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承诺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外媒:日美向中国施压_新浪军事
东盟承诺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外媒:日美向中国施压
　　参考消息网11月14日报道 外媒称，就南海局势紧张一事，日本和美国13日发声敲打中国，敦促北京不要采取可能破坏南海稳定的行为。
　　据日本共同社11月13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亚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期待各当事方表现克制，不要采取可能破坏南海和平与稳定的事。”不过，安倍晋三没有对中国指名道姓。
　　报道称，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各声索方&&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以及台湾地区&&缓和紧张局势，确保最大程度的克制，并依照国际法来应对争端。
　　奥巴马强调了各当事方达成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必要性。
　　另据埃菲社11月12日报道，东盟国家领导人承诺寻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南海岛屿主权争端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报道称，菲律宾总统通信运营办公室秘书埃米尼奥&科洛马11月12日表示，东盟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是经济一体化，以及推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中国与东盟国家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科洛马强调，东盟国家普遍认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日本《读卖新闻》11月13日报道称，东盟峰会12日就南海问题确认了尽快制定旨在防止冲突的“行为准则”的方针，似乎只是照例进行了呼吁和平解决问题的议论。据认为，其背景是中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怀柔战略。
　　报道称，此前预料东盟峰会可能进行激烈讨论的南海问题，却出现了意外的结局。与会人士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说：“菲律宾将推进和平进程，在制定‘行为规范’上继续与中国进行谈判。”菲律宾迄今一直表现出强硬态度，但此次的表态却是温和的。
　　中国从今夏开始调整了一味强硬的周边外交，争取拉拢东盟。可以说，中国充分地利用了APEC峰会这个舞台。习近平10日与因开采石油问题而对立的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
　　报道称，中国对东盟峰会东道主也没有怠慢。缅甸总统吴登盛在APEC峰会前访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张德江委员长8日相继与吴登盛举行会晤，给予了破例的高规格接待。
　　中国目的是敦促东盟峰会东道主缅甸在南海问题上灵活行事。缅甸人士说，吴登盛总统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时协调了讨论南海问题的方向。
　　驻中国的东盟外交人士担心地说：“中国表面上进行对话，背后却在填埋岩礁。这是不使问题尖锐化，花时间来加强实际控制的战略。”、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资料图片：菲美海军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延伸阅读】印媒：越南在同中国的南海争端中寻求印度支持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9月26日，根据海军年度训练计划安排，海军东海舰队在南海某海域，组织复杂水声环境下战雷实射演练。
　　参考消息网10月28日报道 外媒称，印度媒体27日报道说，越南总理阮晋勇在同中国的南海争端中寻求印度支持，越南在同中国关系恶时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关系。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28日报道，阮晋勇目前正在印度做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将在周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据料会谈会涉及加强两国的联盟关系。越南和印度都和中国有领土争端。
　　北京在南海同几个东南亚国家都有领土争端，越南特别反对中国试图在南海岛礁建造飞机场和军事基地以加强对南海的控制。
　　阮晋勇接受印度报纸采访时说，越南希望印度这个地区和世界的主要大国能够积极支持有关各方，以和平解决纠纷。
　　5月中国和越南的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当时中国将一座深海钻进平台拖入靠近西沙群岛的有争议海域，引发了越南国内的反华抗议。
　　阮晋勇还对印度记者说，他将继续允许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船只访问越南。一个月前一艘印度海军舰艇进入南海靠近越南时，中国要求该舰艇离开，说那里是中国海域。
　　中国的主权要求几乎涉及南海所有区域。南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也有巨大的油气资源。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声称拥有南海部分区域。
　　印度和越南相同，长期同中国有边界争端。双方都指责对方军人越过边界进入自己领土。上月在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期间，数百中国军队被指进入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双方一度紧张对峙。
　　（ 09:25:00）
　　【延伸阅读】埃菲社：欧盟鼓励菲律宾“依法处理”南海争端
　　参考消息网9月17日报道 埃菲社9月15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15日鼓励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依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寻求和平解决与中国的海上争端。
　　巴罗佐与阿基诺三世在布鲁塞尔会谈后出席联合记者会。巴罗佐说：“欧盟鼓励各方通过对话和依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合作，寻求和平解决。”
　　巴罗佐指出，欧盟对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感到骄傲，并强调了条约中关于和平解决争端，拒绝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开展有效合作等原则。
　　报道称，阿基诺三世指出，菲律宾仍然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他说：“和欧盟一样，我们也认为唯一可行和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在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
　　阿基诺三世此行目的地还有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除了推动贸易和投资以外，阿基诺三世还希望为菲律宾与中国的海上争端寻求支持。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资料图：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24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针对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无端指责，澄清事实真相，并予以严词驳斥。 新华社记者牛晓雷摄
　　（ 07:22:34）
　　【延伸阅读】中国含蓄“敲打”澳大利亚：不要介入南海争端
　　参考消息网9月10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日同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在悉尼举行第二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9月7日发标题题为《王毅：中国也许不是澳大利亚目前最亲密的朋友》的报道称，王毅说，中国也许不是澳方目前最亲密的朋友，但中方愿意成为澳方最真诚的朋友。王毅的此番讲话被澳大利亚舆论认为是为了“敲打阿博特政府”。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去年曾表示，日本是澳大利亚在亚洲的“亲密伙伴”。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9月9日题为《中国和澳大利亚试图缓和紧张关系》的文章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悉尼参加第二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此次双边会谈由王毅和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共同主持。王毅和毕晓普赞扬了中澳关系最近的发展并宣称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寻求更深合作。
　　由于澳大利亚数名政界人物发表引起争议的言论，今年夏季中澳关系紧张。7月，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毕晓普宣称“中国不尊重弱者”。
　　8月，澳大利亚商人和议员克莱夫&帕尔默发表煽动性言论，称需要保护澳大利亚不被中国侵占，并表示要站出来反对中国“杂种”。
　　毕晓普和帕尔默的言论都暗示了中澳关系中的中心难题：两国政府迫切希望合作，尤其是在经济上，但同时在战略上都对对方怀有严重担忧。在澳大利亚，有人担心中国的军事建设及其在本国附近海域的挑衅行为。
　　与此同时，北京继续对澳大利亚在东亚的角色存在担心，尤其是考虑到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而且与日本关系日益紧密。没有答案的重要问题是，澳大利亚能否避免不得不在中国与该地区其他美国伙伴国间“进行选择”。毕晓普在接受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采访时强调，堪培拉能够同时维持这两种伙伴关系，而且北京也这样认为。
　　因此，此次外交与战略对话试图强调中澳的合作领域。
　　在经济领域，双方都仍致力于最后敲定一项计划中的自由贸易协定。
　　在安全问题方面，毕晓普敦促中国与澳大利亚在打击极端分子和圣战者方面深化合作，尤其是打击新成立的“伊斯兰国”。
　　对中国而言，其重大战略关切离本国近得多：南中国海。新华社报道说，王毅提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做到“四个尊重”：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国际法规，尊重当事国之间的直接对话协商，尊重“中国与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后两项原则向堪培拉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不要介入这些争端。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资料图片：澳大利亚辱华大亨克莱夫&帕尔默。
　　（ 07:48:57）
（新浪军事）
&&|&&&&|&&&&|&&
您可通过新浪首页顶部 “”， 查看所有收藏过的文章。
请用微博账号，推荐效果更好！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中越若和平解决海上纷争 可借此突破南海争端
中国总理李克强13日在河内同越南总理阮晋勇达成共识，双方将成立海上、陆上、三个联合工作组。其中成立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被普遍认为是中越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近来南海事务令人眼前一亮的进展。
众所周知，南海领土纠纷中，以中越争议的范围最大，&品类&最全。中越除了发生陆上边界战争，也发生了多次海上军事冲突和摩擦事件。至今双方除北部湾以外的海上划界尚未解决，越南还占据着中国29个南沙岛屿。而越南方面则声称连西沙也是他们的。
虽然黄岩岛危机突出了中菲海上领土争端，但中越南海之争隐藏着更大的爆炸性。最近几年中国成了越南国内民族主义的主要矛头，而因为具体海上摩擦以及河内鼓励美国在南海牵制中国，越南在中国舆论中的形象也已同两国海上冲突绑定。
尽管中国互联网上也有人夸越南的&民主进展&，但鼓动政府派军舰&夺回&南沙被占岛礁的声音显然更多。然而当中越将成立海上联合工作组的消息传来后，舆论的总体反应又是正面和接受的。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不仅中国政府，中国民间也很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纠纷。只要外界不逼中国，我们并无意把南海纠纷演变成显然中国人胜算更多的实力对抗。
领土纠纷是不能使劲&拱火&的，因为斗争的激情一旦燃烧起来，冲突的哪一方都无退路。
中越成立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不可能很快弥合两国围绕岛礁主权和海上划界的分歧，但这是双方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尽可能防止发生摩擦的重要姿态和举措。它不仅将提供两国处理纷争的直接管道，还将给两国社会增添彼此友好的信心。
没有国家会觉得有一寸领土是多余的，但东亚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再严重，也没中印目前涉及争议的陆地领土面积大。同样的争议导致过中印战争，也在今天中印对彼此关系的新思维中实际处于半搁置状态。南海争议或许一时解决不了，但它们不过多干扰地区内国家合作却完全是可能的。
越南是东南亚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中越南海纷争的时间长度和强度也都最突出，中越如果能通过谈判真的达成海上谅解和合作，对整个地区将具有示范作用。作为亚洲最严重的地缘政治难题之一，南海问题就有可能从这个突破口开始，呈现柳暗花明。
如果说中越纷争恶化总能找到理由的话，中越合作解决问题的战略牵引力其实更多。中越不少学者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都会立刻想到两国相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两国战略合作的特殊意义。越南的敌友性质会决定中国全球战略刚一走出家门口的感受，而越南作为东盟唯一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西方的潜在颠覆对象，它背靠友好还是敌对的中国，对其长远国家安全尤其至关重要。
外部有媒体称中国在&拉拢越南，孤立菲律宾&，而越南的重要性很可能比这一对照所呈现的更大。
当然了，中越海上纠纷十分复杂，牵扯到双方的核心利益，需要两国政府和社会都保持长期的清醒。领土纠纷总会要多严重有多严重，但多严重的问题也是可以管控的。中国不会放弃一寸领土，同时中国也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平稳和全面成功。看似必有冲突的这些意愿，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有能力把它们协调起来。中国应能做到这一点。
[责任编辑：胡楠]
相关新闻：
用户名&&密码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03/09 16:46
02/24 09:56
03/09 16:45
03/09 16:45
02/27 16:10
03/13 08:17
03/12 08:43
03/12 07:22
03/12 07:57
03/20 09:48
09/07 09:38
09/07 09:38
09/07 09:39
09/07 09:39
09/07 09:39
04/26 09:49
04/23 08:47
04/23 08:57
04/23 09:14
04/23 09:22
48小时点击排行
财经 · 房产
娱乐 · 时尚
汽车 · 旅游
科技 · 健康南海争端只能通过直接和平谈判解决
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南海争端只有通过直接和平谈判的途径才能解决，而且谈判只能在区域内有关直接当事国之间进行。
迈杰希说，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的谈判不需要中介角色。他认为，一个外部的仲裁庭对南海争端没有管辖权，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已多次声明仲裁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
迈杰希说，外部因素无法解决南海争端。“任何外部的国际组织或国家的介入都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阻碍和干扰因素。”他希望有关方面尽快恢复谈判，这与致力于解决冲突的国际努力是相一致的。（记者杨永前）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环球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环球时报系产品
扫描关注环球网官方微信
扫描关注 这里是美国微信公众号
扫描关注更多环球微信公众号【法眼·争端解决】江河、郑实：南海争端和平解决的路径冲突及其化解——以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为框架
我的图书馆
【法眼·争端解决】江河、郑实：南海争端和平解决的路径冲突及其化解——以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为框架
作者简介江河，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基础理论、国际海洋法。郑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基础理论。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海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JZD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声明本文原载于《政法论丛》2017年第5期，经作者和编辑部授权推送，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因原文较长，推送省略脚注部分，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内容摘要：“南海仲裁案”暂告结束，南海争端问题表面上似乎趋于平息，但该争端所隐含的矛盾随时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重新激化。中菲南海争端的基本事实表明，各国在争端解决路径上表现出的冲突从根本上源自双方对于国家主权属性的不同解读：同样从国家主权原则出发，若以其权力属性为本则倾向于选择外交方法，若以其权利属性为本则倾向于选择司法方法。从短期利益看来，中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为目的采取外交方法解决南海争端的策略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从长期利益考虑，中国要想在大国政治和国际法的互动中和平地解决国际争端，则可以在坚持外交方法解决争端的实践传统上重视司法方法的规则构建功能，在利用司法方法解决争端的同时参与到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之中。关键词：南海争端 &国家主权 &外交方法 &司法方法 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公布，中国政府对此发布了“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严正立场，认为该裁决是无效的且没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尽管，一方面仲裁庭在管辖问题与实体问题上极具倾向性的立场，削弱了其裁决结果的公正性并造成了该案在执行上的困境。另一方面中菲双方事后外交关系的好转和双边合作的加强，也使得仲裁结果的实质影响力明显减弱。但是，毋庸置疑，南海争端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有效的解决，相反，只要南海地区相关岛屿的主权归属得不到明确界定，那么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就将始终是一项悬而未决的国际法难题。因此，围绕中菲南海争端的基本事实，深刻反思其争端解决的路径冲突及其内在动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南海争端解决背后的深层法理，也能对未来中国和平解决其他国际争端提供方法论。一、南海争端和平解决路径冲突的缘起从中菲南海争端的基本事实看来，南海争端和平解决的路径冲突具体表现为：争端各方均从国家主权原则出发，但所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各异。究其根源，冲突的产生不仅源自于南海争端在性质界定上的困难，也是国家主权原则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内在矛盾使然。（一）国际争端的分类困境与南海争端的定性难题一般而言，国际争端主要发生于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而国际争端的基本类型则根据引发国际争端产生的原因不同分为：（1）法律争端；（2）政治争端；（3）混合型争端；（4）事实争端。前两种争端在传统国际法上分别被称为“可裁判的争端（justifiable dispute）”与“不可裁判的争端（non-justifiable dispute）”。法律争端是争端当事国以国际法为依据来主张其法律权利的争端类型，而政治争端则是不可或不愿诉诸法律方法解决的涉及到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等极为重大事项的争端类型。实际上，在国际争端的具体实践中法律争端与政治争端也并非泾渭分明，往往表现为含有政治因素的法律争端或者含有法律因素的政治争端。在大国政治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往往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所有国际争端或多或少地涉及国家的政治利益，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纯法律的争端。”南海争端以领土主权争端为其核心内容，而国家主权则是国际争端中最为基本的政治因素。因此，虽然菲律宾方面极力以法律争端来对南海争端进行包装，却也始终掩盖不了其兼具法律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基本事实。此外，国际法自身的原始性以及相应国际法律体系与规则的特性都加剧了国际争端在分类上的困境，而这也进一步造成了南海争端在定性上的难题。其一，与国内法层面由国家制定法严格界定的法律争端不同，由于国际法缺乏国内法律体系那样成熟的层级性与系统性，在争端的定性上就不可能完全区隔政治与法律的界限。并且，在对国际争端进行定性的过程中，争端当事方之间也难免会对争端定性存在许多分歧。在大国政治的影响下，即便是将争端诉诸国际司法机构，其自身对争端的定性也不可能保证绝对的准确。其二，争端的定性与其所对应的特定国际法体系的开放与封闭程度相关。如果该特定国际法体系的封闭性越强，那么其所对应的国际争端成为政治争端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建立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一个开放性的体制”，因而南海争端成为政治争端的可能性就较大，其在争端解决方式上就不限于《公约》的强制管辖机制，还包括了争端当事国的自主选择。其三，争端的定性还与其所适用的国际法律规则的精确与模糊程度相关。如果特定国际法体系的规则模糊性程度较高，那么对应的国际争端定性就较为困难。南海争端虽然以领土主权争端与海洋权益争端为基本内容，但由于《公约》本身就是各国间利益调和的妥协之作，其针对海洋争端解决的相应规则具有较高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极易造成争端各方基于不同立场做出迥异的解读。因此，仅根据《公约》的模糊规则来对内涵丰富的南海争端进行定性，势必会造成其在争端性质界定上的难题。由于国际争端在类型上难以界分，因而当事各国在解决相关争端时就会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并结合自身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来对相应争端进行选择性的定性。因此在中菲南海争端的具体实践中，中方便将南海争端定性为不适于裁判的政治争端而坚持通过外交方法解决，菲方则将南海争端定性为法律争端进而将其提交国际仲裁机构通过司法方法解决，由此形成了双方在争端解决方法选择上的差异。（二）国家主权原则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内在矛盾实际上，之所以会造成争端分类与定性的困境，更为现实根源在于国家主权原则对国际争端解决实践的影响。而国家主权原则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则是导致南海争端和平解决路径冲突的另一重要因素。一方面，国家主权原则赋予了各国维护其主权的正当性，因而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各当事国就会穷尽一切方法来维护各自的国家主权。在一定条件下，国家甚至会为了维护其主权完整性和独立性而在事实上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而各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的要求努力使争端以和平方式解决，即便通过努力未获解决也应当继续寻求当事各方均同意的其他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因此，在这两方面原则的要求下，各争端当事国就不得不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之间进行取舍。回顾早期国际法的发展史可知，绝对的国家主权观念导致了天赋的战争权利。各个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享有并且行使着天赋的战争权利。而这种以战争手段维护国家主权的做法，在传统国际法时代，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传统国际法甚至授权国家可以基于任何理由，以任何其愿意的方式使用武力。”这使得各国在绝对的国家主权原则之下饱受战火的侵害。直到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明确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规定在其内，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绝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改进。自此之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对国家主权原则的限制就一直存续。然而，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最为根本的基石，相比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因此，各个主权国家在解决国际争端过程的中便始终保持着二者之间的张力，在遵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前提下，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根本目的，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中选择更为有利于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方法。中菲双方在南海争端解决路径选择上的冲突，即是国家主权原则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之间内在矛盾的具体体现。二、国际法框架下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一般而言，“国家主权具有两个基本特性，就是对内具有最高权威性，对外具有独立自主性。”前者强调的是国家对内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权力面向，后者则侧重于国家对外参与国际实践的权利面向。然而，国际法框架下的国家主权除了具备对外独立自主的平等权利属性外，还表现出国家对外拥有一定程度控制力的权力属性。（一）国家主权的权力属性：实证国际法上的对外控制力在国内社会中，整个国家秩序的构建都发端于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反观国家主权概念的发展史，从最早的君主对臣民的最高权力到后来的人民主权下的分权制衡，都显示出以自由与平等为基本价值追求的现代法治理念。而之所以对作为国家主权概念所衍生的国家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正是出于保障公民权利层面的根本目的。这不仅是古典自然法学派最杰出的理论贡献，也是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学说的逻辑必然。如果认为国家主权起初以代表最高公共权力的利维坦形态而出现，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从而结束公民权利不受保障的自然状态，那么之后对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主权进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三权分立式权能划分，就旨在限制这种拥有绝对权力的怪物利维坦从而使其权力内部形成相互的制约以达到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目的。国家主权在国内社会所显示出的权力属性，随着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宪政主义的确立逐步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与限制。除了国内社会的秩序构建以外，国家主权的权力属性还对外体现在国家对外的国际交往之中，其以政治实力的表现形态影响和推动着实证国际法的规则确立。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历程上看来，国际法律秩序在价值上会渊源于国内社会的自然法，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则则依赖于国际政治的运作，这反映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缔结与生效的过程之中。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国际社会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亟需制定一个规范战后国际关系的纲领性规范来终结战乱所引发的混乱状态，以确保在战争结束之后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得到有效的维护和保障。而这种具有秩序奠基性国际规范的制定，在事实上正是由战胜国所主导的。也正是这种强有力的大国政治的实际运作在客观上确立了现代国际法的规范基础。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主权平等原则确立了各个国家在国际法律秩序下的平等地位，但从实践层面看来，少数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所享有的支配性权力实际上主导着国际法实证规则的形成并影响了国际法的实效。换言之，国家主权的权力属性不仅在国内社会透过一套秩序规则体现而出，并且由于国际社会的权力分散性，其在对外的向度上也发挥着一定限度内的作用进而使各个国家对外也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权力或控制力。（二）国家主权的权利属性：自然国际法上的对外平等权国家主权的权利属性，主要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具有的一种平等资格或身份，这集中体现在各个国家在参与国际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主体平等性上。正因为国家主权所具有的这种权利属性，使其区别于国内社会中国家所具有的绝对意义上的公共权力。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主权并非绝对而是呈现着相对化的特征。这不仅因为在平等的国际法律主体之间，一国的权利意味着他国的义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国际法视野下的国家主权本身就蕴含着各国法律地位平等的根本特性。换言之，如果认为主权对外所表现出的权力属性根源于实证法意义上国际规则的形成与确立，那么主权对外所具有的权利属性则更多的发端于自然法意义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念。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诞生以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就在自然法的指引之下被确立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之一。而这种主权平等的理念正是源自自然法的基本法理。亦即，在古典自然法的核心主张中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无论种族、国别、肤色、外表和能力在法律面前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都拥有法律所赋予权利和义务的资格。这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欧洲国际法的形成与确立中就体现为国家主权的平等性。在一定程度上，主权权利属性所表征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仅成为了现代国际法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构成了联合国的组织原则和法律基础。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国际实践看来，尽管在客观上国家有政治实力较强的大国与政治实力较弱的小国之分。但是在国际交往的具体实践中，无论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实力如何，各国总是秉持着其均享有国际法上平等法律地位的基本原则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往来。而这种主体平等的行为准则正是国家主权权利属性最根本的体现。三、南海争端和平解决路径的内涵解析与冲突化解从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出发，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一方面基于对外的权力属性表现出以国家实力为支撑的对外控制力，另一方面则基于对外的权利属性表现出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对外平等权。二者在国际争端解决的国际法实践中外化为外交方法与司法方法，奠定了南海争端和平解决路径的基本内涵。对于化解南海争端和平解决的路径冲突而言，中国除了坚持既有的外交方法解决争端的实践传统外，还可以重视司法方法的规则构建功能，力争在以司法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透过这一路径参与到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之中。（一）国家主权双重属性的外在表征：外交方法与司法方法在国际争端解决的具体实践中，争端各当事国对不同解决方法的选择实际上正是出于其对于国家主权属性的不同解读。若将国家主权的属性解读为权力，当事国则在争端解决方法上倾向于外交方法，而若将其属性解读为权利，则倾向于司法方法。这两种争端解决方法的不同选择事实上正是国家主权双重属性的外在表征。1.国家主权的权力表征：以外交方法解决南海争端国家主权对外所显示出的权力属性，使得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倾向于选择以谈判和协商为内容的外交方法来解决相关争端。作为国际争端解决的基本方法之一，外交方法一直是国际关系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争端解决方法。一方面，外交方法可以适用不同类型的争端。“无论是政治争端还是法律争端，只要争端当事方同意，都可以通过政治方法解决”。另一方面，与司法方法相比，采用外交方法更能够使争端当事国之间的关系朝向友好和平的方向发展，而不至于使许多关涉国家重大利益的争端陷入司法裁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之中。外交方法作为国家权力对外的权力表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政治利益的外交博弈。当国家主权作为一种权力予以行使时，其意味着国家在客观现实上对外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或控制力。而在运用外交方法进行争端处理过程中，争端解决的结果往往会受到争端各国政治实力因素的左右。因此，国家主权在国际争端解决中所显示出的权力面向就具体实践为，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在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倾向于外交方式来解决，而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则由于其可能在外交谈判或协商中处于弱势而倾向于司法方式来解决。从争端解决的国际实践看来，选择外交方法来处理争端正是主权权力属性在争端解决实践中的具体表征，更是在大国政治的权力逻辑支配下实力较强国家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具体到南海争端的解决方法的选择上，中国向来坚持主张通过谈判和协商的外交方法来解决南海争端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之所以作出这种决策，正是由于国家实力与主权对外权利属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国家实力在国际社会中逐步形成的对外支配力不断扩展着国家主权的对外权利属性之内涵。因此，在这二者双向互动的影响下，才形成了中国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重外交而轻司法的传统。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来，对于国际争端的解决中国软硬实力大小的不平衡可能会造成外交谈判比之司法判决更有利于中国的结果。因此，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中国往往偏好外交谈判而不是司法裁判。”这意味着，在国际政治对国际秩序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客观背景下，中国对于外交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坚持实际上是基于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考量。亦即，在中国与其他南海国家的政治实力对比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比较优势，因而在谈判与协商的过程中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相比较司法方法而言，中国在处理南海争端时就会选择风险更小而收益更大的外交方法。这种理性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主权权力表征的具体体现。因为一旦将国家主权理解为实证国际法上的对外控制力或权力，那么在外交方法与司法方法之间，实力较强的国家就会倾向于选择更有可能主控争端解决走向的外交方法，而不会选择司法方法进而将争端交给第三方来进行对等的法律博弈，以增加争端解决结果的不可控性。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如果选择将南海争端提交仲裁或司法判决来予以解决，那么在逻辑上则可能与其对主权的权力面向的理解相冲突。具体而言，以司法方法来解决南海争端在一定程度内会带来争端解决结果上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反过来就意味着主权对外所显示出的控制力或权力对其不具有可操控性。并且，交由第三方的国际机构来对具体争端进行裁决的过程，事实上充满了在证据采信、程序适用和法律推理等诸多方面上的裁判风险，这同样也与据国家实力来把握争端解决的思路相违背。此外，就司法方法本身的争端解决功能而言，其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力事实上会受到大国政治的影响，进而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在主权国家为根本表现形式和行为主体的世界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尚不能简单的运用国际司法来加以解决，其中大国不喜欢国际司法是其不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性制约。”这表明，从司法方法的实践选择看来，大国更倾向于遵循主权的对外权力逻辑选择可掌控的外交方法，而不愿意也不喜欢运用权力所无法触及的司法方法来解决争端。如此一来，司法方法本身就会因为这种大国的争端选择偏好而在实际的争端解决中受到制约。进一步而言，在整个南海地区的争端类型中，最为核心的争议即是南海岛屿的主权争端。而这种类型的争端事项关涉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并影响到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将这类争端交予国际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司法方法所能承受之重。因此，中国更倾向于采用国家实力可掌控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诉诸主权对外的控制力或实力所不及的司法方法来予以解决。概言之，作为国家主权的权力表征，以谈判与协商为内容的外交方法来处理国际争端，不仅反映了争端当事国对于主权概念的实证化理解，并且也显示出以权力属性为面向的国家主权在国际争端解决方式上的选择逻辑。从国家主权的概念出发，将其理解为实证国际法意义上的对外控制力或实力，那么依赖于这种对外权力的外交方法，自然就是各国在争端解决中理性选择的必然产物。2.国家主权的权利表征：以司法方法解决南海争端与国家主权的权力属性表征不同，国家主权对外所显示出的权利属性在国际争端解决活动中表征为，国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倾向于选择司法方法来处理争端的基本偏好。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另一种重要的解决方式，司法方法同样在争端解决的国际实践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国家主权对外的权利属性出发，将国家主权理解为自然国际法意义上一种享有国际法所赋予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资格。亦即，在国际仲裁机构或国际法院等第三方裁判机构的面前，各个争端当事国都处在同等的法律地位上。并且，国际仲裁机构或国际法院只会针对当事国间的具体争端事项，依据既存的国际法律规则来进行公平和公正的裁决，而并不考虑现实层面上争端各国在综合实力上的差异。尽管，从国际争端的具体实践看来，“国际裁判，作为国际政治社会的产物，无法摆脱政治力量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国际裁判之所以不同于政治性争端解决方式，就在于它以现行法作为基本的裁判准则，致力于维护一套相对稳定的观念和秩序，由此才能获得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由此表明，争端当事国选择以司法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从决策逻辑上与选择外交方法的理路相类似，同样都是出于争端解决方式本身是否有利于其自身的考虑，并且也是对影响争端解决的国际政治环境的现实考量。正因为司法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因素的独立特征，也是由于部分争端当事国在国际政治实力上处于弱势，对于外交方法的控制力不及其他争端国家。因此，在最终的争端解决方式选择上，实力较弱的国家才会倾向于选择符合其实际情况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司法方法。回到南海争端的问题上，菲律宾方面之所以最终做出了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予以裁决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其将国家主权的属性解读为一种对外的平等权利，而且也是其综合考虑了国际政治的现实环境之后进而作出的决定。这既是比较外交方法与司法方法之后进行利弊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产物，更是国家主权对外的权利属性在争端解决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在实力并不均衡的世界里，司法方式可以为实力一般或较弱的国家在与其他实力相当或较强的国家的相互博弈中获得相对公平的机会，实现自身利益并维护正常的国家秩序。”这意味着，对于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菲律宾而言，在南海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上，考虑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显然认识到了单凭自身国力来进行谈判和协商，可能在最终的解决结果上存在不利于自己的风险。因而，在中国积极呼吁回到谈判桌上以外交方法解决南海争端时，菲律宾在现实决策中将域外大国美国拉进了进来，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在政治博弈中与中国相对抗。“菲律宾等国鉴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维持其既得利益，故通过外力，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与利益，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这种小国政治的博弈手段，是其自身经过利益权衡的理性选择，不仅单纯的出于政治实力的比较，也考虑了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由此，在中菲双方博弈过程中，引入域外大国来改变整个南海政治博弈的格局，进而寻求新的可能取胜的机会。并且，将一个非亚洲国家拉入南海争端的博弈场，可以进一步使争端国际化、复杂化，使得原本在亚洲一体化的区域格局中可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和平解决的南海问题被推上了国际社会的政治平台中来，更借此来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弱国受强国欺负的假象以博取其他西方国家的同情。此外，菲律宾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是其对主权作出权利面向解读的必然结果。理由在于，从自然法的平等价值观出发，将国家主权的对外属性理解为主权平等原则下各个国家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就意味着，无论在政治实力上各国存在何种差异，单就国际法律秩序的主体地位而言，各国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均平等的享有国际法赋予权利与义务的资格或身份。因而，正是基于这种主权的权利属性，菲律宾选择了无需考虑国家实力大小，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待的司法方法。这种争端解决方法的选择，不仅是主权权利面向的逻辑必然，同样也是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正因为以谈判和协商为内容的外交方法过于依赖争端当事国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一旦争端当事各方在综合实力上相差悬殊，那么这种谈判和协商的外交方法就显然会朝着有利于更强的一方发展。亦即，在对话双方的实力不均的情况下，以外交方法为手段的争端解决其实无法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平等较量。因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菲律宾方面需要借助域外大国美国的力量来与中国相抗衡，这种博弈手段的动机也是出于外交方法中的平等性考虑。进而言之，菲律宾之所以最终选择司法仲裁的方式，是因为，以司法方法解决争端，争端各国尽管在客观现实上存在实力差距，但在仲裁或判决面前却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双方，在国际仲裁机构或国际法院对争端事项进行裁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利益较量是透过公开透明的法定程序来进行。并且各方也以原告与被告的平等身份参与到其中，仲裁机构或法院居于中立，其只会根据既有的国际法规则、在案证据、以及证据所支撑的事实，来进行公正的判决。无论判决结果如何，也无管判决最终在国际社会的执行效果怎样，司法方法所彰显的当事双方平等对抗的原则，正是自然法平等价值的初衷所在，因而更是主权权利属性在国际争端解决过程中为突出的体现。（二）南海争端和平解决路径冲突的化解：通过司法方法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引发南海争端和平解决路径冲突的原因，就在于国家主权本身所特有的双重属性。也正是由于争端各国在对主权概念的理解偏好差异，最终在具体争端解决的实践中采取了相互对立的解决方法。然而，要解决这一冲突及其所引发的实践困境，进而使南海争端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并使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维护和保障。那么，就必须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正视这种冲突的存在，并且深入分析中国在争端方式选择的利弊，最终寻求一个较为妥当的解决方案。其一，坚持外交方法解决争端的实践传统，同时兼顾司法方法解决争端的路径。基于对国家主权对外权力属性的理解，中国向来在南海问题上偏向于通过对话协商的外交方法来解决争端。尽管这一实践传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从南海争端解决的现实语境看来，单纯依靠外交方法实际上并无助于争端的解决，也无法推动南海争端朝着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的，中国应当认真对待司法方法解决争端的路径，适度调整传统文化中息讼的价值偏好，从更务实的角度来思考司法方法对中国南海维权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外交方法的运用并不妨碍当事各方将争端诉诸司法方法，二者在解决同一国际争端的过程中可以同时并存。这意味着，在采取外交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的同时可以统筹兼顾司法方法的运用。尽管在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后，中菲双方外交关系的回暖使得该案的裁判结果失去了实质的影响力。但不容忽视的是，仲裁庭有失公正的裁判结果却会在客观上成为未来南海问题协商过程中菲律宾潜在的谈判筹码。因而，中国在坚持外交协商的基础上不妨考虑做好司法方法解决争端的法律准备，一方面既可以通过自身的区域大国地位在外交协商中发挥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借由充分的法律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扭转司法方法缺位引发的被动状态，二者双管齐下更有利于南海权益的全面维护。此外，由于外交协商的成功会导致该争端司法裁判的终结，在统筹运用两种和平解决争端方法的过程中，外交方法实际上占据了核心的主导地位。并且，无论以司法方法解决争端的最终结果如何，均不影响通过外交方法谴责可能出现的不公裁判。因此，即便采取司法方法解决争端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也可以透过外交协商的途径予以管控。其二，注重发挥司法方法的规则构建功能，通过司法方法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作为国际法律秩序构建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之一，应该是遵守国际规则以及引领国际规则。因此，中国不应仅仅满足与遵守现有国际法规则，而且更应该成为国际法规则的积极参与者和提供者。”这意味着，中国在选择外交方法解决争端的同时，更应该考虑通过司法方法在解决具体争端的基础上为国际法规则的构建贡献力量。这不仅因为“比起国际司法在定纷止争方面的有限效果，其解释和发展国际法的意义更大、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国际法的很多原则和规则正是通过国际司法才得以确立和发展的。”亦即，司法方法除了解决具体整的功能外，在一定限度内，还能够提供一般性的争端解决国际规范。并且，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亚洲大国，更应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要着眼于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大环境，运用自身对外的综合实力，积极投身国际法治的建设当中。因此，以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为契机，投入更为深远的国际争端秩序构建之中，才是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有的担当。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司法方法来解决争端，也同样是主权对外权力属性的逻辑结果之一。这是因为，从实证国际法的角度看，国家主权的对外权力表征，除了通过外交方法直接表现外，也可以通过具有国际规则构建功能的司法方法来体现。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政治对国际法律规则起到现实性影响的背景下，通过参与国际仲裁或司法判决，来以现实权力影响法定权利的产生和实现，进而以法定权利推动现实权力的合法化，是主权对外的权力属性在司法方法中的具体展开。概言之，从成功加入WTO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共同体的成员之一，比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封门闭户，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已经无法摆脱世界格局的影响，并且也不得不投身国际政治的舞台。在当下的世界秩序之中，并不存在一个置身世界之外的中国，而只可能是一个日益嵌入世界之中的中国。因此，在这种语境之下，中国面对国际争端的解决，就更应该从全球治理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方式选择和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是未来中国解决更多更为复杂的国际争端的一个拐点，它很可能影响着将来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定位。因此，重新审视争端解决方式的决策，以世界秩序构建者的身份来进行选择，就无疑需要重视司法方法在争端解决中的重要地位。结语由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所引起的争端解决路径上的冲突，导致了国际争端解决中争端各方对于外交方法或司法方法的选择性困境，这种冲突在南海争端的解决中体现为中菲两国同样为了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而选择了相互对立的争端解决方法。从短期利益看来，中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为目的采取外交方法解决南海争端的策略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从长期利益考虑，中国要想在大国政治和国际法的互动中和平地解决国际争端，就必须正视和解决这种冲突及由此引发的现实困境，并且适当重视司法方法解决争端的规则构建功能，采取外交方法与司法方法相结合的手段来处理南海争端的相关问题，进而从整个国际法律规则的参与者朝着国际规则的构建者身份过渡，为将来的国际争端解决奠定良好的秩序基础。
TA的最新馆藏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