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两年，相信大家进出任何公共场所，都会遇到工作人员说，亮出行程卡和健康码吧？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行程卡这件事。小小行程卡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关机了也能被追踪到？是否侵犯了隐私呢？
行程卡的出现，和健康码是密不可分的。
在疫情发生的起初，人们登记行程只能依靠纸张，在人群变动的高峰期，实际使用起来效率极低。后来，杭州第一个推出了“健康码”的模式，利用手机就可以简单定位人的行程，便捷程度直接终结了纸质登记的时代，极大提高了疫情掌控的效率。
后来，健康码这一模式也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可是这下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各省市的健康码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人在这个地区是绿码，换一个地方又会变得难以确认。
因此，在健康码之上，行程卡应运而生。它是由中国工信部指导，由中国信通院、三大服务商等多方强强联合，推出的全国性行程查询服务，供全国16亿的手机用户使用。
中国人口都只有14亿出头，这16亿的手机用户显然代表着有“一人两机”，甚至是“一人三机”，而现在购买手机和SIM卡又必须实名制，因此把手机数据和人一一对上号并不是一件难事。
现代人出行不可能不带手机，而只要带着手机，它就能忠实记录人的一切形成，不论开不开机、有没有网，可以说是将“网络”二字诠释到了极致。
行程卡的“追踪”是用什么原理做到的？
常识上来说，行程卡的“灵通”起源于手机，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这样的神通广大，其实主要是信号基站的力量。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一个基站都代表着一个圆形的信号范围，置身于基站下的人，头顶有着虽然看不见却密密麻麻的“蜘蛛丝”，蜘蛛丝上的任何一点震动，都会被识别并传输至数据总站，从而确认用户的所在位置。
当然，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有建设信号基站的地方，如果前往没有信号的深山老林，基站识别很可能就失效了。
因此，国家还准备了第二道防线，那就是GPS定位。GPS定位并非来自基站，而是来自太空轨道中的卫星。手机中的GPS会和卫星自动“对接”，从而定位用户的具体位置。
我国现在的北斗卫星覆盖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需要依赖美国GPS系统，而是可以完全用国产化的设备达成精准定位。
在行程卡出现之前，所使用的“短信定位”也是依赖的GPS定位，只需要编辑短信发送到三大运营商的服务电话（移动10086、联通10010、电信10001），按照指示提交身份证号码的后几位，即可成功定位。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手机必须要开机，GPS必须要运行；第二是用户必须要有主动上报行程的意愿。如果不符合这两条，那么GPS定位也不是那么万能的。
这时候就要出手最后一道“杀手锏”——手机识别码了。
手机在关机之后并不会完全停止运作，变成一块“智能砖头”，而是在内部维持着一定的工作状态，以备不时之需。
手机的专属识别码IMEI号就是在这时候派上用场的，专属，意味着一台手机有一个唯一的“暗号”，至于如何查询IMEI号，既可以打开手机内部查看，也可以用手机拨号页面输入通用代码*#06#，通常时候，甚至不用拨打出去，只要输入完成之后，就会立刻在屏幕上显示本台手机的IMEI/MEID号码。
只要人携带着手机，这个编号就有办法被附近的相关基站识别，生成数据之后反馈给数据中心。
这也是通信大数据行程卡APP需要获取蓝牙权限的原因，在有了蓝牙之后，不仅可以记录形成，还可以记录附近手机的活动，其中也包括接触时间在内，真正完成了全员无缝对接。
这样一来，疑似/确诊患者就算只是和你擦肩而过，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把提醒发到你的手机上，如果和ta离得很近则可能是红码，距离较远则可能是黄码，这样更加方便用户及时进行隔离和观察。
当然，行程卡是不会侵犯用户其他的手机隐私的，因为它并不具有那么高的权限，能获取的也仅仅有手机的信令数据，而且国家对此设置了严苛的保护机制，防止这些信息被其他人窃取，也自然不会拿来使私用，因此可以放心使用。
行程卡出错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行程卡作为一项新推出不久的功能，也还存在一些功能漏洞，比如说：
一、地区“漂移”，明明没有造访过的地区却出现在了自己的行程卡上
如果“漂移”的是中高风险地区，这可是一桩冤假错案，平白给人的出行增添麻烦。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位于两个城市的交界地带，结果信号就被较远的那个基站“抢”去了，导致位置的显示出现偏移；
另一种就是运营商系统故障，对于这种情况，只需要提交自己的所在地证据，是可以直接拨打通讯运营商系统来修正解决的。
二、已经到了邻城，但行程卡却滞留在原地，并不记录现有的行程数据
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和上一种比较类似，简单来说就是位于两个城市的交界处，虽然已经出了省，但是由于本省的信号基站信号比较强，所以归属地还是判定在原来的城市。
或者是，虽然到了新的城市，但是由于滞留时间不足4个小时，所以不会被行程卡的大数据记录。
另外，如果是新买的手机，在14天内都会不能使用行程卡，这些缺失的产品功能，目前还在不断进行升级和完善。
日前，一位返京人员向《中国科学报》透露，自己有个手机号被同事借用，同事回湖北过春节，自己在返京途中被劝返，因为运营商大数据显示其在湖北。
“运营商能判断哪个是你的号码，并判断这个号码的位置信息。把号码的位置等同于人的位置，这也是出于管理上的需要，这样带来的管理成本最低。”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高志鹏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出现号码和人的位置不一样的时候，只能按照‘有罪推定’，这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策略。”
那位被劝返的返京人员也表示：“我服从命令听指挥，工作可以请其他同事帮忙做。”
关于大数据行程卡的基本原理，高志鹏表示，运营商基于所采集个人移动手机号的信令数据，来判断过去某些天这些数据所对应的地理位置，进而分析该手机号的主人是否去过疫情高危地区。
“以这种方式提供对外查询服务，其算法和系统结构相对简单可行，构建成本低。从宏观管理和统计的层面来看，其准确率极高。”高志鹏解释道，对于绝大部分民众而言，隐瞒行踪成本较高，因而其准确度也是可以保证的。
姜春宇表示，出于常态化防控工作的需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未来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疫情彻底结束后，我们也会考虑在服务中融入多元化的数据，有望在城市管理、社区管理、交通管理等更多的场景下得到应用。
一般来说，侵犯隐私更多的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使用用户未授权的个人数据并对外提供服务。但是本次运营商采集的大数据并非出于商业目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高志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一般可以接受。
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刘群彦是一位兼职律师，他告诉《中国科学报》：“是否侵权存在一个界面问题，如果为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由行政机关采集并严格用于疫情防护的，不存在侵权问题。”
根据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本人可以查询个人信息。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也是自己有没有到过疫区的自证。大数据是双刃剑，怎么做到隐私保护？实际上，电信运营商的大数据只考虑了信令和计费，不含通信的内容。
“当前，电信大数据只限于疫情的管控，疫情结束以后，不会再保留有关的原始数据。”邬贺铨提醒道，现在特别要注意的是，除了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依法授权的机构以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治病防治为由，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
刘群彦也表示：“除了疫情防控用途之外，不排除商业机构出于不同目的，进行扩散、出售等盈利活动，由此个人隐私被侵犯是毫无疑问的。”
既要保护个人信息，又要利用大数据联防联控，如何实现呢？邬贺铨给出一种方法——原始数据可用不可见。他解释道，相关部委可以上报数据的样本，帮助疫情大数据分析调试平台来调试算法和程序，一旦调试好程序，再下发到各级单位，在各部门范围里运行并产生结果。这样，不改变数据的归属所有权和存储位置，只带走了不含敏感数据的分析结果。
高志鹏认为，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法律问题和商业模式问题。“未来要想保护个人隐私，还须构建法律、道德、伦理、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立体化隐私保障体系。”
如果有心，想要利用行程卡的“漏洞”来蒙混过关，想必也并不困难，但如果不心虚，何必害怕鬼敲门呢？
利用小手段修改、阻断行程卡的生成，必定会因此付出法律责任，去年7月，就有一名南京老太太“借用”他人的绿码通过检查，引起了防疫的混乱，最后这名老太太也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
防疫是全民大计，人人有责。特殊时期，需要追溯每一个人的行踪也只能说是无奈之举，但可以预想的是，我国的疫情会在这样严苛的监管下得到更好的控制，这也是中国相对国外更加“安全”的原因之一。
只愿在工作人员和民众的不懈坚持之下，中国尽早取得抗疫的胜利，每个人的出行都能变得更自由！
文章来源： 科普启示录，今日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