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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林外史》的南京元素
▲图左为陈美林教授及夫人李伯葓女士，右为科举博物馆学术顾问、旧金山大学斯定文教授（stephen J. Roddy）
陈美林教授，古代文学研究专家。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除长期担任本科生教学外，历年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四十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被数所重点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作家生活的社会环境对其创作所呈现出的地域特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文学史家泰纳（Hippolyte Taine）在其《英国文学史》“导论”中就将“环境”作为制约文学作品产生的三个条件之一（其余二者为种族、时代）。法国著名小说家左拉（Emile Zola）在《论小说》中说：“我们认为人不能脱离他的环境，他必须有自己的衣服、住宅、城市、省份，方才臻于完成。”法国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更说“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
。”其实这种见解，在我国文献中也屡有陈述，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云:“自孝武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矣。”代、赵与秦、楚各有其“讴”、其“风”。贾岛认为：“骚者，愁也，始乎屈原”，由于“为君昏暗时，宠乎谗佞之臣，含抱忠素，进逆耳之谏不纳”而被“放之湘南，遂为《离骚》经”，“乃变风而入于骚”。白居易创作《秦中吟》，乃由于诗人在长安的生活体验而成，诗人在序中自言“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宋人刘宰在《书沈少白诗稿后》中云:“诗贵乎工，然非身更此境，不能为此语。杜子美久于羁旅，故语多凄切；韩退之洊游宾幕，故语多严整；陶元亮志在田园，故语多闲旷。”明人胡震亨曾记:“余友姚叔祥尝语余云：余行黄河，始知‘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之为真景也。余家海上，每客过，闻海唑声必怪问，进海味有疑而不下箸者，益知‘潮声偏惧初来客，海味惟甘久住人’二语之确切。”这种论说诗文创作与作者所生活的环境与具体的处境关系的见解可谓不绝于书。小说创作也如此，如曼殊《小说丛话》云:“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表述了小说创作与社会的依存关系。以《儒林外史》创作而言，黄安谨在为其父黄小田批评《儒林外史》作序时，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儒林外史》一书”，“我皖南北人多好之，以其颇涉大江南北风俗事故”。要指出的是黄氏原籍安徽当涂，后移居芜湖，他对《儒林外史》的批评颇为精辟，有许多见解值得重视，但也许出自乡邦桑梓之情，对安徽的风土人情常以赞赏之笔表述，而对外地社会人情、自然景色的批评则偶有欠公允之辞。不过，他认为《儒林外史》一书“颇涉大江南北风俗故事”的见解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只是皖江、扬子江分别为长江之一段，有所谓上江、下江之分，仔细研读这部小说所涉及者则多为扬子江，即下江也即江苏境内的大江“南北风俗故事”。此乃由于作者吴敬梓长期生活在南京，即使病逝扬州，也葬于南京，而未如常人“狐死首丘”那般回归出生地全椒之故，因此《儒林外史》也就自然地呈现出密集的江苏特别是南京的元素。
从篇幅看，《儒林外史》全书五十六回，从浙江写起，继而山东、广东、江西、江苏、安微、陕西，四川等省区，并涉及南、北二京，各地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或云述及各地之回数，当以江苏为最多，浙江次之，而安徽则居第三。以江苏而论，达五十一回之多，其中直接提及南京者（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以元集庆路为应天府；洪武元年[1368]称南京，十一年[1378]称京师，水乐元年[1403]仍称南京。应天府有属县八：上元、江宁、句容、溧阳、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入清以后，改应天府为江宁府，有属县七：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溧阳改属镇江府]）有二十四回（24、25、26、27、28、29、30、33、34、35、36、37、38、40、41、42、44、46、49、50、52、53、54、55），间接提及者有四回（1、20、22、28），又加清江宁府属六合县二回（31、34），累计多达三十回。扬州有七回(20、22、23、28、35、40、44)，扬州府属之仪征六回(22、23、41、42、43、44)，江都一回（41），累计十四回。苏州有四回（23、27、48、51），属县常熟一回（36），累计五回。此外，叙及安东（今涟水）有二回（23、24）。叙及江苏者总计有五十一回之多，几占小说之全部。以浙江而言，也多达二十七回，杭州有九回（12、14、15、17、18、19、20、51、52）。嘉兴五回（8、10、13、14、52）。湖州四回（10、11、12、13）及属县德清二回（9、11）。绍兴一回（10）及属县萧山二回（12、13）。温州乐清三回（15、16、20）。台州一回（51）。而叙及安徽者则有十五回，其中有太平府属之芜湖三回（20、21、22），安庆三回（25、26、33），泗州所属天长三回（29、31、32），五河四回（44、45、46、47），庐州所属无为一回（44），徽州一回（48）。由此可见，江苏尤其是南京就成为《儒林外史》所叙及之主要地域。
从人物看，吴敬梓所塑造的理想人物，除“楔子”出现的王冕是浙江诸暨人以外，大多为江苏尤其是南京的士人、市民，如秦伯祠主祭虞育德为苏州府常熟县人，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又如为祭祀泰伯祠“斟酌”礼乐的庄绍光是江宁府属上元（今南京市区）县人；发起和组织祭祀泰伯祠的迟衡山是江宁府属句容县（今属南京市）人，却长期在南京仓巷卢家任西席；装病辞荐的杜少卿虽是泗州所属天长县人，却已移居南京；国子监生武书亦是南京土著。当然，这些都是迟均所言“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一流的儒林学人；自然也有如同迟均所言“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一流的乡宦士绅，如讲究“揣摩”的高翰林也是江宁府属六合县（今属南京市）人；再如其亲家秦中书则为南京土著；又如兄弟失和的施御史同样是南京本地士绅；此外还有南京鼓楼街的薛乡绅等。至于寄寓着作者新的理想的“四客”——盖宽、季遐年、王太、荆元都是南京土著。市井人物中得到作者充分赞扬的如戏子鲍文卿为江宁县(今南京市区)人；杜少卿的管家娄焕文也是江宁县人；穷困潦倒方知为举业所困的倪霜峰也是南京人。远在陕西同官任知县而能扶危济困的尤扶徕也是南京人；而极其“义气”的“壮士”风鸣歧也是江宁县人。自然，国子监生有伊昭、储信两个南京混子；南京梨园中也有不安本份的戏子钱麻子；寺院道观中也有势利之徒如老退居和尚；市井中也有无赖讹骗者如龙三、刻薄小人如鲍老太及其姑爷归某、以及“喇子”王太太等等。总之，在吴敬梓笔下的理想人物或者否定人物中，江苏尤其南京籍贯的角色甚多，并且占据了《儒林外史》的主要篇章。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而作者对他那个时代的审美认识也主要是通过这些人物表现出来的。
以江苏尤其是南京士人为核心，以他们在江苏尤其是在南京地区所生发的故事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并在情节的发展中显示出作者所推崇的社会理想及其失败的过程，以及新的理想的产生及其对新的理想的犹疑伤徨的心态。这就是《儒林外史》的主要意蕴所在。
祭泰伯祠是《儒林外史》情节的重中之重，是体现作者礼乐兵农理想的重要篇章。尽管卧闲草堂本“此篇古趣磅礴”之评（三十七回评语）未见妥切；但卧评对作者的匠心所作出的评说则十分精到，三十三回评语说:“祭秦伯祠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束。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上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综观全书，作者也确是如此着笔的。小说中各类士人大都不约而同、或前或后的向南京集中：主祭虞有德、倡议修祭者迟均、首先附议者杜少卿、亚献庄绍光、奔走联络者武书或是南京土著，或已定居南京。除这些人以外，正在扬州活动的一些名士诸如辛东之、金寓刘、郭铁笔、来霞士等人也在议论说“我们同在这个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将来也要到南京去”；选家萧金铉也从安庆前来南京找机遇；马纯上、蘧駪夫也自浙江来到状元境书店；在南京鼓楼街薛乡绅酒宴席上，还有两个“少年名士”即扬州的萧柏泉、采石的余和声；湖广的宗姬因拜会杜慎卿的缘故也到了南京；同为湖广人的卢信侯也因庄绍光之约“枉驾过舍”到了南京，他们都参与了祭泰伯祠大典。所谓祭秦伯祠的活动，是迟均发起的，他建议“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一动议，立即得到杜少卿等人的赞许。虽然，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祭泰伯祠大典的叙写并不成功，缺少艺术感染力，但作者却是以极其庄重、虔敬的心情着笔的。在大典进行之际，还安排一些“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甚至通过百姓之口说“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云云。这正反映了此“礼”业已远离现实，但却是作者一度热衷的颜（元）李（塨）所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的体现。祭祀大礼甫行结束，季萑、萧鼎、辛东之、金寓刘回扬州，马纯上、蘧駪夫回浙江，萧金铉等人回安徽，宗姬回湖广，四散而去。甚至连主祭“真儒”“名贤”虞育德“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后也凄然离去。礼乐兵农的理想终于在喧哗一阵后又重归于寂灭。
但是，生活在南京的作者吴敬梓并未停止他的探索。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原先信仰的礼乐兵农理想已经破灭，在小说即将结束之际，他对这一过程有所回顾与小结，并对未来的期望进行了新的探索，即回目中所说“述往思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些都说明作家的处境与其创作的关系。当然太史公所言大都从政治处境着眼，其实作家的生活环境同样影响其创作。屡困场屋的吴敬梓在其移家南京前夕，曾于雍正八年（1730）三十岁时来游南京，写下《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词八首，叹息“家世科名，康了唯闻毷氉声”，产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的移家念头，此后不到三年，即于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举家南迁，《买陂塘》词序云:“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词中也有“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之句。此时尽管正当壮年，却穷愁潦倒，所谓“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穷居仲蔚，寂寞守蓬舍”。由此，追逐功名之念也渐次淡薄，终于在三十九岁生日时创作的《内家娇》词结尾，痛呼出“恩不甚兮轻绝，体说功名!”其后，生活日益拮据，乃至秋雨连绵之日，米价腾飞，居然“不食二日”；严冬“无御寒具”，乃绕城而行，谓之“暖足”。吴敬梓此时已无仕进之机遇，生活又极其困难。而《儒林外史》正是在此种处境中所创作的。其友人王又曾在他身后所写的《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云：“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更表明《儒林外史》这部杰作是在南京完稿的。因此，在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倡导失败之后，他所关注的目光自然也投向南京的市井社会，从与其自身有所接触的小民中发现闪光的亮点，在对士人失望之余，又从小民中寻觅出新的理想人物，于是在小说即将结束之际，在“述往”的基础上“添”写“四客”以“思来”，在与“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知识阶层决裂之后，终于发现“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也就是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他们也都是南京本土所孕育出来的新人，如季遐年寄住在天界寺，该寺位于中华门外邓府山，为明代南京三大名刹之一；王太世代住在三牌楼以卖菜为生，虽然三牌楼现已为通衢，但地名仍旧；而观棋之妙意庵虽已颓圮，但乌龙潭今日依然为一公园；盖宽居住何条街巷，没有明写，但其与邻居出“南门”登雨花台，南门即中华门，南京老居民至今仍将中华门呼之为“南门”；荆元则在三山街开着裁缝铺，而三山街一带一直是商业中心，新中国成立后方始衰落，近年又渐趋繁华，至于他所前去弹琴的于老者所居住的清凉山，至今仍然是座“极幽静”的城市园林，与乌龙潭相去不远。吴敬梓移居的秦淮水亭位于淮青桥一带，与三山街临近；而清凉山乌龙潭与吴敬梓生父吴雯延寄居的丛霄道院也相近。由此可见，这“四客”的活动处所与吴敬梓的生活环境相邻近，他们是市井社会中的人物，也就是说作者在小说中所表露出来的新的理想依然源自南京这块土壤。
《儒林外史》涉及江苏尤其是南京的篇幅较多，其中南京籍贯的人物也多，他们的主要活动地也大多是在六朝古都展开的，作者的社会理想也主要是通过南京的士人和市民表现出来的。不仅如此，吴敬梓在小说中还十分鲜明地刻画了南京籍贯人物栩栩如生的性格。德国诗人歌德曾经指出，拉·封丹之所以被法国人尊敬，“那并不是因为他作为诗人的业绩，而是因为他作品里显现出来的伟大的人格”。《儒林外史》的南京地域特色也主要是表现在作者对南京籍人士的性格描写的成功。
在吴敬梓笔下，南京一些读书人有理想有抱负，力图做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富有同情心，仗义勇为，助人危难；洁身自好，拒收不义之财；能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变化，也能破除一些迷信。如迟衡山对杜少卿说，“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并表示自己也将发动“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又如庄绍光，嘉靖皇帝因“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而向他垂询“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他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献上去。他们行事有准则，不愿攀富结贵，庄绍光宁愿不为官也拒绝“欲收之门墙”的大学士太保公的邀约，杜少卿也“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来”，“宁可不出去的好”而辞却征聘。他们又能洁身自好，当庄绍光被放归南京路过扬州时，“当晚总商凑齐六百两银子到船上送盘缠，那船已是去的远了”，一文不受。而为了支持郭孝子寻亲，他们却倾囊相助，郭孝子是投降宁王的王惠之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此次在南京利涉桥上遇到武书，被武书引到附近杜少卿河房中去，少卿此际已落拓，手中拮据，但仍让妻子“替郭孝子浆洗衣服，治办酒肴款待”；虞育德不仅给同年、“南京的一位老名士”如今在陕西同官任知县的尤扶徕写信，托他照顾郭孝子，还取出十两银子让武书转交，并且特地声明“你去送与他，不必说是我的”:“杜少卿自己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武书也到家去当了二两银子”；庄绍光“也写了一封书子、四两银子送来”。当时郭孝子不肯受，杜少卿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郭孝子方才收去。杜少卿所云“江南这几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他自己不好说，但武书对萧云仙介绍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这几个人”时说道:“这边有几位大名家，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对武书所说的“忠孝”的理解，不可拘泥于字面。他们明知郭孝子是投降宁王、反叛朝廷的王惠之子，而倾力相助；他们明知萧云仙有功朝廷反被追赔，而对他在青枫城的“一番事业”，也乐于题咏”等等，这体现的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忠孝”观了。他们不同于南京一些当官的士人如高翰林、施御史、秦中书之流，迟衡山就明确表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实际上表明他们只论是非道理，不计功名利害。这一态度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他们不信风水迷信，迟衡山就表明“那些发富发贵的话，都听不得”；武书还讥笑施御史兄弟二人为迁葬发家相争的丑态；杜少卿建言要“定一个法子”以杜绝任意迁坟。又如迟衡山就青枫城的环境变化所说的“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的时代发展观。当然，他们的思想见解、学术才情，在那个时代是不会受到重视、得到重用的。在作者笔下，那一代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虞育德主祭泰伯祠为嘉靖三十年，到“添四客”的万历二十三年，也不过四十年而已。但一代人业已逝去，所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
不过，在吴敬梓后半生所生活的南京“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他们已不是“名士”，作者理想所寄托的对象也随着他的生活实践而有了变化。“四客”中盖宽出身富家，不懂生计又喜济人，整日看书、做诗、画画，家道自然中落，靠卖茶为生。他原也神往“虞博士”时代，以为“那一班名士在”不愁吃不愁穿。其实虞博士也在终日为稻梁之谋的，现实的教训终于使得盖宽从心造的幻影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虞博士等人所作所为也都是些“古事”了，“提起来”徒然“令人伤感”而已，最后被人请去教书，了此一生。但他的施恩不图报，洁身自好，安于贫困的品格，仍是令人钦敬的。季遐年、王太、荆元这“三客”与盖宽虽然在洁身自好、自谋生计方面有共通之处，但却有所不；他们敢于傲视权贵，蔑视“国手，”不受拘束，自尊人格，以自己的一技之长谋求衣食，既不受“荣”，也拒绝受“辱”。吴敬梓通过这三客的塑造，探索出有别于封建时代一般士人的生活常轨，指明一条背离学而优则仕的生存途径，凭自己的技艺，谋求生活之资，不依赖统治阶级的恩赐，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就是生活在市井中间的南京平民的代表人物所显示出来的可贵的性格，有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和感人力量。
其实，南京市井小民的优秀品质还不仅仅体现在这四客身上，如戏子鲍文卿敬重斯文、为人厚道，“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的掷地有声的语言和坚决拒绝五百两说情银子的行为，令人钦敬无比。对比之下，五河贡生余特私和人命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子”，就“欢喜”异常地“谢了州尊”。如此贡生的如此作为能称得上“孝悌君子”、能为人师表去任徽州府学训导么?收了贿银而“欢喜”，得了教官也“欢喜”，也就是说在钱、官面前就“欢喜”的训导能称得上“明师”么？这其实是作者皮里阳秋的讽刺，切不可就字面去认识和评价其人。又如凤四老爹敢作敢为、救人厄难，当然秀才万里假冒中书招摇行骗的行径并不值得肯定，然而他乃迫于“家下日计艰难”，不得不出此下策，较之高翰林、施御史、秦中书辈，他分明是“弱者”。在他的身份未曾暴露前，高、秦、施都欲与之结交，趋之唯恐不及，而一且身份暴露，则拒之唯恐不速，幸亏凤四老爹仗义勇为，为之排忧解难，挨过官司。再如在天长杜府管理账目“三十年”的江宁县陶红镇人娄焕文，是少卿父亲的“知心朋友”，病重之际返回故乡之前，恳切地劝导少卿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业，并且“不要”杜少卿“又拿银子给我家儿子孙子”，平凡人物的平凡言行，无不透露出感人的品格。
此外，作为江南乡试所在，前来应试的士子既有扬州府属仪征县的纨绔子弟汤由、汤实，也有南京本地士子，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描写了南京士人倪霜峰“从20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终于觉悟到“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以致卖儿卖女，靠“修补乐器”的“手艺糊口”。这就是科举考试社会中广大不第士子的生活写照，虽已届垂暮之年，但能有此觉悟也非易事。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文化积淀深厚，即令升斗小民，也能领略山光水色，从自然风光中寻求心灵的休憩，小说中写到“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水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听到这两人的对话，杜慎卿不禁赞叹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自然，在南京的士人中既有做学问的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杜少卿等人，自然也有做官的高翰林、施御史，秦中书等人:在南京的市井小民中同样既有作者所肯定的四客，鲍文卿、风四老爹等人，也有刻薄的鲍老太、泼辣的王太太等人，这是人类社会复杂性的表现，是任何一座城市也不能避免的现实状况。但是，吴敬梓毕竟在他的小说中以大量的篇幅塑造出一批南京人物形象，他们的身份不同，地位有异，但却具有值得肯定的品格，从而使得《儒林外史》这部“伟大”小说具有同歌德所言的“伟大的人格”。
▲秦淮旧景（图片来源于网络）
《儒林外史》不仅涉及江苏尤其是南京地区的篇幅较多，刻画的江苏尤其是南京士人、市民的形象亦众，而且通过这些人物表现了作者社会理想的倡导、破灭从而更新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描绘了江苏尤其是南京社会生活的浮世绘，留下一帧18世纪上半叶的南都繁华图。
首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都城的壮丽、市面的繁华、商业的兴隆、人气的旺盛，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萧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而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水西门与聚宝门相近。这聚宝门，当年说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到这时候，何止一千个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
自明代建都南京以来，商业、手工业空前兴盛，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人所绘《南都繁会图卷》画图所呈现的南京商铺招牌有一百种以上，《儒林外史》所叙写的情景正是用文字解释了这幅图卷。
其次，文教事业兴盛，尤其是夫子庙一带，为贡院所在地，素有“天下文枢”之称。附的三山街状元境一带，书铺林立，如世德堂、富春堂、继志斋等等。杜少卿移家金陵之初，“走到状元境，只见书店里贴了多少新封面，内有一个写道‘《历科程墨持运》，处州马纯上、嘉兴夫同选。’”仪征汤由、汤实两个纨绔子弟曾来南京参加乡试，跟随的“两个小子”“一路打从淮青桥过，那赶抢摊的摆着红红绿绿的封面”，都是选家所选的“时文”。贡院在河北，河南为歌儿舞女聚集之所，如水袜巷中有戏子葛来官家。与淮青桥相近的利涉桥，停航码头上还有“招牌”，写着:“毘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可见卖字文也如同手工艺一般可以公然上市销售，而且是“女士”为之。由于书铺林立，刻书也易，当然要由刻书者自行出资，如盱眙县人诸葛佑来到“状元境刻字店”，“有几百两银子要选文章”，想在南京“大都”“请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为之，他可“以附骥尾”。当然如果像王玉辉那样，以为南京“有极大的书坊”，可以“逗着他们刻”自己所写的“三部书”，必然要失望的。正如同季苇萧要鲍廷玺劝说季恬逸回家乡时所说“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死人的”。可见繁华的南京城对于一般士子来说也是“长安居大不易”的。
再次，《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南京戏曲活动的情况，无异是一份极为详尽的南京梨园史料。在吴敬梓笔下，南京梨园组织分布状况很清楚:“淮青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吴敬梓的秦淮水亭就在淮青桥附近，而水西门距其生父吴雯延寄居的丛霄道院也不远，在他的生活环境中颇多演员戏子聚集的处所。所谓“老图庵”是戏曲行业的同行组织，对演员戏子有统辖管制之权，由“世家子弟”任道长，“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拗的”；凡要演出，先在总寓内挂着的戏牌上“写上一个日子”约定。南京的戏班为数甚多，仅“门上和桥上”(指水西门和淮青桥)两处就多达一百三十余，淮青桥一带仅小旦就有十班之多。这些戏班都有名称如芳林班、三元班、灵和班等。他们有机会也会齐聚在一起做大规模的演出，如杜慎卿在莫愁湖就邀约了一百三十班梨园弟子演出，其中旦角就有六七十个，在演出活动中还评选“色艺双绝”的演员。士绅人家宴聚，也常请戏子唱堂会，如秦中书宴请万中书，就“发了一张传戏的溜子，叫一班戏”。鼓楼街薛乡神家请酒，邀请了“淮青桥有一个姓钱的朋友”也即是戏子钱麻子，而钱麻子应酬颇为繁忙，“不得到”，高翰林立即感到极大的失望，连声呼道:“没趣，没趣！今日满座欠雅矣!”而从薛乡绅回答迟衡山的问话中得知士大夫与梨园中人“一席同坐”，“此风也久了”。但其实，演员的生涯也十分艰难，如鲍文卿病故后，他的戏班子“消折了本钱”，不得不到南京附近县城如盱眙、天长一带演出，因为“那里乡绅财主多，还赚的几个钱”。总之，《儒林外史》中对南京的戏曲活动作了生动的描写，不仅保存了南京梨园的史料，也烘托出作为历史名城南京的文化气氛。
复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所描叙的景象，在《儒林外史》中有更为生动、细致的描写，在吴敬梓笔下，佞佛活动风靡全城：
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濛。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到七月二十九日，清凉山地藏胜会……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来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
在《儒林外史》中，南京的一些庵观寺院可以接纳客人寄寓，如南门外老退居和尚声称“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对萧金铉、季恬逸、诸葛佑三人欲来租屋选书，根本看不上眼，而对豪门公子杜慎卿却谀媚有加。天界寺的和尚虽能容纳季遐年寄寓，却又设计为施御史的孙子哄骗他为其写字。南门外的僧官请客，“从应天府尹的衙门人到县衙门的人，约有五六十”，但却有男色“龙老三”来斯闹。杜慎卿又去桂花道院寻“男美”，延寿庵的师姑本慧居然能到妓院收“月米”。凡此种种，均表现出清净地出家人的肮脏处境和市伦嘴脸，即使在六朝古都，这种僧尼道姑也未曾绝迹。
此外，《儒林外史》中随处可见对六朝古都山山水水以及南京的社情民俗的描写，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登雨花台可以“望着城内万家烟火，那长江如一条白练，琉璃塔金碧辉煌，照人眼目”；放眼看去，莫愁湖的湖亭，“轩窗四起，一转都是湖水围绕，微微有点熏风，吹得波纹如縠”；至于玄武湖，“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园内轩窗四起，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小说中还有对乌龙潭、清凉山，秦淮河等景点的描写，这些绮丽的风光至今依然。新媳妇进门要烧鱼，外面客店请客不恭，殡葬活动大多在南门(中华门)外，乡试之年河房租价上涨，典房无银兑现则押金“干罚”，租房则要同时“付一个过房，一个押月”，这是“南京的风俗”。南京的“人事”——来往交际所馈送之礼物，在小说中也曾写及，戏班领班鲍文卿身份不高，应安庆知府向鼎之招从南京去安庆时，“买了几件南京的人事一一头绳、肥皂之类，带与衙门里各位管家”。所谓头绳，乃是用纱线绞成，染成红色，可以扎辫子、包扎礼品，以示吉样喜气，新中国成立前夕，犹有此风。而庄濯江的身份不同，赠送的对象又是杜少卿，因此端午节礼则是“一尾鲥鱼、两只烧鸭、一百个粽子、二斤洋糖，拜匣里四两银子”。所谓“洋糖”即精制的白糖，旧时也以此为馈赠之品。笔者幼时尚见此风，也有“洋糖”之称。总之，《儒林外史》中所显示的南京地域文化的特色十分浓郁，南京的读者读来会感到分外的亲切。
吴敬梓虽是安徽全椒人，但早年即来游南京，雍正癸丑(十一年，1733)年33岁时，更正式移家南京秦淮水亭。之后，虽经常出游，但终其后半生是在秦淮水亭度过的。秦淮水亭在青溪、秦淮二水汇流处的淮青桥附近，在历史上是南朝江总等人园宅遗址。
吴敬梓生父吴雯延早年即流寓南京，《金陵诗征》卷四十四即有“始居金陵”的记载吴敬梓在30岁(雍正八年，1730)时写的《减字木兰花》词中说“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移家南京后写的《移家赋》也说“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可见其南京寓所是自己购置的而且远离其父的活动处所。
吴雯延的住处，从《文木山房集》中《过丛霄道院》一诗可以得知一些消息。吴敬梓在这首诗自注中说:“康熙丙子岁，先君子读书其中，今道士尚存，年九十矣。”丙子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敬梓尚未出生。几十年以后，他曾不止一次地专门探寻“先君子”寓居的丛霄道院，并写有《过丛霄道院》一诗，诗云:“铃铎风微静不闻，客来芳径正斜曛。烟昏树杪鸦千点，水长陂塘鹭一群。幽草绿遥寻古刹，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极目满山飞乱云。”这个丛霄道院位于何处？顾云《蓝山志》卷二有记载：“丛霄道院，在虎踞关旁，旧有老桂二，相传数百年物。今圮。”陈诒绂的《石城山志》记得更详细一些：“丛霄道院，内有阁，奉吕祖，道士设坛扶鸾于此。门外修竹万竿，绿阴成海。春时款客辄出笋以供，谓之玉版筵。”陈“志”中“绿阴成海”的景色与吴“诗”中“幽草绿遥”一联的描写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尽管吴雯延在宁是否有固定的寓所以及其寓所的确切地址，尚无文献可据以最后断定，但他经常生活在南京城西清凉山脚下的虎踞关附近，则可以肯定。
吴敬梓购置的秦淮水亭在城东南角，但他却常到城西北一带来。《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诗亦云“诛茅江令宅，蜡屐谢公墩”等，均为纪实之作。南京有两个谢公墩，“一在冶城北”，因谢安“尝与王羲之共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而得名。城东又有一谢公墩，《府志》卷八:“谢公思会稽东山，于城东筑土以拟之，名土山。”吴敬梓《谢公墩》诗序也说:“金陵有两谢公墩，其一在冶城北与永庆寺南者，乃谢太傅所眺。”永庆寺则在五台山、清凉山之间，距离虎关附近的丛霄道院不远，地属城西。《盗山志》卷二记水庆寺“在蛾眉岭，永庆公主第也，后舍为寺，故名……寺有浮图一(亦公主造)，亚于长干之塔，然亦立云表，遥相拱揖云。今圮。”由此可知，吴敬梓提到的谢公墩，当指城西北角的谢公墩，他来谢公墩也是为了寻访先人遗迹，非仅游览而己。吴敬梓的秦淮水亭却正在与清凉山遥遥相对的城东南角秦淮河一带。他在《买陂塘》词中说“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词序亦云“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都说明水亭在秦淮河畔。秦淮河流经半个南京城，他的水亭又在哪一段？他的《洞仙歌》词云:“亦有闲庭两三间，在篷(笛)步青溪板桥西畔。”《青溪》诗序也有记载：“过大中桥而北为青溪……其流九曲，达于秦淮……入濠而绝，所谓青溪一曲也。秦淮水亭相连……”由此可知，秦淮水亭在笛步、青溪一带。这与其子吴烺《感旧》一诗所记也相符，诗云:“小亭卜筑板桥西，一桁春山与屋齐。可爱阑干临水面，数株垂柳绿云低(余家自癸丑春半，移寓秦淮上)。”再从《移家赋》中所云“诛茅江令之宅”可以得知秦淮水亭即在江总宅址。江令宅则在秦淮、青溪汇流处的淮青桥附近，陈诒绂《钟南淮北区域志》云:“秦淮与青溪相接处，故曰淮青矣。西为江令宅。《建康实录》云在青溪中桥，旁湘宫寺，巷对桃花园路，北为宋段缝宅，有亭曰割青，取王荆公诗“割我钟山一半青’意也。”据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下“江令宅”，可知所谓“江令宅”即“陈尚书令江总宅也”。
江总字总持，在梁代作过尚书仆射，入陈为尚书令。“好学能属文”，但“不持政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其园宅在青溪、秦淮一带，历来为文人词客所称道。《编类》并引《建康实录》等书云:“南朝鼎族多夹青溪，江令宅尤占胜地。”此说不为无据，聚居在青溪两岸的士族不在少数，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四，仅在淮青桥一带，除江总宅以外，还有诸葛恪、孙瑒、王嶷、郄鉴、檀道济等人宅第。由于江总宅“尤占胜地”，所以更为历史上一些闻人所据有。在江总以前，此处为晋郄僧阤宅，《景定建康志》引宋人张椿《青溪阁记》云:“青溪数曲，近在城中。晋则郄僧阤之所领览，陈则江总持之所据依。”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诗亦云:“江山孙伯符，风月郄僧阤。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这都说明吴敬梓的秦淮水亭即是郄僧阤寓宅。郄僧阤为郄鉴子郄超从弟郄俭的儿子，生平事迹附见《晋书郄鉴传》。此后，到陈时，此处才成为江总宅舍，他曾写有《岁暮还青溪宅》诗:“悒然想泉石，驱驾出城台。玩竹春前笋，惊花雪后梅。青山殊可对，黄卷复时开。长绳岂系日，浊酒倾一杯。”从此诗亦可以想见当时泉石草木之胜，无怪为时人及后人所称道。
至唐朝，此地为何人宅舍，尚未见诸记载，有待进一步考索。但当时池台竹树之胜，则颇为驰名。刘禹锡《金陵五题》有“江令宅”一首:“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令宅。”诗中即明说园宅有三亩多大。许浑《游江令旧宅》诗:“身没南朝事已荒，邑人犹赏旧风光。芹根生叶石池浅，桐树落花春井香。带暖山蜂巢画阁，欲阴溪燕集书堂。闲愁此地更西望，潮浸台城春草长。”不仅描写了园林景色，而且说明了江令宅此时已变成为南京人游赏的一个胜地了。
到宋代，则为段缝所居。段缝字约之，上元(南京)人，神宗时官至知兴国军，以职方郎中致仕，“居青溪，与王安石游，安石及苏轼皆有赠诗，所谓昔时江令宅，今日段侯家者也”。王安石《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诗说“往时江总宅，近在青溪曲”，到此际己颓圮不堪，“井灭非故桐，台倾尚余竹”；“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木”。经过段约之的着意修葺，渐复旧观，以致苏轼也想比屋而居:“若得与君连北巷，故应终老忘西川。”其后又一度荒废败落，南宋马光祖《青溪》诗云:“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仅能存。江家宅畔成花圃，东府门前作菜园。登阁自堪观叠嶂，泛舟犹可醉芳樽。料应当日皆无恙，苕霅潇湘不足言。”九曲仅存一曲，亭台楼阁则已铲为花圃菜园的沧桑变化，诗中慨乎言之。马光祖是理宗宝庆二年进士，“三至建康”，“兴废起坏”，乃于其地建青溪园，“其中桥池亭馆数十处，最为繁盛，当时号小西湖”。所建桥池亭馆皆有题名，如百花洲、放船亭之类，详见《钟南淮北区域志》。
及至明代，则为顾璘息园。夏仁虎《秦淮志·园林志》:“顾尚书璘别墅，即江总故宅也。”袁枚《江宁新志》卷十一:“息园，在淮青桥东北，明尚书顾璘造，有楼曰见远，堂曰顾贤。”金鳌《金陵待征录》卷三记息园说:“园有愿贤堂，旁置小舍，延四方之士；有见远楼，高可三十丈，八窗轩豁，都城内外属之一览；又有映目、宜晚二亭。”其见远楼的构造，从《金陵诗征》卷二十七乾隆举人王嘉言诗题可知其大概：“息园高楼，明顾东桥先生所筑，在中正街后，岿然凌空，构造不施寸砖，四面八窗，飞檐深广，回廊栏槛，周绕于外，制作工巧，已三百余载，嘉庆六年忽被毁拆。”则从一个角度记叙了高楼的崇峻宏敞。金鳌少时还曾见到此楼“孤耸于菜畦蔬圃间”，而当他写《金陵待征录》时则早已倾圮残败，无复往观了。
至迟到清康熙朝，此处即有“秦淮水亭”之称。施国章曾邀约一些朋友在“水亭”中听苏生唱曲，写有《秦淮水亭集郭汾乂、杨商贤、吴野人、汪舟次听苏生度曲》七古诗，中有“桃叶渡头歌重续”句，可见“秦淮水亭”当即为息园。吴敬梓自称“秦淮水亭”，他的朋友有时却仍称息园，如严东有就有《过顾氏息园和轩丈韵》一诗。
通过以上考索可知“秦淮水亭”位于青溪与秦淮汇流处的淮青桥附近，先后为郄僧阤、江总、段缝、顾璘所居住；也曾数度成为南京士人游赏、饮酒的处所。但秦水亭是否即为江总宅原址而未有丝毫更移，则难以肯定。金鳌《金陵待征录》即云:“江总宅，《景定志》固言为青溪最胜处，然桃花园路今已不能确指，其人品又极卑下，似不必苦争界址。”这就说明当时对江总宅的确切界址已有争议，吴敬梓的朋友王又曾在《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文木诗集后》中，说他“住近青溪江令宅”，并不说“住是青溪江令宅”，是颇有分寸的，所以我们说秦水亭是在江总宅址或其附近。而吴敬梓径直将水亭称为“江令宅”，则是旧时代文人喜欢攀附名流古迹的习气，吴敬梓也不能免俗。
秦淮水亭附近的六朝遗迹不少，吴敬梓徜徉其间，受其浸润，并见之吟咏。例如吴敬梓诗赋中提到的篴步、板桥、桃叶渡乌衣巷都在秦淮水亭附近。篴步即笛步，光绪六年(1880)《江宁府志》卷八:“邀笛步即王徽之泊舟青溪邀桓伊吹笛处。”金鏊《金陵待征录》卷三:“邀邃步，《事迹编类》旧名萧家渡，在青溪桥即今上水门也。”桓伊吹笛的韵事，见于《世说新语·任诞》。吴敬梓对这一历史故事十分神往，在《桃叶渡》一诗中还发出“邀笛久沉埋”的慨叹。
桃叶渡即利涉桥，袁枚《江宁新志》卷六:“利涉桥，即古桃叶渡也。”但利涉桥是否即是古桃叶渡，则颇有争议。吴敬梓在《桃叶渡》诗序中也说:“桃叶，王大令妾，王诗‘渡江不用楫’，后人诗亦云‘桃叶春深夜渡江’，则其渡宜与江相近，不当在秦淮上。”但又接着说:“然彼自送其妾耳，何与人事？”仍将利涉桥当作桃叶渡来赋诗。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传说，本多附会，强为辨别，殊属多事。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四一段话说得好:“淮青桥东为桃叶渡，王献之婢渡处也。《吕志》谓渡在江北。案琅玡诸王，世居乌衣巷，前临淮水。郭璞占曰‘淮水绝，王氏灭’是也。今乌衣巷在文德桥西可百余步，淮流咫尺，何假远涉？”并认为“必欲以六合桃叶山当之，则高叟之说诗矣”。当然，从地理学角度来看，辨明桃叶渡究在何处，是有意义的，但非将文学作品中提到的秦淮河上的桃叶渡加以否认不可，则是大煞风景的事。吴敬梓颇懂得二者关系，所以诗序中虽说明“其渡宜与江相近”，但诗中仍将利涉桥当作桃叶渡来描写:“花霏白板桥，昔人送归妾”，“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
板桥即长塘，在丁官营一带。陈作霖《东城志略》:“……迤北为丁官营，直东为长塘，旧长板桥所跨也。桥西为教坊。”《上江两县志》卷四:“长塘，旧长板桥也(康熙中改为坝)，桥西为教坊，有乐王祠，俗讹曰药王矣。”这才是余怀《板桥杂记》所记载的歌儿舞女营聚的处所教坊、板桥。但吴敬梓诗赋中的板桥，则是指利涉桥，其《桃叶渡》诗序云:“顺治时李某为江宁守，设木桥。康熙癸卯易木为石，以垂永久。又不知废于何时？今则仍木桥，名利涉。”其诗首句即点明“花霏白板桥”可证。《移家赋》中有“乌衣巷口，燕子飘零白板桥边，鱼舟暖乃(同“欸乃”)”之句，将乌衣巷与白板桥对举，可见均在秦淮河——也即秦淮水亭附近。将利涉桥指作板桥，不仅吴敬梓一人，如《金陵待征录》卷三所记:“长桥即长板桥，今名长塘。康熙时始改为坝，周青山诗注指为利涉桥，误矣。”
乌衣巷离秦淮水亭也不远，吴敬梓也写有《乌衣巷》一诗，其序说:“东晋时，乌衣、马粪皆王谢所居。乌衣巷在城南，有王谢故居，一堂匾曰‘来燕’，久倾圮，马光祖撒而新之，堂后建堂馆。”所谓“来燕”堂，即取刘禹锡《金陵五题》中“乌衣巷”一首诗意:“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面对着“广厦久己倾，人往流风微”的历史遗迹和现实景象，吴敬梓也只有唏嘘感叹，形之诗赋而已。
总之，吴敬梓诗赋中提及的这些靠近“秦淮水亭”附近历史遗迹的故事，大都是发生在东晋南朝时期。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他的思想感情并非没有影响。程晋芳有“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的诗句，正是最好的说明。
秦淮水亭当时地处城乡之交，景色十分幽美。到吴敬梓晚年，水亭本身建筑己逐渐荒芜败落，但吴敬梓与其子吴烺仍居此处，没有他迁。
秦淮水亭附近景色的幽美，见之于诗人的吟咏，例如与吴敬梓曾祖辈有过往还的清初名诗人王士禎就写道:“青溪水木最清华，王谢乌衣六代夸。不奈更寻江总宅，寒烟已失段侯家。”吴敬梓、吴烺父子两人的共同友人李啸村所写的青溪绝句，则为袁枚所激赏，诗云:“粉墙径扫落花尘，一带楼台树影昏。雨细风斜帘未卷，纵无人在亦消魂。”这些诗都可以使我们想象到秦淮水亭附近景色的幽美。但是，吴敬梓晚年，已无力修缮园宅，水亭本身也就逐渐荒凉败落，可供“闭门种菜”。严东有《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一诗正记录了它的衰败:“曾是尚书第，登临迹已荒。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可怜旧时燕，犹自语空梁。”梁空墙坏，人稀草合，正是敬梓晚年“灶冷囊无钱”经济状况的写照。
尽管秦淮水亭己衰败荒凉，但吴敬梓并没有弃之他徙，仍居此处。有的学者根据严东有《宿文木山房待涂长卿、陶衡川不至》一诗中“夕阳度西村，烟际数峰暝。返景入苍潭，深冗飒余映。竹露隐清光，松风答佳听。虚室卧翛寥，吟床拂深净。却忆苏门生，张琴散高咏。感此候中宵，孤筇伫萝径”诗句，认为诗中描写的景象不像在闹市之侧的东水关，从而推断吴敬梓晚年已不住在秦淮水亭。其实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严东有诗中“却忆苏门生张琴散高咏”之句，正为施愚山《秦水……听苏生度曲》作一注脚，证明施诗中的“秦淮水亭”即是后来敬梓居住的寓所，并非泛指。再从自然景色来看，吴敬梓自己在《青溪》诗序中所描写的与严诗也是相符合的。秦淮水亭与秦淮河相近的一端，虽然“笙歌灯火称极盛”，但“路入青溪”的一段，“两岸皆竹篱茅舍，渔唱樵歌，互答于冷烟衰草之外，耕夫扶犁，渔家晒网，昔人拟于苕霅潇湘，犹未足尽焉”。严东有诗集《归求草堂集》有长沙郋园刻本，按年排列，但《宿文木山房》一诗并未见收，而为《金陵诗征》卷二十五所选。此诗写作时间大约是在吴敬梓晚年，因为据程晋芳《严东有诗序》以及严东有(壬申年乾隆十七年，1752)《晤程二鱼门有赠》诗，严东有与吴敬梓相识是在辛未年(十六年，1751)，这一年严东有虽仅21岁，而吴敬梓却已51岁了。严东有另一首诗《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前文已引，其中关于“水亭”景色的描写与《宿文木山房》一诗、吴敬梓《青溪》诗序是一致的，而这首诗确写于乾隆十六年(1751)，因而可以断定吴敬梓晚年仍住在秦淮水亭，也就是顾氏息园——郄僧陁、江总、段缝所曾住过的寓所或其附近，未曾他徙。这一点还可以从吴敬梓、吴烺父子两人的共同友人周榘的诗中找出根据。据光绪六年(1880)《江宁府志》，周榘著有《阙里小志》、《清凉山志》、《幔亭诗钞》等书，据《金陵待征录》卷一，《清凉山志》并“无刻本”，至于《幔亭诗钞》是否付之梨枣，尚未之见。但《金陵诗征》卷二十二中却录存其诗二十余首，《感怀》之十云:“才海才江既生子，酒醒酒醉且从予。绝怜一曲秦淮水，偏与东西两处居。”自注云:“吴荀叔(吴烺字)与余共居江宁东西水关上，”由此可见，吴一直住在其父吴敬样的“秦淮水亭”一一淮青桥附近东水关；周所居“幔亭”，则在“乌龙潭侧”，正近西水关，也靠近丛霄道院。幔亭此诗正从另一角度证明吴敬梓晚年未曾迁家，甚至身故以后一段时期内，其子吴烺仍居原处。王又曾说:“今夏复来秦淮，值舍人(指吴烺)居忧里门”就是佐证。
吴敬梓晚年不但没有迁居，而且有一段时期还是与其子吴娘同居水亭。除上引周榘诗、王又曾诗序之外，严东有在乾隆壬申(十七年，1752）写有《青溪和吴荀叔二首》，诗云:“新制双游艇，将来系短桥。探花忆前路，其奈不通潮。”“浮云归北林，新月生南浦。照见隔溪人，沙头笑相语。”诗题即说吴荀叔仍在青溪。而这一年，吴敬梓并未出游，也居青溪。程晋芳在《严东有诗序》中说自己于“王申春，就试金陵。敏轩偕东有来访”；“风雨晨夕，余三人往来最密也”。凡此，都足以证明这两三年内，吴敬梓、吴烺同居秦淮水亭，可无致疑。总之，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购置了秦淮水亭为寓所。水亭在南朝文人江总宅遗址或其附近。这一带既是南朝士族聚居之所，又多六朝名胜遗迹。这样的历史、地理环境，对吴敬梓的思想情操也不能不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他追慕六朝的思想感情，研习《文选》的刻苦努力，与此也并非全无关系。
《儒林外史》中之所以有着浓郁的江苏尤其是南京的地域特色，应该说是审美主体与客体完满结合的产物。
吴敬梓出身于全椒望族，但及其身业已衰落，尤其是他所隶属的一房更甚，童年丧母、出嗣，备受各房冷落甚至欺凌，积忿甚深，在《移家赋》中曾自言:“梓少有六甲之诵，长余四海之心，推鸡坊而为长，戏鹅栏而忿深。”其童年生活自无乐趣可言，金榘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中曾回忆13岁时吴敬梓的生活情景，有“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如僧庵”之句。14岁时嗣父吴霖起赴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他随之前来。滨海县城的生涯一洗其蛰居内地城镇的窒人郁闷，从而襟怀开阔，意气风发，在他所创作的《观海》诗作中有充分的表现：
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
在赣榆，一直生活到22岁时因吴霖起“去官”而回归故乡全椒。但在赣榆期间，吴敬样曾来往于大江南北，来南京的目的则是探视其寄居在虎踞关旁丛霄道院的生父吴雯延。当然，同时也曾游览了六朝古都、秦淮胜景。在其后移家南京时所写的《买陂塘》词作中就曾回忆了这段经历，有“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并由衷地发出“江南好”的赞赏之词。回到故乡后又遭际族人的夺产，社会的鄙视，在《移家赋》中慨叹“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倾诉了对全椒社会势利的厌恶，“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赀皂隶”；叙写了与乡人交恶的经历，“至于眷恋乡人，与为游处，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狸而致鼠”，最后又无比愤怒表达出欲“见几而作，逝将去汝”的绝决态度。同时，他又回忆起多次来游南京的经历，尽情地赞美了这座东南大都会，有云“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及其卒于扬州，也要归葬金陵，金兆燕在《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长诗结尾时就写道:“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弦。”
吴敬梓对南京的深厚“情结”不仅仅在六朝山水之间，而是意欲在南京有所作为。同为原籍安徽而定居金陵的学人程廷祚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就说“余新安产，而流寓金陵者久”，他认为“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再从《儒林外史》中娄焕文对杜少卿说“南京是个大都，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连逃出盐商宋为富家的沈枝也想到“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几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虽然，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吴敬梓还是小说中的杜少卿、沈琼枝，尽管他们对南京充满各种期望，但也都未能做出什么事业来，这是时代使然、社会使然。不过，正由于吴敬梓具有如此强烈的志愿情缘，使得他移居南京后，更易于接受南京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风光等客体物象对他创作灵感的触发，在他融入南京社会生活、徜徉于六朝山水之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极其自然地将南京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各类人物的心性，熔铸于笔端，从而在《儒林外史》中显示出南京的社会现实与自然景色的方方面面。
在南京，他不仅结交了诗文之士，而且也认识了科技人才，不仅受到时代思潮(如颜李学说、重视科技之风等)的影响，而且还进一步接受传统文化的熏染(如儒家传统、魏晋六朝风尚等)，还参加一些重大的活动(如修祭先贤祠等)。同时，由于生活坠入贫困，与市井小民有了密切的交往，甚至“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这对他的思想转进极具良好作用。而南京魏晋六朝遗迹也极多，他也常去凭吊，但是他所吟咏的有关篇什，大多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也是为了“抗志慕贤达”而为之，可见，是作者的审美主体与南京的审美客体的融汇才孕育了这部小说的江苏尤其是南京的地域特色。《儒林外史》如此浓郁而又能明确指认的地域特色，可以说较之明清以来几部著名小说和戏曲如《桃花扇》、《红楼梦》等有过之而无不及。
江苏尤其是南京的受众，对如此表现自己地域特色的作家、作品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欢迎。他的《文木山房集》是江苏仪征人方嶟为之刊刻的；他的《儒林外史》是在南京写成的，而最早刻本则是扬州府学教授金兆燕梓行的，这一刊本虽未见行世，但此后一些重要刻本均出自江苏，如清江浦的注礼阁本、苏州的群玉斋本，苏州还有播氏抄本；而其晚年创作的二十三首有关南京名胜古迹如冶城、燕子矶、风凰台、莫愁湖、雨花台、灵谷寺、桃叶渡、乌衣巷、钟山等的诗作，是江宁府属句容人樊明征仿各种碑帖字体写录，而作家本人，在移居南京后不久，就入籍南京。其实，他远祖吴聪因参加明水乐“靖难”之役建立军功，封官骁骑卫，任所在江宁府属之六合(今南京市属)，全家乃从“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迁来；后人无功袭爵，方迁去全椒；曾祖辈吴国鼎曾奉母避难白下，吴国缙曾任“江宁郡学博”，吴国对则卒于扬州；祖父吴旦赴京路过徐州时，曾“倾囊”救援一欲投水之老妪；嗣父吴霖起任赣榆县学时曾捐赀修复学宫，生父吴雯延长期寄居南京丛霄道院，历代先人均与江苏尤其是南京有着种种情缘。朱绪曾在《金陵诗征》卷四十四中曾记敬样之父“雯延，诸生，始居金陵”。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三十三收有吴敬样长子吴烺传，有云“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上元(今南京市区）人。始祖自六合迁全椒。祖雯延，始居金陵”。而陈作霖作志，一贯主张氏族宜穷源流，籍贯宜严去取。《金陵通传》只收本籍人士，外地侨迁者必居一世方可入选。既然吴烺已入籍上元，乃父敬样必当已归属南京。笔者无意与安徽全椒争夺名人，其实安徽全椒仅为其出生之地，在作家五十四年生涯中，在江苏度过三十余年。正是江苏尤其是南京的人文环境孕育和造就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属于全国的、乃至全人类的。安徽可以纪念他，江苏也可以讨论他。经笔者十余年的呼吁(包括在省政协六、七两届会上的提案、给时任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写建议信)，终于在南京淮青桥(秦淮与青溪汇合处)修建了秦淮水亭，对游人开放，1997年底，笔者还应邀撰写了《秦淮水亭重建记》勒石为碑。碑文云：
吴敬梓，皖人也。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举家自全椒迁居金陵，购置秦淮水亭以居，并于此撰成不朽杰作《信林外史》。
秦淮水亭为陈朝江总宅第遗址，位于淮青桥附近，极占风光之胜。唐人刘禹锡诗云“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令宅”。宋时为段缝所得，诗人苏轼异常歆羡，有诗云“若得与君连北巷，故应终老忘西川”。
时移世改，苍黄翻复。江总宅第，几度兴表。唐人许浑诗即云“身没南朝事已荒，邑人赏旧风光”。宋人马光祖诗亦云“江家宅畔成花圃，东府门前作菜园”。可见桥亭池阁屡建屡圮，但水亭周国依旧山明水秀，花木荫深。吴敬梓移居此处，极感适意，于词赋中再三称美，有“诛茅江令之宅”、“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之句。惜其晚年困窘，修葺乏力，以至梁空墙坏，草盛人稀。二百余年，陵谷变迁，更无遗迹可寻。
今值时和岁丰，文明昌盛，学术繁荣，秦淮风光，云蒸霞蔚。中外人士来游者无不蹑迹追踪先贤遗址。为弘扬民族文化之优秀传统，表彰先贤立德立言之巨大贡献，促进文化交流和旅游发展，今特重建秦淮水亭，俾便四方之士休憩其间，远眺钟山，近临淮水，追念先哲，思齐时贤。兹亭落成有日，特述其颠末云云。
《新华日报》1998年1月14日做了报道。《江苏政协》2004年第9期有文记述了修复经过，并刊出碑文。全国政协编《人民政协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9月版)一书也载入；更被《江苏省志·政协志》收入，可见秦淮水亭已入志书。近期《秦淮水亭重建记》已在秦淮水亭新址重新树立，以崭新的面貌面对世人，诉说着吴敬梓的“秦淮”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