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十三大矛盾与解

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虽然起因是精神和伦理方面的缺失，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坐下来认真讨论精神和道德这些耗时费力而且见效很慢的问题了。面对今天乱象纷争危机四伏的社会，刻不容缓的是寻找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挽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泻。

20年前，当我们还在为未来勾勒蓝图，畅想生产力解放以后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威力必将让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焕发活力，再次步入世界民族的先进之林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由于我们急于求成，未能有效地理性的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当这个蓝图从纸上降落地面，我们惊愕的发现，不仅仅有美景，那些深层的、掩在历史的角落里藏匿下来的诸多负面问题，也一并放大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另外，也由于我们对这些问题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简单搁置之，使问题不断积累，危机益发加深，渐渐的接近临界，即便是睡梦中，我们都能感觉到那把高悬在我们头颅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逼人寒气。最近几年，虽然我们认识到这致命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却由于我们把这些问题视作各自独立的问题，当做可以个别对待的单纯的问题来加以处理，从而使我们的状况更加糟糕。

我们知道，原因、问题和解决办法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连续体而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还不打算为自己挖掘坟墓（这话有点可怕，但准确），就必须放弃自欺欺人和玩世不恭的态度，重新检视我们的过去，用准确科学理性的观点全面概括地研究现在的“问题复合体”，而不是从经济考量的角度出发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简单处理。

我们应该勇于承认，而且必须承认，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是永远延续，还是以短命告终，是美好还是破灭，是得到酬报还是悲惨结局，都系于这千钧一发的痛苦抉择。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从前的麻木，让我们今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如果我们不付出这些代价，舍不得那些内存物质早已经腐败变质的瓶瓶罐罐，我们就无法打破旧有框架的束缚开创崭新的局面，进而被抛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与之搏斗的危急，是我们自身的危急，也是目标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孕育起来的，已成为使我们的思考与行动暧昧与裹足不前的深刻的矛盾的原因和结果。这个危机强烈的表明，我们越是想达到我们的目的，就离目的越远，因为我们言不由衷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南辕北辙。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抛弃旧有的思维体系及近30年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绝大多数人民结成命运共同体。现实说明，世界舆论已经越来越成熟，纵容少数人的野心和仅想到不陷于极贫状态而拼命活着的大多数人的牢骚，求得两者的调和的行为，已经被世界舆论所唾弃。因为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社会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不能得到市民社会的感情与理性的支持，换言之，如果这场社会变革不是给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带来利益，相反还损害他们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变革注定是不得人心的昙花一现。

生命哲学是指导一切社会行为的理论的理论基础，这在6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的社会革命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佐证，而不是拘泥于金钱关系的《国富论》等经济学原理。所有经济学理论充其量是技术性的，实质上是唯武器论的变种，可悲的是，当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就把生命哲学束之高阁，或者在口头上承认，却在行动上与之背道而驰。

截止到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是把主要着眼点首先放在了各种技术的变革上，对于人的革命只字不提，甚至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个问题。尽管这使得利用并征服自然界的力量成倍增长，但法制和社会机构却日益颓废，并已经成为改革和发展的沉重羁绊。我们随处可见，完全不懂社会学的技术型专家，用物理学原理管理着比计算机要纷繁复杂无数倍的社会系统，所有有利于维持社会平衡的润滑剂诸如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公共事业等，全部被当作影响效率的赘品一一砍掉，从而使失业者、残废者、老人、低收入家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包括我们未来必须倚重的儿童，不但得不到社会公共福利的关照比如上学、就医、乘车，进而还要遭受社会的盘剥。

物的增值同劳动力的价值的增值成反比，这早已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的现象，在我们这里却正在大行其道，并且不加掩饰的得到了权力部门和暴力机关的庇护。光天化日下的野蛮掠夺和血腥积累被说成是创造财富，无端解雇工人的违宪行为被说成是减员增效，为维护自己微薄利益举步维艰上访的农民被说成刁民，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我们无法不承认，整个社会正在进行着一场弱肉强食式的疯狂屠杀。

但是，我们也无需灰心丧气。我们的状况并不是绝望的，我们所积累的力量完全可以支持我们赢得一场脱颖而出的蝶变。只要我们能下定决心，稳住阵脚，妥善理顺各方面关系，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做到公平，最低而言，不是像目前这样由极少数人豪夺大多数人的财富，在目前人民还充分信任（是否有待验证？）的前提下，我们完全有能力打赢这场让中华民族脱胎换骨的战役，即交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案，也给祖国一次机会，更给自己一个伟大的身后。

剥削的轻重程度，不是穷人仇恨富人的根本原因。

比尔.盖茨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的几十几百倍，但工人不但不反抗而且还喜欢这种剥削；刘文彩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不过是几斗米而已，农民却对他恨之入骨。很显然，马克思关于剥削越重反抗就越强烈的观点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剥削的方式是文明的剥削还是野蛮的剥削。文明的剥削是被剥削者的劳动所得足以维持其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有尊严的生存，野蛮的剥削则剥夺了被剥削者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生存的尊严。可见，贫富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富人集体道德意识缺失和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贪欲。

受“好死不如赖活着”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从骨子里是不愿意为尊严而战的，这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富人阶层对穷人进行野蛮剥削的行为不但是一种默认，而且是纵容，从而助长了富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贪婪欲望，不惜用血腥和暴力的手段攫取财富。

总的来看，中国的富人阶层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是个人文明程度较低，无论是出入上流社会的商界名流，还是正在地摊上打拼的草莽，骨子里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几分流氓无赖的习性。他们见钱眼开，绝对不会考问道德良心，更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二是缺乏爱心。爱心不是高贵者所独有的善良品质，卑贱者往往比高贵者更容易施爱。但中国的富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多慈善的表示，倘或有，那也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的陈仓，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企业变相做广告。所以我们才看见，很多中国的富人宁愿为自己的宠物雇佣保健医，也不愿为穷人的儿童捐助医药费。

三是享乐主义。中国富人自古到今一脉相通，盖别墅、座名车、纳妾、游山玩水是他们发财以后的首选。在欧美富人家中很难看见成群的仆人，但在中国富人家中，仆人是衡量财富多少和身份贵贱的绝好标志。

四是不知报恩。中国的富人既不懂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也不懂得水可载舟也可泛舟的道理。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的财富或者是个人打拼的结果，或者是拜上天所赐，与社会和人民没有任何关联，所以中国富人的家里要么供奉财神爷，要么供奉祖先。却不思考，没有共产党他们那里会有今天，没有穷人谁为他们工作。

五是没有荣耻观，韩进在博客中国的专栏里骂中国富人无耻，除了吃，吃尽山珍海味，再就是操，操女人。话虽糙，理不糙阿。据日本人三年前给咱们统计，中国的娱乐业每年达600亿，这些钱除了公款，便是富人的消费无疑。

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艰难度日。既如此，又怎么能责备穷人仇富。既然我们反对美国人毫不节制的消费地球，为什么不允许中国的穷人仇恨富人毫不节制的挥霍财富。更何况这些财富是穷人用血汗和生命创造的。如果我们还不是太健忘，就应该记得三十年前的小学课本，那上面告诉我们，富人不劳动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穷人披星戴月的劳动，却不得温饱。我们曾经以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再也不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历史竟然幽了我们一默，历史重演了。

国外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采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他们充分调动税收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调节功能，在鼓励富人致富的同时兼顾穷人的利益，比如制定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消费税政策等。个人所得税在发达国家是最大的税种，一般实行累进制，对收入越高的人实行的税率就越高。在美国，不但联邦政府征收遗产税，而且州政府也征收继承税。同时，为了防止食利阶层的大面积产生，美国法律对于富人支配个人财产的权利也有诸多限制，比如个人银行存款超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必须投资或者捐助，否则将会课以重税。

但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中国社会不但默认这样的现实，甚至还有许多学者如蚁附膻的为这不理性的现实寻找理论依据，为富人们为富不仁的行径大唱赞歌。他们就不分析，在鼓励和怂恿富人为非作歹的同时，是不是也在为富人挖掘着坟墓。不需要多么灵敏的鼻子，就能嗅到80年前资本主义在俄国死亡时发出的气息。譬如福州公交车爆炸案、比如甘肃、比如翁安、譬如山西一个农民杀死村长一家人命大案，譬如艾绪强王府井纵车撞人案……尤其是艾绪强，他不是以伤害某个具体的富人为目的，他的仇恨指向了所有的富人。这是不是在说，就算穷人不太注重尊严，当尊严尽失的日子，谁还又在意一条可有可无的生命呢。而一当这种个人盲目的行为变成集体的有目的的行为，那叫什么……就不用解释了吧。难怪有人说“学者和专家误国更甚于腐败”，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张维迎语）”这样的结论。

连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现在也毫不讳言，阶级斗争是贫富阶层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150年前，巴黎公社是穷人给富人们上的第一课，他们或者没听懂，或者是他们不相信穷人真的就有能力推翻他们，或者他们太相信金钱的作用，认为金钱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上帝。所以在其后的70年里，资产阶级顽固的拒绝穷人们那怕是很小的要求。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他们才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唯一动力”这个真理，进而与人民寻求妥协，但为时已晚。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民族解放，社会革命、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政治版图就此被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前二十年，是资产阶级开始痛苦反思的二十年，这一场反思运动是极其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都得到了深刻的解剖和揭示。那些新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虽然深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破解，但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却有了空前的缓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日渐趋于稳定。事实上，北欧国家已经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导社会发展，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不但北欧国家包括西欧所有国家都已经自觉演化成具有社民主义机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党派政治、普遍的选举权、良好的社会福利、稳健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慈善事业、规范有序的公共事业、人权高于一切等等。这股社会改良的思潮不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赢得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竞争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就在今天，有人还在做着资本主义的祖师爷们一百多年前做过的梦。

向往金钱并不是罪恶，罪恶是通过剥夺别人生存权和尊严赚取财富那种不择手段的方法。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私企有80%以上的工人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疾病，却得不到治疗。尤为严重的是遭遇工伤事故的工人，事后多是被厂家开除，以至于连象征性的一点医疗费补偿都得不到。如果不服或者讨说法，几乎无一列外的是被工厂的保安或者警察驱散或殴打。而我们的《宪法》和《工会法》却还堂而皇之的说什么工人有罢工的权利。

认真地思考了一下，中国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的矛盾，而是两大阵营的矛盾，穷人阵营还包括：新左派、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廉洁奉公的官员、民族主义者；富人阵营还包括：新右派、西方文化的拥护者、贪官、极端媚外势力、民运分子。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真地让人堪忧，不论最终鹿死谁手，受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吉林每生产一斤玉米，就要补贴0.50元，这就是说，生产的粮食越多，吉林省赔得就越多，而进行产品深加工贸易的南方各省却从不买单。有数据显示，仅粮食一项，吉林每年就为沿海的发展无偿奉献60亿元。还有那些源源不断输送到沿海地区的木材、煤炭、钢铁、石油等等，也无一例外的要倒贴。而这些还是有形的可以统计的损失，至于无形的比如人才流失所带来的损失，则根本无从计算。

有人说东北的落伍是文化建构上存在的诸多负面影响的原因所致，他们说东北人天生就懒惰、大吃大喝、大手大脚，所以积攒不下财富。固然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不然又怎么解释东北和东北人当年的富裕，难道天上给东北人掉馅饼不成。真地了解东北和东北人的学者从来不认为东北人好吃懒惰，因为真实的东北有着其它地区的人所不具有的吃苦耐劳和坚毅不拔的品质。准确的说，东北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欧洲人，拼命的干，然后拼命的玩。比如东北的伐木工人，顶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只靠简单的食物供给在冰天雪地里工作一个冬天，即便南方的勤奋先民怕也做不到。再比如大庆的石油工人，端水打井仅仅是一个侧面。再比如北大荒的农民，完全靠人力，不惜用几代人的时间，把一大片沼泽改造成了良田，愚公移山也不过如此吧。

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在同等的国家政策的待遇下，东北和东北人不但不会输给南方各省，只会比南方发展的更快。所以我们又惊愕的发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句话才喊出来没几年，东北就向前跨了一大步。但是，历史就好像是个魔咒，总是跟东北和东北人过不去，每一次国家面临大的社会转折，无一不是以牺牲东北和东北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从满清入关开始计算，东北和东北人大体上有五次被当作了牺牲品。

先说满清入关，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就此被带进关内，东北整个被吸空了。然后是蒋介石把东北送给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对中华民族是个天大的喜悦，但苏联红军又一次把东北掏空了，即便如此，东北和东北人还勒紧裤带支援解放战争。三年困难时期，东北人的粮食80%用来支援了全国，自己却吃一种高粱康和野菜混合的食物充饥，有些农村甚至吃一种粘土——观音土，这对观世音简直是大不敬。改革开放则干脆是说，东北和东北人都忍着点，有饭先让南方人吃。直到“破三铁”，东北人才明白过来，南方吃肉而东北喝汤都不行。据有人估计，每10个小姐中既有三个来自东北，从古到今东北平原就不生产小姐，怎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就成了批发小姐的工厂，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的说，没饭吃，面对饥饿，尊严就不那么重要了。复杂点说，邓老爷子对东北人真不够意思，所以他只南巡，从不北顾。无颜见东北父老哟。

恨“四人帮”、恨毛远新、恨王淮湘固然不错，但殃及东北父老乡亲就不对了。

邓老爷子驾鹤西去对东北人来说简直是一次再生。然而，林子砍光了，油采净了，煤挖空了，企业都破产了，工人都下岗了，农民种地还赔钱。于是，小姐诞生了。

其实又何止东北，华北也如此，真让人搞不懂，都是一个妈妈的孩子，凭什么有的孩子就受优待，有的孩子就要被虐待。而被优待的孩子还不知足，得了便宜还卖乖，说我们北方人受穷活该。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说，给我10个正常的儿童，我能按社会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科学家、医生、教授等等。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给我10个正常的省，我能按国家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香港、法国、新加坡，前提是妈妈请多给我点奶吃。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战略给北方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让人怀疑的是，中央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来自南方各省，谁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呢，真就能一碗水端平么？

南北矛盾说到底是家长不公平，这也难怪，五个手指头本来就不一样齐，虽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手心的肉总捂着，手背的肉却凉着。

从目前来看，如果国家不对现行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南方剥削北方以至无偿占有北方资源的现象很难改变，因为北方已经失去市场先机，和南方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好比让一个病人去和一个壮汉拳击，然后裁判说，你们打吧，这次我绝不有偏有向。这本身就是在袒护壮汉。公平的对决是，应该先给病人疗伤，补充营养。

最后只能说，妈妈，我也是你亲生的儿子啊。

沿海与内陆的矛盾类似于南北矛盾，但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南北矛盾是家长不公的结果，那么沿海与内陆的矛盾还涉及到了家庭成员间软暴力的问题。所谓软暴力，就是一部分家庭成员歧视和在精神及物质上虐待另一部分家庭成员，比如一部分人吃新饭，另一部分人吃剩饭、冷饭以至馊饭；比如家庭成员地位高低不同；比如住房，一部分人住正房，另一部分人住厢房、耳房、以至仓房柴房；比如一部分人睡席梦思，另一部分人睡地铺以至睡凉炕。反映到社会上的具体表现是，一、市场准入条件不公平，沿海地区人为的给内陆地区设置门槛，对内陆企业制定歧视性政策。二、物资分配上的不公平，沿海利用自己先入为主的便利条件，在物资分配上享有优先权。比如天然气，虽然产地在内陆，但使用权却在沿海。三、国民待遇上的不公平，比如内陆人到沿海定居有很多附加条件，不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而沿海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却不受限制。四、政治待遇上不公平，同样级别的官员，沿海的官员获得晋升的机会远大于内陆地区，而且有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如果沿海地区的官员被平调到内陆任职，不用寻思，那肯定是犯了什么错或者失宠。五、产品倾销。沿海对内陆进行产品倾销已经几十年了，但沿海却从来不想黑字回流，这既有悖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游戏规则，也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理。六、产业机构和产业布局不公平，内陆地区的产业多是底端低端低附加值的，而且极端不平衡，有些老少边穷的地区完全靠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吃饭。而沿海地区的产业是完整的产业带并行成了合理配套的产业链条。七、话语权不公平，同样一句话，沿海喊出来分量就重，就倍受重视。八、资金分配不公平，比如江苏和浙江的两大港口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羊山港是不是真有必要，而嗷嗷待哺的内陆即便想修一条高速公路都要靠老百姓集资。九、买卖不公，沿海低价买进内陆的原料，然后高价把产品卖给内陆，比如新疆的棉花，制成成衣以后的利润是棉花的几十倍。十、技术封锁。就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对商业企业实行技术保护的法律，绝对有利于沿海地区，既如此，《反垄断法》拖了很多年才出台也就很正常了，因为《反垄断法》对沿海不利。

沿海对于内陆的吸空是不争的事实，资源、人才、资金就像滚滚长江，日夜不停的流向沿海地区。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时差不仅是个空间概念，还是个经济概念，假如从上海开始向西计算，每两个时差经济发展水平就落后一截，反映到个人收入上，相当于1000——800元工资，这你可以调查，上海公务员的月收入是8000元左右，南京是6000元，武汉是4000元，成都是3000元，兰州是2000元，所以说，时差就是金钱。也就是说，随着时差的拉大，国民收入成梯级下降的趋势，时差越大，国民收入越低。时差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它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同样，人的身份和地位也因为时差的关系，而出现高低贵贱之别。大致上上海人是一等公民，享受贵族待遇；南京人次之，享受准贵族待遇；武汉人再次之，享受国民待遇；成都人再再次之，享受准国民待遇；兰州人再再再次之，没什么待遇。至于呼包二市的生命，是不是人就无所谓了，反正他们从古到今都跟牲口打交道。

梁晓声搞了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很多没长脑子的人还佩服得五体投地。阶层真就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吗，如果有一天出现社会变动，很难相信那会是阶层之间的战争，更可能成为现实的，恐怕是张作霖挥戈入关和冯玉祥挥师进京。

总的来看，沿海与内陆的矛盾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斗争，当它还没有演化成军事冲突的时候，我们权且让沿海先笑几天。

有人喜欢用苏南农村的发展经验从表象上为缩小城乡差别寻找出路，却从不思考苏南农村富裕起来的根本原因，其一、苏南的地域优势得天独厚，立居要冲，周围几大城市环绕，就是傻子都饿不着；其二，自然条件优越，苏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中国大多数农村近乎不毛。二者根本没有可比性；其三，苏南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不乏书香门第和盐商巨贾，那里的人天生就有经济头脑；其四、苏南农村文化教育水平远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其五，多是靠投机倒把发家致富，可以这么说，如果追究企业原罪的话，苏南有过半数的企业都得被没收。所以说，苏南经验不可取。不过苏南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缩小城乡差别的既经济又便捷的版本。但现在我们先不去讨论这个话题，只说目前城乡矛盾的现状。

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启动已经有几年了，但见效甚微。究其根本原因，是立法的滞后所致，中央给农村的优惠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国家的支农物资和款项不是被截留、扒皮就是被挪用，而中央却因为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只能任凭那些部门和地区两头鱼肉。所以就有了两任共和国总理面对苦不堪言的农民一次次流泪甚至骂祖宗。另一个原因来自文化，儒家思想是平民的死敌，所有有利于平民利益的法律法规，儒家统统排斥之。在调整国家内部的利益关系上，儒家更多的是照顾拥有世袭地位的特权阶层，在儒家大肆宣扬的德治理论中，无一不是要求平民恪守既成格局，倘有不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言行，便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总之，儒家思想的宗旨就是高贵者治人卑贱者治于人，翻译给农民听，就是他们是管你们的，你们是被他们管的，不服从管理是错误的。虽然从秦始皇到朱元璋再到康熙皇帝，都不乏重农抑商的强烈倾向，但他们重视的只是粮食，而不是农民本身。

历史进入到毛泽东时代，虽然在精神或者说政治方面给了农民很高的待遇，但受制于当时一穷二白的历史现实，又出于民族生存的考虑，毛泽东也只能在农民身上打主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解，城乡矛盾是城市人非法占有农村人劳动的直接结果，它来自于前苏联靠掠夺农民财产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据一份已经公开的前苏联档案资料记载，在俄国内战时期，托洛斯基目睹农村的惨况，上书俄共中央，提出了修改农村经济政策的建议。被列宁否决，后来又遭到斯大林的无情批判。列宁的理由是：俄国农民都是富农，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剥夺他们财富的方式使他们迅速成为无产阶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俄共建立政权后，“白匪”在农民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斯大林反对托洛斯基的理由是：粮食是给无产阶级吃的，资产阶级没有权力分享，等他们成了无产阶级以后再吃吧。

问题是，中国农民除了几个地主外，可都是贫下中农。沾俄国农民光的中国农民真的有点冤。最高的一年，中国的积累率是70%，而其中的70%是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所创造的财富。

城乡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够解决的，也不是几个红头的一号文件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到从文化建构到法律修订，从人性的复苏到正义的觉醒，从技术革命到人的思维的革命，从吏治严明到政治清明，从经济平权到政治民主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起码，在目前连《宪法》都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谈缩小城乡差别实在是天真。

2008年底12期《时事报告》里有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远一篇文章——《坚定信心，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文中姚景远非常乐观的说，1978年我国有城镇人口1.7亿，现在是5.7亿，30年改革开放净增了4亿城镇人口。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如果仅就人口数量的增长而言，他说的显然不错，但要是从人口的生存质量上讲，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不但不值得炫耀，反而让人难堪。美国一家调查机构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大致在一亿左右，城镇中等收入人口数大致在两亿左右，这样一算，至少有2.5亿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以这样水平推进的城镇化脚步，是喜还是忧，就不需要再作分析了吧。

同时另外一个严肃的问题也应该提及，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城市掠夺农村的结果。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2008年11期《时事报告》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一篇文章——《“三农”问题现状与发展现代农业》，讲的非常详细，也很具体，基本观点与姚景远迥然有别。只要读者稍加留意，就能从这篇文章中找到到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原因。有句成语叫“落荒而逃”，这句话之于农民来说，可改叫“畧荒而逃”。姚景远在文中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化都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如果城乡二元体制不解决，一是城市化进程比他想象的可能还要快，二是农村、农民、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他想象的可能还要大。

五、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矛盾
研究中国社会城市的结构，极类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生物的一各个传销组织。坐在金字塔顶尖的是省会城市、下边是几个市级城市、市级城市下边是几个县城，县城下边是几个集镇。中央和国家划拨下来的资金和物资就在这等级森严的层层转拨的过程中悄然无声的蒸发掉了。而你却不敢说个不字，否则下次让你连汤都喝不着，而且打点环节的手续费还必须你交。

更要命的还在于，由于中心城市与生俱有的黑洞般的吸附功能，造成周边城市的人才、资金、物资快速的向心流动，比如楼价暴涨这个问题，除了地产商、地方政府、炒房团这些因素外，再就是中心城市吸附功能所产生的副作用。据闻，北京周边城市每年在北京置业购房仅唐山一市就不下一个亿。教育这一大块中心城市基本上属于不劳而获，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国家与个人总的投资大致上在20——30万元左右，如果是落后地区，这种投资对当地来说基本上是打水漂，十有八九的学生毕业后都不回去。如果把滞留外地的学生总数算出来，这笔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这意味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仅教育一项，每年至少就赚了上万亿。可以这么说，周边城市办教育纯属为中心城市做嫁衣。

还有商业这一大块，由于中心城市价位低廉的优势，周边城市人口的向心购买欲望远大于在当地消费的欲望。

资源配置和项目分配上，中心城市更具优势，这一点已经不用做什么解释，只看中心城市的市政建设就一目了然。一座立交桥就是一个中等县城全年的财政收入，大连一个市政广场的投资足可以支付一个贫困县脱贫的全部费用。玉泉环岛比四个足球场还大，是不是真有必要，还有那些数不尽的形象工程，豪华车站、机场、多功能会议厅。然后是教育资源的配置，这让人很难理解，大学都集中在大城市是不是真有必要，这不但是结构性的问题，更是观念的问题，似乎高等学府只有建在大城市里才能提高教育的水平，难道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脑体倒挂。

继续说羊山港，1300个亿，这样的投资是不是很理性。

另外关于中心城市市民享受较多补贴的问题，也很值得推敲。有些补贴是合理的，比如交通费。但大多数补贴都不合理，比如菜金补贴和煤气补贴就不合理，因为中心城市的蔬菜和煤气价格本身就低于周边城市，还提供补贴就不合情理；通讯补贴也是这样、比如北京市内的网话是免费的，还提供补贴就完全不应该。

物价倒挂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现在还默认这种现状，就有悖民望。因为资讯的发达、因为交通的便捷，因为运输工具的改善，都为物资的经济和快捷流动提供了可行性，可是，由于我们关卡重重的道路，严重的制约了物资的流动，不但严重的降低了生产效率，也极大的增加了物资的成本和群众的负担，其结果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完全成了中心城市里几个权利部门的独家套餐。

中央提出发展小城镇建设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必要措施，小城镇充其量是中心城市盘剥的奴仆。现实告诉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大多是被中心城市分享。只不过由于城市的级别不同，得到的好处也各不相同罢了。

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矛盾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这个矛盾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产物，这个矛盾的存在，充分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等级制的成份还很大。我们一直讲统筹兼顾，实际上更多的是统筹，很少兼顾。从目前情况看，由中心城市垄断行政资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得不到彻底的解放。
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取消城市的辈分，城市不分大小都拥有同样的地位。领导的级别可以不同，但城市的待遇不能不同，应该按人头核算拨付城市费用。否则，很难相信，这些大大小小的中心城市不会为了各自利益黑吃黑。

有人建议地方和中央分享权利，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讲，这样的观点无可厚非，但是目前不行。现阶段不但不能弱化中央的权威，还要强化总书记和总理的威权。原因如下：一、诸侯服从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制约诸侯的足够能力，是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前提。否则，如何相信一群风纪荡然无存的官僚，会听唤于一个经济孱弱的中央。二、因为中国官员集体缺乏民主的意识，中央放权以后各省就成了事实上的封建王国，也就是说，中央放权给地方，只是从大的集权变成一各个小的势力范围内部的高度集权，并不能达到民主的目的。三、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中央放权必然加重目前地域上的两极分化趋势。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四、中央放权会使国外的分裂势力有隙可钻，他们必然趁机建立彼此的势力范围，最终使中国沦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政治改革的试验田。

真让人怀疑这个建议的背后，因为那些强烈主张中央放权的学者，无不是发达地区的封疆大吏看好并倍受重用的高参，或者是新右派学者。但就其个人动机而言，还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因为这些官老爷式的学者教授各个都不是吃菠菜豆腐的寇准和饿死不吃美国白面的闻一多、李公朴，而是腰缠万贯的梁中书、富弼、刘濞……从根本上看，地方与中央分享权利之说，是带有试探性质的温柔问鼎。

还有些自由派学者仅仅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就不加思考的为中央放权说大唱赞歌，或者是他们不够聪明，或者是他们本身就属于司马光一类的学者。他们并不在意民主的本身，而是在意民主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利益，如果专制能够带来比民主更大的利益，他们肯定也不会拒绝专制。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早就存在，但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尖锐（请注意，我用的是“尖锐”），而且性质也与过去完全不同。过去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主要来自于中央制定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地方群众的实际情况的争论，比如彭德怀上万言书，就最有代表性。但是现在的矛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关乎为全民谋利还是为某些人谋利的问题。显而易见，胡温是倡导为民谋利的，所以在解释“三个代表”的时候，胡言简意赅的指出，“三个代表”的含义就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凛凛公心足可昭示日月。不然分析一下“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这句话，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因为没法否定大款不是人民，于是乎，像任志强这样的一大群“同志”一夜之间就从夹着尾巴做人的异己分子变成了座上宾，不但有了话语权，还有了向人民发号施令的权力。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揪其实质，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并继续扩大自身的利益与有着均贫富想法的中央主要领导在政治上的博弈。

放任诸侯做大，对任何朝代都是致命的威胁，不要以为诸侯没有军队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有钱，军队召之即来。朱棣起事的时候，手里仅有三千家丁，但钱可以通神，一声召唤，就来了数万虎狼雇佣军。

在此不得不说，必须彻底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状，任何试图家空中央的图谋都是不能容忍的，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都在说明，中国必须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离开中央集权中国将不复存在。

七、地方政府与群众的矛盾

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的突发事件成急速上升趋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透过那层厚重的铁幕，隐隐看见两只肮脏的手，一只是利，一只是权。权与利的有机结合让群众有苦难言，有冤难诉。2006年深圳最近出台过一个“非正常集体上访管理办法”，没有看到，但从这个办法的名称上分析，让人不得要领，因为你根本没法界定“非正常上访”这个可以任意伸缩的宽泛概念。是不是有一点过激行为的上访就算非正常上访，如果是，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又属于过激行为？是绝食还是静坐抑或出租车司机把车横在马路上集体罢工？况且上访本身就是非正常现象，是曾经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社会机制、行为法则背离了原有的轨道，代之以部分人满意的行为法则，从而导致社会大众原本在体制内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体制外的努力才能见效。

虽然从表面上看，那些冠冕堂皇的规则无懈可击，然而那些规则背后的潜规则才是指导人们行为的金科玉律。在一个连女人生孩子都必须托关系送礼的社会，指望用强制性的手段杜绝集体上访无异于用拦河筑坝的愚蠢方法拦阻山洪暴发。但愿深圳那个管理办法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和谐社会，这样一种稳健的思想今天已开始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这种思想无异是承认，正在社会中蔓延的全面的动荡与混乱状态的征兆，已经到了危机我们自身存在的程度。但问题是，怎样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的清除那些导致社会动荡的官方和有官方背景的非官方因素，用铁的手腕摧毁一各个鱼肉群众的利益共生体，还是一方面容忍这些利益集团存在另一方面用小恩小惠安抚群众。

有人喜欢用表象的分析解析地方政府与群众的矛盾，“一、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不切实际的构想，盲目的城市规划；二、为进行城市改造，也为升迁打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各级政府大量卖土地。三、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增强。”

第三条对，前两条就不那么准确，第一，城市规划即便有不合理的因素，但老百姓出于对自己城市的热爱，除极个别人外，一般都不会太多的计较。虽然自己吃点亏，但为了自己居住的城市能气派些作点牺牲也应该。而且很多老百姓受大连市政建设的影响，也支持大广场大绿地那种豪华的市政。第二，城市改造也并非都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难，比如避暑山庄两宫门外拆迁，前两届班子连哄带吓都没能解决，后一届班子就主动挨门逐户的跟老百姓解释，不到一个月，99.9%的老百姓都搬了家。有的还积极劝说那些想不通的群众。现在避暑山庄两宫门外又恢复了历史原貌，老百姓满意，政府也高兴。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还是态度和作风问题。一个心里上亲民的领导不可能被人民拒绝，当然，这个领导班子后来如何要领说。第三，很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形象和政绩的背后还有巨大经济利益，只要是一举两得的美事，不用说老百姓挡不住，中央都挡不住。第四，来自农村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更多、危机程度更深，矛盾是深层的。从目前来看，所谓的村民自治绝对是弊大于利，很多地区的村班子完全是黑道当家。

略作分析，引发群众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大致有10个方面：一、房屋拆迁有违法违规行为，二、征地补偿不合理，三、恶意欠薪，四、群体性的工伤事故，五、环境污染侵害群众利益，六、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七、村班子腐败问题，八、国企改制中暗箱操作，九、劳务输出引发的纠纷，十、企业或村镇非法集资的遗留问题。此十条可见，群众上访，都是非政治目的的为了维护经济权益上访，既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冷漠的把他们拒之门外。难道，只有当他们准备与美国合作的时候，我们才去拥抱他们吗？

目前鼓励中国走民主化道路的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实行由上至下的民主，一种是实行由下至上的民主。二者全错，中国最需要实行的民主是中间部分的民主，即省、市、县直选，村级组织和国家领导人暂不直选。原因有三，一、在500元钱就可以买一张选票的农村，高度民主只能让黑社会得势，这已经得到了印证。二、中央没有铁的手腕就无法驾驭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员。三、省、市、县具备了直选的人文环境，群众不会为贿选所动，而且那么多选票也没人买得起。尤为重要的事，直选在客观上迫使地方官员必须亲群爱民，否则他就会被选下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一直是两头（国家和群众）吃亏，中间（省、市、县官员）得利。而我们却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换了张三李四捞，换了李四王二麻子捞……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现在已经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中国承载人口的极限是8亿，那我们不得不忧虑，当中国人口的峰值16亿人口来到的那一天，中国该是什么样？我们还有水喝吗，有干净的空气吗，有足够多的幼儿园、学校和医院吗？又住在那里？房地产开发商们说，现在楼房设计的寿命是200年，可供三代人连续使用。暂且不说开发商的话有多少水分，只说满足这些人住房需求这个问题，得需要多少土地呢？

燃料的短缺更是个大问题。几年前我们还曾为电力供应的短暂富余盲目乐观，然而转眼间，却不得不冒着和老美掰脸的风险打着灯笼满世界找油。核裂变是有效的替代能源，但废料却无法处置。核聚变据说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高昂的投资即便不让人望而却步，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得不偿失目前还在争论。据一个外国科学家推测，地球内部200至300公里的区域储藏着无尽的固体甲烷，就算他的猜想不错，又怎么把那些甲烷弄出来呢？在可以预见的100年里，火山爆、发龙卷风、雷电绝对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好处，更遑论200公里深处的地球了。承蒙地球的怜悯，给了我们丰富的煤炭资源，然而灰蒙蒙的天空，和日渐严重的酸雨无一不在警告我们，煤炭远不是理想的燃料。

生存空间——面对这一系列的矛盾和危机，我们无法不想到这个被恶魔纠缠过的词汇。塔克拉玛干沙漠或许可以一用？据说犹太人当年曾有这个想法。有人提议，引渤海之水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一个咸水湖，构思宏伟，但不够现实，或许50年后我们真有能力把海水提升到塔克拉玛干，可是，塔克拉玛干变成湖泊是不是要一个世纪的时间。

我们要考虑现在活着的人的价值，也要考虑未来出生的人的价值。技术专家猜想各种生产过程度对生命的危险性的影响，与经济学家用金钱衡量生命的尊严如出一辙，而这正是我们要避免的不人道行为。我们不可能永远像现在这样，给一部分人使用清洁能源比如相对而言污染较小的天然气，而让另一部分人刀耕火种烧劈柴扳子。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每当我们从地下挖出一吨煤，我们留给子孙的煤就少了一吨，而矛盾在于，不把这些煤挖出来，我们就要失去生计来源。

我们曾经认为，朱利安.林肯.西蒙是伟大的，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没有极限的增长。但现在我们却不得不低下头向罗马俱乐部道歉，你是对的，增长的确是有极限的。

再看一下发达国家的状况，如果没有石油，他们一天都活不下去。就算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再快，它不能到天上去飞；就算高速公路在长，如果没有燃料，它就是个摆设。如果说上一次战争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那么下一次战争一定是为了争夺能源，因为人类的科技进步水平远没有高到可以抛弃碳氢化合物的程度。

但目前中国的燃眉之急是水，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十年里，水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袁隆平信心百倍地说，水稻完全有可能达到亩产2000公斤，可是，有水浇吗？就算长江的水取之不竭，难道就不怕海水倒灌。

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做好四件事，一是节水。限制发展耗水量大的工业企业，同时大力推广旱作植物，改变植物的灌溉方式。二是开源。提高水资源价格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缺水状况，只能起到有限的节水作用，而且水的总量并没有因为水价的提高而绝对增加，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观念，要从增加水的总量上供给上找出路。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说中国是海洋国家也没有错，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水淡化当然不经济，但是我们有很多低地可以改造成湖泊，尤其是极端缺水的华北平原，海拔不高，离海洋近，如果灌注海水，那些低地完全可以变成湖泊，改变气候环境。其次向地下要水，联合国在西撒哈拉沙漠的找水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拥有古河床的地区地下就贮存着丰富的地下水，这就是说，如果在塔克拉玛干或其它地区能找到古河床，既能找到地下水。再次从天空搬运，既然美国人在七十年代就能把越南变成泽国，那么目前我们也有能力把太平洋的云彩搬回来，成本虽然高，但值得参考。三是污水的循环利用，四是合理配置水资源。

回过头来继续说国土的承载力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荒漠化已经吞嚼了数千万公顷的农田，而且还在呈加快的趋势。该警醒了。

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么牺牲一定的平等获得更多的效率，要么牺牲一部分效率换取更多的平等。而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两难抉择。美国已故经济学家Arthur M.Okun指出，“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当然，一个社会在同时追求公民权利平等和经济效率提高的时候，并不一定就遇上或彼或此的关系，但不幸在于，我们目前就恰恰是陷在这个魔咒里。

一个笃信效率能包治百病的经济学家眼中，平等无足轻重，他认为，只要有一根价格杠杆，就足以维持社会的平衡，他甚至还认为，政府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影响效率发挥的绊脚石，最好取消。

就在不久就前，厉以宁先生就曾为我们展示过他心中的美好前景，中国人都拥有两套住房，一套在家时住，一套外出旅游度假时住。而转瞬间我们却发现，不但拥有两套住房是个梦，拥有一套住房同样是梦。于是，在被经济学家的超级致幻药晕乎了30年的我们，终于清醒了：市场经济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更不是我们曾寄予厚望的那个救世主，他们除了给我们开列一些水墨丹青的面包，便是一些云山雾罩的外国词汇。他们天花乱坠的说辞，说穿了是诱骗我们贱卖自己的劳动。

当纵横交织的高速公路展示在我们眼前，我们却发现，我们没有回家的路费；当夜晚来临，面对五光十色的城市美景，饥肠辘辘的我们竟是无处藏身；而阳光明媚的早晨，面对那些坐着小轿车上学的儿童，我们正在为子女的学费发愁。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效率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

当然，并非所有的不公平都源于效率，但盲目的追求效率，必然导致公民在社会关系、经济收入及权利和地位上的不平等。并且今天我们正在品尝这杯苦酒，下面的几组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中国有70%的家庭其家庭收入的70%要用来吃饭。二、3000万人口不得温饱；三、银行80%的存款属于占社会人口20%的富人；四、有人保守的估计，中国有400万妇女靠卖淫维持生计；五、国家财富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而工资每换一届总理才涨一次。

“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当年一位高明的经济学家这样开导我们，我们信了：在忍一忍，下拨就是我们的。“资金像水一样有由高就底的趋势，当富裕地区拥有剩余资金的时候，必然要向贫困地区投资。”我们又信了。“改革总会有一部分人要做出牺牲，但最终使大多数人受益。”我们依然信了。

“上不起大学活该，谁叫你生在中国。”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而且无赖。30年，整整两代人，就这样被几个流氓加无赖的学者给玩弄了。

但事实上，是我们太无知，太轻信他们。比如经济学家用罚款和收费的经济手段规范人和法人的行为，如对违章建筑罚款和收取排污费这样的行为，其规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为同样数额的罚款或收费，对穷人和富人就有不同的结果，对于富人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对于穷人，则可能破产。再比如，由于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穷人在和富人的竞争中必然落败。再比如由于财富决定着话语权，穷人永远没有说话的机会。而我们人民的人民政府就这样被他们“蒙蔽”了20年。

我们认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追求一定程度的效率，尽快提升综合国力，这对于整个民族的长远福祉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国家社会主义那种放弃一切平等的效率观。我们现在看到，税收转移的再分配，远不像国家《宪法》中说的那么完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诸如投资医疗、教育、慈善事业，而是被国家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相对而言，我们的状况比20年前有所改善，但绝对的看，我们的状况是在不断的恶化。因为我们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我们获得的回报远远不成比例。同时，我们还必须负担部分改革失败所带来的损失。除此之外的，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我们成了低种姓人口。

罗尔斯指出，平等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之一，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与人的尊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不应该被撕碎，然后拿到市场上零售。形象地说，就好比一个女子，当她婚配的时候，男方不能说，我要你的身体，不要你的尊严，更不能说，我只要你身体有使用价值的部分，那些没有使用价值而且还要消耗金钱的部分我不负责。而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正是这个问题，国家不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是按照需要取舍，比如你的手和脚有使用价值，那我就租用你的手和脚，所以我只支付手和脚的使用费，至于你头破血流或者得了肠胃炎则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租用你的头颅和肠胃。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现实，赚钱与国家分账，看病自己付费，而且我们不能讨还公道，因为国家明确规定，小病自理，大病统筹。

商业的繁荣为现代文明注入了活力，但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合理性。

一、货物售出概不退换，强者制定游戏规则。

二、市场的垄断，价格由卖方控制。

三，先入为主，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后来者斩。

四、重复收费、多重收费。比如网通，曾几何时，既收话费还要收初装费和月租费。如果按照中国网通的游戏规则，妓女也可以收三笔费用，1、插入时收初装费，2、收夜租费，3、收交媾费。比如按照中国移动双向收费的游戏规则，妓女就可以赚取双倍的钱。插进要收费，抽拔同样要收费。比如打官司要上下打点，对妓女而言，也就是说，性交要收费，口交同样也收费。比如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收电表费，按照这样的规则来理解，妓女只要随便数一数抽插的次数就要收嘴皮子费，因为嘴也是计量器哟。最有趣的是煤气公司收管道费，按照这个规则，妓女也完全可以收“管道”费。流量另算。还有中小学收择校费，妓女也同样可以这样收费：想挑一个模样俊身材好的是么，请交择操费。城市增容费妓女大概最喜欢了，不论你干与不干，只要你进了这个屋，就得交空间占用费。酒店的最低消费妓女更是喜欢的不行：大哥，先交一千元吧，而且酒水不许自带。至于地产商那套规则，要是传给妓女可就发大财了，今天你不来操，明儿我就涨价了。什么，农民工？阿呸！我是给富人们操的。中国铁路的游戏规则对妓女也好处多多，逢年过节就可以涨价，不管是躺着操还是站着操。而且进门前保安还要收一笔：不交钱，对不起，今儿人多，赶下趟吧。中石油则不论是中国妓女还是外国妓女，一律按外国妓女的价格收费：什么，嫌贵？呵呵，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高等学校则一哄而上，大哥，什么也别说了，你们哥几个干脆一起上吧，小妹虽然活粗拉点，但保证把你们都射出去。最贪婪的要属银行，大哥，你给别的姐妹打电话小妹不反对，但是要交钱，跨门查询收费这是门规。医院就复杂了，摸那儿那儿收费，还有开房费、床费、逆向抚摸的护理费、干完活帮客人擦拭收处置费、进门收挂号费、找专家收翻牌费等等，而且安全套还要客人付账，并且那安全套明明是国产的或小厂子的却愣说是进口的或大厂子的，最可恨的是，明明用一个安全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她非要给你用五个。即便如此，客人还不知道她到底能不能让你射出来，或者她会不会用个掉包计给你个假体，最后她告诉你，传染上艾滋病与我无关，什么，钱花光了，保安！把这家伙扒光衣服扔大街上去。

有些人对竞争者的社会和经济起点不同无可奈何，便转而强调人们天赋的才能，而由此为他们的理论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现象寻找“合理”依据，尤其是他们不敢承认劳动和天赋以外的因素在很大成度上决定了人们占有社会财富多少这样的严酷现实，从而使今天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效率越高收入分配越是偏离按劳分配原则的反常现象。

二战后对凯恩斯主义的盲目崇拜，不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的直接根源，也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数以亿计的财富就那样被无形的蒸发掉了。从表面上看，凯恩斯主义似乎有那么一点公平，提高累进税率富人阶层无疑要多为政府纳税，可实际上，由于开恩斯主义奉行货币扩张政策，工人增加的那点工资根本抵充不了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凯恩斯主义基本上是个南辕北辙的东西，越是想体现公平，就离公平越是遥远，“只要效率不要平等的疯狂积累→社会财富绝对集中→大量剩余资本的投机行为→虚假的经济景气→泡沫破灭”这就是开恩斯主义的经济循环模式。

如果说上一次金融危机我们能侥幸躲开，那么，当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以后我们还执迷不悟，必然在劫难逃。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目前这样的压力，脆弱的生物圈已经岌岌可危，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就像饮鸩止渴，希望与绝望并存。

拦河筑坝解决了水患、电力短缺及灌溉的问题，却极大的破坏了环境，目前我们还不能预测自然法则被人工法则取代以后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严重，但对于动物界用数亿年时间演化成型的食物链肯定是灭顶之灾，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见，长江流域的动物比如鱼类鸟类日渐减少。

化肥和强力农药在农作物增产方面具有农家肥和传统农药无可比拟的优势，然而化肥和这些新农药的副作用却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闻所未闻的疾病以及癌症等可拍的疾病成高发趋势。重金属残留更是不可阻挡。我们城市的天空已经很难见到纯净的蓝天白云，我们的河流无一幸免的受到了污染。十年前长春市区的树木就开始大面积死亡，天津海河根本就是一条臭水沟，而山西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到了山西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乌烟瘴气，难怪山西富商集体去北京购房，没法呆了，不逃之夭夭行么。但这里有两个误区，一、北京就好么，一年有265天看不见真实的太阳和月亮；二、这些人不讲卫生，拉完屎不冲，提来上裤子就走人。

内蒙的超载放牧和珠三角长三角的人口压力是多么的类似，前者让草原变成不毛之地，后者让鱼米之乡成了水泥森林。不同的是，内蒙已经意识到超载放牧的错误，而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正在为超载牧人的伟大成果沾沾自喜。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南中国，已经很难看见一点原生态的东西了。不禁要问，那些自诩为中产阶级的高贵公民是不是该有点公德心，为后人手下留情，别让他们问：爷爷，老虎有几个翅膀？

可持续发展战略虽然从宏观上强调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但在具体操作中却有很多矛盾，一、所谓的腾笼换鸟，不过是以邻为壑的污染转移。二、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掠夺性的资源开采。这样的例子罗列起来，可以写上一万字。

十一、发展与稳定的矛盾

发展与稳定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越发展，社会就越趋于稳定。现在却是二律背反，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不稳定因素就越多。形象地说，中国的现状就像一个得了外财一夜暴富的没教养男人，一方面出入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跟马路上的妓女做爱。倘或他的妻子不能与他享受到平等的待遇，也就是说，他的妻子不能拥有同样的外遇权利，这个家庭必然发生动乱。他可能会说，共同外遇不等于同步外遇，以后我会让你外遇的，那么以后该是多长时间，而他的妻子的忍耐极限又是多大。

另外，物质权利的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权力的因素，物质上不平等是政治上不平等的直接表现，比如说一个经济大权掌握在丈夫手中的家庭，妻子不可能有话语权和选举权，这必然导致妻子从思想到行为上的反叛，凭什么你熙使气指，而我只能忍气吞声，要么平分秋色，要么打官司离婚，要么就一把火把房子点了同归于尽，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丈夫说：我能赚钱，所以我当家。妻子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如果你做家务我出去，我在外面同样可以赚大钱。

我们当然承认个人能力上的偏差，但不能因此就让另一个人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否则这个家庭积累的财富越多，不稳定因素也就越多，而这，就正是中国大家庭目前的现状。

方励之万润年等人急躁冒进的社会改良运动失败以后，社会学家几乎彻底从中国改革的舞台上被清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完全依赖市场原理的一群俯首帖耳坐地分赃的经济学家，他们畏缩的灵魂远不及社会学家忧国忧民的伟大，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个人谋利，“改革就是要像我这样的人能住别墅、坐奔驰车，否则改革就是失败。（厉以宁语）”而社会学家的想法是，即便我个人一无所有，但是其他人都住上了别墅做上了奔驰，就是我人生的最大乐趣。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幸福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家眼中的幸福是物欲的甚至是肉欲的，社会学家眼中的幸福是纯心灵的，他们把整个社会看作是自己的试验田，他们不在意这个试验能带来多少财富，他们只在意成功的一瞬，他们说：瞧吧，这是我的杰作。

我们承认，改革离不开经济学家，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他们。我们必须按照社会学原理认真地完善我们的改革方案，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经济改革。我们知道，物质运动的速度越大，它的离心趋势也越大，如果毫无节制的任凭物质加速运动，遭遇弯道的时候必然使物质脱离轨道，而我们目前就正处在转折点上。不能不让人忧虑，中国列车真的有颠覆的危险。

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已经困扰了我们多年，当我们提速的时候，社会就出现混乱；当我们保持稳定的时候，又没有了速度。并且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没有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如何化解这个矛盾，不但考问着领导者驾驭大局的才干，也拷问着领导者的政治品格，当他下定决心决定去做的时候，他必须拥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一言九鼎的权利，二、和人民站在一起。
十二、行政区划与平衡发展的矛盾

中国的行政区划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60年一贯制的行政区划，就像冲不破的牢笼，紧紧束缚着人的脚步和思想，人为的限制了政治、文化、经济、技术、商品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交融，从而造成了今天这种强烈的地域差异，十里不同天，隔河如隔世。总结一下，有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成本高昂。省、市、县、乡、村由上到下金字塔式的行政区划，不但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增加了经济成本。这么一层层的官场，不要说贪污腐败，就是吏治清明，也养不起哉。且不说层层的公款吃喝旅游，就是车辆耗油也是个天文数字。这些年我们一直高喊着精简机构，可是仅仅裁并部门不裁减层次，指标能压缩下来么，大大小小那么多官老爷，不用多，一人安排三两个亲属基数就能赶上新加坡的人口数。至于办公费用办公楼这一块，就更不用说。

二、效率低下。因为环节过多，层层关卡，办一件事，图章横着盖一百竖着要盖五十。一个文件从上到下层层转发，标题就像圈套圈的环形工事，到了乡里就变成这样：《关于落实县委《关于落实市委《关于落实省委《关于落实中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用在现场的办公上，而是消耗在旅途和人情寒暄中。
三、漏洞百出。因为环节过多，监督就会失控。比如某乡，国家划拨了5900万的扶贫款，省里大扒皮、市里扒大皮，县里很扒皮，乡里周扒皮，到了老百姓手中只剩下50万元。几个村民不服气，上北京告状，抓回来统统判了刑。罪名是妨碍社会治安，跟谁说理去？事实上，这只是冰山一角，大家其实都在这么干着。中央想管？管得了吗，法不责众。
四、布局不合理。比如内蒙，拐弯抹角的抻了几千公里，自治区首府却设在了大西北，海拉尔人去一趟呼和浩特比去乌兰巴托还远。纯属劳民伤财。还不如像原来那样，把东四盟叫别人代管，或者干脆把自治区一分为二，西四盟还称内蒙，东四盟称东盟（东四盟联盟）。再比如新疆，三山夹两盆，开会累死个人。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力。不如依山就势，一个盆地就是一个省。
五、结构不合理。比如廊坊，夹在被惊和天津之间，两个直辖市中分多省事，天津北京愿意要，廊坊人愿意走，偏偏河北舍不得这块“肥肉”，结果呢，就在第一世界北京和第二世界天津的裤裆里愣是有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袖珍国家”。河北要是觉得吃亏，不妨把张家口和承德这两个穷丫头陪嫁过去，一个公主绕上两个丑丫头，大家各得其所。天津北京得了地盘，河北少了两个吃饭的货，以土地换和平，不然大家还老为水打架。这样的情况很普遍。
六、人口相差悬殊。比如海南几百万人口，而河南呢，浩浩荡荡的一个亿，那个地方的人做了好事大家沾不上光，要是干了坏事，得，河南人都成坏人了，一条鱼搅满锅腥。不如一分为三，郑州一块、开封一块、洛阳一块。一家弄一块，分家以后谁好谁带着，互不埋怨。四川也是如此，干脆划江而治，姐俩出门子个人顾个人，日子保证错不了。

七、肥瘦搭配不均。比如像沿海的发达省市，就应该在西部挂上一块飞地，比如说上海在陕西挂一个市，对财力根本就不算问题，况且上海的天然气人家陕西就付出了很带的牺牲，总不能只要好处不负责任吧。而且这样做有很多好处的，用不了几年，西北就出了个小上海，辐射带动着周围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再比如深圳，完全可以在贵州挂一块飞地，用不了几年，大西南就出了个小香港。说白了，就是在紧要处布上几个点，慢慢的就会星火燎原，既能加快沿海和内陆的交流，又能有效的整合资源，同时也让他们都有一点道德感和责任心。
八、本末倒置。目前的行政区划是省大，县乡太小，十里八村的就是一个乡政府、两个县的县政府隔河相望是很常见的。正确的配置是，小省大县大乡。这样才能节约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而且省级行政机构变小后，无形中就增加了中央的权威。

十三、国体与政体的矛盾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但不说还不行。

国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政体又规定党领导一切。这二者原本并不矛盾，因为人民代表和党是一家人，人民代表都是工农兵，党也是工农兵。但现在变了，人代会上举目四望，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农民和穷人家出身的子弟兵，在座的无不是富裕官员、大款、腰缠万款的专家学者和富得流油的艺术家。这便使我们立法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央领导要为民众谋利益，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却要为自己谋利益。最后只好采取折中方案，制定出来的法律多是模糊两可，怎么理解都行。然而由于民众处于弱势地位，自然是以有钱人的司法解释为主。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人大其实叫富人董事会更合适。所谓的国事，就是他们商量利益分成的事。否则你如何解释100个人大代表联名上书中央为副厅级干部嫖娼案鸣冤叫屈的行为。这种行为与其说是民主进步，倒不如说是在绑架最高领导人，无所顾忌的分庭抗礼：怎么，不就玩个女人么？看你敢管？我们大家齐心合力把你哄下台。忍不住骂一句：这群杂种。这种斗争体现最为明显的便是《物权法》，《人权法》还没有制定，有些人就急不可待的搞出了《物权法》，无疑是说，甭管我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抑或是贪污受贿来的，《物权法》一出，得，全变成合法财产了。现实已经证明，《物权法》所保护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地产商。

居于这样地国情，反腐败怎么反。说是党领到一切，可问题是，不到中南海能找到中国共产党吗。

这里要说一句，人大代表不具有合法性，因为他们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是地方官员指派的，所谓的选举不过是个虚伪的形式，履行一下法律手续罢了。

国体和政体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要想克服这个矛盾，必须从中间下手，实行省、市、县三级直选，让那些腐败官员落马。

该文撰于2006年，碍于当时形势，只在搜狐论坛试了一下水。现在终于可以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