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有这样一群人，掀起惊涛，举起刀斧，冲垮和砸烂沉疴，造就了时代，让历史铭记，让后人鞠躬。他们的事迹叫英雄，他们的名字叫忠诚。他们的事迹和名字，留给山川大地，留给春夏秋冬。
他们本没想被人们传颂。可是，当红旗升起，当丰碑竖起的时候，他们的那一片赤诚，已经镌刻在历史长河，镌刻在祖国和人民心中。他们的英灵冲向九霄，迴荡苍穹。
他们的英灵，辉耀星月，与太阳倂行。他们的精神，启迪来者。为国富强！为华复兴！
本文根据老红军、周琳政委的老战友、现健在的94岁高龄红军老战士、开国将军、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老前辈题写书名《丰碑》——从湘鄂西红色首府周老嘴村走出去的红军老战士周琳烈士传一书中，选摘空军通信兵政委周琳烈士，在解放初期到1962年逝世前夕，他饱含深情亲自动手或让秘书、警卫员等代笔撰写回忆录的片段。真实地记载了他与许多知名的老一辈革命家们结下了那种深厚情谊！这些情谊，反映出他们那群人尽管在一起共事、战斗时间都不是很长，但是，那种友情至深至厚，乃至让他生死难忘。也让后人读到，难禁不肃然起敬。
这些，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有一定激励意义！
以下，时间为顺序 ，分上、中、下篇十五节。
注：文中的周先松、周新山就是周琳。
周琳，1914年4月生，1926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镇人。参加革命至逝世前，一生只一个愿望：“革命成功，老百姓不受欺负，人人都有饭吃就行”！他语言朴实简练，品德真诚高尚，祖国的忠臣良将，民族的先锋战士。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的正，
去也正，生也忠诚，死也忠诚。祖国大地留下他的足迹，祖国江河留下他的血红。九次负伤，二等甲级残废。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可谓是：将军百战岂止多，打狼驱鬼又如何？一生征战仰天笑，血迹斑斓染祖国！血沃中华大地，魂护华夏故里。
1962年12月7日，因战伤转移肿瘤在北京逝世。中央军委和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纪念堂一厅。
1928年，他在洪湖游击大队时，大队长段德昌的口音所致，将原名周先松叫成周新山，久而久之，大家都这样叫，周琳也就默认了周新山这个名字，一直到延安时期！
1944年11月，从中央党校南下中原新四军五师前，总保卫部长吴溉之、锄奸部长钱益民和社会安全部长康x、副部长李克农等找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周琳等一批旅、团级干部谈话，确定周新山拟出任中原新四军5师政治保卫局长和中原社会安全部长，为了打入敌后和隐蔽任务需要，一批干部必须隐姓改名，周新山被康x、贺龙、彭真等改名周琳。其他一些干部也被改名，如：李国华，抗大训练部长被改名李立（解放后先后任中南局组织部长、河南省和贵州省委书记等）；李林中，中央三边情报站站长被改名胥治中（解放后任任海军炮校政委和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等）；江子凡，719团政治处主任被改名江勇为（解放后任海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职）等等。
以下，除老一辈们呼唤周先松、周新山名之外，其余均以周琳称呼出现。
一、和郑金菊、陈步云、刘崇龙、王世松、以及观音庙出家人的难忘情谊。
周琳，1926年在湖北监利县新沟嘴镇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前，在以开商行掩护身份的地下党——郑金菊的“郑兴顺”商行学徒，郑老板看中了徒工周琳勤奋中包含着一股诚实、机敏和热情，经常给他讲一些进步知识。
周琳因为不慎自己烫伤手，郑老板一连多日亲自给换药、包扎。不久，他们成为相互依赖的忘年交朋友。郑老板介绍周琳认识了当时由董必武派回到鄂西搞地下活动的监利县县委书记陈步云，宣传部长刘崇龙。陈、刘领导发动群众搞赤卫队、纠察队和发动群众搞荆江两岸暴动时，把周琳看作是自己的人，信得过的赤色先进分子和小朋友，让他当工人纠察队的小队长，并悄悄地让他去做一些秘密任务，还介绍周琳认识了当时国民党新5师守卫监利县城的连长、地下党杨嘉瑞（解放后为陆军第三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周琳几次和郑老板去县城办货，给杨连长送烟卷，得到的回执中夹藏情报。
1928年夏，他回到周老嘴镇，苏维埃政府主席、党的书记王世松，分配周琳为苏维埃政府儿童委员兼少共队长，王世松经常带领他去捉拿土豪劣绅和吃大烟的人。
他在洪湖游击总队突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与岳维峻34师拼杀时，在沔阳的谢仁口被子弹打中左腿感染化脓，总队辗转把他送到分盐一处观音庙，得到和尚们的掩护和护理，才保住左腿及性命。1929年至1932年，陈步云、刘崇龙、王世松、郑金菊几个最初的领导、朋友先后牺牲，周琳在部队里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和怀念。
直到1947年下半年，周琳带部队回到监沔县时，他还念念不忘生死情谊，极力寻找牺牲的战友、朋友们的遗骨，对他们遗孤给予体恤。给分盐观音庙的和尚们送去白米和菜油和银元等。
二、与杨嘉瑞的相识相知。
1930年9月21日，在攻打监利县县城时，周琳受命冒着炮火冲向城楼西门呼喊“杨嘉瑞”的名字，杨嘉瑞听到后，即率两个连起义，杀死守备营长，夺取西门指挥权，为解放县城打开突破口。杨嘉瑞回到整编后的红六军任营长。49团、27团任团长。周琳在军部警卫营任连长、营长等。他们常有联系。后来，夏曦把杨嘉瑞等人打成“改组派”要杀掉，周琳等人得知消息，悄悄地转告杨嘉瑞，他带领两个人跑回到陕北红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嘉瑞又回到红二方面军任教导团区队长。他通过战友们间接了解到周琳没有牺牲，在长征路上最后一支部队任收容队长。
1937年7月14日，红军整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周琳回到120师任政训处保卫锄奸部副部长，杨嘉瑞任120师骑兵支队长和团长，两个人在一个师，因战事紧张时隔3年多一直没见上面。1939年，周琳从359旅718团调到河北晋察冀回民支队任政委、工卫旅敢死队新4团政委后，奉命又调到晋绥军区22团任政委，杨嘉瑞任晋绥军区河防司令员。当杨嘉瑞得知周琳调到22团时，他骑上快马急切地奔向22团。
昔日沙场上的老战友相见，格外激动，他们悲喜交加，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刚解放时，杨嘉瑞在西北野战军任副军长，周琳在中原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任部长等，尽管战事仍然异常，他们还是不忘几千里之外老战友捎个口信！
三、和段德昌的生死相望。
周琳，原名周先松。1928年底，周琳来到瞿家湾前墩的洪湖游击总队特务大队，任手枪队队员。由于总队参谋长兼一大队长段德昌的湖南南县口音重，总是把周先松喊成“周新山”，周先松几次告诉段德昌我叫“周先松”。段仍然发出音调还是“周新山”。日久天长，队伍里的人把他喊成“周新山”！
1929年4月，在攻打李生灿的铲共团时，全大队消灭敌伪400多人，缴获200多长短枪。周新山在这次战斗中，英勇顽强，缴获一支驳壳手枪，段德昌亲手把这支枪奖励给他，另外，还奖励给两块光洋，任命为手枪队小队长。在攻打监利县城时，段德昌给冲锋受伤的周新山扯下一块衣襟包扎伤口后，留在身边当保卫队员（警卫员）。
段德昌任红三军副总指挥兼红六军军长，在巴东县金果坪江家村被夏曦为首的极左派残酷杀害。公审大会当天，已经两次被夏曦撤过职的周琳，按照红三军七师的命令，依据段德昌的原保卫队员和警卫营长身份参加大会。刑场上云集官兵、群众数千人。段德昌和一师师长王炳南、师政委陈协平被捆绑押上会场，他高声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回去打敌人了，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洪湖苏区的群众，一定跟党走，战斗下去，消灭敌人，争取胜利！他被夏曦宣布三大罪状后，贺龙让警卫员送来一个盘子里的几样小菜和一碗酒，段德昌脖子一仰，酒下肚，他又对着贺龙和数千人呼喊三句铁骨铮铮的豪言：共产党员被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红军已经到了绝境......你们必须打回洪湖去；已经没有弹药了，你夏曦要杀我就用刀子砍吧！留下子弹打敌人！
他声嘶力竭呼喊：反对夏曦！拥护苏维埃！共产党万岁的悲愤声中，刀起枪响，一代战将，洪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之一，被自己人公开杀害了！王师长、陈政委被枪杀了！周琳悲愤地哭了。眼看自己的亲爱首长被害，没有任何能力和举动冲过去替军长挡刀，替师长、政委挡子弹，他用手摸了一下挎枪的右胯部，空空地，只能在一直不停地抽泣中，远远地目送段德昌等人的尸体被抬走。
回到警卫营，按照军团保卫局长朱勉之的要求，如实传达段德昌就义前喊出的话外，还说了：这样高的领导人生命也没有保障，还是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也被杀了！今后谁还敢当干部？周琳被扣上“段德昌的同盟，阶级异己分子”关进监狱。
四、受益周逸群的教诲。周琳在参加洪湖游击总队时，周逸群是洪湖游击总队总队长。
1930年2月，段德昌领导红独立一师和段玉林领导的二纵队会师，成立红六军。周逸群任军政委，许光达任参谋长，段德昌任副军长兼一纵队司令，段玉林任二纵队司令。周琳在六军总指挥部保卫队手枪队3中队，与陈菊生等负责军长孙一中的保卫任务。
1930年5月，孙军长生病去上海治疗，邝继勋军长来了，周琳又负责保卫邝军长的保卫任务。
5月底，部队攻打汉阳的蔡甸后，保卫队通知周琳火速赶往军指挥部，一个叫“易穷”的人找他。周琳小跑奔向指挥部门口，警卫告诉他，易穷就是大名鼎鼎的特委书记兼军政委周逸群对外称呼。他紧张地跑进指挥室，只见一个清瘦的小平头中年人，热情地招呼。简单的询问后说：我们是一个祖宗哩！并且表扬他战斗空隙教大家学文化。周逸群转身在一个小包里拿出一个薄薄的小本子，交给周琳时：有空隙多写一点记事，对今后战斗总结有好处！你让战友们认识什么是“赤卫队、旗帜、红军、手枪、土地、政权等文字，要告诉大家这些字的意义，这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都能消灭敌人意义所在”。周逸群的教诲让周琳受用一生。他几十年写日记的好习惯，就是那次谈话和后来在“瓦庙集”战斗中丢失的那个记载密密麻麻小本子功劳！
1931年6月后，周琳得知一个祖宗的好首长、好领袖、红二军团政委兼前委书记，在岳阳贾家凉亭遇害的噩耗，心情十分沉痛，仰望南方，欲哭无泪，难过好多天！
五、在谢觉哉身边学到知识。
1931年夏秋，晚清秀才，老共产党员，《湖南报》和《上海报》及中共《红旗》刊物的老牌文人—谢觉哉辗转来到洪湖苏区，他计划秘密办《红军报》。他与段德昌说，要找一个有点文化的年轻人做警卫和向导。段德昌不假思索地说，让军保卫队的周新山给你当警卫和向导，他是本地人，有点文化，机警又诚实可靠。接触大秀才，他很仰望和兴奋，谨慎地向谢觉哉问上海有没有红军？
江西、湖南方向的红军都是怎么打仗的？中央根据地有多少军民等。谢觉哉非常喜欢这小鬼的好学好奇劲头，给他讲了从上海、湖南的报纸上得到毛委员、朱军长等领导的红军如何转战湘、闽、赣等地的胜利与教训。
不久，谢觉哉等人在周老嘴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办起了《工农日报》。谢觉哉还准备在开办《红军报》，因为场地受限，周琳带领谢主编一行选看几个地址，认为不够合适。这个期间，蒋介石发起第三次“围剿”大网拉得更紧，红三军首长考虑到谢觉哉等人的安全，即刻停办《工农日报》，掩藏印刷设备和坛坛罐罐。将报社人员分散转移到汉口等区域，然后秘密护送他们去上海和中央苏区。临行，谢觉哉在破旧衣袋里掏出一支没有笔挂自来水笔，留给周琳做纪念，并且勉励他多学习文化和练习写字。周琳在老乡家买来两斤红辣椒和一包糍粑，谢觉哉捧着心爱的物，高兴地装在背囊里，匆匆地出发了！
六、受柳直荀、邓中夏的熏陶得到的进步，与陈洪林、高玉明战场上的生死之交。
1930年7月，贺龙等领导的红四军两千多人和周逸群、邝继勋、段德昌等领导的红六军七千多人在公安县南平镇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
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周逸群为前委书记兼军团政委，柳直荀（柳克明）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委，周琳和周先泉为柳直荀的保卫队员。柳直荀有文化、有头脑，又是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共过事。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和长江局的秘书长、中央军委特派员。为人大度，对身边保卫队员关心爱护。周琳在他身边工作三个多月，耳濡目染他的作风，进步很大，学会简单分析战例、制定小范围作战和安全方案、起草简要的会议文件等知识，受到柳直荀的赏识。同年九月，攻打监利县城，六军军长段德昌前线指挥攻城，由于事先了解周琳与杨嘉瑞的关系，为了方便联系和攻城，将周琳调离柳直荀，安排到段德昌身边。
1931年5月，周琳又一次有机会来到柳直荀身边。由于部队躲开国民党军队的对洪湖苏区红军赶尽杀绝围剿，周琳跟随邓中夏、柳直荀等率领的军团指挥部和红7师、红8师主力，边打边向红49师在鄂西北的武当山区匆匆转移。到达房县山区后，段德昌让周琳进入红三军教导团学习三个月。邓中夏和贺龙等决定，教导团政委和政治教官由邓中夏、柳直荀兼任。邓、柳讲政治课需要材料汇集，柳、邓不约而同地想到周新山。
在鄂西北根据地传唱的“一、要服从革命命令，听从长官指挥，虽然困难，坚定革命意志，以求最后胜利，没有命令，死不后退；二、要严守革命纪律，拥护工农利益，虽然饥寒交迫，不要骚扰人民，我们是工农出身，不忘记劳苦群众；三、打土豪要归公，严禁私自没收，无论一言一行，顾及团体利益，做到刻苦自勉，不要贪污”三大纪律歌词，就是邓中夏、柳直荀编的。周琳用谢觉哉给的旧自来水笔，蘸着自制的草木黑灰，一笔一划抄出来后，发到认识字的红军战士手中。
1932年3月，红三军主力奉命离开鄂西北根据地撤回洪湖。柳直荀为首组成鄂西北中央分局，领导组建红九军25师、鄂北独立团、红三军教导团和6个游击大队，阻止国民党刘正珍旅的“围剿”。这时，柳直荀把教导团的学员、身边保卫队员都分派到前线作战。周琳被派到红9军25师担任警卫排长。红九军所属部队，经历7天7夜的与国民党41、44、48师和2个警卫旅、4个保安团两万多人的殊死战斗，几乎全军覆灭。战斗中，连长兼党代表周先泉重伤下火线。周琳率领打散的连、排，临时组织起20几个人他担任指挥。躲在一个连山坡的山洞里。渴极了，周琳悄悄地告诉大家喝自己的尿，饿极了，趁敌人不备，爬出山洞捡几个地下的瘪柿子塞进嘴里。一个叫陈洪林的战士，爬出山洞找到两个鸡蛋大小的野红薯，用枪托把连泥带土的红薯砸开十几块，分给十几个人，大家香甜的嚼着，第二天，陈洪林牺牲了；73团的39岁军旗兵高玉明，被打散后加入到周琳指挥的散兵队伍，他怕暴露，把军旗叠成小块抱在怀里，旗帜里面还留了两个舍不得吃的橘子，就在大家又饿又累时，他把橘子拿出来分给了身边几个战友。这场战斗中，周琳胸部被子弹打穿重伤，经过潜江医院简单的治疗后，带伤艰难地回到洪湖苏区。得知半个月前回到周老嘴军委会的柳直荀，被新来的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同年九月份，柳直荀被五花大绑杀害在周琳老家门前的心慈庵。他望着那里，心里流血，尽管柳直荀遇难的地方草木葱茏，音容笑貌印在脑海中，伟岸身躯确被淹没在一片血腥凄惨之中。连山坡战场上分两个沾着土渣子橘子给大家吃的军旗兵高玉明，回到洪湖分配到12团，仍然当军旗兵。周琳回到军指挥部警卫营担任连长，与高玉明保持亲密的战友情谊。1936年6月，长征途中，周琳任96师特派员兼收容队长，看到好战友、老大哥、军旗兵高玉明，饿死在长征路的草地上。
1930年9月，红二军团军委会在周老嘴设立。湘鄂西中央局书记、特委书记兼军团前委书记、政委邓中夏来了。他在军委、前委会议上提出，进攻监利县城，要集中全军的力量，打开湘鄂西两省的最大障碍。在攻打监利县城时，前委的邓中夏、贺龙、段德昌等身居前线指挥。县城攻下了后，部队休整。邓中夏主持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湘鄂西苏维埃工农兵民”代表大会。大会七天，周琳一直负责主席台侧位警戒，会议结束，邓中夏走下主席台，握住周琳的手说：你保卫大会安全，是代表也是攻城胜利有功人员。并把一枚银质吊坠“代表大会”纪念章颁发给周琳。
1931年5月，鄂西北红三军教导团，周琳聆听邓中夏、贺龙、柳直荀等生动讲政治、军事课，受益菲浅。此时，中央分局派人传达夏曦的命令：邓、贺、柳是逃跑主义，要求红三军主力必须离开鄂西北返回洪湖，接受组织的清算。邓中夏回到洪湖苏区后，遭到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新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给予撤职、批判、诬陷的无情打击。1931年底，邓中夏怀着郁闷地心情离开这里，前往上海再次接受处理。时隔多年后，周琳等湘鄂西老人们，听说邓中夏1932年时，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在南京雨花台，大家为他不平惋惜，十分怀念邓中夏、柳直荀书记为湘鄂西根据地发展、扩大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七、长征途中与贺炳炎、王尚荣、谭友林重任分担。
周琳与贺炳炎第一次见面是1930年6月，直到长征途中分手，先后5年多基本没间断，他们的情谊无法语言表达。
起初，贺龙带领红四军两千多人，从湘西前来鄂西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七千多人会师时，周琳是军长的保卫队员，贺炳炎是贺龙的警卫班长，两个人承担任务相同。两军整合成“红二军团”后，贺炳炎一大段时间担任贺龙的手枪队长，周琳先后担任孙一中、邝继勋、柳直荀、段德昌（先后都牺牲了）手枪队的队员和中队长。虽然各为其主，但是，总有相互联系交往。
1934年7月后，贺炳炎任黔东南独立师师长，周琳任沿河县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在贺炳炎的领导下，沿河独立团和红9师25团成功地接应到萧克、王震的红六军团前来与红二军团会师。两军团会师整编后，名曰给六军团干部安排职务，原因是他们远道而来又是中央红军，二军团的干部分别降两到三级。贺炳炎师长改任红22团团长和18团团长，后因受左倾错误打击几多次，几番撤职，几番进监。领导把老账翻出来，让他任二军团管理科长，他更是不服气，又改任为作战参谋，周琳因挂着曾是柳直荀、段德昌身边的人和与夏曦有过争辩的旧账，降职红21团11连指导员。
1935年6月12日，激烈的“中堡镇战役”胶着，剿共老对手张振汉的41师另3个旅被我4师、6师、17师、18师团团围在宣恩—来风—施恩必经之地的中堡镇一条狭长山路里。经过前3天的激战，我军损失惨重。我21团和22团全部补充到6师18团。18兵团原来两千多人，是全军团最大的团，经历了前3天的鏖战，只剩下六百多人，团长高利国重伤。指挥部临时把作战参谋贺炳炎，派上去接任18团团长，贺炳炎向指挥部要周琳到18团预备队当队长兼教导员。敌人121旅，被我补充的18团围在构皮岭，敌人打了7次反冲锋，都被18团和打侧翼的12团打回去。在这一仗中，贺炳炎发挥的淋漓至尽，指挥部队活捉了41师师长张振汉。在围困龙山县城战斗中，周琳的预备队已经打光，贺炳炎让周琳到3营当特派员兼教导员，在贺团长的指挥下，周琳和营长曾庆云指挥3营紧紧地围困县城30天，让里面的敌人进出不得，使他们厌倦了，有一部分敌军夜里悄悄地爬出城墙归顺红军。板栗园阻击战，贺团长抢过战士机枪打冲锋，周琳和营长曾庆云的3营紧随其后，这一仗下来，全团又伤亡八百多人，1营长、2营长和3营长曾庆云都牺牲了，周琳受了重伤。但是，战斗结束时，3营活捉重伤的敌85师师长谢彬。
1935年8月，红六师特派员刘连牺牲后，师政委廖汉生找贺炳炎说：周新山几次重伤后身体一直低烧，在前线指挥作战有影响，让他到师里来当特派员吧！临行，贺炳炎握着周琳的手：新山兄弟，你我没有死在洪湖，没有死在走过的战场，没有死在“洪湖帮、AB团”的监狱里，我们都会大命不死！
1935年10月，18团攻打醴陵，团特派员牺牲。贺团长火急派人找到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把周新山给我！他熟悉18团，回来当特派员。11月，贺炳炎调任新组建的红5师任师长，临行前与18团政委余秋里打招呼：我那里新组建，可能要些人，你可不要不给吆！余政委：要的！要的！军长点头，你老兄要的都给！贺炳炎调走后，周琳在18团和余秋里、杨秀山、董瑞林政委，成本新（成钧）团长等共同战斗到1936年5月后，调离18团。
1936年5月，周琳带着重伤承担18团和红6师的长征收容队任务。上旬，师卫生部长董家龙、周长庚和杨云阶军医等在玉龙雪山下为他做完腿、臀部弹片清理手术，勤务兵和马夫郑依保等搀扶着艰难地前行。红5师政委谭友林、主任肖新春一行老远向拖后的伤残队伍喊来：周新山，我是谭友林，贺炳炎师长让我来接你到5师去呀！艰难的十几天过去，他们好不容易到了中甸，先期到达的军团指挥部，部队在休整。为部队找粮食。前面担架上只剩一只臂且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的贺炳炎，见到周琳瘦弱的身子，拄着拐杖向他走来，他笨拙地从担架上起来，慢慢地甩着空空的右袖子说：兄弟！我们分开8个月了，今天又见面了！大难不死！大难不死吆！周琳轻轻地摸了一下师长的空袖子，一个战将，一个指挥员，没了右胳膊，肉体和心里的痛苦可想而知！周琳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贺师长强装笑颜，反倒安慰起：新山，没得事！我们都死过多少次了，今天还不是活着吗！？你的胸部留一颗子弹，我的肩上少了一只胳膊，没得关系！我们还都能照样打敌人！这个外号人称“小贺龙”比周琳大一岁（23岁）的年轻师长，浴火重生，沙场把他锤炼得炉火纯青，完全是一个钢筋铁骨老练的老兵！他英勇果断、豪迈可爱，让周琳一直视为是好兄长、好首长、好榜样！
二军团青年部长梁仁杰和副部长颜金生，得到周琳带伤带队收容捡回几百名掉队战士的消息，赶到红5师准备给周琳写点材料，正巧见到贺师长和周特派员，两个洪湖根据地走出来打不死的老伤兵在一起，举起相机，咔嚓！当到达陕北后，周琳问起梁部长照片的事儿，他们遗憾又尴尬地笑着说：当时18岁得颜金生，不知道也不懂相机里面没有胶卷了！
1936年7月5日，二、六军团和32军（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先期到达甘孜的四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向草地和阿坝进发。四方面军由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刘伯承等领导为一梯队，走左翼为左路军部队；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李达、王震、罗炳辉等领导为二梯队，走右翼为右路军部队。
二、六军在团过玉龙雪山前分成左、右两个军团向甘孜进军。二军团为左翼军团走外线，沿金沙江的德荣、巴塘、白玉前进；六军团为右路军团走内线，沿定乡、稻城、理化挺进。
甘孜向北出发，二方面军将两个军团路线做了调整。调整为左、右路部队。右路分为先头部队和后卫部队、中路部队。先头部队由六军团的16师、17师和二军团的卢冬生、冼恒汉带领的4师担任；中路部队由六军团的18师、模范师和32军罗炳辉、袁任远、郭天民、黄火青领导的军直属部队、肖新槐、幸世修带领的94师担任；后卫部队由二军团的贺炳炎、廖汉生带领的6师和王尚荣、谭友林带领的96师担任。
出发前，原5师师长贺炳炎对周琳说：新山，我们5师人马都编入96师了，过几天我也要去6师任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说任务！我和96师师长王尚荣、政委谭友林都认为收容队还是由你兼任。军团任、贺、关首长都说我们5师过玉龙雪山收容搞得好，只丢了百十多人，你捡回三百多人，这可是大收获。眼下过草地，谁他娘地也不知道要走多长时间，为了这些跟着咱们出生入死的兄弟姐妹们都能活着走出去，到了陕北能见到毛主席、党中央，就是我们的胜利！你的担子不比指挥一个师打一场攻坚战轻啊！就这样，两个伤残的战友肩负着重任，呼唤着陕北，向着黎明紧紧地握手摇晃。
部队出发前，贺龙总指挥给收容队的人员讲话：你周新山这个收容大队长，是军团的收容队，也是二、四两个方面军的收容队。毛主席交代我们北上抗日，就要把团结两个字记在心里，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先吃，有牲口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骑，有担架先抬四方面军的同志、伤员。不能丢掉两个方面军任何一个战友，更不准丢掉任何一个能救活的同志。
“为革命，跋涉茫茫泥泞沼泽地，为胜利，踏破一望无际大草原”。
接过贺总指挥和贺师长的命令，周琳在解放后曾说：松潘、若尔盖草地和雪山，真的不勘回忆，每每回忆起那惊醒动魄的七十多天，总是让我心里和伤口剧烈地疼痛，能让我精神恍悟许久。草地、雪山的苦难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是，那支“老、弱、病、残、伤、孕、妇、捡、葬”和几个医官十几个看护组成的卫生队，前后两个护卫营、担架队、赶牲口的等特殊队伍，就一个信念：收容就是打仗，就是保护战斗力，就是代表党、代表红军、代表方面军，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北上抗日，为了战友希望，担负保卫生命，收容生命，鼓励生命，抢救兄弟姐妹们的生命和捡回掉队落单的生命！掩埋、安葬牺牲的重任。一路上，敌人追击和阻击及轰炸，先头部队、中路部队掉队人员和尸横荒野，暴风雨暴风雪突袭，活活饿死累死，连人带马陷进沼泽淹死，雪山上冻死的，收容大队自身的人员倒在草地里不能再站起来......一路上，伤员没得药和食品，看到战友临别最后那一刻的一个表情、最后一声叹息、最后一声微弱的“队长，你们走吧，我不行了”！还艰难地抖动那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胳膊抬到半空，作出给革命最后一个敬礼姿态！......一路上，战死、冻死、累死、饿死、缺氧死和中毒死的，有的，仰卧在草地上，深陷的眼窝，那双已变得灰蓝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注视着蓝天；有的，怀里抱着枪趴在草地上，眼睛朝着部队远去的方向；有的，一只僵直的手向前伸去；有的，没了裤腿，裸露的瘦腿匍匐爬着前行，托压在草地里留下黑紫色的血迹；有的，嘴里叼着野菜叶，佝偻卷缩在草丛中；有的，雪山上冻成冰雕人......我们的许多战友冲锋陷阵没得牺牲在敌人的枪炮下，却被这漫无人烟的荒野无情草地给吞噬。前路、中路部队陆续牺牲的战友，躺在部队前行的路两边，没得工具和黄土掩埋，他们过去了，我们收容队只能用杂草，树枝草草掩盖，建立一个个简易坟头，有的压上他们戴的仅有标志，退了颜色的红军八角军帽或者瓜皮帽、也有破烂不堪的旧围脖。有的，插上舍不得扔掉的弯弯曲曲支撑身体的小木杖。有的，树立怀里抱着的斑驳长枪。有的，竖起曾经号令三军奋勇向前冲锋号和大刀。唯得没有碑文和他们的名字......
周琳，时年22岁，经受的一切不可想象。他眼泪哭干了，表情麻木了，自己也为牺牲做过无数次准 备。
后卫部队6师的侦察连和他们的收容连张先云、钱治安等，有二十几个人掉队，零零散散地散落在草原的左前方。一场暴风雨雪过后，护卫营前来报告：左前方两千米左右有情况。周琳令前面的护卫连骑马去侦查。除了6师掉队的还有军团直属队的几个女战士，担架上的几个伤员牺牲了，她们安葬完烈士们，倒在漫无边际的草地里为战友们哼上几句家乡小调。他们看到收容大队一点点地蠕动过来，有些欣慰的表情。周琳看着这几个枯瘦如柴兄弟姐妹，把她们接收在收容大队。她们的背着小药箱，还有两个背着铁锅。姐妹们的头发像冰凌一样，一绺绺往下滴水，斜挎着空瘪瘪的干粮袋，一双脚浸泡在血水和冰雪胡乱捆绑的破草鞋里，走在后面的两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女战士，背篓里斜歪着一个小女孩，她们抬着伤员的担架，侧着身子顶着强劲的冷风，眼睛里闪动着坚定地神情。可是，尽管脚步艰难地向前跋涉，却是跌跌撞撞！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一路走来没有歌声、没有微笑。大家的脸都是苦菜叶子的颜色，个个蓬头垢面，衣衫偻烂。可是，一心向北，一心向前的一双明亮眼睛，余光始终扫视着前方。
阿坝，一个小土围子。这支最后队伍眼看前方忽闪忽闪时隐时现村落。本以为看到了很快到了。可是，望山跑死马！太阳已经下去了，这支失魂落魄般的人马，好像原地未动。他们实在走不动了，急需补充给养和药品。第二天，又经过一个上午拖拖拉拉，朗朗跄跄的跟头把式挪动，总算到了阿坝。前面联络的战士拿到师长、政委留下的一张字条来报告说：主力五、六天前从这里出发，四方面军先期路过，粮食已经集中分配，药品暂时没有。这两担7、80斤青稞是军团分给师里的，师里考虑到收容大队伤员多，担架队员辛苦，把这两担粮食留给收容大队，两匹马是留给重伤员的。为了活命和保全部队，马匹到关键时刻可以杀了救人命。记住，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下任何一个有一口气的伤病员。希望所有掉队的和收容队指战员，在九月中旬大雪到来之前必须走出草地，不然，将冻死在草地里！我们在草地北面的哈达铺等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师长王尚荣、政委谭友林。
走出草地后，看护队几个女姐妹有了笑容，哼起藏族歌子“草原再大也有边，高山再高也有顶，红军再苦的日子也有甜，我们再不好的歌子也有人听”......。
我是在几个贵州、四川籍小战士搀扶下，最后一个走出草地，迈出草地这一步，好似从死亡回到重生，从地狱回到人间。就这一步，证明我们战胜了死海，我们创造了奇迹，我们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死都不怕的精神。司号员吹响寻找亲人个号声，发射一排子向草地、沼泽寻找失散掉队人员清脆枪声之后，等待漫无边际飘飘渺渺的草地回应枪声，遥望深处，侧耳静听，没有人影和响声，满含泪水向草地、向躺在那里的战友告别、致敬......
甘南的麻尓柯山下，温度暖和很多。一夜休整，第二天早上，又有三名伤员牺牲，在山脚下朝着我们来到的方向，找了一块地方，用土安葬，找来木杆插在坟头前。
紧接着，我们要爬麻尔柯山（藏语翻译，也叫玛莫山）。四千多米高的雪山，这支特殊大队又遇到一道鬼门关。伤残的收容大队，跪在雪地里，拉着担架和伤员，一寸寸向山顶挪动。又有多少伤员牺牲？又有多少伤者掉下深渊？
又有多少像在玉龙雪山等山顶上用松枝和白雪垒起的坟头竖起......？山顶的夜晚特冷。凌晨突然，半山腰传来枪声，尽管都是收容和掉队伤兵人员，但是，警觉地就地卧雪伸出枪。经侦查，原来又是走在前面的6师张天云、钱治安的后卫收容连在寻找丢失的48个人下落。收容大队派出一个排协助寻找，其他人就地隐蔽和休息。经一天的努力，找到63名烈士遗体。大家哽咽着，擦干雪朦朦的眼睛，举起颤抖的手，向冻死在半山腰的战友们致敬！
到达哈达铺，周琳把这特殊部队，交给32军和96师，他提出：为活下来的红军官兵记功；为倒在雪山、草地里的红军战友追记名册。32军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和特派员李林中（胥治中），拉着周琳接过背包，带领他到军部政治部任特派员兼保卫部长。军长罗炳辉等人热情地欢迎周琳等收容队的胜利到达，与周琳完成这项艰难任务后，照了一张历史意义的纪念像。
周琳没辜负贺炳炎和军团首长的重托。解放后他说：1935年11月19日，一个终生难忘的伟大日子，一个永久值得纪念的日子。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安危，甩开蒋介石50个师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围剿”而被迫转移。我们二、六军团也拼力甩开国民党派来的30万大军的重压“围剿”，浩浩荡荡地长征出发北上去抗日！每次胜利和失败，都会涌现许多英雄和烈士、伤残人员。每次会师又会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万里长征万人行，我们两个军团一万七千五百多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每次出发，我们都怀揣希望，奔向希望，可想而知，那个希望又有无数个伤痛和牺牲伴随。当然，长征的痛苦和牺牲至胜利，可以归结出“会打仗、会跑路、会爬山、会吃苦、不怕死”这些痛苦和牺牲与胜利，四个字总结“千难万险”。这十九个字简化五个字理解：“打、走、吃、住、死”，每个字都时刻饱含难以语言表达艰辛，死亡时刻缠绕着指战员的心。这也就是希望、喜悦、痛苦、牺牲的混合。现在，大家说
起来突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而造成我军跑、躲、打、败、胜的长征，说得一、二、三、四等等，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北上长征和第二次南下长征。尤其是北上长征，与其他战友们经历摸、爬、滚、打、苦、难、伤、死、饿、活的路线和过程也相同。但是还有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整个长征过程中，抢渡金沙江之后，我干的是师、军团、军的特派员兼保卫部长，主力部队最后一支特殊队伍一名默默无闻的指挥员，是这支老、弱、病、残、伤、孕、妇、捡、葬等队伍的领头人。代表着党，代表着红军，代表着方面军，为革命的成功和胜利，为战友们都能实现希望和理想，担负着保卫生命、保护生命、收容生命、鼓励生命、抢救生命、安葬牺牲的重任。一路上，为革命，为红军捡回千余条掉队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参加和亲手安葬掩埋的三百余名有名无名的红军兄弟尸骨。我是最后一个拄着拐杖，扶着伤员的身子走出草地，最后一个背着已经丧失生命希望的贵州籍小战友爬完雪山，最后一个向牺牲在雪山、草地送去敬礼的红军战士！
向草地出发之后，贺炳炎、周琳，这对湘鄂西苦战十年、长征路上先后到达陕北的战友加兄弟，他们分开了！只是把挂念常常留在心里。周琳到了红96师、32军；120师师部和359旅718团、中央军委华北抗日前线巡视团、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新四军5师及分散隐蔽、襄南军区、中原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空军部队。贺炳炎到了红6师；120师358旅716团、南下第三支队、江汉军区、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西南军区部队。
1960年7月，正在天津养病的周琳，得知贺炳炎在成都逝世，悲痛万分！也加剧了他自己的病情恶化。
八、关向应的救命之恩。
1933年5月，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等被极左派杀害后，周琳愤恨地讲了心里话，替死难领袖打抱不平。中旬，他再次被夏曦、姜奇等人扣上“阶级异己分子、段德昌的同盟、没有改造好的改组派、AB团成员、洪湖帮分子”等一串帽子。周琳在讲这些话之前，已经预料到会犯下“非死即关”“罪行”。但是，在发言之前他想通了。去年8月，大权在握的夏曦瞎指挥，要求部队打不适合的阵地战，分块布阵守阵，步步为营的战法。结果，一周之内造成周老嘴军委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丢失殆尽，后方基地全部被敌人摧毁，敌人所到之处一片火海，一片血海。7师政委鲁易、21团团长瞿登高、政委李一成和警卫一团团长为了不丢阵地，率部及其两千多人战场牺牲，邓家庙红军总医院、瞿家湾一分院、柳关二分院、分盐三分院三千多名伤病员全部遇害。因此，在杨林关前线的7师警卫营营长周琳，看到部队战友们一批批倒在土沟里，非常气愤地甩了帽子喊出“这是打的什么他妈的仗？要是贺总指挥和段军长在，绝不会有这样的损
失”！周琳的牢骚被夏曦得知，派人在战场上把他撤职后，戴上一大堆帽子，还说“扰乱军心”抓去关进牢房。经过周琳抗争和红三军政委关向应的干预“年龄小，职务低，党龄短，发几句牢骚，批评教育就好了！加之前线战场急需要打仗的战士”为由，被关几天，政治保卫局给挂上“戴罪立功，日后算账”的帽子，放回到7师前线。这次的发言后，夏曦又派来姜奇带领政治保卫队两个人，把周琳绑走。连续三天审讯拷问，让周琳承认罪行，写出自首悔过书。周琳宁死不屈，反复就是那几句“我是穷人，我是红
军，没有反革命，也没有参加什么团、什么派。会上传达的话是 段德昌军长喊出来的原话，也是保卫局长朱勉之要求传达的！其他几句话是我说出的实话，没有反党”！第三天，关
向应政委来了，看到满身伤痕的周琳，一句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夏曦也来到审讯室，并且恶狠狠地说：你的老账未清又有新帐！又臭又硬的石头脑壳，一定要好好地“肃肃你的反”！这时，关向应说“我看过你的审讯记录，你讲的主要内容是段德昌喊出来的。发了几句牢骚，以后有教训就行了！夏书记说了饶你一条小命，臭石头，回去好好打仗吧”！夏曦一脸铁青，没有一句话。周琳看看关向应政委，他示意牢房的门卫给周琳松绑。又让警卫员打来一盆水，让周琳把身上、脸上的伤口和淤血洗洗。
1934年9月，黔东南根据地，周琳带领的建政、扩军、打土匪工作组出色完成任务，组织岩下村、岩上村五、六个苏维埃政府，六百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和赤卫队。一天，夏曦、关向应等一行二、三十人前来岩下村验收工作。他们看到一派形势。关政委很高兴，他说，你这个牢房几进几出的小家伙，果然不错，你的工作有成绩。他转过身去与夏曦等人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关政委清清嗓子说：传达命令，周新山为红三军沿河县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党总支部书记，归属黔东南独立师。独立团仍有周新山总负责，胡宏升政委另有任用。
1937年7月14日，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两个军团和32军在富平县觅子镇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和政治干部取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军团关向应政委改为政训处长。周琳由32军（援西军政治部特派员兼保卫部长）改任师政训处保卫锄奸部副部长。周琳一直想到作战部队，经过关向应的帮助和协调，周琳到359旅文年生、贺庆积、帅荣领导的718团任政训处特派员副主任兼组织股长。关向应说：你身体的伤势不好，下到团里要注意些，我和年生、庆积等通过气。
1939年春，组织调周琳到延安留守兵团政治保卫局任职前，一直记挂着他胸部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的关向应，向任弼时说起，由任、关两位首长直接安排他到小边沟中央干部疗养院系统治疗。
九、贺龙、王震、萧克给予的爱护。
1930年6月，两军会合组成红二军团后，贺龙一直是总指挥，直到周琳逝世前，他们直接接触不多，但是产生的情谊是没有间断。贺龙刚到鄂西不久，他喜欢抽土烟，贺炳炎让周琳等人给找烟叶。周琳托人告诉自己做小生意的舅父江望尔，给搞草烟叶，又通过原来郑兴顺商行的小伙计悄悄地送烟叶，转交给贺炳炎。
1934年10月，红三军贺军长在独立师师长贺炳炎的陪同下，飞马来到沿河独立团检查工作，周琳看到贺龙突然来了，有些紧张。军长说：新山，莫紧张，你这里民族人员多不好搞哎！周琳向军长报告，驻地山区人口零星分散，部队和赤卫军集中起来需要两个多小时。军长说：我先看看农会和苏维埃政府，返回来再看部队。中午，贺军长手握长烟袋杆，笑眯眯地站在高坡上，声音洪亮地说：你们这个团有多个民族的人组成，这是个好事呀！我听不懂你们的话，这里有翻译官呢！我们准备向东行动，你们打“殿后”团。有个大胆的战士问：什么叫“殿后”团？军长笑了笑说：你们的周团长有文化哩！让他给解释吧！周琳解释“殿后团”就是阻击和打断后面来追击的敌人，也有警卫收容任务。军长听后，满意地哈哈大笑：对头！他用手拍着自己的屁股说：新山，你的独立团要保住我军团的屁股吆！有几个湘鄂西的老兵嚷起来，胡子，我们原来都是打先锋的，现在让我们垫在“腚后”不好运气吆！军长听到有人又叫起胡子来，仰天大笑：好吧！你们不愿意叫“腚后团”就按照你们的周团长说法，叫“警卫收容团”！说完，又一阵大笑。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感染着全团，战士们群情高呼：胡子！胡子！
贺龙在战斗空隙喜欢钓鱼，另一个警卫员周龙曾让周琳到洪湖边上给找鱼竿。周龙说，总指挥说钓鱼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给部队打牙祭，解决给养不足，补充战士体力；二是钓鱼时可以思考下一仗怎么个打法。
1957年，周琳调到北京工作，前往贺龙元帅住地看望时，贺帅高兴地拉着这位与湘鄂西共存亡的小“洪湖帮分子 ”问长问短，还表扬和肯定周琳抓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一些做法。1960年，周琳病情变化回武汉修养。一天，他突然收到贺龙元帅托人捎来的一套漂亮的钓鱼竿，这套漂亮的钓鱼竿和时任空军副政委吴法宪送的另一副，一直陪伴着周琳到不能再去东湖钓鱼为止。
和王震、萧克的情谊是在1934年10月开始。当时，周琳在沿河独立团任团长兼政委，与常德善领导的25团在沿河铅厂坝，先后遇到李达率领的六军团特务营等三百多人和六军团机枪营二百多人的散兵部队。当萧克、王震等后续部队三千多人到达印江县木黄镇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贺龙军长带领萧克军团长、王震政委与红三军团以上干部见面。萧克、王震得知是周琳和常德善团首先发现他们的先头部队时，两位首长与周琳、常德善热烈握手。当时，周琳带领沿河独立团七、八百人的武器装备差得提不起来，五、六只短枪，三十几支长枪，一百多支土允火药枪，三、四百支红缨枪，还有一部分大刀、鱼叉等，不少人赤手空拳，每个人穿的黑、白、兰、花五颜六色，长短肥瘦破烂不堪，脚下赤脚的较多，有一部分穿草鞋和用破布裹着脚的，头上围着黑白蓝土布格子头巾。就这样，他们执行军团命令，红三军要尽地主之谊，干部的位置让出来给六军团的干部，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六军团战友们用，洗脸水尽六军团的同志们先洗，多打几双草鞋要用实际欢迎从毛委员身边远道而来的六军团战友们！周琳带领全团把自己睡的铺盖、稻草和盐巴、仅有的几匹骡马，送到六军团，还找来当地的妇女们给六军团的战士们缝补破烂衣服。萧克、王震很感动，送给独立团几支长枪。过玉龙雪山前，王震特意来到十八团，看望周琳的伤情，交待军团老中医杨云阶等抓紧把周琳下半身的几处弹片清理好。
1958年，大批军队干部复员、转业到北大荒屯垦戍边，周琳作为空军复转东北部队的总带队，带病带领工作组用近一年的时间，圆满地完成数万官兵的安置。得到军委、总部的奖励。红军时期的老首长，时任副总参谋长、农垦部长王震得知后很高兴，特意对周琳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还讲到他没有忘记在长征途中的“王胡子、关胡子”曾号召过两个军团伙食人员学习周琳鼓励战士走出草地，腌“咸豆角”给掉队人员“打牙祭”做法。“咸豆角”“打牙祭”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那件事！现在，周琳又顺利完成一项伟大战略转移任务，可喜可贺！王震提议安排周琳到天津、青岛等地休息疗养，还提议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首都国庆十周年观摩代表。
十、廖汉生，忘不掉的老领导、老战友。周琳与廖汉生的情谊是在1932年秋天。
那时，廖汉生在鹤峰县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周琳因为杨林关战场上骂了瞎指挥造成两千多名红军官兵惨重伤亡的夏曦，被撤掉营长关进牢房后又放出上前线。7师师长王一鸣看到周琳放回来说：不敢给你当营长了，去警卫营当营佐吧！想办法把师机关和你们营剩下百把号人的给养给我搞点填肚子的东西，就算你“戴罪立功”。周琳领到师长的命令，带着十几个人，先头于全师准备撤退的方向五峰、鹤峰、宣恩等地奔袭出发，为后续大部队屯集点粮草伙食。他们到了五峰的潭湾一带，遇到游击大队长廖汉生的游击队。廖汉生得知情况，打发几个队员送来一大捆长豆角和一纸包盐巴，来人告诉周琳防止豆角烂，先腌成咸菜，等部队到达，分给大家也能解决肚子问题。周琳和一同来的几个人找到几个坛子，照着廖汉生的教法做成咸菜。另外找到一些粮食藏到山里等待部队到来。尽管后来7师没能按预先计划向鹤峰等地撤退，周琳等人储藏的给养交给廖汉生，他在廖汉生那里学的腌咸菜，后来的长征路上到达西康，派上用场。
1934年6月，周琳到贵州沿河枫香溪红三军政治训练队学习。各部队来的三、四百人，队长是老熟人、已经由红三军秘书升任为红9师政委的廖汉生。总负责人和主讲教官恰恰是周琳最不想见到的夏曦书记兼任。夏曦确实是有文化，讲课有理论，编写了不少教课方案和条列等。学习结业时，夏曦有意给周琳穿小鞋，周琳对夏曦平时授课时的讽刺、挖苦文化低的学员“蠢猪、笨蛋、木头脑袋”等早就愤恨不平。加上分配他去最偏远的岩底下村搞苏维埃政府有意见，两个人大吵起来，夏曦拍桌子、甩帽子、砸了墨水瓶子并且大骂周琳是没有改造好的“改组派、AB团、顽固派、臭小子我先打你一通，再把你押起来。别看瘦弱的夏书记，满身军阀作风，动则打骂下属”。旁边站着的队长廖汉生用湘西调子扯住夏曦：“夏书记，算了！算了！你莫着急吗！我看周新山没有那么坏的，他会听话的！”。夏曦平静一会儿，又问，你服不服从我分配？廖汉生在一旁，对着周琳努努嘴说：去了！去了！周琳给夏曦敬了个礼，提起背包，廖汉生大出一口气，微微地笑着看看夏曦，走上前与周琳握手。临走，廖政委说：新山，我们不死还有机会在一起战斗！
长征途中，收容大队的伤病员和掉队的官兵们，干粮袋子空空的，途中路两旁的野菜、树皮、草根，就连牛粪里的野青稞粒也抠不到，什么吃的都没有！饥饿、伤痛和恶劣环境随时吞噬着每一个战士的生命。周琳心痛至极！好不容易熬到巴西。一天中午，脚还没有站稳，前面护卫连两个蓬头垢面的战士跑来，报告周部长：在巴西镇子找到几个蔓菁（萝卜）和一把长豆角，没有洋元老乡不给。周琳让总务长给一块洋元把蔓菁和豆角买来，按照廖汉生的做法腌上了。第二天，伤员和护卫连的战士们每人分得一小粒咸豆角或者咸萝卜，喝着草根野菜汤，高兴地说：我们“打牙祭”了！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廖汉生的情谊让周琳激动不已，咸豆角“打牙祭”，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二方面军首长们给予了鼓励，不少伤员、战士们走出草地！
1935年8月20日，周琳在18团3营任教导员，营长曾庆云牺牲后，他指挥部队冲锋陷阵。但是，几次战伤经常发烧。师政委廖汉生与18团团长贺炳炎、政委余秋里说：周新山身体会影响指挥，我和师长郭鹏说过，师部特派员刘连牺牲了，把周琳调到师里当特派员吧！
长征途中，廖汉生交给周琳特派员兼保卫部长和收容大队长，还有另外一项任务，廖政委说：你学过买卖，会
计算数字，你兼顾与在前面司令部总务处人员统计数字变化，你在后面会更准确，从刘家坪出发全师3210人。到达甘孜时，周琳向红6师廖政委报送了解到的数字：减员2507人。其中，阵亡311人；病死、饿死138人；伤残留下治疗和老乡家隐藏721人；打散下落不明109人；掉队723人；其他原因包括被俘、逃跑、投敌、不干的505人。部队只剩下803人。各类减员给部队造成巨大的损失。减员占出发时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廖政委看到这组数字，大颗大颗的泪珠，砸在手中的那一张抖动的纸上。因此，沿途“扩红”，给部队补充了新生力量。在甘孜向松潘草地出发时，红6师还有3040人。其中，2237人是新成分！
十一、甘泗淇、李真一对知心、知趣的好兄长、好首长。
甘泗淇，早年留苏，会俄语。1934年10月，两军整编前，甘泗淇原在六军团18师任政委。整编后，任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真是二方面军职务最高的一位女干部。周琳在二方面军政治干部系列党的特派员和锄奸部、保卫部等职，一直隶属受这对革命夫妻间接领导。甘主任为人和善，与人说话总是面带笑容。他看到周新山瘦瘦高高又是斯斯文文，还时常能看到由这个小伙子起草的请示报告等简要文件，他挺喜欢周新山，两军整编，周琳由团长兼政委改任连指导员，甘泗淇担心周琳有情绪，逗着周琳说：革命路要很长，你年纪小个子高，为了我们漫长的战斗路程和你这个长长的个子相对称，我给你一个只有我俩知道的外号“长个子”好吗？周琳笑笑说：我喜欢。打那以后，甘主任和李真见到他就老远地亲切地叫他“长个子”！
1936年5月，部队进入康巴藏区，先头部队早早地到了德荣县城。但是，这是一个很穷的小县城，周琳在5师15团，看到路边密密麻麻累饿的东倒西歪的战士们，他走向前问道：是那个部队的？回答是军团机关和警卫部队。再往前走，看到甘主任正和大家说话。甘主任转过身子笑呵呵喊：喂！那是“长个子”吗？周琳快步过去说：自打进入云南就没有见到过甘主任，他笑呵呵地拉住周琳的手：你在哪个团？回答：5师15团。甘主任看看部队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走，问：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整一下？周琳笑着拍拍瘪瘪的干粮袋子，凑到甘主任耳边：前面去抢粮食噻！甘主任为人和善全军团有了名的，大家还时不时地能听到甘主任讲几句俄语来给部队解闷、解饿！所以，周琳知到他说“抢粮食”主任不会生气。他扫视一眼部队，心情沉重地说：新山，去传命令，让部队休息。周琳示意勤务兵骑马去传达甘主任的名令。这时他才说：在这种条件下，让战士们休息一个时辰，等于给他们吃上一口炒面呀！这个德荣县可是个顶穷顶穷的地方，没有一家有粮食的商铺。任、贺、关首长正在发愁呢！说着，关向应政委一行骑着马从远处的小山边跑过来。周琳也是长征出发以来第一次见到关政委，他一脸疲惫，个子与湘鄂西时期比，似乎矮小很多，薄薄的身子瘦的前胸贴后胸，黑乎乎的胡子有三、四寸长。但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见到一群人围上来，他很浓的北方口音说：他妈地，那些龟儿子把粮食都运走了，一粒也找不到。大家想办法打兔子，找野果子、抓蚂蚱、飞鸟用火烤，还是很香的呢！再派人去前面的喇嘛庙借点青稞和糌粑。他看到周琳也站在人群中，伸过手淡淡地苦笑问：新山，你也赶上来了？伤口完全好了吗？小两年没有见到了，你又长高了。甘主任笑着说：是呀，新山越来越瘦，越瘦越高，都是没得吃的闹的！李真在军团直政处当主任，也走过来说：在家时，谁没有吃过野菜，哪种能吃，哪种有毒不能吃，我知道。长个子新山，你让你们15团来几名战士，我们一起去采野菜！就不信，活人会让尿憋死！我们红军战士也不会饿死的。
十二、李先念给予的关怀，许道琦、黄新远等给予的支持。
中央为了选派南下支援李先念等领导的中原新四军五师抗战，周琳等九百多名营级以上人员被选派南下支队。另派四千一百多名干部、战士护送。八路军南下抗日独立第一游击挺进支队，在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王恩茂等领导下，五千多人经历两个多月的出陕西，过黄河，穿山西，进河南，到湖北。沿途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撕破日伪军重重关卡和围追堵截，第二次南下长征的队伍到达中原地区。
1945年元旦后，南下支队陆续到达新四军5师所在地，湖北、河南交界的大悟山根据地。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彬等与干部大队人员见面后，中央支援的干部来了不少，许多人都不能按照从延安出发前拟定的职务分配岗位，周琳被分配在5师政治部锄奸部任锄奸部副部长兼鄂豫（中原）行署公安总局副总局长副部长。许道琦任锄奸部部长兼鄂豫（中原）行署公安总局局长。不久，周琳与许道琦工作变动，原120师军法处长黄新远任锄奸部长兼社会部副部长。这个期间，桐柏山和大别山交界的信阳四望山区的敌特活动猖獗，他们破坏我党抗日统一战线，诬陷我新四军并杀害革命人士和无辜群众。李先念和副政委兼主任任质彬来到锄奸部问周琳：听说你在湘鄂西和西北多数时间是处理叛徒、内奸、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还在延安总保卫部学习过侦查破敌技术。这几年，四望山的敌特越发可恶！你和黄新远部长商量出一个打掉这伙匪患的办法。经研究确定，由周琳带领40多名化装的侦查员和200多武装保卫队，深入到浉河港镇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细致侦查，一举打掉国民党武装起来的崔仁普、周新国等为首的日伪敌特组织，缴获了电台，端掉武器弹药库，消灭一大批武装分子，为当地群众出了气，为5师从大悟宣化店向四望山区转移指挥机关，扫清了障障碍。
1945年10月，以新四军5师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原军区。周琳仍任职军区政治部锄奸部和公安总局。他想下部队回359旅，李先念从王震那里得知后，找到周琳笑着说：周部长，我看不要回359旅了，中原的部队需要更多的经过长征的老同志，还是留在中原吧！你想下部队可以的，但是，每个旅的政治干部都安排满了，先委屈一下去14旅当副主任！张体学旅长兼政委，杨焕民副政委，刘友海主任。不久，14旅的41、42、43团改为鄂东军区独立旅。李先念计划部队调整时，把周琳调到另外一线作战部队。
这期间，中央要求中原部队选派一批干部去支援华北、东北战场。军区调出120多人成立中原军区干部支援大队，李先念对周琳说，你就去这个大队干队长兼政委吧。边你们组织培训学习，边等待飞机到来，坐着飞机去北方战场！
十三、王树声、张才千给予的保护，王定烈、杨劲等冒死突围结成的情谊。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反动内战。周琳领导的干部大队，等不到原定的两架飞机前来接应去华北、东北前线。6月24日，他们急匆匆地集结在光山望城岗，25日编在王树声、戴季英、刘昌毅领导的一万三千多人的南路纵队向鄂西撤退。王树声命令：干部大队编在2旅张才千、刘健挺部的4团后面一同撤退。4团由团长王定烈、政委杨劲等领导。该团两千多人，是能打善战鼎鼎有名的部队。开始担任后卫，战斗一打响，到了大悟的汪洋店时，先头撤到王家店附近的纵队机关与2旅、15旅部队受阻。干部大队本来在全纵队的最后，王定烈接到纵队和旅长的命令，急速传达到周琳，由后卫急速奔跑行军改为前卫。干部大队的人都是经历长征的老同志，有战斗经验，职务高，平均年纪相对大。王定烈和杨劲带领部队快速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周琳：周大队长，还是在我们4团的后面！你们这些从延安来的党和军队的财富，纵队交给我们代行保护，可不能有大的闪失！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和老杨不知道怎么向军区交差呀！按照王团长、杨政委的紧急部署，干部队放慢脚步，让出大路中央，等待4团部队冲过去。分散开的部队边跑边打奔袭一夜，找不到准确路线，天快亮了，才看到王家店东面的澴水河，也看到王家店四周布满了敌185旅和整编66师。敌宋瑞珂师长对讲机呼喊空中的3架飞机，向我军部队疯狂扫射。北面信阳的铁甲车和炮兵部队雨点般的对我军进行轰炸，干部大队和4团、7团的两个营被敌火力封锁在南面，纵队机关和15旅的45团挡在北面、3旅的7团夹在中间。王家店地下还有许多暗堡火力。我军伤亡很大。周琳指挥干部大队配合4团和7团，炸毁敌人的十几个暗堡，打开封锁线，掩护纵队和旅机关冲过封锁线，跨过平汉线，强渡襄河，迂回曲折向南漳、襄阳、谷城地区。蒋介石得知我军南路部队已经快到达鄂西北山区，气急败坏的调动75师、66师紧追不舍，10师、185师、199旅等前面阻截。7月21日，房县的石花街苍峪沟，4团和干部大队与533团遭遇。部队刚刚吃过简单的中饭，4团前卫两个营突然发起冲锋。干部队等不到纵队和旅团命令，看着前面战士们陆续抬下来干着急。这时，王海山、汤成功的15旅45团从左侧翼也打响，干部队随机冲上去与45团一起打退了左翼的敌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质。王定烈团长跑过来看到干部队的人员没有伤亡，拉住周琳的手：要得！要得！不愧为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文武双全的指挥员！11月底，部队突围到保康县境内，国民党一个师、三个旅把我军团团包围，加之军需给养十分艰难，全军有覆灭的危险。见于此状况，旅长张才千传达王树声的死命令，干部大队必须“分散隐蔽。找个地方先藏起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王定烈、杨劲和周琳挥手告别战火纷飞的突围前线！
1947年9月，周琳重新回到襄南军区和江汉军区任团政委兼监沔县县委书记和汉阳县委书记、四野工兵纵队、湖北军区独立4师、51军等任职。王定烈、杨劲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副政委和独立师师长、政委及恩施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等职。解放初，周琳任中南空军组干部长、广州空政干部部长、军委空军通信兵政委，王定烈任中南空军23师、18师师长、广州空军参谋长等。杨劲任51军212师政委、中南空军和广州空军工程部长、军委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等。他们在战场上的生死情谊，延续到血液中。周琳病倒在北京总医院病床上，杨劲和夫人多次前往探望慰问乃至最后的送行！
十四、对袁林、杨焕民、罗通、张轸、张体学、薛坦等的点滴回忆。
1946年11月底，经过再三请求把干部队的人留下来补充分配到各个旅、团的意见，都被否决后，干部大队被分散。纵队副主任吴光远、分区主任王用予和孔令甫、刘国真等代表首长们送行，他们依恋的心情相互嘱托，吴主任说：你们都是延安回来的红军，又都是团级以上的领导，不需多说，你们组成一个战斗集体，想办法向华北、东北方向隐蔽性的转移，如果北上不成功，就地先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再说。临时分配到一个隐蔽小组的周琳和袁林（江西永新人，1928年参加革命。原红27军抗敌部长和第1团政委。突围前为鄂东9团政委。分散隐蔽后回到江西老家，先后两次找部队途中受阻。解放后，重新参军任吉安军分区科长、县长、井冈山管理局局长等。2007年6月去世。）；邓利亚（湖北潜江人，1930年参加革命，1940年曾任718团政治处主任，突围后失踪，后来情况不详）；余勋光（江西吉安人，1929年参加革命。突围前为豫南军分区新兵团副团长。解放后曾任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和上海公安总队长）；旷坚（江西永新人，老红军，解放后任江西省地质局监委书记）；李通胜（江西兴国人，老红军，解放后曾任兴国县县长）。6个人在吴主任、王主任手中接过法币、假路条和老百姓的破衣服等化装用品。周琳提议由袁林为党小组长，把有证明军人身份的所有证章、文件、衣物等全部留在部队，随身只带上一把手枪，必要时将手枪也毁掉。他们统一口径，遇到国民党军队和警察的盘查时，都说是来自各地做生意的，不要说出与军队有关系的人和事儿！向宜昌方向边走边躲，北上路线全部被敌人军队堵死，只能商议隐蔽办法。大约走了十几天的一个晚上，邓利亚失踪了！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剩下的5个人在远安和当阳附近开了党小组会，决定为了减少目标，把武器毁掉，人员化整为零，分头行动。去不了北方，向各自认为安全的地区行动。第二天下午，几个人凑了点钱，在老百姓家买来二斤猪肉，心情难过地吃了一餐散伙饭。周琳和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含泪拱手相别，相约保重，有生之日必定武汉见面。袁林和旷坚向湖南方向，余勋光、李通胜从洋坪向南进山，周琳抄小路、爬山路、日宿夜行向沙市、武汉方向。又经历半个多月的躲躲藏藏行进后，他到了沔阳县地界，法币、路条都没有了，一步都不能冒进。悄悄地来到夏家湾找到叔伯兄弟家，把家里人吓了一大跳。早在几年前家乡传说周琳已经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后来的7、8个月，他在监沔县和武汉等地以走生意为名，发动群众、掌握敌情，积蓄力量，等待部队的到来。1947年9月，李人林、张水泉、钟春林、杨殿奎、罗通的部队先后从鄂西北打到天门和岳口。他得知消息顾不上隐蔽的身份，追了好几个战场，终于回到部队。李人林、张水泉、杨殿奎等十分高兴，欢迎老战友归队，经军区和省委批准，任命周琳为3团政委兼监沔县委书记。不久，淮海战役打响，周琳带领172师12团和老战友、11团政委陈炳林一起指挥荆门柴家集遭遇战，陈炳林牺牲在战场上。周琳带领部队迎接四野大军南下，任湖北省委委员、汉阳县委书记兼指挥长。这个期间，整个形势变化得快，周琳的岗位和任务也变化快，先后在12团、大冶军分区、独立四师、四野工兵纵队和51军等部队任职，与陶铸主任、张才千司令、郑绍文主任、张轸军长、杨春圃政委、杨焕民副军长、罗通副政委、王亢参谋长等结下深厚的友情！但是，一起突围分散隐蔽的那一百多人下落，都到那里去了？解放后，一直是周琳的一大块心病。尤其6人小组都平安吗？让周琳找了多年，在他定军衔、“三、五反“运动审干，组织上也一直挂住此事，乃至影响他的一切。也是为了自己、为了能听到生死之交的战友们都活着的消息，付出极大地心血四处打探寻找。但是，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找到一起出发的人。临去世前，还让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代替他完成这个心愿。直到2011年底，周琳的后代们才替他如愿以偿，在《悠悠井冈情》一书中，得知袁林一行除邓利亚的音讯外，都有了下落！他的后代与袁林的后代取得了联系，还专门给袁林在吉安的夫人曾昭芬老妈妈打去电话问候，在老人家的电话中得知，袁林等人一直在找“周新山”，结果，因为他使用的是周琳的名字，加之去世早，老战友们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留下终生遗憾！袁林等人突围后，受尽重重苦难和磨砺，他们都迫不得已，先后在江西老家等地重新工作，直到相继去世！
十五、与张琴秋部长、李真将军的友情。
张琴秋、李真是我红军长征时期，作战部队职务最高的两位女首长。1955年我军授衔，张琴秋已经脱下军衣，任国家纺织部副部长，没有授军衔。李真，全军唯一授予少将军衔的女将军。这两位女首长，对原二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琳，从长征途中到解放后至逝世前，分别以不同形式，给予爱护关心。体现出纯真的革命情意。
1962年11月，周琳病情加重，常处昏迷状态中，总医院一直全力救治。一天，周琳的爱人罗雁和医护人员刚刚送走前来探望的成钧、朱虚之、张廷发、龙福才等领导。突然，又来了几位穿便衣的女性。其中，走在前面的一位，快步地走向周琳床边，轻轻地俯下身子，握住插着氧气管子周琳的手，缓慢地说：“周政委，我是张琴秋，你还记得吗？”周琳吃力地睁开眼睛，似乎有些想起，微微地动动下巴。“你会好起来的！”她回头对医护人员：“他身上多处伤，该用的药都用上了吗？”医护人员一一地回答。她移步到病房外接待室低声说：“要尽力救治。周政委是一位很值得人们爱戴的好同志呀”！临走，她说：我是纺织部的，与周琳政委在长征路上的老战友，多年没见了，最近知道他病了，今天来看看！几句简短的语言，道出了她的随和、真诚和对老战友、老部属的关爱！
张琴秋，1904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曾在杭州、上海、南京等地中学、大学学习美术专业。1924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11月，受组织派遣，与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乌兰夫等一百多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5
月，她在莫斯科留学第5年，与丈夫沈泽民一道被派回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军军政学校政治部主任、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由于她才貌出众、文武双全，作战指挥与男军人同样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受到学员、教员、战士和总指挥徐向前等高度赞誉。她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共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首长。众所周知，在长征队伍里的三个方面军和25军的几路大军中，有女军人千、百之多。这些可敬可爱的女军人中有：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刘英、蹇先任、蹇先佛、杨厚珍、钟月林、李真、康克清、王定国、邓六金、李坚真、危秀英、黄海云、马忆湘等等。张琴秋，唯一一位在前线指挥作战部队的职务最高指挥官。当年，威震四方的许多男战将如：王树声、陈赓、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陈锡联等，都是张琴秋的部属。
1932年底，她与曾中生、邝继勋（周琳曾经保卫过的红三军军长）等，反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一言堂”的错误，张琴秋，被撤销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第一任丈夫沈泽民病逝。
1935年初，四方面军组建一支女子独立师，张琴秋出任师长兼政委。2月，她与第二任丈夫陈昌浩结婚。四方面军到达川藏地区部队断了给养。张琴秋带领女子独立师一千多名指战员给部队筹措粮食，遭到国民党反动喇嘛武装突袭，她沉着指挥，迂回穿插，挖战壕、打佯攻等战术，用了两天时间，把盘踞在喇嘛庙里的反动武装消灭，缴获了大批的物质和粮食。由于她的组织指挥和领导才能出众，深受总指挥徐向前的赏识，调任四方面军组织部长。
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和红32军在甘孜会师，组成两个梯队向草地和阿坝进军。同时，两个方面军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指挥部队北上。张琴秋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将领参加和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12位高级领导人组。周琳在32军任特派员兼保卫部长。1936年10月，主力部队到达甘肃会宁后，她出任西路军组织部长，周琳任“援西路军”特派员兼保卫部长，他们先后有过暂短接触。1937年4月，西路军挺进新疆失败后，张琴秋被马家军俘虏押送到南京。8月，经周恩来营救回到延安，任抗大女子教务处长和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等。周琳在359旅和抗大偶见到张琴秋。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陈昌浩去苏联养病，因为战争原因，陈无法回国，两人由此分手。
1943年，经中央批准，她与原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合。解放后，苏井观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张琴秋任国家纺织部副部长。1962年，苏井观得癌症，1964年5月病逝。文革张琴秋受迫害，1968年4月22日被害致死。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高度评价传奇女将领张琴秋，元帅赞誉地说：她是文武全才的女将领、女英雄。在红军时期，唯一一个指挥过师、团作战的女指挥官，她天不怕、地不怕，是个文武都行的女侠。她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难民”，几次被张国焘打击、降级、撤职和三任丈夫先后病逝、丢失，乃至文革被迫害含冤致死。
李真将军，原二方面军直政处处长、组织部副部长。是周琳原在二方面军和32军任职的直接上级首长之一。1955年评定军衔时，李真任防空军干部部长，周琳在中南空军任组干部部长。她得知周琳在“中原突围”时接受组织“分散隐蔽”的命令，离开部队8个多月，影响到军衔的正常评定。她们虽然不是隶属关系，但是，她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曾与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空军副政委兼干部部长吴法宪等联系，确定让周琳自己想办法找到当时的具体负责人，一起突围的同行人，组织上还派出调查人员到当年秘密隐蔽的地区调查。因为当时下达大批分散隐蔽命令名单的南路军总指挥王树声、张才千交给政治部吴光远、孔令甫具体实施，大家分散突围后，吴光远和孔令甫等先后牺牲，一起突围的袁林等人牺牲的、下落不明的，都找不到线索。空军和中南空军个别领导说：一是评定军衔有比例，二是没有“分散隐蔽”经历的人先评上当将军，你就发扬风格吧！这次‘让衔’，“问题清楚了，”下次调整补上。李真了解到中南军区上报的周琳军衔评定确有不公之实，显得无能为力，好在周琳知道一些老首长、老战友了解他，“不是他自己擅自离队，隐蔽期间也没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自己心胸坦荡，不在乎什么等级军衔的事儿。他说：给什么待遇都行，好多一起征战的老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我还活着，这就满足了！只要老百姓不受欺负，都有饭吃就行了！周琳伤病复发转移后，李真得知，几次前往医院慰问和派人看望。
解放后，周琳在中南空军和广州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长位置上，不少原长征路上的老战友相继来到空军，如余非、肖前、杨焕民、罗通、李世安、王建中等等，他们在为空军建设付出极大地努力，也在工作之外结下了更深友谊！
1957年，周琳调到北京工作，除了部队一些战友、领导外，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许道琦、组织部长薛坦等前往机场送行。
1962年，周琳在北京病重，很想念家乡的小咸菜，曾与周琳在监沔县委一起工作的时任省委副书记薛坦得知，专门买了四坛小咸菜，亲自送到汉口车站，让列车员给带到北京。国家社会部当时的一位主要领导，专门让香港的机构买回西洋参、犀牛角和其它不少国外的高级药品。刘亚楼、吴法宪特批让王辉球、王平水等买了几床鸭绒被、丝棉被送到医院特护病房。这些等等，充分体现出周琳与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深厚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