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泉映月》描写了什么样的情景?

【摘要】:它在剧中反复出现,在广播剧的开始、终结和一些场次之间的连接,对表现主题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广播剧《金鹿儿》中的主题音乐是主题歌乐曲的旋律再现,乐曲欢快而悠扬。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广播剧,由于看不见形象,借助该民族所特有的音乐来加强剧本所描写的民族生活环境,也能起到加深听众印象的作用。广播剧正是运用了音乐的这一特点来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理论工作者曾把广播剧的音乐归纳成十种类型:“1.主题音乐; 2.在开场时构成一个广播剧特有气氛的音乐;3.描写情景的音乐;4.表现和辅助感情的音乐;5.表现动作的音乐;6.表现场面移动的音乐;7.表现时间经过的音乐;8.间隔音乐;9.作为解说背景的音乐;10.剧终时加强气氛的音乐。”[2]这十种音乐初步地概括了广播剧的音乐种类,但并不十分全面,而且仅仅是简单地列出十种音乐的名称,并没有对它们的作用做详细地解释和阐述。这样就很难使广播剧创作的初学者在构思时,把音乐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恰当地运用。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在以上十种音乐名称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阐释,借以说明它们各自的作用。

主题音乐本是音乐学方面的术语,指的是乐曲中具有相对完整和意义的乐曲旋律。它具有自己的特征,能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并可用作乐曲发展的基础。当主题音乐与广播剧相结合,成为剧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它就必须表现剧作的主题思想,并对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起到揭示、丰富和渲染的作用。比如:广播剧《二泉映月》是表现盲人二胡演奏家阿炳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用音乐述说自己的心声为着重描写的内容。二胡独奏曲和《二泉映月》在剧中既是剧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直接表现该剧主题思想的主题音乐。它在剧中反复出现,在广播剧的开始、和一些场次之间的连接,对表现主题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广播剧《金鹿儿》中的主题音乐是主题歌乐曲的旋律再现,乐曲欢快而悠扬。歌词是这样的:

这首主题歌,一方面揭示了该剧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充分展现了金明露开朗活泼的性格特点和她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

主题音乐要求具有准确的形象和鲜明的性格特征,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它应该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全剧的始终。剧作者在构思剧本时,应该发挥主题音乐在剧中揭示主题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功能,增强剧作的艺术感染力。

二、开场时营造气氛的音乐

一部广播剧所要表现的故事,都必须在一定的和场景中展开,只用解说描述场景和环境会使听众感到呆板、乏味;用音响效果表现固然有真实感,但容易使听众感到单调,缺乏美感。如果将音乐同解说和音响效果结合在一起来表现环境,就能使广播剧具有真实感和现场感,引起听众的兴趣。因为音乐往往有一种形象,有一定的画面感,它能起到描写环境、烘托场景的气氛的作用,也可以表现一定的特点、时代背景、民族风貌,合理地运用音乐可以加深剧情的色彩,巩固由语言所塑造的形象。

广播剧《南宫玲霞》的开头,一段描述性的音乐把早晨的那种恬静、清新的场景气氛烘托得很贴切、生动,不仅给听众一种悦耳优感受,而且加深了由解说的叙述而得到的印象,唤起了听众的画面,使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我们听到广播剧《红岩》开头播放的音乐,表明了这是发生在解放前的故事,开始音乐不仅交代了时间,而且也交代了社会背景和剧目的基调。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广播剧,由于看不见形象,借助该民族所特有的音乐来加强剧本所描写的民族生活环境,也能起到加深听众印象的作用。各地区、各民族都有当地人民的地方特色音乐旋律,这些音乐旋律往往代表着这个地区或民族的生活情调,用音乐来表现很能说明问题。音乐对于民族风貌的描写作用,是语言所代替不了的。例如在广播剧《慕乡之心》中,作者写到:“古老的木卡姆音乐升起”,“传来杜塔尔琴声,奏噶尔民歌《阿西纳汇》,凄婉悱恻”。这样的音乐用语言就很难说清楚,只有用具体的音乐旋律来表现。音乐可以超越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懂得其他民族语言的人,在欣赏其他民族的音乐时却不会遇到语言的。同样,运用异国情调的音乐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比如:广播剧《碧血黄花》开篇就运用了富有日本民族色彩的音乐,听众从音乐旋律中自然联想到故事是发生在日本的国土上,引起收听的兴趣。

这种音乐所表现的范围是很广的,它“不仅能表现音乐会场等在现实生活中能听到音乐的地方,还可以描写阳光和煦的公园、秋天寂寞的高原等单纯的情景,一直到喧哗的街头、人山人海的会场等复杂的场面。……回忆、梦、天堂、地狱、海底等空想的和想象的情景就更需要靠音乐来描写了。”[3]在表演神话剧、童话剧、民间传说的故事剧、科学幻想的剧目时,音乐出现一种神奇的富于幻想的旋律,便会把听众带入那神话的世界、幻想的境地。因为这些情景相对来说都是较为特殊的,音乐可以增加情景的表现力。广播剧中如果缺少一定的描写情景的音乐,不但会使情绪气氛减弱,而且戏的立体感也因此会被减弱,使听众对剧情很难产生鲜明的印象。

四、表现和辅助感情的音乐

“音乐是一种抒情的艺术,它的特长是善于表现感情,善于表现那言词所难以形容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因而音乐又善于鼓舞人心,振奋情绪,陶冶品德。”[4]音乐在广播剧中能够随着事件的发展和情节的变化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比如:广播剧《杜十娘》中,李甲和杜十娘乘马车离开了花花世界的,奔向南方的途中,他们打开了车窗,这时一阵清亮婉转的牧笛曲传进了他们的耳中。他们看到了一片美丽辽阔的田野,于是他们在一起畅谈,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里的音乐不仅揭示了旅途的特定环境,而且也表现了杜十娘脱离苦海、跳出火坑之后的自由和开朗的心情。

广播剧《丹凤朝阳》中有一场戏,朱白逼迫顾元凤在两天之内还清妹妹上学时欠下的学费,否则就勒令其娃娃退学,同时还进一步逼迫顾元凤嫁给当地的绣霸赵成做姨太太。朱白走后,顾元凤悲愤地说:“天啊,这是什么世道呀——”放声哭泣。这时的音乐引出了一段悲愤、凄凉的旋律,衬托了顾元凤那种悲愁痛苦的心情。音乐给人的感受,往往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全部表达的,它是用自己独特的声音表情来感染、打动听众的心灵。广播剧正是运用了音乐的这一特点来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广播剧的人物动作是看不见的,为了展示动作可以用语言说明、解说揭示、音响效果表现,这些手段都可以唤起听众的想象。音乐在广播剧中不仅能表现人物的动作,还能表现物体的,它的表现方法是用音乐造型。比如:广播剧《夜总会的新节目》中的新节目是“美女跳火海”,剧中规定动作是从高高的台上向仅1.5米深的浅水池里跳,而且水面上有燃烧的火焰。当表演节目的跳水员从高台上向火海中跳的时候,就是用音乐的特殊造型手段来表现的。又如在广播剧《希腊棺材之谜》中,剧中人搭乘飞机从巴黎飞往,以飞机起飞的音响效果开始,然后接上了一段特殊的下滑的音乐造型,表示飞机的降落——纽约到了。用音乐的造型手段进行艺术处理省去了许多解说性的语言,使剧情紧凑而简练。

六、表现场面移动的音乐

这种音乐实际上是转场音乐。广播剧的场景转换有多种手段,其中有一种就是利用音乐来转场的。上一场戏要过渡或转换到下一场,中间用音乐连接转换就是场面移动的音乐。它的作用也是为了省去不必要的,使剧情简洁。

七、表现时间经过的音乐

很多广播剧中的一些回忆、回叙的场面都是通过音乐把听众的想象引入过去的年代,这里的音乐具有表现时间的作用。例如:广播剧《最后的冲刺》中,路兰以解说的口吻叙述,当她说到“记得,那年秋天,我刚过了第二十二个生日”时,音乐出现了朦胧而悠扬的旋律,把时间自然地推回到十几年前去了。这种音乐也有过渡场景的作用。

这种音乐在广播剧中使用得比较少,它常常呈现出独立的状态,一般广播剧很少使用。但在几个短剧进行组合成为一个组剧时,往往用间隔音乐分开,以使听众不至于造成错觉、发生混乱。

九、作为解说背景的音乐

这种音乐是一种情绪的配乐,常常根据解说词的情绪配上谐和的音乐,起到一种烘托的作用。此外,除了解说语言之外,人物对话也常用背景音乐来衬托,渲染人物的情绪。大段的独白也常常配上作为背景的音乐。这种音乐有叙述式、描写式、抒情式、激奋式等,主要是随着语言的需要而使用的音乐。

十、剧终时加强气氛的音乐

这种音乐是给听众造成一种剧终结束感,往往是用主题音乐来完成的,也有的是根据剧情的基调而配之以高昂的、深沉的、耐人回味的音乐旋律等。

十一、表现戏剧风格的音乐

音乐在表现剧目的风格上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喜剧,语言固然是重要的,但往往几段富有喜剧色彩的音乐,把语言中的喜剧气氛烘托出来了。比如,在河南台录制的广播剧《的故事》中,音乐为全剧增添了不少的喜剧色彩,试想如果没有这么几段富有喜剧色彩的音乐,全剧的喜剧气氛就要减弱了。

十二、音乐描绘特殊的形象

广播剧是看不见形象的,语言可以描绘,音乐也具有这种功能,用音乐造型引起听众的联想。用音乐描绘特殊的形象的手法,在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中也经常使用。比如电影《卡桑德拉大桥》,剧中的一个,他的身上带有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菌,人的肉眼看不见这种病菌,银幕上也不可能总出现的画面来显示病菌的形象,于是用特殊的音乐造型来表现。如逃犯每次在车厢里出现并与人接触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段特殊的音乐造型,观众听到这种音乐就引起了联想——他身上有病菌。这种特殊的音乐还能描绘气体。气体在正常情况下是看不见的,用音乐来表现也能起到联想的作用。在国产电影《皆大欢喜》中,就是用音乐表现工厂里放出来的毒气,这种毒气不仅危害人的肌体,而且对物体也有腐蚀的作用。每当出现这种毒气时,作为特殊造型手段的音乐就出现了,告诉观众毒气又蔓延了。

十三、音乐模拟音响效果

广播剧中的音响效果有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有些剧目中所表现的内容,现实生活中的音乐效果是不能胜任的,剧中要求必须表现出其声音形象,那么可以用音乐来模拟。

十四、音乐推动剧情的发展

“剧情发展的动力”是冲突,在广播剧中,冲突同样可以通过音乐主题的抵触和对立来表现。例如,广播剧《山谷红霞》一开始序曲奏出了优美的笛子声,接着是欢乐活泼的舞曲性旋律,结合解说在听众面前展现了一幅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但序曲一结束接着奏出了另一支低沉悲壮的曲调,伴随着男声的歌唱。这一支低沉的歌曲,直接与明亮开阔的序曲发生冲突,剧情由此而展开。广播剧中的冲突还可以用音乐与对话的不一致或对立来表现。同样以广播剧《山谷红霞》为例。月夜,龚伯龙朝着莫兰家中走去,音乐奏出了描写夜晚的优美抒情的音乐,随即转入龚伯龙和莫兰(山官女儿)的爱情主题。可是这时莫兰的母亲正在劝阻莫兰放弃与龚伯龙的爱情。这段对话和龚、莫的爱情主题是对立的。此处音乐旋律与人物对话的不一致推动了剧情的向前发展。

音乐不仅能造成戏剧的冲突,推动剧情的发展,而且也能构成戏剧的高潮。比如:广播剧《二泉映月》就是用音乐的反复再现推动剧情的发展。在《二泉映月》的乐曲中,阿炳和琴妹重逢了,结合了,而后两人又在《二泉映月》的凄婉、哀怨声中生离死别。当阿炳双目失明,沦为乞丐拉琴讨饭,他把满腔愤怒化成讥讽、嘲笑、怒骂唱出来的时候,惹恼了恶霸李,恶霸砸烂了阿炳的琴,夺去了他赖以糊口的工具——唯一的生活伴侣和精神寄托。这时悲怆的《二泉映月》曲调已达到情绪的饱和,构成了全剧悲愤的顶端,全剧高潮已经完成,乐曲随即转为明朗欢快的《解放区的天》。[5]

总的来说,广播剧中的音乐种类按功能划分大致有这么十几种,各自的作用也表现在上述几个方面。但这几个方面的作用也不能截然地分开,即使有的看来是补充性的音乐,但它同时也作为广播剧的组成部分;有的音乐既能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又能起到补充场景的作用。如何使音乐在广播剧里真正担负起它应有的职能,更好地表现主题,感染听众?导演固然应当很好地掌握,但是也要求编写剧本的作者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音乐所能发挥的作用考虑进去,在写作上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试举中央台制作的广播剧《乡音》为例,说明作者在写剧本时,戏剧中所需音乐的描写。

〔音乐:在朦胧而又幽美的旋律中展现出这样一幅图画——南方某乡村附近的乡林里,初升的朝阳穿透茂密的枝叶,将万道洒落在绿叶和野花铺成的泥地上。清凉的在潺流,整个乡林里发出芬芳馥郁的草木清香。朝阳在树叶和树枝的雨滴上映出一道。鸟儿便在那上面欢乐地歌唱……乡林苏醒了,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在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剧目之一、广东台制作的广播剧《碧血黄花》中,作者对音乐的描写是这样的:

〔深情的日本音乐缓缓起奏,融入轻轻的海浪声。哀伤动人的大提琴旋律,似乎在汹涌不息的波涛上流动,“”的顿音象征凭吊者沉重的脚步。〕

这段描写是剧目开始时的音乐设计,当剧情进行到剧中主人公喻培伦因为实验而受伤昏迷,当他醒过来,日本警官误认为他是“支那人”时,他气愤地说:“不……不。我是炎黄子孙……是顶天立地的中华儿女!”此时,音乐是这样描写的:

〔气吞山河的音乐突起,其旋律如万里长城,拔地凌空,蜿蜒千里;似怒涛,咆哮,浩浩东流。〕

从以上两个剧目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需要使用的音乐性质、种类、声音形象、旋律气氛以及技术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提出给导演、配乐的创作者参考。这种文字之所以要强调,一则是过去写剧本的作者们对它常常是忽视的,书写得非常简单,甚至只写两个字“音乐”。什么音乐呢?从剧情出发,你对导演、配乐的工作有些什么要求呢?一切都看不出来,这就显得过于粗糙而缺少艺术性了。二则是广播剧剧本现在出版的机会较多,改变了以往只能在机上听到而看不到文字剧本的状况。出版文字性的读物,就应该用文字清楚地表现内容。而且,这部分文字最好多使用音乐术语和能诱发的、具有诗情画意的语言。富有文学性的语言,可以为提供更为广阔的想象天地,使广播剧更具有和审美价值。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漫天飞舞,刺骨的寒风一阵阵袭来,街上行人稀疏而步履匆匆。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妪用竹竿牵着一位拉琴的瞎子,瞎子把二胡挂在肩上,右肋夹着竹竿。呜咽的琴声在飞雪中由远及近,犹如凄厉欲绝的袅袅之音。”

这是陆墟描写的瞎子阿炳,在街头卖艺求生的情景。他的二胡下流出的凄切哀怨、动人心魄的乐曲,就是后来被视为我国民族乐曲瑰宝的《二泉映月》。

但凡听到过《二泉映月》的每一位中国人,都会为之动容。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更是在聆听过后,发自肺腑地掩面而泣:“这种音乐只应该跪着听。”

那么,瞎子阿炳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一个街上卖唱的,怎能写出这种曲子?

阿炳原名华彦钧,1893年7月出生于江苏无锡东亭。父亲是无锡洞官观道观偏殿雷尊殿的一位道长,名叫华清和,号雪梅。他通晓音律,能演奏大部分中国民族乐器,精通正一道梵音、锣鼓的演奏,笛、笙、胡琴、三弦、鼓,顺手拈来都能演奏。尤其擅长二胡和琵琶,在教内享有“铁手琵琶”的美称。

阿炳的母亲吴氏,原是秦姓寡妇。后与华清和同居在一起,生下了阿炳。

但在封建社会,寡妇再婚是被人所不容的。因此,当阿炳呱呱坠地时,吴氏就在族人的威逼下,被迫回到夫家,三年后郁郁而死,此时的阿炳还不到4岁。

道士父亲无力抚养年幼的阿炳,不得已将他送到老家亲戚处,交给一位婶娘抚养。8岁那年,阿炳回到父亲身边,成了雷尊殿的一名小道士。

也许是从父亲那里得到了遗传,也许是在老家被乡土音乐所感染,阿炳从小就极具音乐天赋。在父亲的耳濡目染和悉心指导下,他先从最简单的敲击乐器学起,然后学习笛、笙、唢呐等,最后过渡到二胡和琵琶。

阿炳学得异常刻苦。在学习笛子时,为了增强腕力,他在笛子上挂了一块秤砣;练习二胡和琵琶时,指尖经常血肉模糊;夏天挥汗如雨,冬天滴汗成冰。

通过阿炳的不懈努力下,在他16岁左右,就悉数掌握了吹、拉、弹、唱等技艺,能娴熟驾驭各种常见道教乐器。经常在道教重大活动和民间集会中担任首席演奏,统领乐队。

22岁时,父亲华清和去世,阿炳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雷尊殿的当家道士。经常外接各种法事,有着稳定而不错的收入。

这时的阿炳,可以说名利双收,滋润快活。

也许是安逸的生活,让阿炳的内心开始膨胀,年轻气盛的他逐渐放纵了自己,染上了吸毒和逛窑子的习气。以至于被传染了梅毒,并引发了眼疾。

1927年,眼疾严重恶化,终至双眼失明。本来不错的家产,也让他挥霍殆尽,只留下心爱的琵琶和一间破屋。1928年,穷困潦倒的阿炳只好流落街头,靠卖唱为生。

于是,在无锡的大街小巷、茶坊酒肆、惠山二泉旁,经常就能看到一位双目失明,带着墨镜,背上背着各种乐器的人,靠说唱新闻和弹奏乐曲维持生计。

40岁时,阿炳和一个寡妇相依为命地走到了一起,寡妇也就从此成为了阿炳的眼睛,用一根小竹竿,维系着两人贫困潦倒的卖唱生活。从此,人们在无锡的街头巷尾,就时常看到了文章开头所述的景象。

不过,阿炳并非乞丐,他的骨子里还有着“大师”的清高,只靠卖唱赚取生活,从不对人摇尾乞怜。别人要求他演奏,他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别人随意给取报酬,他也从不计较多少。即便别人一文不舍,他也照样不愠不怒,泰然处之。

更为难得的是,阿炳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经常采用说唱的形式抨击邪恶,揭露丑陋。一个颇有权势的乡绅强暴婢女,婢女状告无门以至于流落街头,阿炳便将此事创编成说唱故事,沿街演唱,吓得那位恶绅不敢露头。

“九一八”事变后,阿炳编唱《抗日名将马占山》,宣扬马占山的抗日壮举。为歌颂十九陆军抵御日寇而浴血奋战,他编唱《十九路军大刀队杀东洋鬼子像切西瓜》。在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期,他编唱《汉奸没有好下场》等等,以鼓舞人们的抗战士气。

当然了,代表阿炳终生成就的还是《二泉映月》。这是他去世十年前就开始构思的乐曲。当年的无锡,每当夜幕低垂,灯火阑珊之时,这首凄婉动人的乐曲,就会飘荡在夜空之中。

1950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荫浏等人来到无锡收集民间音乐。他们找到了阿炳,希望录制《二泉映月》等三首二胡曲子,以及《大浪淘沙》《昭君出塞》等三首琵琶曲。

当深沉而激越的琴声戛然而止时,杨教授问道:“先生,此曲叫什么名字?”

阿炳回到:“没有名字,我自己摸索着拉的。”

教授接着问:“那你经常在什么地方拉此曲呢?”

“我时常在街头和惠山泉边上拉。”

“那就叫《二泉》吧。”教授脱口而出。

同行的人随即补充道:“《二泉》不像是乐曲名,叫《二泉映月》更好。”

由此,《二泉映月》来到了国人面前,也走向了世界。

1950年秋,阿炳第一次登台演奏此曲,获得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此曲被作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之一,送给国际友人。1985年,此曲在美国乐曲榜中名列榜首。

只可惜,1950年12月4日,饱经沧桑的阿炳突然吐血病故,终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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