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实习生徐玮通讯员孙夏艾昕)湖北为何屡屡出土最早乐器?惊世编钟为何出在小小曾国?古代“八音”藏着什么奥秘?

　　在考古界尚没有正式身份的“音乐考古”,最近却成了湖北乃至全国文博系统的热门话题。

　　在武汉,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期音乐考古培训班举办,中、日、韩、美等国的10多位著名专家带来为期半月的国际化培训。 在北京,由湖北省博物馆联手省内10余家博物馆精选的一批音乐文物,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再现先秦礼乐的基本面貌。“音乐考古”渐热的背后,绕不开珍藏在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以及荆楚大地出土的众多音乐文物。随着考古、音乐界的跨界联手,那些曾埋藏两千多年的音乐谜团,正被一一揭开。

　　关于曾侯乙编钟,读者朋友一定不陌生,您可能还知道它被誉为“古代乐器之王”、“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不过,还有很多您所不知道的事……

　　一钟双音:千年文物为声学“谬论”平反

　　“年轻人不要乱讲!”30多年前,当音乐学家黄翔鹏率先发现一个钟能敲出两个音、且互不干扰时,立即被其他学者视为谬论,受到郑重告诫。

　　1977年,黄翔鹏等人去甘陕晋豫四省调查,期间接触了许多先秦编钟,这些青铜铸造的编钟,钟体就像两片瓦扣合在一起的形状。他在测音时发现,敲击钟的鼓部正面、侧面可各发出一个音,他把这种现象叫“一钟双音”。

　　当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家一直认为,编钟是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一个钟只能发出一个音!黄翔鹏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发现时,就被告诫,“文献上没有的东西,你不要讲!”随后,黄翔鹏把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交付《音乐丛论》,但只刊出了上半部分,关于“一钟双音”的发现只字未提。 孰料,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人们发现,钟身正面、侧面清晰地标明两个不同音的铭文,这无意中为黄翔鹏“平了反”。面对这一确凿证据,学术界也正式将编钟这两个音命名为“正鼓音”和“侧鼓音”。“一钟双音”堪称音乐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它为人们研究先秦编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检测标准。音乐考古学专家冯光生称,上古工匠这一精湛的铸造工艺,随着青铜器退出历史舞台,一度被遗忘长达两千多年。因此,面对这一重大发现,考古界起初显得手足无措。

　　解开谜团:体系庞大的编钟如何演奏

　　沉睡2400余年的曾侯乙编钟得以重见天日,其实带有很大偶然性。

　　曾侯乙墓是随州城郊擂鼓墩驻军扩建营房时意外发现的,当时,施工队打在小山包上的炮眼距古墓顶层仅80厘米,只要再多放一炮,曾侯乙编钟和众多千古奇珍将遭受灭顶之灾。

　　1978年5月22日凌晨5时,墓室积水下降后,曾侯乙编钟露出真容,所有在场人员都惊呆了:历经2400余年、重达2567公斤的65件编钟,仍基本完好地悬挂在木质钟架上!

　　与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丁字形木槌、2根长木棒。木棒是用来支撑钟架的吗?木槌呢?

　　不得其解的考古工作者很快惊喜地发现,答案就在墓中。与编钟同时出土的彩漆鸳鸯盒上,绘有《撞钟图》:头戴鸟形面具的乐师,双手握持长木棒,背向编钟侧身挥棒,姿态优雅——原来,两根长木棒是用来撞击下层大钟的。从其他先秦时期的乐舞图像则可以知道,木槌是用来敲打上中两层钟的。

　　音乐界专家对全套编钟测音后发现:曾侯乙编钟音域跨了5个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1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悬挂在钟架上的钟,按音调高低排列,至今能奏出古今中外乐曲。研究还发现,曾侯乙编钟体系庞大,编钟与编磬演奏至少需要6人,如配齐一支乐队,人数就更多。 更令音乐界震惊的是,曾侯乙编钟上有3755字的错金铭文,其内容包括编钟编号、纪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甚至注明曾国与楚、周、齐、晋等国的律名和音阶名称的对应关系,俨然一部古代乐理百科全书。

　　“古代乐器之王”为何出在曾国

　　如此宏大的乐器,为何出现在不为人知的曾国,而不是其他诸侯大国?这一困扰考古界多年的问题,最近由我省专家破解了。

　　据中国博协乐器专委会主任委员、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介绍,其实,不只曾侯乙对音乐有特别喜好,在礼乐制度下,历代曾侯都重视音乐。目前已知曾国墓地出土的其他音乐文物,就有曾侯犺编钟、曾伯陭编铃钟、曾侯與编钟等,时代跨西周至战国中期。其中,叶家山111号曾侯犺墓出土的编钟,属西周早期数量最多的成组编钟。

　　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曾国为何不去发展军事力量,而如此重视音乐?“2013年文峰塔曾国墓地出土的一件有铭文的曾侯與编钟,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一谜底。”方勤称,从目前考古研究看,曾侯與就是曾侯乙的爷爷,曾侯與编钟180多字铭文,记载了祖先南宫适(读括)是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重要大臣,这与先秦文献记载相吻合。

　　方勤说:“以前认为,曾国只是楚国的附属国,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既然曾侯是周朝重臣南公之后,曾国就是周王朝正统的代表,自然重视贵族教育“六艺”之“乐”,也格外维护当时堪称周朝治国基础的礼乐制度。 当然,曾侯乙墓地出土如此宏大的编钟,与历代的积累、沉淀也不无关系。

　　除编钟外,先秦乐器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近70种。因乐器众多,在周代就根据制作材质的不同,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合称“八音”。 湖北出土的古代乐器很丰富,囊括了“八音”所有种类。目前正在北京集中展出的湖北出土商周音乐文物,勾画出了荆楚大地先秦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

　　原始人已找到钢琴上的中央C

　　磬,始于新石器时期,原始人在制作石斧劳作的同时,也发明了这种最古老的石制打击乐器。

　　最早的磬,都是单个的。令人惊讶的是,学者们在对早期的磬测音时,发现不论是出土于南方还是北方,甚至出土于国外的类似乐器,其音高大体都相当于现在钢琴上的中央C。

　　音乐考古学专家、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幼平介绍,C是基本调、关键音,远古先民在数千年前就找到了这个音,可以推测,这是因听觉发育过程中人耳对这个音频最为敏感,也可视作是古人在音乐起源时期已形成的听觉审美。 磬经历了从一片到多片的过程,到后来,成编的磬音域就非常广了。湖北出土先秦编磬数量较多,可惜多数出土时已溶蚀严重。所幸,荆州纪南城遗址出土的25件楚国彩绘石编磬,大部分保存完整,至今仍具有优美的音质,音域约两个半八度。

　　南郭先生为何能滥竽充数多年

　　竽,属于“匏”,即用葫芦制作的乐器。今人熟知的南郭先生,就是一名吹竽的乐师,技不如人,只好混迹乐队装模作样。

　　南郭先生何以能滥竽充数多年?李幼平称,古代竽的簧片是竹制的,不像今天的金属簧片可发出洪亮的声音。有专家曾复制出此类乐器,发现其声音非常迷人,但音量很小,没有几百人的乐队很难在大庭广众下演奏,这才为南郭之流提供了浑水摸鱼之机。

　　很多人只知道笙,不知道竽。事实上,竽和笙的外形非常相似,同为匏类乐器,有专家认为,大笙谓之竽。

　　早在两千年前,楚人吹笙就是“天下第一”,《七国考·楚音乐》引《阚子》说:“楚笙冠中国”。迄今考古发现的楚笙已有20多件。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葫芦笙,出土于我省当阳赵巷4号春秋楚墓。虽然它出土时已残破缺损,但可表明笙在楚地源远流长。

　　随州擂鼓墩1号墓发现的一批较完整的竹制笙簧,当属已知时代最早的簧片。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其上残存有用以调节音高的蜡状物——这正是后世沿用至今的“点簧”工艺! 李幼平称,可见,两千多年前,荆楚先民已精确掌握了簧片与簧管内有效气柱的长度相配合发音的原理,这与西方气鸣类乐器管风琴的原理相似,但出现年代要早很多。

　　最早古琴印证“高山流水”

　　古琴,属“丝”类乐器。

　　在汉阳古琴台,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传说已流传几千年,秦汉琴曲也颇多涉及此题材,如《伯牙吊子期》、《高山流水》等。

　　关于古琴的起源,更有神农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之说。神农氏,即炎帝,其活动中心区域恰在今天的随州一带。

　　这些传说是否有出土文物为证?古琴艺术是否就发源于湖北?“出土早期古琴多见于楚地,结合文献记载,至少可以认为,古琴艺术发端于楚地。”李幼平介绍,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张战国初期十弦琴,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年代最早的琴。这张琴很有特色,其共鸣箱体大约为琴身的一半,被称为“半箱琴”。其后,在九连墩楚墓也出土了类似的十弦琴。 而荆门沙洋郭店1号楚墓出土的七弦琴,属战国中期偏晚的遗存,是已知最早的七弦琴实物。

　　“金声玉振”说法从何而来

　　在省博物馆、东湖磨山的编钟演奏中,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以钟为代表的“金”类打击乐器,音色浑圆、厚实,有阳刚之美;以磬为代表的“石”类乐器,音色则有阴柔之丽。事实上,古人早就将钟磬合奏,称为“金声玉振”。

　　古代“八音”以金声为尊,这是何故?专家认为,这与编钟等青铜乐器的铸造之难不无关系。研究随州历史文化的包毅国在《编钟出土于随的背景分析》一文中试图还原编钟铸造的雄壮场面:熊熊烈火辉映天地,钟场上空回荡着豪迈的歌声,“壮哉金为商兮,八音金为上,悲哉商主秋兮,商音播四壤……”当时的这些匠人不仅铸造工艺高超,更是通晓音律的乐人,能借助钟的大小、扁圆、厚薄等,丝毫不差地实现理想的音高、音色、音质等。

　　但在秦代以后,钟的形制由先秦的扁圆变为正圆,那种庄严肃穆、雍容矜持的贵族气质也逐渐退出音乐世界。 金石之音与统一节奏的鼓类乐器一道,成为远古音乐的核心,也是礼乐制度下权力、地位的象征,同时具备敬天崇祖的教化功能。而土、匏、竹类乐器,以旋律见长,多用于抒发个人情感。

　　频出最早乐器,是偶然吗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琴,是出土于曾侯乙墓的十弦琴;郭店1号楚墓出土的七弦琴,是已知最早的七弦琴;国内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瑟,为出土于当阳赵巷4号春秋楚墓的瑟,该墓地还出土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匏类乐器实物葫芦笙…… 荆楚出土的乐器囊括古代“八音”,且频见最早乐器,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可以推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非常热爱音乐。但从考古学来看,这与湖北的自然条件也有着密切关系。”方勤告诉记者,考古界有个说法,“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湖北地下水位较高,墓葬一般浸泡在水中,这样的环境有利于丝、竹、匏类等乐器的长久保存。

　　省博,音乐考古的“圣地”

　　“提及中国音乐考古,必从曾侯乙墓谈起。”这是一个至高的荣誉。

　　方勤说,这是因为曾侯乙墓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编钟,还出土了磬、鼓、瑟、琴、笙、排箫、篪等音乐文物,共计125件。其宫廷乐队配置完整,规模宏大,金声玉振、管弦悠扬,音乐成就令今人也叹为观止。

　　有曾侯乙编钟这样的稀世珍宝“坐镇”,湖北省博物馆自然成为了中国博协乐器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会员单位,其对中国传统礼乐制度之“乐”的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影响力日益增强。

　　正如联合国非遗音乐类评审主席、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会长、韩国的权五圣教授所述:“曾侯乙编钟的辉煌成就属于全人类,湖北省博物馆近30年的音乐考古实践及成就,使其成为国际音乐考古的一个研究中心。”

　　(本版图片由湖北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