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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放学我被一个蒙面男人给强奸了，看摄像头不清楚怎么办脸，怎么办啊
我十二女生，，班上一个男生把我拉进一空教室，放学后的事，撩开我衣服，看到了，差点强奸了我，怎么办_百度知道
我十二女生，，班上一个男生把我拉进一空教室，放学后的事，撩开我衣服，看到了，差点强奸了我，怎么办
他约我周末去一个小书店他父母是学校领导，胸那儿大小，不然他说要告诉全班男生我内衣颜色大小，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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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他只会变本加厉，对付这种仗势欺人的人绝不能屈服，找警察，找教育局长找校长
找人砍了他（开玩笑），告诉父母，报警，媒体曝光，要通过一切手段保护自己
现在这个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真的没办法。你如果不想成为新闻。我劝你还是转校吧。现在这个社会不会有法律的，我们只能逃避。关于那些流言蜚语你也不要再管了，尽快转校。这段时间先让你的父母接送你上学放学，平时玩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尽快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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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诸葛亮有后代吗是完全忠于蜀汉的吗 - 教科目录网 - 文学艺术的天堂,欢迎你的光临!
诸葛亮有后代吗是完全忠于蜀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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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走下圣坛的诸葛亮_全文阅读_1-米花在线书库
走下圣坛的诸葛亮_1
　　三国历史以其特殊的魅力素为国人所喜爱。历年来，无论是通俗性的三国史话，抑或研究型的三国论著，都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物。尤其是最近，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问世以后，更是引发了轰动效应。一时间，神州大地似乎出现了一股“三国热”。巧合的是，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我的一部三国书稿也在近期出版。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在赶时尚，迎潮流，其实非也。　　首先，拙著并非急就章，而是我十余年来对三国史潜心研究的成果，大致由近二十篇发表在众多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组成。其次，我研究三国的方法、“路数”不仅与易中天先生的通俗性“讲史”大相径庭，迥然不同，甚至与传统的三国史学术研究也大异其趣。　　为了使读者能开宗明义，故我在绪言中对本书的各个专题作一介绍。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经过历朝历代的颂扬，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其足智多谋而“近妖”（鲁迅语），其忠于汉室之高风亮节，以及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更是被历代统治者以及普通民众抬到了“昆仑”般的高度。　　然而，我通过多年对三国史，特别是对诸葛亮的研究，深切地感到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诸葛亮被后人大大地神化、圣化了。　　近年来，我相继在《文史哲》、《史学集刊》、《东岳论丛》、《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多篇评价、论述诸葛亮的论文，其中的观点确实是突破传统，发人之所未发的。例如在《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年第５期）一文中，我对诸葛亮的忠君思想提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见解。我认为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诸葛亮竭尽全力进行北伐，其目的并非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曾言：“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这番话实可视做诸葛亮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注:九锡是权臣夺取皇位的工具，自王莽迄五代十国，权臣篡位，必先受九锡，然后皇袍加身，此为改朝换代的惯例。）　　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先主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又掌握了蜀汉的全部军政大权，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天厌汉德久矣”，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了。在此背景之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不无可能。当然，“诸葛一生唯谨慎”，在功业未建的情况下，他断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北伐成功，汉室“光复”，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凭借盖世之功，实现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我在《论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载《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中指出:诸葛亮投奔刘备，看中的正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对兵败麦城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最终导致关羽丢失荆州，身首异处。诸葛亮又巧妙地运用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诸葛亮才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　　拙文发表后，《北京科技报》记者张星海先生为了吸引读者，将我的《论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一文易名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百度、新浪等网络媒体以及众多刊物纷纷转载。此后，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邀请专家对此作了两次专题讨论，并对我进行了采访。由于网络等媒体的传播，有关诸葛亮的讨论引起广大三国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有大量读者在网上发帖与我商榷、探讨，有些学者则撰文提出了质疑。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我又相继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二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三论蜀假吴人之手除关羽——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为蜀汉名将魏延正名》等文。
　　在拙著定稿的过程中，我对关羽失荆州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感到“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襄樊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所以，我在书稿中对这一问题重新作了补充说明，并将原题改为《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由于受宋、元以来的“说书”及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受人关注、最为人熟悉，也最为国人所喜爱的一段历史，而诸葛亮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人物。诸葛亮的事功、智慧、德操均被后人无限夸大，在当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文化”。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诸葛亮既非神，也非圣，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把他高高供奉在神坛与圣坛上。重新解读诸葛亮，就应该将他从神坛、圣坛上请下来，去掉其头上耀眼的光环，以理性的目光看待之。
　　经过小说《三国演义》甚至《三国志》的渲染，三国中的不少著名人物在世人的头脑中都已基本定型。　　例如，魏延就被指天生脑后长有反骨，是蜀汉的叛贼。故成都武侯祠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塑像。而事实上，魏延的形象被极大地扭曲了。蜀汉名将魏延文武兼备，勇略过人，其军事才能堪与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相比。魏延提出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谋，看似弄险，其实奇妙无穷。诸葛亮对魏延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故其北伐未能成功。魏延“谋反”说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虽是杨仪，但同诸葛亮的临终遗命亦有密切关系。　　再如，吕布在《三国演义》中被诬为“三姓家奴”，但此说亦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吕布传》而来。陈寿对吕布的评价是“轻狡反覆，唯利是视”，如此评判与“三姓家奴”亦相去不远矣。我认为，陈寿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吕布叛丁原投董卓，事出有因，应置于汉魏之际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吕布为人豪爽，性格直率，并无自立为王之野心。吕布还深得部下爱戴，例如，他战败后，手下大将高顺等不降，陈宫慷慨赴死，都说明他颇得人心。吕布在大难临头之际，“令左右取其首诣操”亦足以说明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不然就先降了曹操，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级呢？至于他后来“下降”，是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吕布对操言道：“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可见其在言辞间还是有一股霸气的。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混战，他们之间只有利益，没有诚信。见利忘义、反复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刘备、张绣、马超等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与他们相比，吕布缺乏的仅是权术和战略眼光，所以才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至于对三分归一统作出巨大贡献的司马昭，更是被后世目为千古之“罪人”。魏晋禅代没有酿成社会动乱，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却被后人斥之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野心家、阴谋家。我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基于儒家“君为臣纲”的传统理念，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完全可以与曹操相媲美。实际上，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氏取而代之，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另外，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夺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所以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1957年，郭沫若替曹操翻案，认定曹操是三国时期的头号大英雄，此说不无道理。然而，我觉得今人对曹操的评价似乎有过高之嫌。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另一方面却又是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曹操性格上的二重性、用人上的“二律背反”比比皆是，因此重新审视曹操的功过，给他一个确切的定位，仍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功盖三分国”是后人对诸葛亮的称颂，然用在陆逊身上也不为过。在历史上，“诸葛大名垂宇宙”，而陆逊的知名度则远不及之。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武功盖世，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但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陆逊在孙吴政权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助吕蒙取荆州、擒关羽；夷陵之战，击败号称“天下英雄”的刘备；石亭之战，大破曹魏十万大军，为孙吴建立三分天下的王霸之业立下赫赫战功。陆逊反对孙权对辽东用兵，他主张吴国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待机北伐，这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陆逊的雄才大略与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孙策、周瑜相较毫不逊色，堪称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之一。　　我在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魏延等人作了重新评述，这些新观点、新看法有时会被视做对历史人物的翻案。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以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曾国藩而言，对他的评价不是被颠倒了数次吗？所以对三国人物的重新评价也是很正常的。当然，本人的分析评判是否公允，还请专家与读者批评赐正。
　　自曹丕以魏代汉，“汉魏故事”便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以晋代魏是“汉魏故事”的一次翻版。此后，南北朝及隋、唐、后梁、北宋各代帝王纷纷效尤，如法炮制，亦以禅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权臣既谋夺位，又欲逃避篡弑之名，于是便上演“禅让”的闹剧，胁迫傀儡皇帝主动逊位，然后故作姿态揖让一番，将夺位美化为禅让。帝制社会之禅让虽同上古唐虞时代不同，其目的是用以掩盖篡弑，但皇位与皇权的更迭相对比较平稳，一般都不会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故汉魏时期的禅让制颇有研究之必要。　　更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夺取帝位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或封王，赐九锡，然后登上九五之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是汉魏晋之际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探索、改进与渐趋完善的过程。秦汉王朝虽然已经建立了皇权统治，但毕竟刚从三代社会脱胎而来，不仅皇帝独裁及忠君观念还未深入人心，而且其专制政体也不够完善，皇权的加强有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白钢先生认为：“划分中国皇帝权力形态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可以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赵匡胤以前我们姑且称之为皇帝的相对独裁时期，赵匡胤以后，可以称之为皇帝的绝对独裁时期。”在皇帝相对独裁时期，宰相受到皇帝的特殊尊重，可谓位高权重，在诸多方面享受崇高的礼遇。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宰相、大将军，一旦出现昏君庸主，失去对兵权的控制，抑或天下动乱，名教式微，宰相或大将军就有可能成为权臣，其加九锡、夺神器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九锡制从周代滥觞，汉魏之际形成，一直延续到五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开国之君的《本纪》中都有受禅前的“九锡文”，然而由于史籍记载极其简略、零星，故历代史家对九锡制甚少关注，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立“九锡”专条，作简要论述。当代史家虽偶尔提及九锡，然皆语焉未详，未有专文论列。本书详细考察了九锡制的缘起及其与汉魏禅代之关系，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皇权政治及易代鼎革的运作轨迹。　　皇权政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强调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忠君，但忠君的伦理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稽考史籍，笔者发现，先秦社会士的忠君观绝非如此，甚至到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局面已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已相当完善，一部分士大夫还没有把皇帝奉为自己唯一的君主。他们的忠君观具有两重性，即不仅认为皇帝是君，举主、府主等人亦可作为“君”。君臣名分多元化是周秦汉魏时期的普遍现象。　　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两重君主观的影响下，袁氏门生故吏皆奉袁氏为主，他们宁可不忠于朝廷，也要尽忠于袁氏，以致后来袁绍一度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而袁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汉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时，仅据淮南一隅之地而自称皇帝。三国时期，士人为图富贵，或背叛朝廷，或弃旧主，犹如脱屐。正如赵翼所说：“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而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由此可见，传统的“君臣大义”与“三纲五常”已荡然无存。　　三国时期，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诸葛亮与司马昭，虽然都对历史作出杰出贡献，但后世却有截然不同的评判。前者因忠君“忠”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名垂宇宙，后者却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遭世人唾骂。千百年来，诸葛亮与司马昭几乎成了人们衡量忠良奸雄的典型人物。我认为所谓诸葛“忠”、司马“奸”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极为偏颇，是对古代社会的忠君观念以及皇权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跌宕起伏缺乏深度探究的结果。因此，本书就两重君主观的起源、嬗变、特征作一论述与辨析。
　　我不太同意近年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所谓“南北经济均衡”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观点。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建立于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还先后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一度问鼎中原，连北方晋、齐等强国都向其屈服。可见长江流域的开发并不始于汉代，所谓“南北经济均衡”才导致天下分裂的理论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那么，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我在这里也不打算详细探讨。不过，我认为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谋”，“人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曹操比之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很显然，诸葛亮强调曹操战胜袁绍的法宝，就是“人谋”。其实，不仅曹袁战争的成败取决于“人谋”，而且整个三国战争史都证明：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本章的三篇论文都与“人谋”有关，但又从新的视角探究了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关羽失荆州以及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凉州兵团难成气候的原因。　　赤壁之战胜败原因后人多有评说，几成定论。但鲜有从夏口的地理位置、战略形势的视角上检讨曹操失败之因。夏口“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是荆、扬二州的“心喉”。曹操赤壁之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夺取江陵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不纳程昱之良谋，没有乘胜追击势单力孤的刘备，占领夏口这一战略要地，致使刘备得到喘息之机，并与孙权联合，大破曹操于赤壁。曹操亦因此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语）。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我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这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学者也表示赞同，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蜀汉丢失荆州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刘备、关羽、诸葛亮的“人谋”失误，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东汉末年，冀州、兖州、荆州、扬州、益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以董卓为首、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曾一度席卷关洛京畿，对东汉帝国的中枢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凉州兵团所灭亡的。董卓、李傕对二京的破坏，是反文明、反人类的行为。此风一开，影响恶劣，军阀屠城、滥杀无辜的现象层出不穷。凉州兵精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然凉州武将性多疑忌，反复无常，不善“人谋”，其部又“莫相归服，军无适主”，缺乏凝聚力，加之“凉州寡于学术”，得不到士大夫的有力支持，故最终导致凉州军事集团的灰飞烟灭。
　　本章名为三国政治文化散论，既为散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尽管笔者所涉及的内容仅为冰山之一角，但读者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解三国时期特有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风貌。　　东汉末年，汝南地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闻名遐迩，盛极一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选官制度以及稍后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均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月旦评评人之确、察人之准为世人折服。在曹操尚未入仕前，许劭便评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其目光如炬，料事如神。月旦评的盛衰消长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汉朝廷阉宦专权，皇权削弱，社会控制力下降，政治趋于多元化，这是包括月旦评在内的“清议”兴起的重要原因。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控制力逐渐增强，地方权力收归中央。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社会清议遂成为由官府控制的规范化的制度。这样一来，民间的、分散的人物品评逐渐湮灭，月旦评从此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月旦评虽为时不长，但在史坛和文坛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连。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汝颍与谯沛二大集团的斗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魏晋禅代鼎革，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　　张角同张鲁、张燕分别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形同而实异，由于各自的出身、立场不同，三个人走的是两条路。以张角为首的广大黄巾军将领，前仆后继，慷慨殉难，显示了崇高的气节。张角不愧是杰出的农民领袖。五斗米师—刘焉部将—东汉郡守—曹操上宾，这是张鲁走的人生道路，他的一生与宗教领袖、割地称雄的诸侯是紧密联系着的。而张燕则经历了山泽群盗—黑山首领—曹魏功臣这样一个过程，游民意识始终支配着他的行动。张鲁与张燕一个是五斗米师，一个是游民首领，他们都以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为资本，先后投降东汉、曹操，拜将封侯，可谓殊途而同归。　　三国时期，我国的航海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向东拓展到日本，向北至朝鲜，向西远达印度洋，还建立了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当时大规模航海次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大，造船业之先进，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和造船史上的辉煌篇章。后人对汉魏时期的航运作诗形容道：“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乃三国航运面貌的真实写照。　　三国时期户口数量模糊不清，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史上的一个盲点。根据现存的、少量不完整的史料和不准确的户口数字，要确切地搞清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三国人口数就完全无从考证，如果把三国时期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户，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与国家控制的编户统统加在一起，仍然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符合实际的三国人口数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史研究的领域，前人辛勤耕耘，成果颇丰。笔者从事三国史研究有年，既对前贤高山仰止，又觉这一研究的诸多方面仍有商榷之必要，姑且大胆尝试，另辟蹊径。本书旨在为研读三国史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至于是否言之成理，还有待学界与读者的品评。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然而，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较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同上。。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两条。其一，人主必须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人才济济《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载曹操与荀彧书信曰：“汝、颍固多奇士。”《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载姚兴之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帐下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game.mihua.net)罡鹆练ノ菏被裣ば焓斡分胸喝慰な厥保挥筛锌溃骸拔菏舛嗍啃埃伪硕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瑾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论》。，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儿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不是孙权姓“孙”，不姓“刘”。
　　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的刘备？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合作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吗？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视为“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关于“下曹从事”，《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谏孙权不可降曹操时云：“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又《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的才干与抱负皆高于庞统，当然更不愿任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两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甘心辅佐刘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同②。，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三国志》卷三十八《糜竺传》。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关系比之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文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同上。。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　　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兹节录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节中的部分原文：“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方诗铭：《刘备与关羽》，见《三国人物散论》（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关羽死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裴松之注。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　　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能使刘备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谈”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云：“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曹）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所谓“狼顾”相，即具“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诸葛亮同司马懿一样亦具“狼顾”相，意谓其久后必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至于“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句，李贤注曰：“龙兴虎视，喻强盛也。”班固的实际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是，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左传·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孔颖达《疏》引贾逵说：“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五种人有权有势，居边则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边。”李邈认为诸葛亮属于五种人之一，让其率兵居边，必危及蜀汉朝廷。不仅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做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视为诬蔑、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词；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廿二史劄记》卷七“九锡文”条。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天子卫卒也”《史记·晋世家》注引《集解》贾逵曰。。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簿。秬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王夫之对荀彧之死发表看法：　　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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