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山山花传说或编书成册-南海新闻-珠江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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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山山花传说或编书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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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盼望完善“三园一廊”等景点介绍　　本报讯（记者 李维德 通讯员 曾令华） “朋友来佛山，带他们上到西樵山游山玩水，却没有啥好介绍的，希望西樵旅游部门增加对景点的介绍，最好是将景区介绍和传说故事汇集成册，方便传阅。”昨日，西樵镇旅游部门收到游客的建议信。
游客正在樵山观看碧玉洞形成说明。本报记者 洪 通讯员 曾令华 摄　　听闻西樵山的桃花、玉堂春开出一树树繁花，昨天家在西樵的马仁文带着儿子、侄子几个小孩上西樵山踏春赏花。下午回来时，他要求每个孩子都要写篇游记。孩子们冥思苦想、抓耳挠腮，吐出“难言”：西樵山桃花虽美、玉兰虽贵，但是没有人跟他们介绍，他们下笔都难。马仁文认为，西樵山是文化名山，但是文化底蕴没有很好地搜集起来，让游客耳濡目染后加以传播。　　近段时间，西樵山每天接待的赏花踏春游客众多，山上桃花园、茶花园、桂花园成为游客的第一选择。西樵山几大名花，如桃花、茶花、玉堂春不但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而且与历史名人有关系，如桃花就与明代岭南著名画家李子长有关系，玉堂春也蕴含着董必武、郭沫若游西樵山的故事。有游客提出，政府旅游部门应该将这些故事都印发给游客，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感。　　对于游客提出的建议，西樵山风景管理处认为与他们当前的工作想法不谋而合，大家想到一块去了。　　西樵山风景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西樵山目前正在争创国家5A景区，全力打造岭南旅游文化高地。前年开始，风景管理处全面完善了西樵山地质文化、火山文化、古代采石遗址、新石器制造遗址的文字介绍，把西樵山最核心的文化展示给游客。　　在完善好西樵山核心文化的介绍的基础上，西樵山风景管理处着手完善次文化及其他景区的文字介绍并整理成册，包括西樵山几大花园、美丽传说、历史名人等。市民和游客如果经历或者见证过西樵山名人轶事者，可整理邮寄到西樵镇旅游部门，如经核实采用可获奖励。& 　　从2007年开始，西樵山共复办了四届评花会，收集到不少花赋、诗词、楹联，其中不乏精品。目前，风景管理处正在着手寻找一个地方，建设西樵山文化碑林，集中展示这些墨宝，为西樵山再添一处新文化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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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简介：一些帕慕克自称“小说无法表达”的想法、影像和片断，成就这部《别样的色彩》，他的第一部“碎片式组合集”。一部通过记忆、遐想、素描、访谈与旅行，展现作者多个自我的优美篇章。向我们透露出更多你不了解的帕慕克。帕慕克回忆了他拥有的第一本护照、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女儿如梦的小时候，还讲到自己父亲的过世，谈及他不久前的官司，以及他所亲历的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还写到了几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作家，如劳伦斯?斯特恩、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以及略萨……当然，少不了伊斯坦布尔和纽约，那是他所有作品成形的地方。伊斯坦布尔是他的起点与归宿，而他在纽约生活过两年。一部帕慕克三十年创作生涯的个人精选集，展现出独特视角下，作者倾其一生对孤独、满足、书籍与城市的执迷。
《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最新作品！《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以土耳其语首版于1999年，经删减增补后于2007年出版英文版。《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也被认为是帕慕克在获得诺奖之后，在西方世界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一些帕慕克自称“小说无法表达”的想法、影像和片断，成就这部《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他的第一部“碎片式组合集”。一部通过记忆、遐想、素描、访谈与旅行，展现作者多个自我的优美篇章。向我们透露出更多你不了解的帕慕克。一部帕慕克三十年创作生涯的个人精选集，展现出独特视角下，作者倾其一生对孤独、满足、书籍与城市的执迷。《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是帕慕克非常难得的一部随笔，如《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所述――帕慕克透露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虽然他的本意可能不想说这么多……（他）在写作生涯的鼎盛时期，让我们深刻地了解他如何看待他自己，他愿意别人去了解他。这里有读者还未真正了解的一个奥尔罕?帕慕克：书写狂、老烟枪、受审者、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天灾（地震）和人祸（政治）有特殊兴趣需每日服用文学这剂药丸的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写出一本仅由碎片组成的作品。”这就是那本书，所有碎片都置于一个框架之内，暗暗指向一个我试图掩藏的中心：我希望读者在想像那个中心的形成时，会感到快乐。特别收录：
自传性短篇《凝望窗外》与诺贝尔奖领奖词《我父亲的手提箱》随文附帕慕克亲笔特意为中文版撰写的最新前言《致中国读者》
真是才华横溢……这些伊斯坦布尔散文的力量源泉和（帕慕克）的小说同出一辙，其喜剧性的源泉亦是如此。――《纽约时报》非常具有想像力……笔调轻盈却又令人心碎……与米兰?昆德拉不同，面对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还有当土耳其人的沉重感），（帕慕克）将其轻盈欲飞的笔调发挥得淋漓尽致。――《洛杉矶时报》他的描述与威胁和引诱等对峙力量相脉动……帕慕克光辉四射。――《金融时报》微妙、精巧、妙至毫巅……这些文章有很多是印象式的素描或小品文，是一个敏感的作家对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快乐和痛苦做出的反应。――旧金山纪事报帕慕克透露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虽然他的本意可能不想说这么多……（他）在写作生涯的鼎盛时期，让我们深刻地了解他如何看待他自己，他愿意别人去了解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它对于艺术家的刻画，足以摄人心魄：这位艺术家的经历和深刻见解对我们来说都是奇谈怪论，但对当下的问题却又一举击中肯綮。这是一本非常出色、可读性极佳的书，作者不愧是位伟大而令人难以抗拒的作家。――《芝加哥太阳时报》（这些文章）引人入胜地展现了他心目中的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特性，而后者正是他的小说和文学观的源泉。――《丹佛邮报》富有人情，美丽迷人……（帕慕克）已经成为伟大、不朽的作家，东方和西方都可以满怀感激地将他当成自己的作家。――《纽约时报》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译者:宗笑飞 林边水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总计已被译为50多种语言。其他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雪》《黑书》《新人生》《寂静的房子》《杰夫代特先生》《纯真博物馆》
生活及忧虑01隐含作者02我的父亲月29日笔记04春日午后05夜晚疲惫至极06在夜的静寂中起床07家具们在聊天，你如何入眠？08戒烟09雨中的海鸥10海滨垂死的海鸥11快乐12我的手表13我不想去上学了14如梦和我们15当如梦难过时16风景17关于狗，据我所知18诗的正义笔记19暴风雨之后20很久以前在这个地方21孤独男人的房子22理发师23火灾与废墟24法兰克福香肠25博斯普鲁斯渡船26海岛27地震28伊斯坦布尔的地震恐惧书与阅读29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30论读书：词语或意象31读书的快乐32关于图书封面的九条说明33读还是不读：《一千零一夜》13434《项狄传》序：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位这样的叔叔35维克多?雨果对伟大的酷爱3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堕落的快乐3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恶魔38《卡拉马佐夫兄弟》16939残酷、美丽和时间：论纳博科夫的《阿达》和《洛丽塔》40阿尔贝?加缪41在不幸时读托马斯?伯恩哈德42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4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第三世界文学44萨尔曼?拉什迪：《撒旦诗篇》与作家的自由政治、欧洲以及保持自我本色的其他问题45阿瑟?米勒国际笔会讲演词46禁止入内47欧洲在哪里？48怎样做地中海人49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50安德烈?纪德51宗教节日时的家庭用餐和政治52受辱者的愤怒53交通和宗教54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55受审56你为谁写作？书如人生57《白色城堡》之后58《黑书》：十年以来59《新人生》采访节选60《我的名字叫红》采访节选61关于《我的名字叫红》62卡尔斯笔记中的雪（节选）画与文63席琳的惊讶64森林与世界一样古老65无名杀手之谋杀与侦探小说66幕间休息；或，啊哈，埃及艳后！67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名建筑师？68塞利米耶清真寺69贝利尼和东方70黑笔71含义别样城市，别样文化72我第一次和美国人打交道73世界之都观光记《巴黎评论》采访凝望窗外我父亲的手提箱
本书由生活的一些点滴想法、影像和片断构成，它们至今无法在我的任何一部小说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因此，我把它们集结于此，合成一个连贯的作品。有时，我颇感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无法将我自认为值得探究的想法诉诸小说：譬如生活中某些奇特的时刻、欲与他人分享的一些琐事，以及狂喜时分从我身上迸出的那些快乐而又具有魔力的字眼。有些片断具有自传色彩。有些是一气呵成的，而另一些则常常由于我心有旁骛而被搁置一边。我像审视老照片一样时常回顾这些片断，而且非常乐于重温这些篇什（但是我很少重读自己的小说）。对我来说，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发现这些片段并不仅是应时之作，也不仅只满足了报纸、杂志的约稿要求，而是超出了我预期要表达的内容，更多地表述了我的兴趣和热情。弗吉尼亚 ?伍尔夫曾使用“存在时刻”这么一个术语，来描述此类顿悟――真理突然在某些奇妙时刻闪现出来。
1996至 1999年间，我每周给《公牛》（.küz［Ox］）杂志写一些随笔。那是一家政治讽喻杂志。一有机会，我还会在文中配上。这些短小的抒情散文往往都是一气呵成。我津津乐道地谈论女儿和朋友，用新鲜的眼光来探询世界和万物，用语言来看待世界。时间一长，我甚至开始视文学工作为“以言语透视世界”，而并非仅仅是描述世界。犹如绘画需要色彩，一个作家从他驾驭语言那一刻起就该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伟大和令人惊叹。他开始超越语言的樊篱来寻找自己的声音。为此，他需要纸笔，需要有乐观的心态，如同第一次看见世界的孩子。 我将所有这些碎片集结成一本新书，自传是它的主旨。我删掉许多章节，并缩减了一些片段，我从自己的上百篇文章和日记中择出一小部分，并把几篇安排在一些非同寻常的位置，使其适应整个故事的发展弧线。例如，用土耳其语和其他好几门语言发表的、以《我父亲的手提箱》（My Father’s Suitcase）作书名单独成册的三篇演讲（包括同名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词，德国书业和平奖领奖词“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 [In Kars and Frankfurt]以及在普特博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词“隐含作者” [The Implied Author]），它们在反映同样的自传故事时，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三个不同部分。这一版本的《别样的色彩》，是在 1999年伊斯坦布尔首版同名文集的框架上发展而成的。但早期的那个版本仅仅是一部散文汇编。这一版本却不然，它将一系列自传性的思绪、片段和情景连贯起来。对我来说，谈谈伊斯坦布尔，或者聊聊我喜欢的书、作家以及绘画作品，凡此种种都不外是探讨人生的借口。关于纽约的那部分作品，始写于 1986年，那年，我第一次踏进这座城市。它们见证了我这个异国人对它的最初印象，而我的假想读者，则是土耳其人。书尾的小说《凝望窗外》极具自传色彩，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奥尔罕。而小说里的哥哥，像我所有小说中的哥哥一样邪恶而残暴，这与我的亲哥哥――杰出的经济史学家谢夫盖 ?帕慕克毫无关系。在连缀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惊悸地发现，自己对天灾（地震）和人祸（政治）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极度的敏感，于是，我删去了部分有关政治黑暗的文章。我一直相信，自己体内潜藏着一个贪婪的、躁动不安的书写狂（一个永无休止地写作、永远用文字来谱写生活的生灵）。为了使他高兴，我需要不停地写作。但在编撰这本书时，我发现，假如与这个书写狂合作的编辑能给作品确立一个中心、一个框架和某种意义，那么书写狂会更加高兴，而不至于因罹患书写症而痛苦不堪。我希望细心敏感的读者，不仅会关注我为写作本身付出的努力，还会留意到此书富有创造性的编辑方式。我是德国作家、哲学家瓦尔特 ?本雅明的倾心仰慕者，这方面的同道中人委实不少。但我有个朋友对他过分敬畏，于是为了惹怒她（当然，她也是学院派出身），我有时会问，“这个作家真有这么了不起吗？他只写了几部作品而已。如果他算得上有名，那也是因为他那无法写成的大作，而不是因为那些已经写完的作品。”这位朋友回答说，本雅明的作品漫无边际，像碎片一样断断续续，这正如生活本身。所以，就像人们对待生活一样，总有那么多文学评论家费尽心机，想拼凑出他作品的意义。而我呢，每次都会笑着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写出一本仅由碎片组成的作品。”这就是那本书，所有碎片都置于一个框架之内，暗暗指向一个我试图掩藏的中心：我希望读者在想像那个中心的形成时，会感到快乐。
49 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1959 年我七岁时，父亲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得到消息说他到了巴黎。他住在蒙帕纳斯一家便宜的旅馆里，正忙着在他的笔记本上涂写东西。后来，在生命将尽之时，他把这些笔记本装在手提箱里，留给了我。那时候，父亲坐在多摩咖啡馆（The Café Dome）里时， 常常可以看到让 －保罗? 萨特从外面的街道经过。我祖母习惯于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钱。我祖父是个商人，他靠铁路行当挣了很多钱。在祖母令人心烦的眼光看管下，父亲和他的叔伯们才没把所有的遗产耗个精光，才没把所有的房子卖掉。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后，宣布钱已经用完，也不再给巴黎的波希米亚儿子寄钱。这样，我父亲也加入到一个世纪以来流浪在巴黎街头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大军中。他们每个人都身无分文，悲惨可怜。像我的祖父和叔伯们一样，父亲也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很有数学天分。钱花完以后，他就应聘报纸上的广告；他被IBM 公司雇用过，还曾被派往日内瓦的办事处。那时，计算机还要靠打孔卡来运作，大众对计算机所知甚少。就这样， 我的波希米亚作家父亲成了欧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不久后，母亲去和父亲会合了。她把我们留在祖母那豪华、拥挤的 家里，自己坐飞机去了日内瓦。哥哥和我则要一直等到夏天学校放假才 能去。而且，我们两人必须拿到护照。 我记得，为了照护照照片，我们得长时间地保持姿势，任由摄影师支起三脚架，在带有压气皮腔的木质装置后面盖一块黑布，然后在后面不停地捣弄。为了让光线照在化学处理过的玻璃感光板上，他会突然优雅地抖动手腕，瞬间把镜头打开。但是，在此之前，他会先看看我们，然后说：“咦……”我觉得这个老摄影师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张护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紧咬着嘴巴的歪脸形象。在这张照片上，我的头发是栗褐色的。那时，我常年都不去梳理它，为了这张护照照片才算破了个例。我当时翻看护照时，一定非常匆忙，竟然都没发现弄错了我眼睛的颜色，这个错误，我是在三十年后打开这本护照时才发现的。这件事情告诉我，护照并不是我们真实身份的证明，它只说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这与我以前的想法恰好相反。我和哥哥把新护照揣在夹克口袋里，乘飞机来到日内瓦，两人都心怀恐惧。飞机在降落时，开始倾斜着飞行。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个叫瑞士的国家此时成了一个奇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包括云层，都立在悬崖之上，斜斜地向无限延伸。飞机转弯结束后，机身才正了过来。我们终于弄明白，这个新国家也和伊斯坦布尔一样建立在平坦的大地上，这才如释重负。现在，每当我和哥哥回想起这一幕时，还忍不住大笑一阵。这个新国家的街道比我们那里干净，宽敞。商店橱窗里的商品种类繁多。路上的车辆也更多些。这里的乞丐，不像伊斯坦布尔的乞丐那样空着手乞讨，他们会站在窗子下面拉手风琴。在我们把钱扔给他们哪个人之前，母亲会把钱用纸包好。我们那“配备家具”的公寓，离罗纳河上的几座大桥步行有五分钟的路程。罗纳河正是在这里注入日内瓦湖。于是，我开始把异国生活想像成这个样子：你在桌旁坐下，但那是以前别人坐过的地方；你使用的杯子、盘子，也是别人吃饭用过的；你睡的床松弛而下陷，这是多年为其他睡觉的人充当摇篮的结果。异国，就意味着是属于别人的国家。当时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在使用的那些东西，永远不会属于我们。而这个古老的国家、这片异土，也永远不会属于我们。我母亲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所法语学校学习过，她让我们兄弟俩每天上午都坐在餐厅的空桌子旁边，努力教我们学法语，整个夏季都是如此。直到进入一所国立小学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先前简直什么都没学。父母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我们通过日复一日听老师讲课，就可以学会法语。课间休息时，哥哥和我会在嬉戏的孩子群中互相找寻，直到我们看到彼此，并紧紧抓住对方的手。这片异土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到处是愉快玩耍的小孩。哥哥和我只能带着渴求，从远处观望着这个乐园。我哥哥虽然不懂法语，但他每隔三个数字倒着数数的本事，却是整个班上最好的。而我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学校里，惟一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我的沉默。后来，我拒绝再去上学，就像人们渴望拒绝做那种没有人说话的梦一样。于是，当我们被带到各个城市、各种学校后，我开始变得内向，这倒是可以保护我免受生活的煎熬，当然它同时也剥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终于，有个周末，父母让哥哥也退了学。他们把护照塞到我们手中，让我们离开了日内瓦，回到伊斯坦布尔的祖母那里去了。我再也没用过这本护照，即便那上面写着“欧委会成员国”的字样。它成了我第一次欧洲冒险失败的纪念品。我回国的决心非常坚定。等我再次离开土耳其时，又一个二十四年过去了。我年少时对那些有护照、能去欧洲以及更远处旅行的人，总是充满了崇拜和向往。但尽管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国，我却始终坚信，我的命运应该就是坐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角落里，一心一意把自己交给书本。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些书能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某些书则可以让我成名。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对欧洲最伟大的作品进行深思，来更好地了解欧洲。最终，是我自己的书促使我申请了第二本护照。我多年来闭门不出，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位作家。现在，有人邀请我去土耳其人的政治避难所――德国作巡回演讲。据说，有些人很喜欢听我朗诵自己那些还未译成德语的作品。我申请护照时，曾带着幸福的希望，以为自己可以认识德国的土耳其裔读者。但也正是这些旅途，使我开始由身份证件联想到了身份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危机还会让很多其他人饱受折磨。这里，我很想讲一个关于身份的故事。那是 1980年代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我又坐在那些总是在梦中出现、出奇准时的德国火车上。火车从一座城市飞速开往另一座城市，一路上经过黑暗的森林、远处村庄里教堂的钟楼，还有站台上陷入沉思的旅客。每到终点站时，我的土耳其主人都会来接我。不论有任何的不足之处，哪怕是我没有注意到的，他都会向我道歉。带我去城市观光时，他会告诉我，某某某有望出席晚上的活动。我很喜欢回想朗诵的情景：参加者有政治避难者及其家人、教师、半德国血统半土耳其血统的年轻人。这些人希望多了解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生活。每一次聚会的参加者，还会有几个土耳其工人和德国人。后者认为，对土耳其的东西产生浓厚兴趣总是好事。在每个城市的每一次朗诵，其情景都如出一辙。我朗诵完自己的作品后，总会有某个愤怒的青年举起手来，示意要发言。随后，他就开始对我大加嘲讽，说我竟敢写些空洞的书，谈论抽象美，而土耳其却仍然处于压迫和苦难之中。我虽然对这些苛刻的言辞予以反驳，但是，那些话还是激起了我心里的负罪感。在愤怒的青年之后发言的，一般会是某位女性，她有着强烈的愿望想要为我辩护，并激动地浑身发抖。她的提问，多半和我作品中的对称，或者一些其他类似的精巧之处有关。接下来是一些宽泛的问题，主要问及我对土耳其、政治、将来，还有人生意义所抱的希望。我就像一位年轻热切的作家该做的那样，回答了这些问题。有时候，有人会借此大做一些充满政治术语的讲演，当然其目的不是要非难我，而是针对听众中的某些人和事。而后，邀请我来赴会的社团领导人还会告诉我，某某演讲者来自哪个左翼派别。他们还会进一步跟我解释，演讲者希望那些小分裂组织的成员从他的发言里获取怎样的意义。很多年轻人要求与我分享我成功的秘密，从他们那兴奋的程度，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国内的人相比，并不把追求生活的雄心壮志当做什么可耻的事。然后，有人突然会问：“你怎么看德国的土耳其人？”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他们破碎的梦想。有人还会问：“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爱？”这类问题则牵涉了我的梦想。这时，大厅里的八九十个人有的开始微笑，有的开始嗤嗤窃笑，于是我知道，听我说话的这群人彼此都认识，即使不能算关系亲密，那他们至少也知道对方。当朗诵会在温暖、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时，一位年长的先生会对我大加赞美，然后就向一位半土耳其半德国血统的青年投去警告的目光，此人在后排和不少类似青年在大声傻笑。这位老先生可能是位快要退休的老师，为这些青年的利益着想，他接着骄傲但却令人失望地作了一个民族主义讲演。主要是讲土耳其――他们的祖国――有些如何如何优秀的作家，以及为什么通过读这些作家来了解祖国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老先生的美妙言辞，却越发让这些青年们大笑不止。可见，这些关于身份的谈话以及关于民族性的无休止的问题，只不过增添了一种家庭气氛而已。朗诵结束之后，组织者往往会带我和另外十到十五个人出去用餐。一般都是去土耳其餐馆。就算不是在土耳其餐馆，我在桌上被问的那些问题、其他人之间说起的笑话，以及他们提到的话题，也很快就会给我一种印象：我仍然在土耳其。其实，我谈论文学的兴趣，远比谈论土耳其要大，所以我觉得很沮丧。后来我还认识到，即使我们表面上在谈论文学，但我们真正在讨论的，似乎还是土耳其。文学、书籍、小说都只是借口而已，借此可以谈论，或者逃避令人烦扰的不确定自我，而这种自我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沉重不幸的来源。在这些以及后来的所有旅程中，我常常观察那些来听我朗诵的人。那时，我的作品已在德国出名。在他们脸上，我似乎永远能看到一种心不在焉，他们总是对土耳其性和德国性这类问题更感兴趣。因为我的作品有部分内容涉及东西方的矛盾，因为我这个作家探讨了东西方矛盾造成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所以，我的听众们（那些被寓言性的文学游戏弄得不能正常思考的人）认为，我一定和他们一样为身份问题所困惑，对黑暗面很有兴趣，而实际上我并不是这样。他们会花上一小时引导我对那些问题畅所欲言，然后悄悄地退到土耳其裔德国人的秘密角落里，开始无休止地争论在何种程度上他们算是德国人或者土耳其人。而我仅仅是一个土耳其人，不是土耳其裔德国人，所以我开始感到了孤独。我以自己的方式觉察到，这屋里给人一种不幸感。这是不幸吗，或者说它是宝贵财富的来源吗？我无法断定。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充满热情，多么真诚；不管这些人如何解释那些引起我们焦虑的梦想和恐惧。这种谈话总让我感到绝望，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现在，让我用最喜欢的等级表来解释这个问题。我坐在那些桌子旁边，听着别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而夜晚则在慢慢地流逝。但我注意到，他们对土耳其性和德国性的程度，在判断上有量的差别，我同桌的土耳其裔德国人要求我承认这种差别。在这些不同程度的差别里，有些人认为完全变成德国人很重要。当然，这是说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这种人对有关土耳其的一切记忆，都采取回避态度，有时甚至还称自己为德国人。我们不妨给这些人赋值为 10。而对那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愿意淡化其土耳其性的人，我们给其赋值为 1。这类人虽然生活在德国，却以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为自豪。桌边还坐着一些人，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们又分为好几类。有些人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要回到土耳其，但是在度假时，他们却会选择去意大利。有些人拒绝在斋月进行斋戒，但每天晚上仍然看土耳其的电视节目。还有少数人，即便对德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情绪，却依然与土耳其人朋友越来越疏远。对这些人所作的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发过的誓言稍加思考，这些选择底下隐藏的东西便会昭然若揭：害怕受人羞辱，未曾满足的欲望、痛苦，还有孤独。但是，最让我吃惊的，是那种绝对和狂热的信念。有了它，任何人都可以捍卫自己所属等级的正当性，而摒弃其他的等级。正是这种绝对和狂热的信念让我觉得，不管坐在桌旁的那些人在我的等级表上处于哪个位置，自己似乎总是在观看神秘的同一幕反复上演。因此，对于一个在等级表上赋值为 5的人来说，如果他认为，他的惟一道路就是既做德国人又做土耳其人的话，那还不够充分。他应该追击所有那些赋值为 4、思想封闭、落后的人，还有所有那些与自己的真实身份切断了联系、赋值为 7或 8的人。夜已深了。可是这些人还不满足于仅仅将与自己对应的土耳其性和德国性抬升至最佳程度，他们还用火热的腔调宣布，自己的土耳其性和德国性是一种信仰，它无比神圣，不容置疑。这让我想到托尔斯泰《安娜 ?卡列尼娜》的开篇名句，大意是，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民族主义者以及对身份执迷追求的人。幸福的民族主义者常常要表达对国旗的热爱，或者庆祝本国在足球比赛和国际竞赛中获得胜利。这种民族主义者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当国别差异不是庆祝的理由时，民族主义就会出现可怕的变种。我们的护照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他们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喜悦，有时则会带来痛苦。至于护照引起我们身份质疑的种种惨痛，任何两人都不会有相同的经历。 1959年，我和哥哥站在日内瓦一所学校的操场里，手拉着手，隔着一大段距离，羡慕地观看其他的小孩在嬉闹，玩耍。后来，我们带着自己的护照，被送回了土耳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千上万的小孩来到德国定居，有人有护照，有人没护照。这些人，都注定要陷入一种更深沉的绝望。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距今已经过去了十或十五年。现在，这些人试图用德国护照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们几乎可以肯定自己都能获准得到护照。也许知道护照可以减轻悲痛，是件好事，哪怕只能减少一点，都是好事。这护照是一种证明，记录了别人对我们的成见和判断。但是我们的护照都一样，不会让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每个个体都为自己的身份、欲望和悲痛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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