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我都搭地铁去培训中心上课，出发时我总会拎一份报纸，这十五分钟车程非常适合看一份当天的报纸。我喜欢站在车门车厢最角落，埋头读报纸。我发现在地铁里，人们做的事情无外乎这三种：打瞌睡或者望着空中发呆；发短信或者用手机打游戏；看报纸。

曾经看到一个坐在我对面的小伙子在睡觉，他一定累极了，睡得很香，头靠着侧面的透明板壁，双手护在有背带的黑色皮包上面。从他手的紧张姿势看得出睡觉时的他还保持着高度戒备。这是一个长相斯文的小伙子，有深圳人少有的红润脸色。他戴着无框眼镜，饱满的两片嘴唇微微张着，微微露出雪白的牙齿。

他不知道，我一直看着他熟睡的样子，在车行的嘈杂中，在无数人没有表情的苍白脸孔中，像孩子一样熟睡的他像一幅安静的画，如此生动。有片刻，我忽然很心疼他累成这个样子，我竟然有种想摸摸他浓黑的头发的冲动，我用了很大力气压住了这荒诞的念头。直到我下车，他还在熟睡。

我还看过很多张在地铁里睡觉的脸，多是睡得很浅，打瞌睡时他们也不能摆脱紧张，眉毛还拧在一起，神情不是很放松。一些女人的脸色很不好，黄而黯淡。一个睡着的女孩子脑袋东倒西歪地摆动着，一缕长发散散地遮住她的脸。

这个城市的脚步永远像疯子一样匆忙，或许在地铁上的十几二十分钟让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打个盹。

很多年前，当手机还是个新鲜事物的时候，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经常有一些显摆的人大声地用手机讲电话，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他在用手机。现在，手机越来越普及，在公交车上或者地铁上越来越少看到故意大声讲电话的傻瓜了。而在这空洞无人说话的时间里，很多人选择发短信或者打游戏。

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地铁上，除了睡觉和看报纸的，大家都在拿着手机发短信或者打游戏。一排坐六个人的座位上，我最多一次看到四个人在发短信。有一次我窝在角落看报纸，一抬头，发现自己被三个发短信的包围了。他们发短信时嘴角含着笑，眼神出奇地温柔，他们用表情在和对方进行着虚空中亲密的交流。如今，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可我们又如此渴望交流。我们不再像二十年前在火车上和随便什么陌生人亲密聊天，而选择利用一切可能的碎片时间，和远方熟悉的人用手指说话。

我不会打牌，不会打任何游戏，哪怕是我手机中最弱智的游戏。所以，看到那些拿着手机狂打游戏的人，我总是充满了真诚的羡慕。如果在地铁上，我身边恰好坐了一个正在玩游戏的人，我会一直看着他玩，看着炮弹把屏幕炸得稀里哗拉，在他的游戏世界里惊讶一路。我曾经和一对打游戏的情侣挨着坐，他们脑袋抵在一起，胳膊挎在一起，却各自拿着手机，玩着不同的游戏，他们身体离得很近，在精神上却有各自不同的天空和世界，这真是不错的境界。一路上，我都在看那个女人手机屏幕上不断垒的砖头，一会砖头多了，一会轰的一下又什么都没有，让看了半天的我无比恼火。

吸引我的还有地铁里的很多情侣，坠入情网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两个人会变得从神态和穿着上像是从一个模子里钻出来的：一个耳朵上打环，留着草一样倒立头发的男人身边经常会出现一个打着鼻环，穿着前卫靴子的女人；一个穿着雪白衬衫打着领带的文静男人的女友往往是穿着优雅长裙留着梦幻长发的琼瑶式女生。

坠入情网的人就会变成软体动物，两个人中总有一个人更爱另一个人，至少从动作和肢体语言上，通常是女人像鼻涕虫一样黏着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一面脉脉含情地看着他，不停地抚摸他的胳膊或者腿。惟一有一次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像花痴一样，在那么多人的注视下，一遍遍地摸着他女友的脸，而后者则面无表情，神情麻木。

我不喜欢这种形式上不对等的情侣关系，我欣赏那些沉默但无比默契的情侣。我曾经在地铁上看到过一对儿，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毛衣，面对面站在车厢中部，男人环着女人，他们温柔对视着，有时男人会低下头和她说着什么，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如此安静，紧紧地依在一起。这样的情侣让我感觉到他们内心可以真正交融，虽然没有太多夸张的肢体语言，但我已经知道，他们如此相爱。

我看《南方都市报》一个摄影栏目“瞬间”，有一个叫陈志刚的摄影师拍了一张让我感动的照片：两个穿一样红色外套的情侣，他们用长长的鹅黄色围巾绕过他的脖子再绕过她的脖子，就这样紧紧相依着走在冷冷的冬日。这幅照片让我读到了所有关于爱的温融。

每天的地铁就像长长的情景剧，让我细细打量着如此亲密挤在一起却转瞬各奔前程人们的脸，在片刻的相处中猜测着他们可能的人生。有时，我不想看这出情景剧也不想读报纸的时候，我就带本书去读，我有一个宏伟的目标，每天利用往返路上的三十分钟，可以把我书柜中几百本书全部细读一遍。有一段时间，我去图书馆借了一个系列画传，有毕家索、达利、高更、康定斯基。这些画传是全彩色的大开本，汇集了这些画家很多优秀的作品，再配上简要的背景说明。

那天，我正在读高更画传，在一片明亮的橙色中、在女人肥硕的乳房和简单的笑容里体会着他在塔希提岛所感受的原始奔放的热力。我旁边坐着一个头发乱糟糟一口黄牙的中年男人，他观察了我半天，一直很想和我搭讪，突然他笑着对我说：“你这么喜欢看漫画啊？”

前天晚上，我刚下课，一个女友打电话约我聊天，说她就在我上课的附近。我每天几乎都一模一样，在同样的时间做着和昨天差不多的事情：晚上九点半，我本来应当举起地铁贮值卡，穿过那道收费栅栏，站在开往“世界之窗”方向的站台一侧。但是，因为这个邀请，在这一天晚上九点半，我和她一起来到地王大厦负一层的肯德基。她说：“晚上的肯德基或者麦当劳其实是聊天的好地方。”

我第一次在这个时间走进肯德基，明亮的灯光，很少几个人散布在几张桌前，很多收银机都挂上了“暂停收银”的牌子，在空空的大厅里，店员们脸上不再是程式化的紧张，我听到笑声和放松的聊天声。

我们要了两杯热奶、两只葡式蛋褡，找了个可以看外面的位置，天南海南地聊着。背景音乐一直很温融地流淌，Sophie Zelmani的《回家》真切地响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电脑音箱之外听到Sophie Zelmani唱的《回家》。真喜欢她又软又磁性的声音，更喜欢的是，在晚上十点钟的肯德基，在明亮的灯光、奶油蛋糕和巧克力的香气中，不期然听到了Sophie的《回家》。

我忽然发现，每个地点在不同时间段都有不同的表情。每个地点都有一个最美好的时间段。之前我已经发现7-11便利店最美好的时间是早晨五六点。那一次，我刚从厦门结束了8天的旅行回来，下了出租车，我踩着淡灰的晓色疲惫不堪地来到我家附近一处7-11。以前天天经过7-11，并没有发觉它的好，但那个早晨，当一个城市都还在睡着，只有7-11燃着明亮的光，像一块晶莹的宝石，里面飘着刚刚准备好的早餐香气，茶叶蛋、鱼肉丸、油豆腐泡都在突突冒着热气，我非常放松地坐在一堆杂志下面的小桌前，一边听着两个女店员不紧不慢地打趣，一边看着杂志，慢慢享受着第一次在7-11吃的早餐，这一时段的7-11给我留下如此最美好的印象。

十点半是肯德基关门的时间，我们出地王大厦后，发现小广场上一些长椅空着，几个男人正在远远一条椅子上聊天。我们谈兴正浓，就坐在长椅上继续聊。远处的高楼闪着蓝蓝的装饰光，街道渐渐冷清，大巴稀疏，平日里人潮滚烫的地王大厦广场上空无一人。十点半，晚风正好，地王的安宁情境是我从没有感受过的，我所见到的地王永远是白天阳光下闪着冰冷的蓝光，以及走在地王广场前脚步如飞的城市男女。这些符号让我想到的是只有紧张和冷漠，没想到，晚上十点半的地王，如此温柔宁静。

晚上十一点，我们分手。我去赶地铁时，地铁站里像是战争时期的高音喇叭一样反反复复神经质地播着：“各位乘客，开往福民方向的地铁已经停开… …”这从来没有听过的播音内容让我对再熟悉不过的地铁站产生了巨大的陌生感，就像时空错乱，我一下子闯进了某个战争时段。

我这才发现前往世界之窗的地铁已经是最后一班了。早就听说过法国电影《最后一班地铁》，虽然一直想看它但一直还没看过，没想到今天，我第一次坐上了最后一班地铁。夜里十一点的地铁与平日完全不同，竟然如此空空荡荡，整节车厢里只有十来个人，每个人占据一条长长的椅子。大家的表情都混沌而慵懒，带着即将回到家之前美好的放松。十节车厢里没有一个站立的人，坐在第一节车厢里的我第一次可以一贯而下，看到所有的车厢。车厢中间无数白色的立杆忽而扭成一个完美的半S形，忽而成为一条笔直的白线，这样的场景我从来没有看过。车辆进站时，无数立杆直直地排过去，真像是跳跃的五线谱，那样美丽地错落过去，一气呵成，带着白色的柔和闪光。这画面真美，美得让已经到站的我定定地看着，几乎忘记下车。

一个朋友对我说：“一个雨夜，我坐的是最后一班地铁，几个车厢只有一个人。每个人都懒懒地坐着，那场景是我从来没有经历的。”听他的描述，我忽然无比神往，什么时候，我也去体验这样雨夜里的最后一班地铁？

每天下午六点半，我会准时从大剧院站地铁通道走过，夹在无数脚步慌张的人们中间，走着一模一样的路线，踏上那条长长的上行滚梯，等待着来到地面，走向培训中心我上法语课的讲台，用两个半小时的劳动日复一日地挣着面包。

我每天走过这条通道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除了那些脚步不停留的乘客外，通道里总有一些寄居其间的人们，在这里做着各种各样的营生。他们就像无数寄居蟹，把这条地铁通道当作温暖的壳。

这些寄居蟹们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换一批，新的蟹们又有新的事情和新的忙碌。我每天看着他们，路过他们各个不同的人生。

一些人为不同培训中心发招生简章，他们总站在滚梯入口的地方，望着每个走过的人，不停地伸出捏着花花绿绿纸张的手。但他们的手经常殷勤地伸出去，又原样拿回来。每天被传单袭击几十次的人们早已厌烦了这些发传单的人。那天，突然出现了一个退休教师模样的老人在发传单，看着他苍老的眼神，我无法拒绝他伸过来的纸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大年纪还要为培训中心发传单？他要几个小时站在一股一股灌来的冷风里，那样讨好地冲大家笑着，那样坚持地一次次递着传单。天天对他们熟视无睹的我似乎是那时才第一次想到：整整一天，举着手中的传单并不断缩回来，他们的手会不会非常酸痛？

过了些日子，有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孩总是举着一块木牌站在通道尽头，牌子上写着“XX英语，十天等于十年。”这个姑娘的声音出奇地响亮清脆，她几乎是一秒钟不停地连续说着：“免费英语课，请大家去听免费英语课！”她的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从通道的顶端一直透到另一头。她给路过的人一个一个地发传单，但路人没有几个愿意停下来，可这并不妨碍她依然声音清脆好听地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

我不知道她站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听她说话的地铁通道可以说多久？我是个厌倦甚至是恐惧重复的人，在课堂上，如果我不得不说出与上一期课几乎一样的话，我内心深处总会泛出对自己的厌恶。但是她，却要几百上千遍地说着一模一样的一句话，每天，每个小时，而且没有谁在听她讲。

这个“免费英语”的姑娘果然没有坚持多久，她坚持了十来天就消失了，我开始想念她清脆圆润得不可思议的声音，再也不会一出地铁就能听到了。她的声线很美，中气很足，如果她去唱美声，没准是不错的选择。

通道里还有很多乞讨的人，他们一拨又一拨，经常是不同的面孔。一个身形高大的老人，古铜色的皮肤，雪白的山羊胡子，如果他不是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他威严的形态和鹰隼一样犀利的眼睛总让人联想起梁山好汉。但是“梁山好汉”却不得不乞讨，他膝盖着地，两手撑着地，以像脆又不像脆的姿势别扭地立在那里。他眼睛里有一种倔强和不服输，但他的头却不得不低着，只为了碗里的几枚硬币。每次路过这个老人，我都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年纪的他却要流落到一个冷漠的城市里，在空空的地铁通道里讨一口饭吃。每次，我会在他的碗里放一些钱。

一个双腿畸形的残疾男人总在另一个拐角处乞讨，起初他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给大家磕头，看着他捣蒜一样上上下下的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头晕。但磕头没什么效果，他的碗里经常是空空的。那天他突然改变了方法，开始唱歌了，用他沙哑的嗓子唱着同样一首歌：“冬天的…飘着雪花… …”。几年前，我常听到这首哀怨的歌，在卡拉OK的包房里总有人点这首歌，但谁都没有这个乞丐唱得那么让人心碎。他的嗓音很浑厚，再加上天生的沙哑，当光着两根麻杆一样双腿的他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一遍遍地唱这首歌时，包括我的许多人都被感动了，大家不断弯腰投下硬币。自那以后，不论任何时候看到他，永远听到他沙哑的“冬天的...飘着雪花… …”。

一个穿青蓝色小学校服的小姑娘很引人注意，她总出现在周六和周日的地铁通道，总在那个拐角处，低头拉着她的二胡，脚下一张小纸牌上写着“卖艺挣学费”。她的二胡拉得如行云流水。小姑娘很倔强，她紧紧抿着嘴巴，根本不看路人，沉浸在她的音乐里。不久之后，我在《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里看到了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占用了一个版的篇幅，我才知道小姑娘家里极端贫困，爸爸残疾，妈妈做点小生意，艰难度日。小姑娘从小爱好音乐，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她一直坚持拉二胡。为了不增加家人的负担，她经常到大街上拉二胡挣点学费。为这篇报道配的照片是那个小姑娘一如既往冷漠的脸，她前面是路人快速移动而变得有些虚化的身影。

我再一次看到这个小姑娘时，她面前多了这张报纸。她还是表情倔强，低着头沉浸在音乐里。我在想这篇报道会不会引来一些为她大笔捐助的好心人，让她终于不用在冷冷的地铁通道里挣学费。果然，有一两个月都见不到她了，我为她高兴了一阵。没想到，几天前，我又看到了她，只是换了不同的位置，还是那样表情酷酷地拉着二胡。那天，通道里的风非常大，像一团一团怪兽卷走我身上仅有的热气。她的校服边被不停吹起来，我很想问她：“你冷么？”但我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放了一块钱硬币，听到她一声几乎听不到的“谢谢”。

那个说丢了钱了姑娘出现才不过三五次，她和所有的乞丐都不同，她长得白净细腻，黑长的头发柔顺地垂在肩头，她如此安静地蹲在那里，不同的是她面前多了一行字：“钱丢了，请给9块钱坐车。”我在想她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深圳太多这样的骗子，但我不希望那个骗子是这样一个长相温柔的女孩。

昨天，我路过地铁通道的时候，看见她蹲在地上正在写那行字，字迹非常工整娟秀，她的“丢”字刚写完，我终于忍不住了，对她大声说：“小姐，你天天丢钱么？我每天路过这里，看见你在这里说丢了钱！”一些路人停下了脚步，看着我和她。我没有想到，她眼神中没有一丝慌张，透过丝丝缕缕的黑发，我看到一泓秋水般黑黑的眼睛，她那样宁静，甚至是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写下一个字。

这一次，在一些人的围观中，是我感到慌张了，我几乎觉得这样揭穿她是件愚蠢的事情。我长吐了口气，讪讪地走了。

或许每个人都有她生存的方式，是不是她这样日复一日地欺骗着路人，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同样如蚂蚁般卑微的我揭穿她就真的正确么？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却找不到答案。

晚上九点半，我再次出现在滚梯处，这一次，我沉到地下。地铁通道里终于没有了大团行走的乘客，那些寄居蟹们都像被一股风刮走了一样，消失了。长长的通道有雪白的墙，闪闪发光的灯箱广告，那里面打着漂亮领带的成功人士抱着胳膊志得意满地笑着。地铁通道里安静整齐，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好像没有任何人在这里停留过。

我不知道这个小市场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每天晚上下班时分，一群做小买卖的就形成一个中空的蛇形，弯曲地排在出地铁口的地方。一年多前，每到下班时分，这里只有一个卖烤红薯的汉子，他的脸膛和烤红薯的废汽油罐的颜色都与烤出的红薯差不多——黑亮红润，带着粗粗皱皱的质感。他每天出现的时间像上班一样准时，白领们下班了，他就来了。他总是站在正对地铁口一片草坪的角落，和那一炉刚烤出来的胖而黑红的红薯们一起等着人们的光顾。

在浓浓的红薯香味中，我走过他身边无数次，可我从来没有停下来买一只。我知道他烤的红薯很受欢迎，刚结束一天疲惫工作的白领们朝我迎面走来，他们每三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举着刚烤出的红薯，边走边吃。红薯被撕开后，金灿灿的，冒着暄腾的热气。我从这些穿着讲究、走路斯文的人们脸上，看到了久违的孩子气，一种可以边走边吃的小小快乐。

地铁里规定严禁乘客饮食，甚至不许大家在地铁里喝水，违者罚款两百块。但他的烤红薯如此诱人，有一些人竟忍不住在地铁里吃起来。那次，在车厢里，我闻到香香的红薯味一股一股地飘来，穿过脑袋的缝隙看过去，原来是两个装扮前卫像九零后的女孩子正在大啃着红薯。

卖红薯的安徽汉子生意实在太好，不久以后，其他人加入了下班时地铁口小市场的行列，这队伍似乎是一夜之间壮大起来的，三五个推着单车卖橙子的男人、一对配合默契卖煎饼果子的夫妻、一个顶着白帽子卖一块钱一串羊肉串的新疆人，还有三三两两摆地摊卖各种小杂货的男男女女，他们摊上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手提袋、袜子、小珠串… …最可爱的是有一次看到两个年轻小伙子在卖一堆二十厘米高的洋娃娃，那些小乖乖穿着剪裁得当的小裙子或者小衣服，留着长长弯弯的卷发，张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一个小娃娃只要十块钱。我是多么想买一只回家啊，但匆忙赶路的我竟然没有买。以后，那两个小伙子和他们的娃娃再也没有出现过。

小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大家各就各位，每个人似乎都有约定的位置，每天晚上，他们都整齐地排在地铁口，两两相对，刚好留出两个人可以并排走路的地方，这个蛇形的队伍总是耐心地等待着从地铁口吐出来的一股一股人流，等待着他们停下脚步。

小市场的时效性非常强，下班前形成，下班的人群一过，他们就消失了。每天晚上十点钟我走出地铁时，再也看不到那蛇形的中空。只有一次，那是个可以吹出白色哈气的寒冷夜晚，我出地铁时，突然看到那个戴白帽子的新疆人还孤独地站在那里，架子上是一排已经冷了的烤肉串。他的手插在兜里，不停地跺着脚，走来走去。这么晚了，等在地铁口的出租司机已经在打哈欠了，他还在等待着可能买羊肉串的人们。

我走过他身边，他操着新疆味浓郁的普通话对我喊道：“一块钱一串，新疆的羊肉串… …”

每天晚上我去上课，随着地铁里缓缓上升的电梯慢慢浮出地面，来到培训中心楼下时，总会路过一家琴行。每天黄昏，那里会有一个男人在吹萨克斯。他经常把白色棒球帽帽沿转到脑后，伴着音乐的节奏不疾不徐地吹。伴着节奏，他时不时深深地弓着腰，随着长长的吐气把自己弯成一只饱满的大虾，然后，再一点点地拉直。浸透在萨克斯里他的身体侧影和一伸一张的动感，有种别样的美。

在所有演奏乐器的人中，我会容易被吹萨克斯的人吸引。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萨克斯是一种非常性感的乐器，难道是由于它特别的丝绸和金属混和的声音质感？还是因为它出现的场合经常是酒吧这样暧昧迷离和情欲有关的场所？因为觉得萨克斯性感，就会连带觉得吹萨克斯的男人也变得性感。我设想一个最美妙的吹奏萨克斯的场景应当是在产生《café del mar》那套音乐专辑的西班牙某个让游客欣赏落日的小岛上，以彤红如血的夕阳为背景，看到一个吹萨克斯的男人暗暗但线条清晰的侧影。落日，海风，涛声，再加上如泣如诉的萨克斯，那不是很美妙的一幅画？

每天走过那家琴行的十几秒钟，是我一天中心情最愉悦的一小片时间。其中的美好的情境只有我知道，我非常享受这短短的十几秒，也连带享受每次听到不同曲子时身外的感觉：暖暖的夕阳打在脸上；寒寒的风吹得大衣摆一抖一抖的；细密的小雨扑飞在眼前……每种不同的光影温度和气息，只要是与萨克斯的音乐混和，就会令当时的情境有别样的美感。

有时，下课后，那个琴行前会有一个小型乐队在练习，总有一群人层层围着看。最妙的是他们经常唱许巍的歌。我会踩着太熟悉的节奏慢慢地走路。喜欢这种在寒风和都市迷幻灯影中听许巍的感觉，有很都市很空旷的美。每次，走在现场感非常好的许巍的音乐里，再看看我待了了太久的这座熟悉的城市，会有种非常不一样情绪在流淌，那种突然而来的感动就像看到一部感人的电影，或者偶尔听到一首非常好的音乐之后，情绪上抖然产生的冲动和感染，由音乐而起的感动像黄黄的晕轮烘托在我心情周围，带着亮亮的边毛茸茸地一直伴随我回家。

我每次回家都路过一片临时搭建的房屋，看到那里破破的板壁、歪斜的门窗，黯淡的门帘。这里住着建筑工地里工人们的老婆孩子、终日躲避着城管在夹缝里生存的小商小贩、蓬头垢面以拾破烂为生的人——住着这个城市最底层的人。

但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因为这里的破房烂瓦而厌恶过它；相反，我总是被这里浓厚的生活气氛和人们从缝隙里抠出来的快乐感染。

别看是临时建筑，它里面现代化的东西并不少：从他们洞开的房门，可以看到每家基本都有彩电——已经被城里人淘汰下来的那一批；境况差一点的家，就在黑白电视上蒙一层彩色玻璃纸。电视旁还有沙发，很可能是从外面拾回来的，破破脏脏的，但完全可以用。

这些临时建筑利用其临街的优势，堂而皇之地做着生意：有的家卖着比市场便宜很多的水果；有的家在门板上写着“最新江苏大米，1.1元一斤”；有的家里摆着巨大的蒸笼，门口堆着热腾腾的大包子，小牌子上骄傲地写着“绝对正宗山东包子”；有的家把小窗帘挑开一角，让路人可以看到一台缝纫机以及正忙碌着缝缝补补的女人。

每家门口都抹着水泥，收拾得挺干净；有闲情的还在门口辟出巴掌大一小块地，种上丝瓜、苦瓜一类的植物，夏天就可以看到满架的绿；临时屋旁边有一片空地被整理出一畦一畦的菜地，用小木条细心围起来，那儿的青菜长得很葱郁，在城市的风里尽情挥发着乡野的绿。有一户人家的屋顶爬满了火红的炮仗花，长长的鞭炮似的花朵把整个屋顶染得通红，远远望去，那破房子竟被包裹得仿佛童话世界中的小屋。有一家人养了一群鸽子，每天下午，鸽子在破屋的上空盘旋，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给这片房子增添了说不出的生动。

每天黄昏，我都看到临街开的小饭馆里的男人们聚精会神地钳着田螺壳、剥着大蒜瓣；女人们则在烟气腾腾的厨房里炒菜煮饭；门口一张张简易餐桌上坐着三五个裤褪卷到膝盖的民工，他们搭伙炒几个小菜，就着搪瓷碗里的米饭，满面红光地吃着晚餐。

下午四点钟以后，在临时屋前就形成一个小型菜市场。小贩们的菜都放在两边缀有细绳子做的把手的粗麻布上，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方便只要听到“城管来了！”他们就可以卷着菜撒腿狂奔。包着头巾、皮肤粗黑的妇人用弹簧秤称着菜，附近居民区里图省两个钱的老太太眯着眼睛俨然很内行地看着秤，和卖菜的妇人为了一毛钱争个不停。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久违的左邻右舍互相串门的景象，抱着孩子、头发乱乱的、趿拉着拖鞋的妇人操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在门口大嫂长、大妹子短地拉着家常；那些拖着鼻涕的孩子光着脚板奔跑着、扭打成一团，在地上滚爬着，小的哇哇地哭了，大孩子就被远远近近的声音训斥着。

每次路过这个地方，我就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细细地观察着这幅画面。我总会联想起我所住的高层楼房——紧闭的防盗门，冷清的走廊，偶尔可以听到某家狗叫的声音。我的隔壁住着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我知道他的样子，我每天早上总在同一个时间和他坐电梯下楼，我们等电梯的时候谁也不说话，我摆弄着背包带摆弄着手表，他则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天花板。

在高楼里，没有空地可以开一片小菜园、没有屋顶可以让炮仗花自由地爬满，也没有可以串门的邻居，每个人都呆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里冰冷着。在这个城市丛林里，单独的个体都在孤独着，但同时他们对其他的个体又如此冷漠。台湾漫画家几米的作品《向左转、向右转》将钢筋水泥扭曲下的都市孤独生活表达得很透彻。

这个城市在疯狂地发展着，眼前这片临时建筑迟早要被铲平，要被与这个城市相称的高楼所取代。但它在消失之前，顽强地用丝瓜架、小菜园、爬满花朵的屋顶，漫天飞翔的鸽子以及邻居串门的景象提醒了我和其他人一种久远生活方式的存在：很多年前，我们曾经生活在其中；很多年后的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拥有。

每天回到家，房间里涂着青灰的暮色。一切都安静着，我走时房间的样子纹丝不动，我可以从每一件东西摆放的位置回想出我在这个房间里最后的动作。我轻轻地出了口气，对自己说：“宝贝，我回来了。”我感觉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等着我：我的两只毛绒狗、我的电脑、许多许多的书。

打开台灯，一大片橙色的光打在地板上，光的中间一片雪亮，边缘的地方变淡变灰。它们投在电视机下一大堆看过的报纸上，那堆报纸拉出长长变形的影子。一切都是我熟悉的：我回家后一系列动作的顺序，光打在地板上和投在那堆报纸上的影子。日子里的内容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电脑屏幕右下角飞快变动的日历数字。

今天, 我没有去那家青海人的小面馆吃好筋道爽口的凉拌面，没有去那家陕西餐馆吃面皮和肉夹馒，没有去四川人开的四方面馆吃份量很足的担担面和四川泡菜。前些日子天天我在外面到处乱吃，今天，我对自己说：“你得好好做点吃的了。”

煮上绿豆粥，炒了两个菜，没有随便扯过来那只圆乎乎的南瓜凳子当桌子，而是认真地搬出饭桌，仔细地铺上桌布，慢条斯理地吃摆得满满的一堆菜和粥。我已经很久没有认认真真给自己做顿饭了，不明白为什么，因为缺少了观众，做饭的热情就减少了。

一个在QQ上时不时和我聊天的女孩有一次发过来她的晚饭照片，四个菜，一个汤，每个菜都华丽丰富，让我无比向往，我问：“请朋友来吃饭吗？”

她做了个鬼脸，“哈，做给自己吃啊！”

那一刻我觉得她是那么可爱。照顾好自己，好好爱自己，有时就是一种心境，它可以简单到有没有心情为自己做一顿丰盛的饭。

昨天我到楼下时，被保安告知，十楼一个住户在装修时不小心搞坏了消防水管，很多水疯了一样地流下来。他们怕电梯的电路板短路，停掉了所有的电梯进行检修。我不知道他们要检修多久，在这样湿乎乎的炎热中，我惟一可以呆的地方似乎就是附近一家清吧。我去过那里很多次，都是和朋友来聊天喝茶，这一次，我不得不一个人来消磨时间。

一个穿黑色长裙的女人坐在钢琴前弹着很老很老的曲子，我要了瓶青岛啤酒，翻看着一堆杂志。起初我在无可奈何地磨着时间，我对自己说：“再呆半个小时，我就走。”后来，我发现，音乐很美，而那只啤酒的口感非常绵厚，手中的几本杂志是我从没看过的，里面有些写手的文字非常生动。这一个晚上，因为那场意外的电梯停开，让我在夜晚，第一次一个人来到了这个清吧，体会着许多年没有体验的一边喝啤酒一边听钢琴曲的独处时刻。

这些日子，我每天晚上睡觉前会坐在床前的地毯上，透过大大的落地窗，看着夜空，久久的。每天的夜空都是不一样的神态，有时清澈，有时混沌，有时朦胧，有时月光如水，有时，可以看到一两颗星星。我想不起有多少年没有这样细细地看看夜空了。每天眼睛都盯着报纸书本或者电脑，很少有心境细细地抬头看看夜空。看着夜空时，我的心一点点地清凉和安静了，那么广大的天空，可以衬出内心的渺小和无数心事的琐碎，看着那样的天朗风清，内心渐渐地放松和舒展。

某天晚上我看一本杂志，贾璋柯在被询问到对最美好生活类型的期望时，他说：“我喜欢的是一种非常缓慢的生活，放慢生活的节奏，细心地去感受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缓慢，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人都在歇斯底里地往前跑，而一个人安心过缓慢的生活，真的需要很强的定力和很大的决心。”

当我合上这本书时，之前只是因他电影而对他产生的欣赏又加深了一层。

六年前，我搬到这栋楼里的时候，这周围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我是看着这里一栋栋的楼长起来，看着每栋楼在住户搬进去前将所有灯光全部打亮那让人震惊的美丽画面。当这里已经变成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楼房构成的高尚住宅区时，我已经不知经历了多少震耳欲聋的吵闹。

打桩声，电锯声，灌注水泥声，它们像狰狞的怪物撕扯着我脆弱的神经和浅浅的睡眠。六年了，我的耳朵里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声响，有的阶段，是从东方传来，当这栋楼终于封顶的时候，西边那栋楼又开工了。我又要经历一模一样的吵闹。

最恐怖的经历是去年十月份，离我这栋楼不远，一栋烂了六七年的楼盘被接手了，他们首先要将几年前浇注的水泥地基全部敲掉，我从来没听过那样撕心裂肺的敲击声，从早到晚，是“咚咚咚咚……”高频率的敲击，整个地壳似乎都在发抖，我的心一整天都处于极度的不安和烦燥中。我经常会去那个工地转转，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敲完，他们的回答永远是“就快了。”

十月、十一月的每一天，就这样被敲得七零八碎。

这边还没有停，十一月初，我楼下又一家体育中心开始兴建了，他们喜欢在夜间施工，一种像怪兽吼叫的机器噪音总在23点左右开始袭击我，我就像被卷在波浪中心的小船无力地在床上挣扎着，我无法入睡，无可奈何。

过了没几天，当我看到隔壁入住了一家装修队时，我眼前发黑，几乎要晕过去。从前，这里一直是一家公司在办公，他们刚搬走没几天，没想到，主人就要对这房间进行大规模的装修了。十一月的日子如此热闹，楼下是两家工地在同时施工，一边是咚咚的敲击，一边是呜呜的怪叫，我一壁之隔的房间，是敲墙板声，电钻声。我坐在四堵墙中间，把音乐声放到最大，徒劳地想压倒所有的噪音，我走来走去，像个无水可喝的小兽，绝望地喘着粗气。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些日子，我无法呆在家里，经常在外面流浪，要么去莲花山看书，要么在深圳的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日薄西山。那时候，我如此辛酸地体会到了有家不能回。

终于，楼下的敲击结束了，左边隔壁的装修也结束了，我终于过了一两个月安静的好日子，没想到，这些天，我楼顶的装修又开始了，还是电锯声，敲墙声，我再一次置身于无所不在的噪音之中。

这些天的晚上，一直很安静的住我右边隔壁的小伙子总在深夜两点三十分到三点期间开始吵闹，似乎有几个老乡来投奔他，很静的夜里，他们坐在走廊里，大声讲着我听不懂的潮汕话，他们放大音乐听，他们在门口快乐地吹着口哨，他们要一直闹一个多小时。我被吵醒后再也睡不着，像只绝望的螃蟹趴在床上。我和他们交涉过，他们很真诚地说“不好意思”，但第二天晚上，他们还是同样的吵闹。

昨天看报纸，突然看到这样一段采访梁家辉的话，他说：“在城市中，是没有完全的安静的。我想到一个绝对安静的地方，好好反思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于是我去了南极。在那里，我可以非常专注地想很多的事情。回来后，我觉得自己得到了升华。”

有钱如梁家辉，可以跑到南极去找安静，那么，如水泥森林中一条普通的虫子的我们，可以跑到哪里去找安静呢？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楼下是歌舞厅的一栋农民房里三年了，那家歌舞厅每天的迪斯科音乐要敲到两三点，在这种环境下长期生活的他对我说：“我们应当感谢的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修炼自己的耐心和毅力。”

OK，我们无处可逃，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如此热闹的人生里，当有一天，终于等到一切都变得安静了，那也是我们应当告别的时候了。

每到暑假，我隔壁的房间就热闹起来，他家的门总是大开着，从那里总传出老人孩子和女人的声音。而之前，那里住着的一个男人总是安静的，听不到那房间里任何的声音，甚至音乐和电视的声音也没有。

我在等电梯的时候碰到过那个老太太好几次，她极瘦，穿着很严整的长袖衬衫，扣子系到脖子下最后一颗，非常严肃正确的神情。我们交谈过几次，我很难懂她口音很重的湖南某县的话，她似乎听我的话也费力气，于是我们的交谈总是这种模式的，我问她：“你习惯深圳的生活么？”而回答是，“我是湖南的。”我唯一听懂的一句是她絮絮地说：“一到暑假我们就把她带来了。”她指指依在她腿边用怯怯的眼光看着我的一个小胖丫头。

这丫头我太熟悉了，从她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时我就“看见”她了，直到她刚生下时，每天深更半夜用地动山摇的哭声提醒着我她的存在。每个好不容易睡着的夜晚，突然被这哭声极其响亮的小丫头吵醒，我起初总有些恨恨的。我耐心地等待着她某个晚上突然不哭了，但我从来没有如愿过。夜最深的时候，她都会大哭大闹一场。或许因为家里太小，爷爷奶奶就抱着她在楼道里走来走去，那环形的走廊就成了这丫头宏亮嗓音的共鸣箱。我终于知道无法左右这局面，只好耐心地聆听她的哭，发现她的声音真是好，中气极足，音韵感极强，我在想这孩子长大后如果能去唱歌该多好。

她还被抱在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怀里的时候，每次白天见到她，总是在哭的，眼睛永远像湿雾雾的水葡萄。有一次突然看到她不哭的样子，我奇怪极了。我望着她向下耷拉像极了她爸爸的眉毛以及一脸不高兴的神情，对她奶奶说：“她也会不哭啊。”

渐渐的，我听不到这孩子的哭声了。我几乎感觉不到这家人的存在了，就这样，三年已经过去了。她长成了一个胖嘟嘟的小丫头，留着清汤挂面般黑油油的头发，看陌生人时总是用怯怯的又有些孤绝的眼神。我这才知道，每年到暑假，那个在湖南乡下的妈妈总会和她的爷爷奶奶一起来到深圳，来到这个总是有些孤独的男人身边，把女儿、爱和很多的烟火交给他。

那个房间于是生动了许多，每天下午六点多钟，从那里就飘出极香的煮菜的味道：烧肉，红烧鱼，小炒肉，煲排骨……那味道像当年小家伙的哭声一样在环形的走廊里回环往复，考验着很多如我一样吃着快餐的住户的味觉和内心。而之前，这层楼总是缺少些烟火气，它太安静了，最早的住户大多已经搬走了，新来的租户像流水一样流淌，似乎没有一个租户对做饭这么上心，大家都像我一样，经常心不在焉地对付着。而一些房间被租给了小公司，那里传出来的总是叮铃铃的电话声和他们谈业务时哇拉拉的声音。这层楼里不缺少电梯开开关关的“丁当”声和小公司时不时响起来的电话声，唯独缺少过日子的烟火味和炒菜的香味。

我极爱吃湖南菜，每天准时飘出的缭绕香味对于我不啻为一种折磨，每次走出电梯，我都会站在那白雾的香味中用力地吸鼻子，我判断着今天他们又做什么菜，具体的配料是什么。我几乎想敲开他们的门，问：“我在这里搭伙可以不？”

小丫头不像很小的时候在深更半夜哭了，她改成了在早上爸爸上班的时候哭。小丫头用她更加气壮山河的声音哭喊着“爸爸”。不知道是不是她老家的方言，她总是叫“贝贝贝贝”，她这一闹总会持续一个来小时，当确认“贝贝”真的不会回来了，她就开始和似乎是表姐的小姑娘在楼道里做游戏了。她们的游戏很简单，小表姐骑在扭扭车上，她像一只树袋熊一样勾在小表姐的背后，两个小家伙就这样在走廊里像开过山车一样轰隆隆地转个没完没了。

有时中午我正在睡觉，而她们玩着这样的游戏，我需要出来和她们谈半天，说：“这会儿大家在睡觉，这样的声音很吵，别人睡不着会不高兴。你们可以晚一个小时再这样转圈圈，好吗？”每到这个时候，小树袋熊丫头紧紧地抱着她的表姐，还是用怯怯又有些孤绝的眼神从她清汤挂面的头发下看着我。还好，我的谈判总是有效的，每次她们都乖乖地回去了。

乡下的阳光和空气一定很适合小丫头的生长，她的胳膊胖得像两节涨鼓鼓的藕，每次看到那两节藕，我都想上去掐一把。小胖丫头似乎也总在观察着我，经常，我坐在家里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格子状的防盗门外多了个小小的身影，她总扒着小格子，看着我，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总喜欢突然出现在小格子后面，一言不发地几乎是神秘地观察着我。奶奶在她身后说：“你看阿姨吃饭啊？”她不吭气。我打开门，说：“小家伙进来吧。”她也不吭气，依然那样怯怯地看着我，然后，甩着两节小胖藕走了。

我在数着日子，暑假就快结束了，也就是说，小丫头、她的小表姐、她的妈妈和奶奶应当就要离开了。随之离开的还有那一出电梯就飘来的炒菜的香味、每天总是开着的电视声、小姑娘每天上午在爸爸上班时的哭闹声，以及每个黄昏她的爸爸下了班一进家门时装着孩子气的声音说的“爸爸回来了！”那间房子会重新安静下来，那个孤独的男人会继续孤独下去，而这个楼道，会再次流动着清寒的气息，再也不会有从那里传出的因为一个温暖的家庭所带来的烟火和声音。

每天晚上十点来钟，我都可以闻到从走廊处不知谁家飘来的香香的洗发水的味道，粉粉的气息，带着浓重的花香。每次，都是那个时间，同样的味道。我知道，我这层楼里，某个房间，一个人正在洗头发。

一些气味的背后总会让我产生丰富的联想，比如炒菜或者煲汤的香气，在我看来，它是最能代表家的温馨的完美符号。每到吃饭时间，不论我坐在家里，或者是在等电梯，总能闻到从不同人家飘出不同的炒菜或者煮汤的香气，辣椒炒肉、鱼香茄子、凉拌黄瓜或者是鱼头豆腐汤……这样的香气层层环绕在走廊，让刚才还冷漠的房间变得温融且有生活气息。

我无意中在黄昏时走过一些老的居民楼楼下，那是怎样丰富的香气组合啊，无数家炒菜的香气随着“吱”的下油锅声，此起彼伏地飘出来，或淡或浓地围着我。我停下脚步，贪婪地闻着种种的香气，我在层层的香气中感到无数个家的温暖和安宁，我似乎看到了一盏盏黄色的灯，一个个系着围裙的主妇，以及家里等着饭端上桌的爸爸和孩子。

而一些声音，也是浓浓生活气息所不可缺少的，比如邻居家放电视的声音，可能是一集无聊的肥皂剧里没完没了的对白，可能是新闻联播里干燥的声音，可能是凤凰卫视中文台那个男人永远圆润的声音“这里是凤凰卫视中文台” ……不同的时间，从不同人家的门里传出，让我知道，一个人，正沉在这样的声音里，打发着长长的时间。

切换收音机各个频道的声音我已经很久听不到了，从一个电台播的新闻，经过丝丝拉拉的调台，忽然转到另一个台的京剧，再丝丝拉拉声音的混响后，又转到一个台的女声歌曲。这种调收音机的声音，总让我回忆起七十年代，在那些没有电视看的日子里，我总是这样抱着一架小收音机，听一个台，再不耐烦地转到另一个台。收音机里的节目忽而清晰忽而扭曲，我就这样消磨着一个个无聊的下午或者夜晚。但是，我已经太久听不到收音机转台的声音了，就像时光再也回不到七十年代，那时的声音符号不会出现了。我竟然如此怀念这丝丝拉拉混乱的声音组合。

很多声音或者气息都让我迷恋，因为它们会说话，它们是你身边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些人正在活动的鲜活证明，虽然这个人或者这些人，你往往并不认识，但这些声音或者气息已经足够让你温暖。

其实，幸福有时很简单，它可以简单到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听到浴室里另一个人洗澡时快乐唱歌的声音，或者闻到不远处他抽烟的味道。这样的声音或者气息，提醒着你，原来，你并不是一个人待在这大大的房间里。

我中午去楼下吃饭的时候，走在有些慵懒的阳光里，风很大，尾劲有些寒，我闭着眼睛走了几步，感觉着头顶大叶榕的叶子筛下来的阳光一小片一小片地印在我脸上。突然想到，这已经是2006年倒数第三天了。

2005年最后一天晚上，我在莲花山公园的一块石头上坐了许久，在金山葵抖动的声音中，我细细地想了一下自己的2005年，一边给老友H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用了半个小时想了想这一年，现在感觉思路很清晰，很安静。那时他说，这样很好啊，你不要回去得太晚，注意安全。

2006年的年底，H已经刚刚结了婚，他说用九块钱手续费领了结婚证，娶了一个他只见了两面的女人。又过了一个月，他说，我老婆怀孕了。

这一年，时间在走，身边的朋友似乎都在变化，有的忙着搬到别的城市，有的忙着相亲，有的忙着结婚，有的忙着生孩子，有的忙着离婚。我认识了四年半的H，一个曾经自称为最不适合结婚的男人，也在妈妈的命令下潦草地结了婚。

谁都没有办法抵挡时间的流淌，我和我身边的人都在时间的挟裹下拼命地奔走，发生着变化。我在电脑屏幕右上角有一个微型的小日历，每天一打开电脑，我就看到当天的日子被划了一个红色的圈。这个小日历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感到时间飞跑如电，我几乎害怕看到那移动神速的小红圈。一天一天，我的2006年几乎流淌干了。回忆我的2006年，似乎想不起什么事情，除了在黔东南为期49天的背包旅行，除了我遇到了一个人。除了在这一年里，我写了十七万字，好看的，不好看的。

我知道一个人的ID叫十年，记住了他的摄影作品和作为他签名的一句话：“每隔十年，我把时间打一个结。”

如果我也用十年的时间，把时间打一个结，我会看到结上的什么呢？

1976年，我和哥哥照了一张布纹底的彩色照片，父母把这张照片放大了，压在床头柜的玻璃板下。那时的我，是一个留着娃娃头，满脸红通通的小胖丫头，穿过时光的烟雾，我清晰地看到那张照片的每一个细节，我还记得我那时天真无邪的表情。

1986年，那一年，我正一个个轮流暗恋着哥哥班里的男生，一些帅气的小伙子经常来我家里玩，每次知道他们要来，我总是假装端庄地坐在沙发的角落，在那里，一进门的他们可以第一眼看到我。他们来了后，我因为胆怯总是一言不发。但他们走后，我在日记里用笔拼命地写下我的感想和激动。那些棕色牛皮纸的日记本已经写到第二十本了吧，妈妈把它们全部收了起来，她对我说，将来我全部寄给你吧。

1996年，我从海南来到了深圳。穿着雪白衬衫的Z来接我时我满心的幸福。我还记得330大巴行驶在深南大道时，我看着被划成菱形的草带和围在中间铺天盖地的美人蕉时，非常惊讶于这个城市的美丽。那时Z坐在我后面的座位，他用两手轻轻铺在我的头发上，我感觉到他手指的温暖。我在想，我来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我们就要在这里好好过日子了。

2006年，来深十年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我疼痛地失去了Z，却找到了丢失很久的自己。我的生命是从三十岁以后才有了自己，这才突然明白了很多。天天走在这个因为Z而来到的城市里，走在一个错误的结果里，对于这个城市，我却一天一天无法割舍。曾经有好几次想过离开这里去北京或者上海，没想到内心经历的疼痛撕心裂肺。时间真是残酷，它让我不再像二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想念一个人，就不要工作，不要户口，义无反顾来这里陪着他。此时，再想离开一个城市时，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力量。于是，还是留下吧，看着这个城市再用另一个十年把我打一个结。

好朋友小鱼每到生日前一天会回想她这一年，她会写一篇长长的日记，每年只写这一篇。她说，生日前的那些日子经常是她一年中最沮丧的时候，因为她回想这一年，常常没有任何收获感。不知道，她写下一篇日记的时候，会不会还是沮丧的？

2006年最后一天晚上，我将还在给学生上法语课，我无法像2005年的最后一晚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待很久，想想这一年的事情。于是，走在倒数第三天的阳光下，我在2006年的时光里倒退着走了一圈。我不知道如果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应当给这一年打多少分？或许，每一个日子都是生命经历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孤独地在所有的日子里走一遍，去一个个感受每一次疼痛和领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子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2006年就要平安地度过了，感谢每一个流过我身体的日子。

昨晚，接完几个祝福新年的电话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我决定下楼走一走。

平常这个时间，街上基本没有人迹，除了几家依然还燃着灯的小店。而昨天晚上，马路上“飕飕”奔跑着一辆辆出租车，速度极快，载着那些此时还要去狂欢的人们。一群群人走在楼下，响亮地说着话，似乎是刚刚吃喝玩乐归来。街上如此喧哗，可独自走路的人不多，像我这样独自慢慢走着，似乎心事重重的女人更少。路灯很亮，影子被拉得很长，我一点一点回想着马上就要结束的2006年。

“永和大王”燃着温暖的橙色灯光，那里坐着不少人。我忽然肚子饿了，要了一杯烫烫的豆浆，坐在一个经常坐的位置上，在老老粤语歌的低低呤唱里，我看着一个个进来的人，他们等待自己的食物，那些正在吃的人慢慢享用着06年最后一餐。一个男人同我一样也只要了一杯豆浆，他坐在隔我一个木板的位置上，抽着烟，一个人安静地坐着。

我来“永和大王”的次数不多，喜欢偶然深夜路过时它带给我的温暖，24小时营业的它就像一个一直都在那里等待你的人，在你最寒冷的时候看到它时心里会涌出亲切和感动。有时，我会一个人来到深夜还在营业的食店，坐在无人注意的角落，要一份简单的夜宵，听着低低的背景音乐，看着空落落的店，什么都不想，把自己放在一种懒洋洋的情绪里。这杯将近零点时分的热豆浆，将会一直刻在我回忆2006年的瞬间。

离开永和，来到不远的“7-11”，喜欢“7-11”便利店的原因是那个我刚刚从鼓浪屿旅行回来的清晨五点钟，坐了一夜卧铺大巴的我疲惫不堪，走进“7-11”时忽然闻到香香鱼丸子的味道，明亮的灯光和软软的香气给我饥饿的肠胃带来的兴奋感让我每次想起“7-11”，永远定格在那个香软的清晨。这一次，我买了一份红豆千层酥，喜欢它有弹性的滑滑口感，这将是我新年第一天的早餐。

快回到楼下时，突然听到远处高空响起鸣放焰火的闷响，我想起一个朋友告诉我今天晚上市民中心广场将会燃放焰火，站在我家阳台上，正好可以看到这一切。冲回家时，焰火刚燃了五六分钟，东边那一片天空被流星雨一样飞溅的烟花染得忽红忽绿忽紫，姿态万千——有时像一朵巨大的牡丹，有时又像纤细的菊花瓣。最喜欢那炫美的一幕，细细金色的烟花碎屑好似雨幕一样静静地垂下，那样长时间安静地垂下，流动着。

我站在阳台的角落，顶着冷风，看着远处烟花如雨，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我和初恋男友盛泽一起，也是站在阳台上，看着为春节燃放的烟花。那一次，每当炮声轰地一响，他就会抱着我轻轻地甩出去，仿佛让我如烟花一样冲向天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和一个人一起看过烟花。这一夜，一个人看着烟花仿佛千万颗彩色的星星在天幕中狂欢，我在想着远远地方的一个人，不知道此刻，他是不是也看到了天空中一轮将圆的月亮？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到黄昏，从我的楼下总会传来芦笙演奏的曲子。而且每天都固定有《白毛女》中的曲子，“北风那个吹啊，雪花那个飘啊……”曲声幽怨凄凉，随风一段一段地向上走，飞入我耳中，在向晚暮色中烧饭的我，听得心都要碎了。

我想知道是什么人吹着这样苍凉的曲子，那样倔强地与这个光鲜华丽的城市格格不入？

一个头包白巾的大汉在一面矮墙根下席地而坐，他穿着单薄的脏褂子。他前面摆着一只破破的搪瓷大碗，里面胡乱扔着些纸币和硬币。他不看路人，身体左摇右晃，捧着芦笙卖力地吹着。他吹得很不熟练，很多音突然中段，有些旋律很不流畅，有时曲声会像生涩的锐物刮在玻璃上面。可从他额上暴起的青筋和他涨红的脸膛上可以看得出他吹得很拼命，他使出了全身力气。

下班女人高高的鞋跟从他眼前晃过；吃饱喝足的中年人剔着牙腆着肚子走过；胳膊下夹着皮包、头发油光光的业务员大步流星走过。来来往往的人走过，似乎没有一个人看到他，他就像一堵破墙或者一片落叶，尽管他发出那么大那么凄凉的声音，但人们对他视而不见，很久了,他面前的碗都没有新的钱币投进去。

我走过去，安静地听，仔细地看着这个四五十岁、样子像是北方人的大汉，他刀刻一样的脸和他满脸的皱纹。我很奇怪他包着白色的头巾，他是陕北人吗？他冷冷的，根本不看我，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旋律中。我轻轻放了几枚硬币，他没有停下吹奏，只是深深地一欠身，头几乎顶到了碗边，算是对我的感谢。

那一天突然降温，我下班回来，在愈吹愈猛的寒风中缩着身体狂奔回家。街上冷清，人迹寥寥。我走过那个墙根，发现那大汉还在。冷风吹起他白色的褂子角扑扑做响，他冻得抖抖索索，依然在卖力地吹《白毛女》,这时的情形与曲中的意境非常吻合。我从包中翻出几块钱，放在他碗里，他又是深深地欠身对我行了个长长的礼。我很想对他说：“太冷了,快回去吧。”但话还是咽回去了。

不远处,一对安徽老夫妻袖着手，跺着脚走来走去。他们天天在我住的楼下收破烂：报纸厚纸板旧书。女人啃着一只冷馒头，她的头发掉得稀稀的。男人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这样的年龄，他们本来应当在老家享受天伦之乐，可这么晚了，他们还在等新的主顾。

那对收泔水的浑身脏乎乎的夫妻推着泔水车费力地走过去，他们脚下三四岁的孩子灰头黑脸，脏得像从泔水中捞出来。我见过很多次那个孩子，他很乖，爸爸妈妈收集泔水的时候他就在一边拿着几颗石头放在厚纸板上，把纸板卷起来，将石头漏下去，再拾上来。没有玩具的他乐此不疲地玩着这个游戏。

从一座高档大酒楼里走出一群人，他们吃得很饱，摸着肚子，打着嗝。挺着西瓜肚的男人和旁边穿着低胸衣服的女人调笑着，他们钻进几辆光鲜的车里，呼啸而去。

目睹这一幅幅画面的我站在那里很久，难过着。想起张爱玲曾经在一个夜深时分忽然听到远远地方传来她喜欢的曲子，她说：“姑姑，你听到了吗？”姑姑说：“没有啊。”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不料过了一会，竟听到一个人用口哨吹出这若隐若现的曲子，她就知道原来也是有人听到的。

现在，芦笙暗哑的旋律每天晚上都在吹奏着《白毛女》，那样苍凉那样倔强地飘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红的灯，绿的酒纠绕在一起，除了我之外，也有别的人听到吗？为什么，我就没有听到一个人吹出的口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