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困难作文（通用13篇）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吧，作文一定要做到主题集中，围绕同一主题作深入阐述，切忌东拉西扯，主题涣散甚至无主题。相信许多人会觉得作文很难写吧，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生活中的困难作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生活中的困难作文 篇1

　　生活就像是放电影，一张张的画面透过每个人的面前。

　　人的一生当中最幸福的算是学生时代，包含着幸福多采的校园生活，使人不曾忘怀。

　　电影是不会有重复镜头的，正如时间一样，一去不复返，然而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对于学生的我们，生活好像在不停的演着“重复镜头”：清晨闹铃铃铃作响，洗漱完毕后，吃完早点，整理“发型”一看时间不早，赶忙下楼骑车飞奔学校。上完一天的课后，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校门。在校门外，一排排一列列，许多家长在校门外接孩子，我们已经是青春时期家长接送的现象应是幼儿园的孩子所需要的。

　　这表明我们中学时代的学生有一种不自主的表现，生活上的困难是无处不在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敢于面对，克服生活中的困难。

　　我们应学会把人生这本书翻开细读，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成为生活上的强者。

　　生活中的困难作文 篇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1996年，贵阳开阳县人墙兴贵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浙江宁波慈溪打工。从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做起，2003年，墙兴贵成为厂里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月薪近万元。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进入当地企业管理层的贵州人。

然而，墙兴贵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帮助同乡解决在当地的工作生活困难。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0年。

如今，在浙江宁波慈溪掌起镇陈家村任和谐促进会秘书长的墙兴贵，依然坚信：“帮别人，自己快乐”。

2003年，墙兴贵回到贵州老家躲避“非典”。本打算就在家乡发展的墙兴贵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家乡的生活。“家乡这边生活节奏，工作环境与浙江那边都有很大差异。”于是，回乡两个月后，墙兴贵还是返回了浙江。

然而再度回到浙江，墙兴贵却难以找到工作。“当时贵州打工者在当地的口碑很不好。”墙兴贵解释，贵州人在当地一遇到纠纷，就成群结队喊老乡来“解决问题”，甚至打架的情况时有发生。墙兴贵说，贵州人因而在当地落下了“蛮不讲理”的评价。“当地老板都‘怕’了贵州人，租房不愿意租给贵州人，有的工厂在招人的时候，甚至在应聘条件中直接写明‘不要贵州人’。”

所以，即便墙兴贵在辞职回乡之前，已经在当地的一家工厂做到了生产副总的位置，但是重新回到当地找工作，仍然被拒之门外。“老板们当时跟我说，‘小墙啊，你的能力和人品我们都认可，当我们的中层干部没问题，可是不能为你一个人开这个口子啊，不然人家说，为什么墙兴贵是贵州人你们就要？而让你从个小工做起，肯定是委屈了你嘛。’当时的环境是那个样子，我理解这些老板。”

无奈之下，墙兴贵只得在慈溪掌起镇开起了一家杂货店。

墙兴贵杂货店卖的东西质量好，服务又热情，在当地很受欢迎。墙兴贵给杂货店取名“贵州小店”。“我的‘贵州小店’，比周围几家杂货店的生意都好。”找工作被拒后，墙兴贵心里隐隐憋着一口气，“贵州人怎么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杂货店经常有贵州老乡光顾，老乡们喜欢跟他聊天，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老乡们有什么“苦水”，比如跟老板发生纠纷，找不到工作，跟本地人吵架等等，也愿意来找墙兴贵倾诉。

闲着的时候，墙兴贵总喜欢琢磨：“既然自己能够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为什么其他老乡不行？”在跟老乡聊天的过程中，墙兴贵逐渐发现了答案，“贵州人不善于跟当地人沟通，也不容易适应当地的生活。”墙兴贵觉得，在贵州人与当地人之间缺乏一个调和的中间人、“第三者”。

墙兴贵愿意试着去当这个中间人，“反正开杂货店不像在工厂那么忙，我觉得自己在当地人和老乡中人缘都还比较好，我希望自己能够帮到贵州老乡”。

闲聊的时候，墙兴贵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贵州老乡。“我们是知道你，有事的时候好找你，但是还有很多不知道你的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怎么办？你不如就印些名片，我们帮你出去发。”老乡建议。受这个建议的启发，墙兴贵印了几百张名片到处散发，上面印着“有事就找墙兴贵”的标语和自己的电话号码。

两个月后的一天，墙兴贵接到一个来自贵州老乡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名刚刚从遵义来到慈溪的女孩子，名叫王怀萍(音)。她来到慈溪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偶然看到了墙兴贵发的名片，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墙兴贵的电话。看了王怀萍的简历，墙兴贵一口就答应了要帮王怀萍找工作。

墙兴贵找到自己熟悉的一家工厂的老板，想把王怀萍介绍进去。而老板则有些为难，“我们明确说了不愿意招贵州人的。”墙兴贵跟老板求情，“你先让她试几天，这是个挺老实的女孩子，不会给你惹事情的，而且你看看她的简历，很有能力的。”

老板跟墙兴贵的关系不错，听到他拍着胸脯保证，决定试用王怀萍。一个月下来，王怀萍在工厂表现突出，转为正式工人。第一次“业务”的成功让墙兴贵心里感觉“美滋滋”的。　　

墙兴贵的第一次“业务”成功后，找他帮忙的人就越来越多。一方面工厂老板觉得有墙兴贵担保，用人放心。另一方面，墙兴贵的口碑在老乡中口口相传，在老乡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由此，墙兴贵的“业务”范围，也不局限在帮贵州老乡找工作。老乡与当地人发生纠纷、找不到房子住等，都愿意来找墙兴贵出面帮助解决。

墙兴贵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逐渐由开小店转移到帮助老乡解决问题上来。2005年，墙兴贵关掉了小店。可即便这样，墙兴贵也感到力不从心。“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而我自己的能力也实在有限，”墙兴贵左思右想，觉得要真正解决老乡们的问题，还得靠政府。

而此时，掌起镇政府也认识到，管理好外来人口，必须要在政府与外来人口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而建立这种关系的关键所在，就是找到一个“中间人”。

于是，当地政府和墙兴贵双方的想法一拍即合。政府方面给墙兴贵一定的经济和人脉资源上的支持，一旦有纠纷，墙兴贵就出面解决。“因为我也是外地人，并且得到了老乡的信任，所以同样的话，我说出来，老乡们就比较愿意听。而政府方面也给我支持，这样就有利于一些纠纷的解决。”

2006年，墙兴贵所在的掌起镇陈家村成立和谐促进会，专门帮助当地外来务工人员解决生活工作问题，墙兴贵任和谐促进会秘书长，同时，设立“小强热线”，墙兴贵这个业余的“第三者”终于转正了。“热线开通后，平均每天都能接到20多个求助电话，我也几乎是不停地奔走在各个纠纷现场。”墙兴贵说。

从插手工作到“插足”家庭

墙兴贵在当地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事找小强”也成为当地贵州人和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在遇到困难时候的第一选择。而墙兴贵这个“第三者”的角色，也逐渐从劳务纠纷调解，扩大到家庭纠纷的调解。

2007年，有一个来自贵州平塘的家庭，妻子因为生了三个女儿，却“生不出”儿子，而经常遭受丈夫的辱骂，甚至殴打。妻子忍不下去，找到墙兴贵希望他帮助自己离婚。墙兴贵一开始觉得，这是家庭内部矛盾，自己插手不太好。但是又转念一想，如果不管，这个家庭就有可能支离破碎，小孩子也会受到伤害。墙兴贵还是决定找丈夫谈一谈。

丈夫一听到墙兴贵是为这件事而来，就把墙兴贵拒之门外。“我可以理解他，他的观念里认为这是丢人的事情。”墙兴贵不放弃，一次又一次去找丈夫。最后丈夫实在“受不了”墙兴贵的“死缠烂打”，才答应跟墙兴贵聊天。一次说不通，墙兴贵就去第二次、第三次……墙兴贵跟丈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非要生儿子，那是落后的观念，你们那么多年的夫妻，不能因为这个就散了”，“你既然来了这里，就不要想家乡那些旧俗，你是在这里生活，你看这里的人为什么富裕？一个原因就是人家不重男轻女，生那么多孩子，又罚钱，又养不起。”

四五次下来，丈夫终于被说通，表示要跟妻子好好过日子。

有人说墙兴贵“管得太宽了”。而墙兴贵觉得，这是另一种成就。“家庭这些内部纠纷，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是大事。”在墙兴贵看来，“家和万事兴”，要让贵州人在当地好好生活，真正融入当地，家里就要和睦。　　

墙兴贵 给贵州人“正名”

“不想当地人瞧不起贵州人”，是墙兴贵走上以“帮助别人为己任”这条路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墙兴贵这么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做事宗旨。让墙兴贵开心的是，自己十年来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以前是我求着人家招贵州老乡，现在反过来了，是那些老板主动找我，要我介绍贵州老乡进厂。”41岁的墙兴贵说，到目前为止，自己人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帮助老乡摘掉“蛮不讲理”的“帽子”，促进了贵州人在当地形象的改变。

在和谐促进会工作得越久，墙兴贵越意识到，要改变贵州人在当地的形象，摘掉贵州人“蛮不讲理”的“帽子”就要提高贵州老乡的素质。

墙兴贵发现，一有问题发生，贵州人就喜欢成群以威慑甚至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解决问题还有“和平”之道，“老乡们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经济条件不好，信息也比较闭塞，所以他们对于法律、维权等这些概念都不了解。”墙兴贵说，许多老乡来慈溪，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甚至都不懂得遵守交通规则。

从2006年开始，作为和谐促进会的秘书长，墙兴贵开始组织人员对来当地务工的老乡进行培训。培训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维权，告诉老乡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去找哪些部门，而不要一有事就打架；二是技术方面，通过培训，增强老乡们的技能，以便他们很快适应工厂工作。

同时，每年春节过后，墙兴贵都要给在当地务工的贵州人发一封“致老乡的信”，号召贵州人要自立自强，改变贵州人的形象，不能让人瞧不起。

墙兴贵并不指望一下子就改变贵州人的形象，他心里清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知道，什么都要一步一步来，不能着急。”墙兴贵说。

刚开始，从培训班结业之后，许多老乡一遇到问题，还是“走老路”。墙兴贵每解决一起纠纷，就要当场给老乡重上一遍培训班的课。用实际情况，给他们分析利弊。同时，墙兴贵还找来贵州各地老乡的“核心人物”，跟他们吃饭聊天，“这些人在自己的圈子里有一定的威信，他们以身作则，其他人也愿意学。”墙兴贵说。

就这样，在当地务工的贵州人，开始慢慢学会用法律规章，而不是拳头来解决问题。更多的人也愿意把精力放在提高自己的技能上面。再加上墙兴贵向当地企业老板的保证，贵州人在当地的形象开始慢慢得到转变。

“前些年，是我求着工厂老板收我们贵州人，没办法的时候，我甚至让贵州老乡用其他省份的身份证去找工作。”墙兴贵感慨，“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都是老板们来找我介绍贵州人进厂，老板们对贵州人不但没有偏见，反而认同他们的能力。”墙兴贵介绍，现在当地的工厂里面，有许多中层管理人员都是贵州人，甚至有人做得好，自己出来开厂，“这些在10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慈溪生活20年，墙兴贵的朋友都说他“前10年为自己，后10年为别人”。而这“为别人”的路，并不好走。

最开始，墙兴贵在市场上散发名片时，就有人说他“不怀好意，肯定是中介”。而在介绍老乡进工厂时，也不是每个老板都买账，有的人甚至当面表示不屑，“要我相信你？你是什么东西！”

当地人对墙兴贵的质疑，他可以“一笑而过”。最让墙兴贵感到委屈的是，自己老乡的不信任与不理解。

一次，一个贵州老乡因为一起交通事故，与当地人发生纠纷。墙兴贵来到事故现场了解到，骑摩托的贵州老乡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与当地人的车辆发生刮擦，但老乡反而要求当地人赔偿。老乡本以为墙兴贵来了会帮自己说话。然而，墙兴贵跟老乡解释，不是人家的责任，应该负责的反而是老乡自己。贵州老乡埋怨墙兴贵不帮自己人，打电话就要叫兄弟们来解决问题。

半个小时后，十几个贵州人来到事故现场，要求墙兴贵给个说法，来“帮忙”的人，有不少认识墙兴贵，得到过他的帮助。最后，在墙兴贵的劝说下，众人终于散去。

然而，肇事的老乡却不依不饶，提着棍子找到墙兴贵的小店。眼看棍子就要落下来，墙兴贵却不躲不闪，“你要打就打，我没做亏心事，什么都不怕，你打了我，无理取闹的是你！”墙兴贵义正词严地说，“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我制止，你现在就在派出所里了。”

老乡被墙兴贵的不躲闪震慑到，愣了一会儿。然而却还是不服气，就把墙兴贵的小店砸了个遍。

“那天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做这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墙兴贵回忆，那是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产生怀疑，“那时候，真的不想干了”。

墙兴贵在家里面郁闷了一个多星期，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没想到，那个砸店的老乡又回来了。老乡对墙兴贵说，砸店的事情传出去后，亲戚朋友都来骂他，说小墙那么好的人，你都能下手，人家还不是为你好？冷静下来，老乡自己也觉得做得过分，越想越对不起墙兴贵。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来找墙兴贵道歉。

“我当时的心情，怎么说呢，很复杂，一方面觉得他理解我了，自己也算‘沉冤得雪’；另一方面心里也非常温暖，觉得大家还是认可我的。”墙兴贵决定，“为别人”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以后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想想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就能有无穷的力量和支持。”

⊙对话帮别人，自己快乐

记者：你开小店的时候生意很好，怎么就能舍得关掉小店，去帮助别人，做一些“亏本”的事？

墙兴贵：当初关掉小店，家人朋友都反对。小店是我家全部的生活来源。但是我当时就是“着了魔”似的，任谁劝，谁说，我都不听。当时可能年轻气盛吧，总觉得别人落了难，大家都是老乡，不能不帮。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那时候那么坚决，有点不可思议。

记者：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你会怎样？

墙兴贵：有可能不会像当时那样毅然决然，因为我的家庭的责任也需要我来担。但是，我想最后我还是会选择帮别人。因为无论以前，还是现在，作为一名漂泊在外的贵州人，我都不希望别人说贵州人不好。

记者：你现在全职做浙江省慈溪市掌起镇陈家村和谐促进会的秘书长，还掌管“小强热线”，每月的工资有多少？

墙兴贵：大概六七千吧。

记者：10年前，你在工厂的时候，月薪就已经近万元了，现在反而比那时候少了一截。你这10年漂泊在外，不是白“漂”了？

墙兴贵：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没错，我几乎是从当年在掌起镇“最有钱”的贵州人，变成到现在“最穷”的贵州人。以金钱或者一些物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确实很“失败”。但是我想，很多事很多人，是不能用钱来评价的。我也是在外打工的人，我知道打工人的辛酸。每当我看到老乡的困难因为我的帮助得到解决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比自己的难事得到解决还高兴。“帮别人，自己快乐”，这种话，以前常听别人说，还觉得有点假。但是自己经历了，就发现真的是这样的。

记者：许多人用“无私”来评价你，你怎么看你自己？

墙兴贵：我感谢大家对我的赞誉。但是我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我的心里有着多么崇高的目标，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别人需要帮助，而我恰巧有能力帮助，我就帮了。而后来找我帮忙的人越来越多，我也不能拒绝，所以就越帮越多，以致成为我的主业。我一直都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

记者：现在，贵州人的形象在慈溪当地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现阶段，你工作中的困难是什么？

墙兴贵：我觉得现在我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业问题。由于教育资源匮乏，很多跟父母来到这边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无法入学，就更别提希望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了。看着孩子们不能上学，父母急，我也急。孩子是未来，孩子好了，未来才有希望。我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