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 旧上海?新上海
我的图书馆
国家历史 旧上海?新上海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早在1948年，陈云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就一再强调，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要像在农村搞土改一样，加强和配备干部力量，去城市搞工业建设。
　　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中共干部随军南下，成为历史特有的“南下干部”。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南下，代号为“青州支队”，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不仅仅是在财经系统，在社会治安、民生保障、工业生产、社区改造、思想教育等等领域，中共领导人都配备了大量干部，开始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改造行动。
　　摆在新政权领导者面前的首先是物价飞涨，财政紧张，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成为濒于崩溃的烂摊子。顾准通过一系列的税收措施，不仅极力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还将之变成支撑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这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但顾准本人随后在“三反”时期被调离，并在日后成为体制内最著名的反对计划经济的思想者。
　　几乎与税收政策同步，管理者们对这个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三个共生综合体的资本主义堡垒，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而在改造上海期间积累的经济经验，也成为日后管理整个国家经济的经验来源。
　　与经济领域相比，变化更大的是对社会领域的改造，根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有从业执照的娼妓人数在2000人左右，而隐藏地下的则有数万人，比起一夜之间禁绝的“北京模式”，上海则采取了相对较为缓和的方式，边收边改，直至最后全部禁绝。与此同时，大量的游民、散民、灾民、难民被吸纳、改造、镇反，所有市民最终都在单位、居委会等组织化的系统中找到自己相应的坐标，而一个自上海开埠以来形成的华洋杂处、五方汇聚的移民社会也逐步被整齐，规制化的新社会所取代。
大上海的“新主人”
　　离开上海9年后，34岁的顾准重返上海接管这里的财政系统。到三年后他离开上海时，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解放军战士尚在露宿街头，市区里硝烟与零星枪声还未散去，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中共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已经率领着他的部下们，在武装护卫之下，来到国民党上海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地下党的财政局纠察队长王伟鼎站在门口欢迎他，并把顾准带到了豪华的局长室。待顾准在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边的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和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这些官员们已在两天前接到国民党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紧急指令，要求各局确保档案和财产完整齐全，准备向中共移交。
　　汪维恒走上前，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他突然对顾准说，我可以单独和你谈一会儿吗？顾准点点头。避开了众人之后，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
　　原来，汪维恒在1925年便加入中共了。1927年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后，一度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到1937年才又和中共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再接上关系，开始源源不断为中共提供情报。1949年4月，他从台湾到上海“休养”，准备策反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却被陈良委任为了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顾准确实吃惊不小。接管上海前，顾准对上海的情况有过大量研究。他们这支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当初在江苏丹阳集训时，看过大量的地下党送来的情报。那情报无所不包，有国民党要员的家庭住址电话，各类物资的存放地点，特务机关的组织结构……当上海滩的著名阔老卢绪章身穿解放军军装出现在丹阳时，连许多上海地下党的老同志看着这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都傻眼了。但就是这样，顾准也没想到，眼前这位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然也是共产党。
　　接管仪式在谈话后照常进行。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汪维恒秘密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潘汉年那里。不久，汪维恒的身份解密，根据汪的要求，他转到地方工作，成了顾准的一名副手兼亲密同事。
　　此时，34岁的顾准已经被任命为新上海的首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忙得不可开交，他太需要人手了。
　　解放军中的“人精”
　　顾准离开这座城市已经9年，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当年他离开这里投入苏南根据地时，坚信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将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园，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岂止是他没想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没有想到。
　　从日解放军占领石家庄开始，共产党的大军如排山倒海从北向南席卷中国，从农村跨入大城市。日解放军攻克济南，日解放沈阳，日攻克天津，1月31日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接管大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拥有600万人口——是人口最多的中国都市，而且当时中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重要和复杂，使得中共领导人曾经希望再晚一点接管它——有人曾回忆说，上海的接管比预计的早了一个月。
　　希望晚一点接管上海，也是鉴于此前接管石家庄等城市的教训。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后，“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而后来由曾山主持的接管济南和陈云主持的接管沈阳，就有秩序得多了，被总结为济南经验和沈阳经验。陈云后来写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被中共中央批转，让全党学习。具体说，这经验就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陈云还说，“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提出，未来两年内，新解放区五级政权及大城市共需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其中从华北调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历史上有名的“南下干部”队伍，就这样开始组建了。
　　接管上海的准备是从1949年的2月份开始的。当时，中共华东局和解放军三野共抽调了近两千名干部组成将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城市政策》、上海地下党转来的情报与经济常识(如什么叫工会、公会、租界，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等等。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财经工作的经历，在南下干部队伍中，显得格外精明强干，即将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他们“统统都是人精”，而34岁的顾准，12岁入会计行当练习生，19岁时即写书《银行会计》，25岁离开上海赴苏南根据地前，已经成为上海名倾一时的会计专家，在几所大学兼课，后来在根据地他也显出了过人的财经才干，这些都是他能被任命青州总队队长的重要因素。尽管陈毅下令部队进上海后要露宿街头，却又格外爱惜这些“人精”，命令他们进了上海就住高级饭店。“新政府等着用钱！”陈毅特别对顾准强调。
　　“经济淮海战役”
　　共产党接手的大上海是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烂摊子。缺米，缺煤，缺棉纱。米只够全市吃半个月，煤只够烧7天。占全市产值74%的轻纺工业处于半瘫痪，棉花只够主要纱厂开工一个月。全市1.2万家工厂，只有30%勉强开工。据上海档案馆的资料，当时散在民间的国民党游兵还有三四万，估计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一两万。而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等游民，总数达12万。
　　上海新政府刚进上海时并没有钱，是陈毅从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先借了一笔钱将工作运转起来。新政府执政第二天，就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料还未满10日，恶性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人民币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银元兑100元人民币，跌到1银元兑1800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涨到2000元以上。当时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煤、布等紧俏商品，或者换成银元，甚至人民币早上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
　　人民币在上海站不住脚，就意味着共产党站不住脚。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在6月6日曾抛出银元10万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一点响动没有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巍然不动。
　　6月7日晚，中共华东局举行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6月10日上午8时，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乘10辆大卡车直扑位于上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武装包围，另有1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堵，此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的200余名已经穿便装进入大楼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喝令所有人员不许动，大楼内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
　　那一天，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多万，第二天，《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总结，“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他还说：“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
　　银元风潮被压下去以后，上海新政府紧接着就面临粮食和棉纱的物价飞涨。6月24日，涨价先是从棉纱开始，米价随后跟上，涨到最高潮时，已经是5月底时的13倍多。
　　而共产党政府对付涨价的办法是大量调集物资抛售。7月中旬，国营的上海粮食公司抛售的粮食总量已经占到市场成交总数的36%以上。然而政府抛，粮食商们就吃，抛多少吃多少。一时粮价仍然有升无降。
　　但是粮食商们没料到，他们要对付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可以调集全国的资源，而且不计成本。1949年11月，上海市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总量相当于8、9、10三个月抛售总量的三倍半，是8月份的10倍。粮食商们终于顶不住了。同时，政府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征收税款，收缴公债，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用薄一波的话说，这叫“资本家两面挨‘耳光’”，他们完全失算了。
　　物价就是这样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薄一波写道，“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和粮价差不多，销价不提高，都是国家补贴。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
　　“税务魔鬼”
　　1949年中共面临的通货膨胀，不仅在上海，在武汉等一系列大城市中都在发生。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仍然浩大。政府的财政压力可以想象。这时政府有两种选择：或是增发货币，或是增加税收。12月19日，中共中财委第8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赤字，权衡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多收税。陈云说：“世上没有点金术，也没有摇钱树，又要养活900万人吃饭，所以路只有两条，印钞票和增税。靠印钞票的路我们不能走。”中财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
　　这样，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入城之初，顾准遵循“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只取消了保卫团费等6种捐税和一些重复收的捐税，而且旧政府中的税务人员，除少数部门裁并，开除了几十名劣迹斑斑者，其余基本接收下来。收税的原则，采取“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大街小巷贴满征税布告，顾准当时与公安局长李士英一同成为“出布告最多的”局长。虽然政策比较宽松，但从6月到8月，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已比国民党时代高出了好几倍。到8月，上海市政府已经可以收支相抵。
　　作为当时共产党政府的高级官员，顾准与家人住在愚园路的一幢高级洋房里。他的生活方式很奇特，住宅非常高级，生活却极为简朴，拥有秘书、警卫、司机、保姆等9名工作人员，彼此却以同志相称。接管者顾准身兼数职，每日奔波在几处办公地点，经常连饭也吃不上。但这种紧张忙碌反而让他斗志昂扬。在实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后，10月，顾准又有了一个想法，他建议与时任地政局长的汪维恒联手，以地产税回收“跑马厅”等当时由外国人占着的大批著名建筑及用地。尽管在解放前，1943年汪伪政府就收回了租界，但却无法解决大量遗留问题，这些建筑仍是外国人的。二战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对租界里的外国建筑开征地价税，但税额既低，又常减免。顾准此时的想法是：现在完全可以对这些黄金地段上的建筑按新的，高得多的标准征收地价税。
　　这些外国建筑，昔日多是灯红酒绿的场所，解放后就已经客源寥寥难以为继，顾准的新税单一道道发来，加上拖欠的罚单，逼得这些十里洋场的冒险家们走投无路，纷纷找到上海地政局专门成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一面咬牙切齿地痛骂共产党“税务魔鬼”，一面交出房产，抵销税金。顾准以这种方式收回了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法国总会(今花园大酒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等。
　　两难境地
　　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3000亿。当时上海刚刚经历了2月6日的国民党飞机轰炸事件，500多市民被炸死，供应上海80%电力的杨树浦发电厂遭到毁灭性打击，工业电力供应几乎停止。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请求减少征缴数额，被中央复电严厉批驳。后来上海市委才知道，苏联空军马上要进驻上海了。
　　而收3000亿公债和税收的任务一点不能少。顾准在他的《顾准自述》中写到这段历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通过重罚来完成这个任务，我称之为‘非常征税’”。具体说，就是派工作人员去查账，查出问题就从严解释税法，从重罚款。顾准的老战友后来对《顾准全传》的作者高建国回忆道，顾准当时多次皱着眉头对他们说，“这次，我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之间夹扁头了。”
　　当然，尽管“夹扁头”，顾准仍然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而这种“非常征税”的后果之一，就是被逼急了的上海资本家不断有人放出风声要杀顾准，公安局不得不专为他配备了两名专职警卫员。
　　而且，这种“非常征税”将顾准与中财委在征税方式上的矛盾给激化了。中财委一向主张的收税方式，是“民主评议”，这种方式来自中共在打下济南和石家庄后的作法。即先确定一个全市某一时间段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一税额摊派到各行业；再在各业范围内分摊到各户。分摊采取各业各户自报公议的办法，即为“民主评议”。
　　顾准进了上海后一直反对在上海搞“民主评议”。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户大的如永安公司近似垄断资本，小的就是路边的烟纸店，多如牛毛，彼此间差距又如此大，在一个行业公会中如何“民主评议”？这种评议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城市还可行，到了上海，“只能有二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在上海，大一点的企业都有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依税计征，所以顾准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建立了一个“特约查账员”队伍，对重点户“专户专管”，这实际已经是比较现代的手段，在今天的税务工作中，基本也还是这种方式。
　　两种收税方式，今天看起来只是具体方法之争，而顾准以一个了解上海并懂得经济的年轻专家，颇有些恃才傲物，多次对上级的指示不以为然，最终为个人仕途上的根本转折种下了恶果。
　　应该说，在上海，“民主评议”的收税方式一直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即使是在顾准离任以后。但是上海税收对中央政府的贡献，是人人都承认的。《顾准全传》中引用的一个数字，是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而按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中共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强到三分之一。
　　离别上海
　　顾准说，他当时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间被“夹扁头”。这个对资政策，在1948年时，曾被刘少奇阐述过。当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还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说，我们(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当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这个说法。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讲了著名的“剥削有功”理论，因为中共当时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在中国工商业中占了主体。在上海，在顾准当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时代，他所面对的缴税对象，基本全是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到了1952年，形势开始不同了。
　　一方面，是国家扶植的国营企业越来地盘越大。政府从几次同私人投机商的较量中愈发感到手里直接掌握资源的好处，对于国有企业时时给予照顾，比如有些重要的紧俏商品是规定不卖给私营商号的，也有些私营批发商发现，批零差价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他们简直无利可图，而他们的对手国营商业却因为可以免税还有钱可赚……但所有这些，还只是个开始。1952年开始的“五反”运动，才是资本家们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消失的起始。
　　“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针对资本家的，这个运动紧接着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要搞“五反”：“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1952年的2月，上海的“五反”运动开始，顾准作为“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现在各种集会场所，布置运动。直到2月28日，他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的讲话。然而2月29日晚，坐在市府大礼堂里，顾准瞠目结舌地听到市委书记宣布说，上海的“三反”运动从高级干部中“捉出了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他当场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这是顾准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打击。此后，他在1957年和1965年被两次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是经历残酷批斗，妻离子散。这些打击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促使他从对党内民主的思考开始，大量研读中外思想史，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名篇，成为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先驱。
　　直到1985年，顾准的冤案被平反时，经办的人员发现，顾准因“三反”受处分，却在当年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正式书面文件。
　　而1952年，缺少了顾准的上海，仍沿着自己的既有方向在向前运转。在顾准去职之前，上海的资本家已经有200人被捕，48人自杀(死亡34人)，尽管后来共产党对于过火的行为做了纠偏，一些被捕的人被释放，但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违法行为。他们要退补给政府的税款高达10万亿元(当年全市私营资本总值包括不动产在内共50万亿元)。——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眼前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好走了。姐姐妹妹站起来&&&&&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和退休女工人俞欣芝，一个19岁加入中共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两人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妓女之一。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52年国庆节前洗的手，是最后一批妓女……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1983年的某天，一个64岁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化名)，向作家张辛欣及其伙伴述说自己一辈子的遭遇。　　“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三年之后，1986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经历。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　　一个19岁加入中共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妓女之一。&　　收捐　　1949年5月初，离上海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县，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议题之一是禁娼。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　　而在上海知名“风化区”会乐里，俞欣芝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像她一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来说，清除娼妓是让中国变成强大、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但进城后怎么着手？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应该立即禁绝。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大多数却主张要权衡现实，不能马上取缔。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十里洋场中，“青洪帮”和“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以及包括娼妓、职业乞丐、扒手在内的“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盘根错节，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禁止妓女从事性交易，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30多年后，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还感慨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妓女的改造”。　　“在解放以后，妓女还在街上，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民主党派也有意见。”有一天刚躺下准备休息，有人就来批评曹漫之。他说，“你睡觉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觉还没睡呢。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收容？收容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妓女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　　曹向贺萧回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还得准备一批干部，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监狱，接管区公所，接管国民党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个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这段时间完全是不得已的，绝不是我们的心愿。”在接管上海之后的两年里，曹漫之“忍着心里的痛苦”，耐心地准备着。　　5月10日，进城部队做报告的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在谈到税收问题时强调，“既然娼妓还存在，当然也还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扣留，妓女可以控告他们。　　而其它城市同行的遭遇也陆续传来：从1947年到1951年，石家庄、北京、吉林、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取缔了娼妓业。在此情况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头”，早在1949年解放时就溜走了。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又处死了一批。　　“对新中国成立我是麻木的。国民党、日本人、美国人，然后又是国民党，我见的人多啦！共产党来了，我还是卖自己的‘咸肉’！”俞欣芝回忆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发现有大批姐妹开始朝火坑外跳。战火熄灭，经济逐步恢复，许多妓女回到了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减少至注册妓女180名和妓院72家。当然，注册妓女仅仅是卖淫妇女中很小一部分。　　“我根本不信‘长三’、‘幺二’(妓女等级名称)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俞欣芝还在观望，“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共产党娶我吧……”。可她后来不得不承认，“我真没想到共产党不逛妓院”。愿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听说要取消妓院 ，“所有妓女要剃光头，要‘共’我们当妻，很害怕”。　　“取消”的消息越传越迫切的同时，曹漫之也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工作。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做思想工作有经验的妇联干部，被领导悄悄通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但她们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妓女时，很多人闹情绪。　　“我不愿意。大家印象中妓女是下等人，叫我们去跟这种人打交道思想上不容易接受。我坐在楼梯上面大哭不去。”管理干部杨秀琴回忆说：“后来领导给我讲了好多。他们说，这些人也是受压迫的，不是自己愿意的，新中国不允许娼妓存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最后说服我，就去了。”　　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几天后，又通知持照妓女开会。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市政府关于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定报告。　　随后的两天，通州路48号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根据公安局提供的妓女名单编队编班，妇联通过报纸向妓女宣传，希望她们“依靠自己的学习和劳动改造，作一个新生的妇女”，政府取缔后若仍有不法之徒，希望各界人民协助检举以严惩。&　　收容　　一切准备妥当后，行动开始了。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妓女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逮捕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181名持照妓女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　　行动第二天，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报道都引述了一个叫吴彩凤妓女的反应，据说她站在闸北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说：“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而事实上，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　　相对比较满意的收入，对国家权威的恐惧，对外人的怀疑，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使得俞欣芝和姐妹们不可能不因这一突然改变而恐慌。吴彩凤或许的确发表过那样鼓舞人心的话，但妓女们大都受到惊吓，反应强烈。　　曹漫之在多年后回忆说：“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不知道俞欣芝是如何逃脱这次行动的，反正她没有被装上车，而去咖啡店当了暗娼。1992年，作家苏童出版小说《红粉》，背景即是解放初期政府禁娼并改造妓女，小说里的“秋仪”就是在卡车拉着妓女们去“训练营”的途中逃跑了。　　教养所的管理干部一进来就进行了培训。民政局的干部跟她们谈如何看待妓女的两重性，可当管理干部在劳教所大门口，列队欢迎用卡车拉来的妓女时，她们发现这些教育对象满面泪痕、神色阴沉。　　其实，这些妓女所的生活条件比许多市民要好，她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伙食不错，屋子里也暖暖和和的，工作人员待她们很有礼貌。但改造的过程，起步就不顺利。　　曹漫之来到教养所，站在一个高台子上，要给她们做动员报告，却成了抗议的靶子：“有一个妓女喊了，姐姐妹妹，哭！很灵，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有的叫：妈妈啊，你在哪里啊，孩子在这里连通信给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曹后来找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开始哭的时候，是给你们施加压力，后来是真哭了，当时不知道把我们弄到哪里，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我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是来救他们的。”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卖淫。“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为嫖客。马路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　　做暗娼的俞欣芝，一年来经常拉不上客人，而且提心吊胆，这一次，“正盘算着趁过节捞上一把，不料公安局把我给抓进了妇女劳动教养所”。这些被强行逮捕的女人比第一批难对付得多。俞回忆，“当天夜里进去千数人，我们大哭大闹。尤其我这样的，干了十几年，又听了许多反宣传，心里是恨极了。”　　显然，要取得这些妓女的信任并非一时之功。曹漫之在收容行动之前，就已经作好了详细的改造计划：首先，为妓女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别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改造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妓女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没过几天，抽血的人真的来了。俞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蒙了——原来先来的姐妹的话是真的！共产党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大多数都有毒瘾。　　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调配各性病诊所的师生，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被送到附近医院，费用由政府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政府甚至从解放军那边调拨过来一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住进劳教所的临时住院病房”。然而失去自由的她和姐妹们，并没有因为治病而放弃反抗。她回忆说，“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还是1952年，“大概是十月十几号，好几百个流氓把劳教所包围起来了，他们要把我们抢出去。我们在里边也拼命往外冲，和管理干部闹起来了。管理干部有规矩，他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死守住大门，比我们先进劳教所的公娟(公开登记的妓女)已经学习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她们先是帮干部守大门，后来看我们要出人命，就和我们抢菜刀，……后来，外面来了一大批警察，把流氓抓走了，我们也就没辙了。凡是妓女全怕警察，旧社会让他们欺负惯了。”　　上海市民贺宛男的母亲曾是教养所的分队长，管着56个妓女。小时候，她缠着母亲去教养所看看，但失望地发现，这些在旧小说里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把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着难看的屁股；有几个似乎是在谈男人，谈着谈着，竟尖声怪叫起来：“没有男人，闷死我了。”她还亲眼目击，有妓女闹着要出去，达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干部救下来。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治病并不能完全消释矛盾，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俞欣芝说，“忆苦会上，先进来的姐妹带头忆苦，我们后来的也有人忆。我认为忆也白搭，那些脏事谁不知道？苦又怎么样？还不是等着让人家送兵营去当‘共妻’？　　而30年后，教养所所长杨洁曾也描述忆苦会的准备过程：我们利用控诉大会启发她们憎恶妓院、憎恶这种生活、憎恶压迫他们的人。“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材料，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够生动，所以要她们自己来讲。……开会前，我们布置了很多标语，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当时的气氛很是愤怒的，有人叫口号，妓女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为了提高阶级认识，教养所还组织观影。俞欣芝对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电影印象深刻。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上海导演陈西禾闻讯后，赴京深入采访收集素材，并很快写出了剧本。拍摄中他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妓女中挑选老鸨等人的扮演者。电影的情节是，北平近郊农村姑娘大香因家贫生活无着，与母亲一起进城借住于舅妈家，以替人缝洗衣服度日，并得邻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两人渐生恋情。舅妈为贪钱财，勾结流氓马三，把大香骗卖到崔氏夫妇开设的妓院，大香不堪折磨。1949年北平解放后，马三和崔氏夫妇等人被人民政府惩办。大香等姐妹们终于站了起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学政策时，管理干部再三讲外面传的“送东北开山”是谣言，“政府是要改造我们成新人，先进来的姐妹也现身说法”。病基本好了之后，俞欣芝“开始朝正道上奔了”。劳教所组织她们学文化，同时参加劳动，学机器织袜子。　　管理干部的一个绝招，是让早进来的妓女对后来的姐妹施加改造的压力，又同时给早进来的一个机会，展示她们被改造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约和激励。　　虽然妓女们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大院，但她们被允许定期与家属见面。后来管理所出台了请假制度。杨洁曾回忆说，“请假是由姐妹小组评审通过让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请家里和周围的群众也做好工作，帮我们考察。”正如学者贺萧所言，这样一种制度，依靠的是在国家权威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形成的力量。　　“其实，我这样的算是好改造的，毕竟是苦出身。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坏人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俞也承认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杨所长，“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贺宛男也回忆说，“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报纸大哭起来，原来报纸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报纸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　　释放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而第三类无家可归的，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自愿报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杨洁曾回忆说。1956年，俞欣芝离开教养所，被劳动局安排到服装厂。　　1958年，该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自1951年起，在里弄里，新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群众积极参与的监督网，与国家权力相连，使得妓女和老鸨无处安身，更别说重操旧业。　　而那些被改造过的妓女，政府的意图是把她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我们能见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谓“先进分子”的“今昔对比”，更多的妓女返回社会后的命运如何，则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大跃进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俞回忆，“介绍人曾和他讲过我的事，他同意先见见我再说。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头一次见面我就说：我旧社会是‘万人妻’，让政府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强求。”他说：“以前归以前，现在好就行。”我说：“我现在是先进生产者呢！”一来二去，事就定下来了。临结婚我问过他：“你就不嫌我？”他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找个人不错了，你得给我生个儿。我们不能绝了后。”我告诉他这可保证不了，我打过两胎呢。他想了想说：“那也结吧，有感情了。咱俩都是苦人儿呀！”　　结婚后的生活很好，他人老实厚道，很疼人。他是去年去世的，女儿差一个月就大学毕业了，他没赶上就走了……我曾问过他：“旧社会你就那么干净？”他脸红了半天说：“踏三轮车的没几个娶得起老婆，有几个钱就走邪道去坏地方呗。”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谈过往事。对，是不堪回首呀！说不定我们是旧相识呢！即使是，也认不得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姐姐妹妹站起来》你们看过吗？是写我们的，很真实的。真可惜，二十多年没演这个电影了”俞欣芝说。“洗澡”：革命大学来了年轻人&&&&&&严格说来，曲传成其实算不得什么知识分子，只上过中学的他顶多算是个有点文化的青年人。他原是山东安丘县汽车站的一名普通员工，过着按部就班的小职员生活。然而，上级的一纸调令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那是在1950年5月，他先是被安排到胶东区干部学校学习，接着又接到任务去刚成立不久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学校人事干部非常严肃地告诉他：“由于革命需要，学业结束以后，你们很可能不回山东了，要去支援新解放区的革命工作。”曲传成对这所学校一无所知，便问学校在哪里，对方说在江苏苏州，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我去。”&　　到革大去　　事实上，在革命年代，即使自己不愿意，曲传成也无法改变这个决定。刚刚结束的全体学员大会上，学校负责人特别强调同志们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每个同学都应该做到党叫你到哪里，你就要到哪里，不能与党讨价还价。既然曲传成欣然接受组织安排，学校领导也省去了做思想工作的麻烦。其他同学也一样纷纷表示接受组织安排，一个千余人组成的南下干部队伍就这样闪电般的组建起来了。　　临行前，学校给全体学员放了几天假，让大家回家与亲人道别。回到家里，曲传成故作轻松地告诉父母，我就要到江南去学习了，让他们不用牵挂。然而临走的时候，忐忑不安的母亲悄悄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曲传成终于说了实话：“很难说了。有可能就牺牲在江南，永远回不了家了！”事实上，这一别确实成了他与父母的永诀。　　回家道别的同学都按时返回了学校，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千余名南下干部整队出发，先步行百余里，来到胶济铁路上的兰村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向南方进发。　　曲传成记得很清楚，当列车呼啸着飞驰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时，往日歌声不断、嬉戏玩闹的同学们却异常安静。很少人说话或是走动，大家整齐地坐着，或扭头看车窗外飞快掠过的风景，或双手抱胸低头遐思。几乎所有的人都和曲传成一样，既不忍离开故乡，又对遥远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曲传成将要入学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创立刚刚一年。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短短几日之内相继解放了包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在内的江南广大地区，上海已成为一座孤城。尽管上海外围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国民党空军也不时地狂轰滥炸，却无法阻挡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此时，解放军总前委会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已经进驻距上海200公里的江苏丹阳，沪宁铁路沿线挤满了解放军部队和党政机关，准备随时接管大上海。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的新丰镇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目的就是为新解放区培养青年干部并改造旧知识分子。　　5月28日，上海解放。华东革大全部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整训，于7月初开赴上海，暂借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复兴中学等校舍，于8月中旬完成第一期招生任务。按计划，第一期学员的培训时间为6个月，必修课目包括：1、教育方针；2、改造学习；3、革命人生观；4、知识分子问题；5、社会发展史；6、中国革命基本问题；7、新民主主义政策；8、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但是，解放战争的推进速度大大超过了中共中央的预期，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东南、中南和西南的许多大城市和广大农村。为了尽快建立新政权，巩固解放战争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青年干部。于是，第一期的教学计划一再提前，结果只进行了不到两个月的培训就分配工作。其中540余人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另有540余人奔赴东北参加经济建设，2000余人前往浙江农村参加农村解放运动，其余1300多人则就地参加华东地区的各种工作。而就是这短期培训的1000多名青年干部，在上海解放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期结业后，华东革大迁往苏州，随即开始第二期招生工作。严格说来，包括曲传成在内的第二期学员才是最早接受系统培训的华东革大学生。&　　思想问题　　列车经过两天一宿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停在了苏州火车站，曲传成报到后被分配到二部第8班。　　和其他革命大学一样，华东革命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刚一入学，学校就宣布了第一条纪律：不得独自一人上街。这多少让梦想畅游人间天堂——苏州的曲传成有点失望。不过很快，他就明白，这条纪律并不是为了限制学生的行动自由，而是为了保证其生命安全。　　当时，苏州解放不久，国民党逃跑时留下的潜伏特务和旧社会的黑恶势力尚未清除，社会秩序确实相当混乱。那时革命干部实行供给制，食宿服装都由学校提供，每人每月发给两万元津贴(相当于新币两元)，仅够买点生活日用品。因此，曲传成也难得有机会出去逛街，半年时间里只出去过两次。事实上，紧张的学习也让他无暇顾及游玩了。　　第二期的教学计划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造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二阶段学习《社会发展史》。为配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要求，临时增设了整风课程。第三阶段学习“形势与任务”，分为三个单元：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农村土地改革和学习总结。第四阶段民主鉴定，分配工作。　　在曲传成的记忆中，一开始的理论学习还比较“轻松而快乐”。主要是小组集体学习、讨论和听报告。只要领会学习内容，讨论时愿意发言就发言，不愿发言就不发言，加上供给制下衣食无忧，同学们过得非常开心。课余时间同学们喜欢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男生们特别喜欢打篮球，经常打比赛，引得场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加油。然而，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整风阶段的到来一下子扫光了学员们往日的欢乐。学校领导定下了整风的基本原则：不谈工作中的成绩，只谈缺点和错误，公开的隐蔽的都要谈。不仅如此，还要谈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思想、言论、行动和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问题。具体到每个人，都必须先写出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书面材料，然后在小组会上宣读并接受同学的批评指正，最终达到自己满意小组通过为止。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求每个人遵守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风细雨的批评方法。被批评的同志则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诚恳接受批评帮助。按学校的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通过书面检查。　　这时候，一些工作较长的老同志往往要经过一二十次的检查批评才能过关。曲传成看到他们“明显地饭吃少了，考虑问题的时间多了，个个都瘦了一圈”，却不曾预料到接下来自己也要面对同样的境况。　　有一天，校部的工作人员找到曲传成，问他准备检查哪些问题。曲传成回答说还没考虑好，正在准备。对方提醒道：“你的检查中，应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你在山东干校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才决定来革大学习；二是你说过我们新干部、新党员错误和缺点不多，是吗？”曲传成承认是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对方接着说：“这两个问题在你身上是主要问题。我问你，来革大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建设新中国的本领呢？还是来游山玩水的呢？新干部、新党员就没有缺点、错误了吗？你还没有认真的检查就说少，对吗？”随即要求曲传成好好检查，挖挖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并责成其在小组会上第一个作检查。　　在今天看来，这种谈话无疑带有无限上纲上线的倾向。但在当时，却是人人信奉的思想哲学——不干干净净地清除思想污点，如何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干部。但曲传成一开始却并没有将这种“思想洗澡”当成大事。　　在随后的小组检查中，曲传成作了初次检查，他认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自己小学课本里读来的，当时也是随口一说，并无深意，感到问题不大。结果在小组会上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同学们认为这是避重就轻，认识不深刻，没有往思想的深处找原因查问题，检查自然也没法通过。　　此后，曲传成一次又一次做检查，同学们一次又一次指出其不足与缺点，一次比一次要求严，提出的问题和批评也一次比一次尖锐深刻。好在同学们都遵守整风原则，在批评时始终坚持和风细雨，从不搞人身攻击，更不搞武斗，即使如此曲传成每次都会被批得汗流浃背。经过同学们的耐心“启发”，曲传成终于意识到，“自己随口说出的话，事实上反映的是自己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革命的人生观问题，是能否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大问题”。直到他已经完完全全否定了旧我时，他的检查才算勉强过了关。&　　政治教育　　事实上，除了严肃的学习任务，革大的学员们还可以享受一下难得的文娱生活。　　早在曲传成入学前两月，来自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二期学生已经入学。入学不久，学校领导请来上海沪剧团，在学校广场的临时舞台上演出了革命戏剧《赤叶河》，主要讲述老解放区翻身农民自由幸福的生活以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　　到了学习中期，学校领导专门抽调部分革大文工团员分派到各班，帮助大家排练歌舞。经过精心准备，二期同学在刚落成的大草棚内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京剧《小苍山》和少数民族的《鄂伦春舞》，在每个节目的间歇，同学们齐声歌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一切自然成了二期同学终生难忘的红色记忆。　　临近结业的时候，结合《土地改革法》的学习，学校文工团专门排演了歌剧《白毛女》。演出在苏州最大的开明戏院举行，剧场内座无虚席。半个多世纪以后，三部22班的老学员李昉回顾这段往事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三场演出，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文娱活动”，更是意义深远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　　除此之外，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为原型的教学片《思想问题》在各地开始热映。故事中一群身份各异的学员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华东革大，有的学员积极要求走革命路线，有的学员则坚持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还有的学员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蓄意破坏学校的教学活动，彼此之间冲突不断。但最后经过思想改造，这些人最终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在本部二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华东革大还招收了一批特殊的学院，他们被安排在“政治研究院”单独学习，到政治研究院来学习的大多数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也有原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教育界知名人士包括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著名昆虫学家邹树文等人。　　与曲传成这样的青年学生不同，这批老知识分子大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接受一种新理论的指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经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过，与在华东革大学习的老人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回忆说，在政治研究院“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即便如此，这些老知识分子也很难像年轻人那样容易被改造，“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好比语言，家乡话说了二十多年，忽然让改成另外一种语言，即便勉强去做，也很难彻底改变。”　　但总体来说，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这些老知识分子最终陆续“过关”，只是过去的社会职务被调整了，陈裕光放弃了金陵大学的校长职务，金陵大学也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南京大学；章益被送到了山东师范学院做了一名心理学教授；欧元怀也不再担任大夏大学校长，大夏大学校长与光华大学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邹树文被送到南京担任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成为专门研究昆虫的守陵人。　　而和曲传成一同毕业的1000多名年轻人们则要幸运多了，1950年10月下旬，他们满怀着“救百姓于水火”的革命豪情，乘专列前往安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之中，成为了“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骨干。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文/国家历史记者&&白伟志&　　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那一年他26岁，老旧的照片上看得出那是一个儒雅、秀气、风华正茂的青年。此后，他经历了劳改、治淮、修铁路、下放、平反……而今，这位已经85岁的耄耋老人经常提及公安系统的一位领导对他的评价：“老姚文化程度最高，工作能力最强，但是吃的苦头也最多。”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　　意外　　1949年之前，姚承霖为了贴补家计，曾担任过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女儿的英文家教，不想却虏获了这个16岁少女的芳心。虽然只是这个姑娘的一厢情愿，但却给姚承霖后来的苦难埋下了伏笔。1949年，杨姓军官独身去了台湾，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为生。　　解放初期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持续轰炸，特别是日对上海发电厂的轰炸，使整个上海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工业雪上加霜，许多工厂停产甚至倒闭，这直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一天，杨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们哀求她能缓收一段时间，待找到新工作再补上，但迎来的却是小姑娘干净利落的几个耳光。　　没过几天，姚承霖就被昔日的同事客气地请到了公安局，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杨姓少女和她的母亲都在里面接受审问。此时他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杨姓少女被房客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结人民解放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人民解放军”，指的就是他(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管辖，警务人员制服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就这样，姚承霖莫名其妙便被送往位于虹口区提篮桥附近的监狱里关押了起来。那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被关押后的几天，公安局的一个领导召集大会，向同事们说到：“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工作能力蛮强，也蛮负责任，但是你们晓得他是什么人吗？今天我告诉你们，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现在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招揽特务，和舟山群岛有密切关系，和蒋经国也有密切关系！”　　“同事们听了都怕了，老姚怎么是这么一个人……”老人苦笑着回忆，一时之间，他们很难将这个平日里勤勤恳恳的老实人与印象中那些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反革命”特务等同起来。　　事实上，解放后的上海确实进入了多事之秋，“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就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中共政权。　　一时之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但姚承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尽管解放前他和国民党有过一些来往，也都是工作上的需要，自己属于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正是因为看到了国民党的种种问题，他在1949年才毅然决定留下。　　因为在同事之中口碑好，工作能力强且作风清廉，姚承霖也很快被新政权继续留用。而解放后的历次审查，他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今，自己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特务”呢？&　　镇反　　姚承霖并不明白，此时的上海滩早已经是风起云涌。由于一开始对镇反运动并不积极，上海市委的领导已经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他说：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与此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千载一时之机”，所以两天后，他便亲自主持通过了“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在历史学教授杨奎松看来，“‘双十’镇反，并不是突然的举动，镇压反革命是新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而“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然而与毛泽东下决心乘抗美援朝战争发动“镇反”运动，一劳永逸地扫除内部隐患，根绝国民党特务隐藏的社会基础的最初设想不同，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之时，“华东以及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显然相信，上海这时无论社会治安，还是国民党颠覆的危险性，都已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他们这时明显地还在关心如何进一步建立执法机关执法，以及司法机关审判的规范，树立新政权的良好形象，和使整个政府行政迅速走上法制轨道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双十”指示下达后，上海接连三个月没有任何行动，毛泽东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他在1951年1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紧接着，他又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反步伐，并对其“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令五申之后，上海市委终于做出了积极反应，3月15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关4000，管3000。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上海滩展开了。&　　劳改　　姚承霖永远记得1951年4月的一天，审判长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谈话的情形。　　“他说姚承霖，你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你确确实实是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特务组织，什么都没有的。不过你思想上有这种想法，你也讲过解放初期工资低，生活困难。我们现在要教育你几天，那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再叫你回到原单位去。”　　“我当时想，审判长都这样讲了，我肯定不会判刑的。”姚承霖说。但是到了第二天开庭后，他如遭雷击：审判长当庭宣布，姚承霖因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一个多月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这条自古以来便是“四渎”之一的害河牵动着他的心，两岸受灾难民的惨状让他数度流泪，他下令“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于是在淮河两岸，一场轰轰烈烈地治淮工程隆重展开。热火朝天的工人中，也包括姚承霖在内的一批劳改犯人。　　在去往治淮劳改的路上，管理干部对姚承霖讲，三年之内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们来的时候是铁笼子送来的，走得时候淮河人民锣鼓喧天送你们回去”。姚承霖回忆说，“大家听了这话，信心高涨，干活特别卖力。”在治淮大军的齐心努力下，短短两三年内，一批水利工程顺利完工，而这些工程，在1954年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而是在一年之后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住在草棚里，每天的任务便是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叫魏风光，是在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运动中被劳改，但却没有具体罪行。“真正的反革命特务早都枪毙了，留下来的连判无期的都没有。”　　这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倒也过得平静自在。直到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我”。&&&&&&&&&&&&&&&&&&&&&&&&&&&&&&&&&&　　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镇压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 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毕竟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　　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1955年，已经服刑四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了新中国另一项重大工程——包兰铁路的建设。这条横贯西北沙漠地带的干线，有着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每天就是开山、挖土方、修铁路”，已经一无所有的姚承霖，还有两年就要刑满了，但彼时的他，内心已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家。　　“57年刑满后，我还是政治犯，但是有工资了……什么都干过，工程队、开荒、种田……”。就这样，这个在江南秀美山水中长大的男人，拿着25块人民币的工资，在空旷苦寒的蒙古高原，渡过了人生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二十多年。&　　平反岁月　　1980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那位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30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失而复得的自由来得过于苦涩，他还是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但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他才发现这30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没什么感情，而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老人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最后，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了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200块人民币。　　就这样，无声无息中，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直到1987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　　“场长吓坏了，说姚承霖不得了啊！”老人笑着回忆。三十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对我说，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让我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姚承霖说这些道理自己早就明白。　　但不少时间，他还是会对着窗外沉思。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在喃喃自语：“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收押资本主义&&&&&接管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资本主义堡垒后，如何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为战后重建服务，并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所需求的经济体，是新政权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　　文/国家历史特约 苏琦&　　当中共的干部们来到上海这个他们阔别多年的远东最大的资本主义堡垒时，面对的是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这三个共生综合体。如何对他们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以兑现自己对工农大众的承诺，又如何继续利用他们的生产性功能和市场网络为战后重建服务，并将其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求的经济体，将成为证明共产党在军事优势(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政治合法性(新政协召开在即)之外还拥有经济驾驭力，比国民党更胜任复兴中国大任的一个关键指标。&　　接管　　这三者中，以对国家资本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接收进行得最为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既定方针比较明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前各解放区在接收敌产方面已经积累了若干经验。　　早在日，毛泽东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其中之一即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更明确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　　接管的基本方针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这一接管政策是陈云在1948年接管沈阳时提出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帐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这一承诺大大保证了接管过程的顺遂和接管后相关机构运转的正常，考虑到中共财经专才的匮乏，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为贯彻系统整套接收的原则，中共华东局在1949年5月上旬决定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设立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由华东财委会主任曾山兼任，下辖财政、金融、贸易、工商管理、轻工业、重工业、农林、铁路、电讯、邮政、工务、航运、公用、卫生、敌产管理等15个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工作由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直接负责，处长陈穆为原北海银行行长。　　1949年4月下旬，当接管上海的主要干部在江苏丹阳集训时，陈穆与原北海银行副行长洒海秋被指定负责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银行的准备工作。军管会金融处正式成立时，熟悉上海金融业情况的地下党负责人项克方、谢寿天担任了该处副处长。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金融中心，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总行、总管理处等基本都设在上海。解放伊始，上海列入接管的计有银行18家，保险公司19家，造币厂和印钞厂6家，以及票据交换所，另外还有5家官商合办银行。　　从日，即上海解放翌日，各军代表进入被接管单位，向原负责人宣示了军管会命令，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责令将该单位原有文卷、账册及各项物资赶制移交清册，准备办理交接。　　在利用被接管单位原有专才的同时，中共军代表充分发挥此前在管理解放区所积累的行政经验，冀以人力动员优势来弥补专业管理之欠缺。比如在中央银行的接收过程中，军代表向原地下党组织了解情况，听取对接管工作的意见，并在了解掌握积极分子名单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职工成立了12个协助接管小组，共有成员135人，协助点收。　　据至1949年7月底的统计，由军管会金融处接收的金银货币大致有黄金两、白银365802两、银元3箱3143722枚、美钞元、英镑160镑2先令、港币42932元、其他外币元等，而有价证券为黄金22737.2两、银元1611220枚、美钞元、英镑1082507镑、港币281155元、其他外币50万元等。这些资产对于支持人民币的市场地位和平抑物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基本完成点收阶段之后，各被接管金融机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其遵循的主要原则如下：凡被接管银行之一切财产及债权应一律收归国有，对各该被接管银行之债务，人民银行在法律上不负偿还之责任，但为照顾私人利益起见，可在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及将国家债务清理后，再行分别规定私人债务清偿办法。以中央银行为例，到上海解放为止，该行共发行金圆券67万余亿元，而实际留在上海的准备金只有银元165元5角和中纺、台糖等公司股票900万股。而在外汇债权和债务方面，留在上海的只有债务而无债权，外汇债务如按1美元合1650元人民币的折算率，高达3400多亿人民币。&　　金融业大洗牌　　经过极为繁冗复杂的资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之后，到1950年3月为止，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基本被接管完毕。由于各机构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最终结局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清理结束。如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以私人银行形态出现的官僚资本银行等。日，在中央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其在外滩15号和24号的营业大楼以及数千名旧职员被人民银行留用，如留美的仲龙被任命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业务部副经理，还有一些人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6月7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出面，将上海市各商业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等前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现金部分如数发还，计合人民币200余万元。　　第二种：改组为专业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前者2/3的官股被没收，改组为经营外汇及对外贸易的专业银行，后者88%的官股被没收，成为经营工矿交通事业长期信用业务的专业银行。保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原来的机构和名称，对完整接收两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维持和进一步推动相关业务开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曾于1949年10月通电海外分支机构，要求其与受台湾当局控制的“中国银行总处”断绝一切关系。日，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分别向海外分支机构发出函电，号召员工安心工作，保护行产。此后不久，中国香港、伦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的中国银行分支行处和中国香港、仰光的交通银行分行都先后表示愿意接受在北京的各该总管理处的领导，保护财产，听候接收。　　第三种：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5家官商合办银行，官股所占比重甚高。起初，华东财委会考虑对于上述5家银行的处理办法有所区别，如认为四明银行“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如该行取消，则这批房地产管理即成问题，故须保持其原有机构，逐渐加以改造调整，使成为经营城市公有房地产的专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主要资金是投资于各工厂，今后可保留其机构，管理其它投资之企业”。而对于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则考虑予以结束，认为中国国货银行“是宋子良主持的，全部账册，及资产均已南逃，只留下一百七十个人，故应结束此一机构”；“中国通商银行，名为官商合办，实为杜月笙个人所操纵，资金全无，凡属有钱可赚之营业，均转入杜月笙私人之其他经营机构中，此银行仅是一个空架子，提议抽出官股结束此银行”。　　后来只对中国国货银行实行清理结束，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新华4家银行则先是派出军事特派员实行监督，而后宣布解除国民党政府时期之官股董、监事职务，另行派员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官股，并担任董事，与留下来的商股董事筹组新的董事会策划行务，继续营业。4家官商合办银行遂成为最早的公私合营银行。　　原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之票据交换所，上海解放之际一度停业，但是考虑到为便利各业票据收解，从日起即复业，由军管会金融处接管，改组了票据交换所委员会，到1951年2月改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接办。　　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解放之初已成为商业和金融投机的大本营，它直接操纵着上海黑市银元市场，导致物价全面暴涨，旋于日被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人民币一举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总结上海金融之接收，“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与数量众多的私人金融业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这就为后者走上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扫清了障碍。”　　而从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合作社等实施现金管理与转账制度，规定把当天所得现金全部解缴入库，原来留存在各单位的巨额现金和正在流通中的大批现金迅速流向国家银行，对于收缩通货，控制投机起了很大的作用。私营银行和钱庄随之迎来了一波倒闭潮。　　至此，共产党人已牢牢掌控金融市场，和资本主义较量的下一个阵地将移至产品市场。&　　难忘的1951　　按照共产党人最初的设想，资本主义工业在新旧体系交替的转折期，可以临时起到一种脚手架的作用。国家可以用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换取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并保持市场的充足供应。这一政策可以帮助加强工农经济联盟，并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的和管理人员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可以为国家建设进行人员培训方面发挥这作用。通过对资本家利润的税收和价格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　　考虑到国有经济暂时未成规模，而私营工商业无论在产能、市场网络和提供就业方面的能量巨大，这样的设想的提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上海解放初，私营工业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83.1%；私营商业批发额占上海商业批发总额的65.5%，私营陆上运输占市内货运量的96.4%；零售额占零售总额的91.6%。　　然而，双方一开始的合作难称愉快。拥有庞大市场网络的资本主义成分在最初的时候似乎更乐于利用自己这方面的优势来牟取投机性暴利。换言之，共产党人试图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来利用私营工商业原有的市场网络，从而用土改的成果来换取私营工商业产品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挫折，这反过来使他们加速建立国营的统购统销网络和工业生产体系。双方的“蜜月”恰恰是是在新政权充分掌握了金融与产品两个市场后才宣告展开。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被强行封闭后，双方的博弈集中体现在“两白一黑”(大米、纱布、煤炭)的产品之战上，其间种种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此后数十年中国经济模式的走向。　　日国民党方面封锁上海口岸，当时上海存粮不足1亿斤，仅够半个月的消费，存棉只够纱厂开工1个月，煤炭只够烧7天。投机商利用外国棉花进口困难和粮煤紧张，掀起了以粮食、纱布、煤炭为主的“七月涨风”。从6月23日至7月30日，整个物价上涨1倍。其中7月11～16日的6天时间里，米价上涨96%。7月，中共中央派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由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五大区的财经工作会议，决定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需要的粮食、棉花和煤炭。通过行政机构采取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和配售平价米等三项措施，到7月底物价转向平稳。　　“七月涨风”平抑之后，经过二三个月的平稳时间，又出现第二次较量。在10月旺季到来的时候，投机商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了比7月更为猛烈的“十月涨风”，这次以纱布和粮食为主，形成全面暴涨，范围遍及全国，时间持续达50天，是上海解放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波动。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棉纱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大米上涨3.3倍。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直接指挥以及全国调度下，11月25日，上海与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纱布，并且边抛售边降价，在上海粮食、煤、食盐等主要商品批发市场上，也与投机商进行物资吞吐博弈，又一次稳住了市场物价，并使投机商“两面挨了耳光”(一面借的钱要付高利息，一面物价下跌赔了本)。　　第三次是1950年的“春节抢购风”。投机商认为农历新年休息停市过后，到节后开盘时粮、纱价格必定上涨，于是在春节前拚命抢购粮食和纱布，准备在春节开盘后大干一场。此时在经验和物资准备方面都很充足的上海市政府，以充沛物资为后盾在开盘后保持原价大量供应市场，不到3天，投机商又败下阵来。　　回眸这段时光，可以清晰发现此后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话语和观念都诞生于此际，比如“统购统销”，比如“全国一盘棋”，比如对市场波动的厌恶——至今一些史书仍这样形容那场博弈的成果，“把上海由受投机资本操纵、危害国计民生的市场，改变为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的市场。”　　而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因为国民党封锁而导致的市场供应博弈还加快了中国经济内转的节奏。占上海总供电量81.3%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原来全厂80%以上依靠进口燃油发电，外来油料供应断绝后，电厂职工把燃油锅炉全部改建成燃煤锅炉；原来97%的燃料靠进口汽油的上海公交公司职工，经过5个月的努力，以白煤车(拖斗式煤气发生炉)代替汽油车试验成功；原来60%的原棉靠进口、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62.4%的上海纺织工业，逐步改用国产棉花……　　随着物价逐步稳定，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由抢购囤积变为竞相出售，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困难。当时许多私营企业生产无原料，产品无销路，资金周转困难。到1950年4月下旬，全市有1.2万家工厂、商店停业或歇业，失业工人16万，包括家属在内，50余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一方面是保持城市经济活动与就业状况的高水准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保持对价格和资源使用的控制。调和这两者的关系是1949年以后城市经济的管理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此时已经初步大局在握的上海的经济管理者们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扶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国营商业部门开始向私营工厂提供原料，委托加工，计划订货，收购产品，开展加工订货业务。对私营商业在经营范围和价格上给出路，使之有利可图；调整税收负担，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公私方代表在一起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协商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任务，逐步将私营企业生产纳入计划。至此，计划经济的雏形已初步显现。　　在中共经济管理者的扶持下，上海的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军需物资需求继续增加，各地开始基本建设，土地改革以后农村购买力提高，形成上海市场的三大购买力，促使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私营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52.9%，盈余总额增长219.3%；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43.87%，盈余总额增长85.4%。　　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成为私营工商业者们称道的“难忘的1951年”。被他们所忽视的是这一系列增长背后的另一个趋势：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正逐渐缩小。&　　“监押”中的帝国主义　　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相比，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管的经济状况要落后得多。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其苏联同伴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基础存在于城市工人中，这些工人要求尽早进行国有化，由此关上了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大门。而以农村为基地的中国革命者则有能力约束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当时仅占劳动力的约1%)，以获取哪怕是属于权宜之计的外国资本家的暂时合作。此外，中国的新政权希望获得许多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同情。　　中国共产党人释放的信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一份日期标明为日，题目为《中国的最近与预期发展及远东形势》的英国财政部报告称：“从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来的第一批报告指出，目前共产党人满足于让外国商人从事他们所能进行的商务而不加干扰，并让外国人支配他们自己的财产。”　　未来的城市经济管理者确实需要一个让外国人把持的经济在现存状况下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以使中国的工人和雇主能够职业性地熟悉复杂工业与服务业的方法。此前中国工人几乎被禁止参与生产的技术过程。一些干部在进入大城市时不知道如何使用电源开关，很多小战士来自北方的小村庄，从来没进过摩天大楼，更不用说电梯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根据英、美、法等国在水、电、煤气、交通等行业的特殊地位，为了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对问题较多或与城市经济生活相关的，主要是公用事业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如美商电力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等，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派驻军事特派员或联络员实行监督；一般企业则由公用局派驻业务联络员。对于其它行业，包括在国际经济正常往来上尚有作用的外资银行、进出口企业、轮船公司以及外侨赖以生活的小工商业，则允许继续经营，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也允许外商继续投资。　　但双方的相处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蜜月”。人民政府废除了传统的帝国主义者的特权，重建了被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数十年的关税权力机构，在外汇和外贸方面实行了垄断，中国经济向内转的趋势，原有的私营工商业伙伴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凡此种种都必然极大缩小了外资在华企业的利润空间。　　当然，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的统治力量之前，不少企业家就已观察到了他们享受了多年特别条约特权的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多地加紧控制经济，包括禁止纯外资公司经营采矿业，并强制实行外汇交易控制的更严格的规定。　　这种自立的新立场是和要求建立与前帝国主义列强新型经济关系——一种基于平等的关系——的愿望相伴而生。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应该立刻结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政府拒绝承担因抗日战争引发的向外国企业赔偿的任何责任。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施加给外国企业的那些困难，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较早前那种较自信处理方式的延续。然而，除了因为后来的朝鲜战争导致的对美国和英国资产的报复性征用之外，上海的城市管理者大体上规避了直接征用外国资产，而是更倾向于采用一种“监押”的手段，让外资企业努力适应新的非垄断经营局面，直至后者发觉这样的竞争态势无法忍受，愿意主动交出自己的资产和企业为止。　　当年上海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命运便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全盛时期，该公司曾拥有117部有轨电车，38部电车和74部公共汽车，每年约运送1.2亿乘客。解放后，该公司不再享有公共交通中的垄断地位，日益增加的城市公共汽车和三轮车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1950年，法国人面临更令他们感到惊恐的局面——苏联专家被请来中国，并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的公共交通事业。事实上，中国人引进了苏联生产的以美国型号为基础的无轨电车。　　此外，公司还面临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工资由中央确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服务价格由政府决定——在法国人看来，无法凭这样的价格抵销成本；公司利润存入人民币账户等等。　　公司被迫不断提取其储备，以抵销增加中的成本，最后还不得不向中国人民银行请求金融援助。到1950年中，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已经向人民银行借了50万美金，月息率达12%。这样一来，公司的进款只能存入人民银行，并只能用于当局同意的正当目的。　　种种情势的发展，令该公司决定效仿同行英国上海电车公司，向中国当局请求遣返其所有欧洲职员，并主动要求中国人接收其商业责任。　　于日进行的对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接收，意味着最后一家从事公用事业的外国公司被接管了。监押期基本结束，一个新时代来临了。一个居委会主任的沉浮&&&&&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水大博在一家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当选为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他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当时，水大博担任一家洋行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兜得转”的他参与筹建并当选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而被“停止工作”。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旧保甲　　水大博的家所在的一片地方，包括鼎宁、瑞新两条里弄及靠桃源路的一段街面。这是解放初期的上海，最普通不过的一个里弄。47栋普通楼房里，住了254户、957位居民。楼房大多有40多年历史，“弄内路面破败不堪”。居民里有职工234人，摊贩46人，工商业者32人，独立劳动者7人，失业无业90人，其他是家庭妇女、学生和儿童。职工与摊贩中，大约十分之二为文盲，十分之七上过私塾及小学，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只占十分之一，一半家庭妇女中是文盲。　　这里的居民多为普通劳动者，各种身份居民所占比例，与一般里弄也大致相似。水大博当时担任某洋行高级职员，早年还户政管理部门做过英语翻译。　　上海开埠之后，大量移民涌入，形成了华洋杂处、各业汇聚的移民社区，如何将国家权力深入里弄，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一直是执政者头疼的问题。　　1927年，国民政府拟将华界里弄划为邻、闾、坊三级组织，隶属区公所之下，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意图建立基层自治组织，但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也没有建成。日本占领上海后，伪政府将身份证、户籍制度和大米定量配给制度和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了由户而甲、由甲而保、由保到区的控制形式。1945年，国民党重新回到上海，重举“自治”，继续推行保甲制，保甲的主要任务为管理户口、抽壮丁、摊派捐款和监视共产党的活动。　　根据后来居委会的统计，水大博居住的那片地方，“历史上的统治人物有保甲人员12人，当过路警义警伪军和包打听的有7人，以及伪国民党员13人，三青团2人，特务与大小流氓20余人。”一个叫韦老太的职工家属说，“那时到处是红眉毛绿眼睛的人，路不敢走，话不敢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