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夫一向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如果不能扭转外储不断减少的局面，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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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初，我到古城西安演讲。接待单位的老总——一位中年女白领这样对我说：“邱老师，您别讲那些高深的理论。您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我手里的那几套房子，最近到底是卖还是不卖？”
接着，她又说：“还有，我如果把手里那几套房子卖了，您得告诉我，2015年有没有新的投资渠道，让我至少能保值？”
2015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太多的老百姓担心，中国的经济是否会出现断崖式的风险。
2014年下半年，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家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中国经济走向。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热词——“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过去35年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大部分因素都已消失；而那些过去没有的因素，未来则将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就在我撰写这篇前言的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中国GDP增速跌至7.4％，创1990年以来的最低。专家解读，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调整为7％，而仅仅八年前，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曾达到14％。
中国经济未来靠什么？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三大结构调整：第一，由投资主导转型为消费主导；第二，由工业主导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尤其是生产性的服务业主导；第三，由要素主导（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转型为创新主导。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这一迫在眉睫的经济转型，恰好发生在“三期叠加”时期，即经济增速的换挡期、改革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这三者如何保持平衡？如何避免经济当局成为“为难的拳击手”，即既不能出重手，又不能不出手？
我在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中，以“***难题”为比喻，对此有过详尽的阐述和分析。
但老百姓却关心不了这么多。
再回到2014年11月初的西安。
听完我的演讲，那位接待单位的女白领对我说：“听了您的报告，我决定还是不卖房子。但我依然担心中国经济，担心房地产是否会崩盘、股市是否会暴跌，担心我30年辛苦奋斗的资产是否会缩水甚至化为泡影。”
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信还是不信”，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判断。但当很多人都为此烦恼的时候，却总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
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些烦恼，都是“有钱任性”之后的烦恼？30年前，我们没有这些烦恼，因为那时我们没有钱，因此也就没有“任性”的自由，更没有“任性”之后的担忧与烦恼。
2014年12月初，我回到我的故乡——上海，周日晚上与一些朋友聚餐。
晚上8点刚过，一位从事投资的朋友就起身告辞：“不好意思，先走一步。晚上要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有大笔交易。”
这里的背景是：日，中国央行刚宣布降息，随即股市大涨，直冲云霄。他离席后，其他朋友告诉我，这位从事投资的朋友每天手中进出的资金不下数十亿元。显然，他的提早离席，是为了第二天更好地搏击股市。
然而，正好两周后，我们就收到了这位投资界朋友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的消息。微信朋友圈里，大家一片痛惜之声。这位朋友与我同岁，太让人悲痛、遗憾、唏嘘了。生命实在太无常，太难以捉摸，人们只能善待自己。
有朋友私下说，如果没有每天那么大笔进出的交易，他或许不会走得这么早、这么突然。我不知如何作答，因为这是一个几乎富有哲学色彩的命题和思考。
我想到的倒是：生命如此，激烈转型的中国经济和其他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与30年前相比，无论哪一方面都极大地改观了。但同时，大家也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很忙。
老说要做减法，要放慢脚步，要享受生活。道理谁都明白，但却总也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忙，但却不知忙的目的是什么，忙了之后能否有成果，以及收获的成果能否有保障。
这大概就是“旧常态”与“新常态”的区别。过去因为穷，闲得发慌，所以只要忙就好；现在要考虑，忙得有意义，忙得有成果，忙得有保障，还要忙得更健康。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一切的一切，心态很重要。
这样来定义“新常态”，当然早已跨越了经济领域，而扩展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方方面面中，也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
2014年9月，我在美国加州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
加州素有“阳光之乡”的美誉。那里的阳光之充足，让人觉得似乎可以不再珍惜；那里的天空之湛蓝，让饱受雾霾之苦的我们觉得情何以堪。
我在美国的十几天里，美国从上到下都在关注和议论一件事情：中国阿里巴巴赴美上市，获得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马云的魅力，包括他那流利的英语都征服了美国和中国的许多网民。
“15年前，我曾问我的太太，你喜欢我富有吗？我的太太说：‘当然。’因为她当时根本不认为我有一天会富有。”马云的风趣逗乐了所有的人。
马云如此，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15年前，有谁会想到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
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然而，回到中国，我却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另外一幅景象。
甫下飞机，我就拿到一份《上海译报》。这是一份让我久违而又感到十分亲切的报纸。将近30年前，我曾是这份创办不久的报纸的译者之一。我早期的一些译作，大都是在这份报纸上首先发表的。
那是一个中国如饥似渴般获取外部资讯的年代，那也是一个中国如海绵般吸取西方先进经验的年代。虽然那个年代对西方的集体仰视，从今天看来有欠妥之处，但那却是一段全民族集体谦逊、埋头追赶的岁月。西方的管理经验、文学流派、哲学思潮、民间百态，就这样通过我们稚嫩的译笔，通过这份草创不久的报纸，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城市白领和大中学生所喜闻乐见，报纸的发行量一度飙升至40多万份。
因此，我见到这份报纸后的亲切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然而，这份亲切之情，很快就被震惊和失望所取代。
那天报纸的头版通栏标题是《二炮增兵东南沿海防关岛美军》，头版其他文章的标题分别是《中国首款远程战机能在防区外对决美军》《外媒：中国“航母保镖”或优于美军》《外媒：中国数字化装甲师世界一流》。
打开报纸的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一连串更为夺目的通栏标题跃入眼帘：《中国反卫星动能弹可打瘫美军指挥系统》《中国增强型武直-9决胜边境突击队》《日本或造攻陆巡航导弹施压中国》《美欲推动三大战略完成对华作战准备》《美开发大功率激光炮击毁中俄重武器》。
我再打开报纸的第六版、第七版、第八版，直到第十六版，想找一些别的东西，没有了，全部都是准备打仗的消息，而且是准备与美国打，与日本打，甚至与印度打，与韩国打，与澳大利亚打……
这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当年的那份报纸。透过纸背，一股战争的风云似乎正迎面滚滚扑来，一种与西方世界决战的架势正慢慢摆开。
30年前，中国年轻人关心的西方管理经验、文学流派、哲学思潮、民间百态都到哪里去了？
那时的中国，是那么的弱小，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很低，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却是那么和谐、亲密；今天的中国，已经或即将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很高，但我们与世界却似乎怒目相视，剑拔弩张。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们很穷，但心灵却很开放；今天我们富裕了，但心灵却封闭了。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穷得只剩下了钱。看了上面那份报纸的标题，我想说，今天有了钱的中国人，似乎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打仗。
“哈哈，你上当了。”一位朋友听了我的叙述，这样对我说，“那只是报纸的营销手段。今天，不搞点战争的题材，报纸都卖不出去。但其实，老百姓没有人想打仗的。”
原来如此，但也自作聪明。我做电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吗？但再想想，读者、观众为什么想看战争题材？还不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心理土壤？
那么，这种心理土壤的本质又是什么？
2012年夏天，一位旅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与我在上海对话。这位前辈提出，今天的中国要建构“华夏秩序”。
我问他：“‘华夏秩序’在国际秩序上意味着什么？”
他回答：“那就是失土复得。”
我瞪大了眼睛。
“把您的这段话翻译成英文，国际上会有什么反应？您的这一构想与现有的国际法之间，将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失土复得，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福多还是祸多？”我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
这位前辈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
2014年，我与一位中国外交家对话。这位外交家提出，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中国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国弱时代无法处理的问题。
我问他：“是否也包含领土问题？”
“当然。”
“那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需要用智慧来化解。”
“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的这句古话，用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30年前，我们很弱，所以自然与外部世界没有冲突，别人也从不把我们看成对手。那个时候，我们很谦虚，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30年后，我们强了，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处理不了的问题了，冲突自然就来了。即便我们啥也不做，就光看那个不断膨胀的经济总量，也让人感到既离不开，又很害怕。而现在，我们似乎不用很谦虚了，对外部世界也不再好奇了。
但其实，我们的内心茫然还很多，要不然就不会有本篇前言开头写的中年女白领的故事了。
但这位女白领关心的还只是小问题。其实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些更宏观的问题需要关注。
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从年的这7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和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形态转型的最重要的70年。
这70年，中国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一个封闭、封建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
1873年，李鸿章曾说，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将在年的这70年里得以实现。
1979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不但把致富的金钥匙交到了民众手里，而且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定律。这35年中国的巨大进步，全世界都看到了。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届时中国的各种转型应渐入佳境，水到渠成。
而年，正好处于这70年的中段。如果说，过去35年对中国是“旧常态”，那么从现在起的未来35年，就是“新常态”。这种新旧常态的转换，要求中国面对完全变化的客观环境，从机制、观念到心态，都有一种全方位、脱胎换骨式的转型。
在经济领域，当原有的要素性发展优势（人口、土地、廉价、环境污染等）已不复存在，未来的创新之路又在何方？须知，千百年来，在中国谈创新，不但是一件沉重的事情，似乎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在对外关系领域，当中国已成为经济巨人，当冲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选项，我们如何在冲突的“度”上有所把握？如何进退有据，收放适度，最大限度地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当我们已不必“仰视”国际社会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必然要“俯视”？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是否即将成为一句空话？
在我们即将迈入“新常态”之际，这些问题都很考验我们的心智。
转型期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我在各地演讲的时候经常说，今天有“两个中国”在赛跑，一个是“成就中国”，另一个是“问题中国”。我们再看看周围，大家既担忧手中的资产，希望国泰民安，同时又注目军力跃升，渴望一雪国耻。
这是一个典型的转型国家及其国民的心态。这个时期的人们最关心风险，而这个时期也最充满风险。
我曾在演讲的时候说，今天的中国有四大风险：第一，经济持续下滑的风险；第二，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第三，社会稳定的风险；第四，战争爆发的风险。
对于前面三个风险，大家似乎都认同，也在认真研究、预防。但对于第四个风险，很多朋友认为，我言过其实了。
但其实，只要看一下我们周边的种种冲突，以及我们民间正在发酵的种种心态就可发现，我还真的不是言过其实。
2015年1月中旬，达沃斯论坛举行前，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核心观点举世震惊：2015年，地缘政治风险跃居榜首，其中国际冲突或成为未来十年威胁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
该《报告》综合各方专家评估，对未来十年全球28项主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力进行预测，并将这些风险划分为五大类：经济风险、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风险。
令人震惊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在过去五年中远离榜单，但在今年的排名中却跃居榜首。《报告》显示，“国家间冲突所造成的区域影响”被列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以及影响力第四大的风险。在发生可能性方面，该项风险超过了极端天气事件（第二位）、国家治理失败（第三位）、国家解体或危机（第四位）与结构性失业率高或不充分就业（第五位）。值得注意的是，前五项风险中的第一位、第三位和第四位都属于地缘政治风险。
由此看来，2015年中国周边的潜在地缘冲突并非空穴来风，急速下行的中国经济也绕不开这些地缘政治冲突。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2015年的中国，已经到了战略研判的重要十字路口。
如果说“和平还是战争”是个伪命题，那么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冲突已无法回避，应该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其“度”？换言之，适度的冲突将是中国未来的“新常态”。如果把握不当，是否一不小心就会走向全面对抗？
如果说“新冷战”是个伪命题，那么世界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即以中国为一方，而国际世界的其他成员国为另一方的格局。我们正日益被世界需要，但世界需要的只是我们的钱，我们的心却无法征服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似乎不再那么愿意“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当“海外势力”越来越多地被等同于“敌对势力”的时候，我们与世界的内在纽带也就越来越脆弱，直至最后一天也许会断裂或被人为剪短。这显然不是中华民族应有的发展方向。
也许，这正是“新常态”下，中国和全体中国人面临的更为深刻的挑战。
本书后面的章节，由一系列从未披露过的内幕故事组成。遵循着“形散神不散”的原则，当把这些内幕故事组合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国际舞台的惊心动魄，以及中国未来在地缘政治上面临的挑战。
当然，与中国有关的所有地缘政治冲突，都无法绕开“美国因素”。因此，如何研判“美国因素”，如何善用“美国因素”的“双刃剑”的作用，就成为2015年中国的重要战略课题。
作为正在追赶美国的后起之秀，中国要将美国定义成“战略竞争者”或“敌对势力”，实在太容易了。但请记住：中国追赶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与世界为敌，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并参与构建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总有一些真正的“强国之道”，而这正是我们所十分缺乏的，更是我们需要虚心学习的。
我们更要看到，2015年，美国经济开始其二度引领世界的进程，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美元的强势，美国创新精神的依然不减，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深刻折射出我们的不足和软肋。
刚刚过去的2014年尾，西方世界出现了不少战略警醒的声音。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文章认为，2014年，世界进入“无序时代”，美国需要更多的务实主义和多元主义，必须将务实主义置于大战略之上，“美国必须在某些问题上与一些国家的政府合作；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又是我们的对手”。
日本《呼声》月刊2014年12月发表文章，题为《“后冷战时代”已告终结》，认为2014年是持续了20多年的“后冷战时代”终结之年，日本必须做好新的思想准备来迎接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不应仅依赖日美同盟，而必须向自主外交、自主防卫迈出坚实的脚步。
法国《费加罗报》日发表文章，题为《2014：全球危机加剧、幻想破灭的一年》，认为2014年不仅是危机增多的一年，也是解决恐怖主义祸害幻想破灭的一年。遗憾的是，日巴黎《查理周刊》被血洗的悲剧，正好印证了《费加罗报》十几天前的判断。
就连西班牙《起义报》也在12月18日发表文章，认为世界正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历史证明，全球所有的地缘政治变化都伴随着战争。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只能拿着木棍和石头打’。”
如果说，2014年是“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之年，那么“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中国的崛起。如今，这个时代结束了，作为这个时代“新生儿”的中国，独步于国际舞台，又恰遇自身经济、外交和集体心理进入“新常态”，又该如何自处？
2015年1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文章，题为《中国世纪》。文章写道：
在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需要留意一个几乎被忽视的重大事实：2014年是美国能够号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国回到了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地位。
历史将会证明，斯蒂格利茨的这一观点是否长久、站得住脚。2015年开始的时候，至少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是忐忑的，因为2014年的经济增长跌到了7.4％，2015年可能更将下调到7％，未来几年恰好是中国经济的动荡之年。
未来几年，是中国在方方面面经受“新常态”考验的时期，也是周边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剧升的时期，更是中国能否掌控风险，把握冲突的“度”的关键几年。
我在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的前言中提出，“未来三年，中国成败在此一举”。那是就中国的改革而言，但对于掌控地缘冲突风险、调整心态而言，这句话同样是适用的。
本文开头时，曾提到一位女性白领对手中房产贬值的担忧。行文至此，我想告诉她的是：未来几年，只要炮声一响，您手中的财富将立时化为乌有。
和平，一如空气、阳光和水，只有失去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弥足珍贵。
和平，不来自于我们的勇气，而来自于我们的智慧。
　　内幕：中国军方和外交精英首次巅峰激辩
日，早晨8点，中国深圳，花园格兰云天酒店二楼西餐厅。
离8点还不到5分钟，我在靠窗的长方桌子边坐下，等待着三位朋友的出现。这三位朋友是我今天宴请的早餐客人。
日，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我选择这个日子纯属偶然。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居然很长时间后还会被人关注、谈论，甚至还可能在有关中国对外战略的公共讨论史上留上浓重的一笔。
这天即将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我主持的凤凰卫视《寰宇大战略》节目中，将举办一场“中国鹰鸽两派巅峰对决”。7月18日，我在深圳主持录制了这场对话，并在7月20日和27日，用两集的时间播出了这一节目。
参加这场对话的分别是中国外交界和军界的两位名人：中国前外交学院院长和驻法大使吴建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罗援。
但如前所述，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集节目居然会在民间和互联网上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也没有想到，这次对话会迫使我对有关问题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这些思考的一部分，也间接导致了本书的诞生。
一、新常态：中国走到十字路口
最近几年来，在对外战略的问题上，中国也出现了强硬派和温和派，一如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鹰派和鸽派。
其中，强硬派主张中国对外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策略，以更为明确的方式保护中国日益扩大和上升的国家利益；而温和派则主张中国须继续以合作共赢来拓展未来的发展道路。
中国也有鹰派和鸽派？
就像西方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一样，中国正在出现的鹰鸽两派之争，也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这是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现象，很难想象，当国家积弱贫穷，需要学习和追赶发达国家时，国内会产生这样的方向之争；第二，鹰鸽两派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完成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在中国舆论界和民间，虽然没有权威的定论，但大家一般都会把罗援和吴建民作为鹰派和鸽派的代表，这显然是与两人发表的观点的内容和频率，以及两人各自在国家体制内的地位相关联的。
罗援，解放军少将和军事科学院学者，其父罗青长是大名鼎鼎的中共情报元老。
台湾著名军事问题专家张友骅，祖籍浙江。其父是蒋介石的卫队长，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台湾。1954年，张友骅在台湾出生。20世纪60年代初，十岁不到的张友骅发现，其父和蒋介石在一起时，经常提到两个人的名字：李克农和罗青长。小小的张友骅不明就里，问父亲：“这两人是谁？”想不到父亲回应的是一巴掌！
稍大一点后，张友骅才知道，原来这两人是共产党情报首脑，蒋介石天天“关心”的就是他俩的动静。有一次，张友骅在我的节目里见到罗援，把这一故事讲给罗援听，听得罗援哈哈大笑。
罗援没有他父亲那么神秘，相反更为高调，也自然更有名，在民间的影响力也更大。用罗援自己的话来说，他近年频频发表各种“理性鹰派”的观点。他的“善战方能止战”等一些观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如“设立海岸警卫队”、设立三沙市等）也不断为决策者所采用。因此，中国民间一些支持他的声音，把他看作是“新时期军人维护国家利益”的代表人物；而反对他的声音，则把他称为“军人干政”的代表。
吴建民，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年轻时曾为***、周恩来担任法语翻译，20世纪90年代出使日内瓦，其间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在联合国会议就人权问题制裁中国时，举手反对的场景。
中国民间第一次认识到他的鸽派色彩，是2005年中日民间风潮风起云涌之时。吴建民当时在媒体上公开呼吁“要爱国，不要害国”。多年来，吴建民利用各种场合呼吁，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合作共赢的道路，人类已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切忌高举战争的旗帜。
虽然罗援和吴建民两人从未有过当面交集或正面交锋，但两人的观点散见于各大媒体，各自的背后都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和反对者。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截然相反的观点不但能聚集成阵营，而且还会迅速形成“口水交锋”，并在互联网上一波一波地发散开去。
两派分歧的核心，是对中国所处环境的研判：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是否将面临一个日益冲突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与这一研判紧密相关的是对中国战略举措的设计：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究竟应该更多地强调以斗争捍卫国家利益，还是以合作共赢取胜？
但若把这一命题向纵深推进，明眼人都可看出，斗争与合作在今天的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斗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争，肯定是中国对外关系未来的基本态势。问题是：其间的“度”如何把握？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邀请罗援和吴建民，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对话或“对决”。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想法在日那天得到了实现。
2015年：类似1969年和1992年的战略抉择？
此刻，罗援和吴建民两人一起来到了酒店西餐厅。
一同到来的还有吴建民的朋友、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前负责人吴松营。
虽然那天我的主要客人是罗援和吴建民，但吴松营在早餐聚会上却似乎成了主角。这不但是由于他的能说、能侃，同时更由于从吴松营嘴里说出的故事，确实能在瞬间把人吸引住。
说起吴松营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起他1992年年初部署写作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很多人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当年***南巡时，吴松营不但是参与随团记录的记者，而且还是直接部署将这一消息发往全国的负责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年初，中国被一种沉闷、保守的政治氛围所笼罩，向“左”转是当时全国上下的主基调。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最安全的生存之道。
1992年年初，88岁高龄的***抵达广东，发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呐喊，并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
虽然吴松营作为《深圳特区报》的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南巡讲话”的记录，但当年发表这篇报告，《深圳特区报》可谓冒足了风险，因为事情的整个过程并非坊间流传的那样是***的事先安排。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即便是***，在1992年要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也遇到了极其强大的反对势力。
《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上层保守部门的人士对《深圳特区报》横加指责，并开始动员手中的权力，准备对该文的主要作者的负责人进行处分。吴松营本人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直到忽然有一天，中央电视台来电，要求提供***“南巡讲话”的镜头画面，并表示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情况才有所改观。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篇幅播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全文，***南巡才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扭转中国政治进程的里程碑。
这种情形，十分类似1991年年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所面临的情形。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作者之一、当时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也是我的另一个节目《震海听风录》的多年嘉宾。周瑞金有一次告诉我，“皇甫平”文章见报后，他本人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受到不公正待遇，原定到香港《大公报》任职社长的事情也被撤销，直到1992年***南巡后情况才得到舒缓。
1992年，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关键年份。在这之前的两年半里，中国国内刚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舆论一片欢呼，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而中国舆论浸透在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浪之中。中国何去何从？世界潮流究竟是继续和平与发展，还是将面临持续的冲突和摩擦？中国到底是继续对外开放，还是就此封闭和隔绝于世界？
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年初的中国，似乎处于与世界全面的对立和对抗之中。
当时，很多人心里有感、有思、有惑，但就是不敢说出来，充斥舆论的依然是“反和平演变”的主基调。世界在观望中国，西方世界恶意的人在等待中国灭亡；中国内部的一些人则举着“反和平演变”的旗帜，针对这股“中国崩溃论”迎头而上。
双方的对决如箭在弦上。
就这样，中国在彷徨中度过了两年多。1992年的中国，需要清醒地研判，更需要理性地决策和抉择。
这种对形势的研判和抉择，有点类似于1969年***对世界形势的研判。当时的中国，正在“文革”的动乱中挣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并进入军事对抗，美苏关系也在紧张之中。
1969年，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除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研判，当时中国的外交决策还有一个系统在起着作用，那就是以林彪为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紧随其后的“军委办事组”。其中林彪对形势的判断起着决定作用。那年6月间，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宣布了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判断和命令，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很显然，“军委办事组”认定：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但***有自己的想法。九大开完后不久，***就把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叫到一起。***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显然，***想摆脱九大政治报告和林彪主导的“军委办事组”的研判，而有自己独立的战略判断。于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四位老帅的每周“神仙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演了。说是“神仙会”，其实是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独立、深入、客观地研究和分析。
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在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后，国内外有一个讨论开始鹊起：苏联战略究竟是东移还是声东击西？
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联合签名，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呈周恩来。报告的观点与九大政治报告的基调截然不同。
关于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报告认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对反华的看法，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对美苏矛盾的分析，报告指出，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在后来延续了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也是在那一年，45岁的新华社资深记者王殊，被派往欧洲冷战最前沿的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记者。他在那里的任务，除了日常报道，就是针对下列问题展开调研：第一，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第二，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是否仍占主导地位？第三，中国和西德的关系如何发展？
王殊在欧洲通过实地调研，以翔实的材料和精辟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苏联的战略是向西，不是向东。
对于中国和当时联邦德国的关系，当时的国内政坛对此似有很深的偏见，普遍认为，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而王殊则通过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大胆提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在这一基础上，他建议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
1969年和1992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两个重要的年份。原因很简单，在这两个年份，中国面临极其重要的战略方向的抉择；而战略抉择的前提则是准确的战略研判。
1969年中国面临的战略研判是：中苏是否可能爆发大战？美苏是否铁板一块？欧洲是否为新的战争策源地？由于四位老帅和王殊等人的准确研判，***做出了与尼克松握手和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决定，在冷战环境下不但为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
1992年中国面临的战略抉择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此时刚刚经历政治风波的中国，到底是继续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还是与世界产生战略猜疑与隔阂？***选择了前者，而不是后者。
我们可以做下面两个假设：
　　1969年，如果***不委托四位老帅展开战略调研，如果王殊等人不提供准确、客观的第一手战略分析，那么中国很可能将在同时与美苏为敌的状态下，陷入十分不利的战略困境。
1992年，如果没有88岁的***的战略抉择，中国在1992年后的市场经济成就将不可能取得，中国将走上另一条通往“死胡同”的道路，今天的中国将不可想象！
年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虽然其形态、性质和程度都与1969年和1992年完全不同。
中国周边危机：从量变到质变？
这些年，所有人都看到中国周边局势正日益复杂和紧张。无论是与日本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的冲突，还是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都无不显示了这一点。
十年前，虽然因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但当时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东海能源问题，都没有上升为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更没有发展成为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局面。2004年年中，中日围绕东海油气田的争执开始白热化；2010年后，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开始上升。
2004年，我到日本防卫厅（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属下的防卫研究所调研交流，当时我们一致的意见是，虽然中日矛盾错综复杂，但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但2008年，我们再次见面，大家开始对四年前的这一结论产生动摇。因为在年间，东海局势开始持续紧张。2013年我们又见面研讨，大家讨论的问题已变为：中日如何才能避免在东海和钓鱼岛海域擦枪走火？中日究竟有无办法避免一场军事冲突？
这一切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发生在年的这短短十年间。
十年前，虽然中国与东南亚五国的南海主权争议早已存在，虽然2002年签署的《南海行为宣言》已经名存实亡，虽然“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已悄悄演变成“搁置主权有余，共同开发全无”，但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似乎还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南海海域也尚未出现紧张对峙的局面。
2004年下半年，我在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节目中，用连续四期节目的篇幅，阐述中国建设强大海军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中国需要在南海有争议海域迅速“先下手为强”，采用经济手段迅速在有争议海域展开开采工作。
当时，这一建议在许多朋友听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甚至觉得我有点杞人忧天，小题大做。但2014年，当中国的981钻井平台终于抵达越南附近的海域开采，却引来越南、美国的强烈反弹和各种冲突性的举措，最后不得不以暂时撤退告终时，人们却又觉得中国对这一切的部署来得太晚了。
确实太晚了！与2004年相比，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通过经济手段“先下手为强”的时机已经过去！
这一切改变，仅仅发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
同时，当2013年下半年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时，地区和国际各国一片反弹。甚至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开始正式启动的同一天，美日还派遣战机进入这一区域，直接挑战中国。相关的作业程序显示，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确实存在经验严重不足的现象。
十年前，美国仍深陷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淖之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反恐，中美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相当程度被掩盖或推迟了。2006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美“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中国核心智囊郑必坚发表文章回应，“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将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但仅仅过了三年，奥巴马上任，成功地从两场战争的泥淖中抽身，开始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喊出“我们回来了”，“重返亚太”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虽然其间遭遇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对峙和“伊斯兰国”对美国的挑衅等重大危机，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却始终没有重大调整。
从这以后，中国周边的局势开始日益复杂，许多十年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主要矛盾；一些十年前不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议题（比如钓鱼岛冲突和南海问题），现在却走到了擦枪走火的边缘，以致中国海军司令对媒体表示，中日冲突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擦枪而不走火”。
时至今日，中国周边的冲突，无论是正在激化的东海、南海局势，还是有所淡化的朝鲜半岛和台海危机，抑或是未来若干年有可能持续上升的香港问题，其背后似乎都能感受到美国的那只“无形之手”。
这一切微妙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五年里，甚至其激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两三年中。
民间情绪沸腾VS战略课题凸显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些年对周边局势的敏感性也在不断提高。我在2013年出版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经讲过两个小故事。我愿在这里复述。
故事一：2010年后，我曾多次到外地做关于南海问题和周边局势的报告。当我从历史、法理、战略和未来的角度，试图对南海问题做多角度阐述时，听众席上一些年轻的朋友往往会变得不耐烦，急急发问：“邱老师，您告诉我们，南海到底打还是不打？”因此，我常开玩笑说，莎士比亚曾说“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当到了今日中国，错综复杂的南海和周边问题，居然被简化成了“打还是不打”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
故事二：2012年年初，我到西南某大省给一些企业家演讲，讲的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演讲后茶叙，企业家们把头扭向一位大佬级的企业家，探寻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只见那位企业家沉思良久，然后慢慢吐出一句：“现在需要打一仗了。”此言一出，现场先是一片沉默，随即忽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回归到下面这几个基本的问题：
-究竟如何评估中国近年来的安全环境？
-中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正从合作共赢，走向日益摩擦和冲突？
-中国是否须做好以军事冲突解决周边问题的准备？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都已长久地存于许多国人的心中，只不过还没有人直白地把它们提出来而已。
只要看一下中国各地电视台晚间节目的内容，我们就可清楚。各大电视台的晚间节目，除了大型娱乐秀、电视剧，剩下的时政节目，就是探讨中国周边军事威胁的话题了。一时间，似乎中国周边都已危机四伏，军事冲突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同时，我们只要参与民间的茶余饭后的谈话，也可体会“南海：打还是不打？”背后的深刻集体心理背景。
35年的改革开放，换来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换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局面，但也出现了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日益错综复杂的情况。
中国国力迅速上升，是否必然导致国际格局和周边环境错综复杂？这将是个长期可以讨论、争论的命题，但下面的问题却在我们讨论、争论的过程中日益凸显，那就是：
-从现在开始，中国是否将进入持续的周边动荡乃至冲突之中？战争是否正在向我们渐渐走来？
-如果说冲突和战争正在向我们渐渐走来，那么这种渐渐走来的“战争步伐”，究竟是对中国所处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误判所致？
战略研判：高估风险？低估风险？
所谓误判有两种，一种是高估风险，另一种则是低估风险。
高估风险，可能导致极端、不必要的冲突准备，并扰乱中国本应有的平稳节奏和步伐，使中国陷入一种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巨大风险之中。
而低估风险，则可能患上“麻痹不仁症”，使中国面对巨大的风险而仍不自知，并进而进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境地。
今天的中国，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了风险？坦率地讲，对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没几个人能准确回答清楚。但几乎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又都无不徘徊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所以，我将年在战略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比作1969年和1992年的中国，即便其间的内涵、性质程度截然不同。
为了在民间引发对这一战略问题的公共讨论，我将目光投向了罗援和吴建民两人。
我在《当务之急：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中，曾对罗援和吴建民有过比较详细的描写。书中除了描写我与两人的交往经历外，还写了下面一段话：
罗援和吴建民，这在中国民间几乎是被从两个极端标签化的人物，前者被称为“中国最著名的鹰派”，后者则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鸽派”。然而，这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我的两档节目的常客。久而久之，我发现，罗援远非外界解读的那么“鹰”，吴建民也远非一般人认为的那么“鸽”。
日的早餐会，吴建民和罗援两人就坐在我的对面。如前所述，那天的早餐会，唱主角的基本是深圳特区报业集团的前负责人吴松营。整个早餐会，他都在大谈1992年***南巡期间，他作为报道组织者的亲身经历，以及后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曲折经历。
罗援和吴建民只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他讲，偶尔点头、微笑、插嘴……
虽然与节目内容无关，但吴松营的那次“神侃”，还是让我对1992年中国面临的方向性战略抉择，有了更多一层的认识和思考。
但我还是想把谈话方向往即将录制的“中国鹰鸽两派巅峰对决”上引导。
“震海，我对吴大使很尊敬。你不要试图在我们两人之间挑拨离间啊！”罗援看出我的意图，很快笑着“揭穿”我的意图。
其实，了解电视规律的人都知道，电视就像戏剧，首先要有冲突才能吸引观众。传统戏剧理论有起始、上升、高潮、下行、结尾等过程，电视谈话节目虽然没有这么严格，但其规律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对一场好的电视谈话来说，冲突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当然，冲突绝非吵架，但却一定要有多元视角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检验一场电视谈话节目的成败，自然有很多标准，但第一个标准就是，看完节目，若观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时间太短了”，那至少说明这台节目已紧紧把观众吸引住了；若观众的反应是“天哪，终于结束了”，那么节目纵有再深的思想需要传递，至少在形式上已完全失败了。
罗援是我多年的嘉宾，我们之间早已建立起了某种默契。他的“要求”，显然也有玩笑的成分。而吴建民倒没有要我“手下留情”的“要求”，似乎显得胸有成竹。
对于我把他们称为中国鹰派和鸽派的代表，罗援似乎欣然接受，只是加上一句：“那是美国人给我起的外号，但我要说明的是，我是‘理性鹰派’。”
而吴建民对于所谓的鸽派代表一说，则是笑而不语。
那天早餐的氛围不错，甚至还相当和谐。但这种和谐，很快就在节目录制开始后被打破。
二、中国鹰鸽两派的盲点和误区
那天的节目录制一开始，我就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氛围。用“唇枪舌剑”已不足以描绘当时的氛围，用“刀光剑影”恐怕更为合适。
吴建民声势“压倒”罗援？
请看下面的对话：
吴建民：震海，我认为你刚才描述我们周边的这些情况，有事实根据的一面，也有夸张的一面，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经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你说我们中国的战略处境，我们的安全处境目前是非常糟糕还是相对比较好？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跟你是有分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开始的安全处境非常糟糕，朝鲜战争打到家门口了，我们派了志愿军去。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中国在亚太国家的关系才展开。后来1962年跟印度打了一仗，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跟苏联人冷战，冷战了十年，双方剑拔弩张，当时是美苏的两极世界。
邱震海：那个时候是意识形态的年代，中国也很弱小，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作为大国正与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国产生利益冲突。
吴建民：意识形态一直是存在的。你刚才讲的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安全处境，我觉得你把它讲得非常严峻，你现在讲的好像战争一触即发，不得了了。我认为应当记住小平同志的讲话，不要将天下看成一片漆黑，好像不得了了。其实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可以利用的因素也多得很，我们的处境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罗援：现在我们周边，西方国家在对我们进行战略遏制，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吴建民：我觉得你从框框出发不行，还要实事求是地看。讲遏制，西方有没有人想遏制中国？当然有，从意识形态出发，但是你说这是整个西方的一致政策，我不赞成。
邱震海：中国和西方现在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我们看看中国和西方充满了一种战略不信任，包括代理人的冲突。中美之间的双边冲突往往通过东海、南海，通过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甚至也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很多载体产生。
吴建民：我认为你的“代理人冲突”的说法是一种容易使人产生误判的看法。冷战时期美苏对峙，通过代理人进行对抗。你现在好像把中美两家也看成“代理人冲突”，那我们就是类似美苏一样的激烈对抗了，这个是大的判断，要出问题的。你讲“代理人冲突”，我们的代理人是谁？你根本回答不了我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哪个代理人去打谁了？
罗援：是美国通过他的代理人跟我们对抗。
　　吴建民：现在美国跟亚洲地区盟国之间有共同利益，但是你马上把它上升到“代理人冲突”，把当年的美苏关系等同于今天中美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判。把西方看成铁板一块，这不符合我们党一贯的思想。我觉得要在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分析基础上就是什么呢？美国有没有人想遏制中国？当然有，有没有人不喜欢中国社会，仇恨我们？当然有，但是你要看一看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你想想看，我1971年去美国的时候，中美贸易额500万美元，去年5200亿美元，谁想到了？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共同利益推动它发展这么快。今天中美之间有没有摩擦？有没有斗争？当然有，刚才罗将军讲的一些情况都是这样的。美国有人不喜欢，所以采取一些措施引起中国人的不满。但是大局要有判断，就是***主席讲的。这个不仅是***主席这样讲，从小平同志开始就这么讲，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所以如果说看不到这一点，认为冲突是主要的，那我们就误判了整个形势。误判的话整个连下来，那就是所说的中美一定要大战，非斗得你死我活不可。
吴建民的侃侃而谈，在刹那间把我作为主持人的“咄咄逼人”都打退了。而罗援，也许是出于对吴建民的尊重（吴建民比罗援年长11岁），开始时并未展开猛烈反击，只是阐述事实。但这种对事实的阐述，很快又被吴建民推倒：
罗援：刚刚吴大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用事实进行分析。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把六艘航空母舰派到亚太地区，把60％的水面舰艇派到亚太地区，把60％的海外作战飞机派到亚太地区，那么我们就希望美国给我们一个解释了：你说不是在遏制中国，我们愿意相信这句话，但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你必须给我们做一个解释：你派出这么多军队，几乎是60％的军队移向亚太，是针对谁？光是一个朝鲜半岛问题吗？
吴建民：我觉得你存在片面性。你仔细看一看，美国这几年的军力到底变化多少？太平洋舰队原来就是最大的舰队，大部分都在那儿，你讲了60％这种说法，但美国人讲，他很多部队还是现在的情况，必须要放在前沿，为什么这样？我是这样看，你讲美国重返亚太，这个不对，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太，谈什么重返？
罗援：我不太同意。
吴建民：你举出数字来，罗将军。
罗援：我们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马上就要出版一个2013年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们详细地指出了在2012年到2013年美国有多少的舰艇、多少的飞机到了亚太地区，特别是在2012年到2013年，有8000人。
吴建民：这个8000人根本不算回事，当年越南战争美国军队在亚洲40多万人呢。
罗援：那时候的40万人和现在的8000人在质量上是不一样的。
吴建民：你不要把8000人看得了不起。
罗援：但它也是一个数量上的变化。
吴建民：数量上的变化就代表了对中国遏制？
罗援：可以说不针对中国，那美国必须做出解释：为什么你说不针对中国？
吴建民：这个就是我们如何来应对的问题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他当然要重视这个地方。你说美国重返亚洲就是针对中国，不一定，就看你如何应对。
罗援：但是美国的国防……
吴建民：针对我的，我马上跟你对抗？
罗援：美国国防部有个空海一体办公室，在2013年5月就已经……
吴建民：不要说美国军方，各国的军队都准备打仗，包括中国军队，哪国军队不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方面，你要说把军方的言论当成整个美国的言论，那好了，中国人没有办法，只有跟美国打吧。那怎么办？我们和平崛起还有可能吗？所以我觉得处理好中美关系非常关键。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针对我们的，我们只有对抗，这是对形势的误判。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为什么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邱震海：现在中国高层在谈论经济问题时，经常使用一个词汇，叫“新常态”。就中国对外关系而言，是不是也正在形成一种“新常态”？我们将告别过去合作大于冲突的状态。未来这种“新常态”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冲突将盖过合作？还是合作将依然可以消弭冲突？
吴建民：我对你这个“新常态”就很质疑，你的“新常态”想突出什么呢？
邱震海：就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了，就像我们的经济状态一样，我们正在面临质变，需要做好准备。
吴建民：中国的国际环境质变了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国面临大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是好的。为什么？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过去30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时代的主题变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对中国非常有利，你说质变了，好像这个世界天就黑了，这个判别是错误的。
罗援：倒不能说是“新常态”，但是中美之间是有一个常态，就是刚才吴大使引用的小平同志的一些话，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吴建民：这个不是***讲的。
罗援：这就是一个常态。
吴建民：你可以查，***没有讲过这句话。
罗援：但是小平说过斗而不破。
吴建民：***1989年讲的四句话：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是1989年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这样讲的，你这句话不是***讲的。
吴建民的侃侃而谈，显然已经盖过了所有人的风头。但讨论不能只是停留在表层，而要向问题的深处挺进。于是，又有了下面这一段对话：
邱震海：我分别问大使和将军一个问题。大使，您是不是过多地看重了合作大于冲突，从而低估了中国的战略风险？将军，您是不是高估了中国国际环境中冲突的部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战略研判非常重要。
吴建民：我觉得，对待今天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冷静。冷静是什么呢？就是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罗将军非常重视战争，中国过去饱受战争的祸害，所以我们对战争这个东西是非常警惕的，中国人对这一点是非常警惕的。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进入新世纪之后，战争解决不了问题。战争原来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威力无比的，国与国之间发生了冲突，矛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了怎么办？打，一打解决一切问题，几千年来人类都是这样。
邱震海：如果按照您的解读，今天世界整体的合作大于冲突。但是，您如何看冲突？冲突处于什么位置？
吴建民：冲突方面，从冲突各方来讲，没有人讲我要准备武装来解决，大家都主张和平解决。你还不要忘记中日关系，中日有一个和平友好条约，里面有一条，双方要用和平手段、外交手段解决相互之间一切分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主持下签订的，这条条约仍然在起作用。所以不要把分歧看得很重，觉得马上要打一仗。这种看法是一种误判。日本现在对集体自卫权松绑这一步，我们中国人看得很重。但是你说，他就违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吗？日本人宣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废了吗？
罗援：他没有，但是他实质上拥有了交战权。他原来是和平发展，现在想武力崛起。
吴建民：中日两家承诺，双方的一切分歧通过和平手段、外交手段来解决，这条他否认了吗？
罗援：可是日本又什么时候遵守承诺了呢？你看日本所有发生的这些战争，都是不宣而战。
吴建民：我觉得你要分清楚，战前的日本跟战后的日本是不一样的。战前的日本体制是什么？它是一个天皇的体制，定下来之后全国一齐出动。战后体制不同。
罗援：战后对日本的安排，最大的失误就是对天皇体制没有给予彻底清算。
吴建民：你对日本的情况要全面看。中日关系我认为也需要全面看。第一，中日之间共同利益还是主要的；第二，日本右翼的情况我们要高度重视，刚才罗将军讲的忧患意识我非常赞成，中国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这个不能够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看。现在比如讲军国主义的问题，军国主义在日本统治时期，它的国防预算、军事预算占到预算的80％，起码1/3，现在他军事预算不到1％，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夸大，以为日本马上要对中国发动战争，我看不到这种可能，今天的日本人民跟战前的日本人民不一样。
罗援：日本没有这个能力。他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图跟中国打一次全面战争，因为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840年、1894年的中国了，现在中国已是拥有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大国。如果日本要跟中国发生一次全面战争，日本将再次面临民族的灾难。所以我觉得日本不敢和中国打一次全面战争，但是局部冲突有可能。
吴建民：美国人也不希望他打。
罗援：而且，美国也不敢跟中国打一次全面战争。
吴建民：不是敢不敢的问题，世界变了。
罗援：敢不敢就是一种战略平衡的问题。你不管是高限平衡、恐怖平衡，但起码我在核威慑能力方面可以给你达到。现在民众中有一种忧患意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我们在1949年、1978年应该说是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个是建国，一个就是改革开放。那时我们试图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最后对我们形成压力的是谁呢？反而就是那些西方国家。所以说这个始作俑者并不是我们。我们愿意和美国搞好关系，但美国还是坚持冷战思维。奥巴马上台说我只当老大，绝不当老二。最近奥巴马又要说美国要领导世界一百年，所以说这两个是中美之间难以破解的结构性矛盾。
吴建民：罗将军不要犯时代的错误。杜鲁门主义出笼的时代，世界还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今天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你犯了时代错误之后，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罗援：你经常引用小平同志说的，现在的时代特点是和平与发展，但是不要忘记小平同志下面紧接的一句话，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的问题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更加复杂。现在和平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然是要保持一种警惕了，战略上的警惕。
吴建民：保持警惕，我始终是赞成的。我刚才已经讲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任何国家在实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国防现代化，中国也不例外。
罗援：那为什么中国一提出国防现代化，西方就说中国军事威胁论呢？
吴建民：这是一部分人。你不要把一部分西方人看成是全世界的意见，认为那不得了了。
读了上面这一长段对话的文稿，不知读者诸君有什么感受？吴建民和罗援，一个被我称为“中国最大的鸽派”，另一个被我称为“中国最大的鹰派”，谁说得更有道理？两人讨论（或争论）的焦点是否集中？有否失焦？
必须看到，这是两人对话节目的第一集。如前所述，在对话开头，也许是出于年龄原因对吴建民的尊重，罗援比较忍让，用我的话来说是“隐忍”，而吴建民则似乎“咄咄逼人”。真可谓“鹰派不鹰，鸽派不鸽”。
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反映明显“不过瘾”，对第二集的期待就更高了。
罗援绝地反击
日，“中国鹰鸽两派巅峰对决”第二集如期上演。
节目开头，我以平缓的语气开始了主持，但这种平缓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激烈所打破：
邱震海：吴大使，您上次说，中国的国际环境是合作大于冲突，但是您怎么看我们的主动出击自卫？
吴建民：我讲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有些事情过去没有力量处理的，现在有这个力量了，要处理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并不能够改变我们基本的战略。中国的战略是什么？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是我们基本的战略。您讲的，好像过去我是忍让，现在我要斗争，这个看法我不赞成。过去我们当然有斗争，你看1989年之后，我们跟美国斗得多厉害，斗得很厉害。
邱震海：但是问题是，过去我们没有能力处理，现在我们有能力处理一些事，我们开始主动出击的时候就会引起冲突。而这些冲突一旦掌控不当的话，就会引起小规模乃至中规模的冲突，尤其是民间情绪的纷扰。
吴建民：中国的崛起势头很猛，引起了别人的一些复杂的感情，所以中国采取什么行动人家就非常警惕，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面临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和平崛起的战略我们要放弃。如果你认为，过去是忍让，现在要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
罗援：这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应该放在一块儿，你不能把韬光养晦作为我们的外交战略。对于小平同志这个说法有几种版本，其中我听到刘华秋同志讲的一个版本，叫“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讲了四句话，其中他讲到韬光养晦下面紧接着的是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如果要从一个完整的外交战略来看，就是应该把这两句话结合到一块儿，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该韬光养晦就韬光养晦，该有所作为就有所作为，就像我们的军事战略。我们军事战略叫什么呢？叫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你不能把积极和防御两个词割裂开，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邱震海：但过去的观念，我们可能更多地看到韬光养晦，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有所作为。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我们现在似乎正走在这个路上，我们这个“度”到底如何把握？我们现在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领土与主权问题。过去我们可能相对多的是比较忍让，或者搁置，现在我们有能力处理，我们主动出击，但是主动出击就会产生冲突。如何处理冲突？一有冲突我们的民间情绪就开始激昂了。
吴建民：我觉得是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坚信一条，这个世界，这个潮流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时代的足迹变了，这是一个大的潮流，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潮流就要出大问题，从中国来讲这个时代变化太重要了。
罗援：和平发展虽然是我们的一个大框架，但是是一个我们正在追求的理想，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它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美国几乎四年打一场大战，那你怎么说它是和平呢？而它在我们周边进行这种遏制，吴大使认为它不是围堵，但是我认为它还是一种围堵的态势，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说它就是和平的问题全都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一种战略上的警惕。
邱震海：其实从二位的阐述当中，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公分母，就是世界的合作一定是潮流，但万一有冲突的话也应采取斗而不破的这种方法，以斗争来换和平。
吴建民：这股潮流来了，和平发展或者说共赢潮流来了，你跟它对抗肯定倒霉，美国不是发动两场战争，倒了大霉吗？***讲的新的安全观，他不是对抗，不是不对抗，而是通过合作，有些矛盾通过寻找利益的会合点，在利益会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使共同利益进一步发展，建立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况下，双方基础更加牢固了，就可以更好地、更加全面地、更加顾全大局地处理双方的战略问题。
罗援：这里头还有一问题，就是我们讲的是和平发展，但是和平发展并不等于我们已经挂起了免战牌，什么问题我都逆来顺受，战争仍然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有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之分。
吴建民：你刚才讲的战争问题好像就是逆来顺受，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哪个国家敢打中国，我看不见，敢打中国吗？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看不到。
罗援：这种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现在日本就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
吴建民：日本马上要打中国吗？外来威胁不能低估，高估也不对。
罗援：更多是和平麻痹。
吴建民：看到时代潮流并不是和平麻痹。
罗援：时代潮流也不是和平麻痹。面对时代潮流，我们仍然要有两面，就是争取和与准备打，你必须两手都要做好准备。如果咱们只有和的一手，没有准备打的一手，那留解放军没用，留着解放军干什么，解放军就是要保卫国家，保卫主权领土完整的。
吴建民：解放军准备打仗，这个毫无疑问。
罗援：对，这就回到主题了。
吴建民：时代变了。
罗援：时代变了，解放军可以解散了吗？
吴建民：从革命的时代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你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从战争与革命进入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形成了一股潮流，谁要抗拒这个潮流是要倒霉的。所以中国人当然要强大的国防，但是中国人绝不能举起战争的旗帜。安全观也不是打出去，而是我们要强大的国防，我们还要通过合作的办法来使得国家更加安全。
罗援：现在并不是我们要举起战争的旗帜，是有的国家准备举起战争的旗帜，我们必须要进行自卫。
辩论进行到这里，作为主持人，我忽然觉得吴建民和罗援两人似乎在各说各话。吴建民讲的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罗援似乎并没有否认；而罗援主张的针对挑衅需要出击的主张，吴建民也没有否认。关键是：和平与发展不是麻木不仁，而有力回击挑衅也并非一定要发动战争，而其间的“度”究竟如何把握？
于是，我果断打断两人的“自说自话”，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又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吴建民：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度”是和最大利益相联系的，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或者最大利益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中国人要非常清楚，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中国赢得这个发展势头很不容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才出现这样的势头，这个势头是最重要的。
邱震海：但是中国一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假如说我们把和平发展称之为“道”，那必要的斗争是不是一种“术”，是道与术的关系？斗争是为了服从于和平发展，以战促和？
吴建民：小心，不要轻易言战，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人在对外关系当中要小心。
罗援：善战而不言战。
吴建民：以战促和，这个不能听。今天，战争不能够轻易实行。你看***主席关于安全观的说法，他不说通过打取得安全，他从来没有。刚才罗将军阐述得很好，他是通过综合的方法另外取得安全，这个世界变了。
邱震海（转向罗援）：怎么忽然大使开始同意你的观点了呢？
罗援：这本来是真理嘛。
邱震海（笑）：你这里掌握着宇宙真理。
罗援：刚才大使讲的很重要，现在我们要保一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几百年难得的这么一次，不要轻易打断。但是大家看看这个战略机遇期，以前我们曾经在世界排名第五、第六，也就是几年时间，现在排名世界第二，这就是战略机遇期带来的和平红利。但是这个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清楚，只能去争取、去维护而不能守成，完全守战略机遇期，最后是守而不成。所以现在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呢？刚才你提到领土主权问题了，就领土主权问题你怎么来看？现在我们国家把国家利益分成了核心战略利益，核心战略利益怎么界定的？第一个就是国体、政体不容颠覆，第二是主权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第三就是发展力不容中断，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战略。所以维护核心战略，必须要有一个底线，主权领土完整不容侵犯，我们不拿领土去换和平。
邱震海：但问题是，现在中国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个坎儿，就是比如说，过去我们是被动接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西方人制定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个游戏规则是强者制定的，那么现在中国要参与塑造游戏规则。
吴建民：你讲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意思？
邱震海：你比如说要不要改变现状，就说钓鱼岛问题，日本现在就指责说中国不断地派船去，你要跟我谈，那问题是我如果跟你谈，你愿意跟我谈吗？
吴建民：这是一个争端，不是游戏规则。
邱震海：我先通过冲突把你拉回到谈判桌上，这也不失为是一个斗争的手段，关键问题是这个“度”要把握在哪里？
吴建民：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清楚。第一，我们要有强大的国防，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我们对于世界的变化要有清醒的认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从我们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看，共同利益大大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大局，就会看到我们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有一些分歧，是很大的分歧，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很动感情的。领土主权问题无非就两种办法解决，一种是打，一种是谈。游戏规则是什么？和平解决争端的游戏规则，这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中国也是一直坚持这个东西。
邱震海：但问题是你愿意跟人家谈的时候，人家不跟你谈。
吴建民：这个就是有一个过程，所以你就打吗？这个太简单化了。
邱震海：所以你就必须逼着让他走到谈判桌上来。
吴建民：当然这个有一定的较量，毫无疑问，但最终我们还主张和平解决。
邱震海：现在您也同意这较量，关键这较量的“度”把握在哪里？
吴建民：不要损害我们的最大利益，我们的最大利益是保持和平、保持发展的势头，这是最大的利益。不要把21世纪头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给耽误了，这是不轻易言战。
邱震海：这是中国的大度。
罗援：有一个战略问题和一个战术问题，就像我们谈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略上我们采取一种守势，是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在战术上有时候要采取一些进攻行动，也就是战略和战术是有区别的，全局和局部是要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保持整个战略机遇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难得的一点，但是在我们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出手有多种可能。
吴建民：该出手的时候指什么，是打仗吗？
罗援：不一定是打仗，现在还有很多非战争军事行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伐兵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但也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手段。在此之前，应该用我们的智慧谋略包括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
吴建民：今天谁敢打中国？首先这个前提你就没有看清楚。
罗援：1894年、1895年的时候，清政府都认为日本不会打中国，最后怎么打上了？
吴建民：现在不是1894年，现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罗将军，你的问题是犯了时代的错误。
罗援：我没有犯时代的错误。
吴建民：你看不到时代的变化，这要出大问题的。今天战争能解决问题吗？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中国现在领土争端问题，通过战争能解决吗？
罗援：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最后才被列强所欺负。
吴建民：你以为打就能解决了，这根本就是错误的。
罗援：我们不想打，违反时代特点的不是我们，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是他们违反了时代特点。我们必须要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人家打来，我们被动地接受战争，那时候你才真正违反了时代的特点。
吴建民：你不要绕圈子，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战争能解决问题？
罗援：反侵略战争能解决问题。
吴建民：现在有谁打中国？
罗援：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对中国形成遏制，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对手。
吴建民：遏制跟打是两回事情。
罗援：你只有做好打的准备，才能遏制他；如果没有打的准备，他肯定要欺负你。
吴建民：这是另外一回事。
罗援：不是另外一回事，这绝对是一回事。你没有打的准备，没有强大的国防，他肯定欺负你。中国近代史这么多年来，我们受侵略、受欺负就是由于没有强大的国防。
吴建民：今天谁还敢欺负中国？
罗援：美国把他的飞机、军舰派到我们东海、南海进行侦察，这是谁做的？
吴建民：是在交涉。
罗援：这么多年解决了吗？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你说和美国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他现在在12个领域内限制和中国的交流，不是我不跟他交流，是他不跟我交流。
邱震海：允许我分别问大使和将军一个问题。吴大使，您说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当您把这个底线亮给对手的时候，会不会把底泄露了？
吴建民：不对。
邱震海：罗将军，当您说敢战方能言和时，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把我们本来是“术”的冲突变成“道”的冲突，影响了中国整体的和平发展战略？
吴建民：我先回答你的问题。什么底线泄露给对手？底线是什么，要维护和平发展的势头，这个发展势头是我们最大的底线。
邱震海：但在您的思维中，战争基本不是一个选项？
吴建民：战争是这样，我觉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你说谁敢打中国？我们有强大的国防，也有核武器。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到哪个国家有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邱震海：我们谈的战争，不是大规模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可能是一场小的战役，但是能够扭转乾坤，能够打出一片战略局面，就像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
吴建民：不要把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情况混淆在一起。现在你想想看，领土争端怎么解决？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打，一种谈。打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现在钓鱼岛问题打能解决吗？所以我觉得要看到有一些问题今天能够解决，有一些问题明天能够解决，有一些问题后天能够解决，千万不要把今天解决不了的问题硬要拿到今天来解决。
邱震海：将军，请您回答我的问题：对您来说，敢战方能言和，会不会一不小心干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局？
罗援：在一战以后，当时欧洲弥漫着一种泛和平主义思潮，或者绥靖主义思潮，最后导致了二战的爆发。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存在一种严重的麻痹情绪，最后也导致了失败。言战并不就是要战，但必须要做好战的准备。
邱震海（对吴建民）：罗将军说的绥靖主义、和平麻痹等等，在您身上有没有存在？
吴建民：我认为，他完全把时代搞错了。他把一战拿出来比较，认为1914年和2014年很相似，完全跟西方有一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差不多。罗将军，你听我讲完。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打完仗之后割地赔款。打完阿富汗战争，打完伊拉克战争，敢割地敢赔款吗？解决了什么问题？甲午战争解决了问题，今天能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时代变化带来的结果。
　　罗援：在同一时代，美国1999年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把我们的飞机撞下来。美国的飞机抵到我们的家门口进行侦察，是友好的表现还是敌对的表现？这不是在同一个时代中吗？在同一时代中，小平同志在1979年还打了对越反击作战，1988年打了赤瓜礁之战，1974年打了西沙海战，这不是解决问题了吗？如果你说战争问题已经完全消失了，那留解放军干什么？
吴建民：我什么时候讲过战争消失了？
罗援：你说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吴建民：我是说现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大国之间的战争打不起来。
罗援：我也同意。
吴建民：这是一个关键，局部战争在进行。
罗援：打不起来是因为我国有强大的核力量，形成了一种战略上的平衡，如果战略失衡，这种危险性仍然存在。
吴建民：什么叫平衡？中国的武器跟美国的武器一样就平衡了吗？
罗援：你能把我灭一次，我能灭你十次，一样。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就是这样。
邱震海：我相信将军和大使，我们当然都是为了国家，和平发展是主流。现在的问题是，将军说敢战方能言和。我问大使，您究竟是反对中国的军力发展，还是主张中国军力发展到一个“度”，然后慢慢去维持适度的增长？
吴建民：“度”在什么地方？军事发展不是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苏联搞军备竞赛搞垮了，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什么叫平衡？我刚刚问罗将军，跟美国一样叫平衡吗？那会把中国引向军备竞赛，是一条死路。
罗援：战略上的平衡不是说数量上的平衡。战略上平衡，就是***讲的，你有核武器，我有核武器，你是一个大指头，我是一个小拇指，这也是战略平衡。在其他方面我同意，我们不和美国搞军备竞赛，因为我们的战略目标不一样，我们的战略起点不一样，我们的战略投入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可以搞不对称的发展，这是我同意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如果你说这种战争准备都不需要了，完全用和平来解决问题，那解放军可以不叫解放军了，改名叫和平基金会，你说这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了？
吴建民：你这个看法是一种歪曲。
罗援：这不是歪曲。
吴建民：歪曲是什么呢？
罗援：因为你在犯时代的错误，时代性的错误，小平同志讲的这个和平问题并没有解决。
吴建民：时代性错误没有解决，现在就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你看美国就是这样，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
罗援：但是谁放弃反战争的旗帜，就更倒大霉。
吴建民：我什么时候讲放弃反战争的旗帜？
罗援：所以你不能把战争和反侵略战争混到一块儿，我是说准备反侵略战争，你说我要动手，我就要进攻别人去搞侵略战争吗？
邱震海：其实，现在大家都不是把战争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都是把战争作为一个策略的，关键是这个策略的手段。
罗援：最后手段，但是你没这个手段肯定要挨打。
吴建民：这一点我没有分歧。
罗援：没有分歧那就对了。
吴建民：中国人绝不能举起战争的旗帜，好战是不行的。
罗援：我们举和平的旗帜，但我们更要举反侵略战争的旗帜。
吴建民：谁对中国要发动侵略战争？
罗援：没有吗？就说我们是不愿意和美国打仗，但是基辛格讲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就是，你如果真把中国当作敌人，中国就很可能是你的敌人；而且我们还有一位女将军讲过，如果你真把中国当作敌人，那我们就强筋健骨做你合格的敌人。
邱震海：其实我们谈的战不一定是战争，而是一种冲突，需不需要一种适度的冲突来把你的对手拉回到谈判桌上，同时来完成构建一种新的游戏规则这么一种新的进程。
吴建民：中国绝不挑起冲突，但是你要挑衅到头上来，我要给予必要的反击。
邱震海：但是你怎么去改变游戏规则？
吴建民：我觉得震海，你老讲游戏规则，你给我讲讲游戏规则，怎么去改变，你讲清楚。联合国宪章做了规则规定，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当然要维护这个游戏规则。现在我们跟周边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出现争端，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人家也赞成和平解决，没有一个说我要战争来解决，没有一个，全世界多数的舆论主张和平解决。所以你一转到要改变游戏规则，要改变什么，我就觉得思想有点模糊，你要改变什么不清楚。
罗援：日本他就在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改变在二战以后对他制定的一些规则。安倍晋三在竞选的时候，竞选纲领中就有一项，要在钓鱼岛上驻军，这是不是要用军事手段、用武力来解决？
中国已无法回避冲突和战争
一场唇枪舌剑，确实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呆了，想必也把读者诸君看得喘不过气来了。
但坦率地说，这场对话（或争论）气氛的火爆，远较其思想内涵更引人注目。外交家吴建民和解放军少将罗援，两人都是中国著名的公众人物，而且各自都对决策层和民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两人却发生如此“刀光剑影”般的舌战，却是不多见的。
从某个角度说，这场争论之所以“刀光剑影”，反映了中国发展在对外战略的抉择和研判上，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对这一问题，关心的人很多，困惑的人很多，寻求答案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相持不下的人也很多。
这是国家发展方向走到十字路口的典型特征。
有人说，我也许在节目开始前就为两位设定了A角、B角。我听了这话就笑了，凡是近距离了解我工作的人都知道，我一般很少在节目开始前与嘉宾做详细沟通，要的就是其现场自然发挥的效果。
这一做法并非我的“独创”，而是来自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王牌主持人拉里·金。拉里·金曾长达26年主持王牌电视谈话节目《拉里·金现场》（Larry King Live）。拉里·金的老练、圆滑的主持技巧，使该节目成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晴雨表。他的一个经验或诀窍就是：不和嘉宾做任何事先沟通，这样才能在现场发挥出最自然、最独到的效果。
“中国鹰鸽两派巅峰对决”一连两集完整播出后，有人说，罗援太隐忍；也有人说，吴建民太霸道。有网友高度称赞罗援的观点，激烈反对吴建民的看法；也有人认为，吴建民说得有道理，意味着世界发展的方向。
作为主持人，我不想对此发表个人意见。但作为节目的策划人和主持人，我却有点不满足。由于现场气氛激烈，也由于节目容量有限，很多更为深入的角度无暇触及，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吴建民和罗援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国面临的环境是战争还是和平？”
30多年前，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早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也愿意无私帮助；更何况那是一个冷战年代，世界有美、苏两家撑着，中国尽可以埋头发展。
但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崛起国正在客观上挑战作为守成国的美国的地位。于是，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这里有人性的弱点，也有中国本身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就人性的弱点而言，矛盾产生后的第一反应是冲突。即便是情绪或言语上的冲突，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是大多数人的自然特点，也是大多数人的弱点。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我们能改变人性的这一弱点吗？
更何况，中国有句古话“置之死地而后生”。有时候，适度的冲突，反而是走向和平与理性的保障；过度的忍让，一味理性，有时反而会被对手认为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差距。理想主义告诉我们，凡有矛盾发生，必须以理性至上，通过寻找利益的共同点，以合作化解分歧。但现实主义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们的认知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当你的对手不理性时，你的理性反而会被对手利用。
更复杂的一面在于，“置之死地而后生”，以适度的冲突换取和平，这里的“度”如何把握？若“度”把握不好，那么“适度”就变成了“无度”，而且冲突一旦发生，双方的情绪就很难控制，局面很难收场。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冲突和血腥，这当然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需要汲取和避免的。但一味的谦谦君子，是否就能换来别人对你的地位的认可？须知，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规则是强者制定的。今天世界的规则，无疑是西方国家在其最强盛时期制定的，其具有“普世性”的一面，但也有维护西方利益的另一面。如今，中国作为后来者要参与其中，尤其是要改变部分游戏规则，西方的第一反应就是“且慢”！当吴建民说，中国实力强大后，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没有能力处理的事务时，西方的第一反应也是“不可以！这是老早就定下的规矩”。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暂时“按兵不动”，默认西方制定的规则，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与西方“好声好气”地商量。但可以想象，这一选择换来的是西方的不理不睬和趾高气扬。
第二，做出一些具有刺激性的举动，实施“合理冲撞”，但换来的是西方短期的指责“以强力改变现状”。但最后出于无奈，西方还得回到谈判桌上，与中国商讨新规则的制定。
***早年夺取江山时，针对蒋介石，就曾有“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说法。试想，若***当年书生气地“只谈不打”，蒋介石恐怕也不是省油的灯。我曾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写过，当我坐在电影院看《建国大业》一片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充满了种种的唏嘘和感慨。
感慨之一是，在1945年那个中华民族的关键年份，若中国各政治立场的精英们能多一点妥协精神和理性精神，恐怕后来的内战就可避免，中华民族将可少走许多弯路。
但感慨之二是，在那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不可能想象哪一方会具有真正的妥协和理性精神。当时，只要中共有任何一丝和平的意愿，恐怕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消灭。
今天和未来的国际秩序也是如此。虽然人人都说，人类进入了21世纪，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环顾左右，人类处理利益冲突的基本方式改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可能性不大，但国与国之间争取自身利益的基本方式，还是通过紧张、对抗与冲突，采用心理博弈的方式，让对手感到威慑并有所屈服。
几千年来，国与国的纷争，无非是围绕着生存空间、生存资源和生存环境而展开。这几乎是人类千古永恒的命题，而冲突、暴力与战争，几乎是纷争与生俱来的伴随手段。
时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5年。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在出现和平的同时，也出现了理性处理纷争的曙光。
古代和近代，欧洲土地上烽火连绵，所有的老牌帝国主义都出现在欧洲，所有的大国平衡和博弈的手段，也都曾出现在欧洲。
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出现了“以融合消弭冲突”的思维，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重要的国家——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千年宿敌，后望千年烽火留下的残垣，前瞻欧洲未来的和平与繁荣之路，下决心捐弃前嫌，克服人性的弱点，携起手来，共创未来。
我经常用“十指紧扣”来比喻欧洲的这一联合进程。当十指分开时，要斩掉别人的手指十分容易。但十指紧扣时，你把别人的手指斩掉，也意味着斩掉自己的手指。
这是一种智慧，也是欧洲千年烽火后，用多少代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
当然，有人会说，欧洲当时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那是冷战年代，德法同属西方阵营，而且欧洲的文化和宗教相对比较统一，有利于整合。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我要说的是，人类的经验与智慧是有区别的。经验因其时空环境不同而无法照搬，但智慧却是可以借鉴或顿悟的。
以欧洲的情况来说，冷战后的时代背景，以及欧洲文化的相容性，这属于欧洲的经验，未见得能被东亚地区照搬。但欧洲的智慧，却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们可以顿悟的，那就是：第一，邻居不可改变，利益纷争永久存在，要么战争，要么通过另一种融合的办法来消弭冲突；第二，大国崛起态势自古就有，但如何处理大国权力转移中出现的矛盾，却可以有另一种思维。
经常关注我的言论和思想和朋友，对上面这番论述可能不会感到陌生。最近十年，我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平台，阐述过上面的思想。
但这番思想在今天的东亚，大多遭遇惨淡的命运。
必须承认，人类智慧的提升是有阶段性的。正如孩子不可能跳跃式进入成人阶段一样，不同地区的人，因其不同的背景、经历和顿悟过程，必然会呈现不同的思维和认知特征。
就亚洲而言，今天这个地区的错综复杂程度，远超过1945年后的欧洲。再加上这个地区的人们，由于各种原因，似乎都还缺乏产生1945年后的欧洲的那种智慧的心理土壤。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虽然大规模战争难以想象，但这个地区人们处理国家利益纠纷的首选手段，依然是对抗、冲突，而不是融合与合作。众多错综复杂的因素里面，自然也有无处不在的“美国因素”。
　　人们很难去指责或苛求这个地区的人们，只要想想中日钓鱼岛冲突、南海冲突的复杂性，你就能明白这一点。站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要国力上升的中国主动放弃在一系列领土上的主权立场，是一件极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要放弃警惕、抱团、威慑，似乎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是由这个地区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也许，50年或100年后的人们回首今天，会觉得好笑或有所释然。但他们的前辈，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一如欧洲人当年也无法摆脱局限一样。
因此，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要回避冲突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冲突乃至战争，很可能是未来中国需要面对的宿命！
当然，冲突乃至战争的规模有大有小，这完全取决于这个地区人们的承受能力和智慧水平。但要回避冲突或战争，在今天尤其是未来的中国，恐怕只是一种“鸵鸟心态”。
“和平与发展”：为什么错了？
更何况，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个经不住考验的命题。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提出，是相对于“战争与革命”的研判。后者是列宁在19世纪末做出的研判，那是一个帝国主义横行的年代，帝国主义争夺资源和利益的冲突，导致战争频仍，也导致革命兴起，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就是一路在“战争与革命”中度过的。
二战后，有人提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其理由是世界大战的时代已经过去，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也已不大。但这个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至今跨越70年，其实经历了两个时代，一是“冷战时代”，二是“后冷战时代”。
“冷战时代”虽然维持了40年的和平，但那是一种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平衡，世界每分钟都可能被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毁灭。
“后冷战时代”发展至今，表面上似乎没有世界大战，但其实世界进入了没有秩序的阶段。人们只要看一下这20年间发生的各种战争就可明白：波黑战争、卢旺达内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巴冲突。至于各种潜藏或酝酿中的战争，大部分都处于我们生活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核冲突、南海冲突、中日钓鱼岛冲突、印巴核冲突，还有前些年的台海冲突等。这其中的每一场冲突，都有可能燃起一场熊熊战火。
面对这么多的战争与冲突，我们还能说这个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吗？
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结束后的这20多年，全球战争与冲突爆发的比例，超过了“冷战时代”。这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