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与鲁艺院长周扬在交谈

周文夫妇和小女儿七康在北京

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后排左5)

中国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革命特色鲜明，政治色彩浓厚。但在这些馆里，同样特色鲜明、色彩浓厚的，还有它的文学色彩。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整个延安就是一座文学博物馆。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在文学史上，“延安文学”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延安文学就特指1935年到1948年这一时期延安的文学现象。延安文学既然已有如此涵盖，其深度和广度也足以形成史的架构。那么，博物馆学就不能不关注其文博特性，我们在考察延安的博物馆历史时，就不能不关注到这一现象。

活动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文学”应该是延安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延安地区的文学活动才是整个根据地、解放区和1949年7月以后中国文学体制及文学形态的起源和生发点，而其他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活动只不过是延安文学精神的延伸，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地域文化的色彩。

在文学史研究上，多数人主张“延安文学”发生的时间和“延安时期”的开始时间及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时间一致，也即从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进入华北为止。当然还有多种不同分法，例如还有把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937年1月作为“延安文学”的开始，或者把“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成立作为“延安文学”的开端，但结束都以1948年3月为准。不过实际上，很多文化人早先已经开始陆续离开延安，真正的延安文学活跃时期应在1937年到1945年左右，而以1940年到1943年为最高潮。

在文学史研究上，人们既然已经把延安那一时期的文学现象给予专用名称，这表示这一时期延安的文学活动已经成为广泛的、重要的、对后世具有极大影响的历史现象，这也就是博物馆所关注的范围，与之相关的历史遗存就应当进入文博工作者的视野。也就是说，“延安文学”应当作为延安历史研究、博物馆学研究、文物研究的重要范畴。其内涵不仅限于实物文物和物质文化遗产，还应当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延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到处都可以发现文学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有延安革命痕迹的地方就有延安文学的痕迹。

在延安的古代历史上，文学并没有什么根基。虽然也出过一些文人，例如杜甫。当然他并不是延安出生的人，而是外来者。他除了在延安富县羌村住过一年多，写下了《羌村三首》之外，还曾两度路过延安。另外，宋代范仲淹和沈括都当过延州知州，但他们的主要成就都不是在延安取得的。然而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1948年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的13年间，这里聚集了大量革命军人，同时也聚集了大量革命文人。这就使延安的文学色彩迅速浓厚起来。

第一批文人自然就是随长征队伍到达延安的军人兼文人，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诸多文人武将。实际上，被称为“延安五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本身也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人，都有大量的诗文作品存世。革命领袖们在延安的文学活动，也给延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虽然以政治为基本活动内容，但是其中也渗透着文学活动。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纯文学活动，二是渗透在政治活动中的文学因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人兼文人，在政治生活以外也有纯文学活动，例如写一些诗词。在丁玲到延安后，毛泽东就写了一首《临江仙》赠给她。其实很多领导人和将帅本身也都是文化人，甚至是文学家。延安的窑洞里也留下了很多文化和文学的痕迹。

从长征中走来的，除了能文能武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外，更有一些纯粹的文人。最典型的如成仿吾，他原本是创造社开创者之一，他也全程参加了长征，1937年任陕北公学校长。还有李一氓也是创造社成员。另外还有李伯钊，他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抗战中就创作了多部剧本和长篇小说。还有著名书法家舒同，他在长征中已担任一定职务。还有冯雪峰，他原本就是上海左翼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在瓦窑堡会议后不久离开了陕北，当时中央机关还在瓦窑堡，延安文学氛围最浓的时候他并不在延安。另外还有一些军中培养起来的文化人、文化教员等，例如后来为《二万五千里》撰稿的童小鹏、刘忠、李雪山等等。

第二批就是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先后从各地来到延安的文化人。例如周扬、丁玲、萧军、周文等，这批人是延安文学的主干。丁玲从1936年秋到达陕北后，很快融入延安的文化氛围。她参加了《二万五千里》一书的编辑工作，自己也不断创作。萧军虽然到达延安稍晚，但也是延安文学的活跃分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的讨论引起的。周扬则参加了“鲁艺”的发起，并开始在文艺理论上不断深入，也是延安文学的重要核心。周文则主编了《边区群众报》等报刊，还进行了民间文学的调查记录，把文学活动与革命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还对边区的公文进行了改革，可谓卓有成效。这一大批原来在上海等地从事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学实力派，在延安时也不断有文学作品产生，也是“延安文学”的创作主力军，成为延安一道亮丽的风景。后来有关延安文学的研究、争论，大多以他们为焦点。

然后是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的教师和学员们。1936年至1938年期间，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从各地来到延安的青年大约有数万人，其中不少是文学青年，也有不少是成名作家。周扬就是1937年到延安的。这些文学青年的文学活动对构成整个延安的文学氛围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还有一批是偶尔到延安访问的后方作家，例如茅盾。他从1940年5月到10月在延安待了5个月。

还有不少在延安活动的文化人，虽然不以作家或文学家身份出现，其实也有文学活动。包括很多艺术家。他们的文学活动深入渗透到延安的各个层面，在延安留下了大量足迹和文化遗迹。现在虽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收藏门类，但确实也是延安各个博物馆、纪念馆的宝贵资源。

在延安时期，当年与文学活动有关的机构多得出乎人们的想象。如果说要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作家们的活动遗址作为纪念地加以保护，那么延安的大量旧址都是文学性纪念设施。

1936年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于1937年1月迁入延安二道街。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1939年3月，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改名为延安工人学校。1939年7月，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鲁艺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吕骥任副院长。1939年1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恢复鲁艺，院长为吴玉章，副院长为周扬。1940年后，鲁艺全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后来又在各地建立很多分校，光是延安的学员就有好几千人。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正式开学典礼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王明担任校长，后由李富春接任。有学员近500人，后发展到1000多人，其中有知识分子、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等。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校址在原陕北公学原址；1943年至1944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行政学院相继并入。在这些学校里，很多都有文学艺术专业的设置，或与文学相关相近的专业设置，也都属于文学机构的范畴。这些学校的遗址遗迹也都有保留和研究的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学机构、社团活动遗址遗迹。除了桥儿沟著名的“鲁艺”，还有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礼堂即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学活动遗址。1941年6月，边区文协迁驻延安城南新民村半山腰（今延安市宝塔区二中北侧山上），旧址还在。1941年7月，“文协”转换为“文抗”，同年8月25日，文抗由杨家岭原边区文协会址迁往隔河相望的兰家坪。二道街有“抗大”旧址，王家坪有女子大学，1942年5月1日，边区文协筹办的边区艺术干部学校正式在桥儿沟成立，以培养边区艺术干部为宗旨。延安城内和城北兰家坪、城南龙湾分别都有“文协”旧址，边区文协在兰家坪和龙湾的旧址，现保留着部分土窑洞。

文协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构，这些机构大体上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但活动的遗迹却是遍布延安的每个角落。

延安的文学工作者那么多，相关的学校、师生那么多，其文学活动必然非常多。延安文艺座谈会之产生，乃是风云际会，势所必至，所以有其必然性。正是因为文艺工作者高密度聚集、文艺生产鼎盛、文艺思想活跃，问题和矛盾就集中暴露，从而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因而有了召开会议深入探讨的必要。

延安的文学积累反映在载体上，就是书籍、刊物、报纸、文件、档案等。

首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早已妇孺皆知。当时的中央文件，关于座谈会的报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报刊、小册子、宣传品、影视资料等都是重要的文学史料。

其次是关于延安鲁艺。虽然称“鲁艺”，但其中文学占很大比重。其名声也最大。例如徐懋庸就曾在鲁艺讲鲁迅的小说。

三是延安“文协”，或边区文协。文协集聚了延安的文学主力，领导了延安的文学活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其成员的成果，它本身也有不少史迹和记载，都是重要的文学史料。

四是出版物。其中重要的如《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文字报》《边区群众报》等。《解放日报》虽然是党报，但是其中也有文艺副刊，副刊主编先后是丁玲、舒群。

这里列举的还只是极少部分影响特别大的延安文学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还有更多延安文学成果、文学史料、文学遗址遗迹不胜枚举。总之，毫无疑问的是，延安文学遍布延安的每个角落。从博物馆学视角看，整座延安城，有着非常强烈、非常鲜明的延安文学色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延安就是一座文学博物馆城。

　　5月18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中国摄协采取线下线上视频的方式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协主席李舸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摄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郑更生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线下会议现场 张双双 摄

　　会议结合新时代中国摄影发展实际，围绕“党领导的中国摄影发展道路”，围绕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等重要问题，从历史、理论、实践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梳理历史、阐明内涵、分析特征、总结规律。与会代表结合工作实际，重温《讲话》精神、探讨党领导的中国摄影发展道路，依次发言。

　　有关座谈会的深度报道，本网会持续发布，敬请关注!

“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80年前的五月延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一盏明灯为中国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使文艺气象焕然一新。

那么，在这场座谈会背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感受这些小故事背后蕴含的大情怀~

1.有些“遗憾”的合影经历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局部合影

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三次会议上，拍摄了这张合影。

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以为等的时间会很长，便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之后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现场时，照相已毕，成了终生遗憾。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实际参加座谈会的人数，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约要多出20人左右。正是因为这一情况，所以后来在一些有关文章中，对于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就有了不同说法。（请横屏观看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及名单）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吴印咸 摄

谢子龙摄影博物馆 馆藏（部分文字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

合影的拍摄者，是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

吴印咸是江苏沭阳人，生于1900年。他早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摄影。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是作为延安电影团的代表出席的，拍照片的时候，已经42岁了。

在开会的过程中，他就在琢磨，怎样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摄入镜头保存下来。但是会议现场屋小人多、光线昏暗、烟雾弥漫，很难拍出理想的照片。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了毛主席，提出了到室外拍张参会人员大合影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欣然同意了，当即决定散会后到室外拍照。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他自己先坐了下来，大家很快围了上来站好坐定。毛主席对此次会议如此重视，对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如此的亲切，使全体参会者激动不已。（部分文字摘自《延安日报》：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背后的故事）

在拍照过程中，发生了两件趣事。

一个是正当大家屏息，吴印咸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入镜头。吴印咸不得不暂停拍摄。这时，毛泽东站起来，一边轰跑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因为当时康生任部长的社会部是负责反特务、走狗的。

另一件趣事是，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的破马扎“咔嚓”一声坏了，这意外的声音引得大部分人（包括毛泽东、朱德）的目光射向他，吴印咸按动快门的手来不及停下，就拍成这张“废片”。刘白羽那低头看马扎的狼狈形象也被历史地定格了。这张照片偶有面世。（部分文字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

1.“鲁艺家的来了！”

1938年3月14日， 鲁艺首期学员60余人在延安北门外云梯山麓开学上课。图为全校师生在北门外合影。

1942年，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所谓“四大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艺与文抗两大阵营。

座谈会后，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1943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的称呼。

鲁艺演出的 《兄妹开荒》

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部分文字摘自《人民政协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几个细节）

2.房上、墙上、大树上都站满了人

鲁艺时期的歌剧《白毛女》剧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鲁艺和延安的各文艺团体，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深入群众，奔赴前线，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而诞生在当时的舞台歌剧《白毛女》，无疑是其中最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带回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鲁艺院长周扬得知后，决定用它搞一个新歌剧，向党的“七大”献礼。

周扬把此任务交给了戏剧系主任张庚。张庚立即把它作为戏剧系和实验剧团的重要任务布置下去。之后，鲁艺戏音（戏剧系、音乐系）部委员会研究确定，组成集体创作组和集体导演组，由鲁艺戏音部委员会委员王滨（原名“王斌”“王彬”后改为“王滨”，为鲁艺戏剧系的教员和话剧团导演）直接领导并担任《白毛女》集体创作组和导演组的负责人。

“鲁艺”版歌剧《白毛女》剧本封面

在创作、排练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因为是一部大歌剧，没有剧本，完全是在一个传说基础上，从零开始进行架构，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开始时，剧组的排练场地就设在鲁艺大院场地中。他们在露天场院里弄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下面用长木板和砖头搭成观众席，这样鲁艺所有的教职员工，随时都可观赏到《白毛女》的排练情况。到了后期，全剧基本成形后，就进入了延安的小舞台上排练了。因鲁艺的门户始终都是开放的，老乡们闻声便络绎不绝地进来观看，王滨和剧组的人都非常注意搜集老乡和同志们的意见，不断进行修改。

在表现形式上，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虚拟表演手法，布景用代表性的大道具加平面景，不设门窗，便可与虚拟的表演手法相吻合。对于我国戏曲的表演程式，只学它节奏强烈、带舞蹈性的特点。由此可见，剧本组的创作思想进一步体现出《白毛女》来自于人民的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后，又要高于生活的意愿和服务于人民的目的。

就在排练紧张进行时，创作组接到了临时任务，《白毛女》的创作被打断了！这时，距离党的“七大”召开很近了。为了赶进度，就形成了紧张的流水作业，即创作出一场戏就排一场戏，为了尽快落实，剧组从文学系选来了刚毕业、二十岁的尖子学生贺敬之到剧本创作组。在王滨的带领下，大家群策群力，当排练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贺敬之因过度劳累病倒了，所以他推荐了丁毅（丁一）来写这一场的歌词。

最终，成就了由贺敬之、丁毅（丁一）创作而成的永恒的经典《白毛女》。

4月24日，“七大”开幕后的第二天，《白毛女》正式首场公演，并在“七大”召开期间每晚演出。《白毛女》在延安连演了三十多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在当时是罕见的，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对外公演时，每次观众都达三四千人，很多农民跑十多里路来看戏。房上、墙上、大树上都站满了人。每次演出观众大多落泪……丁玲曾描写过看戏的场景：“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部分文字摘自《光明日报》：延安新歌剧《白毛女》诞生始末）

生于抗战烽火岁月的鲁艺，在抗战胜利的腰鼓声中开始了崭新征程。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鲁艺师生组成文艺工作团陆续奔赴东北、华北、华南等主要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艺术宣传工作。9月，鲁艺结束了在延安8年的历史使命，陆续开始撤离延安，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2014年以前桥儿沟旧址旧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桥儿沟革命旧址已经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遗迹，得到有效的保护。

2006年12月，延安市政府将延安鲁艺学校和新华陶瓷厂全部迁出，交由市文物局管理。

2007年，延安市文物局对1—4号窑院进行了维修。

2010年4月，延安市政府成立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管理处，与延安新闻纪念馆和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旧址管理处一套机构三块牌子，隶属市文物局管理。

2012年，延安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包括桥儿沟革命旧址在内的延安十大革命旧址的修复建设工程以及精神传承工程。

2014年3月，市委、市政府重组机构，专门成立了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与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管理处、中国革命文艺家博物院三块牌子一套机构，隶属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同时省、市政府决定依托鲁艺旧址实施延安鲁艺文化园区（中国革命文艺家博物院）项目，该项目是陕西省30个重大文化项目之一。项目占地545.16亩（36.33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22835平方米，总投资7.5亿元，包括核心遗址保护区、延安革命文艺纪念馆区、东山革命文艺家馆区、西山艺术家实践体验基地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五个部分。

维修后的鲁艺东山，布置为彰显窑洞特色的文艺家个体馆。

鲁艺旧址的守护者们，怀着对先辈的崇敬心情，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坚持用鲁艺精神建设鲁艺，守土有责，保护文物，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策划精品展览，讲好鲁艺故事，传承鲁艺精神，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延安鲁艺数字全景博物馆。

（部分文字摘自《延安日报》：回眸与展望！今天，鲁艺学院“80周岁”了 ）

于敏2012年5月17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在北京居所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说起7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仍然能准确地回忆起很多的人和事。

于老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我在鲁艺戏剧系工作。当时，中央请胡乔木负责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们发出47份请柬，我的名字不在这47人的名单中。5月2日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和干学伟在鲁艺驻地的东山下散步，碰到我们的院长周扬同志从山上下来。他招呼我们跟他一起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座谈会。这样，我们两个‘小沙弥’，跟着我们的院长就去了。这个会，就是意义深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据他介绍，会议开了三次，是在1942年5月的2日、16日、23日这三个星期六的下午召开的。前两次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后一次因为人更多了，就挪到室外土坪举行。“好多记者问我那个会是怎么开的，主席台是什么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既没有献花，也没有主席台，更没有什么桌牌，安排什么座位。大家随意散坐，不拘一格。中央大礼堂是一所瓦顶砖墙的大棚子，靠墙靠窗摆了一些小方桌，四边有长凳，礼堂中央也摆了一些长凳。我坐在一张短凳上，旁边就是秦邦宪同志，不远处就是朱总司令，他们都跟大家坐在一起。听会的时候，秦邦宪还跟我一起‘咬耳朵’呢。”“毛主席讲话时一直站着，他的开场白在发表时标为《引言》。他一开始就标举5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说实话，我只泛泛地听着。只在讲到他自己的感情变化时，我动心了。他说自己是学生出身，养成一种习惯，在大家面前挑自己的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当记者问到《讲话》的精髓在哪里，于老说：“《讲话》中提到的‘为群众，如何为群众’，这是主旨，条分缕析的所有论点都是围绕和阐明这一主旨的。在学习这一文艺经典时，我尝试归纳出8个方面的问题，借以加深理解和便于记忆。一是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的关系。文艺事业再神圣，也是全部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可颠倒，不可替换。文艺有其特殊规律，可是决然不可超乎革命的，即人民的利益之上。这就和‘文艺至上’‘文艺超功利’划清了界线。二是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有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表现他们，感染和启迪他们。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和归宿。‘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必须发扬。三是文艺创作与生活源泉的关系。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开源才能畅流，才能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脱离人民生活，任何天才必然变成庸才。这就和‘唯灵感论’和‘主体意识论’划清界限。四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群众首先需要普及，跟着也就需要提高，所以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五是创作与借鉴的关系。吸收中外古今的一切优秀遗产，为的是创作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忽视遗产和盲目地吸收都不对，所以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六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律的最先进的科学，当然也是认识文艺创作规律的科学。表现的深刻依赖于认识的深刻。世界观的明彻决定艺术头脑的明彻。七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政治涵盖艺术而不代替艺术。艺术不是政治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但也不能脱离革命的大方向。八是文艺界的团结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对共产党人的要求应更严格，在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上，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于敏积极地投入到群众中去，到沸腾的生活海洋中去。东北解放后，于敏首先下到了哈尔滨一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并利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剧本《桥》，反映的是工人同志们克服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剧本很快被拍成电影，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于敏又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写出另一部电影剧本《赵一曼》，将这位东北抗日英雄的事迹搬上了银幕。他创作的《高歌猛进》《炉火正红》《孟长有》《平常女人的故事》《我们是一家》《第一回合》等剧本和小说，都得益于深厚的生活积淀。对今天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他提出这样的建议：“生活的土壤越深厚越好。深入生活不是简单的采风，是要真正到生活第一线去。生活深入得怎么样，我有一条关键的标准，就是群众是不是把你当成他们的自己人。只有群众不把你当成特殊人物，而是真正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才会跟你掏心窝子。另外，就是希望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多读些书。通过我的一些接触来看，某些同志书念得太少，甚至非常无知。比如《尼伯龙根之歌》和《伊戈尔王子远征记》等等，各种古今中外的好书，都要下些功夫读。深入生活和读书，二者不可偏废。”（部分文字摘自《中国文化报》：于敏：生活土壤越深厚越好——访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著名作家于敏）

2015年5月19日至22日，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3周年，一部生动再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长和发展过程的5集大型口述文献纪录片《大鲁艺》在中央电视台科教等频道播出。《大鲁艺》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100多位耄耋老人深情讲述了7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节目声情并茂，饱含实践热度、生活温度、情感深度和理论高度，全面准确地阐释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黄土高坡，曾经红旗漫卷；笔墨春秋，几多燃情岁月。

2015年5月23日，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暨大型文献纪录片《大鲁艺》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从鲁艺的创立、发展，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带来鲁艺教学和创作思想的转变进而催生一大批文艺作品，再到解放战争时期鲁艺人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的文艺界骨干，《大鲁艺》运用影像手段将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生动的呈现。不仅如此，本片站到了更高的思想高度上，以《讲话》精神统领全篇，勾勒出当时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的创作状态，揭示了延安时期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鲁艺当时的教师和学员、有着卓越艺术建树的鲁艺同龄人以及和鲁艺一起成长起来的延安普通农民，他们那些来自久远岁月中的记忆斑驳却不失鲜活。老人们饱含深情的讲述让70年前的历史骤然生动起来。一字一句都是他们的青春过往，满是笑声与泪水，老人们在回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延安生活的强烈向往，对观众来说具有一种天然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每个人讲述的也许只是一个侧面，但连接起来却成为一个整体，变成了一种全景呈现。

这部纪录片是近年来反映延安文艺界最全面、最深刻、最丰富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并对当下文艺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部分文字摘自《光明日报》：《大鲁艺》：亲历者口述延安文艺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