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九一三 ----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楼主]&作者:
&发表时间: 19:32
&&&&&&&&点击:6515次
难得的佳作，著名作家舒云女士的力作，披露九一三时空军专机师（34师）的内幕，值得一读！本帖地址：http://club.xilu.com/zgjsyj/msgview-7.html[]
[楼主] &[2楼] &作者:
&发表时间:
19:40&[][][]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注：有空34师师史简介）389.13事件后，时念堂仍在工作。时念堂的妻子姜树芳在西城区房管局上班，时念堂9日回家给她打了个电话，因为11日她值班没回家。12日晚姜树芳回到家中已经很晚，屋里军医们正给时念堂看病，11点多她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去城里上班，路上还平静。因为她走得急急忙忙，甚至没注意门口的岗哨已经换成绿裤子了。直到星期三儿子打电话，说机场大门进不去了，要重新办证，儿子给她办好出入证她才回家。这回她发现问题了，机场来了好多陆军，平时走家属的小营门没有站岗的，这回也站了陆军，荷枪实弹，严格盘查。蓝裤子们只要外出，就排着队，几个人也乖乖排一行，一个个都像霜打的叶子搭拉着头。作为家属，姜树芳搞不清怎么回事，也不敢问，只觉得挺滑稽。回到家一连几天不见时念堂的影子，因为这是常事，她也习惯了。时念堂在家吃饭，空勤灶的战士经常来送菜。姜树芳就随口问战士出什么事了？战士也不知道，放下菜筐就走。一直过了十几天，姜树芳往候机室打电话，才知道跑了飞机，不过对方安慰她说与师长没关系。当时进驻专机师的总政工作组的成员刘岩回忆，我们去之前，师长时念堂曾被吴法宪派到南苑机场接待过基辛格，被划为吴法宪线上的人。政委马兰藻搞保卫工作出身，文化不高，不懂技术，本来准备安排潘景寅换掉他。还有一位姓王的副师长，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中驾驶伊尔-18把毛主席安全送出武汉，有功，被评为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被划为吴法宪线上的人。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把这三位师领导作为依靠对象，师长、政委在师部值班，主持工作，王副师长到沙河机场坐镇。他们积极负责，配合和帮助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9.13事件第三天，周总理坐车到专机师，时念堂陪着他去看另一架三叉戟，周总理拿着专机失事现场的照片对照，并给时念堂看照片，问是不是我们的飞机？因为飞机上的机徽是总理亲笔题词的中国民航的字样。时念堂向总理报告是我们的飞机，总理也说是。他又陪周总理去看林立果在西郊机场住过的地方，看过后周总理没说什么。回到候机室，周总理指示，抓紧对部队进行路线教育，稳定部队，有些事情讲清楚就算了。当天航医给时念堂看病，也说不要怕，没事。时念堂当然不怕，他心里没鬼，他怕什么。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没那么简单。11月底12月初，机场批斗时念堂，斗得很凶。周总理知道后，委托公安部九局副局长兼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到西郊机场接专机时，对刚从陆军调来的专机师副政委李学清说，不要再批斗啦，时念堂、马兰藻、王进中都是好同志。
.399.13事件后，时念堂一直没回家，国庆节放假也没回来。过了国庆节，传达了，时念堂还没回家。又过了十几天，时念堂回来了，人瘦得不成样子。20多天后工作组通知时念堂可以不到办公室了，在家写写材料。1971年10月初，时念堂被隔离。又过了20多天，10月28日，时念堂被送到空军东郊民巷招待所，说是空军"学习班"，集中交代问题，实际上是软禁了。日，时念堂的妻子姜树芳正在西城区房管局上班，专机师副政委李学清通知，机关叫她回去收拾东西，给时念堂拿些换洗的衣服。中午姜树芳回到家，时念堂想得简单，无所谓，随便拿几件，几天不就回来了吗？姜树芳想恐怕不会三言两语，这样的事情只要进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包括毛衣棉衣在内的冬天的夏天的衣服收拾了一大包。姜树芳说，吃点饭吧？时念堂说，反正也吃不惯那里的饭，吃吧。此时是下午4点多，也不管时间对不对，做好了饭，吃了。一直等着时念堂的李学清说，咱们走吧。姜树芳记得很清楚，是被带走的。临走时念堂说晚上打电话告诉你，我在哪。实际上这一走，十几年再没消息，人没影了。时念堂先关在东交民巷办"学习班"，两个月后，过了阴历年，被集中到北京军区招待所86楼。1972年国庆节后，10月16日，时念堂被转到亚洲疗养院，由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一人一屋，门口有卫兵24小时守卫，"犯人"之间不能见面，上厕所也有卫兵跟着，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关了几年，搬了好几个楼。到后来，连问都懒得问了。两三年找时念堂正式谈一次，十分八分钟问个事，写一下。审问完说他不老实，不交代。时念堂说我怎么不老实？我不知道交代什么，实在是没东西，我没有什么交代的。到时念堂放出来他才听说，为什么把他关那么长时间？有人诬陷说他知情，不交代，死顽固。可是，时念堂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中间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他谈过一次，让他"竹筒倒豆子"。时念堂把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如实说明，纪登奎说，这些情况你都背下来了？时念堂说，根本用不着背，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再说多少遍，还是那些情况，不是编造的永远不会变。以后很久没人再问，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一个人在屋里呆着。他老在想，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会把我放了。一直关了七八个年头，到了日，"突然"来了，不是放，而是宣判。公安部来了一个处长，宣布中央专案组结论为"时念堂的罪行严重，属于敌我矛盾，定性现行反革命，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交公安部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至于劳改多少时间不知道"。真像睛天一声霹雳。时念堂不服，要求解释什么理由。人家不负责解释，只照章宣布。时念堂表示不能接受，要向上申诉。工作人员说，要相信党，相信华主席。于是时念堂"顺从地"被戴上手铐，押送山西原平崞阳附近一个劳改农场。死也要瞑目呀，难道连冤都不叫喊吗？时念堂还要求说清楚。山西公安厅说，我们没权利给你解释。就这样又关了几年。回到北京，还是没有人找他谈，确实冤如窦娥啊。因为想知道他被关期间是怎么想的，我冒昧地问，为什么关11年还想得开？时念堂说，辛辛苦苦，忠心耿耿，想起来寒心哪。但想不开也得想得开，没干亏心事，枪毙就枪毙，反正我不自杀。自杀，没那回事也有了。他坚信他没有问题，我们的党一定会弄清楚。
40时念堂的家属子女也成了反革命家属，爱人姜树芳被西城区房管局关押审查了半年，后来下放当了六年小工。姜树芳说，几个月后，12月，我正上班，突然宣布我隔离审查。家里三个孩子，最小的才11岁，还有两个老人。人家才不管，两男两女，24小时看着我，让我交代与林彪与吴法宪的关系。我根本没见过吴法宪，林彪更没见过。看守说，中央专案组说啦，你知道。我拍桌子，怎么大白天胡说八道啊。人家说我态度不好，吵起来。就吵，嘴你不能封住，局里天天找我，要端正态度。说我狡猾，我一肚子委屈。逼我说怎么到西城区的？怎么搞阴谋？什么目的？一直关到1972年春节，放我回家七天。才知道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也被关了一星期，小的太小，吓得直哭，半夜大喊要枪毙我。我妈也被审过，问家里谁来过？9.13前有什么行动？孩子说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春节后又把姜树芳关起来，两个多月回家，还有人跟着。问来问去，问不出东西，5月让她下去劳动。没开除党籍，但不让参加党的活动。白天劳动，晚上工人念报纸，让她交代问题。孩子也受了牵连，儿子高考够线，但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半年后，北京市有位领导指示，凡与林彪事件牵连者的子女，不应影响高考录取。儿子这才上了人大分校。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那时生活困难极了，老时的工资一切都没有了，只有姜树芳一个人的工资60元，养活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平均每人每月10元钱，这大概是北京那时最低的生活标准了。儿子上大学，补助的钱也全交到家里，没钱买本，就自己用废纸钉本用。生活所迫，姜树芳不得不在节假日加班，多挣些钱糊口。后来两个老人死了，两个大孩子插队，只剩个小孩子上学，家里生活才慢慢缓过来一点。当时海淀区的区长时念畴，春节军民联欢，他到机场，人家提起以前有个老师长叫时念堂。他到处打听，没人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找了很久，找到姜树芳，一问，结果他们老家相距七八里，同属念字辈兄弟，备感亲切。他十分同情时念堂的处境，不回避，文革中他也挨过斗，知道冤假错案。虽然那时又正在清查，但他还是在生活上给予时念堂一家多方面的照顾。姥姥病重，没钱住院，他给安排住院抢救。儿子大学毕业后，他想法给找了一个就业指标。时念堂的两个女儿，受到株连，无法正常读书，加上生活困难，大女儿嫁给郊区的一个农民，回不了城，时念畴给安排了工作。小女儿靠打工维持，他在区企划局给她找了一个工作。包括儿子结婚的房子问题，儿媳的工作，也都是他给安排的。姜树芳说，时念畴是我们家的大恩人。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41到了1978年，报纸上说解放干部，姜树芳要求安排工作。有了工作，自由了，姜树芳开始寻找老时。问师里，说不知道，交公安部了。她不相信，军人怎么能交公安部？她又到空军司令部专案组找。一位姓田的军官在传达室跟她谈，姜树芳问关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消息？我相信党，他人还在不在？田军官说你们家里要积极配合，不让联系，说明问题严重。姜树芳又火了，顶了几句，犯人还可以探监嘛，这也不能十年了连面也不让见？田军官说，看样子时念堂够顽固的。她马上追问关在什么地方，田军官说，不知道，一甩手走了。姜树芳想，这么长时间音信全无，人恐怕是不在了。怎么知道在山西？简直就像演戏。1980年审判"两案"，别人给她出主意，到最高法院要求离婚。人在不在，一试就试出来了。很快，山西原平劳改农场来了两个干部，征求姜树芳的意见。说你们双方过去一直很好，孩子这么大了，时念堂态度不错，你这样对他打击太大，冷静一些。谢天谢地，这才知道人还活着，在山西。本来也没想离婚，姜树芳说，那就算了，我要去看看。劳改农场的干部马上说，欢迎你去。1981年5月，姜树芳先让儿子去了一趟，探探风。10月她去了，后来带女儿又去了一次，带了些北京特产，送给农场的医生和做饭的师傅。这么多年了，他们对老时一直很好。第二次探监就更松了，叫随便谈，还可以出去走一走。时念堂态度好，不用劳动，生活也比较照顾，不过就是没有自由，心更是被锁链锁着。
　　42日，公安部根据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决定，解除对时念堂的劳动改造，由原单位复查处理。8月1日，劳改农场的管教科长突然告诉时念堂，北京来电通知，让你回原单位。山西劳改农场把时念堂送回北京，没人理。原平农场的科长说，没见过这样的，就把时念堂送到家，办了手续，住一晚上回去交差。时念堂能从山西劳改农场早一些放出来，要感谢"同案犯"李松亭。李松亭是谁？他是抗日战争参军的老干部，上海空某军的气象处处长，文革中担任上海市警卫处处长。人家北京的首长到上海来了，他只管任劳任怨地警卫和招待，布置好警卫，再就是端茶送水，实在是老实本分的人。他根本不知道"571工程"怎么就折腾上他的名字，更不知道"571工程"是什么东西。但从此倒了大霉。李松亭认死理，从被关起来后就一直喊冤枉。他是个硬汉，在亚洲疗养院就吃了大苦。下边都是执行者，你不听话，人家看守怎么办？放风，他出去就不回来，在地上打滚。看守没办法，抬着他，他蹬腿。抬也抬不了，没办法，两个看守就一人拖着一条腿，硬往回拖。四五十级的台阶，头拖在地上，就那么一阶一阶地拖着走。大概李松亭也横下一条心，死了就死了，死了更好。这样闹上几次，以后人家干脆不放他的风了，整天关在屋里。涉嫌9.13事件由中央收审被送到山西劳改农场的军队干部一共25人，李松亭和时念堂就是其中的两名，到了山西大家就分开了。这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批送的，没有任何案卷材料，山西公安厅只知道这些人问题严重，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被告知什么也不要问，就是看着，不能让死了，劳动改造。李松亭是日被关起来的，那天他刚到家，又叫他到锦江饭店，去了就再没回来。弄到山西，先在第七劳改支队，后来关进太原第一监狱，定罪反革命。关进去第三天，狱方找他谈话，你要有个长期打算，你这事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都签了字。李松亭还是不服，把我关起来就不合法，关到监狱更不合法，我成了犯人？有法律程序吗？逮捕证都没有，一看就知道胡来。可是在人"屋檐"下，不低头不行，李松亭只能"留"下来。狱方也照顾他，抗战时期的老同志了嘛，枪林弹雨里过来也不容易，伙食搞好，这样在监狱里"窝"了四年。好在监狱里可以看报纸，到了1981年，李松亭看见《人民日报》上要审判"两案"了，可自己关在这里这么多年了，也没人理，就开始绝食。上边规定不能让死了，这绝食时间一长，死了怎么办？监狱慌了，向山西公安厅报告。山西公安厅也作不了主，向北京的公安部请示。公安部有底，这帮人是总政转来的，于是转给总政。我曾问过李松亭："李老，我说您是不是在监狱里绝食？"他就笑，没有绝食，生气，几天不吃饭是有的。原来上边事情太多，把这伙人忘掉了。好几年前，送团河农场的林办、黄办等办的工作人员也被上边忘了。老老少少，先关在亚洲疗养院后来又弄到团河农场劳动了四五年，倒是越来越松，可以几个星期回一次家。林彪的保健医生老蒋和汪东兴过去因工作关系还熟，利用回家的机会托汪东兴往上送了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分配工作，这些人才从劳改中解脱出来，陆续分配了工作。李松亭没有"近水楼台"，但他以生命换来的申诉救了同去山西劳改农场的25个"同案犯"。经中央"两案"小组重新复查，李松亭被释放回了上海。问题是不是彻底解决了？是不是恢复了原来的待遇？我不知道，但我看某杂志的一篇文章说李松亭被无罪释放。最近，我听说李松亭得了癌症，给他打了个电话。李松亭在上海，他用浓重的江南口音说了他的一大堆病。他的话说得很快，我没听清，但我知道他1989年开始身体就坏了，做了结肠癌手术。现在又发现癌转移，还有心脏病什么的。他说，我先治病，等好一些我再往上写信，我不能死，我不会死的，我死了怎么办？这个事一定要公公正正解决，不能把错误弄成罪。我说你不是无罪释放吗？哪里是无罪释放！没有。上海空某军给他列了"四大罪状"，李松亭一项一项数给我听。处理是犯严重错误，留党察看一年，取消职务，正团降副团长，离休，保留14级不动，交地方安置。报到上边，改了，严重错误改成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改成开除党籍，离休改成退休，其它没变。这些结论，都没经过他本人，也没有谁找他谈话，就这样定了。李松亭不服，错误是有，他承认，但没有"严重"到阴谋的份上。他往上边写了很多申诉信，都是石沉大海。因为交地方没交出去，李松亭现在还住在空某军。"屁股"后面拖着的这根长长的"尾巴"，老让李松亭坐立不安。时念堂的情况也差不多，人是回来了，供给关系没恢复，先发100元生活费。姜树芳很高兴，不在钱多少，只要人回来就行。专机师政治部主任找时念堂谈过一次，要他正确对待，说他的问题上面会正确处理的，要耐心等待。于是，时念堂住在家里待命。一过三年，还是没有结论。听说时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到空军学院来了，人家劝，你不是认识吗？去找找看。时念堂就在外面转，还真碰上了王海。说了之后没多长时间，敌我矛盾改成人民内部矛盾，成了现在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没有事先征求时念堂的意见，他不同意。
43想起来，除掉这最后一次，时念堂的军旅生涯一直很顺。他是我们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运输机飞行员，也是最早的专机飞行员。选飞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情况，他没选，他跟首长当警卫员，是直接去的。时念堂是山东单县终兴镇人，1927年3月生，家境贫寒。1943年，他16岁时参军。家里不愿意，他哭着闹着要去。开始在区小队，后来升编县大队当文书，1945年7月入党，8月入湖西十一区干部学校学习了一个月。之后随十万大军中的干部队进军东北。走到三河，山海关那里打上了。又往前走，走到承德，不能走了。队伍连枪也没有，就在冀察热辽分配。时念堂因为念过几天书，又在政治部搞收发，分配到连里当文书。那时文化人少，他又老实，保卫科和组织科都要调他去，先在保卫科当政治侦察员，没两个月，叫他到组织科当干事。还没报到，被司令员兼政委看上，给首长管文件，跟着到哈尔滨，一干三四年。到全国解放，时念堂要求到干校学习。政治干部队学习两个月，只学了一个月，首长就把他要回去了，怕他分到部队。首长在大连养病，不能带警卫员，叫他到承德等着。时念堂提出，当了这么多年兵，连枪也没扛过，现在全国都解放了。这么一说，首长也觉得不好意思，问他想干什么。时念堂也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首长就写信给东北军区，都认识，工作随便挑，正好全军在大规模招飞行学员，说你去学飞行吧。时念堂听说学飞行要大学生，我这点文化程度能行吗？人家说不行再回来。这就硬着头皮去了。1949年10月，他到了长春空军预科大队，先在空军新入伍的学生队呆了两个月。1950年初，两三百人被一列火车拉到牡丹江。一下火车，就念名字。谁名字站这边，谁名字站那边，搞不清是干什么。分队站好，一队上这辆车，一队上那辆车。下了车才宣布说要学飞行，先体检。由在长春的苏联专家负责检查身体，刷下去一大批人，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二三十人。时念堂出身好，参加革命早，身体也行，还真体检上了。就这样，时念堂稀里糊涂当了飞行员。1950年2月，入牡丹江航校一期甲班学习飞行，看见人家文化程度都那么高，时念堂想走，但想走也走不了。大概是因为他没在战斗部队当过兵吧，被分配去学运输机飞行。先学了两个月的理论，到4、5月就开始飞行，先飞99高级教练机，又飞日本双发高级教练机。飞到10月，放了单飞，不到11月就毕业了。时念堂仅用七个月，就从日本飞行教员那里学到两个机种的驾驶技术。以后补发了两个毕业证书，一个是1949年航空预备学校的，一个是本校航空飞行（系）专业第一期，大学专科。航校毕业后他又学苏联依尔－12飞机。又用不到一个月，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学会并接来旧的伊尔-12飞机。刚会飞起落，就长途转场到北京。本来说到太原，到了北京，又说不在太原了，因为要支援十八军解放西藏，重新折回长春改装。时念堂到了成都，和战友把航线开辟出来，在西南飞行了一年，给十八军空投枪弹、棉被、食物等。高原飞行险象环生，气象和地形都复杂，不要说坠机，就是安全迫降，冰天雪地冻也把人冻死了，那时真是豁出去了。好在老天保佑，什么事也没有。以后60年代，时念堂多次驾驶伊尔-18大型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全都圆满完成了各种险难任务。1952年4月，时念堂由航空兵13师调入专机师，当时称华北空运大队。5月2日，军委命令华北空运大队与西郊机场合并，组建空军独立第三团，胡萍任团长。时念堂任中队长，专机师使用的机场是日本占领北平时修建的机场，解放后被我们接收。最初是华北航空处，成立了一个场站，一个大队，自己培养的骨干很少。不过那时专机少，任务也不多。独立团第一次执行专机任务是接邓小平从西南到中央担任书记处书记，那是独立团成立两个月后的7月12日，团长胡萍也去了，新中国算是正式有了专机。1953年4月，时念堂升任副大队长，由伊尔-12飞机改飞里-2型飞机。9月带六架飞机入朝，待命去朝鲜执行停战谈判中立国代表到各口岸视察的专机任务。经丹东时朝鲜情况变化，改为四架，成立了四个机组，每架都由正副大队长担任机长，接送各国谈判代表团成员，时念堂作为机长圆满完成任务。他还接送过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国做报告。那次飞了很多地方，先到石家庄，又到开封、武汉等地，任务完成得很好。一年半后，1955年5月，时念堂回国，专飞中央首长专机。1956年2月，他任二大队大队长。1960年3月任独三团副团长。独三团扩编为空军专机师，时念堂升任100团团长。1965年6月，升任专机师副师长。1969年8月，升任专机师师长。现在回过头想想，还真是一帆风顺。
441958年，时念堂到苏联改装学习，年底回国。1959年底他从苏联接回两架新式飞机依尔－18，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飞机，一架作为客机，一架作为专机。坐专机最多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來、刘少奇、贺龙、陈毅等。日，周恩來去广西柳州会见胡志明。日，毛泽东去汉口、广州巡视。日，朱德去山海关、南京。日，刘少奇去上海。......截止1971年，专机师执行毛主席专机任务共21次，执行周恩來专机任务70次，执行刘少奇专机任务20次，执行朱德专机任务23次。专机师还执行过多次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重大活动的机群任务。1955年秋，全军在辽东半岛组织抗登陆演习。1956年4月，上海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中全会。1960年1月，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8月，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969年3月至5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8月至9月，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时念堂印象最深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接送中央委员上庐山的专机任务不仅多，而且复杂，大飞机上不了庐山，还要换乘直升机。林彪当时的专机是英制子爵号，到安庆小飞机换安－24，去的九江，下山也如此。为执行大机群任务，时念堂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选直升机在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时念堂在安庆坐镇，组织大型飞机换乘，保证了飞行安全。专机师还执行过多次作战保障任务。1962年9月，派出九架飞机，执行中印边境反击作战的空运任务。1969年，派出12架飞机赴佳木斯担负珍宝岛地区的空运、侦察等任务。除此，专机师还执行过多次抢险救灾的任务，1954年4月，赴内蒙古执行空投救灾粮食115架次，空投粮食2.8万斤。1960年抢救61名阶级兄弟，夜航空投药品，专机师周连珊机组伊尔－14型4215号飞机赴山西平陆。1960年5月，派出65架次飞机到大同抢救瓦斯爆炸失火而遇难的工人群众。1963年8月，派出19架飞机，27个空勤组，对冀中42处洪水灾区空投救灾物资348万吨，飞行450小时。1966年3月，刑台地震，执行周恩來赴灾区视察慰问任务等。此外专机师还执行过西北地区的核试验任务，以及为友好国家培养飞行员或改装飞机等多次任务。执行专机任务，责任重大，一定要保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在如此众多的专机任务中，有的是时念堂参加组织领导，有的他亲自执行，除毛主席没坐过他的飞机外，其他首长都坐过。1965年伊尔－18型飞机进行北京至拉萨当雄机场，1966年贡嘎机场的试航任务，都是时念堂亲自驾机完成的。那时，中国民航还不发达，专机师还担负过多次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的专机任务。1960年4月至5月，周恩來出访印度等亚洲六国。1961年2月，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和周恩來出访缅甸。1962年10月，周恩來出访朝鲜。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1963年11月，贺龙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1964年7月，周恩來出访越南、缅甸。1965年3月至4月，周恩來出访越南。1965年5月至6月，周恩來、陈毅出访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及利亚。1966年3月，刘少奇、陈毅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1960年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访，陈毅元帅是代表团成员，说这下可好了，坐咱们自己的飞机出去，可放大心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由我们自己的专机接送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去中国代表团出国，都是租别国的飞机，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我国政府租印度的飞机而被台湾特务安放了炸弹而失事的。周总理出访16国，租的是英国的飞机，提心吊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坐咱们自己的飞机，从政治上放心，安全。接受出国任务后，准备时间很长。一两个月前就开始做准备，胡萍和时念堂专门到苏联民航飞行大队取过经，国际飞行有什么经验，要注意什么问题，怎么飞。现在的飞机先进，不用领航员，把罗盘打开就可以飞。而那时，我国的飞机还没有这些，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最先进的东西，只能凭个人过硬的飞行技术。那次送周总理出访某国最危险，起飞后地面才知道某国政变，地面好不容易联系上专机，通知他们。专机没有落地，又连续飞回开罗，保证了总理专机的安全。专机师接送过的外国首脑有很多，缅甸总理吴努，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越南主席胡志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朝鲜首相金日成、委员长崔庸健，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越南总理范文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刚果（布）总理扎莱，苏丹国家主席尼迈里等。有的外国首脑多次坐过专机师的飞机。时念堂任专机师师长后，因为执行专机任务多，对师里的事情管得很少。他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要的专机任务。到1971年他驾龄21年，累计飞行7000余小时。就在他年富力强，飞行经验丰富，工作得心应手时，没想到9.13事件拦腰一棒，一关11年。从此中断了心爱的飞行事业，至今心中仍压着磨盘大的石头。
45经过十多年的审查，没发现时念堂与9.13事件有任何牵连。原来的"双开"和"反革命"都被一风吹了，提也没提。1985年10月，专机师政治部一位干事来宣布，空军政治部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两年，撤消行政职务，保留原14级，按正团作退休处理。看病住房，工资按正团。1985年这个重新做的结论主要依据是三件事，一是林立果在西郊机场建"黑据点"的问题，二是周宇驰在沙河机场学驾驶直升机的问题，三是9.13凌晨直升机在禁空令传达后起飞的问题。结论说9.13凌晨，党中央向全国下了禁空令，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等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不准任何一架飞机起飞。时念堂13日凌晨2点30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向该师所有部队、场站、调度室等有关部门传达，也没有提出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措施。13日凌晨2点半左右，周宇驰等到沙河机场，3点左右，原203团团长刘景祥打电话向师里报告，有人去机场要飞直升机，时念堂接到电话，既不向刘传达党中央的禁空令，也未采取紧急有效措施，致使周宇驰等劫持直升机叛逃。时念堂认为这三个问题都不符合事实。第一、二个问题，是当时空军司令部直接安排的，作为军人，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三个问题据时念堂回忆，接电话后他立即向上报告，然后跑到大值班室给作战科值班参谋蔡长松打电话，让蔡参谋通知沙河203团政委杨庆升，西郊由他传达。前面说过，杨庆升接到禁空令，由于和平麻痹思想，他没传达，并不是时念堂没传达。时念堂放下电话到小候机室找100团政委安治梁，等一会，安治梁来了。他又向师政委、师参谋长等传达了命令，当时吴法宪没说是全国禁空令，也没说马上向部队传达。正在这时，接沙河203团刘团长电话说直升机逃跑，当时忙于处理此事，传达比较零乱。因为是直升机起飞后10分钟才向师里报告，虽然马上采取措施，但已经晚了。时念堂认为，在处分决定前没有任何人找他核实有关事实，没听他陈述，也没任何人告诉他1978年宣布他是"林彪死党"，"双开"的决定还算不算数。扣发他十几年工资和物资供应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都没有讲。所以留党察看期满，让他写个材料申请撤销处分。时念堂不写，表示不承认。专机师政治部主任盛岳献说，我管干部，派人向地方移交。到海淀人事部门联系时念堂的退休安置，但地方政府认为这个处理不符合党的政策，拒绝接收。我向上报告，没人理，推来推去。专机师交不出去，只好将时念堂的供给关系和党的关系暂时留下，党的关系"挂"在师通信科，退休工资由师财务科发。20多年过去，至今时念堂的关系还"挂"在专机师。时念堂仍然不服，为什么给我这样处分决定？凭什么给我这样的处分？他认为太重，一直在申诉。从上到下，谁听了他的申诉，都说他冤。连机场的职工家属、临时工都说，你刚出国回来，没接师里的工作，与你有什么关系？时念堂多次找，上上下下都很同情，叫专机师拿出个意见，报到空军。但有人说"两案"班子已经解散，就拖下来了。就是降职到正团，按14级套，也应该按师职标准，时念堂1943年参军也符合这一条。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仍是正团退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给办医疗证，住院、医药费报销都成了大问题。你还没开口报销，人家比你还困难。老伴姜树芳说，我们老时太实在，人家脸色稍一变，他就不愿意再说了。有一年春节时念堂高烧39度多，住在大病房，因为休息不好，病拖了很长时间。时念堂还在不停地上诉。递上去的申诉信不知有多少封了，总是没有回音。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说，这事是有些冤，但上边不说，我们不好办。只要上边批，我们马上办。让他自己写信给军委副主席。也有机关的同志劝解一番，时间太长啦，有些问题难以解决。时念堂伤心地说，一切交给党，一生交给党，那时组织对下边关心，有错想办法挽救，而现在是不理你。难道我们党现在的政策不是"有错必纠"了吗？不管怎么样，我对党对人民没做亏心事，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同时搜集证据，不断地往上写信，他坚信问题一定会解决。因为伤心，很久很久没有做梦了。那一天，时念堂突然看见周总理来了，是周恩來总理！周总理不知多少次坐他开的专机，每次都要对他表示感谢。好久不见了，周总理还是那样神采奕奕，微笑地握着他的手，说组织上已经复查过了，你没有问题，你是一个好同志。时念堂顿时泪流满面，党啊，我们的党。
&[楼主] &[3楼] &作者:
&发表时间:
19:48&[][][]
没有登机的空中服务员24说了半天，我们忘了没上专机的五位机组成员中还有一位女兵没有露面。这就是空中服务员小魏。小魏是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上的服务员。现在叫空中小姐，那时在专机师，就叫空中服务员。9.13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四天，有关人员都"圈"在候机楼里，不许走动一步，机场已经被卫戍区接管了。在空军学院传达完中央57号文件，副队长孙某某等就被关起来了，她生孩子才40天。本来很清白的人，却怎么说也说不清，越说越黑。作为服务队的女兵她们知道什么？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被关起来。不就是端茶倒水打扫卫生嘛，就那么点事，用不了三分钟，就说完了。不行，你一定知道内幕，逼她。小魏冤枉死了，你就是浑身是嘴，又怎么说得清？何况谁相信你说的？对于小魏来说，那是一块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小魏68年兵，1969年从通信队调来，9.13事件时服役期还未满。据第二副驾驶老康介绍，小魏的身世很让人同情，父母早逝，她上边有个哥哥。三叉戟机组的人说，面对这突然事件，我们这些大老爷们都吃不消，更何况小魏？肯定受了大刺激，气得她心脏乱跳，手直抽筋，掰都掰不开。慢慢地，事情越来越清楚，不少人陆续被解脱。机组的五个人中，小魏是战士，好处理。她最先获得自由，到卫生队呆了一段，1974年就地复员。出来上班，都要哥哥送。她自己怕，她哥哥也怕她再出什么事。很多年以后，我从电话里找到了她，她已经是某报纸的发行部主任，忙得四脚朝天。她不愿意细说，只是说那时就是工作，别的什么她都不知道。我不放弃，继续追问，听说本来不该你上三叉戟的？小魏平静地说，那是领导安排的，你去问领导，我不知道。我想，当年她被关押时，肯定翻来复去也是这几句话。但我不甘心，我再问个简单的问题，把你们关起来以后呢？她马上否认，没有关我们。我提醒她，在亚洲疗养院，在空军学院，不是机组剩下的五个人都被关起来了吗？她还是否认，没有，没有关我们，那是在办"学习班"。我还想继续问，她打断我，这么多年，都忘了，想不起来，也不想。挂上电话，我想了很久。我当然很奇怪，9.13事件嘛，与空中服务员小魏有什么关系？她为什么不愿意说呢？老康告诉我，一说服务队，都自觉不自觉地瞎想。比如那些公开的谩骂，操场上打篮球，一脚把球踢飞，指桑骂槐，破鞋。那些无处不在的风言风语，谁给你弄清楚？你只能欲哭无泪。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有，服务队有一个70年的天津女兵，姓刘，被人在背后粘了一个纸条，上写着两个大字"妃子"。排队吃饭，大家就乐，她自己不知道。那时株连风刮得那么厉害，谁敢表示同情？现在当笑话，但当时周围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议论终于使她得了精神病。住了两次院，以后送回天津，就再也没有消息。很多年后，才知道她1989年就已经溺水死亡。从那样的境遇下走过来，小魏当然不愿意说。
25和老康一样，9月12日那天，小魏也是偶然上的256号三叉戟。本来三叉戟的专机任务不是小魏。是服务队的另一名女战士，小常，常桂珍。小常怎么幸运地"逃掉"的呢？因为1971年八一建军节那天，是小常和谁值班，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这年2月林彪到无锡，就是小常和副队长孙某某去的。那时还不是三叉戟，林彪坐的是英制子爵号。4月一段林彪没有坐专机，他去北戴河坐的专列。到7月31日林彪回北京参加八一招待会，本来服务队还是想让小常去。小常是68年兵，比起服务队70年兵来，她算老的了，所以多次让她上林彪的专机，这在当时也算一种信任。因为小常比较熟悉，这一次林彪的专机任务还是她去好。但是，小常正赶上来"那个"，肚子太痛。服务队拉不开栓了，只好让小魏顶上去。小魏和小常都是一年的兵，小魏上了一趟"贼船"，干得不错，就再也下不来了。再以后，就让小魏上三叉戟了。在服务队，经常有这样的替换，谁也没当回事。小常与小魏关系不错，小常说，下回补偿，我替你。谁能想到，这临时的决定，就这样改变了小魏和小常的命运。小常没有受9.13事件的更多影响，一直留在部队，以后在机场政治处当干事，直到退休。而小魏可就惨了，成了与9.13事件有"瓜葛"的嫌疑人物。试想，如果没有9.13事件，如果她愿意，她也会像小常一样，不会脱军装，停飞后可以改个行，继续在部队，轻轻松松地"旱涝保收"。沾了9.13事件的光，脱军装复员还算是好的结局。而这个悲惨的过程，本来应该是小常的，命运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了小魏。多少年后，在服务队的一次聚会时，小常和小魏见了面，她们自从9.13事件后，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虽然她们都已经变成老常和老魏了，因为叙述的关系，我们还是叫她们小魏和小常。小魏笑着说，本来上三叉戟是该你去的，我替了你......小常说，真对不起你，你替我受了那么大的罪......小魏也想得通，这也不是小常的错，总有人逃不脱。你逃脱了，别人就逃不脱，总要有人赶上，谁赶上谁倒霉呗。是啊，历史可不管你姓常还是姓魏。
26小魏解除关押后，在复员前，被办了"学习班"。那时，卫戍区接管了机场，在那种"左"得要命的时代，似乎人人都爱憎分明。人家说啦，给你办"学习班"，是组织上对你们的最大的关心爱护，放出来，群众还不把你们打死。说实话，还不如让中央带走呢，关在上边他们算什么？小萝卜头。大人物有的是，而越往下，越算人物。每天有两个女的陪在房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天天写检查。什么也不知道，写什么？不要说阴谋，就是阳谋也不知道。没办法，只能自己给自己瞎上纲，把所有的屎盆子全扣到自己头上。也怪，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罪。不是装的，真觉得自己有罪，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请罪。那时大家都虔诚极了，傻极了，甚至有的人一边说毛主席您老人家，我有罪，一边眼泪哗哗往下淌。其实有什么罪？根本没罪！除了写"上纲"的批判自己的材料，小魏就是和服务队队长、副队长以及领航、调度等几个人弄成一个"劳动组"，天天到机场边上的沙地种花生。那是一段以泪洗面的过程，不是"劳动"，"劳动"没什么，而"劳动"回来，路上围着好多看热闹的人，像观看珍稀动物一样，天天如此。光看"热闹"也没什么，问题是有人天天要大骂一通。有一位遗属天天在下工路上等着，因为她的丈夫是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的，牺牲了，而叫他的人却活着。可这位活着的人被关到中央去了，她见不到，而他的家属却在这支"劳动"队伍里，所以她张嘴就骂，这一骂可就没有青红皂白了，连大家一起都捎带上了。周围看热闹的人都不说话，没有人制止。这支倒霉的"劳动"队伍里，所有的成员都是"绑在一辆战车上"，本来就够垂头丧气的了，那一刻真是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个耗子洞，钻进去永远不再出来。谁都知道，专机服务队都是选来的最优秀的女战士。能到专机师工作，是光荣。原来那么受重用，众星捧月般。可现在，成了世界上最臭最臭的人了。你自己还"自作多情"，把自己当党员，站在党的立场，其实人家早把你推到对立面去了，你根本不知道，也不觉得。当时都是"牛鬼蛇神"，男的是"反革命"，女的是"破鞋"。那时只要有这两条，就能把人打倒。她们哪里受过这样的污辱？但在那种情况下，你是被"专政"的对象，哪敢乱说乱动？群众嘛，左中右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不按政策办事，有人恨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那时谁不认识你？本来很熟，却故意离你远远的，用惊讶或者憎恶的眼光斜着看你，像躲一个烈性传染病人，生怕沾上。这是什么滋味？说不出的难受，吃糠咽菜都比这好。谁都指着鼻子骂，敢反驳吗？敢对骂吗？不敢。没有办法，你只能忍着，低着头快快地从人群中穿过，就像你真的有天大的罪过一样。而围观的人群更以为你有多大罪过，此起彼伏的骂声不断追上来，精神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刺激？还好，没得精神病。多少年，沉重在心，身体越来越差，整你时还不如死了好。死了，平反有什么用？受了多大罪，弄得家庭不和，怎么办？心一横，都可以顶住，还得活下去。以后她们中间的一位对我说，这一来，脸皮厚了很多，你说，我没听见。你拍桌子，你拍一下，我敢拍两下。你说开除我党籍，你开除不了。第一我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第二我没给领导送过一分钱的礼，工作一直不错。第三我没有男女关系问题。信不信？你开除不了。没有的事，我不能瞎说。人就这样，活过来就活过来了。她们被关了半年，又种了半年还是更长的花生，已经记不清了。终于调查一大圈，没有的还是没有，这才给了自由。几个"难友"，或到幼儿园看小孩，或到军人服务社站柜台。自由是有了，但心灵上的自由却不那么容易得到，还是不愿意去集体场合，怎么也不愿意，宁肯把自己"禁锢"在黑暗的小屋里，心是伤透了。后来她们都先后离开了部队。在服务队干了那么长的时间，什么专业也没有，青春全献给了专机师，到了地方只能是从头干起。
27是的，青春全献给了专机师。1960年4月，有一批十几岁的女孩子从公安学校来到专机师。那时还不叫专机师，还是独三团，扩编成专机师是1963年10月的事情。那时还没有成立专机服务队。1959年为准备十年大庆，中国民航和空军专机部队联合执行专机任务，接送各地来北京参加观礼的国庆代表。服务员不够，中国民航从公安学校借了12名女生。原来说就借一两个月，没想到又被专机师的前身独三团借去。工作完了，回到公安学校，继续学习。但飞专机的单位嘛，通天，又要了几个回去。这些女孩子还想回公安学校，还有好多政治、业务课没有学呢。但专机厉害，你"胳膊"怎么拧得过"大腿"？最后硬留下三个。这样，她们没有在公安学校毕业，就成了专机上最早的职工之一。刚开始叫候机室，是个班，那时就四五个人，队员还是职工。虽然机组人员都是现役军人，但除了执行军事任务，所有的人都穿便衣，这样也就看不出谁军谁民。周恩來总理坐专机多，每次坐他都非常关心专机服务员。服务员跟总理飞，不拘束，比较随便，哪地方人，多大了，三下两下就熟了。那是1963年，总理坐专机时看见服务员王桂兰拿着一件挂着上尉军衔的军衣，就问，小王，你是上尉吗？王桂兰笑了，总理，我不是，我是帮他们拿的衣服。周恩來又问，小王，你是什么衔啊？王桂兰说，报告总理，我不是军人，我没有军衔。周恩來以为机组全是军人，有点吃惊，怎么？你不是军人？王桂兰说，我们是老百姓。在这之前，专机师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机组全是军人，只有服务员不是军人，出差不方便，也不好管理，就给上边打了个报告，但上边没批。因为这个报告并没有到周恩來那里，所以周恩來不知道服务员是职工。这回随便一问，周恩來记住了这件事，他认为不合理。后来周恩來和罗瑞卿都坐同一架专机时，周总理对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你这个参谋长怎么不带兵啊？这个信息反馈回专机师，专机师趁热打铁，又往上打了个报告，这回顺利批了。1964年2月，周恩來出访非洲回来，问服务员，你们穿上军装没有？服务员高兴地说，总理，我们穿上军装了。周恩來继续问，你授得什么衔？没有授衔，是勤务符号，这边一架大飞机，那边一架大飞机。周恩來说，没给你授少尉军衔吗？那也不合理。很多年后，那位服务员回忆，穿上军装我们已经很骄傲了，不在乎有没有军衔。途经成都休息时，她特意穿上军装给周总理敬酒。周总理很高兴，没再说什么。就这样，拿现在的话说，空中小姐穿上了军装。
28从1968年开始，专机师就一批一批接女兵。到1970年8月，专机师成立服务队，发展到25、6个人。专机服务队是空勤人员，吃空勤灶，受场站司令部管理科领导。队员们别看是兵，但算团级干部待遇，像那时内部放的日本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干部才能看，她们也能看。服务队是专机师的门面，因为专机的特殊性，服务队都是直接跟中央级的首长打交道。一点小毛病，或回答首长问话，回答得不好，让哪个首长告了，在专机师就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慎重再慎重。服务队的队员们全都是百里挑一，直接到部队里选，也有的从电话连或其他单位调来的，有的是新兵。那时选服务员，长相倒是次要，一般过得去就行。但政治条件要求特别高，家庭出身要求特别好，工作也要好，政治思想、社会关系、生活作风以及身体都要面面俱到。这么多条件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也实在是不容易，多少人中才能选上一个。选来后先放在机场电话班和卫生队，进一步考察。工作一段后，表现不错，反应灵敏，最好的才能正式到服务队。服务队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崔春华是1970年的兵，她们来得晚一点，是从新兵连挑来的。崔春华这一批新兵60多个，刷下去好多。这时候女兵多了，更有了百里挑一的条件，长相、身材都要强调。到专机师来了8个，其中4个到候机室，都是中不溜个儿，白白净净，初中毕业。当时服务队叫候机室，挑进候机室的四个新兵后来还淘汰了一个密云兵，还淘汰了一个，最后飞出来只有两个，崔春华和另外一个。最近一位著名导演告诉我，别看明星在电影上光彩照人，实际上在生活中形象并不一定怎么样。这实在是镜头"骗人"，有的人上镜，有的人不上镜，不让镜的不一定比上镜的差，甚至可能更好。在专机上为首长服务，面对面，形象上的缺点一目了然，可没有镜头给"遮遮掩掩"。前不久，崔春华到北京，我见过她。岁月已经过去30年，她的儿子也已经比她还高了，但她依然光彩照人。我心想，难怪服务队会选上她，果然名不虚传啊。崔春华初中毕业，参军前在纺织厂干了两年，她第一次坐飞机，感觉很新鲜。崔春华说，初期的空中小姐，训练很不正规，但大家都是凭着对党的忠心，全心全意干好工作。崔春华形象好，工作也好，被领导重点培养，经常飞重要的专机任务。9.13事件对她没有什么影响，崔春华1976年复员，复员时是战士，到地方后转干，现任某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处副处长。空中服务员没完全规定具体年龄，但不能飞太长。专机师这样考虑，飞时间太长，将来她们到社会上怎么办？为她们的长远考虑，一批飞个三两年，顶多五六年，不能太长，得让她们学些东西。所以没有9.13，她们也是会转换工作的。到地方，服务队的很多战友都干得不错。经过这一段，锻炼得坚强了，再大困难也承受得住，这是人生中一笔想也想不到的大财富。地方很好，根本不管你什么9.13不9.13。被办过"学习班"的小某复员后坚决不当干部，坚决到车间当工人，真是心灰意冷了，一点上进心也没有了，就是干活吃饭，她怕再来个什么运动又整她。她高兴到车间，当了三个月工人，工作干得不是一般的好，又有工作能力，单位硬让她当业务干部。这样，直到退休。好在那种可怕的"运动"没有卷土重来。
299月12日那天，256号三叉戟起飞去北戴河前，并没有拖到候机楼门口，直接从跑道南头起飞，谁也没说，谁也没问。那时几乎没有星期天这个概念，紧急任务可不管白天黑夜，夜浅夜深，说走就走。所以恨不得24小时都睁着眼睛，当了这么多年兵，动作就是快，服务队和飞行员一样，什么时候都准备好一个小包，装上日常用具，抬起腿就走。第二天早上，9.13事件都发生完了，候机室里还是没感觉什么。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读红宝书的大照片登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刚好发行，候机室里放了很多，出来进去都能看见，所以大家根本没往林彪身上想。过十几天大家才逐渐有些怀疑，林彪怎么也没回来过国庆节？而且在外面的飞机也都没回来，家里的飞机也不让飞了，跑道上停了好多阻止飞机起飞的车辆，还来了那么多的陆军看守飞机。这才觉得事情有点严重。有那么严重吗？大家还是不相信，又没长三头六臂，如临大敌般。不飞就不飞，机场的飞行员也不让回家，不让打电话。不让就不让，还是没有多想，每天照常锻炼、搞卫生、吃饭、睡觉。一二十天后，瘦了好几圈的师长时念堂到候机室传达文件，才知道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大家很惊讶，但根本没想到服务队也会有事。当然大家止不住也想，备不住谁又出事了，文革中揪出来的大人物多了，也没太在意。后来服务队的头们发现，不管干什么，后面都跟着"尾巴"，自己竟成了"敌人"？实际上早有人把她们"钉"住了，还一直不知道。后来专机师说要把档案里面的有关9.13的问题撤出来。像老康一样，小某也说别撤，就搁里面吧。这就是历史，我也不当中央委员，就这政策水平。最后档案里的那点"黑材料"撤没撤她也不知道，也懒得问。小某说如果我真错了，我承认。打小就是共产党培养，初中毕业就到了专机师，一直比较顺。年纪很小就积极要求入团入党，那时还评五好战士，争先进，没白天没黑夜，一心想干好工作。副主席是你们写上党章的，我怎么知道什么温都尔汗？你们没错，我倒错了？想起来就有气。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楼主] &[4楼] &作者:
&发表时间:
19:53&[][][]
没上专机的五位机组人员是谁？（逃掉了死亡，可没有逃掉“罪过”）16三叉戟机组一共九个人，只有四个人上了专机，另外五名机组人员还没有上，飞机就慌慌张张起飞了。是因为太匆忙没来得及叫？还是故意不叫？因为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机上的黑匣子至今没有露面，所以只能是猜测。看样子，没来得及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果机组人员全都上了专机，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逃掉了死亡，却逃不掉"罪过"。没来得及上专机，是不幸，也是幸，事后当然庆幸没上飞机。尽管以后的"罪"没少受，厄运缠着他们不放。但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五位机组人员应该感谢命运网开了一面。幸好命大没上飞机，上了，不就糊里糊涂死在异国他乡了吗？温都尔汗会再多五具尸体，又会有五个家庭遭受更多的不幸，而最后得到一张病故通知书。一想到这些，一切的一切也都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活着。那天到北戴河后，开完飞行总结会，已经很晚了，因为说任务是第二天一大早，所以机组除了潘景寅都抓紧时间睡了。要不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在专机旁打了个电话，机组的五位成员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呢。邰起良打电话给调度室，说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到？调度室主任姓李，是专机师派来的，急了。嘭嘭嘭，一阵急促的砸门，调度室主任喊，首长到机场了，快快快起床！机组的五位成员几乎同时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蹦起来。飞行员有个习惯，两只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可是，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以紧急集合般的速度胡乱套上衣服，一只脚伸进皮鞋里，第二只脚还未来得及伸到第二只皮鞋里，就听见飞机发动机起动的声音。怎么会？他的航行包就在飞机上放着，没拿下来，省了一道手续。他连鞋带也没系，衣服也没扣，就疯了一样冲出门。黑暗中，他看见机组的两个老同志陈联炳和陈松鹤跑在他的前面。如果要是英制子爵号，发动机性子慢，要响半天，才能发动起来。三叉戟飞机是个急性子，起动快，还没等大家跑到跟前，专机已经滑动了。眼看着三叉戟沿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越滑越快，接着就嗖地飞上了天。因为飞机没像平时一样打开机翼灯，很快就被黑暗吞没了，只有越来越弱的飞机声还在耳边嗡嗡着。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停机坪跑的几个机组成员全傻了眼，一时怔在那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专机组都知道，准备飞机从来都是全机组一起准备的。飞机落地下来首长走了，机组还不能走，还要查飞机，查得很细，每个地方都要检查。检查完了还要塞上各处的"眼"，盖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如果8点起飞，夜里3、4点就要起床到机场，提前好几个小时准备。打开飞机蒙布，取出塞好的"眼"，然后发动机试车，每个部件检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点时间还要里里外外地擦，拿抹布和汽油，擦飞机，做清洁工作。然后在机场待命，等待首长。飞机尤其是专机，不像汽车，上了车就开。飞机复杂得很，冬天夜里那么冷，要提前一个小时准备好，加温开车。准备时间起码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要是有故障，那时间更长。试车排除故障，排除不了，任务没了，一天也是它，两天也是它。那时设备陈旧，不像现在换上个部件就完事，那时得修，挺复杂，所以专机机组最辛苦，没白天没黑夜。要是在家，还好一些，地面有一套设备，机械师都在。在外边，就靠机组几个人，必须全体到外场，大家一起上阵。对于专机组来说，无论干什么，都是机组人员一起行动。可以说，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可眼前是怎么回事？服务员小魏因为要提暖水瓶打开水，动作稍慢了一步。她提着两个暖瓶，望着已经起飞的256号三叉戟，奇怪极了，着急地说，我开水还没打，他们怎么就起飞了？四位垂头丧气的"难友"顿时觉得自己失了职。
17256号三叉戟配备了专机师最强的技术力量，从北京飞向山海关。然而专机组的所有人做梦都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三叉戟再次从山海关起飞时，机组作为一个集体已经永远不存在了。昨晚11点，机长潘景寅在机组准备第二天飞行的会上，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到机场做准备，然后吃早饭，然后再到机场待命。没想到才睡下两个小时，一切全变了。专机起飞了？我们机组成员还没上齐，怎么就起飞了？是不是在梦中？不是，专机确实是起飞了，停机坪上空空的，飞机早就没影了。这五个没上飞机的飞行员全都目瞪口呆，谁也不明白机组的部分成员还没上飞机，怎么飞机就起飞了呢？几个人想也没想，不约而同，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调度室跑，看看飞机往哪里飞？在调度室，他们也没搞明白。但他们总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个机械师。9月的北戴河，晚上海风很凉，康廷梓只穿了布飞行服，感到挺冷，晚上睡觉就顺手把窗户关上了。虽然他睡觉极轻，又只隔一道墙。但康廷梓一点也没听见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起床，说明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时动作很轻。据警卫飞机的海军战士讲，三个机械师到停机坪大约是零点零几分，潘景寅离开房间是零点15分，而林彪一伙大约是零点22分到机场的。从潘景寅叫油车加油，到飞机强行起飞，只有短短35分钟的时间。很奇怪，为什么潘景寅只叫住在同一房间的三个机械师起来准备飞机，没叫其他的机组成员呢？按惯例，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是机组全体人员一起做的。潘景寅应该把大家都叫起来，分头准备。他为什么没叫？现在谁也说不清了。被专机丢下的五个人起码还是一个集体，后半夜谁也没睡。首先是向领导详细报告，当时根本没考虑自己会怎么样，也根本没想到会把自己怎么样。大家一起分析，飞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争取给上边处理这件事多一点参考。可是没有人听汇报，是不愿意？还是顾不上？不知道，反正没有人听汇报。9月13日上午，机组的五位"难兄难弟"还有自由，大家还在研究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这时，他们还是谁也没想到给家里打电话，也没想到自己会失去自由。很快中午就不让到食堂吃饭了，一份一份地送来。还没等几个人弄清是怎么回事，下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囚犯，包括专机师临时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调度室李主任，都被海军严格看管起来。9月14日下午，机组没上飞机的五位成员被山海关机场的海军战士两个架一个，押上开往北京的专列。待遇倒不错，高干待遇，一人一间软卧。可惜有两个形影不离的海军军人在不错眼珠地看着。就这样被押回北京。
18到北京已是9月14日的晚上，立即被关进公主坟海军大院西侧的平房招待所。这可不是住店的客人，而是犯人，招待所也不是招待所，而成了临时监狱。自从卸下火车又被装进吉普车，还莫名其妙的五个人才彻底明白，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专案组桌子一拍，身上一搜，钥匙手表都收走了，说是怕自杀。机组人员觉得很好笑，为什么要自杀？有的说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自杀，最起码我得对家对孩子负责，除非你把我打死。有的说，我们又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关了大约一星期后，他们又被秘密押送到西山的亚洲疗养院。这时亚洲疗养院已经成了审查9.13事件的根据地了，中央专案组把空军的、陆军的包括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凡是与9.13事件沾边的都"请"到这里，实际上亚洲疗养院就是监狱了。一人一间，门口坐着北京军区派的战士。弄得就跟犯人一样，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当时那气氛，只能拿恐怖来形容。在海军大院关着的那几天，曾问他们在山海关看到什么了？海军的保卫部门也好奇。事情发生得太急，中央专案组还没准备好，没铺开摊子。几天后，时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开始审问。就那么点事，问完了，再没什么说的，再问再从头说一遍。说的人没烦，听的人早就烦了。审问者觉得真是问完了，就两个人一间，再不问了。不过，还是高干待遇，有警卫战士坐在屋门口警卫着。没上飞机的五位专机组成员还算运气不错，他们在1972年春节被交回空军，直接拉到空军学院。待遇又提升了，变成一人一屋，当然紧箍咒还箍着，还是审查，不过总算降了格。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接受审问外，就是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这可把笔杆子练出来了，一辈子也没写过这么多的字。经过所在专机师专案组的一年半到两年的隔离审查后，陆续被放了出来。专机组的五个人"待遇"不一样，服务员小魏放得最早，月就走了，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到月出来，也算放得早的。那三个老一点的到1973年底才放出来，关了足足两年。你以为放出来就好了吗？哪有这么好的事！放出来还是没有自由，又以参加劳动和办"学习班"的名义继续马拉松式地被审查了三年。总算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最后结论。专机组几个人政治待遇还是不一样，三六九等，其中三名机组成员的结论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大概因为康廷梓年轻，他的结论少了"严重的"这个副词，只是方向路线错误。小魏更年轻，又是战士，所以比另外四名机组成员"问题"都轻，没写上这一条，算干干净净。到1976年，包括放牛娃出身的陈联炳在内的机组五名成员全部被取消飞行资格。其实，在宣布取消前就已经取消了。他们自从那个奇怪又可怕的夜晚，就已经没有飞行资格了，只不过没有宣布罢了。不仅没有飞行资格，连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行动的资格也一律没有了。接着是转业，勒令限期离开北京。
19虽然转业到了地方，但是没有平反，确实没有平反。陈联炳转业回安徽后，就曾回专机师来找过，要求平反。说实话，当时的处理确实不公正，不那么实事求是，要说明的是，这与专机师无关，是上边的意思。可是，平什么反呢？根本就没有立案，也没有给什么处分，正常转业，也正常分配了工作，所以无反可平。转业到地方已经好多年了，再重回部队也已经不可能。关于这一段，他们不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说，又都到了新单位，没有人知道他们还曾当过一年到两年的"犯人"。只是他们的档案里，写着说不清的"方向性错误"，而且还是严重的。这不是出洋相吗？那时飞三叉戟，当然光荣了，这是最重要的专机任务，是组织上派的，也不是自己挑肥捡瘦争来的。到专机组都是思想技术最好的飞行员，现在倒成反动人物了？专机飞行本身就有个特点，上了飞机，你不知道往哪飞。文革中被困在武汉的毛泽东直到飞机起飞后，才说到上海。专机飞行员，不就跟汽车司机一样嘛，人家让你上哪，你就上哪，难道这就叫"方向路线错误"？哪次飞行都可能出事，他们以生命为代价，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全心全意，却被当成敌我矛盾，简直是黑白颠倒。副驾驶康廷梓离开部队时是连职，他写了100多封申诉信，全退到专机师，有人好心地告诉他，别再写啦，没人理。1981年，潘景寅和三位机械师的问题解决后，专机师根据上级指示给五位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改结论，专门派人到他们各自的单位，从他们档案里抽出与9.13事件有关的那些材料。康廷梓说就算了，人都弄到农村了，还搞这个干什么？保卫科第二次又去，坚持从档案里把那些东西全撤出来，但还是不作结论。毫不夸张地说，9.13事件后被关押的这几年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试想，如果他们没有进三叉戟机组，那他们会像他们的战友一样，继续留在专机师，随便混到师级没有问题。更有可能混到军级，这样，就是将军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专机师有一个副中队长，送邓小平去日本，回来很快升到副师长。还有好几位当年的空军司令部参谋，跟康廷梓的职务一样，几十年后都升到了将军级。专机师是空军的独立师，执行军级职权。就是什么职务也没有的飞行员，退休也能到副师级。专机组的飞行员都是专机师各专业中优中选优最好的技术人员，正是能飞的年龄，可以飞到最高年限55岁，然后从高位上离休或退休，安享晚年。可是不幸，他们被命运卷进了9.13事件中。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啥也不知道，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他们怎么能想得通？恐怕换谁也想不通吧？可是，想一想文革中国家主席都被关起来了，都死在监狱里了。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老将军都成了阶下囚，死的死病的病，我们这些小人物又算什么呢？问题是专机师却因此大伤了元气，我们的国家大伤了元气。据总政驻专机师的工作组组长王克卿回忆，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在专机师没几天，有事回总政去了，由他接班，他那时在总政群工部群工处当处长，带了总政各单位抽调的一二十名干部。专机师包括场站，团级单位多，范围大，每个团级单位都要进驻工作组。他大约是10月初到的专机师，他记得他到以前专机师已经内定了81名"嫌疑犯"，都没关，只是调查，关谁不关谁由中央直接定，包括进"学习班"的人都是上边定的。总政工作组的任务是稳定部队，执行专机任务，同时审查还有没有"嫌疑犯"。专机师最后处理了包括专机师师一级干部在内的60多人转业，其中不少是尖子飞行员。飞行员是技术兵种，也是熟练工种，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培养出来的，培养出来也不是一两年就可以熟练的。这种"大换血"由此造成专机师技术水平严重下降，加上那个年代管理混乱，飞行事故不断，连摔飞机。不仅发生了双机相撞等严重事故，甚至还发生一个战士因提干不成，私自开动一架三叉戟自杀的"大飞机事件"，此事很不光荣地登上了空军的大事记。
20说了半天，五个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到底都是谁呢？在所有的有关9.13事件的文字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全部的名字。或许对历史来说，具体的张三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段铭记在你我心中的人生过程。但是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一段历史，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已经认识了三叉戟专机的四位机组成员，现在我们再来认识没上专机的五位机组成员。他们是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空中通信员陈松鹤、空中领航员李成昌、空中服务员小魏(请原谅，小魏不愿意公开她的名字)。团副参谋长、专机第一副驾驶陈联炳，1947年入伍，外号二虎。作风泼辣，性格豪爽，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是从朝鲜前线被选上飞行员的。当时他们这100名入选飞行员的战士分乘两辆卡车回国。途中一辆卡车被敌机的炸弹炸中，幸运的老陈在另一辆卡车上，他亲眼看见一车50名战士转眼间全部牺牲。作为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单独驾驶三叉戟执行过很多次专机任务，是三叉戟的第二号人物，在改飞三叉戟前是图-124飞机的技术权威。他除了同潘景寅一起执行重要的专机任务外，还负责三叉戟飞行中队的新飞行员的训练工作，康廷梓就是在他的教导下放的单飞。陈联炳以后转业回安徽合肥，在某工商局任过副局长。他家属是随军到北京的，一块回去。据说他爱人患有比较严重的风湿病，已经去世。陈联炳的身体也很不好，加上心情的原因，得了胃癌，动过两次大手术。大队领航副主任、专机领航员李成昌，1951年的兵，性格幽默，记忆力超群，全国多数机场的电话号码和导航频率都能倒背如流，甚至不拿地图就可以完成整个领航工作，被称作"活电脑"。他是专机师领航专业的技术权威，改飞三叉戟前一直在英制子爵号上担任领航。9.13事件后停飞一段，爱人是第二批女飞行员，也因此停飞一段。后来因爱人家在上海，转业到上海民航，还继续飞。停飞后在上海某厂销售科工作，心情也不那么好。团通信副主任、专机通信员陈松鹤，性格沉稳，思维敏捷，技术拔尖。他差不多和陈联炳一样老，在苏制伊尔－18等机种上执行过很多专机任务。因为他能胜任英语会话，还到过东南亚、非洲等国外执行专机任务。陈松鹤的爱人在空军学院卫生队当护士，和他一块转业。陈松鹤转业后在杭州的一个卫生院任过党支部书记。飞行三大队第八中队，也就是刚成立的三叉戟中队的中队长、第二副驾驶康廷梓，郑州西边的巩义县人，1971年32岁。按机组的业务分工，是没有他的位置的，只是在飞行中起到预备驾驶员的作用。虽然他在一般专机任务中担任机长，但在重要专机任务中，只能担任副驾驶员。这架256号三叉戟，是康廷梓和中队的飞行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飞行员共同试飞12000米的高空性能后，从广州接回北京的。老康的家属在城里上班，小孩那时一岁多。老康临去北戴河前连面也没见上，只是在电话里匆匆说了几句。突然人不见了，是不是死了？不知道，老康家属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10月30日，老康家属到机场打听，谁也不说，甚至连认识也不认识了。老康家属见过世面，她父亲是转业军人，知道部队上的事，工资照发，有工资就有人。过了两个多月，才确知老康还活着。机组的三位老同志都含泪离开了北京，只有被"发配"到河北农村的康廷梓千转百回，最后终于不屈不挠回到了北京，全家团圆。所以我很快找到了老康——第二副驾驶康廷梓。
21康廷梓当上飞行员挺不容易。1956年他初中毕业时，赶上空军第一次在社会上招飞，这之前空军飞行员都是从陆军中挑选。瞧这运气，好的没法说。老康兴奋极了，因为体检误了中考，就没考，一心想当飞行员。为什么想当飞行员？老康说，那时也没想别的，就想着当飞行员痛快，每月还有七元钱的津贴，这对一直是穷孩子的老康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招飞体检相当严，不幸，康廷梓体检没过。老康心里有数，不是身体不行，当时背着干粮上学，上了火。鸡飞蛋没打，虽然没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但他成绩好，学校保送上了高中。这中间一直没招飞，就是招飞老康也没戏了，因为那时一般不从高中生中招兵。没想到三年高中上下来，到了1959年，好运气又来敲门了。神差鬼使，空军在河南招收第二批女飞行员，同时招收男飞行员。这一回，不仅有应届初中，而且有应届高中。这是第一批在高中毕业生中招飞，康廷梓符合报名条件。他在报了北京航空学院后，也参加了招飞体检，这回接受了初中的教训，双管其下。不过，康廷梓有把握，这回肯定身体合格。果然合格，他不愿再让一贫如洗的父母为他的学费奔走，毅然当兵。高中同学一共走了三个，那两个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淘汰了，只剩老康一个飞出来。这是日，他先去了空军预校。在他走了五天以后，家里接到北京航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大学就算了，还是当飞行员好。航校那时不讲学历，到80年代，才补发了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康廷梓在航校学会飞两种飞机，在同批学员中飞得最快最好。1964年，康廷梓以学员班长的身份，带着空军六航校15期的41名少尉飞行员来到专机师。分到专机师的41名少尉飞行员，高中毕业生只有三四个。康廷梓在飞行员中，文化程度相对算高的，人又聪明，遇事爱动脑筋。几年飞下来，就熟练掌握了苏制伊尔-，又改飞大型飞机伊尔－18。同批老飞中就他一人飞出来，刚飞完，马上又改飞三叉戟。三叉戟的飞行手册都是英文，康廷梓边学英文边翻译。日当天，他还在认真地"啃"英文。只可惜飞行年龄只有短短12年。民航比军航松一些，可以飞到60岁，康廷梓的同学现在还有在民航继续飞的。如果没有9.13事件，康廷梓肯定飞到最高年限。
22本来康廷梓是完全可以躲开256号三叉戟的。政治上老康没的说，特别老实，辛辛苦苦，从来没迟到过。饭做晚了，宁肯饿着肚子，也去上班。虽然是老飞行员了，也没单元房，住在平房里，在外面做饭，赶上刮风，饭里全是土。家属上班远，小孩还小，所有的困难老康都自己克服，从来不找领导嚷嚷困难。到专机师九年，他只请过一次假回家。因为母亲青光眼，回去两三天，就回部队了。飞行员法定的年年有疗养，他因为忙，只疗养过一次。9.13事件前计划好了去庐山疗养，因为国庆节前要用三叉戟，就没去。要是去疗养了，9月16日他才能回来，那就躲开了9.13事件，多好。可是尽管老康在家，按常规他也不应该被编进三叉戟256号机组。因为专机上两个驾驶员就足够了，有了潘景寅，有了陈联炳，一正一副，双保险，实在没必要再加上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大概是因为三叉戟几次飞海南岛，多是康廷梓给潘景寅当副驾驶吧？所以潘景寅把康廷梓也叫上了，把他编进256号机组。比起另一位在飞行团当副参谋长的副驾驶陈联炳来，康廷梓算年轻的，自然是康廷梓担任第二副驾驶。这样，飞往北戴河的专机就有了三个驾驶员，一个机长，两个副驾驶。在9.13事件前，除了潘景寅和陈联炳是跟巴基斯坦教练学的三叉戟外，在他们三叉戟中队里，可以单独驾驶三叉戟专机飞行的只有老康一个。在整个专机师，能单独执行三叉戟飞行任务的就他们几个，康廷梓专门到广州学习了三个月。他们从当时国内最大的飞机伊尔-18改装，比从其他机种改装容易一些。还有几个飞行员也改装了三叉戟，这时还没有完全飞出来。9.13事件后执行第一次专机任务是送一个演员团体出国演出，由大队长陈怀照驾驶三叉戟。后来陈怀照驾驶三叉戟在桂林失事，机毁人亡。潘景寅把康廷梓编进256机组，管专机飞行的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并不知道。9月12日深夜，256号三叉戟机组到北戴河后，机组人员开完飞行总结会议，都很快进入梦乡。空军副参谋长要准备另外几架飞机，飞行员拨拉不开，他从北京打电话问潘景寅，问怎么让康廷梓也去北戴河了？因为这样一来，三个单独放飞的三叉戟飞行员都上了256号专机，北京再也组不成一个三叉戟机组了。于是潘景寅到门外问，三叉戟中队的另一位副中队长外出回来恢复飞行了没有。已经睡下的康廷梓一边起床开灯，一边回答，白天恢复飞行了，夜间还没有。按规定，飞行员停止一段飞行后，在执行任务前一定要恢复飞行。住在康廷梓隔壁的第一副驾驶陈联炳补充了一句，还有大队长呢。意思是如果副中队长没有恢复飞行，还有大队长可以飞。如果康廷梓不跟着三叉戟到北戴河，留在北京，肯定就没有后来的关押和审查了。而且他理所当然成了三叉戟的权威，三叉戟中队五个飞行员，四架飞机，刚组建，就他一个人飞出来，"飞黄腾达"绝对没有问题。这事情真说不清楚。偶然啊偶然。事后想起来，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还有好几次躲开9.13事件的机会。1970年，专机师想调康廷梓到司令部当参谋。老康全面，高中生，又懂点英文，飞得也好，又能吃苦。一谈，康廷梓不愿意，虽然到机关还可以保留空勤待遇，吃空勤灶，但飞得就少了。飞行员嘛，还是在第一线飞好，那时也没想什么当官不当官，就想多飞。9.13事件后，人家埋怨说，让你当参谋你不来，你要来了，不就躲开9.13了吗？真难说是不是"命中注定"。大概是"命中注定"，你怎么也逃不开这致命的一劫。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那个极不正常的年代，人人都在快要化了的冰上行走，你躲得开9.13，可能还会有914，915，916在等着你，很难说什么时候，就掉进冰窟窿里。多少年后康廷梓说，他的命运比小说还小说，真实得让你哭不得笑不得。1969年，康廷梓在改装三叉戟时，正与空军大院一个干部的女儿谈恋爱。师副政委专门到大队找他谈话，说那个干部是"反革命"，正在干校监督劳动。你是飞大飞机的，飞大飞机的飞行员没几个，不要谈了。很显然，如果继续谈，后果自然是"开除"出专机组，而且后来也不会改装三叉戟，那就绝对与9.13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了。这种事让现在的人无法理解，一是现在没有什么"反革命"了；二是现在的领导也不会干涉你的恋爱，你爱和谁谈就和谁谈；三是就是你多管闲事，我也可以不理你，我愿意，你管得着吗？可那时的人不一样，康廷梓一心听党的话，一心要求进步，不让谈就不谈吧，立即断掉。可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几年，那个被当成"反革命"的空军大院的干部从干校回来了，又一路蹿红，成了审理9.13专案的领导人物，而康廷梓却彻底"陷"进去了，由红变"黑"。从此老康的命运江河日下，停飞了不说，还被勒令离开部队。接连多少年，还老是与9.13事件藕断丝连，想扯也扯不断。
23康廷梓被审查了22个月，1973年6月放出来。心爱的飞机是再不能碰了，连摸一摸也不可能。放是放出来，但还是"劳改犯"，"事"还没完，"帽子"还沉重地压在脑袋上。每天老康在机场跑道西边的砖厂劳动，晾土坯，推土坯，清炉碴，全是重体力劳动。听着飞机起飞降落震耳欲聋的声音，心在流血。苦累什么的倒在其次，多苦多累老康都能承受，但把他当敌人对待，他怎么也想不通。干了半年苦力，冬天不能烧砖了，弄到南苑机场，办"学习班"。康廷梓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卷进9.13事件中，更没想到被关起来，成了专政对象。现在想想真可笑，但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什么都已经没有了因果关系，没有了逻辑关系。说什么也没用，人家也不听你说。到1976年，部队转业10万，借机处理，要求有"问题"的人一律离开北京。这时康廷梓的老二还小，才一岁多，他请求能不能缓两年再走。不走不行，人家狠狠地拍着桌子，吼道，转业。没二话，还不许留在北京。确实，当兵的哪来哪去，可飞行员有特殊规定，退役后就地安置，所以飞行员都在当地找对象成了家。可是他们这几个不行，不能留在北京，非让康廷梓回河南。据说有人不走，还有用枪押走的。当然也有个别"死硬"分子，坚决不走，没有房子了，就在颐和园边上用碎砖搭个小棚住，那也不离开北京。康廷梓老实，他不敢留在北京，他也不想回那个穷极了的老家。他哀求实在不行，留在河北，家属孩子都在北京，河北离北京还近点。人家总算开恩，给他河北两个最穷的地方让他挑，一个承德，一个张家口。老康挑了怀来水库，这里离家更近点，进了沙城拖拉机站修配厂，当车间主任。车间工人全是农民，一呆9年。1984年底老康总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两地分居的理由回到了北京。四机部给的名额，到老伴的工厂，而且是以干部身份调回，在300多人的车间当党支部书记，好不容易鸟枪换了炮。专机师的干部还不错，到工厂两次，说了些好话。老康干了一年多，工厂在酒仙桥，太远，又好不容易调到宣武区税务局，以后又调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搞政工，直到退休。老康叹口气说，让买房子，就5万，我也买不起。不过反正饿不着，没钱倒也罢了。可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退休后，勤奋笔耕，整理资料，采访当事人，写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文章，散见在全国的报刊上。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9.13事件回忆录，受到党史专家们的普遍好评。咳，9.13事件使本来应该成为飞行专家的老康成了作家。[楼主] &[5楼] &作者:
&发表时间:
19:59&[][][]
三叉戟机长潘景寅(邓小平对256号三叉戟飞行员的评价)10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几名工作人员中，应该说家家都有本说也说不完的苦难账，而现在，我们只能知道潘景寅一家的悲惨遭遇。因为很幸运，我找到了机长潘景寅的爱人孙祥凝。那时，我只知道孙祥凝在海淀医院工作过。这么多年了，现在还在不在？会不会调走？不知道。我试探着去了海淀医院，东问西问，最后找到医院后面的一排平房里管老干部的同志。屋里光线很暗，坐着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看了我的证件，说当时你们部队怎么对待人家的？我张口结舌。不过他们还是拐着弯告诉我，她女儿在哪哪哪，你去找她吧。就这样，我很快找到潘景寅的二女儿潘鹭，接着找到了孙祥凝。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在都市的阳光下怎么也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但是，孙祥凝一字一句说时，脸上平静极了。最初，潘景寅被当成叛徒批判。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在海淀医院放射科工作，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关押了八九年，还一度进了监狱，精神也不正常了。关于9.13事件的前前后后，孙祥凝一点也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后她仍然不知道。但是她知道，老潘飞的飞机可不是一般的飞机，他专门给中央首长飞专机，他很骄傲自己的工作。孙祥凝呢，既为老潘骄傲，又老是担惊受怕，怕他有个三长两短。本来空军司令部的调令都来了，调老潘到空军机关工作。就是因为接了这批三叉戟，要培养这批飞行员，又把他留在机场改装。老潘飞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对妻子说，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几个发动机，不会那么巧都坏，有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就能起飞和降落。确实这之后，孙祥凝放了一多半心。孙祥凝知道，这么多年，老潘执行了多少次专机任务，全都圆满完成，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在孙祥凝眼中，老潘不爱出风头，话也极少，从不跟什么人跑来跑去，有时间就钻研飞行技术。因为他飞行技术好，人又老实，提升很快，从大队长、副团长升到团长、副师长，仍飞行不断。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潘景寅的性格，那时他有个侄子在沙河机场当临时工，想当兵。打听到大爷在空军，正好潘景寅那时在沙河机场当团长，办个男兵应该问题不大。但老潘说，你结婚我可以给你点钱，但你当兵我办不了。侄子只好回家种地，以后侄子在老家盖房子，孙祥凝给了一些钱，算还了老潘的心愿。
11老潘走的那天，孙祥凝永远不会忘记。日，潘景寅刚出差回来。他很忙，没闲着的时候，偶尔在家过个星期日，也不在家呆着。没有飞行，他就在办公室看书练字，随时待命。因为老潘难得在家里过个星期日，爱人孙祥凝和两个女儿以及老舅高高兴兴包起饺子。邻居给了半个瓜，潘景寅最爱吃瓜馅，孙祥凝拌了两种馅，瓜馅舍不得给孩子吃，专门留给老潘。老潘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潘在家里也没感到有什么困难，只要他一回家，孙祥凝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说他在空勤灶吃惯了。每个月配发的二两肉，孙祥凝舍不得给孩子们吃，全留到星期天给老潘，而她和孩子们吃大萝卜条子和白薯。结婚没几年，老潘就吹气式地胖起来。这天孙祥凝连接了三个电话，都是找老潘的。挺急，说办公室也没有潘副政委，他上哪去了？潘景寅此时在理发室，等他回到家里，瓜馅饺子还正在煮。来不及吃了，潘景寅二话不说，提着旅行袋就出了门。专机飞行员都有个旅行袋，装着牙具、毛巾和拖鞋什么的，以备随时出发。临出门，他说今晚可能回来。潘景寅已经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北戴河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老潘不说到什么地方，孙祥凝也不问。老潘一心飞行，常常说走就走，孙祥凝也习惯了。平时在家里，不光老潘不说，孙祥凝也很自觉，觉得部队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党员，还是躲远一点。老潘拿回来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孙祥凝也不看一眼。甚至作为飞行员待遇发给老潘的巧克力和水果，孙祥凝也自觉不吃。这一次也不知道他上哪去，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亏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领着儿子正在老潘家中串门，以后追查，她们正好当了证人，说潘景寅临走确实没说什么。改装好三叉戟后，需要经过多次试飞。潘景寅的大女儿潘鸶因小儿麻痹在长春治疗，一个人在外地，吃不好，营养也跟不上，孙祥凝几次催老潘把女儿接回来。正好潘景寅申请到长春航线，顺便把大女儿接回北京，这是9.13事件前一个星期的事情。以后还追查潘景寅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根本扯不到一起。当晚7点40分，256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随即降落在海军所属的山海关机场。后来孙祥凝才知道，在老潘最后一次上飞机一去不返的那个夜里，老潘一直没睡，坐在机场调度室里，烟灰缸里装满了烟灰。自从50年代周恩來去万隆会议那一次被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了炸弹炸了飞机后，潘景寅就对专机看得特别紧，宁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证专机安全。
12当天晚上潘景寅没回来。孙祥凝仍觉得很正常，老潘是说可能回来，那也可能不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一夜很平静，第二天早上她和平常一样去海淀医院上班，走出机场营门，才发现一些不正常。9月13日凌晨，卫戍区已经派部队把机场看管起来。停机坪周围、跑道、机场大门都是陆军和空军双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尽是绿裤子的陆军，怎么机场来了绿裤子的陆军站岗？平时都是蓝裤子站岗呀？但孙祥凝没多想，军队上的事情搞不清楚。确实，9月13日的那天早晨，专机师的营院里特别清静，从来没有过的清静，人很少，几乎见不到人。不要说家属会感到奇怪，就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偶然出来，也会感到奇怪。机务处有块菜地在机场西边，种着地瓜、花生等，每天早上，机务处的人都会去劳动。可这一天，他们去菜地，发现怎么这么安静，没人活动。平时机场的早晨是最热闹的，准备飞机的，锻炼的，到处都是人。为什么会如此安静呢？噩梦般的一夜终于忙乱过去了，天大亮。像往常一样，有人来请示训练飞行什么的。因为已经有禁空令，师长时念堂说不要动，听命令，这样机场的日常活动就都停止了。以后时念堂说，因为脑子糊涂了一夜，闹不清，只能观望。不敢继续活动，一动会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所以谁也不敢动，有些事该搞也不搞了。不能进机场，就内部学习，文革中也习惯了，一有事就政治学习，所以机场很静，见不到人。9.13事件的消息在最初一直被封锁着。到了9月底，老潘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孙祥凝嘀咕起来，往常到这时候，老潘一定会让人来家里拿秋冬的衣服，可是这次天凉了，老潘却没有来要这要那。孙祥凝悄悄问财务科的一个家属，怎么老潘也不找我要衣服？那时，专机师人人自危，谁都不知道会不会牵扯到自己，全都明哲保身。人家说，你到政治部去问问。孙祥凝想，老夫老妻了，追这么紧，让人笑话。她没有问，也还是没有往别的方面想，因为机场空勤灶还是正常给家里送米面。过了10月，孙祥凝从南口娘家回来，机场来人说，老潘犯了点错误，别太着急。孙祥凝仍然没想别的，从老潘平时的表现，他能犯什么错？大不了到干校劳动去。到这时孙祥凝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照常上班。当然到了后来，她也觉得不对头了，平时机场里很多熟人见了面都很热情，现在却不再打招呼，冷冰冰的，甚至还装着不认识。没两天，海淀医院给孙祥凝办了"学习班"，一直不让与家里联系，家也给抄了个底朝天。老潘的两个女儿12岁的潘鸶、11岁的潘鹭，还有2岁多的儿子潘鹏，不得不被住在南口的姥姥接走了。本来单位是要把他们送回老家的，但潘景寅老家已经没有人，才没被送走。老潘的房子也被收走了，家中的东西被拉到南口姥姥家。姥姥不收，又拉了回去，堆在库房里，散失了不少。以后落实政策，组织上给了一笔赔款。说是办"学习班"，实际上孙祥凝被一关四年，因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地方也不是很热心，推来推去，最后关在海淀区卫生局。时间长了，也就松了，没人管她了，换饭票也没人管。她很想孩子们，乘机溜回家，也没钱，一路走到南口。海淀卫生局发现"犯人"没了，请示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说政治保护，南口派出所把她叫走，最后关到海淀公安局拘留所，升了格。临走，孙祥凝对父母说，妈您放心，他们不害我，我自己不会自杀。之后家人到处找也找不到，说失踪了。拘留所的日子不那么好过，每天白菜汤窝窝头，睡地铺，孙祥凝不在乎。反正已经说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她性格虽然很开朗，但在那种压力下，她不敢言声，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再扣上什么罪名。就这样，前后关了一年，神经就有些不正常了。因为揭发来揭发去，揭发不出什么材料。加上组织上左查右查，也没查出老潘有什么问题。几经请示，决定放孙祥凝回家。关押是解除了，但却没人给孙祥凝摘掉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出狱时她才30多岁，头发特别长，面黄肌瘦，孩子们都不认识了。在南口娘家又呆了三四年，八年过去了，孙祥凝要求上班。海淀医院很关心，卫生局长还来看过几次，只是说不好安排，还是在家休息吧。这时，孙祥凝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家里老人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来，怕她找来找去，再被"找"进监狱里。母亲说，让上班就上班，不让上，家里也能过，就弄着孩子过日子吧。几经周折，到了日，她总算正式上班。先安排在北下关门诊部，那里没食堂，工资还不够她一人在外面吃饭。一两个月后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淀医院，在挂号室工作。
13原来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啊，老潘知足极了，爱人漂亮，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也个个漂亮。三个孩子都是老潘的宝贝，老大叫潘鸶，老二叫潘鹭，老三叫潘鹏，三个孩子的名字全是老潘起的，都有一个"鸟"字，都与飞行有关，从中也可以看出潘景寅是多么热爱飞行。怎么认识老潘的呢？认识老潘的过程很简单。老潘虽然没上过学，但他聪明好学，年纪又轻，被选到空军学飞行。以后潘景寅调到北京某机场，他在航校的同学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红军，在南口驻训，住在孙祥凝家，了解到孙家有个女儿在北京大学护校上学，就当了红娘。潘景寅长得很精神，又身高一米八，孙家很满意。孙祥凝长得也很出众，脾气又好，老潘更满意，一拍即合。那时老潘已经30岁了，大孙祥凝8岁。学校也很支持，专机飞行员嘛，特批结婚，但要求孙祥凝在校期间不许生孩子。孙祥凝说，哪谈什么恋爱呀，谈恋爱就没怎么见面。他老出差，我那时又经常上夜班，老是你在我不在。结婚后也一样，几个孩子都是我妈给带大的。大女儿潘鸶到城里看病，没有钱坐车，都是姥姥背着一步步走到城里，再一步步走回来。遗憾的是大女儿潘鸶从小得的小儿麻痹经过治疗已经好转，因为老潘一走，本来继续的治疗没能继续下去，至今潘鸶还站不起来，这成了孙祥凝的一块心病。老潘在时，经济上不发愁。他一不在了，家里就塌了天，特别困难。孙祥凝只有30几元工资，姨舅们时不时帮点忙也有限。妹父王玉琳被停飞转回了沈阳，两个孩子留在北京没走，也住在姥姥家。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爷的退休金接济。生活这么困难，孙祥凝还一直照顾着老潘的父亲。孙祥凝对老潘的父亲很好，因为潘景寅对父亲很好。潘景寅1929年1月出生，从小没有母亲，跟着姑妈长大，是个苦孩子，14岁就给地主放牛。1946年6月，后来改成四野的部队路过，他把牛鞭子一扔，跟上部队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一走不要紧，地主向潘景寅的父亲要牛，交不出牛来就灌辣椒水，父亲差点死去。所以老潘一直心存歉意，到北京工作后很快把父亲接来。以后，孙祥凝为老人请了个保姆，为老人送了终。那些年，说三道四的人不少，孙祥凝不管，一心要把老潘的三个孩子带大。真是咬着牙过日子。两个女儿才半大，帮不了家里，最小的儿子日出生，要喝牛奶，买不起，就养羊，挤羊奶。姥姥家在南口的院子里有地方，就养猪养鸡种菜，每天从早忙到晚。过年卖头猪，给孩子们添件新衣服。好在姥姥姥爷是南口的老住户，人缘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