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爱民接受《中国艺术报》采访

　　我们抵达滕爱民家的时候，滕爱民正在和两位年轻人聊天，说是聊天，实则是年轻人“有求于他”。其中一位年轻人是在莫斯科读钢琴专业的研究生，他想把交响乐带回家乡，建立一支儿童交响乐团，希望滕爱民能在当天到场助阵。滕爱民认真地想了想说：“时间地点确定好，我提前安排出来。”自1977年接触舞蹈至今，滕爱民的艺术生涯已走过近半个世纪，他说他的经历告诉他，这个阶段的年轻人需要他的引导、帮助和扶持。

　　滕爱民，著名当代舞蹈艺术家，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艺术人才，北京城市当代舞蹈团团长、艺术总监，2008年第二十九届北京奧运会开闭幕式专家编导，2012年第三十届伦敦奥运会“大舞汇”中方唯一指派编导。舞蹈代表作有《论战》《奔跑》《水墨春秋》《红与黑》《当代节奏》《红》等，舞剧代表作有《水·墨》《高山下的花环》《风中少林》《香·约》《国色》《国风- 琴棋书画》《此岸·彼岸- 水与生命》《贝玛·莲》等，多部作品亮相世界各地多国舞台，创作并表演的《界》《心诉》分别获第十二届白俄罗斯国际现代舞编创大赛大奖和金奖……如今，已经56岁“高龄”的滕爱民依然活跃在舞蹈艺术的前沿。许多人用“舞痴”形容他，也有人说他在与舞蹈梦想“死磕到底”。是什么让他痴迷舞台？是什么让他立志“要当中国跳得最久的男舞者”？是什么让他愿意深入基层为百姓起舞？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艺苑百花，走进滕爱民的舞蹈艺术世界。

当代舞剧《贝玛·莲》剧照

　　撞上舞蹈、逃离舞蹈，回到舞蹈，滕爱民的舞蹈之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像画了一个圆。而部队，是这个圆的起点，他感恩这个为他打下根基的起点。他说，部队的生活有两个特点，一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二是自律。尤其是后者，直到现在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这也成了他能坚守至今最大的助益。

　　中国艺术报：您12岁就成为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舞蹈学员，这是您向往的选择？

　　滕爱民：其实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选择职业的能力。我记得当时正在上课，突然，两位板正的解放军阿姨走进教室，吸引了所有同学的目光。解放军阿姨的神态威严，眼神刚硬，虽然那时候还小，但男孩子都有军人梦、战士梦，都想成为真正的男人，扛着枪为国效力。当时大家都以为她们要挑选小战士，都表现得很踊跃。两位解放军阿姨的眼神在全班同学身上扫了一遍，说：“你，你，还有你，站起来！”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紧张地起身听从指令，靠墙站好。解放军阿姨让我们劈腿，虽然那时候根本就没接受过训练，但大家还是忍着疼尽力往开劈，让我们下腰，我们听不懂“下腰”，她们就改口说弯腰，我们就尽力往下弯腰。当时还不知道是要选舞蹈演员，心里还有疑问，军人不是应该稍息立正走正步吗？怎么还得劈腿下腰呢？但我们敢想不敢问，解放军阿姨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说实话，比起成为一名舞蹈演员，那时候我是在向往着成为一名军人。

　　中国艺术报：这一机会让您不仅走进部队，还成长迅速。在部队歌舞团期间，您曾主演舞剧《高山下的花环》《大同梦》等，多次获得全军和全国舞蹈大赛各种奖项，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24岁就成为正团级文职干部，可以说是年少有为，前途无量，可为何后来离开部队？

　　滕爱民：真的是年少轻狂。那时候，除了《高山下的花环》《大同梦》，我还主演了很多舞蹈作品，像《迷彩雄风》《透过硝烟的朝霞》《得胜鼓》《金沙滩》《心声》等。我在部队歌舞团，专业能力强，但凡有哪位编导有了新作品，基本上都找我当主演。那时候就觉得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到的，没有什么任务是我完成不了的，所以我突然就觉得跳舞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挑战了，就想做点别的，想要离开部队，一个人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寻求更大的挑战。我还做过摄影师，当时我26岁，带我的一个师傅只有17岁。他非常严苛，我根本无法适应，仿佛一盆冷水泼上来，算是把我浇醒了。我当时就反省，从12岁开始学习舞蹈，十来年的积累才让我小有成就，那不是因为我天赋异禀，而是因为我在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每一行都是如此，每一个人都不能例外。所以，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沉下心来好好跟着17岁的小师傅学摄影，一个是重返舞台，继续当舞蹈演员。权衡之下，我选择了后者。

　　中国艺术报：这样的出走与回归，让您重新确认了舞蹈艺术的追求。

　　滕爱民：是，其实我中间也改过几次行，也经历过了几次出去进来，后来感觉到好像到别的地方都很陌生，只有舞蹈圈最熟悉最亲切，我要在这一行坚守到底，踏踏实实为自己的目标努力。所以这个出走的过程现在想想对我来说也是在归零，让我沉下心来再出发。

　　中国艺术报：舞蹈演员通常被认为是吃青春饭的，您却能成为舞台的常青树，这需要超出常人的付出和毅力。

　　滕爱民：年龄，这是最重要的坎，特别是舞蹈被称为是年轻人的事业。一般女孩到了二十五六岁，大部分结婚生子基本上就脱离舞台了，即便之后再返回舞台，最好的年龄段一般就是在30岁以前。男的可能到30岁基本上也都慢慢离开舞台了，因为当你在院团的时候，一拨年轻人来了之后你还跳吗？我30岁的时候，一拨年轻演员进团，我觉得自己该从舞台上退下来了，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坎，于是我告诉自己，我得挺过去。35岁的时候，又一拨年轻演员进团，别人又说，爱民啊，你怎么还在跳啊，该退了。我心想，不行，我还想跳，我不能退，我知道这种纠结感和孤独感很快就会过去，一旦挺过去，我的艺术生涯就会拥有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直到现在，年轻演员进团，老演员退役，前前后后不知道被我“耗”走了多少拨，但我依然站在舞台上。

　　中国艺术报：这样的坚持是否也得益于您曾经在部队的历练？而您最终选择现代舞似乎也是对原有的生活和艺术状态寻求某种突破。

　　滕爱民：的确是这样。一方面，部队生活的训练和自律让我的舞蹈生涯受益无穷，比如为了保持身体状态，除去最基本的训练，我每天都会做1000个俯卧撑，早起早睡，规律饮食，这些与之前的部队生活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因为现代舞极具个性的表达方式，和我在部队中常跳的舞种正好是反向，因此现代舞仿佛突然为我的世界打开了一条缝，让我看到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正如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所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同时，现代舞让我突然发现舞蹈可以很个性化，我可以在舞蹈中呈现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对人和社会的感受，这是之前在舞蹈中很难找到的感觉。因此多年舞蹈生涯，从自己的创作和对舞蹈的感悟来说，现代舞改变了我对舞蹈的理解，也让我坚守舞蹈追求到现在。

　　作为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与古典芭蕾相对立的一个舞蹈种类，现代舞强调自由地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反映社会生活。而作为国内现代舞界领军人物之一，滕爱民的诸多作品却似乎并不“现代”。《国色》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通过黑白阴阳的转换，展现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香·约》则将中国传统文人的焚香雅好搬上舞台，传达出宁静致远的生活理想；《贝玛·莲》在引入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滕爱民还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意象无缝嵌入……正在筹备中的《手眼身法步》则将揭开中国传统戏曲的神秘面纱。以现代舞为载体，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并更好地传播出去，这是他多年笃志潜心努力的诉求，也是由他领军的北京城市当代舞蹈团创立发展的初衷。

　　中国艺术报：现代舞应该更注重个性表达，更多地反映社会生活，但您的诸多现代舞作品中不仅融合了武术、太极，还借鉴了书法和戏曲元素，您为何如此执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滕爱民：大概是在20年前，一个国外的艺术团来我们团交流，有一个黑人艺术家站在讲台上，先是给我们讲解剖学在舞蹈中的应用，讲完解剖学，开始给我们讲太极在舞蹈中的应用。这让我觉得很不对劲，解剖学算是你们外国人创立的，你们给我们讲没问题，但太极是我们中国的，怎么能是你们给我们讲？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认为这个劲儿得较，必须较。于是我找了杨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丁水德老师给我们的所有学员上太极课，一周上两节。经过深入地学习，我理解、领会了不少东西。比如现在我虽然50多岁了，但跳舞这么多年基本上没受过什么大伤，就和学习太极有很大关系。太极的起步很慢，和现代舞的一些基本理念是相通的，都讲究由心而发，由内而外，由慢到快，身体一点一点活动起来，热起来，这样就不容易受伤。而有的舞种的舞蹈演员有时一上来就做很大的动作，这种不科学的方式会损害舞蹈演员的身体，导致其职业生涯比较短。

　　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走上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结合的探索之路，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分析探讨，也揭开了我创作舞蹈作品的新篇章。近年来，除了向太极名师学习，我还拜武术、戏曲名家为师，努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寻找灵感，探索中华传统文化和东方美学相结合的训练方式和创作思路。这一过程中，我还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比心”的动作，其实在戏曲当中早就有了，花旦演员在表示赞同、满意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动作。所以，越学越觉得咱们的传统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我们不能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精华弄丢了，要让其发扬光大。

　　中国艺术报：这让人更加理解多年来您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舞的表达，并将其带到多国舞台上。2011年，您担任国家大剧院原创当代舞剧《国色》的总编导和艺术总监，这一作品在印度巡演还成为您与印度舞蹈家合作创作舞剧《贝玛·莲》的契机。

　　滕爱民：印度是一个非常看重传统文化的国家，看重得近乎固执。他们欣赏《国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从《国色》中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看到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的重视和传承，想和我们进行一次深入交流。当时，一位印度编导找到我，提出想和我合作的意愿，我和她说，合作没问题，但我希望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合作，应该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带着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来这里交流，你们欣赏和喜欢的是我们国家的东西，不是我个人的东西，所以，即便要合作，我也得向组织上汇报，听取组织意见，不能擅自做决定。后来经过一番交涉，这个合作才算正式达成。

　　中国艺术报：印度的舞蹈艺术和我们国家有很大差别，合作一定遇到了困难和挑战。

　　滕爱民：困难的确挺多的。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派过来的会是具有现代舞训练基础的舞蹈演员，能唱会跳，自由又奔放，后来才知道，派过来的都是传统印度舞演员。她们的舞蹈语汇和印度佛教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演员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包涵着自己的信仰，不能随意更改。比如说，她们在表演的时候，只需要一平方米的空间就可以，但舞台那么大，一个演员从头到尾只在一个地方跳，那算怎么回事？再比如，她们的舞蹈节奏比较慢，动作都是固定的，也是成套的，对于完整性的要求很高，但一部舞剧的时间毕竟有限，只能选取一部分，删掉一部分。我和她们沟通的结果是，不能拆分，绝对不能，怎么说都不行，因此编创的过程中几乎每天都在“吵架”。后来我换位思考，如果别人随意改变肢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一定也不会允许，一定也会坚守到底。于是我以充分理解他们的文化为基础，真诚和他们沟通交流，努力多角度尝试，才找到解决办法，通过舞台调度的方式，在不破坏其节奏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将其融合到整部作品当中。

　　中国艺术报：相互尊重的确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前提。

　　滕爱民：没错，那次体会很深，我们要热爱自己的文化，也要尊重别人的文化，这样才能创造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在尊重他们的文化的同时，我们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们对传统文化那种敬畏，以及对舞台的敬畏，这也让我们深感心灵相通。比如我们进舞蹈教室一定是把鞋脱掉穿着袜子或练功鞋，绝对不可以穿着大皮鞋就进去了，他们也一样，因为地域差异他们习惯光脚丫，即便我们这里冬天这么冷，她们也是光着脚丫进去，这让我们也很感动。彼此的尊重和理解让我们之间越来越亲切融洽，在艺术的创作上也愈加灵感迸发。后来在交流碰撞中我想到把敦煌壁画中的元素加入其中，让演员现场试演了一番，大家都觉得这个创意不错。最后我们的合作较为成功，所以她们那边提出再次合作的意愿，也就是正在筹备中的《手眼身法步》，里面加入了很多戏曲元素，在创作过程中，我愈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简直就是一座挖不完的宝藏。

　　“根深才能叶茂”，这是我参加中国文联赴哈尔滨、贵阳、昆明开展“崇德尚艺——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巡回宣讲”活动时的题目，就是希望强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我经常在国外演出和交流，过程中深深感到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具有当代世界共性的身体语言表达，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精神，更好地与国际对话。

滕爱民和学员们一起训练

　　3、传道解惑，共同前行

　　滕爱民不仅任教于北京舞蹈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加拿大当代艺术学院，还是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以及现当代舞评奖的专家评委，除此之外，他还拍摄了诸多舞蹈教育教学视频。滕爱民说，创作和教学是他的两轨、两只胳膊，一个也不能缺。除了尽力创作更多作品，他希望尽最大力量帮助更多的后辈。

　　中国艺术报：近年来，除了接连不断出作品，您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舞蹈艺术的教育事业中，如何会有这样的动力？

　　滕爱民：我在这一行40多年，经历过一些波折，遇到过很多困难，自然而然就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希望通过教学把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告诉我的学生们，让他们的艺术道路更加顺畅一些。当然了，我没法为他们找到捷径，因为想攀上艺术的高峰没有捷径可言。艺术很容易让人痴迷，我愿意做老师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引导我的学生走上正路，不要走上歪路甚至邪路。现在一些年轻人比较迷茫，我想告诉他们，艺术的道路艰难且孤独，加入一个组织，成为集体中的一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一起进步，一起面对艺术和生活中的困难。

　　中国艺术报：在舞蹈创作教学中，您会有何侧重？

　　滕爱民：在我看来，古典舞和当代舞都是演绎别人的，古典舞表现古代人，当代舞表达当代人，只有现代舞才能跳自己。我经常说传统的舞剧像小说，叙事中有人物、地点、环境，故事发展、来龙去脉；当代舞像散文，相对集中说一件事情；现代舞更像诗歌，一脚天上一脚地下，更多是跳跃性思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更多是像这样一种方式的意向性表达。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的编舞家们能更多地尝试融合，无论是国际流行的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多试一试，这很有意思。同时我希望他们更多地用我们当下的艺术为社会服务。

　　中国艺术报：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您的教育理念。

　　滕爱民：对，舞蹈艺术的教育目标应该是培养复合型人才，我现在愈发意识到这一点。往窄了说，一个学生不能只学现代舞，其他的像民族民间舞、芭蕾舞都要懂一些，要兼收并蓄。往宽了说，除了舞蹈，应该广泛地涉猎其他艺术门类，比如音乐、文学、戏剧、影视等等。我和中国杂技团合作过魔术剧《魔法传奇》，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合作过话剧《天朝1900》，还担任过音乐剧《嘎莉娅》的总导演，如果对其他艺术门类一窍不通，很多东西都是没法做的，也不利于舞蹈艺术未来的发展。像我最近在做的脱贫攻坚题材的舞剧《黄河魂》就是中国第一部沙画舞剧，舞蹈和沙画的碰撞我现在还不确定能产生多好的效果，但这至少是一条可供探索的路径。即便我没做好，我相信后生可畏，未来一定有优秀的人才能做好。

　　另外，我想让我的学生们不仅要学好舞蹈，还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学精学深一点，我们是舞蹈演员，但更为根本、更为基础的是，我们是中国人。做舞蹈艺术，可以追求自由和个性，这没有问题，但不能忘记，传承发扬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

滕爱民在惠民演出中与孩子们互动

　　4、生命不息，跳舞不止

　　服务大众，陶冶自我，文艺志愿，愿为先锋！这是滕爱民这些年参加各种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的真实感受。多年来，在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组织的各种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中，总能见到滕爱民的身影。在滕爱民看来，文艺志愿服务让文艺工作者更加明确文艺到底为谁服务，也成为他更好地坚守艺术创作表演的源动力，因此他的舞步不会停。

　　中国艺术报：作为一个活跃的文艺志愿者，多年参与文艺志愿服务有何感受？

　　滕爱民：这么多年我深深感到，参加文艺志愿服务的过程，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很好的学习过程，也是艺术服务人民和接受人民检验难得的机会，更是文艺回归本质、文艺工作者重新认识和找回初心的过程，对我的艺术之路有着特别的意义。无论是中国文联还是中国舞协、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组织的各种志愿服务活动，都是为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艺术为人民服务”提供契机。参与这些活动过程中，无论是到偏远村落的演出还是贫困地区做文艺培训和辅导，总能让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和百姓对艺术的渴望和热爱，同时感受到他们对文艺工作者的尊重、喜爱和期待。

　　中国艺术报：看得出来，您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艺术以及文艺志愿服务的理解。

　　滕爱民：文艺志愿服务是连接艺术与百姓文化生活的直接纽带。在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组织带动下，越来越庞大的文艺志愿服务队伍也像是美育教育的先锋队，以艺术为载体向社会播撒爱的种子和正能量。我为成为其中一员感到光荣，也同时意识到要更加自律并做出表率，努力做一个有正气有正念，有素养有担当的真善美的传播者。所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是让我更好地坚守艺术创作表演的源动力。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为人民讴歌，为时代起舞，是我艺术人生的终极目标。我希望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人民的深情。

　　中国艺术报：很多人不理解您何以56岁依然舞动不止，从您刚刚的言语中似乎又找到一种答案。

　　滕爱民：我的年龄大家记得，我都忘了。实际上我认为，舞台就在那，想不想上在于自己。对于我，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上台，也可以说是生命不止，跳舞不息。我喜欢这个舞台，我更希望把我们这一代人对时代、对生活、对生命的感悟，在舞台上分享给大众，这是我终生的愿望和一辈子的追求。

　　中国艺术报：相信您会坚持一直跳下去。

　　滕爱民：一直跳下去！20年前，我曾对媒体说，我要当中国跳得最久的男舞者，当然这不一定只指年龄意义，我认为舞蹈是一种心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舞蹈，走进基层时百姓那些渴望舞蹈的眼神，放眼广场舞大妈们执着的舞步，品味街舞青年活力无限的激情，他们的种种诉求也更能激励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在舞台上站得更久，一方面能通过舞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走得更远，有生之年我的作品在国际上能有一席之地，不敢说代表中国，但是我会一直努力；另一方面，我希望影响更多年轻人，不一定能给他们做榜样，但希望能给一些舞蹈爱好者们一些专业的引导，愿大家一起为舞蹈的发展繁荣而努力。

　　本文图片由滕爱民提供 

　　原标题：在广场舞声中死去的男人

　　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这人怎么睡着了？”

　　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

　　周菊梅回头，发现丈夫贺香槐侧身躺在地上，手捂着胸口，嘴角有白色泡沫吐出。

　　她心一慌，立马蹲下去抱住丈夫，一手托着头，一手摸他的脸，声音发颤，边哭边叫他小名。

　　几十个人围着他们，有人打120，有人报警，有人让她掐丈夫人中，她仿佛失了神志，机械地照做，只感觉说话声不断传来。

　　10多分钟后，救护车到。医生把脉后说，没心跳了。

　　9月6日晚8点40分许，湖南长沙水岸世景小区，一场因广场舞引发的争吵，带走了一条44岁的生命。

水岸世景小区东门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那天是开学第一周的星期四，天气不那么热。入夜后，小区唯一的广场热闹了起来。小孩子踩着滑板车穿来穿去，老人坐在椅子上唠嗑，年轻的妈妈们陪着孩子玩。

　　7点半左右，音乐声响，十几位五六十岁的老人，跟随音乐声跳起舞来，人群一下子更热闹了。嬉戏声，说话声，音乐声，混杂在一起，不断向距离广场几米远的6栋传去。

从周菊梅家阳台可以清楚看到小区广场，相距仅几米远。

　　贺香槐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着楼下热闹的景象，对妻子周菊梅说：“你不是周一才打过市民服务热线吗？怎么声音还是这么大。”

　　上五年级的儿子在房间做作业，窗户正对着广场，说“好吵”，贺香槐便陪他到稍远点的客厅餐桌上做。儿子依旧分心，他有些急，对妻子重复了几遍：“声音越来越大，你看小孩子怎么做作业？”

　　周菊梅下楼，穿过广场，到广场正对面10余米处的小区东门找保安，让帮忙把跳舞音响的声音调小点。

　　保安调小后，人刚走，声音又被调大。周菊梅在一旁看了六七分钟，然后走上前说“麻烦你们把声音调小一点”，有人回“声音小了听不到”。她伸手去调，“小孩子要搞学习，你们这样子太过分了。”

　　刚调小，两只手同时伸来将声音调大。七八个跳舞的人围过来，你一言我一句说了起来，“在小区里面跳怎么过分了？”“那你在家不要放电视啊”……争执中，周菊梅回头看了眼，发现丈夫站在阳台上看。 

　　几分钟后，贺香槐下楼，把她往身后拉了下，语气急促地对跳舞的人说：“人家叫你关小一点，就是叫你们不跳也不过分，我还没叫你们不跳。”

　　跳舞的人将两人分开围着。2栋业主陈丽华站在贺香槐后面，听到跳舞的人话说的有些重，“这是公共区域，你就买个别墅出去住啦”“这里不能跳，那你安排个地方给我们跳”……3栋业主曾明辉刚好下班回家路过，看到跳舞的人用手指着贺香槐，说话声音很大，话有些难听，但没有肢体接触。

　　贺香槐说不赢，情绪激动，转身跑了回去。两分钟后，一手拿一个空啤酒瓶急匆匆地下来了。

　　曾明辉以为他要砸瓶子，上前劝止，说要报警，把他抓去坐牢。贺香槐赌气地说：“你抓撒，我愿意去坐牢。”

　　保安陈文将酒瓶接过去，扔到10米外的垃圾桶。一位跳舞的人说了句：“小孩子那么吵，你怎么不去捂住他们的嘴巴？”贺香槐气急：“我跟你们没法说了。”说完，他感觉头痛，坐到广场中间的喷泉边，猝然倒地。

　　陈丽华记得，贺香槐倒地后，跳舞的人还在说“有病就不要下来啊”“你自己只有这么长的寿命”……她劝他们“这样说要不得，他出大事了你们要负责的”。有人回：“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命短。”

　　参与跳舞的何萍描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事发当晚，广场上人很多，音乐声很小，被其他声音盖过。保安调小后，他们还和保安开玩笑“我们两人来跳舞，你听得到声音吗”，保安说“听不到没办法，小孩子要读书”。周菊梅一下来就把音响关掉，不准他们跳舞，让他们到外面跳，他们说外面没地方。贺香槐下楼后，用手指着他们说不许你们在这里跳，之后跑回家拿来酒瓶，他们以为贺要砸人，就都跑了。

　　何萍否认和贺家人发生争吵，也没有围攻他们，“跳舞的人都是在讲道理，旁边看舞的还是说了的。”

　　救护车上，医生告诉周菊梅，贺香槐是心源性猝死。20年前，24年的贺香槐在打球时突感胸闷，倒了下去，被人急救后送往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之后每天吃一颗抗血凝的药，每年复查显示恢复得很好，只是不能受刺激和干重体力活。

　　周菊梅记忆里，丈夫身体像正常人一样，20年没有病发。他酷爱运动，足球、篮球、乒乓球都会玩，以前还是厂里篮球赛的主力，兵乓球赛拿过第三名。倒地前的暑假，他还每天晚上带着孩子打球。

　　凌晨两三点，周菊梅从医院回到家，蜷缩在沙发上，强忍着不敢哭。黑夜漫长。

　　安葬那天下着小雨，是贺香槐最喜欢的天气。

　　过去两年，贺家人饱受楼下广场舞声音的困扰，最期盼的就是下雨天。

　　贺香槐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长沙安家。2015年9月，为了女儿有更好的教育，贺香槐将她从江西吉安市永新县老家，转学到长沙市松雅湖中学读初一，住在小妹开的培训班。

　　第二年4月，为了照顾女儿，周菊梅辞掉东莞玩具厂的行政工作，借住在水岸世景1栋小妹家，同时在小区谋了份收费员的工作。

　　水岸世景小区是典型的学区房，对面为松雅湖中学，周围三公里范围内，遍布一二十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小区占地面积26977平方米，有6栋，每栋34层，总共1000多户。布局上采用围合式建筑，左右两边各三栋，栋间隔仅几十米，中间为绿化带、游乐设施，以及一个100多平米的圆形活动广场。

　　想着小儿子还在老家上学，父母都70多岁了，周菊梅和丈夫考虑，将儿子和父母一起接来。那时刚好6栋2楼唯一一套尾房出售。周菊梅担心楼层低会吵，但周边小区房价至少得七八千，负担不起。权衡之下，两人找亲戚借钱买下了这套87平米、总价43万的房子。

　　2016年8月，儿子、父母从老家过来，一起住进新房。10月，周菊梅到一家建筑公司做仓库管理，一个月工资3000多。第二年4月，贺香槐辞掉东莞机械制造厂的工作，来长沙一家汽车配件厂做行政，转正后工资4400元。

　　两人计划着，三五年还完账，侍奉老人，然后将两个孩子送上大学。生活看起来充满希望，却未料，楼下每晚响起的音乐“魔咒”，将希望渐渐碾碎。

6栋一出门即为小区广场，中间2楼为周菊梅家。

　　刚入住时，周菊梅就发现，小区广场距离家里只有几米远，隔音很差，楼下说话声听得一清二楚。每天上午和晚上的广场舞音乐比电视声音还大，“就像在屋里放一样”。 

　　她向物业反映了不下十次，每次，保安会劝跳舞的人将声音调小，跳舞的人也会听。但没过两天，声音又大了。她也跟物业和跳舞的人提议过，买个噪音测试仪，一旦音乐声超过标准分贝，就自己调小，但没人买。

　　无奈，她只能让女儿在托管班完成作业后再回家，儿子则到客厅做作业，老人看电视只能声音调到最小或者静音。

　　去年下半年，有一次晚上八点多下班回家，周菊梅看到跳舞的人围在一起，说一个男的觉得跳舞声音太大，砸了啤酒瓶。回家后，她才知道砸瓶的正是丈夫，他说“太气人了，跟他们讲也不听”。

　　何萍那天也在跳舞，她记得贺香槐一句没说就把酒瓶砸地上，碎片溅到她脚下，跳舞的人都被吓到了。贺立马跑回去，保安报警后民警来敲他家门，没人开。

　　周菊梅说，自己和丈夫都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放假时楼下跳舞，从来不会说，只有影响到孩子做作业了才会去交涉。今年上半年，女儿面临中考，婆婆查出患有肝癌，周菊梅和婆婆都下楼劝说过，打过市民服务热线投诉，都无果。暑假时，为了避开广场舞，每天晚饭后一家人到松雅湖公园散步、打球，白天再指导孩子做作业。

　　吴雪林理解贺家人的心情。她家在2栋低层，距离广场也很近。读初中的儿子经常向她抱怨“外面跳舞声音好大，作业做不进去”。她把家里的窗、窗帘、门全都关得密密实实，用几个手机号换着给物业投诉，也当面跟跳舞的人反映过，甚至报过警，都没什么效果。

　　6栋3楼业主饶慧说，儿子房间正对着广场，也抱怨过外面声音吵，只能戴着耳机玩电脑。侄女原想在6栋买房，因为广场舞声音太大而作罢。

　　小区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周晓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业条例管理》等法律法规以及小区《管理公约》都未规定，小区内不能跳广场舞，物业公司只能进行劝导、制止，然后上报社区，没权力取缔。

　　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桥社区彭姓主任则说，辖区内有13个小区，经常接到居民投诉广场舞噪音问题，水岸世景小区也有人投诉过，社区工作人员也曾上门劝导，但没人听。

　　何萍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做早饭，帮孙女洗漱喂饭，之后坐四站公交车送她到幼儿园，回家后做中饭，打扫卫生，下午三点出门接孙女，五六点到家后做晚饭，喂完孙女后出门散步。孙女允许的情况下，她可以去广场跳舞。

　　53岁的她，一辈子在衡阳农村种地，丈夫在广州建筑工地打工，儿女大学毕业后都在长沙工作。儿子打拼两三年后贷款买房，总共50多万，每月还房贷2000多元。2013年，孙女诞生，一家人住进2栋高层87平米的新房。

　　年轻时农活干得苦，何萍腰和颈椎不好，儿子不放心她一个人在老家，便让她来长沙带孙女。她发现，小区里和自己一样、从长沙周边农村来城里帮忙带孩子的婆婆有很多。每天，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孩子转，只在晚上儿女在家时，才得片刻休憩。

　　他们喜欢跳舞，有的上午十点左右跳一个小时，有的晚上7点多跳到九点左右，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一人出15块买来音响。跳的大多是简单的舞，没专人教，谁在网上学了新舞，就站前面带一下，其他人跟着学。没人组织，没统一服装，不参加比赛，更像是自娱自乐热闹下。

　　何萍曾做过医疗健身操，每天重复同一套动作，做了快一年，觉得“没味”。孙女小的时候，她带着她看别人跳舞，去年孙女上幼儿园了，她开始跟着跳。儿子、女儿也都支持她，看到好的歌会发给她。

　　通常，一晚上放四五首流行歌，有时一个月还学不会一个。歌声时大时小，“有时‘咚咚’声音突然很大，你不可能一下一下去调吧？”

　　52岁的陈丽华也跳过几年舞，去年学做操后跳的少了。在她印象中，跳舞人员比较固定，但也有流动。广场是小区内唯一的公共活动空间，音响一放，小孩子就“特别集中特别吵”。 有时声音调小了，孩子一吵，听不到，就又调大了。因为声音问题，他们和业主吵过几次。

　　去年贺香槐砸瓶后，跳舞的人找到保安，希望物业在一栋门口的空地或沿街商铺门口腾出两个停车位，让他们跳舞，保安说没这个权力，让他们找开发商，无果。

小区外面商铺门口停满了车，没地方跳舞。

　　小区东门出门左侧约100米处有一块宽广的草坪和一个足球场。跳舞者曾想到草坪上跳，但草坪起伏不平，管理者不让；去足球场，里面有人打球，他们担心被砸到。

　　陈丽华说，小区附近一所小学旁的操场可以跳，约1.2公里远的松雅湖国际友谊林也可以，但跳舞婆婆有的还要带孙子，觉得不方便，小区里安全些。争吵与劝说持续拉锯，直到9月6号意外发生。

　　贺香槐被入葬在下岭公墓。因为只有44岁，又是非正常死亡，进不了家门。公墓在山里，四周松树杉树环绕，野花遍地。“他到那里就安静了。”周菊梅说。

　　同样安静的还有小区。

　　事发后，贺家人找物业协商未果，在贺香槐倒下的地方点香烛、烧纸钱；在小区门口和广场上挂上白色横幅，写着“还我丈夫，还我儿子”；还请道士来家中做法，在阳台上挂上两面镜子辟邪。

　　一些业主觉得晦气，不敢再去广场，也不从广场旁的东门出去，绕道旁边1栋的大门。也有一些同情他家的遭遇，建议她闹一场，“长沙人怕傲脾气”。

　　“现在安安静静的没有跳舞声，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吴雪林没想到困扰自家两年多的广场舞噪音，以如此方式收声。楼下安静了，但她还是习惯性地把窗帘全拉上。

　　3栋6楼业主王晨晨以前也跳过舞，还教过几次，事发那天她不在，知道贺去世后，她“紧张得要死”，“还是心里过意不去，有阴影”。

　　何萍是在第二天送孙女上学回来后听说贺死了的，她心里麻麻的，不敢再去跳舞，担心被贺家人报复，“在后面砸我们的头”。

　　其他跳舞者，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其他子女那儿，有的到周边小区去跳。何萍也去别的小区看过，觉得他们动作精致，自己学不来，不好意思跟着跳，看几分钟就走了。

　　她觉得跳舞的人并没有责任，“你如果有病，吵不得，你应该贴个通告出来，或者跟保安说一声。你没贴一次通告，我们晓得你是不是有病呢？”

　　周菊梅说，丈夫自尊心强，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心脏病，衣服领子低了，都会带个玉佩挡住胸口六七寸长的伤疤。她反问，“我不可能说我老公有心脏病，到处去张扬吧？”

　　另一名当日跳舞的人也认为，跳舞声音不大，时间也不长，“他老婆不让他下来，不也没事？都是他自己家造成的。”

　　何萍说，跳舞的基本都是农村的，没什么钱，捐款的话可能有人捐，但赔偿肯定不愿意。自己平时连二三十块的菜钱都舍不得，几百块钱更没法赔。她反复地说：“我们老人家哪有钱赔啊。”

　　“要是自家出了这样的事，你看他们还会这样说不？”陈丽华说，出事后跳舞的人都在逃避，很多不在小区住了。她觉得他们应该负些责任，自己以前跳过舞，也愿意出钱，但没人牵头。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她叹了口气。

　　10月的长沙，几场雨后，愈发清寒。

　　小区里行人寥寥，周菊梅从广场走过，总会忍不住停下。痛苦、悲愤、无助，不断撕扯着她。她开始借助酒精来麻痹自己，每晚喝些小酒才能入睡。梦里，贺香槐对她说，我洗完澡就走了，她说等等我，怎么也追不上。

　　两人相识17年，双方父亲是小学同学，家在江西吉安市不同的县。周菊梅有5兄妹，她排行老四，父亲是林场森工，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工作。从林业技校毕业后，她进林场干了一年，之后去东莞一家厂里做行政。

　　贺香槐比周菊梅大4岁，是家中独子，排行老四。父亲做过村队长、乡镇山林规划负责人，后在家务农，母亲帮人接生。大专毕业后，他到东莞机械厂做关务。

　　2003年，两人结婚，年底生下女儿贺晓琳，四年后生下儿子贺晓勇。婚后夫妇俩在外打工，父母在家带孩子，过年时才一家团聚。

　　在周菊梅眼中，丈夫性格内向又有些小幽默，文质彬彬，不善表达，再生气也不会大吼大叫，在孩子面前也有些不苟言笑。来长沙后，才跟孩子亲近起来。

　　他爱运动，爱看书，卧室书架上，一半是他的书，朋友圈和QQ空间里，经常会发些记录生活或是鼓励孩子的话。

　　女儿卧室墙上，至今还贴着他手写的龙应台给儿子的鼓励：“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另一张纸上，他写下年份和孩子们上学的时间表，2025年女儿大学毕业，2029年儿子大学毕业……

女儿卧室墙上，还贴有贺香槐写下的时间表。

　　他期待着，儿子上大学后，和妻子回老家种点花种点菜。

　　“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周菊梅哽咽起来。

　　10月11日晚，记者来到贺家时，周菊梅正在厨房洗碗，贺父一个人在客厅沙发上坐着，贺晓勇在房间写作业。

　　房子干净而朴素，有种说不出的清冷。从阳台往下望，广场上灯光灰暗，零星几个人影。偶有小孩子的尖叫声传来，清晰刺耳。周菊梅说，“这还算好的，之前广场舞声音更大。”

事发后，小区广场安静了许多。

　　悲痛将这个家庭压得喘不过气。贺父跟老家朋友打电话，开口第一句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惨。”

　　15岁的贺晓琳仿佛一夜间长大，不再爱偷懒，放假后，她会主动帮妈妈洗碗、找她说话。在学校，她经常睡不着，周菊梅安慰她不要想爸爸，“想哭的话，回来后在妈妈怀里哭”。

　　贺晓勇对爸爸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他和姐姐第一次坐火车去东莞过暑假，四个人睡一个小小的房间。爸爸会陪他下围棋、打篮球、踢足球，爸爸赢了他就耍赖哭。而今，他不再撒娇，会挽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周菊梅开始经常感觉耳鸣、精神恍惚，好几次闯了红灯，车子开到身边才反应过来。有一次下班后在路上走，想着以后的人生就像下班一样，只能一个人走，她用手捂住嘴和脸，拼命憋住没让自己哭出来。

　　10月28日，听说小区里上午又有几个人在跳舞，她气得把头发剪掉。她记得，人生第一次决心留长发是认识丈夫的时候，丈夫不在了，她也不想留了。

想到去世的丈夫，周菊梅崩溃落泪。

　　9月13 日，贺家人和小区物业公司签订协议，物业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资助他家8万元，望仙桥社区资助2万元。

　　但周菊梅心里依旧有根刺。她觉得丈夫是被跳舞的人刺激到才会倒地，事发至今，却没一个人向她道歉，她咽不下这口气，想为丈夫讨个公道，“我怕小孩懂事后说，妈妈，爸爸是因为这样的事走的，你都不为他讨个公道？”

　　起初，她想找长沙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起诉跳舞者，对方要求先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案件笔录资料，而获取这些资料，需要由代理律师出面申请。

　　事情陷入尴尬的死结，她只能重金请社会律师。每天要上班、照顾孩子，精力、财力上都有些顾不上。贺家姐妹也劝她，打官司周期长，不一定能获得赔偿，对她也是一种折磨。

　　她想找跳舞者私下调解，但一个人也不认识，事发现场灯光很暗，监控也损坏了，她记不清谁的脸。

　　听说广场舞的组织者是松雅湖中学的一位何姓老师，10月15日一大早，她跑到校长办公室，想找出这位老师，结果发现找错人了。

　　她像被霜打过般，脸色煞白，弯身向那位老师道歉。对方态度坚决地说“我要是有事就找你”。伤痛瞬间被戳到，“她都知道要找我，我都不知道要找谁！”

　　她两只手攥成拳紧握着，身子发抖，崩溃大哭，重复着：“你们把事情真相告诉我！”

　　10月19日，周菊梅和湖南清源律所律师孙强到长沙县公安局调取案件笔录。星沙派出所将案件定性为民事纠纷，后续不再介入。警方向她提供了包括保安、路人、目击者等在内的6份笔录，但没有参与跳舞的人——警方告诉她没有找到当天的跳舞者。

　　找不到“被告人”，起诉难以为继，周菊梅感到绝望。

　　《中国广场舞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广场舞人数约为8000万-1亿人。近些年，因广场舞引发的纷争不断，甚至升级为鸣枪、放藏獒、泼粪等冲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或罚款。广西、合肥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了规范广场舞的法规，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明确禁止夜间（晚上10时至次日早晨6时）在居民住宅区、广场等区域开展使用乐器或者扬声设备的唱歌、跳舞等活动。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解释说，广场舞音响超出法定分贝造成噪音污染，跳舞居民涉嫌违法，居民可通过交涉、投诉、报警等方式维权；如果投诉找不到相关责任主体，可寻找小区内知情证人、请求物业调取监控以及向街道办、公安机关求助，确定责任主体后进行追诉。

　　但维权之路往往并不平顺。周菊梅说，起诉跳舞者，希望丈夫的死能引起社会的重视，推动广场舞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这个事情没解决，我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她常常会想起7月11日清晨，站在老家三楼阳台上，看到薄雾中，太阳正从远方村庄的屋顶上升起。贺香槐走到她身边，说“十年后，我就天天陪你站在这里看日出。”她笑着说：“好啊，到时候你不要说不回来。”

　　她知道，这一天等不到了。

　　（应受访者要求，贺晓琳、贺晓勇及小区业主均为化名）

吉凶指数：78（由佛滔居士根据数理文化得出，仅供参考）

梦见自己跳舞，事业会有成就，职位会得到晋升，未婚男子会娶一位貌若西施的女子为妻。

梦见自己跳舞，意味着按部就班做事，就可以取得应有的成就，得到职位的晋升，好事将近。

梦见跳舞的场面，通常预示你会有好运气，收到好消息。按照心理分析的观点，梦见舞蹈还象征求爱或是性交。

女人梦见男人跳舞，会嫁给一位船长或首领(&copy佛滔居士)。

梦见和男人跳舞，个人方面虽是幸运的运气，但人际关系容易与上级发生小冲突的暗示。令人感觉厌恶的人就乾脆先保持距离不要跟他硬碰硬，免得对方情绪不好你也受到影响。幸而原本在背底里声援支持你的人将适时出现为你撑腰，顺利渡过是没有问题的啦，不过还是要尽量修正让反对你的人也能接受。

怀孕的人梦见和男人跳舞，预示秋生为男，夏生为女。水火无情小心。

恋爱中的人梦见和男人跳舞，说明经过一阵暴风雨，是否能圆满要靠缘份了。

本命年的人梦见和男人跳舞，意味着经历很多波折，慢慢有所收获，外表须多加修饰。

做生意的人梦见和男人跳舞，代表渔业中盘商、冷冻饮食皆不利。先赔后赚。

梦见和男人跳舞，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红色，财位在正西方向，桃花位在西南方向，幸运数字是2，开运食物是辣椒。

就在今天，全球华人世界里大约有 10119人 跟你一样也梦见和男人跳舞。如果梦见和男人跳舞，买彩票的话，建议购买号码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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