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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创业亏本绑架富二代学弟勒索200万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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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7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中市刘姓兄弟疑因投资茶饮店赔钱,还不出借款,竟然将歪脑筋动到中学林姓学弟身上,5日下午趁被害人放学返家途中,将他掳走,向家属勒索200万(新台币,下同),林父一路杀价到20万,6日交付赎金、人质获释后,警方立即逮人,18小时内破案。  警方调查,刘姓兄弟没有前科,父母离异,2人与父亲同住,21岁的哥哥大学休学,16岁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就未再升学;2兄弟为了生活,今年初决定南下屏东开茶饮店。  16岁跟哥创业 亏本负债  不料!兄弟俩首次创业亏本收场,欠下10多万元债务,再加上弟弟原本就欠下数万元的机车贷款,2人回到台中后又找不到工作,无力还钱,2人每天为钱发愁。  日前,刘弟透过朋友得知,中学母校三年级一名林姓学弟平日在学校出手阔绰,经常请同学吃东西,家境颇佳,却不知林生只是菜贩小孩,兄弟经讨论决定掳人勒赎。  200万赎金 被杀到20万  警方调查,刘姓兄弟自决定下手后,10月起曾多次尾随肉票,确认其生活作息,并到屏东窃取路边停放车辆的车牌。  本月5日,2人准备好塑料绳、套头衣物后,于肉票返家必经的昌平路埋伏,见林一出现,立刻上前挟持,押上车后迅速驶离现场。  肉票到手后,刘兄在下午5时拨第一通勒索电话给林父,林父起初以为是诈骗电话挂断;直到6时许,林母打电话告诉丈夫儿子被人抓走,林父才赶忙报案,并与刘兄陆续交涉3次,赎金从最初的200万先降价到100万,再降到30万,最后敲定20万元。  想一夜致富 18小时被逮  6日中午,刘兄再度打电话给林父,确认赎款筹措状况,双方相约下午2时在昌平路、环中路口的便利超商交款。再变更到台中洲际棒球馆大门,最后约在成棒球场旁的百姓公庙,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警方确定肉票获释,立刻包抄逮人,18小时破案。  刘弟在落网后难过哭泣,刘兄则一度反抗!其脸书还写下“如果你成天只会在那边羡慕富二代,不如想想如何让你的孩子变富二代”,全案警方连夜侦讯中。(原标题:学长绑架富二代学弟勒索200万 警方18小时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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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后勤部举行晋升军衔仪式 女军官陈薇晋升少将|陈薇女人我最大陈薇资料女人我最大陈薇东南大学陈薇台湾陈薇内衣皇后陈薇中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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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总后勤部举行晋升军衔仪式 女军官陈薇晋升少将
【财新网】在2015年夏季将领例行调整中,各部队单位晋升军衔仪式也陆续展开。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清华研究生陈薇大校,近日已晋升少将军衔,成为军中又一位女将军。
据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网站消息,7月10日,总后勤部举行了晋升
总后勤部举行晋升军衔仪式 女军官陈薇晋升少将
&&& 【财新网】在2015年夏季将领例行调整中,各部队单位晋升军衔仪式也陆续展开。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清华研究生陈薇大校,近日已晋升少将军衔,成为军中又一位女将军。
&&& 据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网站消息,7月10日,总后勤部举行了晋升少将军衔仪式,总后首长向唯一一名晋升女军官陈薇颁发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签署的少将军衔命令状。
&&&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网站介绍,陈薇今年49岁(1966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还是全军生物武器损伤防治药物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药典生物技术副主任委员、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总体组专家等,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全国妇联执委。陈薇任职的生物工程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是解放军从事生物高技术研究的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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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春/图)
刘炯朗满头银发,身材高大,谈起教育来,滔滔不绝。在南方周末的电视镜头前,他非常在意自己表述的精确性:&我在台湾做电台节目也是这样,要把每个字都说准确&。2005年起,他在台湾主持电台节目,将科学与人文融一炉而谈之,追捧者众。
刘先生是广东人,幼年时在澳门读书,后来考入当时的台南工学院电机系(成功大学),大学毕业后,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奖学金,赴美获得计算机硕士、博士。他有超过四十年的从教经历,曾执教麻省理工学院,担任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助理副校长。1998年,经台湾清华大学及教育机构甄选,出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先生文理皆精,所著科普书《一次读懂自然科学》、《一次读懂社会科学》,曾被马英九推荐为2011年台湾暑期青年阅读好书。
本期,我们请刘炯朗先生分享自己的通识教育理念,以及做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一些具体经验。
培养&大美玉&,而非&小钻石&
企业能体会到,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钻石,而是很大的一块已准备好但没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南方周末:你一直在提倡大学通识教育,不知道有没有意愿在大陆办一所高校,从体制上让这个理念落地?
刘炯朗:也许你期待我的回答是愿意或不愿意,并不是那么单纯。大学的教育跟高中的教育有非常密切的连贯性,我有意办一所高校,但办一所高中也同样有挑战性,同样有意义。
办一所高校,有很多项目要做,目前讨论最多的是通识教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教育跟职业教育、专才教育绑在一起。现在发现,当社会、经济环境、全球化的动力把我们往前推时,大学教育就必须跳出狭窄的视野,培养的学生可以做领导人,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用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出贡献。
我们希望学生有创新能力,有领导能力,有口才,有聆听的习惯,有幽默感。怎样做?就是三个字,多读书,读很多有用、有趣的书。这就跳出了专业范畴,通识教育扮演这个角色。
通识教育不是跟专业教育背道而驰,不是互相争夺资源、地盘,而是相辅相成。千万不要把通识教育看成点缀的功课。
大学教育是通才教育,有两个层次,一是除了专业,还要学很多不同的东西,二是对自己的专业有非常广的背景和基础,深入的专业研究可以在硕士班、博士班里继续往前走。
南方周末:具体落地要体制保证。比如,北大有元培计划,中大有博雅学院,武大也有实验班。有的不尽如人意,如北大元培,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有很大张力。低年级选很多课,三四年级分流,融入其他专业,会出现不衔接。这要整个学校的力量重新设计课程,需要校长的主动性,一个院系的力量往往不够。你会怎样设计?
刘炯朗:专业跟通识齐头并进,也许目前碰到最大的问题是通识教育拿去了专业教育若干时间,学生专业训练不够,将来不能马上帮企业做他们期待的事。
其实,在本科,专业训练也应是通才训练,是基础训练。我学资讯科学,里面有很多专业领域,但最重要的是在本科时段,给他们打好非常广的基础,这样他们毕业后到企业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要求。有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跟一个企业老板讲,假如您要的是今天报到明天就能帮您从事生产设计的人,这肯定是一个十年后你不要的人。
我也希望企业能体会到这个理论,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钻石,而是很大的一块已准备好但没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在台湾治理大学的经验
大学就像是一个热水瓶,作为校长,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好的环境。
南方周末:这种可以不断的自我学习、自我突破的人,这要教育家、企业家一起朝这个方向走。你在台湾清华大学做过四年校长,在美国有四十多年从教经验,你认为做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炯朗:在一个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三个观众:您觉得什么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发明?一个说是电视,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第二个说是飞机,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第三个说是热水瓶。主持人讶异地问为什么。他说:当我们把热东西放进去,它保温,把冷东西放进去,它保冷,你要告诉它,它自然就会做对。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人问一个大学校长,你们学校了不起,把有文学才华的人培养成文学家、艺术家,把有科学才华的人变成诺贝尔奖得主,把有体育才华的学生变成杰出的体育运动员,请问您的秘密是什么?大学校长说,大学就像是一个热水瓶,作为校长,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好的环境,让学生跟学生、学生跟教授、教授跟教授互相激荡,让他们彼此学习、一起进步,自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
南方周末:对教授和学生,大陆有很多考核,同时高校有副部级、省厅级等行政级别。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从纯学术的角度进行评价?
刘炯朗:考核问题,也可以有很好的答案。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必须有公平的眼光去做判断,学生考试、教授们升等,大家必须觉得公平客观。
不光大陆,在很多地方,公平客观往往被简化成一个数字。学生要进大学就看高考分数,教授升等就看SCI的论文数。这可以参考,但不能全靠数字。
学生进大学,教授升等,善用可以有的数据,但必须加上客观的判断力。不是说今天完全不用考试分数,完全不看论文数目。论文数目已有很多改进,要看论文影响力、专家判断。这需要彼此的互信。假如被考核的人觉得考核的人的确客观、公正,而且也有充分的经验去做无私的决定,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决定。
南方周末:怎么把这种公正无私的考核变成一种制度?建立学术共同体?
刘炯朗:就是靠风气。我非常运气,在我受教育的过程里,有四个我心目中一流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清华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在这些环境里,有一种学术共同体的风气。当做判断、考核时,假如以前的做法客观公正,我们就会跟着客观公正。
校长、比较资深的教授们,有责任扮演一个榜样角色。办教育并不能一蹴而就,风气可以建立起来。
南方周末:风气可能是某种共同的学术传统,教育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学校不是完全自主办学,外部有一些跟学术关系不大甚至相反的考核标准,可能就需要更广范围的改变。
刘炯朗:当然,除了内在环境的影响外,也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在一个不很容易改变的大环境里,要适应这个环境,也要改变这个环境。但有些基本原则、基本的观念必须坚持。
南方周末:政府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炯朗:政府包括很多不同的部门,很多面向,可以扮演支持鼓励的角色,建立互信的互动。大学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一定有理由。有时,学校也应理解,政府提供的意见、规范也是深思熟虑的。若大家都是为了把一个学校办好,那就不会冲突,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提升。
南方周末:学校申请项目、申请博士点,需要一个评价机制,怎么样保证它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没有从实际政治或人情的角度去做决定?
刘炯朗:的确大环境有过去的历史和经验的影响,但我们也有理念和目标,一定要慢慢调整,走到最想要走到的地方。
南方周末: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教育部门跟你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炯朗:我在清华大学当四年校长,每年教育部门给我一笔预算,在这笔预算下,我尽量做到最好,同时我也争取别的资源。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个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达到结果。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需要你去争取吗,还是每年都是法定的?
刘炯朗:说起来有一点惭愧,这笔预算在过去很多年都相当稳定,也不会删减,去争取,可能增加一点点,增加很多是不可能的。其实这是最好的例子,一方面在已有的资源里我尽量做到最好,一方面我要说服政府、社会大众,高校需要你们支持的,想办法给我们多一点资源。
南方周末:校长运用资源有充分自主权?
刘炯朗:编预算时,我不可能把付电费的钱拿来请客,或把建筑的钱来付教授的薪资。我的预算相当紧,也没有很多可以动的空间。省一点用在文具上的钱,也不能给教授们增加很多薪水。当我有很多钱,电费、买文具、付薪水都用不完,才有空间可以调动。但没有非常大的空间。当然这也是预算的用意和精神。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还要提交给比如理事会或政府最后做决定吗?
刘炯朗:在台湾是学校编预算,要送到&教育部&,经过&立法院&做最后决定。的确变动空间不大,我从来没遇到很大的失望,也许有一两次小小的惊喜。
南方周末:你觉得哪位学者非常优秀,希望引进来,程序怎么走?
刘炯朗:要到清华大学当教授,有三级三审过程,系、院、校,这位候选人必须通过这三个教师评审会,才能被聘任为教授。
首先三个评审会都会搜集客观资料,在学术界、一流的大学,这种资料可以搜集到,相当可靠。某系要邀请一位教授来,不同领域的教授或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作为系主任、院长、校长,就可以协调。系主任、院长、校长在学术上得到大家的认同和尊敬,发表的意见,只要公平、客观,大家一定可以接受。
当然校长最后有下决定的权力。但假如整个机制非常顺,校长很少把同意改成不同意,把不同意改成同意。
南方周末:你怎么知道院长的决定正确,有没有得到大家认可呢?
刘炯朗:校长不但没有超人的智慧,也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有深入了解。首先校长对整个机制要有信心,校长也希望影响这个机制的成熟和进步。当然校长要看到每个决定的过程,可以看出是不是都同意,是不是客观公正。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绝对正确的决定,没关系,在一个好的大环境里面,错误的决定,不管是小小的,还是大大的,是可以改正过来的。
南方周末:前提是所有工作你都有记录可查,程序和标准非常详细。那么,谁来评价你的工作?
刘炯朗:我的学生,我的教授,然后我在学术界所有的朋友,最后是我自己。
南方周末:需要向一个具体的机构述职吗?
刘炯朗:在台湾的高校里,目前的机制是校长一任四年,四年之后可以续任一任,在较少的情形下可以续任两任。续任有固定的机制,由教授们组成校务委员会来决定。不同的学校,委员会运作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学校也可以成立一个评估校长的委员会,有外面来的委员。我在清华大学任满四年后,年龄已超过65岁,所以不能参与续任这个过程。
高校招生:陈寅恪如何出考试题
清华大学有一年的入学考试,国文题由陈寅恪先生出,其中有一题是对联,上联是&孙行者&,有少数几个学生回答出来,那时以为标准答案是&胡适之&,后来发现&祖冲之&也是一个好的答案。
南方周末:你谈到有兴趣办中学。大学教育和中学有个衔接问题,大陆就是高考指挥棒,很多孩子小学、中学十二年都在为高考读书。理想的招生模式是怎样?
刘炯朗:高中教育跟大学教育是连贯的。在较古老的欧洲教育制度下,&通识教育&是在高中完成的,到了大学就是专业教育,好好准备怎么去做一个工程师、医生了。
我高中毕业时,也看到过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生的考题,吓死了,一题都做不出来。首先我同意高考制度的存在,为了公平,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范围和纲领,题目不能出在这个纲领以外。第二题目不能太难,最好的学生要拿满分,不错的学生起码能够拿到80分、90分。
但假如要选拔最优秀的学生,考试应该没有范围。在台湾,高考要么是一纲多本,一个纲领,很多本书,或者一纲一本,一个纲领,一本教科书。但大学、研究所是多纲多本,到了社会是无纲无本。
的确,今天的考试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受了一纲一本、一纲多本的影响,视野变得非常狭窄。很多年前,清华大学有一年的入学考试,国文题由陈寅恪先生出,其中有一题是对联,上联是&孙行者&,有少数几个学生回答出来,那时以为标准答案是&胡适之&,后来发现&祖冲之&也是一个好的答案。
后来有人问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要考学生对对联,陈先生写了一封信解释他的四个理由。第一,学生对对联可以看出他懂不懂得动词、名词、虚字、实字的分别,第二,可以看出他对声韵平仄的掌握,第三,可以看出来他联想思考的能力是有多丰富,第四,可以看出他对历史、对人文、对社会、对世界有什么了解。
从那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高考考试本身不是坏事,考试是教育过程里一个重要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把学过的东西分析一下,不懂的把它弄清楚,把头绪整理出来,检讨过去学习的方式和态度有什么错误,让老师知道教书的方法和态度有什么要改进。以前,我们考试常常考一些完全没学过的东西!
但现在我们把考试变成一个制造数字的机器,然后用这个机器做各种决定。不要说机器不好,只能说我们没有善用这个机器。
南方周末:你赞同高校完全自主招生吗?比如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可以出一套题目考全国所有学生,但清华的考题可以跟北大的不一样。
刘炯朗:自主招生和一起招生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在清华和北大已经有一点自主的空间,是不是?
假如每个学校单独招生,以目前的高校规模来讲,恐怕是非常庞大的工程,很多学生都希望参加五六个学校的考试!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考试,只要把这个考试的空间放得非常大,自然可以看出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个学校,我并不觉得共同考试是一个缺点。目前在大陆、台湾看到的,是为了种种理由把共同考试变得非常狭窄。
南方周末:选ABCD等各种标准化的答案,是现在较常用的办法;太过主观的题目,可能遇到另外的问题。高校不完全是教育家办学,内部的治理机构也不完善,判分和录取可能会造成不公平。
刘炯朗:对。这有它的理由,为了公平、容易改卷子。
中小学教育
你给我一个爱读书的学生,到了高中、大学,我一定可以把他培养出来,成为一个人才。
南方周末:相比大学,中小学学生似乎更应全面发展?
刘炯朗:既然在大学里应该文理并重,在小学和中学更应文理并重。为什么到高中会分文理?是因为学生的兴趣,还是因为目前的考试制度硬把它们分开来了?高中时每个学生都应学国文、英文、物理、化学,他们的能力绝对可以应付过来,只不过今天的考试制度说,某些学生可以不考数学、物理,他们就不读而已。你给他机会读,而且读了不影响升学,他依然能够读得出来。
小学和初中,读书的内容是不重要的,中小学教育是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态度、发现读书的快乐。你给我一个爱读书的学生,到了高中、大学,我一定可以把他培养出来,成为一个人才。
南方周末:能和家长、孩子们分享你是怎么做到文理均衡发展的吗?
刘炯朗:我常说,我是一个不中不西、不文不武的人。在美国住了40年,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读书人。我学的是电脑科技,但我对文化,尤其是文学和社会历史有很大的兴趣。
我4岁从广州搬到澳门,在澳门完成小学、中学教育,在蔡高学校。那时没有念大学的可能,没有升学的压力,但我们在老师的诱导、鼓励下,都非常努力读书,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学校的确是培养我们非常广泛的兴趣,文和理是并重的。我也不知道要考物理,还是考国文,我这两个都念,这的确是我个人的经验,到今天还受用不浅。
那时,不但就读书态度跟方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多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诗词古文我现在还记得。写文章、演讲,我讲到诗词、国文,有人很客气地恭维我为什么你中文的底子这么好,我说这都是我在小学、在澳门蔡高中学打下的底子。
南方周末:天性要自由发展,但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出口,如果在高考环节卡住,天性就会扭曲了。
刘炯朗:是,现在是不考不学,不考不教,的确要慢慢打破这个做法。
南方周末:是不是要有充分的社会自由办学空间,有各种各样办学理念出来,中小学才有足够选择空间?
刘炯朗:选择的空间不见得是一个最有效的答案。很多年前,台湾看到升学的压力,就说要广设大学,但广设大学不能解决压力问题。以前是僧多粥少,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粥多?但当僧多粥多时,有人就问僧多佛跳墙少,那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佛跳墙多呢?极其优质的教育,总是稀缺的。
光是很多选择,不见得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教育心态、社会心态要改变过来,教育的环境和具体做法要改变过来,整个社会气氛,从家庭到学校、到政府、到公司,都要让人的天性自由发展,那才是最基本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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