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媛媛 上海报道 8月初，盟科药业（688373.SH）成功登陆科创板，开盘当日最高升幅达到70%，彼时在整个科创板创新药企业持续破发的背景下，受到市场关注。可惜一个月之后，股价从一度冲刺过14.20元/股掉到最低的7.60元/股，比招股价8.16元下跌6%左右，相对于最高价几乎腰斩。
从2021年11月初盟科药业的科创板IPO材料获上交所受理后，这家公司就受到了高度关注：在整个医药板块都处于困境的背景下，处于“小众”抗感染领域的盟科药业，被市场当作“另类药企”来看待。
公开资料上能看到对盟科药业的质疑，包括财报上连续扩大的亏损额，目前仅有一款产品商业化，曾经两次向港交所提交了招股书但最终没有上市，上市时被网上投资者的弃购，以及上市后不断下挫的股价——这些都成了盟科药业的“槽点”。
尽管盟科药业在不同平台回复着投资者的提问，市场仍希望通过近距离观察，公司的回复，到底是“苍白”还是“坚定”。日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盟科药业CFO李峙乐做了一次对话，李峙乐对目前市场各种声音做了一次详尽回应。
21世纪：有人说你们在港股上市试了两次都失败了，是不受海外投资者认可，现在才回到科创板来上市，你怎么评价？
李峙乐：首先，两次失败的说法不准确。
其实公司计划在港股IPO只是2018年那一次，后来财报过期补充过一次A1，也就是香港联交所上市申请表格。但实际都是同一次的上市安排，不存在两次上市的说法。
2018年4月港交所修订了主板上市规则，新增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允许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请。
新规则出来后，包括盟科在内的很多新药研发企业都想抓住时机完成上市融资。但是很可惜，2018年下半年很明显不是港股上市的好时机。
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市场没有完全准备好。首先从资金方来说，因为生物医药比较专业，特别是新药，很多买方和卖方的研究刚刚起步，之前也没有很多未盈利的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上市的标的，对标分析有不小困难。一直到18A之后，基金们才开始陆续组建一些团队，买方分析师和卖方分析师才开始加大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新药研发企业。所以当时的港股市场，还处于新药投资的初始发展阶段。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我们之前上市的18A企业首日破发情况太严重，给后面的投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当年几乎所有港股IPO项目上市后都破发，到了当年四季度，整个港股大盘都开始跌了，市场大环境就蛮差的。
我们公司当时是9月底通过的审核聆讯，都很顺利，之后一直在等一个发行窗口，但市场当时都这个样子了，我们也不敢轻易推进。情况有点像去年下半年的港股情况。
当时还有个问题，就是那时港股18A公司上市后，股票的流动性通常比较差，交投非常低，我们担心这会影响“烧钱”型的新药研发企业的持续融资的成功性。
后来到了2019年初，随着上海科创板的推出，我们看到了国家支持新药创新的坚定信心，我们认为对盟科这样的高科技企业，A股的科创板一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1世纪：A股上市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峙乐：港股受外围市场的影响比较大，资金流动性更高，例如美国市场有一些调整，很多资金就会撤出香港市场。所以在港股IPO，非常需要看窗口，也就是看市场大环境好不好。
A股相对来说是国内市场，资金是比较充裕和稳定的，这对我们这种需要资金做研发的企业，一定是更友好的，毋庸置疑。
随着科创板推出，我们公司和股东们很快就决定响应国家的最新政策，着手准备重组工作，目标就是在合适的时机完成科创板上市。我们的重组和上市前的私募融资，得到了包括国药中金基金、华盖资本、君联资本等专业投资机构的大力支持。
A股市场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买方和卖方分析师大多数都已经对创新药市场和创新药标的有一定的研究和理解了，投研体系搭建得更成熟，更有能力去筛选优秀的企业。
过去投创新药企业的资金主要是海外投资者，中国的资金投创新药，往往会跟着海外资金学。但海外资金他们更关注一个药在海外市场的表现，更倾向于去投与海外大的药企有合作的新企业。虽然盟科是面向全球市场的新药研发公司，但由于我们的首款产品康替唑胺先在中国获批，这就可能影响海外资金当时对盟科价值的判断。但现在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资金，都对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有更多的研究了，对中国医药企业也看多了，大家就能对好的企业做出判断，更能准确辨识好的投资项目。
随着我们的科创板、北交所这些创新板块的推出，相应的国内新基金发了不少。
所以从资金的角度来说，A股的优势很明显。
抗生素赛道空间与政策影响
21世纪：抗生素领域已经很多年没有新药了，会不会意味着这个市场根本不需要新药，康替唑胺是什么定位？
李峙乐：首先要了解康替唑胺是个什么产品。
盟科研发的新型抗生素，都是针对“超级细菌”感染，也就是耐药菌感染，俗称为“超级抗生素”，与普通抗生素市场赛道完全不同，我们其实是受惠于医疗水平的发展和国家政策引导的。
中国抗生素市场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普通抗生素面临产能过剩、低效竞争的问题；而高端的抗生素市场，在近十年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使得整体高端抗生素占比一直在提高，人均使用量也在增加。康替唑胺所属的噁唑烷酮类抗生素，年在国内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1.2%。
康替唑胺所处的细分领域，是治疗革兰阳性耐药菌感染的市场。长期以来，医生凭借经验在使用两款老药，一款是万古霉素，临床已经用了五六十年，另一款是利奈唑胺，临床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为什么老药还是该治疗领域的主力？这在多数其他治疗领域是不常见的。原因就是临床一直有需求，但是没有新药。
老药有老药的问题，包括耐药问题、毒性问题等，限制了临床的使用。我们的康替唑胺，就是保持有效性的同时，改善了老一代抗生素安全性、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能使医生凭经验用药的时候更加放心。
举个例子，我们的药的安全性优势在满足临床长疗程治疗时，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一块市场有很大的需求，我们现在有望填补上这一空白。
从真实的临床使用情况来看，目前患者使用我们的康替唑胺的时长，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时间最长的已经安全使用超过了十三个月。以前长疗程病人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勉强使用老一代的超级抗生素，往往会出现各种毒性反应，甚至有致残的情况出现，或者就是需要不断停药而影响治疗。现在这些病人们有了新的更好的选择。
康替唑胺获批适应症治疗复杂性皮肤和软组织感染的适用场景很多。我们药品上市后，真实病例已经包括了肛周脓肿、颈部脓肿、蜂窝组织炎、甲沟炎、手术后创口感染、外伤伤口等经常遇到的病例。这些比较严重的感染，通常都存在“超级细菌”的作怪，这样就只能靠“超级抗生素”来消灭它们。
另外，由于康替唑胺片出色的临床疗效、更好的安全性以及很好的组织分布，中国的临床专家正在发起很多真实世界研究，例如需要长疗程治疗的肺结核、血流感染等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现在很多病人在跨过基础疾病关之后，就是面对感染关。感染的病人，特别是耐药菌的感染病人越来越多，这是不断增长的刚需市场，也是康替唑胺应对的目标需求。这个市场规模，从治疗量来看，折算成总治疗天数，目前中国每年大约1000万天，美国每年大约是2000万天，这些就是我们精准的目标市场。
21世纪：你前面提到你们是受惠于国内“限抗令”的政策吗？
李峙乐：俗称的“限抗令”，全称是《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实际上的目的，是要求临床要合理使用抗生素，这也是我们盟科一直坚持的理念。
政策限制的是不该使用抗生素时候对抗生素的滥用，好比病毒感染，最后钱花了效果也不好，还导致了细菌耐药性不断增加。而我们康替唑胺是属于应对“超级细菌”的“超级抗生素”，面对的病人都是有较为明确的严重细菌感染的症状。我看到国内很多专家都提出，管理抗生素在于合理使用，而不是简单地减少用量，如果在该用某种抗生素时没有及时使用，也会延误对患者的治疗。
以前低端抗生素充斥市场，《管理办法》的出台，对高端抗生素其实是个利好，因为临床要规范使用、合理使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治疗耐药菌感染的时候就要用安全、有效的耐药菌抗生素。以前滥用抗生素，是劣币驱逐良币，低端抗生素挤压了高端抗生素的市场。随着国内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对抗生素的引导合理使用，我们所在的高端细分市场将会越来越好。
康替唑胺2022年开始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从医保报销角度，老一代的利奈唑胺，限万古霉素治疗不可耐受的重症感染的二线治疗，限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感染。而康替唑胺片的医保报销并无这些限制，在医生获得药敏结果之前的经验性治疗都可以报销，属于一线治疗用药，在使用条件上比老一代药物更有优势。
21世纪：在高端抗生素领域，康替唑胺为什么能替代老药？以及能抢占到多少市场份额？
李峙乐：一款好的超级抗生素，需要具备六个条件：抗菌谱精准、活性好、毒性低、体内组织分布好、不易耐药和剂型丰富。老一代的药物，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影响临床价值的充分发挥。
我们做创新药研发，一定是为了满足临床所需，或者治疗某个病症，或者解决现有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或缺点。康替唑胺就是后者。
康替唑胺属于噁唑烷酮类抗菌药，对敏感及多重耐药的革兰阳性菌均有出色的抗菌活性，同时还具有噁唑烷酮类药物的组织分布广、组织穿透性强、具备口服剂型等优点。
同时，已完成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显示了康替唑胺的优势，没有观察到肝肾毒性、肌肉毒性、骨髓抑制毒性、周围神经和视神经毒性等现有抗耐药阳性菌药物的潜在安全性风险。
并且，康替唑胺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风险很低，在临床治疗剂量下未见对单胺氧化酶的抑制作用，因此不会对某些药物产生相互作用而影响基础疾病治疗，例如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药物。此外，与利奈唑胺相比，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康替唑胺产生耐药的趋势明显降低。
这些都是康替唑胺相比已上市同类药物的显著优点，在保持噁唑烷酮类抗菌药优点的同时，解决了老一代药物的缺点。这个抗革兰阳性耐药菌市场，就是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市场。
特别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长疗程治疗领域，我们其实是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这个是老药无法满足需求的一个空间。
第二个是抢占多少市场份额。
现在经常出现的误解，是把康替唑胺看作利奈唑胺的仿制药或类似药，会觉得利奈唑胺如果有15亿的市场，我们能抢到的就只是这15亿里面的一部分。
但其实不是这个概念。为什么当年利奈唑胺会被研发出来，因为超级抗生素万古霉素太老了，有很多问题，利奈唑胺的诞生就是为了抢占万古霉素的市场。但是利奈唑胺自己也有问题，最后只有抢了大约三成的抗耐药阳性菌市场。
但我们现在是解决了前面产品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面向的是整个革兰阳性耐药菌治疗的超级抗生素的市场，而非简单替换利奈唑胺。实际上，万古霉素的市场，也是我们的目标市场。更进一步，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都无法满足的革兰阳性耐药菌治疗需求，也是我们的目标市场。
21世纪：国内集采的医药政策出来后，对你们的产品定价和商业化有影响吗？比如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你们的竞品，辉瑞的利奈唑胺在2020年第三轮国家带量采购招标中，被动降价85%-90%。
李峙乐：其实拿我们的康替唑胺的情况，与之前上市的老药做对比，不是很准确的。
因为我们的康替唑胺是原研药、专利药，之前上市的老药都过了专利期了，有很多仿制药，所以它们是进入集采的。但我们的专利期还很长，是不进入集采的，不会遇到集采降价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两个概念。
我们新药的临床治疗价格比老药贵，是个事实，但我们也不需要把老药彻底踢出市场。我们如果能够实现占据整个革兰阳性耐药菌治疗市场的三四成，也就是前面说的那1000万天治疗总量的一部分，那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首先，国家政策的影响都是系统性风险，所有在这个国家经营的医药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风险。如果投资人要选择投资这个行业，就要承担一些系统性风险，这是必然的。
想要规避单一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就是要目标市场多元化。我们的产品，未来最终是面向全球的，只是先在中国市场商业化起步。长远来说，盟科在海外市场的收入可能会超过中国市场，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可以使公司的发展更稳健一些。
其次，老药进集采，表面上一下子便宜了，显得新药很贵。但另一面，因为它大幅降价，已经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所以很难再支持学术推广的投入了，从而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做学术推广的竞争环境就更好了。
第三，集采的带量采购，只是满足了50%的临床需求。医保政策给新药留出了一半的市场空间，可以供医生自主选择对病人治疗最有利的药物。对我们的新药来说，这个留出的市场空间足够大，而且预计未来能跟我们直面竞争的新药并不多。
最后，临床使用一款药的时候，价格只是一方面，医生、病人其实都会考虑很多因素。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是急性用药，价格敏感性相对低。我们的康替唑胺有它独有的优点，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优点给医生和病人讲清楚了、推广出去，就很重要。从我们目前的实践来看，使用了我们康替唑胺的医生和患者的反馈总体都是很不错的。
21世纪：MRX-I（康替唑胺）商业化进度怎么样？公司上市前连续3年的营业收入是0，上市后的盈利情况也不乐观。
李峙乐：盟科在2019年12月31日提交了第一款产品康替唑胺的中国NDA，在2020年4月获得优先审评资格，最终在2021年6月1日正式获得批准，历时17个月。我们从2021年下半年才开始商业化推广，所以在IPO的报告期内，只有从2021年下半年才开始有营业收入。
2018年的时候，有些投资者会很担心我们的商业化。当时康替唑胺产品的三期临床试验还没做完，商业化还没到要铺开的时候。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从2020年开始打造商业化的队伍，市场、商务、医学推广、政府关系等各个职能全部建起来，全国的学术推广活动也都做起来了。所以今天再有人来问我们商业化路径，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包括怎么做学术推广、大型会议，哪些是核心专家，从哪些角度去推广，哪些科室是重点推广对象，外部怎么合作，这些都有推广实践的反馈，就会很清楚。
2021年12月，我们的产品康替唑胺在获批当年就进入了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目录，对于抗生素来说，这个是不多见的。康替唑胺进入医保后，患者日均治疗费用不到500元/天，与万古霉素原研药价格接近，远低于达托霉素的日均费用。如果医保报销70%-90%，患者实际支付比例不高，所以药品价格不是公司药物销售推广的主要限制因素。
2022年1-6月，康替唑胺片实现营业收入2038万元人民币，产品销量较进入医保前快速增长。其实进入到医保名录对我们的商业化非常重要，第一，对患者来说价格上有优惠，那么医生用药的顾虑会减少不少；第二，是医保政策有利于加快我们的进院，我们的销售策略可以更快落地；第三，医保药物经过专家评审，使医生用起来更放心，对医院、医生的用药预期做了一个提振。
我们是原研药，跟以前仿制药的推广模式不一样。现在在一些大型学术会议上，医生可以分享我们的案例，由专家带动专家，推广对我们这个药的认识。康替唑胺因为有新的、有价值的亮点，所以医生也很愿意去讲。
所以随着康替唑胺片商业化的不断推进，2022年下半年我们的销售额，预计还会维持良性增长态势。不同于其他某些领域的治疗药物，可能它们销售放量快，但掉下来也快，因为产品更新换代很频繁。高端抗生素的销售会呈现稳健、持续期很长的增长模式，因为这个领域研发门槛高，竞争有限。
21世纪：现在商业化销售的模式、人员情况如何？
李峙乐：现在全国已经有280多家医院的医生给我们的药开出处方了，其中正式进院的是近50家左右，另外的是通过院内药店、院边店、双通道药房的模式在落地。
最终我们面对的核心医院市场，大约400-500家医院。
从具体的销售模式来说，我们现在是“自营+分销”的双管齐下销售模式。
因为我们是原研创新药，必须要有自营团队。我们必须要给专家、医生讲清楚这个新药的特性，给他们数据支持、推动专家共识、进指南。我们打造了一支精英的自营队伍，就是要覆盖上面说的核心医院市场。目前一线的学术代表是60人左右，一个人负责对接3-5家医院。我们的要求，各个省的核心医院、核心专家，必须要有自营销售团队来服务，必须做到把产品观念讲清楚。
我们把品牌观念、学术推广做好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利用当地的分销商，带动三四线城市的渗入。原研药和仿制药销售不一样，因为在医生经验里的认知可能偏空白，它的疗效、安全性都是全新的，是新的经验，这些新的东西分销商是没有实力讲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有足够专业的团队，结合分销商的地方资源，一起来推动。
我们除了做学术服务，还要对一线的销售数据有准确的把握，基于医生使用情况、科室需求等数据的分析，持续为我们后续的新药研发提供决策支持。
抗感染领域比较特殊，不像肿瘤药，现在市场上针对肿瘤药的代理分销商比较多，因为这个领域比较热门。但是超级抗生素领域，这么多年都没有新药，很多大药企的专业队伍都解散了。这使得盟科招聘专业人才反而相对容易。我可以说，盟科的商业化队伍成员，都是市场上积累了很多抗感染新药推广经验的专业人士。
21世纪：盟科还有另外两个产品，因为MRX-1临床测试的时间比较久，另外两个产品到拿到批文落地会不会也要比较长的时间？
李峙乐：盟科处于临床阶段的在研的还有两个产品：
第二款产品MRX-4，是康替唑胺的前药。MRX-4是具备注射剂型的抗多重耐药革兰阳性菌感染的另一款“超级抗生素”。公司目前正在开展合并MRX-4注射剂型和康替唑胺片剂的国际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中国会加入这个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提供大约15%左右的病人数据。从长远来说，海外市场很可能是盟科药业的革兰阳性耐药菌抗生素的重要市场，甚至是主要市场。我们预计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国际三期临床并提交上市申请。
第三款处于临床一期阶段的产品MRX-8，为多黏菌素类的新型抗菌药，用于治疗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感染。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列明的最为紧迫的“超级细菌”，就是多重耐药的革兰阴性耐药菌。特别在中国，阴性菌耐药问题是临床感染治疗领域的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除此以外，盟科利用自身研发技术的延展性，正在自主开发更多的抗细菌感染、抗病毒感染和抗炎症的创新药，并同时推动外延拓展，积极寻找合适的可引入的产品管线。我们的目标，就是将盟科打造成抗感染创新药物的研发及商业化的综合型龙头企业。
21世纪：为什么第一款产品最先在中国落地，后续针对海内外市场是什么规划？
李峙乐：美国做临床试验比较贵，但相对快；中国比较便宜，历史上相对较慢。
早期盟科用时间换了一些成本上的效益，走了一条比较省钱的路。康替唑胺片剂当年在美国完成二期试验后，一直在等MRX-4的针剂赶上来，合并在美国做三期。但中国当年是不接受两个剂型合并的临床试验，所以康替唑胺片剂在中国就没有停，持续推进临床试验，最终先在中国获批上市。
未来我们的康替唑胺片剂和MRX-4针剂，会在全球主要市场申请上市。美国的耐药阳性菌市场，要比中国的规模大很多，从治疗量上看，基本上是两倍的规模。如果美国、欧盟批了，我们的新药又能更顺利进入中东、东南亚等市场，这些都是耐药细菌感染治疗的大市场。
盟科的团队在美国有充足的新药研发经验，这是个先天优势。欧美的新药推广比较成熟，有既定的模式和众多可供挑选的合作伙伴。我们会在国际三期临床进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以数据作为支持，与潜在的合作方商谈商业化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