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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前30年家谱销声匿迹了吗？
作者：易吉华发布时间： 13:22:52阅读（8）评论（）
励双杰&196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红色家谱（第一集）》，里面有篇“代序”，说：“自古以来，‘家谱’大都是记载反动统治阶级历史的，反动统治阶级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欺骗劳动人民。但是，一声春雷天地动，新中国成立了，从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家谱，跟着也销声匿迹了。”这样的论点在当时有很大的代表性，体现了那个时候家谱的生存状况。学术界，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家谱随之销声匿迹的，也有不少。林其锬在《家谱研究与对外开放》说（1999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谱牒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对于宗族、家谱之类不加分析，一概斥之为‘封建宗法’，至于‘十年浩劫’，更是登峰造极，多少谱牒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海外寻根祭祖活动的增多，全国编修地方志的影响，农村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农村，重修家谱活动也有恢复的趋势。”陈宁宁《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中也说：“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常建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说：“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宗族经过30年被打击、压制而销声匿迹后,又重新活动,主要表现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控制社区秩序等等。”正是如此，谱学界一般认为1950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1979年这三十年是中国家谱的空白期，无论是民间的修纂活动，还是史学界对家谱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似乎都在这三十年中停顿了下来。毫无疑问，建国之初新旧政权交替，土地改革，宗族制度的瓦解，对家谱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和误解，相比之1949年之前，自有云泥之别。但家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毕竟延续了数千年，有它自己独特的生存基础，一声春雷后，销声而并没有匿迹，也不可能匿迹。我对《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作过统计。以《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为统计对象，主要是因为其它的家谱目录如《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是以1949年以前修纂的旧家谱为著录元素，基本没有涉及1949年以后的家谱。据统计，《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著录1950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内的家谱，除了1953年、1961年、1964年、1970年、1971年、1973年这六年外，其它的二十四年，都有家谱修纂的记录，总数达到154部之多，其中有木活字印本105部，钞本37部，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12部。这只是一个省份已著录的数量，如果把其它省份包括一些深藏在民间还不为人知的家谱家底摸清楚，这个数量绝对是可观的。无疑，《中国家谱总目》肯定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易代之际，社会动荡，对于前朝的怀旧情绪，有关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命运的抉择，传统学人的精神状态，五十年代中后期知识者的心理恐惧、“文革”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等等，都有可能在家谱中反映出来。下面，我对共和国前三十年来的家谱活动稍作探讨。五十年代一.出现两种纪年方式五十年代初期，家族修纂家谱，仍有使用民国纪年的，主要集中在1950年与1951年。以我本人所藏，在这两年内仍用民国纪年的家谱，每年各有四部，分别为：湖南长沙《苞佳园周氏六修族谱》十七卷首一卷十六册、湖北麻城《王氏宗谱》八卷八册、湖北黄冈《王氏族谱》二十三卷首四卷二十七册、江苏睢宁《魏氏族谱》八卷首一卷九册、江西雩都《雩邑双溪李氏重修族谱》不分卷四册、山东东平《东原陈氏家乘》不分卷六册、湖北黄冈《董氏宗谱》九卷首一卷十册、湖南邵阳《杨氏四修族谱》十四卷首二卷十六册，分布于湖南、湖北、山东、江苏、江西等省份。薛冰《版本杂谈》（2009年1月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家谱”一章中也记载：“笔者就收得一九五七年夏安徽省当涂县另埂村《窦氏家谱》一册……年表中不用公历，沿用民国年号有至四十三年的。此谱如果‘文革’中被发现，不知有几颗人头要落地。”因为如《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等目录，自1912年之后所修的家谱年份著录，均采用了公元纪年，所以很难了解到建国初期仍使用民国纪年的家谱有多少，但想来既不会很多，也不会仅有这几部。不过大部分家族顺应历史潮流，开始使用公元纪年，如湖南常德木活字本《梁氏七修族谱》（三十六卷首三卷附一卷，赵奎总纂，三十八册），书名叶题为“公元一九五O年新镌”；由川、黔、滇、桂、湘、赣、粤、闽八省联修的《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二十八卷末一卷，铅印本，薛史青、薛稼塘纂修，九册），新序落款为“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等。二、词语上的变化《梁氏七修族谱》新序中说：“兹值全国将告解放，新民主主义发展时期，倘以梁姓之巨族，扩大宗族主义而为民族和平统一战线之团结，不亦更属伟大！是则余所厚望于诸明达者焉。”出现了解放、团结、伟大等新式词句。《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更是把国民党军称之为“匪众”，又与倭寇相提并论：“概受倭寇的铁蹄蹂躏，复遭民党四十四军的匪众摧残。”并在《凡例》中规定：“编中文字，若出先辈所遗，则照旧抄刊，只字不改。为徵信根据，如顷收新稿，凡树封建式，蓄官僚气，或含偏私炫耀性，能迷陷正确思想，导入浮俗歧途，有妨实际福利者，概行删削，或全篇割爱，恕不登刊。”并把家谱中无论旧文还是新撰的文字资料，一概用新式标点断句。三、修谱心理影响日趋严重1950年《苞佳园周氏六修族谱》（十七卷首一卷，周禹农主修，十六册）“凡例”云：“盖时局之变迁，族心之不一，虽经迭次创议兴修，未克就绪。兹以各房丁稿早经汇齐，不忍弛废，爰就全族世系及图表即付刻劂，以便稽考而垂久远。”1951年《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有《〈社会主义与修谱史略〉代序》：“或谓社会主义不久要临到，族谱会消灭啦，曰，唯唯然，然社会主义势必降临，但社会主义有领导的动机和创造制度的事业，惟族谱一物则与历史同，仅纪载过去事迹而已。”可以体味得到自我安慰的心态。1952年的《银录朱氏五修族谱》（十六卷末一卷，紫阳堂木活字本，十七册）序言中也提到：“戊子岁阖族倡议五修，均表同情，是于己丑岁付之于梓矣，至庚寅辍停者，适时务之换新，散而弗聚，聚而弗能，此政治改革之所致也。”政治上的变革，导致了家族对修谱活动的患得患失。六十年代薛冰在《镇江淘书记》说：“我们这一辈人，从上小学时就不断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不断听到由‘反动家谱’派生出的罪名；金陵中学的语文老师宋家淇，就是因为‘续修反动家谱’而被定为历史加现行的‘双料反革命’，他的‘事迹’也长期张挂在朝天宫里常设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同恶霸地主煮人肉吃的大铁锅陈列在一起”。薛冰先生出生于1948年，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尽管这一时期家谱修纂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我们仍可从《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可以了解到，仅浙江省，在六十年代这十年之内，仍有四十六部家谱问世，尤以1963年最多，有十三部。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六十年代家谱的修纂，高峰期在1962年、1963年两年之内。这一时期，修纂家谱较为活跃的，除浙江省外，尚有山东省及江苏与安徽交界的地区等。江苏与安徽交界的地区，是指六安、萧县、望江这一带，两地省境变换，如萧县原属江苏，现属安徽宿县辖区之内。2009年初，孔夫子旧书网有一家书店，曾一次性出售这个地区的六十年代家谱近十部，有抄本和油印本两种印刷方式。我所得的其中一部，是1963年油印本六安《翁氏宗谱》，共五册。家谱的主修翁大模，在《翁氏补修草谱序略》中说：“现因本谱修年三十余载，生齿又觉繁多，移迁涣散，生卒无从稽考，兹为承先启后情节尤重，吾等不忍静默旁观，且愿与先进先明者约议草修补行办法，遂于本年二月初八日议行通知各房人丁，深得族间长幼同意，每丁贰元，聊作草修纸墨之费，议决所行很速，将各房人丁开列清楚，除老谱注明不计外，谨将当前所有人丁及卒葬时山墓向详细按照世系排列，用纲板大写正楷。”把上次修谱之后发生的事情作了补卷，“除老谱注明不计外”，原老谱中已有的内容不再重印而已。翁大模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1963年，但到了第二年的1964年，随着农村“社教”和“四清”运动的开始，情况起了变化。《翁氏宗谱》“补卷七”夹有《藏品原始记录表》一张，其中有“说明”一栏，记载最有意思：“沛莲公社鲍巷大队地主翁大模，自称谱师，62年冬出外索取同姓家族每丁贰元，计得款1400元，用宗族修家谱来混淆侵占。贫农翁大同，原是他家长工，现被拉拢同宗合谱，地主、贫农之间称兄道弟了。”地主与贫农称兄道弟，翁大模的命运可想而知。理论界为配合打击日渐活跃的宗族活动,也开始批判“族权”,一些报纸和学报刊登了有关文章，据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提供的资料，有胡玉衡《试论封建家族的反动阶级本质》(《郑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6期)；简修炜、艾周昌《论封建族权的反动本质》(《华东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邱汉生《批判“家训”“宗规”里反映的地主哲学和宗法思想(《历史教学》)1964年第4期)；广隶《祠堂--地主阶级压迫、剥削、欺骗农民的工具(宜兴篌里任氏家谱)》(《天津日报》1964年4月15日)；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但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年，冠名为“家谱”，却非正常意义的家谱，反而蓬蓬勃勃：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劳动模范家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人家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红色家谱》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4开宣传画《续红色家谱》等。在前还有镇江市扬剧团（成立于1955年5月）于1963年创作的现代戏《红色家谱》，之后还有1965年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黑色家谱》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为了强求达到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政治风声鹤唳，经济严重衰退，这些诸多因素，对于家谱修纂环境的影响，无疑更为残酷。《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没有1970、1971、1973年的家谱著录，都为这段特定时期做了一个注脚。但是，仍有逆潮流而行者。说其逆流，并非指在这个特定的时候修谱，而是所修家谱，内容称得上是大逆不道。1972年，江西泰和完成了一部《阙城罗氏草谱》，不分卷一册，是为写本。此谱世系中，1949年以后至1972年修谱时，凡涉及纪年者，一列皆用“民国”。如“善谅，字会林，生民国乙巳（1965年）五月初八”；“善议，字定国，生民国辛丑（1961年）九月廿五日”；“善谋，字在人，生民国丁未（1971年）二月十四日”，随处可见。如果说五十年代初的1950年、1951年仍使用民国纪年，或尚算情有可谅，但在1972年使用的民国纪年，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这种极为反常的心理变化，值得深入探讨研究。1975年，江西赣州的夏氏家族进行第十二次修谱，是谱共十册，末有新跋四篇，无一不说到修谱之困难重重，如四十世孙兴国派夏唐仁在《十二修族谱跋》中说：“只为此次修谱，适值社会急促变化之时，曾故自开刷以还，盘根错节，艰难百出，从所未有，以致停刷数次，几至无能毕竟者。”三十八世孙吉水派夏又仁在《十二修新序》中也说：“本届修谱，曾有谓修谱乃封建遗教，无庸多事者有；有谓水源木本世泽难忘理应及时续修者，见仁见智，观感不同。”艰难百出，见仁见智，正是那个岁月家谱环境的生动写照。而与此同时，境外对于家谱的收集，也悄然生起。总部设在美国犹太州盐湖城的犹太州家谱学会，“在1971年便开始以缩微胶卷形式收集有关中国人的家谱资料，从来没有间断。学会亦注重在民间收集族谱，例如从70年代中开始便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台湾各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及收集工作，先后共得到了最少10000种族谱”（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谱牒研究》：钱正民《美国犹太家谱学会介绍》）。台湾地区家谱的修纂，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仅苏永祁所辑的《海内外苏氏族谱一览》，就有《苏氏族谱》，苏鼎昌编，1972年写本；《苏氏族谱》，苏定松记，1973年写本；《苏氏大族谱》，台湾苏茂钦名誉主编，1975年印本；《苏应元家族谱暨内外子孙名录》，苏友荒编，1977年刊本等几种。保护在行动家族在秘密修谱的同时，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保护行动也正在展开。赵兰英《华人家谱世纪大收集》（2002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解冻家谱文化》）：“当今天，家谱的重要历史文化作用越来越被人民认识的时候，我们要感谢已故上海图书馆原馆长、著名学者顾廷龙先生。20世纪50年代，顾廷龙先生便率领上图年轻人南下北上，收集家谱。他们跑遍了全国所有的纸浆厂，从化纸炉前抢下6000多种家谱。‘文革’中，在顾廷龙等人的保护下，上图收集的这些家谱没有受到一丝破坏。”上海图书馆抢救家谱的故事，至今仍在为人津津乐道。丁红等撰《浙江家谱的散失与留存》（2005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家谱与中国文化》）记载：“曾经听从事古籍征集整理工作的刘镇旃先生说，宁海有一屋子的古旧家谱，考虑要不要征集。由于当时的古籍收藏指导思想为‘要精华，不要糟粕’，上级部门认为家谱宣扬封建宗法思想，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不能接收。这屋子家谱后被上海图书馆收去。1955年秋，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得悉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废纸，约200担左右，清代朱卷与家谱之所以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收藏专门，与那次废纸中披沙拣金是分不开的。”除了公藏单位，民间自觉自发的保护也在秘密进行。湖北《黄陂蔡氏宗谱》（二OO年清廉堂电脑排印本，蔡大武主编，四卷，精装四册），收录主编蔡大武所撰的《宗谱保存纪事》一篇，文中说：“修谱不易，保谱更难。竹溪闫坝光字辈之龚老太孺人，一得知宗谱将受到冲击的消息，独自一人连夜转谷，将同治、民国两套宗谱藏于粮柜之底。孝感杨店明字辈之王老太孺人更是机警，老早就将完好无缺的民国谱分散藏于草把子之中，后又用坛子埋入地下，一九七四年，崇贞、崇富、崇友、崇胜弟兄四人乘改做房屋的机会，将谱从地下挖出，深夜砌入墙体之中。县西枹桐蔡家藕塘的族人更为巧妙，在破四旧时，先拿出部分宗谱任其烧毁，留下一套由光銊和卫东转给光玉，后又转给崇凯，藏于灰屋中，埋入地下，任何人问都是你推我，我推他，一问三不知，连谱箱也拆散收藏。”《邓氏族谱》（江苏镇江，民国二十年立本堂木活字本，十四卷十四册）的封面上，有一行毛笔书写的文字：“此珍谱于1966年文革大乱期，由邓懋梁收藏于烟筒内，幸存传至今日。”《浙江家谱的散失与留存》中说：“正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视家谱甚于生命的精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救出了一部分家谱。如温州永强的《普门张氏家谱》，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里，由几位张氏族人以捕鱼为名，外运匿藏于义冢故枢之中，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行者无疆的博文《父亲的家谱》也写到：“1964年，破‘四旧’时，家谱存放在爷爷手里，那时爷爷已是肝癌晚期，还经常被人拉出去批斗。感到余日不多的爷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起了那本传了三百多年的家谱。一向讲究党性原则的爷爷，给远在内蒙服役的父亲写信，要他回河南把家谱带到内蒙藏匿。爷爷对父亲说：家谱不是‘四旧’，就是毛主席知道了，也会原谅他……”后结“涓涓不壅，终为江河”，出自三国王肃《孔子家语·观周》，原意是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堵塞，终将汇合成为大江大河。比喻对细小或刚刚萌芽的问题不加注意或纠正，就会酿成大的问题。但如果意解为细小的水流不可能全部被堵塞，终有汇成大江大河的时候，又何尝不可？共和国前三十年，百废待兴，正是政治运动极为频繁的时代。张云在《共和国前30年“运动”的回顾与思考》中统计：“共和国前30年我们党所发动的运动，其基本状况，可以从次数、类型、大小、后果等4个方面来考察。关于次数。笔者作了统计，30年间大大小小的运动大致有68次”（《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4期）。但是，就在这样的三十年里，家族修纂家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家谱保护，也没有因此畏而止步，只不过从地上转移到地下而已。如果没有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例，没有这些前赴后继的自发志愿者，也就很可能没有了这些历尽折难的家谱实物。&&&&&&&&&&&&&&&&本文收录于《中国家谱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　　　　原标题《涓涓不壅，终为江河——共和国前三十年家谱纂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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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维”聚变播恩集团 造就世界级农牧企业
　　播 恩 梦
　　--&八维&聚变播恩集团 造就世界级农牧企业
　　2001年2月，以邹新华为领头大哥的肖九明、曾绍鹏、胡天仁等五人，离开国有企业，在江西赣州走上了创业之路。5个人，20万元起步，成立了赣州八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广东市场起步，聚焦南方市场，历经12年的创业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以预混料、教槽料、母猪料为主营业务，以添加剂、动物保健品、农业自动化为辅助业务的新型现代化农业集团企业。先后成立了八维深圳商务中心，八维湖南分公司，上海八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八维中原公司，赣州先端营养技术公司，荷兰研发中心，佛山播恩生物技术公司，浙江播恩生物技术公司等，现有12家生产企业，20多家分(子)公司，200多个分支机构、服务站及研发机构，员工超出1000人。2012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预混料销量超过10万吨，教槽料、母猪料等5万吨，成为全国预混料生产中异军突起的一匹黑马，预混料销售全国名列前茅。
　　2013年公司总部在广州成立，&八维&聚变播恩集团实现战略调整，产业发展升级，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做世界级的农牧企业。以&传播农业智慧，提升生命品质&为企业使命，用播恩的产品与技术服务，让世界20亿人享受消费健康美味的农产品。
　　未来用45年的时间实现三个阶段的跨越：
　　2027年成为成为亚太地区动物营养领域的领先企业;
　　2042年成为亚太地区农牧企业的领先企业;
　　2057年成为世界级农牧企业。
　　在播恩集团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有一群人在做推动其发展。思路决定出路，行动决定未来。在日召开的播恩集团品牌发布上，董事长邹新华道出了他行走江湖，领导企业快速发展的两大秘籍：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和《毛泽东选集》。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市场定位与产品的销售方式，用神人令狐冲的精神保持激情与斗志，笑对人生，练就企业经营的内功，创建了播恩集团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
　　邹新华解密说：&20年前，我从江西农业大学毕业，我离开大学的时候，包里背了2本书，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另外一本是《笑傲江湖》。我背着这2本书就想闯荡江湖，为什么选择这2本书呢，第一是希望自己能像令狐冲一样最终笑傲江湖，笑的最开心。同时用毛泽东的思想来鼓舞自己，指导企业的方向，毛泽东思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财富，他老人家从江西井冈山走到赣州的瑞金，从瑞金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西柏坡，从西柏坡走天安门。我觉得企业发展在他的思想领导下，一定能够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2年前，我们5个人，20万元开始创业，我记得就是这样的季节，也有风，烈日骄阳，我和我的伙伴们，在工厂距离30里路的大山里，卖出了我们自己生产的第一包饲料。当年也是烈日炎炎的夏天，我们为了节约成本，用自行车把一包包饲料送到猪场&&。我们的创业就这样一点点走过。我理解为用汗水点亮我们的人生，创业磨砺丰富了我们生命的厚度，创造社会财富增加了我们生命的广度。因此，生活中的付出收获了人生的精彩，辛勤播种也收获了更多的回报与喜悦。&
　　2013年，播恩集团将投资2亿元，在广东的佛山大塘、浙江湖州长兴建立2个新工厂，每个工厂标准的固定投资6000万，配备流动资金4000万。新工厂建成后，播恩集团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楼，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跨越。
　　如何实现播恩集团的战略目标，使集团的品牌含金量增加，使企业战略落地。邹新华表示：播恩集团的未来发展，我们起步标准就是一定要达到欧洲的标准。不管是硬件、软件、化验室，还有我们的员工要向世界一流企业看齐与学习。
　　第一实现播恩集团的生产设备达到一流水平。全套引进布勒的生产线，生产管理上采用了自主研发的蔡氏系统(TSAI)使生产水平与国际一流企业同步接轨。
　　第二保持科技创新与应用的先进性。研发与国际接轨，整合全球一流的专家资源，形成公司的智能研发与创新团队。在荷兰及广东建立播恩集团的研发中心，2013年集团引入了3名欧洲专家人才加盟，欧洲专家的加盟使播恩集团的研究视野国际化，把欧美最先进的理念、技术与中国的实际生产相结合。技术研发将在周桂莲博士及研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探索并实现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为用户创造财富。
　　第三人才战略上保持行业的先进地位。今年播恩集团又引进4位博士和十几位硕士。未来的人才战略目标是技术部门要配备50位博士、200位硕士，要把整个链条中的技术环节如育种、营养、饲养管理、疫病、机械自动化等领域进行系统研究，实现科学与产业集成。
　　第四管理提升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公司副总裁等骨干力量要不断学习，提升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邹新华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一是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将成为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大国崛起是毫无疑问;二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同时，有一大批的优秀企业会走向世界;第三是一定有大批的农牧企业成长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四是一定会有大批的企业家、高级管理者，成为社会的精英。
　　恩泽生命。播恩人在赢得客户认同的同时，多年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勇于担当，回馈社会。2008年，播恩集团创建&竹蜻蜓基金会&，持续捐助教育、赈灾、扶贫等慈善公益事业，集团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展望未来，行业发展一日千里，睿智友好的播恩人将以&理想、行动、担当&为路引，在&志创一流，实业兴邦&的大路上，胸怀天下，志存高远，以国际化的视野，结合本土智慧，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播恩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富强之路。
　　播恩集团投资一亿元的佛山播恩公司12万吨预混料生产工厂投产使用
　　日，播恩集团在佛山三水举办&播恩品牌发布会暨佛山播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业庆典&。播恩集团佛山公司总投资1亿元，建成年产量达12万吨的TSAI智能可追溯生产线，主要生产猪预混料、乳猪教槽料及母猪料，此外，播恩集团另斥资6千万元在佛山建立占地面积200亩的研究中心，将聘请80名科学家研究动物营养模式。在未来，播恩还将研究饲喂自动化设备，建立播恩自动饲喂系统与动物营养模式相结合的养猪示范模式。此次发布会暨开业庆典邀请了业内各界人士共700余人。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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