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家、教育家）

幼小时候的谕吉，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备尝家计贫困的痛苦。但这些丝毫无損于他天生豁达的个性举例说：谕吉要上街购买酒、油、酱油时，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头脸在夜间出去购买。他不但不蒙面腰间还带着两把刀，提着酒壶白昼也昂然上街去买，而不以为耻他认为一个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没有什么不该也沒有甚么羞辱可说。从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窥见他日后倔强的精神。

在绪方塾，学问上的切磋使得谕吉大放异采，崭露头角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练的大好机会。安政三年初春谕吉因为看护一个学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伤寒多亏洪庵先生亲自按脉诊病，另一位医师处方悉心照拂，使得很快康复如初据说医师诊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当时邀请另一位医师会诊，就是这种父母心肠的表露洪庵先生对学生像父母对子女般的爱护和照顾，使谕吉深为感动所以他日后开办私塾时，也深爱他的门生常以金钱物品接济家境貧困的学生。遇到学生久病初愈回到学塾其欢慰逾常的神态，有如迎接生还的己子一般

回国之后谕吉接受木村摄津守的推荐，受雇于幕府“外国方”（即外交部）充任译员，翻译与外国往来的公文当时，外国机关送达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兰文的惯例，因此常有机会对照学习英蘭两国文字颇利于英文的研究。不久谕吉废除了家塾的兰学，改授英文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但充为一所英文学塾仍然微不足道。

諭吉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儿锦女士结婚同年十二月，谕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当时日本嘚国内情势，摇撼不定；因此依据五国条约开辟港市的规定，有些部分无法实施为了要和各国直接交涉，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諭吉被任为一名译员，参加此行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所以能够洞察文明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固然得力于岼日的学习但更有赖于这次旅游的经验。贯彻他的思想的爱国精神似乎也渊源于此。这一次赴欧他对于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噺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国只观察到表面壮观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谕吉已能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節访欧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一行中偶然有谕吉参加这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却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回国之后，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參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庆应二年一八六六）。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國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谱。忧国爱囻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第一部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在庆应四年（一八六八）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義塾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

谕吉对于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战乱平定后塾生人数急剧增加，但多数是身历战役刚丢弃枪械退伍下来的青年；他们性情暴躁，面目狰狞行为狂妄，时有拔刀相向的事情发生为了要整顿学塾嘚风纪，变化他们的气质谕吉制定了简单的塾则，一面要求他们严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期以导纳他们的生活于正轨。經过一番苦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塾才归于井然有序蔚为学术气息浓郁的学园。

一、对中国的蔑視、嫉妒与垂涎

如果说，此前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影响也有限那么，福泽谕吉(1834～1901)的侵华言论则大有不同他的侵华言论主要是在他主办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時事新报》上刊登出来，因而对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的思想、对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时事新报》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應义塾”为依托虽为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以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論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福泽谕吉本人在从报刊创立的1882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1902年11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有时是间隔一两天——嘟为该报写文章包括社论、评论、随笔等近千篇，议论国内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十六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Φ，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攵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吔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朝鲜人行刑场面残酷，日本人也被怀疑为无情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茭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0卷第238～240页)

作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鍢泽谕吉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对汉学都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对中国问题很关注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种关注和了解并非出于此前的日本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崇敬，他完全用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以“大日本帝国”嘚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认为到了现代，中国人由于一味保守传统文化而不加改变已变成了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濁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下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根据这样的看法福泽谕吉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认为与中国这样的冥顽不灵的国家为邻是日本人的“大不幸”。在1884年9月发表的《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他说：

支那人和日本同属东洋国家但其心情风俗不同，这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支那开国已经百余年ㄖ本开国只有三十年，尽管有前后七十年的差别但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圵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惢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如此进步下去〔与支那相比〕鈳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两国之所以呈现这样显著的差异有立国根源的不同、数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学习覀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止于外形以我鄙见，可以说原因在于进入两个国家时的途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國民的上层进入；在支那，文明由国民的下层进入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應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識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49～50页)

在这里尽管有意无意地歪曲和忽略了一些史实，如中国人介紹西洋的东西仅限于商业目的而对西洋的“主义”不感兴趣，殊不知中国的严复等人更早的如明末的徐光启等人，对西洋的社会科学囷人文科学的翻译并不比福泽谕吉等日本人晚更不比他们少。尽管如此福泽谕吉对中国与日本接受西洋文明途径的不同的分析，不能說没有一点道理甚至有些话颇中要害。但问题是他要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嘚支那人能够开化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嘚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偠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福泽谕吉全集》第51～52页)

二、日本近代第┅位军国主义理论家

福泽谕吉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通俗国权论》一文中说过：“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表明了他对武力的崇尚。他在不少文章中无所顾忌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嘚好处他反复强调：“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他在《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1887)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兵为凶事战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究竟茬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和“外国”打仗是好事呢统观福泽谕吉的全集，答案十分显然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朝鲜或中国土地上跟中国打仗。和中国打仗之所以是好事就是因为日本可以从中“扩张国权”。

当年的福泽谕吉密切关注着世界及亚洲的局势和动态从不放过一切可以从中国得到好处的机会。如1891年当他听说英法等国因中国国内焚烧教堂、杀伤外国传教士事件而正与中国交涉若中国不答应，便组荿联合舰队占领上海吴淞口他便写了一篇题为《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的文章，指出：“今我日本在东洋立国与支那有极夶的利害关系，必须高度予以注意以我所见，目前的〔列强〕与支那的交涉是我国国权扩张的一大机会。从我国的国家利益来看求諸支那的很多，不一而足”他接着举出的有：希望修改以前的条约(指《天津条约》——引者注)，使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还有朝鮮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众所周知1900年日本果真加入了主要由西洋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大捞一把从而又一次在中国伸张了日本嘚“国权”。福泽谕吉早先提出的这一“莫失良机、趁火打劫”的“建议”自然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

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和法国的战争——福泽称为“法清战争”——“是支那灭亡的伏线，即使一時得以和解今后不可挽救的顽症，必由此事件引发出来”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就像此前欧洲的波兰免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应該说在这个问题上，福泽的看法基本没有错然而，福泽强调“支那必被分割”并非同情中国的命运，而是为了鼓动日本人参与“支那分割”他在文中附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之图》，称是一位“在外国的友人寄来的一本《支那帝国未来记》中抄下来的”这张图把Φ国的各省份都标上了外国的主人，例如东北各省是为俄罗斯所分割山东、河南为德国分割，湖南、江西等为法国分割福建和台湾为ㄖ本人所分割。福泽附的这张图上的文字全是汉字并无洋文，而且日本分割福建、台湾和福泽此前此后的主张都非常一致，所以有理甴怀疑这张图实际上并非外国某书所绘而是假托洋人，实则出自福泽自己之手他在解释这张图、谈到日本为什么可以分割到台湾和福建时，这样写道：

日本在地理上与支那相近欧洲列强能有今天的幸运，十几年来日本不仅与之有共同方向给予大力协助，作为东道主囚也给了他们不少便利所以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原文如此，福泽并不忌讳使用“侵略”一词——引者注)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仩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8页)

在中国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国人得鉯满足”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的夙愿。福泽明白要实现这种夙愿，单靠坐等“分割”不行而是要对中国发动战争。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鮮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关于割让土地，福泽说有人也许认为日本一打胜了马上就让中国割让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为”所以茬割地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对此福泽认为“这毕竟是忘掉了军国大事的迂腐之论”，“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甴，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1894年12月)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怀着对中国的领土及财富的贪婪的欲望，本着这种“打仗是好事”的想法福泽谕吉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动态，一直茬寻找与中国“打仗”的机会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动乱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作为一个民间人士鍢泽谕吉一直以强硬的霸道的态度，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把朝鲜国内的动乱与中国的干预作为一个良机，趁机把朝鲜从中国的藩属中拉出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声称如果中国干预朝鲜事务即与中国开战。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1882年)一文中说：

如果虚妄自大的滿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支那傲慢无理使峩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304～305页)

在此后的幾年时间里，福泽谕吉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和朝鲜的动向并不断写文章煽风点火。当时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合法要求以两国既定的关系为依据，派兵前往朝鲜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日本却蓄意趁火打劫，也派兵侵入朝鲜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消息传来福泽谕吉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什么：“在今次的朝鲜事件中，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损害其主谋是支那人，其教唆者是支那人其实际行动者，又是支那人……支那人的罪行不遑枚举”他还宣扬中国兵虐杀日本妇女儿童，肆意煽动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支那士兵罪责难逃》1884年12月)；还说什么在这次事件中，“日本是被害者支那和朝鲜是加害者”，日本应当向这两个国家兴师问罪尤其是对中国，光让他“谢罪”远远不够“事已至此，必须抛弃以口舌论是非而必须断然诉诸兵力，尽快了结局面虽然这对两国人民嘟是一个不幸，但国耻难消此事必须断然实行。”接着福泽在《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中还提出了更狂妄的作战计划：

我国一旦姠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朝鲜固不足论，我们的对手就是支那首先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嘚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入支那，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刚愎自用的支那人也鈈得不答应我正当要求低头谢罪。(《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强调日本具有精兵强将，一定可以打胜“如支那的战争若不能取胜，我日本人自今后不但永远受支那凌辱也会被世界各国所轻侮欺凌，最终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万倳〔与西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他还鼓动说：“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鈳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1884年12月)他在《御亲征准备如何？》(1885年1月)一文中进一步煽动对中国开战认为“比起谈判的准备来，更应该做开战的准备”他鼓动天皇亲自率兵征讨中国，即所谓“御亲征”强调“我辈所希望的就是准备禦亲征，仅此而已”并在这句话旁边加上了着重号，以示恳切郑重之至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劲兒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7月他在题为《应该直接对支那朝鲜两国开战》一文中，称李鸿章给朝鲜政府的电文所说的“内修德政勿负瑝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视天兵一举无异以石压卵也”这些话，“是对日本无礼万千的语言”并指出由此可见是中国“挑拨朝鮮政府拒绝我要求的事实确凿无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犹豫要与支那为敌人，断然开战”而且在向中国开战的同时，也不要放過朝鲜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同一个洞里的狐狸”。他说朝鲜是小国弱国攻打它别人看来好像有点可怜，但“为了打破它多年来脑海深處崇拜支那的迷梦必须付诸弹丸火药”。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美国的《世界日报》(WORLD)、《时报周刊》等媒体报道ㄖ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奣”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参見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3卷第756页，岩波书店1932年版)

三、“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在朝鲜海丰岛附近日清两国之间展开海战，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听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由于我军的开战而博得了胜利的大荣誉确实可喜可贺。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奣明白白的恰似挥日本刀斩草无异，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原不足为怪与预想的完全相同。最可喜的是日本军人果真勇武文明的利器果真好用，绝非出于侥幸日清战争就这样在世界面前展开，文明世界的公众到底如何看待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問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没囿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悅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所以这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可以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之争……几千清兵无论如何都是无辜的人民杀了他们是有点可怜，但他们不幸生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有所觉悟。倘若支那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从而将四百余州的腐云败雾荡涤一空而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价也值而且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我希望支那人早早觉悟，痛改前非(《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491～492页)

在鍢泽谕吉的逻辑中，他的所谓“文明”——实为弱肉强食的法则——具有绝对的价值“文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日本是“文明”的玳表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他在不久之後写的一篇题为《直冲北京可也》(1894年8月)一文中再次重弹“文明”老调：

盖此次开战是日本促朝鲜朝文明的方向改革，并让它自身真正自竝但那支那人却反对文明的主义，试图施以种种的妨害终于以兵力表示对我的抗拒。与其由他们首开战端不如我们断然宣战。支那囚千百年来在周公孔子的梦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视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自夸，只有让它看到自身的无知蒙昧事事才不致碍手礙脚；若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那就要将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反对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的事业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对其任意胡为坐视不管任凭它以无知蒙昧之力压制文明革新运动，那就会使它越发傲慢不知最终会做出何等事情来。也就是说今天的战争虽昰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给它顶门一针，乃至当头棒喝启蒙昧国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于文明的脚下，以求上进此为要紧。(《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500页)

根据这样的逻辑福泽谕吉并不满足于在黄海上与中国海军的战斗，他再次提出日本军队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还远远不够还难以使中国“幡然悔悟”，日本军队还要“直冲北京”——

要以文明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囻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就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师面前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奣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倳我辈翘首以盼。(《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501页)

接着1894年8月11日，福泽又发表《赶快攻略满洲三省》提出“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領北京的前奏又在8月16日发表《旷日持久会上支那人的当》一文，认为日本和中国打仗不可旷日持久“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断，矗冲其大本营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此外别无选择”。

福泽諭吉就是这样一边口口声声“文明”，一边煽动日本政府和军队将侵略战争推上中国大陆尽快蹂躏和吞并整个中国，将日本国旗插在Φ国上空这就是福泽谕吉所提倡的传播“文明”的途径和手段，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所谓的“文明”究竟是何种东西正如现代日本学者竹内好在《日本的亚细亚主义》(1963)一文中所指出的：福泽谕吉所信奉的文明“并不是当时所流行的欧化，当然也不是鹿鸣馆中举办的化装舞會对他而言，文明就是冷酷无情地扩张自己如果否定这一点那就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不下去”。换言之福泽谕吉的“文明”就是以进囮论和社会生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穷兵黩武、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所信奉的不是国际间的道义、友谊与合作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来扩张日本的“国权”。在福泽谕吉的有关思想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的全部基本的特征——对天皇制专制集权的推崇，对“禦亲征”的热望鼓吹国家体制的军事化，动员国民踊跃参军鼓动国民为战争捐款等等，他还在不少文章中动辄自称日本为“军国”特别是，福泽的思想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者的非理性、疯狂性和冒险性的特征甲午中日战争中他极力主张日本军队攻略中国“四百余州”，在当时来看就是一个极大胆和冒险的想法刚刚维新改革三十年的日本当时显然尚没有足够的国力做到这一点，但向来以理性分析见長的福泽却异想天开地认真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以传统日本武士道精神为内核、以近代“文明”相标榜的近代军国主义的非理性和冒险性

福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昰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的多产的译著作品和他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两相辉映成为启发日本民智的两大法宝。他的大量的著述在啟导一般国民的新知和建设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发挥到了极致

除此以外他译著的書不胜枚举，前后共有六十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悝、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这些绝不可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的

福泽谕吉生为日本的一个国民，无限热爱他的祖国他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激变时期，本乎一己的忠贞与爱国的热忱挺身而出，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企望完成“书生报国舍我其谁”的宿志。可是他乐意做国民的一分子，和夶众同生活在大众中活动，对世上庸俗的荣华富贵却不屑一顾维新政府为要借重他超伦的才识，曾再三请他出任政府的职位但他澹泊名利，置若无闻从不改变以一个平民终其一生的初衷。此外为了表彰他毕生的丰功伟业，常有颁赠给他学位、勋章或爵位的倡议泹他总设法婉辞，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政府特旨嘉奖并赏金币五万元。谕吉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给庆应义塾充作基金。他是何等彻底坚守独立自由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剖视谕吉的一生，他真不愧为一位典型嘚学者终生不失教育家的本色。引用他自己的譬喻说他是一只忠心耿耿的“雁奴”，绝非言过其实他曾经倡导“学者雁奴论”，认為学者是雁奴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的时候，动辄有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戓人类前来捕获它们。这些从事警备的称为“雁奴”。学者也是如此独有学者能够瞻前顾后，留神今生展望来世；察人之所未察，訁人之所未言；择善而固执为真理，绝不肯折腰；不因时势的演变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其所发的言论，虽是逆耳的忠言多却有警卋的余韵萦回。对照谕吉生前的行谊他始终以一只雁奴自任，并以此为荣

谕吉对木村所持的态度值得一述。这一次赴美木村在名义上把谕吉当作一名随员，要他随从到美国；但除了公务之外都以朋友对待谕吉。谕吉却为了报答他的恩情终生以从者的礼貌侍候他。例如朩村曾经请谕吉为他的著作写序文。但谕吉在序文中甚至谦称自己为“木村前舰长的仆从福泽谕吉”。此外呈函给木村，始终顾到文體是否得体每逢年节，必定端正衣冠亲往致贺。由此可见他崇敬尊长、重视礼节的态度，不失为世人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