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德宜著&&满族哲学思想研究&&11页，有如此惊人的
我的文章文章周密属意对待满族生存环境的一点看法 - 阅读：0 - 评论：0
Ma freeju Bnomerica free denting bummociwithionrnombisexual07 February对待满族生存环境的一点看法by Shumulu又是新的一年发端了，在辞旧岁迎新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满族人想对满族今后的开展说一说本身的看法。在08年的12月，中国的穆斯林渡过了本身的古尔邦节，这使我想到了满族的颁金节，以及我在上学时代，同西南民族大学一位教师的对话。他曾经很自傲的说，海西女真。西南民族大学的校历上标注了中国56个民族的节日。我就问他，校历上有没有满族的颁金节。那位教师很狼狈，由于他不知道什么是颁金节，更不知道满族除了书上说的过年、院校、端午以外，还有本身的民族节日。为什么曾经设立了一个王朝的满族会沦落到这种境界呢？我并没有非难那位教师，由于事实上，在满族外部，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颁金节。颁金节结果是哪一天，听说有如。有几多人能够答下去？我可不达观。固然今朝在西南区域的一些地方举办了所谓的女真人、满族人的文明庆典、活动，但仅从电视上看，我就知道了，这些仅仅是作秀，惟有商业目标，没有文明气氛。而族人们组织的长白山敬拜等活动，固然是处于民族情感，但在民族外部影响力甚微，而且没有获得官方的支撑。在网络上，充塞着对满族的仇恨。看着那些言语，女真文字。我有些胆战心惊，借使中国是卢旺达的话，我毫不疑忌，汉族会对满族实行民族灭尽的屠杀。我不知道，为什么经过了几百年，想知道温州皮鞋有哪些品牌。满族非论在措辞、习气、饮食、服装等都仍旧同汉人没有什么分辩了，可是汉族依然如此仇恨满族。反倒藏族、维族这些生存着国度分裂权势的，汉族反倒都变成哑巴了。这或者同满族在公告本身主张的时候也是用汉字相关，由于汉族他们不相识藏文、维文。这也同一些族人的偏激议论相关。一些族人宣称要对抗汉族的“抑制”，央浼设立满族自治区，以至要把西南从中国分裂进来，重建满洲国。我曾经也是设立满族自治区的赞成者，但随着资历的富厚，觉得这是一个好久不会告终的“南柯一梦”。野人女真。除了国度仍旧显露表态不会再容许设立任何民族自治地方，在社会上也不会许可，以至可能激起对满族更大的仇恨。就自身而言，我们不去追溯那些是真正的满族，哪些是假意的。我只看能否真正的有民族情感。这不单仅表今朝练习满语上。满语练习是表现满族身份的一个证明，但社会上关于满语练习的材料纷繁错乱，听听念女真。族人自觉组织的满语练习班林林总总，但都没有一个体系，民众只是处于民族情感练习，有的还存心思。但是满语对待即日的满族人来说，以至比外语特别目生。如何练习满语，gt。如何更好的担任满语，如何让族人们更快的学会满语如何让满语不会成为死的措辞，这些是练习满语必需面对的题目。练习满语的在满族中心是多数，能够流利应用满语的则是多数中的多数。以至，很多满族人也对待练习满语五体投地，以为学了没有用。练习了满语，由于没有应用的环境，学了也很快就会遗忘，末了以至练习的亲密也消磨光了，撒手了。目前在高校之中，有满语专业的我仅知道中央民族大学、黑龙江大穴、承德民族师范初等专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但这些学校开设满语学校，不是为了引申满语，更不是问了复兴满族的文明，而是为了办事于满文文献的翻译。读宋德宜著&&满族哲学思想研究&&11页。中国档案馆是满文文献斗劲鸠集的地方，还有契丹文字、女真文字　但是要想进入到这个翻译体系，不是每一个满文文史专业毕业生都能够做到的，而社会上的满语应用者又不被认可。这使得国度提出的营救多数民族措辞文明成了一场贻笑大雅的作秀。当今的所谓满族文明接洽都只是盘桓在不疼不痒的地方，既不能也不允许举行深远接洽。例如，满族在历次“反动”、行动中所遭遇的毒害好久都是中国满族接洽的禁区。看看满族。12:48:44 --31 Ja freeuary回复满族名字- 我私人看法民众都许可，复兴满族文明最难处，应是回复母语。次之为穿保守服装。最容易的事，是给本身起一个满族名字。一个满族名字就是一个传布口号，就是一个广告，一个传布机器，而且名望越大，恶果越佳。只是在本身满族社区里用，不必改户口本。不否定，有族人起着隧道汉族名字，女士皮鞋品牌排行。儒味极重，却花很大的精神搞民族复兴，就是不肯给本身起一个满族名字，把此看得比剃发易服还难，给人的感想是汉化的结果 - 精神分裂症状，生活在两极对峙抵触中。一方面对民族的追求，另一面，根深蒂固的汉人恶习，心田的苦楚自不在言。满族名字是使我们区分汉人的重要标志，否则无论怎样复兴，都让人觉得同汉人无异，尤其在我们应用汉语，民族行将磨灭，看着lt。危机首要的今朝，应用满名，意义巨大。百年前族人应用汉名，是出于统治必要，还不生存民族磨灭的危机，却不可相提并论。这里要谈的是如何起满族名字。满族人起名字是小孩刚降生时由小孩儿起名。平生只用名，非特别正式场面境界，不消姓。名字依据部落，山河，地名，时间，地点，环境，以至用 动词，描述词，海西女真。名词，数词，很敏捷。我们民族文明仍旧展现断层，大局限人每天为生存奔忙，父母大多已汉化，对比一下研究。不大可能给你起一个满族名字，奈何办? 我们本身来吧！以下的倡议可作为参考:1) 让三家村或西伯老人起名2)找蒙陈旧人起名3)依据本身的姓回复回满族名4)查家谱5)最单纯，本身给本身一个满族名。我的名字"DORHUN"是西伯人赵春生起的。借使你排行老二，为什么不叫"卓奇"/juweci。借使你妈通告你，你是.朝晨降生的，就叫 "额耳德"erde 好了。借使你大胆善战就叫"巴图鲁"/softbisexualngl bwithulu 吧。借使是春天降生没关系叫"年尼俄里"/niyengniyeri 。借使你姓朗，倡议你回复应用"纽骨鲁"/nuhulu。我爸爸家族上是"[库雅喇]/Kuyinga ，我不知道海西女真。如有人也出自此部落，请联系。同"前辈"的汉文明比，建州女真。我们满族人起名远比汉人容易，由于词汇富厚，语音富厚。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就怕你没有胆量享用侃侃而谈。给本身一个满族名字，就是给本身心灵一个家。没有家的人是多么的伶仃呀！！以下网址为参考:show.or netx?id=246&cid=138&pgrow old=1515:53:46 --美国哈佛 满学专家 Mark 讲学2009年九月20日在纽约FLUSHING跟综报导与会人数35 - 40 。1/3白人，2/3满人或汉人。举行一个钟头又二异常钟。用英语讲。除了我和定王府的格格，其别人看下去都像汉族人。纽约满协会会长金先生和几个会员也到会。形式:who were Ma freechuia frees?Ma freechuria free La freegugrow old.Why did so few people conquer china?- 满族对中国的征服同诺曼底民族(今朝的德国人) 对安格鲁 撒克孙民族(英国) 的征服有很多无别之处。事实上野人女真。- 满族给中国带来的土地比明朝的土地大出一倍。- 满族人的源头 - 竟博湖 三仙女的故事- Nurgair coolingi 与 Fa freeca 的联系- 满族人很大水平经受了中国的文明，特别是京剧- 满族人没有完全被夹杂，局限特点仍有保存。- 在周的关心下，满族人的境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厘正，七十和八十年代有复苏的迹象。- 满语自19世纪20年代已不再应用。他曾受惊地发现1820年代用满文写的末了一个文件。- 上世纪二十年代惟有二百万满族人口。今朝有上千万。- 满语更生? 疾苦重重，但并非没有可能 - "But who knows?"(难以决断)。- 去查布察尔县西伯族自治县，受惊发现索伦干，lt。婴儿摇篮(满族保守)。我的发问: 有没有DNA技术来甄别满人与汉人? *: MARK 曾与英国DNA专家作过NURGACI家族的DNA接洽。答: 用此技术区分满 / 汉 还没有，但有甄别NURGACI 家族的DNA技术。(我自问，难道NURGACI与满族人还有区别?)我的发问: 保守满文教学好 还是拉丁转写满文好?MARK 游移片时答: 对初学者，拉丁转写满文还是容易。我的发问: 如何执掌满文缺少词汇?答: 参考 西伯语(显然他不知道西伯语用了大批中文)。趁便一提 MR。MARK 不是措辞专家(他本身讲)。他只是满学和中亚民族和历史学专家。与会者问(白人) : 如何从姿色上区分满族人与汉人?答: 满族人与汉族人区分不是很显然，特别是当代，但确有不同，他提到 塌鼻子 平宁脸 (flwith fstar simply nose)! 他应当特指汉人(我与格格都没有听太清楚，会在下次EMAIL里盘查)。 *:会后，看看读宋德宜著&&满族哲学思想研究&&11页。当我通告他，我是百分百的满人时，他很旺盛，并说我和汉人不一样，并笑言，让我留祖宗的胡子。当我先容格格是乾隆家大阿哥的后代时，MARK 笑言，他是个不利的家伙。他在出乾隆的书。学习野人女真。会议中，他让格格站起来，让民众看她穿的旗袍 (满漂亮)。问: 西伯族是不是西伯利亚人?答: " 不是"与会中，有位女士 (汉人? 满人?) 举手，未经MARK许可，便急如星火，并心平气和大叫: " 汉人是CHINESE，满人也是 CHINESE。"场面狼狈。"。。。。。 Sorry." 答。海西女真。由于有下一场会议要举行，讲学匆促忙忙中终止，很多人想发问没无机遇，有些缺憾。此次讲学，是由 FLUSHING 图书馆的 李女士 和馆长Paul(汉人)牵线促进。李女士有1/4的满人血缘，他的出书有 " 北极的勾引"(我看了下，写的还不错)，可能还有其他的书。但她没有到场讲学会。他还重点提了一下满族女人的社会或者家庭身分相比之下都比汉族女人高，譬喻不消裹脚没关系本身出门等。还说了满人刚入关央浼汉人剃发以区别信服的汉人和不愿信服的满人，厥后就逐步央浼完全人都剃发。以及满蒙藏之间联盟，比中国任何历史时期的民族联系都要敦睦，联系亲密等。80年代初很多满人re-register identificine card to identify 本身是满人，很多老满人发端给子孙讲往时的历史，想知道海西女真。通告他们"我们和汉族人是不同的"。。。你们也没关系议定官方或半官方约请MR。MARK 到北京讲学。如有题目请同我或格格联系。15:50:10 --本页目录- 满族人的祖宗金发碧眼 (黄发绿眼)- 我们缺的东西太多了- 回复满族名字- 我私人看法 by "东满"管理员- 美国哈佛 满学专家Mark 08年九月20日在纽约FLUSHING讲学跟综报导满族人的祖宗金发碧眼 (黄发绿眼).读宋德宜著&&满族哲学思想接洽&&11页，有如此惊人的发现，祖宗竟是金发碧眼(为什么早没人讲?)，难怪很多满族人 (纯满族人) 的眼睛不是黑色。"…自东沫之北，江之东，听说有如此惊人的。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 围班照旧界外!自推雄豪酋长! 小者千户! 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 极遥远而近东海者，则谓之东海女真。发多黄，须鬓谐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 *。"生女真”即是"野人女真"，在即日的黑龙江一带。”东女真”即是"建州女真"，在即日的辽宁一带。建州女真。细读此文，得知:"发多黄"，"目睛绿者"。如此。即大局限人是黄头发，绿眼睛，并指两个州的女真。"野人女真"，"建州女真"是同种同族，相距千 里. 锡伯人的话获得考证 以前有锡伯 (女真的一个部落)同伙通告我"锡伯的祖宗是金发碧眼"。我难以自信。今朝看来此话决非空穴来潮。只是距汉族人太近，时间长了，种族的色彩也发作了变化。阿拉伯的回族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摘自&&三朝北盟会编&&。13:18:16 --Naudio-videoi formwithgineNaudio-videoi formwithgineClinvestigdined onSefoot postureLogin用户名 密码 公共场所电脑My LinksPowered by文章出处：
文章标签：
文章评论（共0条）对于海西女真事实上有如此惊人的对于哲学思想想知道gt惊人(责任编辑：admin)
------分隔线----------------------------
免费法律咨询
在线提交，三十分钟内百分百回复！
版权所有 邮箱：
建议使用：分辨率，16位以上颜色 | 沪ICP备号
工作日：9:00-18:00
周　六：9:00-12:00
法律咨询5分钟内回复请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网站CEO微信，与CEO对话“摸到生活的敏感部位”
——与余一鸣对话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最近读了你很多小说，《不二》、《入流》、《潮起潮落》以及《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等等。你知道的，我是个靠读小说来与作家沟通的人。一下子有了很多感觉。
余一鸣（以下简称余）：谢谢你读我的小说,
写作的人希望有评论家关注作品。
姜：我发现，你有两个世界。小说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金钱的，也可以时髦一点说，是讲市场经济或资本的。另一个就是教育。你身处名校，看到了很多非著名学校的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余：我只能写自己的思考够得着的人和事，太虚幻我个子不够笔力也不够。
姜：这样看来，你在这样的年龄差不多是重新开始写小说，因而也就很容易地裹挟着自己厚重的生活进入小说的殿堂了。我深有感慨的是：你的小说的接地性特别强。
余：上个世纪末，
我评高级教师职称面试时， 有位评委看了我的作品目录， 说， 你怎么突然不弄小说了？有五六年你没发表小说了。教师评职称是不看发表文学作品的，我报上去有投机取巧之嫌，想博个附加分。这位评委也是个非正统的语文特级教师，居然喜欢文学。他反复说，你放弃小说可惜，太可惜了。那时候我感觉到不写小说其实也可以很快乐。这位特级教师溢于言表的痛惜提醒了我，我把写小说这件事丢下了，这本来是我丢不下的一件事。
姜：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中学语文教师，我觉得应该个个会写那么点东西。但现在的气候，不像叶圣陶与朱自清那时候了。你一个语文教师也写起小说来，肯定在旁人看来是不务正业了。对了，我想问的是，你现在重返小说现场，肯定是因为内心有着一种不甘了。
余：为什么五十岁了还在写小说。真没有认真想过，十六岁考大学的时候，
所有志愿都填的是中文系，最终是进了中文系。现在都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那时的我没听说这句话。我读中文系不是为了当语文教师，我的父母都是语文教师，我从懂事起就不屑父母的职业，但是我那时觉得当作家读中文系是条近路，而要想读中文系，我的高考成绩只能进师院的中文系。我无奈地进了师院，这对十六岁狂妄少年是第一个人生打击。我十五岁那年，
高考刚恢复，我所在的苏南小县组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中学生作文竞赛，我有幸成为三个一等奖之一，不知道为什么，县城的大街上甚至县政府大院都张贴着大红喜报，几乎家喻户晓。成为一个作家的萌芽从此就在少年胸怀膨胀，并且分蘖抽叶镶嵌在血肉中了。
姜：不过，我觉得，对教师这一职业——不好意思，我也是这种职业圈子里的人，我现在发现，一方面要觉得它神圣，但另一方面，也要通达一点。没有必要不屑，但也没有必要特别看重。这话多少有点离经叛道了。罪过。但是，怎么说呢？哪样事情，都能见出人性与人心。佛说一花一世界哩。
余：读了四年大学，我受了两次处分，打架，带队打群架，动辄出手，其实是缘于内心对越来越近的语文教师这个职业的恐惧和抵抗。那时中文系师范生也未必是做语文教师，我的同学大多进了机关和高校，只有我们几个年幼无知的小同学进了中学。
姜：你说到这一点，我倒是想说，中国式的事情，就是中国式的。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都不想点破而已。都说那时候中文系的本科生少，但我们也没有被捧上天。与你一样，我也“被放在信封里”，派送到了乡村中学。
余：与一帮大哥大姐做同学确实占不了上风。但有一点我很得意，在那个写小说成了中文系学生人人追风的年代，我是全年级同学中唯一在文学杂志发表小说的人。这让我非常狂妄，狂妄到自认为，我是不可能做中学教师的。或者，我不可能永远呆在乡村中学一辈子的。虽然，当时，我已经被分配到了乡下做老师。然而，我没有当一回事。到了正式上班的时候，我还在黄山呆着不肯回家哩。
姜：现在不再是乡村教师了，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了。
余：很多年后有一个作家常常这样介绍我，非著名老作家，比我发小说还早六七年。此人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毕飞宇。不过，毕飞宇讲这话时，我内心五味杂陈，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朝他著名的光头翻一个白眼。
姜：呵呵，非著名老作家。这说法挺“不二”的。据我所知，你也下过海。这可能是你的小说接地性强的原因。我看《不二》《入流》这些小说，那里面的人与事，都让我觉得有点骇人听闻与惊心动魄。这个海，真的是海，藏得很深啊！
余：有一段时间，下海成风尚，我兼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譬如，我成了县城第一批买商品房的人，我的父母说你一个中学教师怎么能这样？我说那我辞职。我的父母当然不许我丢了铁饭碗，于是只能对不肖儿子睁只眼闭只眼。
姜：我发现这段下海的经历，对你来说，非常有价值。现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从海里爬上来了，但你现在捧出的这些小说，让我发现，这深海里，隐藏着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当然了，事情我们不知道，但人我们是认得的。人性大抵未能逃出你的法眼。
余：做生意，从长远看是做人。但我下海那些年生意场尤其不规范，做生意是猜人，胆大心细观察对手。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放下尊严，尊重规则，洞察人心。
姜：但我们还是先说教育吧。这是你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也构成了你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教育，其实大家都想说两句。毕飞宇说教育就够多的。我看他最近一个短篇《大雨如注》，就说得非常透辟。你的小说中的教育世界，我后来想了想，不过也是我们世俗生活的一个部分。我只能感叹，未能逃过一个“俗”字。你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最初的看法，也还不是从俗字出发觉得它不配你的大学中文系的身份吗？说笑了，你别当真。
余：为人师表是一件痛苦的事，我有很多年的努力是摆脱这个身分对我的束缚。贫与酸是那时所有中小学教师的标签，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家教还没普及，另一方面当时教师工资确实很低。摆脱贫与酸我很快就做到了，但是还有别的标签粘在我的后背，比如说要求教师任劳任怨，品德高尚。但我有时真的难以高尚，我做教务主任时有一回，一个考体育的男生把班主任撑在黑板上抽了五六个巴掌，教师在校长室哭诉，校长也无奈，反过来以奉献牺牲劝导。我鄙视这样的“高尚”，放学后我守在校门口，拦住这个男生，一拳接一拳将他打趴在地上，告诉他，出了校门老子就不是老师，你再犯浑老子在校外见你一回揍一回。我当时想的是大不了我不当这中学教师罢了。想不到的是，没人告我的状，学生在我面前都老实了，因为这个老师不是别的老师。
姜：看来，你的骨子也还是有一种不羁的野性的。怪不得小说写到那些“入流”的“不二”人物，手一点不软。
余：从读大学桀骜不驯到做教师恶名昭著，从商场赌身家性命到追债漂泊长江，都经历过了。很多别人在乎的东西在我眼中都可有可无，我不喜欢做语文教师，但从教三十年了我还是一名语文教师，因为我已懒得厌倦，在这个行业内我无偶像，对自己无要求。但是，就小说而言，哪怕自己不写，我也在坚持读那些好的小说。当然，读到别人的好小说我会难受，我自己的隐痛是什么我心里清楚，
那就是凭什么我写不出好小说。
姜：到南京后，应该有了改变了吧？坦率说，我也有一段时间放弃语文教学的。但，这种放弃与你一样了，最终还是要拿起来，而且还要拿得非常漂亮。
余：在我落脚南京后，身边的朋友圈不乏文人，我的重心转向了写小说，真的是宿命。从我的性格而言，在当前教育体制下，我做学生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做老师不是一个守规则的老师，写小说倒适合我，这些年来小说界潮流变幻，编辑和评论家喜新厌旧，不按套路出牌倒能创造惊喜。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做作家的，谦虚地说，年近半百蓦然回首，我是个没有远大目标追求的人，也就只有写小说这件事能不让我厌倦。在我写完《不二》《入流》《放下》等淘金题材小说后，有作家和评论家朋友都担心我下面怎么走，似乎我的独特的生活积累挖光了，重复题材重复自己是必然的下坡路。
姜：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理论家们不懂这事。我们不扯了。
余：其实，生活的源泉无穷无尽，这句老话真不过时。我写那批小说，正是盛行打工题材小说的时段，很多写底层农民工的小说走红。我不喜欢跟在后面走，写小说是关注灵魂的事，社会转型期心理最敏感的人群是先富起来的人，做一个暴发户得有精神准备，否则钱多反而破坏人生。我选择了这批人做我小说的主角。
姜：但你的小说中，这些人物的背后，还是有着很多深刻得惊人的东西的。我看过你在写这些人时，有一个人物特地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佛堂。
余：是啊，我这些小说后面都各有一个佛教故事，甚至小说题目本身都源于禅语。只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已融入大众生活，大家麻木了，我用来做小说题目其实是一种提醒和揭发。生活积累与经验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是摸到生活的敏感部位。
姜：所以我说你的小说的接地性强。写长江上的生意，视界非常独特，但是，恐怕当代作家中少有人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余：应该说我没有让朋友和读者失望，后来我也写出了《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这样的小说。
姜：写教育，也应该是我们这些人的看家本领。不过，浮泛的教育题材小说，现在还真不少。
余：是啊，教育题材的小说很多，怎样写才能与众不同是我的努力方向，讲实话，《人民文学》先后发表这两个小说后，我有点紧张。大家都熟悉的地表，只有打深井才能避免肤浅雷同。必须触及深处才能有惊喜。都说生活比小说精彩，但生活还是撇不下小说。小说贴近生活，又承担着比生活更广阔的期待。
姜：教育是一个深井。当下的教育，更有很多可以言说的地方。我们都相信，很多年后，我们回顾我们现在的这一段教育时，会有很多感喟与感伤。
余：读一部小说，读者是不会满足于一个作家只对生活的临摹的。生活可以如河流任意流淌，小说必须曲里拐弯，把握深浅缓急，水下必须藏有鱼龙。这是小说家的使命。写《种桃种李种春风》时，我一方面要将生活本色的一面呈现，又要经营人物复杂情感，从深处挖掘制度的丑恶。我在修改时要求小说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写现实的丑恶不是引发泪水，而是激发思考和革新。人性沦丧的荒原上依然有人性美的芽尖。艺术说到底，就是把生活中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变低下为高尚，变痛苦为愉悦。
姜：对啊！一方面，我们要正面现实，一方面我们还要对现实有所期待。
余：常常有人告诫我，你的小说都是揭示阴暗面，不讨人喜欢。确实如此，我这个年龄的人，同学和朋友在官场和职场，大小都已混到些名堂了，尤其回家乡，他们都是在父母官位置上。有老同学说，上级领导看了你的小说，对我的政绩加的是负分，你帮帮忙好不好。我苦笑，我并非有嗜痂之癖，只是现实如痂，不撕掉它不能长出新肤。作家要做社会的良心，这话放在我头上是托大，但是至少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我的小说能刺痛一些人，能警醒一些人，激发人性，也算为民请命。
姜：你这里倒是提醒我想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的问题。现在，多数作家的写作仍然是关在了书斋里的自娱自乐。或者，就是泛化了对生活的判断与认知。就譬如我们的教育，其实大声疾呼者未尝没有，但是，喊出来的，又过于宏大叙事了。
余：基础教育问题，我不相信那么多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弄了几十年真的弄不好，他们没那么笨，他们想的不是搞好教育，而是我怎样才能从教育中获取最多利益。我目睹的种种腐烂，在笔下实在开不出花朵。我只能从人性角度呼吁，我只能敦促良心复苏，讲政治，讲民族未来。我也渴望有一天，我的文字是锦上添花，有功德可歌，无伤痛可泣。
姜：这就是一个教育者的良心与良知啊！其实，不是我们看不到，是我们说不出，也不肯说而已。放在心里，也宁愿烂在肚子里。这一点，我与你不同了。我相信，很多腐烂的东西，将会开出花来。教育，不再是那些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的教育了，它是人民的教育，是老百姓的教育，是普通教师的教育。甚至是孩子们自己的教育。听说过那些拒绝高考的孩子们的事吗？我相信，会有一天，有像你这样的作家再一次写出像《班主任》那样振聋发聩的故事来。启蒙与开智，仍然将从教育开始。
余：我不知道哪一天有多远。因为在外国语学校任教，我的学生大半都是出国留学。我女儿初中去欧洲交流读书，高中去美国交流读书，回来后告诉我们别想让她读国内的大学。后来去读了多伦多大学，人家不愿回来工作。我就这一个孩子，我让她读了一流的重点小学和中学，还有一流的重点大学可以保送，但我留不住她。我是一个教师，我觉得很悲哀，很失败，套用方方的小说题目，这不是一个家长的悲伤。留学潮就是对高考的拒绝，我的在写小说在写这个题材。
姜：对了，我想说说你的语言。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你的语言了。我发现，语言这东西，其实与内容大为相关。我发现你在写很多小说时，譬如，写剌蛄的那一篇，《放下》，那个谢无名，还有他的女学生刘清水。一个是放下了，一个没有放下。极有意味。我看出来了，你似乎还有一种想保留生活原汁原味的东西在作品里。哪怕这些东西在作品里旁逸斜出。坦率说啊，现在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过于精致，少了些旁逸斜出的东西。
余：是这样的。不晓得你还记得否，大概六七年前，我，你，毕飞宇，还有那个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朋友，我们去了我老家一个叫“迎湖桃园”的度假村，晚上喝了点小酒，天热，我们先是在车上，后来到了度假村，在池塘边上。这一路下来，我们一直在唱歌，大声地歌喝。从文革歌曲唱起，一路唱到当时的流行歌曲，有独唱，有混唱，乐唱不疲，四个人把Ｔ恤都脱了，光膀子吼。酣畅淋漓呵，比在歌厅过瘾多了，不要灯光修饰，不要伴奏，不要小屋子，连陪唱的小姑娘也不要了。这就是我后来写小说《入流》的感觉，汹涌澎湃，挟泥带沙，顺势而下，无忌无顾。人生中难得有这样的状态。有人批评我的语言不纯净，不唯美。也有人赞扬我的语言气势磅礴，势不可挡。我都听取，只有我明白我只能这样写。我在长江沙船上的日日夜夜，在寂寞的航行中，我常常复述场景揣测第二天可能的遭遇，那其实就是为以后的写作作准备。我不相信那些快手能写出好小说，除非是多年经营后的倾泄。写那样的生活，你如果斯文就是假斯文。
姜：那一天的事，怎么会忘呢？那时候，你还真是一个非著名作家的状态，你送了我两本书，范小青作序的那本也给了我。那时候，状态确实没有出来啊！不过，有了一个著名作家的底色了。好，打住，话说回来，鲜活的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最起码的语言标尺。我的看法是，哪怕泥沙俱下，总比无泥无沙胜过千倍。何况，只有真正的泥沙，才是真正有着地气的。
余：小说语言要讲究趣味，这是我的自我要求。情节悬念上的引力，那是构架上必须要有的榫眼，但是语言的生动，那是鱼身上的鳞片，全身都要鳞光闪闪。重口味的情节再重也超不了生活的荒诞，但是语言的心领神会是作者与读者的默契，那就是心心相印了。
姜：你用新闻发言人“你懂的”来说事儿了。
余：中国语言的诡秘和生机是小说家的丰盛大餐啊！一个南方作家，不能耽于小桥流水，清水芙蓉，更要捕捉天地众生间的约定密码，插白于明与暗规则，笑不露齿，笑不捂肚，一笑而过，云淡风轻。这是我向往的小说语言效果。它追求的不是唯美，而是与读者的契合和响应。沈从文废名的语言当然好，但那是那个时代的好，文学史上的好，放在今天这样写小说，恐怕就不是那回事了。现在的作家作秀和摆谱的人少了，时代变了，作家褪去了光环，实在要做秀场，往往是出于书商的压迫，行内人都理解和同情。
姜：出于书商的压迫，出于市场的考虑，都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只不过，这是那一类作家，不是这一种作家。
余：我不鼓励学生去做作家，有一次一个高中就出过小说集的学生高考选考美术专业，我为他惋惜，家长笑言，一个三流的画家也会比一流的作家富有，这是实话，我没有生气。如果想凭写作发财，概率小于捡垃圾。我还有一种想法，学生不想做作家，我尊重他的意愿。但作家很多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选择，是人生经历铺了路，是天赋文禀，使得作家不得不写了。在我们青年时代，把当作家作为理想，那是神圣。但今天若有学生这样想，家长要急疯掉。当今时代，人人皆可在网络做作家，作家不是梦。以前县一级文联设文学协会，现在都改为作家协会了。作家普及化，就像当年小靳庄的农民人人做诗人，是好事，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我于是也发现，写作并不会显得你特别牛了，你想写就安安静静地写，就像吃饭穿衣一样人人都会，你讲究你就把小说写得好一点，写得好你可以偷着乐，但不要炫耀，有可能张三棋下得入了段，李四打麻将赢了楼，术有专攻，你那行未必比别行高出一筹。我年轻时写小说不是这心态，想成名，想写出经典，撞得头破血流。后来自己写得少了，心里还是不服气别人。再后来潜心小说，出发点是跟哥们儿较劲，写出几篇能拿出手的，压力也来了，怕人家说底气不足，憋了劲写到现在。这样的心态我自己很享受，我不指望小说能给我带来名利，写小说就是写小说，跟在健身房里与伙伴较劲道一样纯粹简单。
姜：是啊，写作出乎自然，归于水到渠成。写小说，就得尊重这个行当的门道。这是天道。所以，我看你的泥沙俱下，倒成全了你。譬如，丰富的感觉与细节，让你的小说有了一种活力与霸气。甚至，我说过的，有一种蛮劲。而这种蛮劲表现在文本上，那就是虎虎生气，是一种非常质性化的文学感觉，是一种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小说的有机性。不好意思，我又在卖我的“文学有机本体论”了。
余：我比较注重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写人物最有表现力的是动作，其次是语言，然后才是其他描写方法。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姿势的某个状态，在我们这个隐喻时代包含巨大信息量。我在人生的各阶段经历中，喜欢观察和发现别人的细微动作。观察对象有时是大街上的陌生人，有时是我的谈判对手，有时是道貌岸然的上级领导，在紧张甚至危险的时候，瞅个空子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写作者，是自我放松的妙想。把别人当成你笔下的人物，你无厘头凌驾于事件之上，觉得自己真有一种洞察人心掌控事件发展的能力。现在想起年轻时的无知无畏，还饶有风趣。
姜：这是写作中的异己感了。我记得毕飞宇刚出道时，就说过这种异己感非常体面。
余：我知道你做过多年的语文教师，而我今年已从教三十年了。现在的语文，已经与文学很遥远了。我做过追踪，1957年中学语文课本曾经单列一本《文学》，阅读量大覆盖面广，可惜没能长久。现在语文课本也有小说散文分册，要么不教，要么用非文学的手段去教，比不教还让人担忧。语文教师写小说，写出的小说肯定带着八股味，我自己也这样认为。
姜：你的尽脱八股了。我表扬一下我自己，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异数。上次在《中国教育报》上，我点名表扬了教育圈子里真正的教师作家。教师只不过是其谋生的职业，作家才是他真正自然的身份。我其中提到了你。你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不管你在哪个行当工作。我觉得，对一个作家而言，人们没有必要太关心一个人的工作场所。就像兄弟我现在也是一个生意人了一样。
余：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用教学思维置换小说思维，好的小说需要反其道行之。我出身于教师家庭，我做了三十年语文教师，作为名校也堪称名师的我，深深知道，目前高考指挥棒下的语文教学是反文学的，每个语文教师总有一天会醒悟，为师者难辞其咎。我能坚持的是三十年来我没参编任何教辅，我拒绝了每次编高考复习题的邀请。我常年坚持开一门选修课，《创意阅读与个性写作》，为所欲为地讲小说与指导写小说，我想会有学生将来记住我。将来倘若我有什么能留给后人，那就请允许我留下小说。为此，我该把小说写好。
姜：不能不说一说你笔下的女性。《不二》里，有些“不二”的女性，才造成了男人们不二的人性。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这种说法。
余：女人造就男人，反过来被男人造就。看一个女人，可以看出她身边的男人状况。作家比别人想得多一点远一点，男女联系起来才有深有浅。《不二》的孙霞看起来是男人造就的，归根结底是资本环境造就了她。男人抵抗不了凶猛资本，女性更不易，因为还要加上凶猛男人。
姜：当然，你笔下的女性，有一些非常可爱，可爱到令人心疼。《入流》里不“入流”的大大和小小，确实就是令人非常怜爱的。
余：乡下长大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女性，如莫言村上老石匠的女儿于莫言。时代地域不同，这个女性的审美标准差异。大大和小小是我小时候心仪的姑娘，我生长在固城湖畔，我的外公曾经是湖管委的主任。由于我父母是教师，外公外婆是乡村官员，我母亲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孩子，我上大学前都是住在外公家。我应该是霸道的，村里的小年轻到我家蹭电视看，我往往只批准姑娘们进来，除非跟邻村的小子打群架，我才允许男小子来看电视。我读完大学回来教书，姑娘们早不是村姑的模样，也不是村姑的身手。靠近她们，善良和美丽不变，那就好，就是我喜欢的女人。
姜：你瞧瞧你！看来，你还真的对女性有着一种深切之爱。对了，刘清水是与你刚刚说及的村姑们不同质的女人了。她有着为官的背景。说她的行为是无奈之举吧，她确实有着一份善良与美感，但若从女性的柔情看，她对谢无名——她的老师，她的情人——又未免下手重了点。
余：在生活中我讨厌女人做官，这跟女人上战场没有区别，而且更加危险，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男上司是长了眼睛的，小说真实源于生活真实，女官员确实更难独善其身。男人写女人的坏总欠临门一脚，我觉得我写刘清水相比写男性还是笔下留情。女人为啥坏？男人所逼。女人不狠从不了政，女人过狠不像女人。&
姜：谢无名这个人物有你的影子吧？这是你所有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好人。是一种清醒的具有一种良知的人物。你给出这个人物，显然是有着相当大的深意的。
余：还真没有我的影子。我觉得土豪们要想升格贵族，有希望的是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富人。谢无名应该是首批良心发现的富人之一，是拯救社会可能的亮点。
姜：对了，你的小说题目，也可圈可点。而且，每一个题目都那么直接而有力。你刚刚也提到了，小说的题目都用的是一个佛家用语。而佛教是与中国人最近的一种宗教。这也是非常有意味的。不二啊，入流啊，放下啊，确实有警世的清醒。你怎么会想到用佛教来入题的呢？
余：我近几年偶尔出国，并不觉得华人在物质上与西人差距有多大。老外的精神昂扬是我羡慕的，宗教支撑力确实巨大。我们其实也有过，佛教曾经与我们的生活血肉相依。我不寄希望能一下子众生成佛，但唤醒美好品质是社会向上的动力。
姜：最后，我们谈一些规定性的项目：像我们这样接受过大学中文系教育的人，在你步入文坛时，应该有很多作家给了你影响。
余：在乡下教书时，我差不多啃完了所能看到的西方哲学，也差不多啃完了历史本科专业的书。那时候，对哲学有一种狂热啊。
姜：那时候，中国的很多青年做两个梦，一个是文学梦，一个是哲学梦。
余：我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整个高中时代，我住在高尔泰先生的姐姐高硕莲家里。她也是老师。她儿子与我同学。那时候，高尔泰的女儿高林也生活在我们高淳。“已见微绿生高林”，高林的名字就源自这里。她是高尔泰与第一任夫人的。我最近写了篇散文《想念一个叫高林的妹妹》就是写高林的。高中时代，我替高尔泰抄过很多文稿。高尔泰是与李泽厚、王朝闻那些人是同时代的美学大家。那时候，他在兰州大学做教授。高尔泰曾经要送我一张钟馗的人物画，我走的时候悄悄留下了。我不太喜欢这个面目狰狞的捉鬼者。高林死在她爸爸流亡异国后不久，她亲自送她爸爸和爸爸的第三任妻子踏上了远去的旅程，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候在那个清冷的城市，等不到她爸爸的音讯，她选择了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世界。她死的时候病已痊愈，只有二十五岁。若干年之后我读到了高林爸爸在大洋彼岸写给她的文章，题目是《没有地址的信》，我读完后趴在书桌上泪流满面，让我的女儿十分惊悸。我怕吓了女儿，擦干泪，从书架的顶格取下一本牛皮纸包着的书，书名是用钢笔写在牛皮纸上，叫做《哈克贝利．
费恩历险记》，书名下面是八个字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一本永远无法归还给高林的书了。
姜：这一段经历，看来给你非常大的影响了。
余：从做父亲和做男人的立场看，高尔泰失败太多。但从社会的奉献价值考量，这种”失败”
是不足道的。我站在高林角度，真希望她有一个守护她的即使平庸的父亲。现在我年龄大了，心肠更软，渐渐明了高尔泰的不易和不忍。启蒙者总要有牺牲。
姜：我与很多作家都聊过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事。我们差不多也是同龄人，应该也受过先锋文学的影响。
余：说来惭愧了，我迟了一拍。那时候，我们在乡下，哪里会看到这些书呢？我们接触不到最新的文学潮流与哲学思潮。每次去城里，看到一些新书，便觉得城头变幻大王旗，觉得非常陌生了。
姜：是啊，我曾经说过，那时候，文学的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我们却一直在乡下，闭目塞听了。
余：那时候，我非常灰心。觉得肯定搞不过人家。很迷茫。觉得写小说肯定是死路一条，跟我们无缘了。
姜：其实你还是一直在写小说的。
余：是啊，写是一直都在写。一年总会写上几万字。不过，没有发到主流刊物上，也一直处在文学的边缘。偶尔会有一两篇发到像《青年文学》上。但知道，知道文学，关注着文学的走向与脉络。然而，心里却非常苦闷。后来，我就下海了，做建材生意。这时候便又觉得赚钱还是必须的。所谓物质保障还是要有，衣食无忧，生存无虑，写小说的心态才能从容自在，求精求美。
姜：还是回到我们要说的话题上吧：世界范围内的哪些作家与作品给了你决定性的或最大的影响？
余：这个太多了，各个时期都有。要排序的话中国小说当数《水浒》,
西方小说家当数纳博科夫。我基本保持每个月读两本书的习惯，上大学逃课，其实是读小说，读文学史中的经典，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福楼拜、左拉，后来跟风读现代流派，我们这拨人都差不多。我现在不挑作家读，读得下去读，读不下去丢。都说好的我只粗读，自己感觉好的精读。当代影响我的作家有几位，刘震云的小说语言值得学，毕飞宇的精致有藏品，莫言的大格局有气场。
姜：好，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谈一谈。虽然我们刚刚也说了，不必太关心一个作家的工作状态，但是，作为教师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又作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这样的特殊的人群，其实，是没有时间写小说的。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切身感受。要么放弃这份职业，要么放弃写作这一爱好。两难的事，在这里显得非常残酷。你是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状况的呢？
余：教书时我自认是作家，写作时我自认是教师。教不好、写不好，似乎都应该是可以的，我可以比别人更自由点。
姜：今后在写作上还会有哪些打算？还沿着现在的两个世界写下去吗？
余：忽然就五十岁了，讲实话，写作挺累，因为你老想着是下一个最好。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不作计划，想写就想足了再写。我骨子里是个偷懒的人，反正我不是专业作家。写不写，都随自己的意愿。真要写了，也由不得自己——倘若你的手摸到了生活的敏感部位，你有理由推托吗？
哈哈，这种访谈是被审式，我基本有一说一，不装清纯和正经，不演名流和大v，基本不装逼了，老姜这个访谈系列做很久了，莫言铁凝阎连科什么的，我算忝列，但这个题目装逼，我得承认。
我原来建议题目为-----掐住生活的麻筋
谢谢11楼，每个作家都只能得到属于他的那一份，语言，构架，层次，贪心会失去自己。很多评论家都有过这个标准。我能做的是诱发思考，不甘心热闹。但我要谢谢你。
谢谢朋友们抬举。我是一个没有宏伟目标的人，玩个热闹，落个自在，小说亦如此。我总觉得身边的老乡们比我活得谨慎细致，但回头看，太累。如果你不想从政，如果你不想做业内大佬，真没必要去装逼，去演灰孙子或者大尾巴狼。穷则去赚，裕则图乐。只要你没有懈怠，只要你在专注追求，除了能让自己喜欢所喜欢，其实最终名利一点都少不了。写小说也是，首先要让人愿意看，有耐心读完，才有可能被接受，才能谈及其余。
三十年前从做乡村教师起，我就因无知而无畏，无怨而傻乐，回头看，志存高远者基本累得趴下脊梁骨了，我还是愚蠢地自得其乐，确实有愧岁月。我的小说命运也就不敢作为了。
文学与现实
——余一鸣访谈
&&&&&&&&&&&&&&&&&&&&&&&&&&&&&&&&&&&&&&&&&&&
何同彬&&余一鸣
何同彬：从1984年在《雨花》发表处女作《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到2010年前后经由多篇引起广泛反响的中短篇小说（如《不二》、《入流》、《放下》、《淹没》、《风生水起》、《剪不断，理还乱》等）被文坛瞩目，这近30年的时间里你虽然没有远离小说和文坛，比如编辑过《高淳文学》，出版过两部小说集（《流水无情》、《什么都别说》）、写过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但毕竟只是一个喧闹文事的边缘过客，甚至据说曾经沮丧到怀疑自己是否是当作家的料，因此你2010年前后的这种小说创作上的奇异迸发就显得很值得思考和玩味。让我感兴趣的是，这漫长的几十年给予了你何种独特的经验和体悟，迫使或诱导你在小说式微的年代如堂吉诃德一般挥起“社会问题小说”的长矛，直面巨大而邪恶的时代风车？
余一鸣：我常常说自己是文学票友，做编辑的朋友说，你别装萌，现在在编辑眼中哪里还分作家是业余还是专业，只看作者是不是一线的，作品是不是一流。文学界的师长说，你这是示弱，为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推托。仔细一想，是这个理。只是没人能想得到，做一个专业作家曾是我的梦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是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学校请当时的《雨花》主编叶至诚先生为我们做了一次讲座，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几句话是鼓励我们投稿。我应该是记住了这一句，趴在宿舍的书桌上鼓捣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小说《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查了地址寄走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小说，写过了就忘了，我当时年纪小，主要精力是放在调皮捣蛋上，总觉得写小说这样庄严的事应该是文学社那帮酸男女干的事，写一篇是为了证明我也能玩两下而已。没想到《雨花》居然录用了，编辑写信来要求我署名用手写体，好像当时《收获》就是这样弄的，于是就写了几个自己的姓名，挑了一张寄去。好像写的是横的，发出来却是竖排，丑得像爬虾。二十多年后，我终于在《收获》发小说了，这回特意横竖各写了一个姓名，还是丑，这才明白根本的问题是自己这字写得臭。这是后话。横竖是那回发表小说了，稿费没到手，先请班上的男生们出去吃了一顿。
那是个文学年代，发表一篇小说是很风光的事。糟糕的是自此我自己也认为我应该就是做作家的料。毕业分配，我分回县教育局，父母都是教师，想找人把我留在县城，我说，不必了，在哪里教书都一样，你儿子不至于一辈子守着这点地盘。我被分到一个乡下中学，开学一个礼拜了，我还一个人在黄山上转悠，我是穿着一双拖鞋上的山，爬天都峰、莲花顶都趿拉着一双拖鞋，校长找我父母，以为我不想上班了，我去报到，校长很意外，那时大学生稀罕，还是把我收留了。这个乡村中学很偏僻，最让我头痛的是一周有四五天停电，我常常是点着煤油灯看书，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之内把哲学系和历史系的课程自学完，那是我比较勤奋的年代，尤其喜欢上了西方哲学，捧着一本本大部头专著硬啃，睡觉前不洗脸，洗鼻孔，鼻孔里全是煤油烟。当然也写小说，写了一个长篇《黑鱼湖》，十六万字，三稿，那时都是手写，寄出去了，泥牛入海，这才开始怀疑自己，你究竟是不是做作家的那块料?
&&&&让我深受打击的是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坛的秋风扫落叶，躲在乡村中学的角落里，硬着头皮啃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真叫痛苦，读不懂，反复读，刚读了这个人，又来了那个人，书店里这类书籍滚滚如潮，你刚学到一点皮毛，用到小说里，人家说这玩艺儿不玩了，现在流行另一流派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我相信，这次文学西化潮流斩断了无数乡村文学青年对小说的最后一丝情缕，指望靠小说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被抽走了梯子，绝望身退。我觉得，我是做不成既拿工资又拿稿费的专业作家了。
&&&&我还没绝望，写得少，几乎每篇小说都摆脱不了潮流文学的影响。我对朋友说，流行总有过时的一天，所有的潮流赶完了，小说还会回到传统手法上来，只是那时我们老了。这话说得像一个被丈夫冷落的弃妇，让他去玩吧，玩遍了各种女人，尽兴了，他终归是要回家的。够悲凉的。
&&&&若干年后，有一回与毕飞宇喝茶，飞宇说想看看我的小说，那时飞宇已在文坛光芒四射，在他面前我羞于拿小说说话了，反正是朋友，我兴致勃勃地拿了篇所谓的先锋小说给他，他读完了说，赶紧回头，小说已经回归现实了。你只要写出你的生活，写出当下的生活，就比学先锋派好看。这话拯救了我，这二十多年，我从乡村进入县城再进省城，涉及多个商业领域，做过船运经理和包工头等，目睹的人、经历的事仅作酒后谈资确实有点可惜了，写，写出来。
&&&&反正不在乎作家梦了，我随心所欲目无纲常地写了几个，还真有人喜欢看。
现在想想，那一次交谈飞宇校正了我的小说方向，功莫大焉！
何同彬：看来毕飞宇对你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你后来坚持采用这种形式严整、质地坚硬的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和他所说的“小说已经回归现实”的判断有关。但书写现实的方式很多，或者按照加洛蒂的看法，现实主义是“无边的”，没有明确的边界，比如你自己很喜欢的卡佛的“简约主义”；更何况先锋书写一直敌视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比如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把小说“诋毁”为重叠形象的劣等体裁，罗伯－格里耶也认为现实主义是“庸俗的处方”，构成的只是“谎言”。因此我想你最终在小说创作中坚持浓墨重彩、密度极大的写实策略，不仅是毕飞宇几句话的启发，应该也有基于自身经验的独特思考吧？因为这一“陈旧”的选择毕竟还是冒着某种程度的美学风险的。
余一鸣：这个问题可能要从我和诗歌的关系谈起。相比于小说，诗歌总是走在潮流的前面。成家后，我调进县城一所中学任教。县城有一帮文学青年，全是写诗的，领头的是叶辉和海波，成立了诗社，办一本油印刊物《路轨》，当时曾以“日常主义”诗派参加深圳诗歌大展。他们读的都是西方现代文学，海聊时满口洋名字，我无法对话。这使我很自卑，相比较他们，我是科班出身，但读的书却跟不上潮流，为了能不丢面子，强迫自己读了一些现代派经典。那时候，进南京城主要是逛书店，
但交通不便，来回要六七个钟头。及时传播文学走向和西方文学的有两本刊物，一本是《世界文学》，一本是《外国文艺》，我每年都订，读完一期盼下一期。当然也关注国内先锋派作家的动向，很多小说在读完后使我绝望，居然可以这样写，我这辈子砸了脑壳也想不出。过一年半载，读到西方作家的某个作品，明白了出处，心中才释然。不论是作家还是作品，至今值得我敬仰的是他们始终坚持了自己，有自己。人被逼急了也想办法，我有一兄弟去美国较早，我便让他寄了几十期《纽约客》给我，也寄了几本美国当代名家的作品，可都是英文版，我没那个能耐读。其中有一本托比阿斯．伍尔夫的长篇《兵营窃贼》，有次与苏童聊及，那时他在湖南路《钟山》做编辑，他说他可以读读看。人家也是学中文的，心中就觉得他牛逼，送给了他。那时常傻想，早知有今天，当初读外文系好了。
&&&&喜欢简约派，是很早以前，那时国内没有出这几位作家的集子，只能在杂志上搜寻。卡佛的短篇干净，文字之外有光流彩溢，一直爱它们到成了大路货的今天。但是，我认为这种简约它只适合短篇，不适合中长篇。我这几年，主要写中篇，篇幅较长，喜用浓墨重彩。从题材来讲，我写的领域都有独特性，不用力写不透。从人物而言，性格多变，人格多重，铺张长于简约。最主要的是，生活的磨砺使我习惯用粗犷而风风火火的语言才有表现力。打个比方吧，同样是实木家具，清式雕琢繁重，明式简约写意。二十多年前刚有点钱时，我就买了一套仿明式，虚荣，觉得有面子，房子不大也适合。后来搬家时，发现房子大了，装修复杂了，尽管对旧家具有眷恋，但只有换一套仿清式才搭。换了后发现，繁重也有大美。
&&&&做好汉首先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武器，能用多样武器的人好汉就做得长久一些。写小说亦如此。
都说现实生活比小说情节精彩，这只是外在。我涉历校园之外的商海，起初最受不了的是侮辱，你不得不朝手握权力的官员低头，文人的清高被剥夺殆尽。商人间的算计，是比较智商情商的高下，毕竟有些趣味。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要遵守规则，让你低头的是权位而不是人，但后来拔腿而去，与这一点还是很有关联。人性之卑污，亲情之淡簿，让人透不过气，也让我畏惧。我有一位老兄，身家数亿，事业正旺，却收山了，告诉我再不收山，夫妻两边的亲戚都没了，老了没人走动了。其实揭露正是为了挽救，愤怒是因为抱有希望。
我自以为可以冷眼看世界，坐在电脑前其实做不到。相比较纷繁世象，讲究和唯美真的是一种轻慢和调戏。
何同彬：“轻慢和调戏”，很精确，但也似乎让你的写作陷入了与现实生活的某种悖谬关系之中。从你的言谈中，更是从你的书写中，我能看出你对世俗生活以及复杂人性的深度把握，这种基于日常经验和冷静观察得到的小说的“肉感”或“现实感”是很多作家难以企及的。比如让我尤其惊讶的是你对于很多行业、职业（比如建筑、银行、投资、内河航运、教育等等）及其相关人士的那种全景式、立体式的描绘和呈现的能力，以及在西美尔所说的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金钱——面前，各个阶层漫溢的欲望引发的盘根错节、险象环生的人性纠葛，你也都可以驾轻就熟、举重若轻地予以细微地体察和细腻地表达，但这些现实主义书写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按照你所讲的，“揭露正是为了挽救，愤怒是因为抱有希望”，同时你又认为对于纷繁的世相而言，讲究和唯美的文学表达只是一种“轻慢和调戏”，你是如何面对这种悖谬，同时说服自己继续坚持这种“揭露”式的写作呢？毕竟如你自己的经历，文学或文人的清高可能换来的只是屈辱，或者换句话提问，你曾经说“文学能抚慰我的灵魂”，在这一抚慰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来自现实的巨大障碍和困惑呢？
余一鸣：我喜欢过唯美的小说，比如废名和沈从文，我深入过作品，发表过研究文章，也写过模仿他们语言的小说。但是审美观也是与时俱进的。放到今天，我怀疑这些前辈的小说有可能难以发表，读者会极端小众。小说的形式千变万化，读者的胃口酸甜苦辣，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这就是作家“掐麻筋的能力，乡村的剃头匠有一招功夫，能一下子掐中胳膊肘子关节处的筋络，酸，痛，麻，然后是爽，小徒弟往往不灵。师傅说，功夫在于积累和捉摸。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写作首先要有生活，其次要有切口，切中肯綮。将现实中的美好展现释放，有人喜欢。将现实的丑恶集中暴露，也有人喜欢。作家写作撇开这些为妙，没必要专事迎合。将现实生活的本质呈现，将社会转型的关键弯道捉摸在笔下，针砭时弊，有酸有痛有麻，掐中掐狠是作家功夫所在，并非为掐而掐，为揭露而揭露。
&&&文学有疗伤的功能，但在娱乐至死的当下，可以说读者已懒得疼痛了，我写小说，在自己是渲泄和倾诉，虽然也希冀回音。有人动辄称“儒商，我常常觉得荒谬，商人有商人的文明，儒家有儒家的文化，当下社会这两者都非常稀缺，扯来只是作幌子，商场唯金钱独尊。我所期望的抚慰，是在文学梦中遥望它们，有钱尚不足，有文化有文明人才有尊严。
何同彬：王彬彬教授曾经敏锐地发现“离开农村、进城拼杀的‘农民’”，特别能激发你的“审美兴奋”，比如《淹没》、《不二》、《入流》（后扩展为《江入大荒流》）、《潮起潮落》、《愤怒的小鸟》等大量作品当中，你都以那些成功的农民——包工头、工程队长、船老板、总经理、董事长等各色人等——的生活和成长为文本的核心内容，尤其关注他们围绕着金钱、权力和情欲而产生的畸态生活和扭曲人性，并经常通过一些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以表现出你明显的批判意图，这一创作倾向是否和你的经历有关？对于乡村、农民、农民工与当代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如何处理才能避免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或者进一步说，你未来的写作是否还围绕着这样的阶层展开？另外，在这一特殊的底层叙事之中，你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的群像，甚至可以说你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女性人物形象为叙事重点的，能否解释一下原由？是不是受到毕飞宇的影响？
余一鸣：前一阶段有“底层文学”之说，或称“打工文学”，关注农民进城后的心灵和生存处境。我选择写这个群体的成功人士,&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当年的小伙伴现在发迹了,&有钱有势却依然痛苦,&城市化进程的心理过程是复杂而坎坷的,&仇富者有仇富者的愤怒,&富人也有富人的焦虑。有的人你给他财富,&其实是把他架在火上烤。我觉得这个群体最能体现转型社会的时代特征，现实主义强调的矛盾冲突在他们精神世界鲜明凸现。我以后的小说人物避不开他们。
我不是一个写女人的高手，但是在江苏，有苏童、毕飞宇写的女人招摇于文学长廊,&似乎不打造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女性形象,&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江苏的男作家。写女人难,苏童笔下有《妻妾成群》中解放前的女人,&毕飞宇笔下有《青衣》《玉米》中解放后的女人们,&我避开她们,&写现实经济大潮中的女性,&也算是识时务者。
毕飞宇对我的文学影响,&不是写好小说中的女人,&而是主张我把男人写好。江苏文坛缺这个。而毕飞宇已经改变我的,&是我的文学态度,&把写小说当一件严肃的事在做。
何同彬：“把写小说当一件严肃的事在做”，我是否可以把这句话分作两个问题和你探讨，一，你认为什么样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是不严肃的，比如可以以当下的文学创作潮流为例；二，严肃的写作态度实际上是和内心的沉静、敏感相对应，也必然带有超越于世俗利益、欲望和人际纠葛的非功利性的一面，但当下每一个成年人都深陷于一种极具功利性的文化氛围之中，另外你本人在是一个安静的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喜欢玩儿的一个世俗中的个体，那你是如何在这种现实性的文化悖谬中保持自己写作的那种非功利性的“严肃”的、如何平衡喧闹的现实与“严肃”的内心？
余一鸣：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人标榜自己爱好文学，到现在很多人羞于被划入文学爱好者队伍，应该说这一变化使文学写作者和读者的队伍纯净了。就作家而言，有为读者癖好而写作的作家，有为国内外大奖评委的胃口而写作的作家，奋斗目标在作品中不难看出来。这种追求我认为是有上进心，作家的脑子清醒。我写小说，最初是为成名，后来是怕被小说抛弃，写着写着成了一种精神慰藉，成为生活中不可割离的一部分内容。这几年写作，追求功利的成分少了，这年头，作家的地位不咋的，弄纯文学的作家物质上能过上满意生活的人屈指可数，富裕者也大多是借了影视的光。我现在写小说，不是为了去做成名作家，也从不指望靠稿酬过日子，写得出来就写，写不出来就不写，依从于自我感觉。有人喜欢我的小说，好事。有人批评我的小说，也是好事，但我未必要听从。有个叫栗宪庭的人说，我们的艺术怎么不被一个外部的体系所绑架，而真正回到艺术家个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找到一个更好的媒介去表达自己，不断地去突破，艺术获得一种自由和独立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人说得不错，这是一种严肃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说，写作上取得的一点成绩，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面越来越窄，心里揣着写小说的事，在外面撒野撒欢都不利落。除了出来与作家们喝茶喝酒，别的圈子活动我基本不参加了，我老婆发现一个规律，我现在只要出去吃饭肯定是我买单，别人请客你能躲，你请客总得到场不可。我老婆很高兴，除了工资卡我还常上交稿费单了，晚上坐家里省钱不说还赚碎银子。做饭的阿姨不开心，这人混得惨了，晚饭顿顿赖在家，麻烦。
诵经需要洗手焚香净心，进入写作状态至少要净心。专注即严肃。
何同彬：众所周知，你的职业是中学教师，在这个行当里你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历史、现状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内幕，我想你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或者对于一个坚持现实主义书写的作家而言，这是一笔过于丰厚的经验财富了，但你却在你的小说写作中鲜有体现，虽然个别篇什描述了当代教育的问题，可似乎仍旧徘徊在中国教育痼疾的核心地带之外，我想你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顾虑或者苦衷呢？或者，你未来的写作是否有全面揭示和呈现中国当代教育现状的计划？
余一鸣：中篇《愤怒的小鸟》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我在《小说选刊》转载时的“创作谈”中说,“”客观而言,&写职业题材,&是有顾忌,&怕身边的人对号入座。但根本的原因,&这是我的本钱,&是我最大的积蓄,&我不想随便处置。今年我和中国作协还有《人民文学》三方签了长篇扶持协议，这个长篇是写教育题材,我正处于创作中。
何同彬：除了教育题材的作品，未来的写作还有什么想法和规划？或者说在保持现实主义书写基调的情况下，对于小说的语言风格和结构意识、展示现实的方式和介入现实的深度等方面，有没有进一步调整和改变的欲念？比如孟繁华先生在《人间万象与绝处逢生——评余一鸣的小说创作》一文的结尾，认为你的小说“有更多的中国明清小说的味道和气息，而少了西方18、19世纪小说的韵味和品格”，主要指的是你在现实主义书写时，由于沉溺于自己的经验现实和“迎合”一部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忽视“应该有一束高远的光芒去照亮他们”，这一批评性的建议你有没有计划在未来的创作中予以回应？
余一鸣：孟繁华先生是我敬仰的评论家，他一直关注我发表的小说，而且常常敏锐地指出我的不足。他提出我作品中的问题，我若辩解争论，他更加激情。我若是觉得他切中要害，无话可说，他就说，你说话，你别弄得好像是谁在以势压人。其实那时我确实满腔腹诽，这人眼光怎么这样毒辣，还让人怎么写小说？
小说有“品”还有“格”，我理解成小说品质和格调，什么是格调，就是孟先生所言“一束高远的光芒”。现实生活的沉重，确实使我的笔下难有轻逸美妙之感。我是语文教师，课本上不乏传统美学意义的经典课文，出于逆反，在小说表达上我不愿中规中矩。有个叫朗西埃的人说，什么是文学？就是突然冲进来，打破当前文学话语秩序的合法性的那种新话语里的力量。一首新诗冲进来，像造反派那样，取缔了现有诗歌秩序的合法性，它身上就带有“文学”了。我引用在此，这也是我持的观点。
我知道，我的小说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揭露和展示算是一个特点，有人说，读完后有足够的痛感，但喘不过气来，这是我要的效果。揭露是作家的天职，这也只是基本要求，要使作品有“格”，还应该追求那“一束高远的光芒”。我不是上帝，想有光就有了光。但在我以后的作品中，会努力呈现这束光芒，哪怕再多的昏暗也抹煞不掉。我不指望文学拯救人性，但人性中本质的光辉还是温暖的，还是值得呈现的。我们没有信仰，只有依赖人性，也许最基本的也是最永恒的。
何同彬：这几年你的小说作品屡屡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作家》、《花城》等高端文学刊物上出现，引来好评如潮，作品先后入选多种重要选本，你也先后获得了多种重要奖项（如紫金山文学奖、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金陵文学奖等），这些褒奖和荣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认为自己是否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或者你的“成功作家”的定义是什么？
余一鸣：我说过，我曾经梦想做一个专业作家。后来觉得高不可攀，把梦想往现实拉了一拉，这辈子能在《人民文学》、《收获》这样的大刊发个小说。这些年，王安忆、毕飞宇都进大学做教授了，我的专业作家梦也淡薄了，文坛却给了我很多机会，大刊能发了，还不断获奖了。我这人命运待我不薄，只要付出总有取得。但我没想到，我还能有文运。这就像我前面打的比方，那个怨妇坚守的理由，你终有－天得回到我这里。
&&&&&我来自一个苏南的乡村，从小接受的熏陶是说话圆润，滴水不漏，我那些出来混的家乡朋友，说话虚虚实实，做事进退自如，从商从政都成一点气候。如果我算是从文，应该更得精髓，但我觉得那样玷污了文学的神圣感。我感谢文学上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友，激励之下，我才能取得一点成绩，才会一篇接一篇往下写，才会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有要求。许多身边的亲友都反对我在写作上花大力气，说你稀罕领奖，我们发给你。当然是玩笑，把我当幼儿园小朋友哄。我能理解，很多政客和商人都把文坛当儿戏玩，波及普世。但文学带给我的快乐无以替代。
&&&&&衡量一个作家成功与否，当然是看作品。我算不上－个成功的作家，甚至连作家都算不上。这不是谦虚，就像歌坛上歌手与歌唱家之分，我最多算是一个有几支成名曲目的歌手。成功的作家应该如那做得长久的英雄好汉，十八般兵器皆能使得，不断向上，永远让朋友和对手有期待，有惊讶。这样的作家在我眼中只有几位，他们写得不易，活得不易。
&&&&作家必须扎根生活。这两年沙场折戟的大牌英雄当年出山匆忙，漏了现实主义这一课，拉架式不小心就露了怯。一位朋友如斯说，我觉得此言有益于我。我将蹲伏于现实，努力前行，力争能在创作中站稳脚跟，不被潮头淹没。
（本文为2011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南京青年作家群研究”（批准号：11ZWC010）阶段性成果）
11楼朋友的良见与南大文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吴俊教授雄文的论作观点相同，我直面困境而无解，只能戏解。因没有电子稿，只在我博客中上了复印稿，有兴趣者可查阅。再次谢谢11楼朋友。
哈，我是真心理解你的良见，是出于对我小说的诚恳，只是我不适合。写小说是好玩的事，好这个玩就应互相切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