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晖《西厢记》连环画

最近，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工笔长篇连环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大八开连环画《罗伦赶考》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前者为新创连环画，以柔软而质朴的整体设计刚刚获得2019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后者是对经典连环画的再版，编辑思路上体现出的时尚感甚至脑洞大开令人惊叹。这两种书均跳出连环画固有的书籍模式，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让人们看到传统连环画艺术步入当下的生命力。
连环画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一来在于它精良的画面，将白描、工笔重彩、水墨等中国传统绘画技法淋漓尽致地保留下来，并吸收了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经验；二来在于它厚实、富于文学性的故事，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文学名著。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连环画的创作很多时候按照脚本做文章。脚本保证了连环画的故事性、逻辑性，但画面却也容易被脚本限制在一个框框里，由此带来趣味性、想象空间的不足。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连环画开始式微，但在当今这个读图时代，我认为连环画是不会消亡的。它们毕竟有着多页生动的画幅，简洁精炼的脚本，能够承载传统文明与当代文化的丰厚内容。当然，指望连环画像畅销图书一样动辄销售几万几十万册，或者重现曾经影响几代人的盛况，也不现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研究出版中心主任康健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连环画与一般图书不同的是，它拥有一个收藏和怀旧的读者群体。在多数情况下，它其实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态存在着。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上海人美社开始重新有规模地再版传统连环画。再版传统连环画，不仅仅是单纯的文本复制，而是重新认识它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整合出版内容、增加艺术文化含量、改变版本设计、提高印刷水平，使之更贴近时代。以这次再版的《罗伦赶考》为例，它不仅仅是作品文本的展示，还增加了逐幅解读的部分，再配以创意十足的设计，使全书的线条之美得到张扬，从而大大提升了这套连环画的美学价值和收藏价值。最近，出版社还打算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连环画中，精选出《鼯鼠学本领》《红面小母鸡》等一些与动物相关的彩色连环画，将其通过放大、裁剪等方式编辑成一套动物主题的绘本。这些创新可以大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人们将看到，熟悉的故事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每一次阅读都能留下愉快的记忆。
据康健透露，最近十几年来，上海人美社针对不同读者分别打造了不同的连环画“爆款”，形成品牌效应——比如，针对连环画收藏爱好者，推出各类精装本、宣纸本、珍藏本等品种，对残缺稿件精心修复，增加导读、画家自述、画家介绍、作品介绍等内容，其中为收藏群体打造的32开、50开精装本出版后一两天内即可发货完毕，而珍藏本《三国演义》《红楼梦》《东周列国》等自2004年出版以来重印十余次以上，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针对大众市场，则推出一系列定价低、方便携带的连环画，包括“蓝皮书”“红皮书”“经典连环画阅读丛书”“中国连环画优秀作品读本”等，其中蓝皮书《三国演义》至今保持着该社连环画每年最高的销售纪录。
一面是开掘、活化既有连环画资源，另一面则是加强原创连环画的出版。其中，把原创与主题出版紧密联系，使连环画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创作形式与当代的社会现实和社会主题更加贴近，近年来已经成为连环画走出的一条新路。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避难上海、展现中犹人民之间情谊的《爱在上海诺亚方舟》，倡导好家风、好家教的《名人家风家训》，对中华创世神话进行深度探源的《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系列》（30册）等，都是上海人美社最近两三年“上新”的原创连环画作品，有口皆碑。2011年落成的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则围绕“红色题材”“民俗风情”等，推出了《我的父亲刘少奇》《画说陈云的故事》《上海：开天辟地》《画说井冈》《小红军长征记》等一批优秀的原创连环画。“我们通常将一年推出的原创连环画数量控制在四五种左右，让它们在社会上得到充分消化。”康健认为，原创连环画的开发需要稳步推进。用新的艺术表现方法描述一个好故事，连环画才称得上有新的发展。
       同时，记者了解到，推动优秀连环画走出国门、探索连环画数字产品开发、加强连环画理论研究等种种举措，都是近年来业内深挖传统连环画这口“富矿”的尝试。
连环画以60开、64开居多，就在这方寸之间，一代代创作者却开掘出艺术表现的广阔天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来年间，连环画创作的表现形式曾得到极大发展。传统线描、工笔重彩、素描、水墨、水彩、油画、毛笔、铅笔、钢笔、木刻等多种表现形式与工具材料都在绘画中得以运用，涌现出一大批异彩纷呈的优秀作品。已故英国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立文认为，“中国绘画技巧最出色地表现在书籍插图与连环画中。”
顾炳鑫绘《渡江侦察记》，竟然是以铅笔素描的方式完成的，在艺术形式上堪称一次成功的创新。故事根据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的真实历史改编而成，绘画风格上，画家也选择了与真实历史格外相应的写实风格——铅笔素描以黑白灰构成丰富的层次，在刻画人物、渲染气氛和追求真实感方面无不具有独到的优势。为了创作这部作品，顾炳鑫曾两度到故事的发生地安徽芜湖境内的白马山和当年渡江登陆点三山沿江一带实地写生，他也曾长期下连队，熟悉解放军战士的生活。投射到作品中，那便是画面显出的严谨，比如对于当时解放军的服装、军需设施、徽章以及地形等的描绘，都极度真实可信；180余幅的体量，则以多样的构图表现着各种惊险且时刻变化着的斗争场面。有说法称，当年汤晓丹导演拍摄电影《渡江侦察记》时，就是根据连环画的人物形象来挑选演员的。
吴静波以水墨来创作《漳河水》，同样令人大开眼界。糅合明暗色调的笔法灵活得体，既有满幅的渲染铺陈，又有留白的空灵烘托，充分体现水墨染出的阴阳浓淡变化，线条勾勒的起转承合节奏，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叙事诗《漳河水》图像化后的艺术魅力。画家甚至创造性地把原诗文以题跋的方式作为画面的一部分，再盖上印章，令人想到中国文人画诗、书、画、印的合璧。
       贺友直用白描创作的《山乡巨变》，以素雅干净的线条恰如其分地诠释出南方农村清新秀润的感觉。向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学习画面组织，向明代小说版画学习场景布局，向清代陈老莲人物画学习造型与用笔……最终这部连环画的每一幅画面都传递出了深邃的意境，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赵宏本、钱笑呆合作完成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无论是线描本还是彩绘本皆堪称经典。赵宏本擅长画猴，钱笑呆以仕女画见长，两位画家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个人所长，将神话与现实结合起来，画出孙悟空的嫉恶如仇，唐僧的不辨是非，白骨精的美艳狡诈……其中线描本共110幅，尽显传统白描线条的魅力，融合了游丝的轻灵与铁线描的凝练，画面布局借鉴传统山水立轴，近者繁密，远处空疏，人物穿插其间；彩绘本用的则是彩色条屏年画的形式，在线描本基础上提炼而成，以极少的篇幅获得了颇为厚重的艺术效果，充分发挥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的艺术特长，以装饰性极强而颇似舞台布景的画面背景，衬托、渲染出作品的戏剧性、喜剧性效果。
       连环画是真正的大众艺术。这不仅仅是指一页页翻看“小人书”的经历是几代人温暖的童年记忆，也同样是指当年一大批连环画家所获得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画家都曾参与连环画的创作。
很多海派艺术名家，都曾画过连环画。最先为海派人物画名家程十发赢得艺术声誉的，就是连环画。1950年，《野猪林》开启了他的连环画创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间，程十发总共创作了30多套连环画。讲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雪国耻故事的《胆剑篇》，就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部。作品富于一种别致的装饰趣味，呈现出文雅古朴的审美特点。这或许得益于程十发在塑造人物形象和环境时，借鉴了战国、秦汉时期帛画、画像石的某些造型，也吸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室壁画、砖刻、漆画和卷轴画的一些特点。这样的线条很有感染力，将故事中每一个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或坚毅或刚烈的性格特点，都透过眼角眉梢、举手投足异常传神地表现了出来。刘永胜著的《新中国连环画图史：1949－1999》指出，程十发在线描的表现力上所作的探索，其意义或许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仍不显突出，但当我们注意到1980年代以后的许多线描连环画在人物造型和表现趣味上的努力时，可以清晰地看到程十发《胆剑篇》的影响。海派山水画大家陆俨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多部连环画问世。有意思的是，这些连环画中有不少是外国文学题材，如《牛虻》《黄金的布拉格》，并且颇有独到之处。比如在《黄金的布拉格》中，陆俨少对人物动态的敏感和对线条的自如运用让人印象深刻。
更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当今活跃在画坛的不少中坚力量，早年也与连环画有过深深浅浅的渊源。可以说是连环画滋养了他们日后的艺术创作。画出那幅闻名遐迩的油画《父亲》以前，罗中立就在连环画领域颇有建树。他总共创作过十多部连环画作品，如《曹操的故事》、水浒之《智取生辰纲》。早年他画连环画画得痴迷，根本没打算在油画上下功夫。198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连环画报》也曾邀何多苓画过一套连环画。脚本是保罗·加利科短篇小说《雪雁》的片段，尽管冷门，却打动了很有些文学情结的何多苓。在连环画《雪雁》里，他不愿意让绘画成为文学的附庸，于是采取了一种类似电影中“声画对立”的方法，即画面与文字未必相符，每一幅画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都具备独幅画的价值。日后，《雪雁》为何多苓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部作品获得全国美展的奖项，成为1980年代中期抒情性连环画的代表作。
在属于连环画的黄金年代，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材的连环画系列作品，可以说是举多位画坛名家之力，历漫长时光之淬炼完成的，在新中国的出版物中占据重要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三家出版单位历时八年出版《红楼梦》连环画套书，包括董天野、刘旦宅、叶之浩、张令涛、胡若佛、刘锡永、江栋良、于濂元、王靖渊等众多名家参与绘制，使其既具整体面貌，又别有特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更是曾历时数十年不断出版百余册《聊斋志异》连环画。这一编绘始于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出版仍在继续，直至2006年挑选了101册结集出版。参与这套作品绘制的画家几乎囊括了从解放前即已成名的老画家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优秀连环画画家，而一些作品如张令涛、胡若佛合绘的《娇娜》《辛十四娘》《小谢》，张玮的《仙人岛》，颜梅华的《白秋练》，戴仁的《胭脂》，戴宏海的《促织》，谢志高的《阿英》，施大畏、谌孝安合绘的《细柳》，叶毓中的《石清虚》《宦娘》等，深受读者喜爱，一些单册出版后印数甚至高达百万。

夏云华先生近期出版了长篇小说《花落古城》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如果说，最初的兴趣主要出自小说的题材属于文物保护和民间文化主题的话，那么，现在我的感动则不局限在题材范围了，从《花落古城》这一小说的选题和写作主旨，我感受到当代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化结缘和共同关注的主题。

把《花落古城》放在中西小说形式发展历史上看，颇有意思。

小说这一形式的产生应该在市民社会。西方近代小说的主要起源地是16、 17世纪的英国，笛福《鲁滨逊漂流记》和理查生《帕梅拉》一类市民小说正式取代中世纪的传奇形式，成为符合近代市民趣味的文学形式。它的题材主要建立在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当然，也有表现庄园生活的作品。但是，并没有离开资产阶级“市民日常生活+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范围。发展到19世纪俄罗斯社会，则形成了小说表现当代社会矛盾与宗教探寻主题相结合的思想小说或曰宗教小说。社会批判题材成为主导。但是，小说的另外一种形式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法国大仲马和英国瓦尔特·司各特所代表的所谓“历史小说”一派。这一派小说并非取材于正典历史，而是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故事，保留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内容，经过小说家笔法，使之符合当代阅读趣味。它的人物刻画、艺术形式与技巧既不同于中世纪的传奇，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市民小说。所以，文学史评价司各特是欧洲历史小说之父，在苏格兰则威望更高，深受爱戴。20世纪美国南部小说家福克纳、黑人小说家莫里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马尔克斯、略萨，则把地方文化、族裔文化与现代性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境界。上述小说创作走向表现出超越简单题材决定论，而趋向把区域民间文化营建的氛围作为关注主体的趣味。“写什么”移出关注中心，“怎么写”成为小说形式的重点。而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则以多元纷呈的民间区域文化作为解除西方启蒙话语霸权的锐利兵器。这个机遇来自后现代环境下世界性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的挑战。

中国小说也产生于市民社会兴起之时。它的题材主要取之于民间传说、野史掌故，保留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色彩。例如《西游记》 《水浒》 《三国演义》 ，以及三言二拍系列，都是在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基础上、经过艺术家（有的是艺术家集体）创作而成的。到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小说形成后，虽则当代社会主题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反映的内容，但是，民间文化从未离开过小说的视野，例如鲁迅先生《故事新编》并非历史而是民间故事新编；沈从文的湘西故事凤凰传说，则提供了民间文化的诗性表达；特别是在延安鲁艺的影响下，民间文化在赵树理、周立波、丁玲、孙犁、康濯等人的作品里留存了丰富内容。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小说流派划分，仍以区域民间文化特色为主要标志，例如文学群体的陕军、湘军、晋军以及京派、海派等，也以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海派、京派、湖湘文化等命名，主要是强调其创作的区域文化色彩。其中特别有成就的作家，多坚实地扎根在区域民间文化土壤中，例如贾平凹的《废都》和关中系列，陈忠实的《白鹿原》 ，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邓友梅的《烟壶》都是如此。可以说，区域性的民间文化成为当下最有成就小说家的共同旨趣。如果我们把探讨的视野放到1978年到90年代，就能够发现，这一路径似乎非常自觉，而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与世界性文化思潮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其中的思想意味值得深入思考。

在这个背景下，我读到《花落古城》后，就感到别有一番滋味。 《花落古城》取材于1948 - 1949年之间，写一个联合国保护古城建筑小组在湖南武岗的经历，应该说，这个取材领域不会有太多出奇的地方。事实上，以小说固有套路来看，外国科学家、解放军、地下党、国民党军队、军统特务、土匪，以及穿插其间的中外青年爱情故事，可以演绎成一部比较出色、但读过便可能混同在许多小说记忆中的作品。但是，这部小说出彩之处却不在上述层面的因素，而在上述人物和故事发生的地方文化层面上；不是写了什么题材，而是它如何写。正是在这一层面的拓展，我们感受到小说家自觉的民间文化追求，感受到小说作为民间文化载体的艺术魅力。

《花落古城》浸透着“武岗”地方文化营养，这一丰富文化营养与事件的扑朔迷离、人物命运变化共同构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小说里的武岗地方文化具有立体性，既有历史沿革，宋元明清各朝的历史轶事，也有自然风貌、民间习俗、传奇传说故事，还有饮食、民间工艺、时令节日、民间戏曲艺术、歌谣俚曲、宗教信仰等等日常生活层面内容，不一而足。写法上，从外到内，由物及人，缘实到虚，所谓“一王府、九塔、九桥、十宫、九庙、九寺、五阁、五楼、八古民间、七石刻”等，以及武岗米粉、武岗卤菜、武岗铜鹅等饮食，人们交往间的辈分、结拜、年俗、婚俗、节气、比武打擂，多种民间工艺和工匠行当、餐馆、酒肆、药房、歌妓等等，加上传说、故事、地方戏曲、傩戏、送行歌、武岗丝竹、掌故、野史等等民间文艺经典文体，构成一幅民间文艺的万花筒。这些民间文化元素，成为一种微型叙事，与中国“第一历史古城”城墙保护事件紧密结合起来，共同营建起一种丰厚的文化气氛，使“武岗城”这个故事发生的区域，成为一种中华古文化的象征。它处在悠久的传统之中，稳固却不固化，弥漫却不虚无。在人们、城墙、街道、风习之中，在待人接物、品评行为、言语举止和风物环境之间，“武岗城”生动地稳稳地矗立在读者的心目中，不是故事发生的环境被动状态，而是成为小说表现的主体。

《花落古城》这个“民间文化+历史传奇”的小说叙事模式，使我深受启发。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物质的形式（例如建筑、日常用具等）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传承样式，作为精神状态的形式（例如哲学、史学、逻辑） ，也都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甚至作为日常生活的内容（例如习俗、节气） ，也都为越来越多的人瞩目。但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传播、传承中华民间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的民间日常生活内容，传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状、她的文化内容，使之形成民间文化记忆，甚至艺术化为文化符号，却仍然属于尚未开拓的处女地，有着无限美好的广阔空间。 《花落古城》以丰富的武岗地方民间文化元素的艺术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尝试，既使我们感受到小说艺术魅力生成的一种机制，又使我们领悟到民间文化记忆传承的一种境界，这的确是小说这一文体的历史新变。恰逢中华文化传统备受关注的时期，夏云华的这一自觉努力，我以为，正是我们当代小说形式值得重视的方向。

小说这一形式从市民日常生活走向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转向现代性心理体验的个性化表达和后现代环境的多元文化众声喧嚣，再转向对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的关注，为中国小说在后现代叙事环境中生存，提供了新的机会，也为丰富的民间文化获得新的传承媒介，提供了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