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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故事之我见 &&
中华战士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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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生于盛产土匪的东北深山密林大岭中，是东北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张作霖创立的奉军，其实就是大股子土匪，只不过占领了大城市，也学着点洋气。在张作霖的字典里，没有正义非主义，只有人马与地盘；不懂得爱国卖国，只知道买帐卖帐；不管天高地厚，只要江湖闯荡。他杀了同盟会的郭松龄，也杀了共产党的李大钊。
　　土匪世家的张学良成人长志的心理过程是畸形的，他从小就不爱读书，谈吐粗浅，行为鲁莽，个性冲动，爱捅娄子。张学良是一个放荡公子，最喜欢的是女人。张学良上过的女人包括清末皇弟溥杰的老婆，四大家族之一的宋氏小妹妹，墨索里尼的小女儿。在张学良掌权期间，对政事比不上对女人专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张学良对女色采取“衣服穿了一次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部下投其所好，争着进献美女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了总务长；渖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了。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张学良是出10万元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买了下来才玩了几次。张学良曾经赋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作霖刻意培养儿子投笔从戎，把张学良送进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张学良19岁晋升为奉军少将，25岁晋升为奉军中将，27岁晋升为奉军上将。只有土匪队伍才会有这种“火箭式”军衔晋升法。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继位成为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36岁时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军陆军一级上将。
　　张学良在短暂的军事、政治风云岁月里，让张作霖和蒋介石尝到了“做他长官头痛”的滋味，使东北军吃尽了“做他部下倒霉”的苦果。殊不料，张学良竟在一夜之间竟写下了自喻“惊天动地”却未能预料是“扭转乾坤”的壮举。历史的转折，往往系于某一次偶然的演变。张学良有功于共产党的转危为安，赢得不同时期中共领袖的崇高敬仰和爱戴，喻之为“千古功臣”。相对国民党而言，张学良闯下了弥天大祸，造成了致命的伤痕，以失去自由的代价保住了性命。可见蒋介石也有心慈手软的一面。张学良一生有许多偶像，从老子的血统继承了土匪习气；从郭松龄的影子学了点军人气质；从宋美玲的风度体会出品尝美女的滋味；从耶稣的教义唔出了无怨无悔。唯独从蒋介石的身上什么都没学到。
　　青年时期，张学良经常不加掩饰其无限信赖之情地说：“我就是郭松龄，郭松龄也就是我。”这句话虽反映了一种挚爱友情，也说明了张学良没有较强的独立个性。郭松龄生于1882年，辽宁沈阳人，早年在四川陆军小学读书，进过东北陆军讲武堂，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赴广州参加革命。他既不是东北红胡子出身，也不是从最低职位跟着张作霖往上爬的人物，而是一个曾经为反满清和反军阀而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同盟会中级军官。回东北后在陆军讲武堂当讲师，张作霖不喜欢郭松龄做过革命党，但赏识他的军事才干。当时，张学良就在这里读书。两人结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情同骨肉，相见恨晚。郭松龄为人正直、严肃，凛然有一股不可侵犯的气概，也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一面。郭松龄年纪大张学良十九岁，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郭松龄与其说把张学良当成一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人，可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倒不如说是郭松龄看中了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那时，郭松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军事教官，同奉军中一批旧臣宿将是无法相比的。要想在奉军中有所作为，必须借助张学良的背景。后来他的一些成就，虽跟他艰苦的实干精神有关，但与张学良对他“逾格信重”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奉直战争，奉军战败被逐出关。张作霖要把张学良精心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打算创立一支由张学良统领的新型军队。张作霖在沈阳成立陆军整理处，亲自总监操练新军，实际的练兵工作掌握在郭松龄手中。郭松龄为张学良培训一支有别于红胡子土匪的新型队伍，当然，郭松龄也不会错过培植自己亲信的机会。所谓“知学生者莫若师”，郭松龄深知张学良不是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的帅才，张学良的军队也就是他郭松龄自己的军队。不久，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被称为奉军新崛起的四大金刚。
　　第二次奉直战争，奉军一举夺得了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主要归功于郭松龄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意的战略战术，把直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到了论功行赏时，张宗昌做了山东督军，李景林做了直隶督军，杨宇霆做了江苏督军，姜登选做了安徽督军，郭松龄仍旧辅助张学良统领及训练军队。在奉系中，郭松龄是陆武堂的少壮军人派，杨宇霆和姜登选是元老士官派。两派明争暗斗，素来不和。特别是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向奉军进攻，杨宇霆在江苏不战而退，丧师失地，回到奉天仍大权在握就任总参议。郭松龄认为，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其实，张作霖不重用郭松龄，是深知郭松龄这个人文武双全且胸怀大志，远远胜过他的儿子张学良。他不会让郭松龄雄据一方，也不允许郭松龄利用张学良向父亲叫板，从而架空张作霖的权力。郭松龄虽受张学良倚重却十分反感张作霖。张作霖借口准备进攻国民军，要求日本援助军火。郭松龄把这个消息告诉冯玉祥。冯玉祥表示坚决支持郭松龄回师关外，驱逐张作霖。这是郭松龄倒戈的直接起因和动因。
　　第二次奉直战争结束后，奉军主力屯兵关内。张学良将所辖军队交由郭松龄管理，他自己到处风流快活。郭松龄“先斩后奏”将三万直军降兵编入张学良的部队，实力大增。郭松龄赴日本考察期间酝酿起事，回国后立即对张学良表示：上将军脑筋太旧，受小人包围，恐已无可挽救，当“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并声明：成功则交由张学良主持大局，失败则由自己一个人承担全部罪过。张学良虽不满父亲穷兵黩武，也同情郭松龄的爱国正义行动，但是“举兵反父”，实为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接受。郭松龄认为，张学良不出面挂帅，不公开支持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冯玉祥、李景林等支持，又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追随，手下有五个军的兵力，一旦挥戈东进，奉天指日可下。于是，郭松龄打着东北国民军的旗号，宣称“反对内战、反对外国势力、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斗”。向奉军张作霖发起了“兵谏式”的军事进攻。战斗一打响，东北国民军指战员们士气高昂，奋力与敌激战。尤其是东北国民军第四军在军长霁云指挥下，冲锋陷阵，过关斩将，迅速突破奉军防线。倒戈大军占领了山海关、锦州、营口。奉军招架不住，接连溃退。沈阳陷入一片骚动，张作霖逃往旅顺，做好了下野的准备。
　　客观地说，以郭松龄那支训练有素的新军，要打败张作霖那支旧式的土匪军，当然是不在话下了。但是，当日本关东军一插手，整个战局立即发生了逆转。当国民军与奉军在巨流河展开激战时，日本军队突然出动80架飞机，用重型炸弹对国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有力地配合了奉军的正面战场。日军又乔装成奉军从左侧压迫国民军，并掩护奉军吴俊升部骑兵抄袭白旗堡国民军后方,使东北国民军三面受敌。郭松龄决定亲自指挥第四军从背后攻击奉军，在前往的途中不幸被俘枪杀，导致最后树倒猢孙散。当时，作为平叛前敌指挥官张学良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松龄是个难得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张学良便收到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他早就预料到在杨宇霆的操纵之下，郭松龄绝无生还可能。
　　郭松龄的反奉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对日本缺乏灵活的应对策略，坚决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屈辱条件，使日本政府改变了挺郭的初衷，转向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对东北国民军进行百般讹诈、威胁、阻挠并且直接参战。所以，郭松龄之败，不是败给张作霖，而是败给日本人。二是国民军出现了内乱，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张作霖联系，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命令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停止战斗，延误了战机。另外，郭松龄的同盟者冯玉祥、李景林等未能应约出兵。三是郭松龄反对张作霖而“反父不反子”，一度得到倒戈部队的共鸣。问题是张学良表示沉默也就罢了，不料反而出任前敌总指挥，率部攻打东北国民军。这对于东北国民军一般指战员来说，凝聚力严重失衡。总而言之，郭松龄“反父不反子”的图谋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使郭松龄成功地把张学良推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张学良既缺乏他老子那种土匪的“霸气”，也不具备摆平内外复杂局面以治理东北三省的智慧与胆识。
　　郭松龄倒戈，使张学良在他老子面前简直无法交代，因为造反的是张学良的亲军。张作霖拔枪要杀儿子，被张作相跪下阻止，这都是演戏。郭松龄悲壮地死去了，张学良也应该成熟了，总要学点韬光养晦了。从此以后，张学良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之，只服从于老子这一个偶像，默不作声地跟随老子行军布阵，出入无常，胜少败多。但直到张作霖死后，在奉军多数将领的心目中，依然是不成器的“小六子”。日夜晚，当沈阳大帅府这座幽静宅院的老虎厅，突然传出几声低沉、急促、异常清晰的枪声后，张学良终于以杨宇霆和常荫槐的鲜血，向东北的乡亲父老宣示：我不是“阿斗”！
　　杨宇霆，字邻葛（自比诸葛亮之意），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城东十五里的蛇山沟村。他早年赴日本习武，归国后进奉天军械局，负责军械厂的安全工作，因军纪严明、治厂有方，很快升任军械局局长。后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并兼任兵工厂督办，权倾朝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红人。常荫槐担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和黑龙江省长，是杨宇霆一手提拔的，故被视为杨宇霆的亲信。张作霖皇姑屯遇害后，杨宇霆自寻死路的轨迹如下：
　　――当时杨宇霆在滦州治军，张学良微服到了滦州。在两人的密谈中，张学良表示愿意把奉天交给杨宇霆。杨宇霆傲慢地说：我可以跟你的父亲，但不能跟你作事，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
　　――杨宇霆率兵去迎击张学良的拜把子兄弟张宗昌。杨曾问张：“如果捉住了张宗昌怎么办？”当时在场的袁金铠极力主张“杀”。杨乃问张是不是照袁金铠的意思，张点头答应。杨宇霆活捉了张宗昌后对他说：“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了。”
　　――张学良酝酿易帜时，唐生智派刘兴、白崇禧派叶琪先后到了沈阳，杨宇霆公然向他们表示：关外的事我可以作主，不必理会汉卿这个小孩子。张学良在某次会议席上问起杨宇霆是否已和刘兴、叶琪见面。杨宇霆岸然答道：“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系联络。”
　　――杨宇霆母亲作寿，张学良和他元配夫人于凤至都亲往道贺。进入杨公馆时，大家对少帅的驾临并不以为意。杨宇霆昂然进客厅，大家全都起立，同对待张学良的随便，完全两样。
　　――张学良任命杨宇霆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他拒绝了；让杨宇霆当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他也不干；劝杨宇霆出国考察，他加以拒绝。
　　――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杨宇霆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有一次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杨宇霆很傲慢地回答说：“甭提这个，你身体不好，有事我替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就比什么都强了。”
　　――杨宇霆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承认确有此事。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
　　――张学良主张“易帜”。在父亲的一些旧臣宿将中，象杨宇霆这样公开反对的，确也为数不少。不过，闹得最凶的还是杨宇霆。在张学良宣布“易帜”的盛典上，张学良与同僚一起同参加会议的代表和贵宾合影，杨宇霆却不给张学良一点面子，拒不参加照相，竟公然挟着皮包愤愤而去。
　　――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辰。事前有同乡好友劝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库去办，以免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杨宇霆不但不听，反而更加放肆。张学良亲往祝寿，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全体在座的官员，肃然起立，直到杨宇霆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日本人把张学良比作子承父业的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夺取了丰臣秀赖政权的德川家康。杨宇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居然附和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和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很相同。”
　　――“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张学良拒绝同日本人进行谈判。杨宇霆却满口答应：“没关系，一定要办。”掏出事先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张学良心中冒火，说晚饭时间已到，容饭后再作决定。当杨、常各自回家吃过晚饭，在大批警卫人员护卫下来到大帅府，结果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当时杨宇霆与常荫槐被处死的罪名是“通共”，现在有关张学良的影视作品中，均一口咬定杨宇霆与常荫槐是“汉奸”。这样，张学良杀掉的就是“通共”的“汉奸”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易帜”前后的张学良只是继承父亲张作霖的反共事业，而杨宇霆则主张连反蒋事业也要一并继承。杨宇霆反对“易帜”，是反对蒋介石统治，不等于“通共”，也不是反对统一。当时，中国军阀林立，反蒋的人马多得很，井岗山的毛泽东也是独立的一彪。杨宇霆跟日本人频繁接触皆事出有因，是保护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利益。“汉奸”之罪，却查无实据。当然，杨宇霆也决不是有学者所说“正是杨宇霆阻止了当时的东北最高统治者张作霖向日本作出的一次次妥协，一次次让步，防止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杨宇霆不配此美誉。还有人为杨宇霆歌功颂德说“杨宇霆在东北搞建设，在家乡建学校、发电厂，修铁路，将他一生精力献给了生他、养育了他的黑土地。杨宇霆为官清廉，家无余财，还是张学良出钱将他安葬。”企图把张学良描绘成残害忠良的刽子手，这是相当无聊的。
　　有人认为，杨宇霆之死，是张学良为了报良师挚友郭松龄被杀之仇，也不很确切。其实，道理很简单，杨宇霆是张作霖倚重的忠臣，张学良上台后倚重的是蒋介石，也就不可能象老子那样对待杨宇霆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巨”。张作霖死后，杨宇霆与常荫槐倚老卖老，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但在沈阳酝酿推选奉天军政领袖时，杨宇霆通电明确表示个人立场：“今后更当秉其（指张作霖）遗志，以东三省大局为重，宇霆忠不出位，只知奉公守法。汉卿为大帅之令嗣，继承父志，名正言顺，吾从汉帅，如骖之随靳也。愿我袍泽勿再齿及宇霆，则幸甚。”这一通电的内容，同杨宇霆在另外一些场合那种“东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的嚣张气焰，发生严重自相矛盾。皇姑屯事变后，张作霖时代的老臣子，多数人主张“子承父位”，而杨宇霆的支持率还比不上张作霖的家将张作相。杨宇霆自导自演了一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角色，疯狂地向张学良叫板。人前人后直呼张学良为“阿斗”，到处极尽贬低、诋毁之能事。一个久经世面、老谋深算的人物如此造作，岂但轻率，简直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除特别独具心裁外，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
　　刚掌握东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内外交困，举步维艰，日本、苏联和蒋介石都咄咄逼人。奉军中不服张学良的大有人在。在“主少国疑”的情势下，张学良不“立威”，便无法站得起来。“立威”，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杀人，而杀谁都不比杀杨宇霆更能扬名立威，连杨宇霆的走狗常荫槐也一并杀了，东北群雄岂有不闻风畏惧之理。当时正在依附奉天政权的那一位曾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想着张学良这位年纪不到三十的少帅，不动声色就处决了东北两个重要人物，手段之狠，较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吓得屁滚尿流，赶紧溜之大吉。
　　笔者认为，杨宇霆自取灭亡，极有可能是出于报答张作霖的知遇之恩，帮助本来就生性懦弱的张学良变成心狠手辣的军人统治者。据说张学良杀杨宇霆前，用掷一块大洋作决定。张学良默祷说如果三次都是“龙面”就杀杨，结果三掷都是“龙面”。说明张学良的胆怯心理。对于杨宇霆之死，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有一首挽联最为传神，发人深思。挽联云：“顿使精神增剧痛，欲伸哀挽措辞难”。写出了知杨宇霆内心者难以名状的痛楚、震撼和不知如何哀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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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夜间，当张作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车站时，被预埋的炸弹炸死。随后，日本关东军公开承认对此事件负责。其暗杀动机是，担心张作霖与美国暗中勾结，从而使日本失去对东北的控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最近，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称，张作霖之死是苏军情报局所为，原因是张作霖背信弃义。
　　其实，对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来说“亲娘有乳房没奶汁不认是娘，只要有奶汁哪怕是婊子也是亲娘”。所以，张作霖被谁杀死不重要，谁杀死张作霖，也不奇怪。重要的是已经在东北和正在渗入东北的各方势力一直在张作霖的身上打主意。从老子的骨头里榨不出油，就希望在儿子的身上沾便宜。奇怪的是张学良不是被玩弄就是被利用。郭松龄利用他是希望在东北干一番大业；杨宇霆戏弄他是“恨铁不成钢”；蒋介石利用他是要把东北纳入自己的势力圈子；苏联和日本利用他是维护与扩张在东北的既得权益。后来，共产党利用他是为自己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张作霖倾向日本以抗衡苏联及蒋介石。张学良则投靠蒋介石以抗衡日本与苏联，从这一点看，儿子要比老子进步多了。张作霖死亡前后，东北的局势十分复杂。1924年，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张作霖的军队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如苏联铁路工作人员拦截往来的奉军专列，奉军便立即开枪对加以威胁。
　　1926年，张作霖自任北洋军阀总指挥和安国军总司令，公开发表《反共宣言》，把共产党视为毒蛇和猛兽。1927年张作霖支持蒋介石清除北伐军的共产党员，参与镇压上海的共产党武装起义。还在东北逮捕了大批中**员，杀害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张作霖希望与蒋介石共同反对共产党，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当张作霖知道蒋介石早晚都有吃掉东北的野心后，又与蒋介石军队打起来，结果伤亡惨重。张作霖随后派员与日本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支持，在东北建立和巩固反共、反蒋、反苏的政权。苏联政府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暗杀张作霖。为了嫁祸给日本政府，苏联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使苏联政府大惑不解的是，张作霖被暗杀后，日本政府主动承担了责任，声称暗杀张作霖是因为他暗中勾结美国，出卖东北三省。看来，日本主动承担暗杀责任，是蓄意激怒张学良兵戎相见。这样一来，日本就趁机找借口占领更多领土，占有更多权益。
　　张学良上任后，决心雪国耻报父仇，与蒋介石合作，承认南京政府。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了奉军内部的干扰和阻力，正式宣布“改旗易帜”。南京政府马上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在就职典礼上，张学良身穿中山服，向总理遗像宣誓。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了，张学良也成了“统一中国”的大英雄。
　　笔者认为，张学良所谓“统一中国”是不存在国家分裂作为前提的。张作霖当初宣布东北独立，仅是军阀混战的分裂，而非国家定义上的独立。张作霖不但从未宣布东北是一个独立国家，反而多次南下逐鹿群雄，自封做过安国军总司令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为的是尝试一下红胡子问鼎中原的滋味。如果张学良的“统一中国”是相对于日本而言的话，那么，正是这次“统一中国”的壮举，张学良很快就把东北三省拱手相让给了日本，由日本扶植“满州国”产生，这才导致了东北从国家分裂出去达十七年之久。蒋介石虽然力促“东北易帜”，但他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张学良推迟“易帜”行动，继续与日本人周旋，保持“不战不和”的态势，在客观上就会更有利于蒋介石得到更多的时间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
　　总而言之，张学良的“统一中国”，不但毫无实质性的意义，反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改旗易帜”之前，郭松龄以武力反对张作霖，是为张学良的执政搭桥铺路。张学良执政后，杨宇霆以自寻死路的方式为张学良建树权力和威信。无奈张学良一点都不争气。1929年7月，张学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对苏宣战，将中东铁路、电报电话的经营权益予以收回，将苏联职员遣送回国。一怒之下，苏军向东北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东北军付出了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的代价，宣告失败。更严重的是“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占据我国领土黑瞎子岛，成为中俄历史上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不能说“改旗易帜”后的东北军一点出息都没有。
　　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联合武力反蒋介石，爆发了史称的“中原大战”。9月，张学良下令20万东北大军入关，进行武装调停，导致反蒋联军失败。不过，带领东北军入关的将领是于学忠、王树常，而不是张学良本人。蒋介石为感激张学良的“救架有功”，委任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负责节制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务。也正是这一点点的“出息”，招来了更大的恶果：东北军入关后，未及时回防，驻守东北的兵力空虚，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
　　日夜，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数名士兵，按关东军的预谋计划，炸毁奉天北大营西南柳条湖村东侧之南满铁路铁轨1.5米，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的沈阳大营。这就是史称的“9.18事变”。当时，张学良在关外有19万留守军队，驻扎关内有20万大军。而日本军队开始只有以1.05万余人向沈阳发动攻击，连后来增兵算在一起，也只有2个师、2个旅及独立守备队、重炮营和航空兵一部,共约4万人。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一夜之间丢失了沈阳，不到半年丢失了东北三省。日，日本推出已被废掉的清朝皇帝溥仪做傀儡执政“满洲国”。至此，东北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西安事变”使张学良成为“千古功臣”。正统御史对张学良在“9.18事变”中，实行“不抵抗”也竭力地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9.18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是确有其事。“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过“诉诸国联”的作法，希望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在保卫锦州的问题上，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以及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应该在锦州实施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还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因此，蒋介石的“避免冲突”与张学良的“不抵抗”，显然是有区别的。半个多世纪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终于坦诚承认“9.18事变”中，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不是国民政府，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他自己。蒋介石这时虽玩着“下野”的把戏，但实权仍然在握。没有蒋介石的允许，国民政府决不敢下达“抵抗”或“不抵抗”的命令。当时，蒋介石远在江西忙于围剿毛泽东的红军。而张学良虽因吸毒住在北京医院养病，仍然大权在握，直接指挥整个东北军。
　　当时，张学良先后会见中外记者，一再强调“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的观点。他还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的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后来，张学良谈到自己不抵抗的原因时说：“我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那时日本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日本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可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他们捣蛋，老子就不反抗，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他捣蛋了许多年，捣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张学良晚年仍坚持“如果说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接受，说我不抵抗，我一点都不服”。张学良也承认对日本军力的畏惧也是“不抵抗”的原因之一。他说：“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们打，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
　　笔者认为，这才是张学良“不抵抗”的主要原因。因为张学良懂得保存实力的重要性，老子交给他的这付“家档”，他无论如何也赔不起。相反，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对“9.18事变”的心迹：“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两相比较，张学良的所谓“抗日英雄”，可就要大打节扣了。
　　“9.18事变”当天，日本关东军以只有东北军的十分之一的兵力拿下北大营。东北军能不能打得过人家是一回事，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是另外一回事。日本人准确地估量了张学良天生懦弱的特点，又摸透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心理，更趁着20万东北军留在关内以及蒋介石正在调集30万兵力向井岗山毛泽东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之机，在东北沈阳打响了试探性的一枪，取得了预期效果。
　　“9.18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事实，没有下达过东北军“不抵抗命令”也是事实。如果说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来自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启迪，是可以商榷的。但是，这跟直接下达命令则是两回事。“攘外必先安内”是国家的大政方略。当时，各路军阀雄据一方。张学良“子承父业”控制着重工业最发达的东北三省，中原大战后又控制了华北地区。阎锡山老奸巨滑，控制山西、绥远两省。冯玉祥是蒋介石最强硬的老对手，西北军阀战斗力之强，超过所有其他军阀。滇系军阀以地方军人龙云为首，拥有云南、贵州两省。川系军阀主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潘文华等各自称霸。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时分时合的关系最为微妙。蒋介石面对反复无常，不服中央政权的各路军阀，还有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采取“攘外必先安内”这种政策是正确的。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对张学良近40万大军从未下达过“安内”任务。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首长，对于他所说日本士兵搞的一些挑衅性小动作，尽量地忍让，尚可理解。但是，到了日本关东军开枪开炮的时候，以留守东北19万军队打不过不足2万的日本关东军为理由，束手待擒，坐以待毙，一击即溃，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张学良对促成全国一致抗日确有功劳，但其历史的污点也同样不能否认甚至加以美化。如果说撤出东北三省是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影响，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那么，“长城抗战”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决策。自称背负家仇国恨的张学良将军在“热血沸腾”之下又是不战自退，而且“一退不可收拾”，再次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不抵抗”将军。
　　1933年1月，日本决定由关东军集结了5万武器精良的兵力，有重炮、飞机配合，准备向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发起进攻。国民党政府由张学良组织14个军，其中：中央军11个师，东北军12个师，西北军、晋军13个师，号称30万大军，在长城沿线设防阻止日军进关。国民党军队编制大而庞杂，人数多而实力弱，武器装备落后而参差不齐。长城敌我军力对比，双方各有优势，中国的优势是长城气魄和人数众多，日本的优势是武器和武士道精神。
　　张学良把30万兵力分成了两个集团军，自己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商震、宋哲元分别担任1、2、3军团长；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万福麟、汤玉麟、张作相分别担任4、5、6军团长。张作相和汤玉麟原是张作霖的老把兄弟。
　　日凌晨，战事一拉开，日军的进攻接连得逞，24日占领开鲁，25日下朝阳，3月2日陷凌源。热河省主席兼第5军团长汤玉麟根本无心抗战，逃之夭夭。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如此之差。热河沦陷，举国震惊。民众一致谴责南京国民政府无能，张学良更是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前线溃败，张学良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到，别的部队还能打一下，特别是人数最少，武器最差的宋哲元29军奋力作战，还组织了500名大刀敢死队夜袭敌营，重创了日军。而他的东北大军竟如此不中用，热河的防务竟如此不堪一击。“长城抗战”，主要是东北军首先撤退，牵动了全线溃败。3月7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后也无法扭转败局，于是派军使至密云向日军求和，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内。
　　张学良发出引咎辞职电后，仍声称要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然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徒劳的。军事上失去了先机，再战必败。由公儿哥子出身的毒瘾君子张学良统领不同山头派别的30万大军，进行部署如此重大的战役，只有两个原因，一是蒋介石用人不当的重大失误。二是蒋介石有意向国人显示：抗击日寇，速战必败。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蒋介石的抗日思想同毛泽东一样，主张“对日持久战”。有史学者认为，“长城抗战”失败后，蒋介石为了平息全国民众的怨情，逼张学良引咎自辞。是蒋介石又一次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以保全自己。这是褒张贬蒋的观点作怪。东北沦陷和长城失守，均以惊人的速度一气呵成，都是张学良自己独立运作的结果，当然就要对失败负直接责任。用现代官场的时髦说法，蒋介石要负只有负领导责任。
　　张学良下野后到欧洲考察，启程前授意东北军将领们：“一定要保存东北军实力”，这才露出了张学良在“9.18事变”和“长城抗战”时的心态，这一招授教于他老子。有了人马，地盘丢了可以再夺回来。人马丢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张学良从罗马致电劝东北军团结一致，服从蒋介石指挥。那是做给蒋介石看的。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请张统率东北军移驻新疆，张学良表示有条件接受。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放弃此计划。“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想调东北军入闽“平乱”。有人便劝告东北军加入反蒋斗争，于是，东北军将领致电张学良，报告“闽变”后的国内形势，要求张学良务必立即返回。这一下，非同小可。蒋介石闻讯后，又改变了打算。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随即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责。蒋限期3个月肃清豫鄂皖三省的红军。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转战川陕。张学良的“剿匪”轻而易举地大功告成，是可想而知的。蒋介石授予他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35年，张学良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东北军十六万兵力调入陕甘，按照蒋介石指令，对初来乍到的红军进行围剿。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东北军损兵折将。蒋介石于1936年11月底达西安，督促张学良再去剿匪。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扣蒋”兵谏。中共派员调解。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斡旋，26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这就是史称的“西安事变”。
　　兵谏行动前召开师以上将领会议，张学良宣布要动手捉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也是说：先送他回去再说。可见张学良是一个不会启动大脑的人。由此推测，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缺乏具体的检阅和准确的判断，是不奇怪的。
　　当时，苏联面临德国的威胁和日本的虎视眈眈。苏联不想两面受敌，认定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有能力组织抗战，拖住日本进攻苏联的领导人。美国也希望苏联缠住德国，中国缠住日本，再伺机而动。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从内蒙古南下，另一方面从华北平原往西，为的是要夺取山西煤炭和其它矿产资源。战略资源对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已经开始筹划结成“三位一体”的战略同盟，这件事瞒不过蒋介石的特务网络。国民党政府调集了五路大军几十万人马，悄然进入西北。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立即指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在报纸上发表准备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其实，这是蒋介石“顺手牵羊，分别对待”的策略，也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施行动。蒋介石要瓦解“三位一体”消灭红军，是不容置疑的，但蒋介石要剥夺张学良、杨虎城的只是“剿共”兵权，由中央军蒋鼎文取代“剿共”任务。张学良不打红军，就不能再当“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西，也是很正常的。如果真的要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领权，身在张、杨势力范围内的蒋介石是绝对不可能指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公开泄露机密的。也许这是“公开鞭策，暗里器重”的作法。不料容易冲动的张学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蒋介石大兵压境和报纸的声言，认为首先是解除张、杨的兵权，再对付红军。这一点，恐怕连杨虎城都不会相信，所以，他一直都很沉着。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台前的急先锋，而杨虎城才是幕后的筹划者。杨虎城老成稳重，自知非蒋嫡系部队保存实力的重要性，张学良虽受蒋器重，也知道削弱了东北军就等于降低了自己的地位。东北军驻陕西初期，跟红军交过手，也受到一些损失，那不假。当时红军要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对张学良是不会动真格的。在杨虎城身教言传的影响下，张学良也学得聪明起来了。史称：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跟红军交战中都受到了严重伤亡，那是假的。所谓“三位一体”，联合抗日是招牌，互不用兵才是真的。具体操作就是，彼此放几枚空炮，打几下空枪，调动一下部队，换一下防地。东北军、十七路军“损失惨重”是为了向蒋介石要钱、要枪、要编制，红军也借“打了几个大胜仗”以扩大政治影响。各取所得，何乐而不为。
　　张学良知道杨虎城身边有一批共产党员，但不知道早在1927年冬天，杨虎城就有过要求加入中共的行动。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直接作出决定批准杨虎城入党。杨虎城有没有办理入党手续，有没有直接同共产党发生组织关系，无从考证。“西安事变”后，即使杨虎城是共产党员，中共也绝对不能承认杨虎城的共产党员身份。直至而今，出于政治统战需要，也不可能揭开杨虎城具有国共双重党籍的内幕。
　　“西安事变”之前，杨虎城曾经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所行动。第一次在1936年3月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虎城在张学良立誓抗日后说道：“我那些小家伙们倒有一个计策，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可见，杨虎城的背后确实有一个智囊团给他出谋划策。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是共产党，1928年1月，中**组织批准她和杨虎城结婚，在十七路军政治部工作。1934年，杨虎城的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虎城联络重要事宜。随后，张文彬担任了十七路军政治处的主任秘书。留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还有宋绮云、王炳南、张文彬、米暂沉、王菊人、申伯纯等中**员，他们深得杨虎城信任，参与机密，从而成为杨虎城的智囊团。
　　诚然，当时中**员进入十七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杨虎城，并掌控其动态，在共产党需要的关键时候策动十七路军全体起义。至于策划杨虎城对蒋介石采取行动，那是中共中央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只有杨虎城身边的共产党员，才真正了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问题上，杨虎城有贼心，张学良有贼胆。心胆合壁，大事可成。如果张学良不同意，十六万东北军足以制约西北军几万人马的“地头蛇”不容易轻举妄动。因此，传闻中共中央组织发动“西安事变”，是很荒谬的。但是，不管杨虎城有没有在思想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其智囊团的性质而言，共产党人某些个别行为，以及张学良身边的重要秘书郭维城也不失时机地对张学良有所因应，为杨虎城促使“西安事变”的形成，无疑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抗美援朝结束后，周恩来接见援朝将领时，微笑对着郭维城说：“维城同志，你辛苦了！西安事变时，你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共曾派员同国民党联系，向蒋介石示意“团结抗日”，处于弱势者地位的诚意是不容置疑的。蒋介石也苦于对红军“屡剿不灭”，一方面答应与谈判，条件就是“无条件解散红军，归顺中央政府”，另一方面积极调集军队再度围剿。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陕北的中共首脑处于万分惊喜，不知所措的状态，先是以红军将领的名义通电西安请求杀了蒋介石，接着通宵达旦开会商讨紧急对策。中共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主张“把蒋介石杀了再说”，认为蒋介石过去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又迫使红军在长征中损失惨重并受了非人之苦。该是“新仇旧恨”一起清算的时候到了。后来，由于共产国际的坚决介入和善谋不善断的中共挂名领导人张闻天对局势的精确分析，以及毛泽东的最后表态，才使“和平解决”的主张占了上风。但是，中共的所谓“和平解决”，仅仅是不采取“非和平办法解决”而已，因为“和平解决”的底牌并不在中共的手里。
　　杨虎城不可能知道中共高层的决策内情，他身边的共产党员也不可能得到党组织的具体指示。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初期，主要是了解情况，因为中共的决策尚未最后拍板。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称赞我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同意我放蒋时，也讲得头头是道”。周恩来同蒋介石、宋美玲等人会面均由张学良一人陪同，杨虎城只是听传达的角色。张学良同蒋介石的代表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首先是做给杨虎城看的。不料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在协议上签字。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是“即使签了字也不能放”。他知道蒋介石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尤其是对“犯上作乱”的叛逆者，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
　　中共对“西安事变”没有实际的主宰权，只能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西安事变”维系在一起，因而，中共代表周恩来一直抱着侥幸心理去周旋。杨虎城则不一样，他自始至终参与策动“西安事变”，蒋介石翻脸是迟早的事，草莽出身的杨虎城一脚踏着“国共”两只船，虽然不愿意看到国民党兵伐西安，但对中共如此爽快地答应释放蒋介石始终大惑不解。杨虎城的观点很明确，既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要蒋介石把他的指挥行营搬到西安来发号施令。如今虽“挟天子”却未能“令诸侯”，还要放了蒋介石。说明不是大功告成，而是前功尽弃。相对杨虎城的自我压力而言，张学良受到更大的外在压力。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就收到了胡适发来的一封电报：“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名为抗敌，实为自毁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活捉了蒋介石后，张学良提出过许多释放蒋介石的条件：1、改变“安内攘外”政策；2、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3、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4、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5、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促使张学良从有条件释放蒋介石变成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有三种因素：
　　一、捉了蒋介石以后，在一同被俘的陈诚以及从南京赶到西安的宋子文提示下，张学良看到了蒋介石那个随身携带的黄色公文包，才知道了重要军事秘密：当时国民党以“剿共”的名义，避开日本人的耳目，秘密调兵西北。先行围剿红军，然后保卫山西战略资源，这是蒋介石“一石数鸟”的军事计划。蒋介石把朱毛红军赶出了江西根据地，湘江大战，重创红军。一路循迹追踪，先后摆平了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准备与红军决战陕北，大有志在必得之势。陕北的黄土荒原不同于江西的深山密林，毛泽东的红军失去了天然的蔽护屏障，仅剩三万疲惫之师，连粮草也难筹集。蒋介石假途陕西前往山西屯兵备战，对日军不打也是个威胁。“七七事变”后，日军果然兵犯山西，八路军115五师在山西打了一个正统御史所称的“首战平型关”。笔者认为，当时蒋介石这一战略是有预见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也不同于其他地方割据的军阀。张学良虽口头有雄心壮志，却胸无城府玄机。杨虎城一直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只有几万兵力，且装备落后。蒋介石剿灭了红军，最后张学良、杨虎城自然就会服服帖帖。
　　二、宋美龄赴西安同张学良单独面谈时说：“汉卿，看在你我往日情分上，你一定要放了总统。”原来，张学良与宋美龄相识于1925年，早于蒋介石同宋美龄的相识时间。张少帅与宋美龄一见钟情，淫欲纠缠不在话下。只因张学良已有正室，宋美龄又何等出身，不愿做小的。双双只能把情意深藏起来，成了好朋友。
　　三、中共中央的态度突然转变使张学良决定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张学良领着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而且在谈话中，一字不提“三位一体”，强调只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承诺：1、停止剿共，联共抗日；2、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3、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笔者认为，由于张学良意识到，这场原来由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游戏已经演变成共产党对蒋介石了。这就促使张学良不仅同意在没有任何正式书面协定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而且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当然，宋美龄从中起的作用也很明显。
　　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头脑里闪现只有七个字：先送他回去再说。但迫在眉睫的危机是获悉了蒋介石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的消息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部分将领极力要求扣蒋或杀蒋。东北军的兵力在陕西占优势，但驻西安只有1个团。十七路军在西安驻有9个团，足可以从张学良的手里把蒋介石抢过去。宋子文与张学良曾经策划把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才取消这一打算，因为一举一动完全有可能早已处于杨虎城的监视之中。
　　当杨虎城的看法同中共发生分歧时，杨虎城知道“西安事变”的最大输家就是自己。于是，杨虎城同张学良严重冲突了。杨虎城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你是受蒋夫人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同蒋宋两家有私谊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要干到底”。张学良振振有词回答：“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经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使蒋委员长失去了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又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张学良把“西安事变”定性为“叛变行为”了，因为他已经知道“西安事变”前的蒋介石不是不抗日，而是不仓促全面抗日。杨虎城也不是不明大局事理，只是不甘心就这样糊里糊涂当“断头将军”。两人矛盾迅速激化，张学良说如果杨虎城不同意放人，就开枪打死他。双方动武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是中共代表周恩来说服了杨虎城。也许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才向杨虎城亮出了中共的“杀手锏”，那就是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张学良。除此之外，任何理由都不可能说服杨虎城心甘情愿当“断头将军”。
　　当张学良瞒着周恩来陪蒋介石离开时，杨虎城默不作声了。他根本不愿意看到周恩来说服张学良留下来，他要看看蒋介石如何处理“负荆请罪”的张学良，以判断自己的未来命运。张学良离开西安，对于东北军来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电影《西安事变》说张学良临走前交给了杨虎城一纸手谕：要他代其节制东北军。事实上，张学良将军权交给了于学忠。愤怒的东北军青年将领，连军长王以哲将军也敢杀掉。当时，杨虎城躲都来不及，还敢出头露面！中共代表周恩来虽暂时稳住了乱势，但很快就独力难支，打道回府。最后，东北军完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大部分被蒋介石改编了，少数另谋其它生计去了，个别投向了中共。这就是张学良“做他部下倒霉”的残酷写照。
　　准确地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杨虎城在幕后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丢掉了头颅。张学良在台前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失去了自由。“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默契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周恩来为蒋介石安全离开西安写下了一个句号，使中共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利益。当然，如果要导致“西安事变”非和平解决，中共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可以随时利用杨虎城的军队甚至能够得到张学良一些部下的支持消灭蒋介石。不过，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及全国军队就会土崩瓦解，日寇铁蹄乘乱进犯，西安浩劫在所难免，连红军也难逃劫数。苏联斯大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主要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的。中共领导人审时度世，通观全局，以自己的睿智认清国难当头的中国不能没有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对于促成全国抗日，确实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崛起提供了重大的历史转机，从而使张学良成了中共正统御史上的“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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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促成全国抗日，但不等于有利于全国抗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也不等于是“西安事变”的结果。蒋介石确实有过“不抵抗”的言行，但需要正确看待。“不抵抗”是国策还是策略？是暂时还是长期？正如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后，为什么不把红军全部拉去收复东北，而躲在陕北“等待机会”呢？道理很简单：杯水车薪！蒋介石之所以力求避免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尽量推迟对日本宣战，一退再退，以空间换取时间。
　　一、当时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军用品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
　　二、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订购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
　　三、如果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所以，对日本宣战之前，蒋介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讲和一面备战的策略。1934年起，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是公开的拖延战略，无奈当时理解的人不多。蒋介石十分清楚，在军事物质上尚未准备充足前，同日本全面开战，是日本求之不得的。中国弱而地大物博，日本强而资源贫乏，日本力求速战速决，主要是看到中国四分可五裂以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还未得以完全实现。
　　蒋介石所谓的“安内”不仅反对共产党，还包括各路军阀和各派政客。中共指责蒋介石反共就是投降日本，显然是牵强附会的。道理很简单，假如蒋介石真的投降日本，同日军联手进攻，彻底消灭几万红军，几乎是不成问题的。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毛泽东便是把蒋介石视作汪精卫第二，这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日，中共中央指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毛泽东还说过：“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地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主要头目，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但是，史实已经证明，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向日本投降的事实或投降的言论、打算和行动。蒋介石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即使到了支撑孤岛的地i，也不谋求“台独”，宁愿委屈求全退出联合国，也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个事实连中共也不得不欣佩。
　　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后，随即做了两件事和一个重要决策。一是马上逮捕张学良，二是继续兵犯陕西。以检验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拥蒋”诚意真实与否。当他确认“三位一体”已不复存在，特别是中共坚决信守“不反蒋”的承诺并极力稳住西安局势之后，蒋介石立即从陕西撤兵，并决定把“统一战线”这一议题摆上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蒋介石在西安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离开西安后履行了他的口头承诺，这是难能可贵的。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就是把全面抗战的时间表提前。战争打的是钢铁和金钱。准备时间越长，物资越充足，信心越强，胜算把握越大，这是战争定律。仓促地奋起应战，中国人只有用“血肉长城”代替“钢铁长城”。1937年的“七七事变”宋哲元率领29军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接着，发生了一幕又一幕艰苦卓绝的悲壮战事和力量对比悬殊的惨烈牺牲。面对日本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们只有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同归于尽。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兵败如山倒，创造了许多逃亡奇迹。“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变成“先攘外后安内”。毛泽东的险境迅速解除，红军改制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传说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这种计算是不准确的，也许是假的。但是，至抗战结束时，中共军队拥有120多万兵力。从而奠定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形态基础。笔者以为，任何弱者要转变为强者，手段问题是不受谴责的。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送羊入虎口”不但没有被吃掉，反而发展壮大了。这是蒋介石绝对想不到的，也办不到的。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也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1929年，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还丢失了我国领土黑瞎子岛。1931年，张学良下令“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拱手向日本人相让了东北三省。1933年，张学良指挥各路大军30万人实施“长城抗战”，东北军一枪未发，退出热河，引发全线溃败，丢弃长城。所谓“抗日将领”应为“抗日失败将领”。至于“民族英雄”、“爱国英雄”的称号，实在是莫名其妙的。张学良发动兵谏，演练了一场“捉放蒋”的闹剧成为名正言顺的“千古功臣”。其真正意义，不在于促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是在于导致蒋家王朝的覆灭和共产党时代的诞生。蒋介石从来没有说过也不敢说是“西安事变”使他最后丢了大陆，退居孤岛。否则，不但对张学良是有点冤枉，对蒋介石也是莫大的自嘲自讽。蒋介石占优势时玩不垮毛泽东；势均力敌时玩不过毛泽东；蒋介石占劣势时，一下子就被毛泽东玩倒了。对于蒋介石的极具戏剧性的政治军事人生，什么都不用说了，因为无论怎么说都很滑稽。笔者试想用一句迷信的笑话比喻，蒋介石生平遇到两大“克星”，一个是他器重的张少帅，一个是他敬重的毛润之。两人让蒋介石一生锤胸顿足，无可奈何。
　　蒋介石对犯上作乱的杨虎城，处置方式是秘密逮捕，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后“满门抄斩”了。一是蒋介石发现杨虎城才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而且是共产党员。二是蒋介石把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同“西安事变”联系起来，痛心疾首，有口难言。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忠诚可信，虽有过错也是受人利用的。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以“劫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第二年张学良就获得了特赦，随后接受长期“管束”，实为幽禁，从此，真的名符其实地“学善从良”，并做了上帝的子民学讲“耶稣”。对张学良的宽大，有人说是宋美玲从中斡旋的结果，有人说蒋介石以家法代替国法。不管怎样，可见蒋介石不像正统宣传的那样没有温情只有暴疟。
　　张学良1931年离开东北，1933年离开北平，1935年离开武汉，1936年离开西安，1937年离开南京，1946年离开大陆，1993年离开台湾，一路走来一路永别，再未回首。张学良在幽居的岁月行迹：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安徽黄山“听涛居”、江西萍乡“绛园”、湖南郴州苏仙岭、湘西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贵阳黔灵山麒麟洞、贵州开阳县刘育乡、阳朗坝、黔北桐梓县天门洞、重庆戴笠公馆、台湾新竹清泉、台北郊外。
　　张学良一世风流，幽禁在名山古迹，过着神仙般生活，终老魂寄美丽海滨。即使成为一只闲魂野鹤，张学良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张学良终老美国夏威夷，怅望中国而“叶落不归根”，给世人留下了一串谜团和猜测。笔者也试图妄言几句：首先是由于国民党从来就没有把张学良定罪为“千古罪人”，所以，张学良也不愿意回大陆接受“千古功臣”的封赏。张学良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正是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得以幸存最后掌了天下。他回到大陆，如果共产党当着他的面捧他为“千古功臣”，他会很尴尬；如果他说对发动“西安事变”有悔意，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
　　历史已经明晰，“9.18事变”是张学良之过，张学良无颜再回东北见乡亲父老。赵一荻反对张学良回大陆，主要缘于这个原因。张学良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回大陆。这话等于没说。全世界都不会没有政治纠缠的时候，更何况中国。在众人屡屡相劝之下，根本无意回大陆的张学良，推说将请示一下李登辉，结果同预料无异，李登辉劝张学良勿去大陆。“台独”总统当然不希望从张学良身上发出让人们误会的信息。其次，尽管张学良从未对‘西安事变’表示过悔意，他说：“做都做了，还后悔什么”。同时，张学良也从未怨恨过蒋介石让他失去了自由。他反而说：“如果我是蒋介石，一定会枪毙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是蒋介石带他离开大陆的，蒋介石尚且葬身于台湾孤岛，他又于心何忍独自回归。“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投奔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文革”中被打成“东北帮”，张学思拒不认罪，高呼冤枉，结果遭到了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后因斥骂红卫兵被活活打死。此事对张学良决不无动于衷。
　　有一件事是张学良至死不谕的，当1990年日本记者采访张学良时问：“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张学良回答：“我知道，但不说。一是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不愿意伤害别人”。笔者以为，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而张学良不愿意透露的所谓“不愿意伤害别人”，无非就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在国民政府中的职务问题及其参与指挥全国军队抗战的口头承诺一事，那是宋氏兄妹拍过胸膛担保，周恩来从旁作证的。结果，蒋介石背信了，宋氏兄妹和周恩来也弃义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真的让张学良参与指挥全国军队抗战，他除了添乱外还能做些什么？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学良选择美国夏威夷作为葬身之地，被某些人视为“千古之谜”，实在有点夸张。其实，张学良此举只能从客观上宣示：抗日战争的胜利，并非“西安事变”毕其功于一役，更大的因果取决于日本偷袭了夏威夷群岛之一的珍珠港，导致美国送给了日本两颗致命的原子弹。以张学良的不高智慧，即使故弄玄虚，也瞒不过聪明的世人。
　　在张学良一生中，政治上无所作为，军事上屡战屡败。最搞笑的是有两次“做他长官头疼”的大胡闹，一次是他最信任的郭松龄用他的亲兵进攻他的老子；一次是为抗日捉了不是不抗日的蒋介石。张学良不是英雄，不是枭雄，也不是狗熊。玩过漂亮女人，尝过美味佳肴，吸过可怕毒品，杀过著名人物，干过惊天大事，当过天主信徒，享过世纪长寿。长期以来，有不少人为张学良失去自由，忿忿呜不平，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试问古今中外，还有哪一个名人、伟人如此风光过？
邓国亮，华声论坛军事杂谈、地方区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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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见！分析得十分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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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十分精辟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