全县实行集体食堂化。干部群众干的是一样活,吃的是一样馍,学校师生实行吃、住、劳动、学习四集体。12 月，遂平卫星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加津贴的办法。同年秋，全县干部职工中间实现供给制。【《遂平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P37-38】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于l958 年6 月10 日放出亩产小麦3821 斤的高产“卫星”。随后,棉花“卫星”、红薯“卫星”、水稻“卫星”、钢铁“卫星”……接踵而至,引来国内外数万人参观考察,给遂平带来极坏的影响。【同上书P259-260】第二条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载1958 年第七期《红旗》杂志，P16】[3] 文献摘录：程怀仁（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官员）回忆：1958 年7 月份刘少奇来到山东视察(据查，1958年7 月17 日，刘少奇至畴张县台前)，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陪着到聊城参观。刘少奇看到寿张地瓜、玉米长势很好，作了指示，让山东5 年建成社会主义。556后来，谭震林到了河北徐水，把一个共产主义规划拿到我们山东来，让我们学徐水。据此，我们省委农村工作部讨论了许多次。总的思路是刘少奇让山东5 年建成社会主义。谭震林让学徐水，怎么落实呢?省委要求全省5 年建成社会主义，聊城呢，得提前，应3 年建成社会主义。到县里呢，也得有提前的，寿张、范县是“先进”县，就得两年建成社会主义。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还推敲词语，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了，那不就是共产主义么?【（濮阳党史办）岳鸿胤：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产生前后一些情况的访谈录，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P556】陈伯达一行于11 月下旬到了范县，听取了县委书记谢惠玉关于“到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等问题的汇报，并和县里的领导进行了座谈，还到几个地方作了考察。陈伯达等人认为，范县还是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按照总路线规定的步骤向共产主义过渡。意即“到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太快，不符合总路线的要求。【张林南、范朝敬：《关于范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P381】[4] 文献摘录：1958 年8 月6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副部长来徐水视察工作，8 月8 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副省长胡开明、省委秘书长尹哲、地委书记李悦农及县委乡社的部分同志。会上陈正人同志提出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带来了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机关学校都搞。P344-3451958 年8 月12 日，中共河北省委枉记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问题，成立规划小组，中央派人参加，各部门都要有人；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规划的总要求，使徐水发展速度比其他地方走在前头，两三年以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子光对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直言不讳地说“共产主义还是未来的事，徐水恐怕还没闹清什么是共产主义”。345-346为了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全面规划，中央、省委、地委和县委组织了100 多人的班子，其中，中央有70 人，(中央农工部、国家计委等)他们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对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建筑等，全面进行了规划。P346这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是脱离实际的大计划，根本达不到的高标准，把远景和现实混淆起来不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奋斗的目标是1959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 年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错误的规划导致了错误的行动。P3469 月15 日成立全县的政社合一，进行县一级核算。9 月20 日在省地委帮助下制定了供给制的草案。还贯彻了大办食堂。P346-347【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 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作者刘裕1957 年4 月至1958 年9 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5] 文献摘录：根据解学恭书记转达的中央领导指示（老田按：该领导即刘少奇），在大寺各庄建居民点。大寺各庄边拆边建居民楼，拆了300 间民房盖了9 栋300 个居室外表美观质量差的楼房。陈正人同志讲，大寺各庄社楼摘的不要太大，防止过于吵闹，房屋是全民所有，个人拿房租。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派来几十名师生帮助设计居民房屋建筑，县委在搞住宅规划中土房和破砖房要拆除，拆了一些土房和破砖房，使社员住房发生了紧张。【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 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P34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作者刘裕1957 年4 月至1958 年9 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10 月28 日，大寺各庄新农村建筑工程施工。全部工程包括4 层居民楼7 栋共300 余间和幼儿园、公共食堂、浴室、洗衣房等平房，于11 月底竣工。建筑工程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规划设计。【《徐水县志》新华出版社1998 年，P834】10 月18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河北省委组织工作组深入徐水调查，将发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译东主席指出:分配不要搞平均主义，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家庭阴阳五行还要讲。《徐水县志》P833-834刘子厚同志去见毛主席，中午的时候才回来。一到办公室就交代说，毛主席当面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刻不容缓地赶到徐水县，考察该县能否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他说:“你们赶快收拾行装，准备下午乘火车赶到徐水。”P237当时我们还年轻，又是个晚上，想找男社员个别交谈。下去一打听，男社员们一律住在野外席栩里，女社员因家中无男人害怕，晚上都自愿聚集到某一户中住宿。后来，我们同看守食堂的两位老大娘聊天，才逐步了解到这个村实际上过着军营式的生活，有那么一点太平天国时代的意思，即男人在村外搭棚露营，女的在村内住宿，男女分居，一家人不能住在一起，尤其是青年夫妇，实际上成为怨女旷夫，意见甚大，怨气冲天，同时天快要冷了，妇女们不能在白天缝制棉衣，再这样干下去，人们有挨冻的危险。P238我们经过两天的实地考察，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徐水县不仅不能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且连当前人们的生活间题也难以解决。第一，社员生活军事化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第二，男耕女织虽移是封建社会农家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商品生产未发达以前，完全废除也是不实际的。因为，一是社员群众无钱买穿的；二是即便是有钱买穿的，这么多的农民群众，到那儿去买这么多衣服鞋袜哩?第三，那时已经看出集体食堂不适应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只是当时还有粮食吃，所以不如上述两个问题突出。P237-238刘子厚同志率领工作组回县，就这些问题同县委交换意见。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仍坚持较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P239刘子厚同志率领的工作组，通过到徐水的实地考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特别是其中提出的中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几个重要条件，物质必须极大地丰富等，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汇报提纲的结论是:徐水县根本不具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P239-240工作组在徐水县工作了三个整天，即连夜赶到北京，住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亲自听取了刘子厚同志到徐水考察的汇报。他老人家听后非常满意。P240【薛楷：奉毛主席委托考察徐水，载《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 户、2 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15 个营50 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 户，开始时有150 户男女老少都分开住，现在仍有60 户集中住在八个地方，男女各住四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原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社员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做。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P99-100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P103【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 年】&[6] 文献摘录：（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 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P63-64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P64（1958 年4 月武昌会议期间）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P67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P70到了5 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 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 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P72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P96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P104从11 月8 日到10 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P104武昌会议从11 月21 日开始，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间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40 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15-20 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 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P106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P109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 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 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P110-111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P111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 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 年，我们才搞9 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P112（1959 年6 月20 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问题）毛主席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P140-141【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 年】（在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前）吴冷西就在中直系统的文教组做了全面系统地检讨，将《人民日报》的错误概括为九个问题。他在谈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时说：1958 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 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 月3 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是啊，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高速度万岁”黑体大字赫然醒目。《人民日报》的浮夸言论，满纸都是！吴冷西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对此，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及时说，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落后”。毛泽东插话说，是“一马当先，万马皆死”。毛、周的话，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口号的深刻反思，教训是痛彻心骨的。关于破除迷信，吴冷西说：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此后，它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也为后来所有了解中国“大跃进”这段历史的人所熟知。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几十年后回忆说：“《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很紧张，连忙把新闻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很显然，《人民日报》在其中起了很负面的导向作用。关于浮夸，吴冷西说：1958 年3 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压缩空气，说河南一年水利化即使能够实现，也不登报，硬是卡死。但是《人民日报》却在1958 年6 月7 日，报道河南半年就实现了水利化，而且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将全国的军。报纸还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P187-188】[7] （1958 年）7 月16 日统计，全县已建集体食堂1777 个，有285000 人在食堂就餐，占全县总人口的80%。【《徐水县志》P832】[8] 文献摘录：1958 年夏天嵖岈山人民公社建立之后，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参观后，便要省里管农业的书记去参观。我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也去参观。”【谭启龙：回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几件往事，载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据当年徐水县接待参观访问的记载从1958 年3 月到10 月30 日国内有32 万人来徐水参观。【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 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P348，作者刘裕1957 年4 月至1958 年9 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告诉毛泽东来参观的（6-11 月）已有18 万多人了。【熊应民燕天友：《难忘的会见——记毛泽东接见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干部》，P198，载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 月，中央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秋季农业协作会议。会议把范县树为全国的“红旗”，提出要组织人到范县参观学习。范县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0 月24 日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迎接参观的问题。县委第一书记在会议上说:“中央最近召开了华北协作会议，……会间谭政委(即谭震林)要咱县的材料，宣布咱县是全国的红旗，最近来这里有10 万多人参观，……但咱县现在的工作情况叫参观者看了不会有好感，为了火速改变这种局面，确定开这个紧急会议。这是个促进会议，吹前进号的会议，搞糟了对中央、省、地委没法负责。”会上对迎接参观布置了扎牌坊、写共产主义标语、统一口径等十几项工作，特别是要求“产量和措施必须达到口经一致”。在会上县委让各管理区的书记报产量，报不到2500 公斤的就被批评为“右倾”，扣“算账派”的帽子。会后，全县层层组织了关于产量的大辩论，把说实话、产量报不到2500 公斤的人视为“白旗”。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印发了全县粮食亩产2553.5 公斤的统一口径表，还让办公室电话通知各部门，无论给哪里汇报，就报这个产量。不到一个月，范县就接待了来自黑龙江、内蒙、贵州、福建等近20 个省、自治区及本省各地县的参观团3 万多人。为了迎接参观，他们不仅在参观路线旁扎牌坊、写标语、披红挂绿等搞了许多形式，而且弄虚作假，搞“红薯山”、“花生山”、“丰产田”、仓库、展览馆等等，大造声势。【张林南、范朝敬：《关于范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P379】[9] 在1955 年9 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彭真同志视察了徐水。1958 年9 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现场会议。【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 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P348，作者刘裕1957 年4 月至1958 年9 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吉林有人提意见：“1958 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了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河北有人给省委提意见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从食堂里找坏人，从各级干部里挖死官僚，真叫下边害怕。”这些意见反映了上级领导脱离群众、领导作风专断，遇到问题总是用战争年代搞肃反的思路（动不动就抓坏人）搞建设的情况，其结果，弄得上下关系紧张，工作出现重大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还有人针对反倾向斗争提出意见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P176-177】（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就单刀直入地问：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如果是缺乏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还有人说：没有经验这是对的，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P66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P66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致使许多干部不敢真讲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P66几年来，上边听不得下边的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为思想路线问题，就定性为右；对于出现的问题，总是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