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创业史》这部当代文学经典来说，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创业史》在出版了60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很大的研究热点。而且，有意思的是，《创业史》在21世纪以来研究热度不仅不减，反而呈现出一种越来越热、越来越红的趋势。从中国知网的硕博论文数量来看，在2000年到2020年之间，硕博论文就有19篇之多，其中包括博士论文1篇;研究人员分布地区也很广泛：以西安为中心，北边的北京、天津、山东，中部的武汉，南方的上海、浙江、江苏、广州等，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从中国知网期刊网发表论文数量来看，2000年以来，有关《创业史》的研究论文数量众多，并且近几年来呈现逐步增加趋势。在中国知网上，我们发现以“篇名”为《创业史》的研究论文就有234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这其中189篇是2000年之后发表的。这充分表明在21世纪学术界对《创业史》的研究呈现为越来越“红”的状态。
仔细阅读之后，我们发现学者们对《创业史》的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传统上，对《创业史》的研究集中在主题、创作背景、语言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如以往对人物形象的研究都是集中在梁生宝、梁三老汉的形象上。现在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了对《创业史》多视域的研究①。从对《创业史》的众多研究成果来看，这充分说明了《创业史》是一部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作品，是一部与时代有着强大对话性的作品，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杰出的典范作品”②，具有经典性品质。为什么《创业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思考？《创业史》为什么依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活力，它的根源在哪里？今天与《创业史》的对话点在哪里？《创业史》为什么这样“红”？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探讨的问题核心所在。
一
《创业史》为什么这样“红”？首先是因为小说触及了一个宏大叙事主题，即乡土中国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该如何走？乡土中国的贫穷面貌如何改变？如何实现富裕、平等、自由、有尊严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关系到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中心主题。中国当代文学70年，改革开放40年，《创业史》里边描写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互助合作的道路”已经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但是，《创业史》所提出的问题、所呈现的“社会主义精神理念”，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里，又一次摆在了中心位置。我们要思考的是，今天初步富裕起来的新乡土中国要向何处去？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几十年后，又该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精神本质该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在今天重新呈现出来。新时代新问题和《创业史》里边呈现的问题，构成了一种当代精神对话关系。《创业史》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依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能激起当代中国人情感共鸣和精神思考的问题。《创业史》里边提出的宏大历史叙事主题是一个现实性、未来性的问题，关系到了东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理想社会的思考与追求。
儒家文化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都能获得生命的尊严。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问题，是一个关于建立理想的大同社会的问题，是人类的“桃花源”“乌托邦”梦想和追求。显然，这不单是一个关于在1950年代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是一个古往今来人类共同追求、共同探索的问题：古希腊时期提到的公民社会的建构问题、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提出的乌托邦的梦想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人格及其“大同社会”梦想，中国佛教文化要普度众生等，都是人类对于该如何建构理想未来社会问题的思考。而《创业史》正是对一个人类曾经憧憬的问题进行实质性探索，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世界的历史书写。所以说《创业史》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有原因的，是对宏大叙事主题的历史回应、当代召唤与生生不息的精神对话③。
二
《创业史》之所以这样红，在于它塑造了一个立志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道路，進行社会主义新道路建设的探索者、实践者、先行者形象。作品以梁生宝形象为中心，塑造了一个自觉追寻穷苦人集体翻身、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新人，从而把人类以往憧憬的、空想的精神追求化为一种具体的、形象化的、党组织领导的、倾注所有生命情感的、以个体生命肉身为依托的实践道路。这就是梁生宝和以往的乡土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质的区别。以往很多理想社会，纯然停留在“空想”的层面;而《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已经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从一个想象的层面，进入了实践的层面。我们从梁生宝这个形象上可以看到他身上所生成的探索性、理想性、斗争性以及局限性，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探寻、阐释。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走了一条与他的父辈们不一样的道路。他的继父梁三老汉所幻想的创业属于一种个人的创业，是一个以个体与家庭为中心的从贫困到富裕的创业道路。而梁生宝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创业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梁生宝本身的质变，体现为性格逻辑的精神成长，是这个小说故事发展、叙述逻辑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这既是党在蛤蟆滩引领农民成长的最大成果，又为其他蛤蟆滩农民催生一位更具标本意义、领头雁价值的领路人。新生的社会主义乡土中国，正是通过共产党员梁生宝把蛤蟆滩互助组里边的穷人组织起来，走一条集体致富的新道路。梁生宝的追求是一种从个体贫穷走向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是一种能够体现生命尊严、生命价值与理想追求的新生命存在形式。
梁生宝独特的“这一个”人物形象是非常鲜明的，是以往中国文学或者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的新形象。而这个新形象的呈现，是在与“对立者”的比较中呈现出来的。作为一个集体事业的创业者，梁生宝遭到的抵制与遇到的困难不仅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困难，还包括他们的这种理念不被周围的人理解的困境：一方面村庄里最早的共产党员郭振山对他不理解、不支持;另一方面在互助组内部，他们依然矛盾重重，就像梁三老汉所说，能够和梁生宝同心同德、对他不离不弃的可能只有冯有万等两三个人，其他的人都“含含糊糊”，像梁生禄等立场是动摇的，时刻准备着退出。梁生宝依然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事实上，新乡土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资极度贫乏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梁生宝的蛤蟆滩互助组就面临着这样的极端经济贫困的挑战。他们不仅缺少相应的生产资料，甚至连度过春荒都很困难。他们该怎么办呢？梁生宝何以有那么大的精神干劲？何以能够带领一个连饥荒都没有解决的群体走向社会主义？
事实上，对于梁生宝独特的“这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我们在分析和呈现梁生宝独特性格逻辑、个性特征和内在精神品质的时候，还应该看到这个“新人”背后依靠的、根源性的“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强大的政党组织力量和内在精神信仰皈依。梁生宝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而是有一个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型政党在做强大的物质支撑、精神引领和组织支持。可见，《创业史》在塑造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过程中，就把新乡土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者、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建构出来。《创业史》中的区委王佐民书记正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建设、互助合作道路上的指导者和引领者。小说没有脱离集体语境来写这些领导者，而是在梁生宝与党组织的接触中，写出了梁生宝在这些优秀的党的领导者的指导下是如何一步步获得启发，克服各种困难进行精神成长的。“在一九五二年，中共全党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整党运动中，他被接收入党的。雄心勃勃地肩负起改造世界的重任以后，这个朴实庄稼人变得更兢兢业业了，举动言谈，看上去比他虚岁二十七的年龄更老成持重。”④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正是在党的指引下不断成长，“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地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⑤。正是在这一成长过程中，梁生宝的周围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他们时刻指导着梁生宝的创业，是梁生宝的领路人。梁生宝到终南山砍伐竹子做扫帚改造贫穷面貌的翻身仗的决定，不仅得到了党组织的政策支持、物质支撑，还得到了组织的精神关怀。梁三老汉对进山的凶险很不安，乡党支部书记卢明昌与他的一席对话，不仅让老汉安心，而且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梁生宝这一新人得以成长的、背后的强大政党组织力量。显然，梁生宝和他的同志们，及其所从事的事业，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伟大精神力量，是一种崇高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追求。
实际上，对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如果我们仅仅以单一的“这一个”及其“真实性”标准来评判他是不准确的。我们既要看到梁生宝独特的“这一个”文学形象，又要充分看到梁生宝背后所依托的共产党的强大社会主义组织力量。梁生宝是这一新社会、新政党、新信仰、新力量、新道路所召唤出来的“新人”。文学可以塑造出现实的、可能的或者理想性的人物形象，更有可能是这几种品质恰恰共存共在。柳青塑造梁生宝形象正是有着来自现实基础的、历史传统的和未来理想的多种审美想象合力。梁生宝的家庭、他和梁三老汉的关系、他的贫困的状态、他性格中的犹豫因素等，这些共同构成了梁生宝“现实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士大夫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一个有才能、有追求的人，是自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梁生宝身上有一种“大我”的精神面貌，有更大更宏阔的追求和理想，是一个具有“大我”精神追求的人。可是他的父亲梁三老汉对梁生宝的这种追求是不理解、不支持的。他认为梁生宝在做着只有圣人或者伟人才去做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梁三老汉经常讽刺梁生宝，说他是家里的“梁圣人”“梁伟人”，在梁三老汉看来，他就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其实这里边蕴含着他对梁生宝追求集体共同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认同。因此，对梁生宝追求集体利益行为的阐释，还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机制层面去衡量、思考。事实上，“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概念既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又是以一种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为依据的。梁生宝的追求是有来源的，是扎根、萌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贤文化，并且在新的历史阶段，在先进政党文化的引领下，是一种具有本质性的、脱胎换骨的，更具有目的性、逻辑性的精神追求。从这个意义而言，生活中存有一个这种“可能性”的梁生宝。“梁生宝”是一个可能有的、正在成长的人物形象。
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光芒，是一个“理想性”的人物形象。在1953年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性时期，梁生宝形象是一种先进的、崇高的、自觉的文学形象建构。这是柳青写这个人物形象的精神价值所在。梁生宝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梁生宝、可能的梁生宝，还是一个理想的梁生宝，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需要的，众多先进中国农民形象的集中者、结晶体，是一个典型、理想的化身。我们应该从这些方面来理解梁生宝的独特价值。文学不仅强调真实性，不仅要看到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文学还应该有着其他方面的功能和价值。文学应该写出一种理想的、可能的生活，一个理想的人物形象同样有它的功能和价值。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的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恰恰是现实的、可能的、理想的人物形象的统一。梁生宝形象起着一种引领作用，给我们以启发与思考。这是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为什么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人们探索、思考和阐释，能够引起争鸣或者争论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我认为对梁生宝的评判，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维度，还应该从文学的本质性、功能性上来思考和评判梁生宝这个形象，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群体、组织架构和信仰使命来理解和阐释梁生宝。
三
《创业史》在今天这样红，是因为小说构建了一个无比生动的、多层次、多类型的20世纪新乡土社会主义中国乡村人物群像。《创业史》不仅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如此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还塑造同样鲜活、接地气的多样化人物形象。“旧式”人物形象像梁三老汉、徐寡妇、王二直杠等，特别鲜明、动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严家炎等人认为梁三老汉是无比真实的、生动的，是接地气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对于梁三老汉这个乡土中国中的“旧式”农民来说，进行新道路探索的梁生宝以及正在发生巨变的乡土中国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尽管梁三老汉带有讽刺意味认为梁生宝正在干“伟人”的事业，“已经下定决心对‘梁伟人的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了”⑥。事实上，梁三老汉非常惦念梁生宝的事业，特别是在梁生宝进山的时候，怀揣着巨大的不安。王二直杠是一个老实农民，对“天官赐福”信念始终不变。作者刻画了他直杠的秉性，描寫了他的小算计，特别接地气。如果我们用现实主义来看，这些人物恰恰是最具有现实性、最生动的。
小说中塑造了与革命对立乃至反面的人物形象。蛤蟆滩“三大能人”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等都属于这一类。作者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使这个小说具有了很大的艺术张力。柳青没有把这些保守面、对立面的人物形象简单化、图谱化乃至妖魔化，而是同样地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来对待，写出了这些人物的丰富性、独特性。这是这本书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大艺术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根源。作者用几章的篇幅来书写姚士杰这个形象，书写他家族的发家史、他的婚外情等劣根性以及姚世杰的那种不甘心、对抗性的一面。通过对姚士杰多方面的描写，作者写出了这个人物形象中蕴含着的人性中复杂的东西。小说中特别书写了他对乡村建设的破坏，写他偷运粮食，作为一个背后推手不露声色。这些都显示出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对立性，以此推动小说冲突的发展和情节的叙述。富裕中农郭世富的形象被塑造得比姚世杰还要精彩。作为蛤蟆滩的三大能人之一，他是村里最懂技术的、最能干活的人。作者描写了他在开会的时候，没有听会，而是在思考房子怎么设计，牲口槽到底是开一个门还是开两个门，开一个门如何，开两个门又如何。他的精明、巧思，对财富的追求，都得到充分的呈现。事实上富裕中农郭世富依然是传统的、自发的追求富裕道路的个体探索者。
小说还塑造了从革命滑向保守的退步人物形象郭振山。小说里边写得特别精彩的，很容易被忽略、被否定的就是郭振山。郭振山是一个和梁生宝唱对手戏的形象。小说一开始，我们看到郭振山特别有能力，声如洪钟，长得高大。在“土改”的时候，他走在最前列，态度最坚决，引领蛤蟆滩的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成为声震一方的、掷地有声的人物。随着革命的结束，他作为一个农民的个体性、自私性开始呈现出来（土改时分到村里最好的地）。在新征程中，蛤蟆滩遇到的新问题是如何引领穷人们进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面对这新使命，他开始落伍了。因为家庭，他开始有了很多的顾虑和思考。小说叙述他开始思考，如果自己要像梁生宝那样干事业的话，会耽误很多自己干农活的时间，这样弟弟就要分家，分家后自己家的人口多，而自己的体力又跟不上，这样财富就不能得到持续积累。所以他不愿意因为集体事务而耽误他的个人劳作，从而影响家庭财富的积累。小说讲到他想到自己拖家带口，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老小的吃喝都靠他一个人，不像青年人梁生宝无所牵挂;自己要是梁生宝那样没有负累，要比梁生宝好上十倍。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要养家糊口的中年人，这个负累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郭振山的进步。对此，郭振山也在自我反思，在思考自己能不能引领周围的人去探寻富裕道路。遗憾的是，他给自己的回答是不能，因为自己依然是一个庄稼汉，是一个要考虑自我利益的“小我”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大我”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小说把这个人物形象的自我斗争心理活动描写得非常精彩。在今天看来，郭振山的顾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而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这才是对郭振山的考验所在。党的领导人看到了郭振山的这些顾虑与退步，并且也力图挽救他，希望他能重新振作起来。郭振山也在思考自己的最后出路，思考自己是否要退党;退党的话他同样有顾虑，担心自己如何立足，姚士杰是否能把自己吃掉，蛤蟆滩的人又会如何看自己。综合考虑这些问题之后，他做出了一个选择，依然要在党，但是依然只顾自己的“小家”。而他的这个选择与党的要求是有距离的，所以在后边，郭振山没有被推选为社主任，而是让他到一个新的互助组进行锻炼。小说交代了郭振山的出路，也描写出了郭振山的犹豫。所以说郭振山这个形象，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真实性的人物形象，是非常生动的、鲜活的。而郭振山与梁生宝这种理想性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成为小说叙述美学张力与动力所在。
除了梁生宝外，小说还有冯有万、高增福、欢喜等非常有个性特征、正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一代农民形象。冯有万的人物形象特点是“急”，性格像大炮一样，有啥说啥。高增福这个人物形象的特征是斗争意识特别敏锐，态度非常坚决，绝不妥协，是一个斗争性、革命性很彻底的人物形象。欢喜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年龄小，说话直接，没有经验，在跟周围人的交往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成长中的、不成熟的但是又很可爱的特点。而拴拴这个人物，一方面他本身不够机灵，另一方面受父权的压迫，这些因素使他形成了一种毫无自己主意的性格;但是他很有力气，很能干活，他是一个单一的、悲哀的青年农民形象。事实上，除了蛤蟆滩互助组里面的青年农民形象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青年农民形象，就是富裕中农郭世富的儿子永茂。相对于其他的农民青年，他是一个初中生，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青年。受父亲的影响，他对蛤蟆滩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很冷漠的，是漠不关心的，是有隔膜的，他对像改霞一样去丈量土地这种事情，是鄙视的，他认为做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作为一个有文化的青年，他是看不起蛤蟆滩的农村事业的，有更大的追求。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有文化的乡村青年形象。但是对于这一部分，作者并没有充分展开来写，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没有被呈现出来，这是小说的一个缺憾;如果把像永茂这种具有另一种不同精神追求的青年个体展开来的话，小说可能会更精彩。
除了以上几类人物形象之外，在《创业史》里边，还有另一类人物形象，就是被称为“半边天”的女性形象。除了老一代女性形象外，作者着墨更多的是青年女性形象，特别是对改霞这个形象的书写。里边有好几章专门对徐改霞的心理进行描写。改霞是一个明媚亮丽的女性形象。作者不惜笔墨对她进行赞美。徐改霞非常纯洁，有着一颗水晶般的心。小说塑造了改霞这样一个在封建意识比较浓厚的乡村，力图突破牢笼，努力追求自我幸福，具有更高的人生目标与人生追求的乡村女性形象。作者一方面写出了改霞对党的事业的认同，写她对永茂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冷漠与鄙薄的态度的不认同。她说我看到的不是钱财，不是权势;梁生宝对社会主义事业热爱的心，深深打动了改霞，让她觉得梁生宝应该是她追求的、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她又是犹豫的、不自觉的、矛盾的。对于她与梁生宝的交往，她的母亲表示反对，代表主任也表示不认可，并且给改霞指引了另一条道路，就是去工厂工作。这让改霞认识到，这个时代自己还有另一种发展方向。在乡村发展和城市发展之间，国家选择城市化优先发展的道路。对于改霞来说，城市是一个陌生的空间，此时的城市对她来说没有太大的诱惑力。改霞在西安学习的时候，对那些追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青年女性是看不起的。改霞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对梁生宝的事业充满了感情。但是对自己与梁生宝的感情，她犹豫不决。改霞与梁生宝的一段对话特别有意思。改霞对梁生宝说自己要到工厂里去，问他的意见，而这引起了梁生宝的误会，并且冷淡了改霞，说那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梁生宝从山里回来之后，徐改霞打破了以往的矜持，放弃了以往的犹豫，不再理会代表主任的话，也不再顾及母亲的反对，下定决心要跟梁生宝走到一起，共同开创新生活。梁生宝也看到了改霞冲破种种阻力要跟自己走到一起的决心，他突然有了要拥抱一下改霞的冲动，但是党性制止了这种冲动。当然《创业史》不同的版本对这个细节的处理也不太一样：在最初的版本里邊，梁生宝拥抱了一下改霞，在1977年之后的修改版里边，对这个细节的处理已经从行动改为内心的活动，变成了似乎想拥抱一下。
改霞在用一颗火热的、坚定的心跟梁生宝交往的时候，却遭到梁生宝的冷遇，梁生宝说自己现在来不及考虑这个事情，让改霞再等一等。这引起了改霞的警惕与反思，开始思考自己的选择到底对不对？她的这种愿望能不能实现？跟梁生宝组成家庭之后，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她发现，她自己在梁生宝心目中的地位比不上蛤蟆滩的事业，如果与梁生宝组成家庭以后，自己要生孩子，带孩子，做家务，成为一个家庭主妇;这和她去外边闯荡然后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是不相符的。可以说，这是改霞对于自己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很现实的考虑。所以改霞要选择去工厂工作，避免两个人强行在一起后给生活带来的别扭。从这个层面来看，改霞的思考可能更现实。我们看到改霞对社会主义的热爱，那颗火热的心是非常单纯的。改霞显然没有做好经受事业历练、日常生活磨砺的准备，还没有一个更坚定、更明确、更耐得住日常磨砺的心性。从梁生宝的角度来看，在与改霞的爱情上，梁生宝的犹豫不决、手足无措与他坚定的事业心形成一种对比。这一方面显出了梁生宝的个性缺陷;另一方面我们恰恰从中看到了一个接地气的、恋爱中的却缺乏敏感的农村青年形象，显示出了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现实局限性一面。
在《创业史》里边，素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形象。郜元宝认为，作为一个被压迫的悲剧性的次要人物，素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⑦。作者把家庭的悲剧对素芳的影响都描写了出来，仅仅是在模仿母亲而没有写出人性深度。而在另一方面，素芳跟王二直杠、双双、富农姚士杰以及梁生宝的交往中，体现出了这个人物形象内心的复杂性。特别是写到素芳在王二直杠去世之后的大哭。这种哭声，是她对真实自我的无言语的表达。无言的哭，胜过了一切言语，从中也显示出了素芳性格中坚韧的一面。
小说中塑造的党的领导者的形象区委王书记、乡党支部书记卢明昌及县委杨副书记等，写得都非常精彩。卢书记是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党的优秀干部形象。小说写到了外号“王大脑袋”的王书记帮梁生宝开介绍信，给予他发展事业的肯定、物质的支撑与精神上的鼓励等，塑造了一个非常坚强有力的党的地方基层领导者形象。《創业史》党的领导者形象是非常饱满、非常有力量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断探索的事业，需要党的领导者、基层的实践者和所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合力探索的事业。从《创业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杨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节奏和进程方式，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事业探索中的一颗颗火红、真诚、崇高的心。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蛤蟆滩的英雄形象世界，清晰刻画出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背景史和思想成长史，使“新人”形象有出处、有成长、有皈依。
《创业史》还存在着一种评说性的“看者”的形象。这些是一群在乡村中存在着但是没有名字的形象群体，成为另一种“沉默的在场者”的乡村评判性力量。所以说蛤蟆滩的世界是一个生动的、鲜活的、多样的、整体性的中国乡土世界。通过这个村庄的变迁，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乡村的新面貌。
四
《创业史》这样红，还因为其叙述手法的高超。文学是通过艺术性传达来吸引读者、展现它的魅力的，仅仅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来评判这部小说是不够的。实际上，《创业史》是一部交织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因素的乡土文学经典。诚如前面所言，小说既有着接地气的现实性品格，又有着很强大的理想主义精神光芒。梁生宝的语言、行为、情感与心理描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化的叙述方法。这种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精神光芒”恰好是这部小说与今天构成很强对话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创业史》是一部中国的古典叙事艺术和现代叙事艺术交融的作品。小说在散发着现代叙述魅力的同时，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叙述意蕴与审美底色。《创业史》开头以“创业”为线索，把“创业”作为一个中心叙事线索，写梁三老汉、上一代人以及村庄里其他农民的创业心理。姚士杰家族的创业史、郭振山的创业心理，以及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青年的具有另一种新的意义的创业史，全部串联起来⑧。“创业”始终是各色人物心中不变的“情结”，以此描绘他们悲欣交集的情感变迁及他们的交融冲突，体现为小说叙述结构、人物性格逻辑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小说贯穿着“儿女英雄”的传统叙事结构模式。除了“创业”作为一个大的叙述结构以外，贯穿整个小说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线索、始终吸引读者继续阅读下去的情节发展原动力，就是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感情。才子佳人式的书写、儿女英雄式的书写是重要的传统叙事模式。小说同样写梁生宝与改霞虽然“你侬我侬”、彼此有情有义，但是也遇到障碍，梁生宝有童养媳，改霞有旧婚约。随着革命到来，改霞的旧婚约取消，梁生宝的童养媳因为疾病去世，这样两人婚恋的阻碍被解除了;但是没有阻碍后，两个人的情感依然遇到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性的障碍，改霞的母亲对他们交往的反对以及代表主任对他们情感的不认可，梁三老汉对改霞的厌恶等。阻碍他们的婚恋因素，既有现实的因素、家庭的因素、传统封建文化的因素，还有他们自身的个性因素。小说的叙事方式既存在着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式的叙述模式的某些因素，更有很多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的运用，然而主人公情感的悲剧性结局，让人唏嘘不已⑨。正是这一借鉴中国传统“英雄儿女”的叙述结构与逻辑框架，让《创业史》读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情感丰沛饱满。
在“感情线”之外，作者塑造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中国古典小说中英雄豪杰式的塑造方法就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梁生宝在集体事业中，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胸有成竹的、不断克服困难的引领者形象。进山之后，梁生宝很多做法，都能显示出其“豪杰气概”。显然，对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作者在这种英豪之气中注入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涵，使梁生宝具有了一种更崇高的、更终极的，具有自觉性、集体性的精神气质。
五
《创业史》之所以这样红，还在于其对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创业史》作为一部诞生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乡土文学经典，对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特别是陕西作家群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对《创业史》的批评，本身就是一部当代文学批评史⑩。
《创业史》的影响史研究是特别值得思考和关注的一个维度。很多的论文在研究《创业史》的时候，同时把其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即与路遥和陈忠实的创作进行关联性探索。路遥在《人生》里也探讨了“人生到底如何发展，人生向何处去”问题;柳青在《创业史》中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11，路遥把这作为题记。《人生》中的高加林同样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选择。人生向何处去？不同于梁生宝的选择，高加林虽然也是出身农村，但是他是一个文化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人生阶段，高加林做出了他的选择：要走的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一条个体心灵自由舒展的道路。高加林的人生道路是在梁生宝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探索。这让我想到了路遥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平恰恰走了一条像梁生宝一样的道路。在这新的历史阶段里，孙少平渴望知识，勇敢寻求爱情，而《创业史》里面，梁生宝对爱情的态度是犹豫徘徊、退缩的一个状态。《平凡的世界》里边孙少平开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田晓霞向孙少平打开了心扉，向他抛出了爱情的橄榄枝，孙少平没有拒绝，两个人开始了平等的、自由的交往。这表现出了孙少平是一个在新的时代里的新青年能够开始进行一种有尊严的、平等自由地对待自己的爱情的新人物形象。所以孙少平人物形象的建立，是对梁生宝形象的超越与发展。路遥补足了柳青笔下“新人”形象的局限和不足，创造出了孙少平这个勇敢追求爱情、勇敢追求自由平等的新一代新青年形象。从某种意义而言，孙少平更具有人的丰富性，更具有现代性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孙少平最后的归宿不是到大城市，而是选择了煤矿，重新回归大地，到大地的深处去开拓自己的生活。这恰恰与梁生宝具有内在的精神同构性。他与梁生宝一样，是大地之子，从灵魂深处深深热爱、眷恋与皈依这片土地。
如果我们说柳青《创业史》的情感叙事，仅仅是一个纯洁的梦幻，路遥作品里边的平等自由之爱展现的是一个精神之恋，那么陈忠实的《白鹿原》里面写的是从肉体到心灵的追寻和探索过程，是灵肉之恋。《创业史》里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恋爱身体接触特别少。徐改霞把自己的手伸到梁生宝的手里，让他拉着她过河，用袖子去磨蹭梁生宝的胳膊肘。这是改霞在那个时代所能做到的一種从身体到内心的依恋、归属与最大胆的情感表白。田小娥的形象与《创业史》中素芳的形象有一种相似的精神状态，她们都是一个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但是田小娥发出了她自己的声音。当然对田小娥的书写还是有局限性的。《白鹿原》里边的另一个女性形象共产党人白灵，是一个灵肉交融的人物。白灵和鹿兆鹏的爱情是灵肉交融的情感。这恰恰弥补了诞生于特定年代里的《创业史》创作上的不足。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能够跨越时代，不断与新的时代进行精神对话，对当代人的心灵给予滋润、慰藉和启示。《创业史》从发表至今已过60年，为什么这样“红”，就是因为《创业史》包含了作者柳青对社会主义新乡土中国全部的爱，凝聚着他在乡村的全部观察、体验和思索，就是因为在其中描绘的梁生宝、改霞、素芳、梁三、郭振山、郭世富、欢喜等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身上注入了全部的生命之气，就是因为这里面有着连接古往今来的人类一直追求但一直没有实现的共通的理想、爱与正义事业。毫无疑问，《创业史》的道路、人物，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但是其指向是未来的、开放的，闪耀着对话性、精神性与理想性的经典光芒。事实上，新世纪的今天，柳青的《创业史》已经昭示了一种本土化的、中国故事叙事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路标。
【注释】
①郜元宝《千古一哭有素芳——读〈创业史〉札记》、贺仲明《一个未完成的梦——论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形象》、马兵《〈创业史〉中的女人们》、文雯《〈创业史〉中郭振山的典型意义》、马家骏《悲与喜的结合——谈〈创业史〉中王二直杠形象的塑造》、李星《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农民典型——试论〈创业史〉中的王二直杠》等研究都是一些新的开拓与探索。
②旷新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③当然，对理想社会、对乌托邦的思考是当代人类和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呈现为非常开阔的、丰富的、多向度的探索与思考。当代作家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的《人面桃花》就书写了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者及其理想社会建构的审美探索，让我们思考到“乌托邦”之外的“反乌托邦”“恶托邦”意识。而更早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人类科技发明的生物控制技术的“美丽新世界”里，预言“生物统治”从胎儿未出生的生命基因就开始了。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乃至失去了爱情，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独立个性与创造力。当代作家关仁山的乡土长篇小说《金谷银山》中就设置返乡建设美丽社会主义新乡村的范少山。他不仅阅读《创业史》，而且以梁生宝为精神偶像，致力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创业史》及其主人公梁生宝形象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一种整体性、多维度的精神对话关系。
④⑤⑥11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第99、104、129、243页。
⑦郜元宝：《千古一哭有素芳——读〈创业史〉札记》，《文艺争鸣》2018年第8期。
⑧《创业史》的“创业”首先体现为对财富的追逐与梦想。但是梁生宝、郭振山、梁三、任老四等人不同的“创业观”、不同的“财富观”，特别耐人寻味。尤其是小说中，多次提到梁生宝对“私有财产”的憎恶，对消灭私有财产的“认同”，而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构成张力关系，与自身以“财富”吸引贫农参加互助组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构成了一种内在张力。《创业史》中的不同财富观，值得深入探析。
⑨对此，冯有万戏谑梁生宝是感情的“窝囊废”;乡党支部书记卢明昌，因为是自己的推荐，误将改霞推离了梁生宝而懊悔不已;但有意味的是，区委的王书记知道了这事，表达了改霞“有些浮”，并不适合梁生宝的看法。
⑩对《创业史》批评的研究，本就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史，涉及当代文学批评理念、标准、审美趣味的时代变迁与文学观的更迭。而为什么偏偏是《创业史》，而不是其他作品，获得批评家超越时代的青睐，值得深深咂摸品味。
（张丽军，暨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ADZ27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W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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