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不是双休的工作我不干！”一位大学生的求职“宣言”，让许多过来人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就业观念惊叹不已。如何看待当代青年对个人命运与道路的不同选择？这对于国家和社会意味着什么？本文将这一代年轻人定义为“丰裕一代”，在他们的成长期，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在他们成长后，又遭遇了“资产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资产-劳务回报率差异以及拥有资产的多少，要比工作表现的好坏，更能决定个人机遇。丰裕的物质生活，让这一代青年表现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以及在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但“资产社会”不断加剧社会分化，又让他们当中的后来者产生沉重的无力感和底层感。受此影响，当代中国青年在社会心态和行动取向上表现出五大特征：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35岁财务自由”、呼唤新经济秩序、融入强大的国家以及圈层化生存。作者提醒，在理解这些特有的社会心态与认知模式的基础上，也要看到可能由此衍生的新冲突形态，清醒认识并妥善应对社会-文化层面的一系列挑战。
关键词：青年；社会分化；社会心态
“90后”正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其社会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时代的观念演进和变迁。在长期跟踪研究这一群体社会心态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一系列潜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冲突，其中既有对既定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满（例如“躺平主义”）、对资本与工作的反抗（例如“996.ICU”），也有对主流家庭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不认同（例如“父母皆祸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娃”），还有源自亚文化共同体与泛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饭圈、女权、LGBTQ等）。与那些产生于特定社会结构与制度背景下，以现实经济利益分配为核心诉求，以利益纠纷、维权、抗争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冲突形态完全不同，这些新的冲突背后是青年人独特的观念与认知模式。因此，广泛存在的舆论争议并非无关紧要的“意气之争”，相反，它们可能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冲突的来源，甚至成为左右社会共识走向的动力机制。我们有必要站在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及其后果。
具体到社会心态层面，当代青年群体身上呈现出很多耐人寻味的悖论：他们既是心态开放、多元包容的一代，愿意接纳那些有争议的观念、行为和群体，却又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一代，“一键举报”“人肉搜索”屡有出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高度认同、充满信心，却又对个人命运前途迷茫不安、焦虑彷徨。他们拥抱物质、向往财务自由，却又对财富精英嗤之以鼻、极尽嘲讽。他们一边渴望恋爱结婚，过上理想中“一日两人三餐四季”的美好生活，另一边却又懒得恋爱、懒得结婚，只想养一只猫，陪自己过个“躺平”的周末。他们是现实生活里的“社交恐惧症患者”，却又在网络世界里彻夜狂欢。这些悖论看似对立，背后却指向了共同的时代背景，正是后者所塑造的核心观念决定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和社会行动取向，并部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潜在问题。
基于此，我们尝试提出一套分析性框架。本文认为，理解青年一代社会心态的核心钥匙与时代大背景有关：青年一代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被称为“丰裕一代”；在他们成长后，又遇到资产多寡的重要性相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优劣逐渐提高的“资产社会”。丰裕一代塑造了年轻世代的个体化特征及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资产社会则塑造了这一世代的无力感和底层感，这些核心观念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心态特征，包括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35岁财务自由”、呼唤新经济秩序、融入强大的国家，并呈现出当代青年群体独特的“圈层化生存”状态。
高速经济增长下成长的丰裕一代
丰裕一代不仅普遍拥有更加丰厚和充裕的物质条件，而且在其成长阶段见证了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高质量城市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互联网普及化等时代进程为代表的“繁荣”和“增长”叙事，与以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代表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塑造丰裕一代的两条逻辑主线。
“丰裕”既体现在物质条件方面，也体现在教育、工作、落户等社会流动性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前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始终维持每年7%以上的高速增长，“90后”个人生命历程的昂扬向上与国家前途未来的蓬勃发展之间形成了时代与世代的共振。如果说，“50后”“60后”与国家同呼吸的集体记忆建立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匮乏”经验之上，那么，“90后”与民族共命运的世代体验则蕴含在少年中国、未来可期的“丰裕”憧憬之中。
经济增长在当代青年群体的观念层面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即个体化与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
个体化表现为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以个人兴趣、价值、观念为导向。市场经济时代，国家不再在道义上承担保障所有人均等生活机遇的责任，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协调者，个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被推向时代的舞台。当经济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年青一代越来越多地将个人兴趣和价值作为思考经济行动的出发点。与此同时，丰裕的物质基础为“90后”创造了温饱之上追求自我与个性的条件，“我”与“个性”作为这一世代的精神坐标原点得到前所未有地放大和延展。今天的年轻世代不仅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还是从个体经验出发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一代人。
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则代表了一种对于舒适、自由、有成就感的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的渴望，同时以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为前提，在观念层面表现为既重视物质，又轻视物质。以繁荣和增长为主旋律的叙事塑造了年轻世代关于物质生活的乐观主义迷思，并在观念层面塑造出两种潜藏着矛盾冲突的取向：一方面，他们有底气向往超越了物质财富的理想生活方式，认同“财富不过是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副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对于物质基础的乐观想象一旦遭遇现实的无情打击，又会反过来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个人发展的信心和预期。
资产社会与后来者的“下流化”
伴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升高。世界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进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国家治理模式与经济组织结构，而且深刻地改变了财富分配与社会分化的逻辑。
资产在金融化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那些曾经无法（或者是被认为不应该）市场化、货币化的要素和资源（例如住房、创业活动、公共基础设施）被金融化浪潮裹挟，成为各种可计算、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形式，被纳入资本周转与循环的过程之中。资本的自我增殖与复利增长逻辑于是占据主导，资产价格伴随着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呈现出远超经济增长速度的上涨趋势。
全球范围内，资产在国民财富中占比越来越大，初始资产占有量不同的群体之间财富差距快速拉大，出现“资产分层”现象。那些以非市场化形式获得资产或者在金融化早期以较低价格购入资产的群体成为“新贵阶层”，并在金融化进程中以更低成本不断撬动更大规模资产。由此，一套以金融市场为枢纽、以资产多寡为机制的分层体系，叠加在以劳动力市场为枢纽，以教育、职业、收入为机制的既有分层体系之上，构成了我们理解资产社会及其观念后果的基本逻辑。
金融化驱动的资产社会的全面崛起同样塑造了两个维度的核心观念。
其一，资产社会后来者的无力感。金融化加剧了劳务-资产回报剪刀差，资产的复利增长、自我增殖使得剪刀差进一步扩大；而先赋因素主导的资产传递使得代际累积劣势不断放大，阶层代际再生产以一种稳定且不存在合法性挑战的方式得以实现。资产价格与升值速度取代了精英教育与职业准入成为社会封闭赖以维系的基础，寄望于“鲤鱼跃龙门”的“小镇做题家”们在难以跨越的资产鸿沟前败下阵来，“大钱靠命，小钱靠挣”成为这种无力感最真实的写照。
其二，资产社会后来者的底层感。以金融市场为枢纽、以资产多寡为社会封闭机制的分层体系使得资产成为决定生活机遇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年轻世代在劳动力市场通过努力奋斗获得的职业晋升和收入增长，只有在转化为金融资产的情况下才可能指向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改善。然而，由于剪刀差的存在，收入增长往往“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最终沦为“为房东打工”，由此导致了底层感的产生。这种底层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诸如“打工人”“内卷”等网络流行语的走红，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高学历、高收入群体，也呈现出较低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例如自嘲“金融民工”“码农”等）。
当丰裕一代遭遇资产社会：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
丰裕一代与资产社会的叠加，导致一系列社会心态特征，具体表现为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35岁财务自由”、呼唤新经济秩序、融入强大的国家。
（一）用“躺平”对抗权力
年轻人为什么会“躺平”？抛开价值判断，回到塑造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时代背景及其核心观念，笔者认为必须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体化的丰裕一代渴望摆脱外部责任对个体的束缚。这种束缚可能来自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能来自集体主义时代的工作伦理（例如“艰苦奋斗”“舍小家为大家”），可能来自工作场所的企业文化（例如“996是大福报”），也可能来自社会舆论的刻板印象（例如“剩女”）。在年轻世代看来，既然只有“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其他社会角色并不会在道义或现实利益层面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后果，那么也就只有“我”才有资格决定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只有“我”的兴趣、价值和观念是需要被考虑的。
由此，那些曾经诉诸价值的社会性行为被剥离成为个体福利层面的理性计算。一旦被证明无助于个体福利改善，年轻人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抗拒这种外部责任和角色期待。在我们的研究中，“觉得麻烦”“担心生活质量下降”成为很多年轻人在婚恋议题上选择“躺平”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已经结婚的年轻人，也会因为“生育影响职业发展”“养孩子太贵”而选择推迟生育甚至“丁克”。
第二，无力实现物质条件期望的年轻人试图跳出资产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当期待着“毕业十年，年薪百万”的年轻人遭遇了现实的“毒打”（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小孩），强烈的落差催生出对于个人命运前途的迷茫焦虑。那些无法通过代际转移获得资产的年轻人，要么是在劳动力市场通过超时工作争取超额薪酬以换取获得资产的可能性，要么只得在加速上涨的资产价格面前默默承受劳务-资本回报率的剪刀差。尽管行动者看似在“自由选择”，但无论怎样选择，都难以挣脱权力的结构性束缚，沦为“困在系统里”的人。
面对个体无力超越的结构性困境，“躺平”成为一种弥合心理落差、摆脱现实困境的有效策略——“一旦决定了‘躺平’，还有什么可‘卷’的，上班‘摸鱼’，到点下班”。从这个角度而言，“躺平”也就拥有了一种对抗权力的意味。
当我们理解了“躺平”现象背后的时代背景与动力机制，则不难推断，一味指责“躺平”对全社会的消极影响可能适得其反，让渴望摆脱束缚和困境的年轻人更加抵触。只有重塑社会性价值的共识，打破资产社会的困局，才有可能让年轻世代摆脱“躺平”，重新回归主流价值的期待。
（二）渴望“35岁财务自由”
当个人兴趣和自我价值凌驾于生存的物质需求之上，年轻世代呈现出后物质主义倾向，有勇气也有底气不再将物质条件作为人生目标，转而追求超越物质层面的“诗和远方”。然而一切无不以物质基础为前提条件。作为一种达致“诗和远方”的手段，工作与否或者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本质上基于投资回报率的选择。因此，与谈及生活意义时的后物质主义相反，年轻世代在选择工作时呈现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即使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仍有超过半数的大学生拒绝在“薪酬待遇”方面做出妥协，远高于行业、岗位、工作地点、企业性质等方面。然而，资产社会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劳务与资本回报率的剪刀差。面对无力跨越的资产鸿沟，工作/奋斗不再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反而成了阻碍。
沿着上述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相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年轻世代中间，崇尚奋斗的传统工作伦理日渐式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频繁跳槽甚至“裸辞”，也不愿意“与企业共同成长”。当年轻世代拥有相较于上一代更多样化的“赚钱”机会以及更高的物质条件期待时，踏实工作与延迟满足成为一种回报率不高的选择。
“35岁危机”为焦虑的年轻世代划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如果在35岁之前还没实现“财务自由”，拥有作为物质基础的资产，那么精神追求（自由、舒适、成就感）也就岌岌可危。当资产价格的飞速上涨动摇甚至打碎了年轻世代期待的物质基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不再是一句玩笑话，反而成为一种“资产配置手段”。
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炒作以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沉迷于“炒币”的年轻人并非缺乏金融常识，也不是不了解其中的风险，而是常规的财富积累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跨越资产鸿沟的愿望。类似地，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超过六成的电信诈骗受害者为“90后”，打破了传统上认为“只有老年人才会上当受骗”的刻板印象。究其原因，丰裕一代赖以支撑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与资产社会塑造的无力感共同决定了年轻世代对于“35岁财务自由”的渴望，后者让“90后”在“躺平”的同时寻求通过非常规手段实现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
（三）呼唤新经济秩序
繁荣和增长为主旋律的叙事塑造了丰裕一代关于物质生活的乐观主义迷思。然而，一旦这种乐观想象遭遇资产社会的无情打击，则会反过来从根本上动摇个人发展的信心和预期。无论是“知乎”上那些动辄浏览量突破千万的“扎心问题”（例如“房价让当代青年有多绝望”），还是自嘲“985废物”的十余万“豆瓣”网友，都是这种乐观主义迷思破产之后的怀疑与彷徨。因此，对于年轻世代的种种赞赏（例如“乐观、自信、有追求的一代人”）与批评（例如“经不起挫折，总是爱抱怨”），都不过是丰裕一代“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这一核心观念导致的一体两面的社会心态后果而已。
当资产成为决定生活机遇的关键因素，努力奋斗却依然难以摆脱底层感的年轻世代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生活境况归因于超越个体层次的结构与制度。这种归因机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呼应，最终指向抽象甚至虚假的社会对立面，例如代际（“房价就是中年人对年轻人的剥削”），或者资本（“资本利用我们创造了更好的世界，我们却被驱逐了”），或者是更为抽象的市场（“自由市场就是自由地炒作房价”），甚至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指向国家。
根据我们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追踪研究，年轻世代对于资本（包括作为具身化运作策略的“996工作制”“大小周”“应届生薪资倒挂老员工”“期权代替工资”以及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超额收益的巨富群体）的态度在过去两三年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从过去崇拜巨富群体、认可超时工作换取超额薪酬，到质疑和反抗资本及其运作策略——资产社会的底层感伴随着诸如“35岁失业”“‘90后’员工猝死”这样的新闻事件愈发真实且强烈，直到“打工人”一词在2020年火爆网络。以至于从未真正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90后”们，开始怀念起“毕业分配、单位分房”的80年代。“考公上岸”（即考取公务员）再次成为择业热门。年轻世代正在呼唤一种能够让他们摆脱底层感、实现精神追求的新经济秩序。
在特定舆论热点的催化下，青年群体对于资本的普遍不满可能转化为集体性的反抗行动。2019年3月，一个名为“996.ICU”（即“工作996，生病ICU”）的项目在开源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诞生，该项目旨在揭露那些实行“996工作制”的企业。短短两周时间，超过20万人响应该项目，并发布“反996许可证”（Anti-996-License），禁止被列入“996公司名单”的企业使用自己贡献的开源代码。此后，发起者还创建了“955.WLB”项目，为超过1300家企业评分，鼓励“用脚投票”，拒绝加入“996公司名单”中的企业。
需要指出的是，“996工作制”只是深层矛盾的诸多表现之一，根源仍然在于丰裕一代赖以实现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与资产社会后来者的底层感之间的冲突。在互联网企业不再实行“996工作制”之后，那些失去超额收入的年轻人并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由、舒适、成就感”，对于现存经济秩序的反思和质疑还将潜藏在年轻世代的内心之中。
（四）融入强大的国家
很多媒体报道和机构研究都指出，“90后”是爱国情绪高涨的一代人。对于这种情感的来源，大多归结为富足的生活条件、高水平的教育、广泛的媒体宣传等，忽略了这一世代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态特征。本文认为，丰裕一代的个体化特征决定了“90后”的爱国情感有其独特的生成机制，同时资产社会所导致的底层感使其对于强大的国家有着热切的期盼。
一方面，年青一代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中国道路的优越性，这种认可并非来自外部宣传，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经验。当这种源自生命体验的价值判断遭遇外部质疑时，年轻世代倾向于自觉地从个人生活经验中寻找案例予以驳斥和批判。只有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乐于被称作“自干五”。另一方面，渴望摆脱束缚的丰裕一代不再将家庭或者集体作为生活意义的来源，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更加抽象、宏大的对象以获取意义感，对抗个体化导致的价值贫瘠和意义空洞。对国家的热爱使得年轻世代将个人琐碎的、庸俗的日常生活实践融入了宏大的共同体之中，且不需要因此受到额外的束缚。由此，转发、点赞、评论与爱国相关的内容表达的就不再只是个人情感，还有一种置身于共同体之中的集体感。
与此同时，资产社会导致的底层感让年轻世代渴望找到一个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以打破资产决定生活机遇的逻辑。底层感的归因往往指向巨富群体、资本乃至市场，而建立新经济秩序的希望则被寄托在国家身上。年轻世代渴望融入强大的国家以对抗那些抽象甚至是虚构的社会对立面。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源自个人生命体验的认识论，或是借以摆脱琐碎庸常的意义来源，还是期待超越底层感的外部力量，无不以共同体的强大为前提。这意味着，当国民经济发展面临下行风险时，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信念危机。类似地，如果国家被证明无法驯服“邪恶的”资本，或者被认为是资产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的一部分，质疑和挑战的对象同样有可能指向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冷静客观地看待年轻世代当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以及这一现象背后所传递的对于国家在绩效和道德方面的期待。
圈层化生存：青年人的亚文化与泛意识形态
对于丰裕一代而言，个体化放大和确证了“我”的价值与意义，以个人兴趣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亚文化共同体（例如饭圈、性别议题/LGBTQ、星座、动物保护等）在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植根于赛博空间的社群为挣扎于资产社会无力感的年轻世代提供了一种解释现实、超越底层的可能性，对自我成就感的精神追求具象化为特定共同体认可的“大神”。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圈层化生存”。
尽管偶有“出圈”事件，但总体而言，圈层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意识形态”的，即相对小众、与主流价值观念没有冲突、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社群不存在框架建构和组织动员的能力。相反，由于其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和逻辑（例如性别议题/LGBTQ），或者在日常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特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评判标准（例如饭圈），成员之间能够在价值与行为层面达成认同，即对内团结、对外排斥，既可以对特定议题进行框架化，又可以成为潜在的动员组织渠道。因此，具有“泛意识形态”特征。
以性别议题为例，少数极端性别议题社群对于诸如“三孩”政策、“七普”性别比等社会议题进行再框架化（例如“放开三孩让女性找不到工作”），将公共讨论引向不同性别、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这种舆论撕裂和对立情绪非但不会让成员反思其观点和认知框架，反而强化其对内团结、对外排斥的心理认同。
更进一步，当同一个社会议题或者舆论热点在不同社群内部经过框架动员，指向相反的价值主张或行动取向时，泛意识形态特征尤其凸显。例如，在影响广泛的“227事件”中，“饭圈”社群使用“维护公序良俗”框架大量举报相关作品，“耽美”社群则使用“创作自由”“抵制劣质艺人”框架致使多个品牌宣布与该艺人解约。在这个案例中，无论是“饭圈”社群还是“耽美”社群，都借用主流话语完成了自身价值主张的框架化，也都在社群内部实现了大规模组织动员，并在社会表演的过程中强化了共同体的认同与边界。
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饭圈，还是性别议题社群，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新宗教性质。这种新宗教性质既体现在建构社会现实、塑造心理认同方面，也体现在对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方面。在当代青年群体圈层化生存与泛意识形态社群兴起的背景下，既不排除特定议题在框架建构和演化过程中呈现极端化、民粹化的趋势，也不排除多个议题重叠形成大规模组织动员的可能性。
结语
本文认为，丰裕一代与资产社会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青年群体核心观念的两个时代背景。前者塑造了以自我承担生活机遇与自我价值放大为特征的个体化，追求超越温饱的自由、舒适、成就感；后者则由于资产-劳务回报率差异以及资产多寡相较于劳动力市场表现优劣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个人生活机遇，导致了后来者的无力感与底层感。
上述核心观念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心态后果：其一，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摆脱外部责任束缚与无法实现预期的物质条件导致年轻世代在婚恋和工作方面抗拒主流期待。其二，渴望“35岁财务自由”。支撑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无法通过劳务/职业收入满足，崇尚奋斗的工作伦理日渐式微，高风险的投机行为被普遍接受。其三，呼唤新经济秩序。个人生活机遇由资产决定，难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精神追求落空，年轻世代渴望打破现存经济秩序。其四，融入强大的国家。源自个体经验的爱国主义让个体化的年轻世代找到了一条摆脱意义贫瘠、超越底层感的可能路径。其五，圈层化生存。以个人价值与兴趣为基础的圈层为年轻世代提供了精神满足和价值来源，同时蕴藏着付诸社会行动的动员框架和组织能力。
丰裕一代与资产社会塑造了当代青年群体特有的社会心态与认知模式，并可能伴随着年轻世代步入社会产生新的冲突形态。其中，某些消极因素如果在特定情形下进一步发酵，可能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风险。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别类型的社会心态如果进一步极端化，不排除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对现行秩序的质疑，甚至引发意识形态风险。
在泛意识形态的框架化能力与相关社群的组织动员能力作用下，特定公共议题的讨论可能与那些有广泛动员能力的、抽象的、虚构的社会对立面结合起来，将公共政策过程简单化为不同代际、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争夺，诱导民粹主义情绪，挤压决策空间，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特定议题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张力（特别是资本、性别、婚育议题），争议矛头可能指向现行体制。
第二，个别类型的社会心态如果过于蔓延，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红利的下降与人力资本培育的不足，影响经济发展。
资产价格的飞速上涨及对激进投资策略的过分鼓吹，可能加剧年轻世代低储蓄率、高负债率的状况，进一步产生结构性金融风险，为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隐患。人力资本则可能在数量、质量和工作伦理三个维度遭遇挑战。数量方面，渴望“躺平”抑制年轻世代生育意愿；质量方面，难以跨越的资产鸿沟为“读书无用论”增添了新的注脚；工作伦理方面，努力奋斗既要承受“内卷”的责难，又要面对“穷忙”的现实。
第三，特定社会心态的极化可能引起价值观冲突和共识撕裂，新型婚育观念的发展与消费主义盛行可能引起社会-文化层面的一系列挑战。
个体化观念消解了传统婚育价值观，并将一些特定的个人选择行为塑造成对抗社会不平等的“躺平的权利”（例如性少数群体、不婚主义），这些观念经由泛意识形态社群的催化和传播，在年轻世代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消费主义与互联网金融的结合为无法借由职业收入满足的物质欲望提供了可能的出口，诸如“炒币”“炒鞋”“炒盲盒”“炒NFT”等投机行为被塑造为实现“财务自由”的投资策略。消费主义与年轻世代在社会心理层面的财富焦虑相呼应，导致更大范围参与。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文化纵横》2022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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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把每一集中对我有所触动的对话，摘抄放在了相应的分集评论下，后来觉得不妥，那里应该是观众们抒发己见的地方，于是我把这些摘抄移到了这里，附一些我个人的感想。第1集 对话内地演员倪大红从生活经验中学习的普通人。第2集 对话内地演员陈冲1.我比较反感电影里对坚强的表现，是所谓对坚强的某一种想象。 2.所有最温柔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却是最有颠覆性的，有爆炸性的。 3.他没有按着一个时代的脚步，就跟一群牛那样去生活，他是按着一个永恒的脚步，在生命的路上走，而不是见机行事的，很实惠的，就说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也好，思想基础也好，就在那里看着风向去做事。 4.当时中国还有什么印象让你特别地留恋，除了亲人？ 一种集体主义吧，因为美国是完全个体化的。你要突然间负起责任来了，集体主义有一种安全感，所有的对是上面交给我的对，所有的错是上面交给我的错，那要用自己的良心去做分析，自己的良心去感受对错。这是完全陌生的概念，我当时不知道个人意识是什么，但是这个其实是人应该有的，没有自我意志，很难有道德底线，因为你就没有办法担当，没有良知。 5.我喜欢那些没有实用性的激情，就是对人性本身的，对人本身的一种拓展。 6.罗曼罗兰是一个很坚持理想的人，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他会不会觉得哪有这样的人，前后左右也找不着，但其实存在过，他一定在，只不过就是现实的价值，没有把这个东西衡良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嘛。其实我拍《英格力士》，我要讲的也就是这样，我要讲这样一个人。 正直的那些东西，有这种道德力量的人。 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我缺乏一些，但是我向往它，所以才会在电影里想去拍这样的人。 7.不被世俗规范影响真是太难了。 所以你要独处，就是说你去迎合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迎合，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自我意识得有。 比如说你知道你在迎合的时候，你会讨厌自己吗？ 会啊，所以我迎合的时候，总是不够流利啊。 8.年轻人的弱点是什么呢，普遍性的？ 他们挺奇怪的，他们九零后那种，好像是追求更真实的一种东西，真实性，不愿为你做太多的戏。但与此同时呢，在中国最好卖的软件是美图秀秀，修图的，所以真的是失去了生命当中太多质感，一切都很光滑，一切都可以ps，一切都可以把它的粗糙的质感去摩擦掉。它是另外的一种关注，它是通过了一层，磨光了以后对另外不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关注，这一层东西肯定影响创造力。 9.创造力需要单调，它是独自单调，特别闷的情况下，它必须用想象力去弥补，现在这种手机生涯不是特别利于我们去深思。 10.我觉得，我当时那么懵懂的时候，出去的这么些年，我挣扎着的这么些年，它的确拓宽了我的地平线，就是对整个人生的那种，认知也好，对人性的认知也好，如果不出去的话，可能会比现在狭隘一些，我喜欢现在的视角，变得更宽容，这种宽容不是一种慈悲，这种宽容是一种理解。 11.如果一个人，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释放出去的话，他不就拍不了戏了吗，写不了东西了吗。 12.你觉得岁月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应该说吧，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我经历与战胜了那么多的痛楚，那么多身体上的疾病，头脑里的疾病，这么一个多么可吹嘘的东西啊第3集 对话相声演员于谦做人做事之道第4集 对话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飚这个时代少见的解释者 项飙人类学家，许知远文人 1.我总是觉得自己有一点，非常轻微的自闭症，人和人的交流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很奇怪的，我做了人类学，但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做了人类学，就是我会把交流当成一个事情，所以会在想背后的道理是什么这样。 2.文字都是成形的东西，我对成形的东西，觉得不够有魅力......因为他是讲他自己的事情，在进行中的事情，所以他那种实践的，那种未成形的，人们在不断摸索，要找出一种办法，让我体验到，实践当中那个知识的美感。你对实践里面的一些知识感兴趣，你也一定要有一点距离感，你有了距离感之后，你才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你要完全被抛进去，那我就想着我怎么去桥头赶快买这种纽扣，赶快去赚钱。 3.距离感和超越感呢，意味着某种优越感，其实是给你一种感觉，你能够控制这个生活世界，不是说生活世界完全在主宰你。就是说虽然你可能没有钱，要挣扎，但是至少在精神上，你可以从上往下地去看它，你觉得你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在看这个世界。 4.但是他们好像并不是太在乎，他们就觉得，能够被书写，他们的经历能够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觉得他很重视这个东西，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奋斗过。 5.年轻人描述不清楚（身边的附近）的原因，是他会觉得这个有点无聊，因为他觉得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个东西，他觉得我要考一个大学......他没有通过超越来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这个身边的世界成为一个要抛弃要离开的一个东西。 6.一个纯粹原子性的个人，有时候（对细微的东西）是关心，有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跳出，对很大的事件做很宏大的评论，但是它的中间这一层，对附近他是没有兴趣的，只对他家里头或者全世界，两个极端。这个是附近的消失。 7.当时去浙江村，你面临很多问题，他们自己的定位是非常边缘的。他觉得我是来自于南方的农村，我来北京做生意，对吧，就觉得是，能够做生意，就觉得好像是很不错的一个事了。然后他面临的种种问题，他就是想现实的怎么样咬牙去克服，对吧。但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他们是六十岁以上，他面对困难的那个心境，是很不一样的。 希望消失了。 对啊，以前很多希望，他有他的希望，他有他下一步计划，再赌一把，现在不可能这么想了。这也是人类学调查，特别在中国做调查的一种，因为你明明知道你做不了什么，对吧，所以你听他的时候，你究竟在听什么。有的时候你是希望听出，所谓的一些理论的含义来，那就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但是说你要直接听他要寻找解决方案的诉求，但你又没办法去应对它，所以是，是一种，对，无奈，比较痛苦的一个事情。 8.温州给外人的印象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体制之外，在没有一个正式资源赋予的条件下，能够自己发展出来。那浙江村就是它的一个放大，空间上的放大。因为《浙江村》这个书一个很核心的想法，是说你通过市场交易，可以把原来紧紧附着在土地上的，村子上的，亲属关系和社区关系，通过市场贸易把它放大为一个很大的社会网络。这样呢你形成一个相对自主的空间，然后你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互相呼应，在不同的地方你又跟不同的地方政府互动，在资源调配上，甚至在应对很多政策上面。 9.现在我觉得是这个，温州精神确实是，很多人也说有点危机的这个状况，因为你完全是靠自己，这种乡土关系，不同侧面对正式制度进行，打洞，自己创造，那个办法，已经不灵了。 10.市场是附近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认为附近是一个障碍，因为交易应该是没有摩擦的。 你说在微信的世界，你说阿里支付宝也好，然后美团外卖，他们都是附近的消失啊。因为附近它是有，有很多层次感，我们现在没有，都是一下子都出去的，整个附近都消失了。 那这个附近到哪去了呢，你要去问这个美团外卖平台设计师，附近对他讲太重要了，对你这个附近的交通情况，什么时候人流多，什么时候人流少，他要形成一个掌握。它把我们本来说肉体直接感知的意义的那个附近，一下子转化为一个数据化的附近。 11.大家认为有一个叫时间征服空间的一个过程。我们原来对世界的感知，首先是空间远近，我和你的远近，然后你原来怎么去描述远近呢，是通过人的行动的。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呢，我们说是一袋烟的功夫能够走得到，这个表现了我和你的距离，这里是没有时间的，是两个行动。那后来呢，时间是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工业化时代，大家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时钟，近代的象征。时间时间感，就跟人的行为就是脱离出来了，它不是靠人的行为来描述时间，而是倒过来，通过时间来规范你的行为。 12.这个社会已经非常情绪化，高度情绪化。然后呢他忽然就是说，会对某一个事情会非常同情，非常愤怒，但那好像也是非常会有一种道德上的愤怒，好像被伤害了，但那个东西又很快就下去了，因为它不能化为他的行动。 13.土著人他不会说一头牛是一头牛，他认为一群牛才是一个一，只有到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以后，你才觉得我个人是一个个体，是独一无二的，要通过这个对独一无二性的追求，我才能够得到自己的尊严和自由，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新的一个想法。我个人倒觉得这个不是出路，个人的意义和尊严，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是在于关系。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的，没有那个东西在那里，你不能够去追求个人尊严，你还是要帮助他们建构这个事情。 14.你觉得一个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 要很在地，然后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对古典的东西当然熟悉，但是一定要划到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去，他的神经一定要是跟这个现代的时代去跳动的，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必须是大众的困惑，必须是最新的变化。你的出发点不能是说，孔子说了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或者马克思说了什么，孔子当时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不能这么问，但是你要问的是，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掌握了所有这样的信息，像他这样的一个思考着，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15.当日落的时候，思想升起。第5集 对话建筑师马岩松1.现在让你最着迷的命题，或者说事情是什么？ 我想做国家项目，哈哈哈。我觉得怎么一到国家项目，它就特别，就好像有一种范式似的，大柱子，大屋顶，那么一个东西。你看这现在这个，全国的火车站，我有几次坐火车，我就觉得特别像，国家博物馆，就是一进去一个大空间，人跟蚂蚁似的，我觉得这些设计可能受到了国家博物馆的启发，就只要是在长安街上的，最后就变成全中国的，以各种名义把它变成这种法院，办公楼。我觉得国家建筑怎么做，就能改变全中国的建筑怎么做。我觉得与其一个一个去做，如果能让我做一个这个，真把这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一个森林公园之类的想法，让我挺激动的。 2.咱们这代人跟这个山水， 其实中断地很严重了已经是，过去中国人那种画里面的那种，文人画里边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城市里的人，到了这种地儿，就会觉得，自己挺弱智的，在城市里干嘛呢天天的，事儿事儿的，各种的心态，到这以后觉得，是不是，可能人还是有本能地亲近自然的这种。 3.好多地方你一开始没什么兴趣，然后认识人了，立刻就好玩了，恩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城市。 4.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北京，一直说这个保护古都风貌，一直说的就是风貌，不是说人。雕梁画栋，然后建一堆那个假古董，前门那就，我觉得就像一个中国的中国城，它没有真正的生活。现在保护的如果只是风貌，不是这些人的生活的话，只能是一个场景了，一个电影场景，一个主题公园。 现在感觉人在消失，新的方式在消失，是数据。 5.你回来把这种理念跟清华也好，建工也好，学生年轻人讲，他们能感觉到这些吗？ 能感觉到，但是问题就是说，这种感觉很短暂。 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托，周围是吗？ 对，他的大环境不是这样的。你说的时候他马上能理解，而且马上能反应，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但是一学期以后，马上又回去了。 课堂中那一小部分很快就消散在社会里了。 我真觉得中国的年轻学生，其实挺有才华的，能力啊，什么这些都没问题，就是一个，受外界影响。他总是跟这个现实脱离不开。可能是不停被驯化的一个过程。 6.建筑师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他是一个方向，他相信的未来是什么，这就是他的价值。 7.那你说沉浸在中国现在这么复杂的语境里面，飘起来是不是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飘起来，我觉得要有一种童真吧。就是把事弄得简单一点，所以有时候相信自己，你只要你自己不是邪恶的，就相信自己就问题不大。人的那种情绪就会在这个城市里。有时候这个城市太冰冷，就是因为太客观，很多人觉得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其实没上面人味。第6集 对话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看完刚好还去看了《终曲》纪录片第7集 对话内地导演徐峥不太敢冒险的徐峥，就算下定决心了心里还是会怕。 1.我说的所谓的这个成长，其实并不是说我突然又进步了，不是这么回事儿。成长的概念是说，我懂得，我敢于把我过去藏住的那个伤口现在拿出来，把这个能量做一个妥善的处理，我才成长，它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2.我很羡慕那种人，就是说，就是肆意改写自己的人生，他在上一秒钟还是，在这个领域内特别特别怎么样，然后他突然就换成另外一种。太任性了这个。你看老外他有的时候也是，他到了这个国家，他发现这个国家好棒，他突然就住在这里了。他就是一种很任性很自由的那种。但这样的人可能在家人眼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太不靠谱了。 3.他背后可能是对自己的高度负责，你不觉得我们生活中好多人，他们都是假装为别人负责，其实最终又没为别人负责，又没对自己负责，是不是。第8集 对话历史学家许倬云向何人借智许知远评价 “触摸到旧文明系统的夕阳，同时又是中国文人少见的受到西方式知识训练”的人作家王小波的老师1.最近在想，美国衰退的问题。《正确的历史》里写，欧美的文明有两个泉源，犹太的上帝，希腊的求知，这两个合在一起，开启了基督教的世界。相信有了神，神会归纳出一套最好的尽善尽美的天地在那里。因为它尽善尽美，所以就有迹可循。我们只要去追，按理性，最高的理性去追，能追得出来。所以理性是找到进步最好的最优秀的办法。......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到，就是自由，个人性，个人主义，平等，平分掠夺的战果，勇武进取，这几个正好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欧美基督世界的原动力，支撑他们的信仰，使得欧美在最近五百年世界独霸。但是现在神死亡了，神被扬弃了，本来结合大家在一起的宗教信仰，族群的聚合，都因都市化的关系在散开。然后在这个中间，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着目的，找不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尤其今天网络媒体，每个人彼此影响，但是难得有人自己想，听到的讯息很多，不一定知道怎么拣选。欧美世界的头部人物的聚集，吸收新的血液，正在加强，这变成了少数寡头政治继续延续到台面上来。信仰求知民主，都在萎缩。2.中国的世界是以人为头，没有上帝，天心是人心。盘古就是人，左眼太阳，右眼月亮，头顶就是青天，脚底下就是大地，身上的血脉就是河流，骨骼就是山林，这个盘古就是象征，是天地人三才，人为贵。没有人的眼光，知识，感情，智慧，就没有天地。这个是中国的好处，也是中国的缺陷。最大发生的副作用，中国人讲伦理，讲人和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亲疏关系，尊卑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这个就构成了优势跟弱势的差别。举一个例子，我们始终没有脱开帝权，有了皇帝就有内廷，有了内廷，政府就不存在，内廷和真实执政的政府之间永远有对抗，于是国家分裂，然后是人人都想做皇帝...这种就深入人心，使我们没法解脱自己，也绑住了我们自动自发的精神。3.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地方，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今天的教育，不能教育出这种人来。今天的教育，教育的是凡人，过日子的人。今天的文化，是一个打扮出来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是导演导出来的文化。而且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人想这个问题，忙的是买这个机买那个机，忙的是赶时髦，忙的是听最红歌星的歌。人这么走下去，也就等于人变成活着的机器。4.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呢，如果一个人不甘心，但他的力量又这样微薄？我们人要找归宿，要找理想境界。5.人从一个文化跳到另一个文化的时候，你就睁开眼了。6.我的历史观，最短的是人，比人稍微长一点的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微长一点的是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7.我们中国人过日子等等，都是人跟自然整合在一起。中国有二十四节气，我们过日子，总是注意到人跟自然的变化同步进行......中国人注重这个气，这个气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禀赋到的一点，这个气就是神，不是具象的神，不用它来吩咐你，是你自己培养自己。一个人拿宇宙的变化，人事兴废，通通融合在人的情感里面，这种情绪，这种气派，就是我讲的人找归宿的问题。8.您以前说过知识分子的不同类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理想，你觉得在这个时代还可以继续吗？他应该继续。但现在是这样，新的理想没有出现，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人不再有，我们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所谓知识分子。现在所谓知识分子是网络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9.我，伤残之人，要能够自己不败，不馁。幸亏从小生下来就如此，如果长到十五岁，叫人一棒槌就打倒了，那完了起不来了。我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残缺，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只有失望的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他会想想我过日子为什么过。看东西要看东西本身的意义，不是它的浮面，想东西要想彻底，不是飘过去，这个是难得有的机缘。10.为什么电影里电影演员不能跟舞台剧的演员相比，电影演员常常没有办法做到舞台剧演员的深度，他被导演切成一片一片，舞台上的，他两个小时里面，他要变成另外一个人。现在蒙太奇剪接，它就可以完全拼节目拼出来。第9集 对话电商主播薇娅被时代选中的人，做自己热爱的事。第10集 对话八九十年代传奇首富牟其中1. 能见到他就很牛了，这个事情就像二十年后你跟马云共处一个下午2. 他是中国社会很少见的狂想者，他的适合领域就是狂想，他就是当代艺术家3. 老部下冯仑批评：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战略家，但与下面是脱节的。我肯定是脱节的，但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他不脱节就行了4. 1989年500火车皮轻工产品换苏联四架民航机；1996年要把卫星发射上天；炸开喜马拉雅山；出资31亿美元买航空母舰；开发西伯利亚；重庆火锅快餐化推向西方世界；在西方开商业银行融外资投资国内，等等等等......5. 他是一个错位的人，但谁说错位的人生就不是人生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就喜欢正确的人生6. 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信心。那你不怕这是盲目的信心？个人的成功与否都不太重要，你只要努力和这个时代保持一致。因为我碰见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跟着走，跟着时代的脚印走，无论你走错了还是走对了。7. 他有对宏大问题的渴望8. 你为什么喜欢冬天？它给人一种要去运动的感觉第11集 对话编辑作家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得主，无意识写出了《繁花》，10个故事1.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喜好，他不会听父母的，每个人都是，现在人也是，就看你身边什么人，你受他影响。2.在一个美瞳时代明眸善睐。3.喜悦往往只有几秒钟。4.渣男，你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你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就去涵盖它。人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涵盖的。新一轮的单调化。5.阿城说因为我们中国的五四以后，自然主义的积淀非常短暂，几乎没有，直接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法国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丰厚的一个自然主义的写作，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批判。6.你如果不遇到这种人，你就没有历史感，他是说人说事说在一起的。7.我们现在想到年轻人，我们就觉得，哎呀，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就是说充满希望，但是实际你落实到具体的一个人身上，决定你命运的时候，往往只有一秒钟，而且你的路非常窄。8.1960到1970年的上海人的普通情感生活。非虚构的一个一个案例。9.我是写作者，我看见稀罕的东西，我想最好就能够让大家都看到，来修正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对照。我们把过去的东西保留下来。10.文字就是把过去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保存下来。11.文学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或者说你要推动社会。我个人是觉得，你能够保存过去的东西，它就是一种推动。12.你看这种午后的窗子，窗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是魅力。13.市民阶层呢，它就像海底那种生物一样，特别敏感，一旦海洋的温度到了或者怎么样，它就会很蓬勃地生长，到一定的时候不对了，立刻偃旗息鼓。你看上海在我的眼中就是，它什么时代就什么样子，它都可以，老百姓都可以过，老百姓非常灵活，市民阶层非常灵活，但是它内里是不改变的，他对生活的理解，他最希望过什么生活，他有自己一套东西。14.你说我们喜欢这些，有点奇怪的故事，或者奇怪的性格，其实是不是因为，只有这些真正的怪异里面，才容纳那些自由，异想天开那种。我们其实是对自由的那种渴望。一个是自由，因为自个做不到。还有一个是因为呢，我们看到太多的东西，我们的口味越来越重。15.我觉得文学是非常欺骗人的，它有种种的禁忌，环境的，包括个人的，所以是文学实际没有那么高大上的。它只不过就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某一种面，让你知道，你的生活的信心也好，包括其他内容，都要靠一个微小的个人，他自己来承受。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个顶住的。16.《繁花》我只是写了60%，40%是没法写的。17.漫长的蛰伏里 他冷眼观察时代的缝隙里 他提笔说话你若从中看见了未来的路那是过去人的灵魂借他之口 给你的回答第13集 对话经济学家陈志武从人类历史的尺度看现代金融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近年专注于经济史与中国经济研究1.每次技术的进步，都导致了财富差距的恶化。过去历史上有没有什么办法，人类的财富差距是可以下降的？也有，大规模的群体暴力，战争。2.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年轻的时候是一辈子中最没钱的时候，但是又恰恰是最需要花钱的时候，所以这种矛盾要靠什么来解决？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通过金融产品把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收入，进行重新的配置。3.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一般的金融市场，从它们一开始出现，首先是为自由社会里边的自由人，提供一些工具。金融工具让我们每一个人，提前安排好未来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各种不同的风险，那你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灾荒或者不幸事件的时候，保持你个人的自由，保护你个人的权利，同时呢，最大化维护你自己的尊严。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的问题。4.经济学最有优势的地方，抓住了人的行为的牛鼻子。5.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人类的每一项创新，每一项发明，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道理很简单，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一年的人均收入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几千年都是停滞的，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但实际上远远不止是这样。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所做的绝大多数努力都是围绕着一个方面，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产出的背景之下，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可以更高，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这是人类文明化的进程中间，最最重要的。6.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现代银行业，更不用说证券行业，退休基金行业。顺着来看，我们讲的养子防老，多子多福，要通过生小孩，生很多个儿子，一个大的家庭，大的家族，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有了钱，我们一起要分摊，共享，如果有苦难也要共担。儒家文化支持建立大的家族，宗族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好的安身立命的这个保障，使得中国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提升。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孔家店提供的安身立命的保障，让我们不愿意去对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原来的话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从出生到摇篮，很多的人可以靠国家，后来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裸了，这让我们中国人又留恋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一个大家族的温暖。7.一个是英国前殖民地（香港），另一个是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让我们去看到，为什么人类社会，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制度。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那些社会，以新教社会为主？其中一个解释，是跟借贷有直接的关系。基督教呢，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你是可以收利息的，给所有其他的人，做放贷做金融交易，用钱赚钱的话，这是绝对禁止的......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是一个根本的改革点，马丁路德呼吁大家，不要让罗马教廷，罗马教皇告诉你上帝说的是什么，圣经是怎么理解的等等，你自己去读圣经，自己去跟上帝进行对话，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核心就是对个人的解放，个人的权利，自我决策的空间，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空间。这些差别呢，最后反映在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澳门。8.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我关注的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短短的四十年里面，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些哲学层面的，伦理层面的，道德层面的话题，先做了再说。9.如果说大家都非常悲观了，觉得天要塌下来了，那这就意味着，大家都愿意接受一些牺牲。10.有了现代政府，什么时候只要有挑战都去干预，对经济作干预，对大自然做干预......把原来人类历史上，以这种自然的调整的过程，去重新配置财富和收入在社会中不同群体中间的分配，把这个规律又给打破了。11.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货币化，它是一个结果，是一种更深层的制度化发展、法制化发展、人文主义和内心世界的内涵的不断地深化发展的一个结果。我知道在国内会有一个错觉，或者说有一个不完整的理解，就是把货币化的跟我们个人想要去追求爱情，追求情感世界看成是相矛盾的。如果爱情也被货币化，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被货币化的，是不是太冷冰冰了，太物质化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觉，真正的货币化的社会，它是基于个人可以完全地、几乎接近绝对地自由选择的那个社会。在那种社会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货币化了，但是我照样呢可以有权利选择，我去追求我最在乎的东西，非货币的东西。12.现代社会的财富，都是金融化的财富。传统的人会觉得，只要我有房子，有这些土地，我什么都不怕，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搬不走，这些就是我的财富。但是现代人，你感觉到你自己到底多有钱了，不是以你有多少房子，多少亩土地，而是折算成美元，折算成港币，人民币，金融化以后的这个数字有多大，来决定你到底该感觉到你有多富。这是完全主观的人为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可以很高，但是发生什么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是什么其他的，一夜之间或者几个月里面，从亿万富豪变得什么钱都没有。人类经济货币化了以后，就不再有永恒的财富了。13.你的财富，你的东西，有包括内在的，身外的，身外的东西不属于你的，内在的才是你的。真正安全的是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和激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先要搞清楚，我是不是在追求我最有激情也最有感觉的，这个事业，这个工作，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不用担心后果是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样子，你就可以顺其自然地，让你做得比别人更好，而且你这样的话，才可以把你做得比别人更好的概率达到最高。14.叔本华会给我们讲，人生的很多苦恼，是因为我们人有了意识，有了思考能力，有了记忆能力，让我们对未来形成很多的预期，让我们比起（无意识的）动物会高无限多倍的痛苦。没有预期就不那么容易有痛苦......了解了人类痛苦的本源之后，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去把握这个度。你千万不要以别人是怎么样子，来给你自己定一个人生的目标，给你定一个预期，你只要做你自己感兴趣的，有激情的事，这就是最大的幸福。15.人的财富目标总是移动的，财富自由是一个伪命题。16.避开金融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没有一家公司会永远存在。17.如果你自己不能成器成才，一天到晚就想到去忘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到最后你就成为了社会的负担。18.30岁以前，尽量做自己人力资本的投资，多去上学，多读书，在通识教育这方面做得更好，让自己在30岁以前，尽量变成一个通才；然后接着下来30到50岁，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事业，做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人力资本转换成金融资本；50岁以后，重点靠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来给自己带来收入。收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变革时代的一个重要动力。变革不仅是依靠巨大的历史力量或结构性的改变，个人的微观努力，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是沉默的，甚至是被忽视的。但是突然有一刻，它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而我们社会上的很多变化，都是由这些微观的个体此起彼伏的变化所推动的。我们在建构每个人的个人叙事，不要时代的风暴一吹来，每个人都变得非常地摇摆，脆弱不堪，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小的，可以避风的地方，可以生长的地方。夏日特别版 对话音乐制作人张亚东悲观，安全，冲动，爽，抒情，内心的美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我并不急着寻找答案见证了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更见证了流行音乐的衰落与重复为窦唯、朴树、许巍、王菲、汪峰、莫文蔚制作过专辑，过去三十年华语乐坛最重要的制作人之一1.通常技术上特别了解的时候，那个美感会变弱。其实挺像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自己写得莫名其妙，自己也不太清楚，批评家好像写得非常清楚，但他无法再现这一切。2.-过去的作品说实话，伟大到就是你真的不用再做了，感觉所有的东西已经被写尽写完了。当然小的时候无所谓，小的时候就是有激情嘛，我不怕。-更本能。-可是你越了解就会觉得越胆怯，有时候目标远大，给自己特别多压力，反而什么都做不了。-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矛盾，因为如果你没有对传统更清晰的理解，你也很难确认你自己内在的独特在哪里，但是你又有可能被那个传统给吞噬掉。-一定的，一定的。而且我觉得过去的那个东西其实跟你长在一起的。它就是内化。所以你可能就是尝试，尽量去尝试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完了再加上现在这些科技的手段，或许你能找出一个新的美感，但是基本上，在非常内在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已经定格了。3.不同的领域可能都是有它那个艺术的青春期，流行音乐我觉得它的青春期，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 90 年代。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觉得已经结束，它已经经历了所有的激情和创造力，后面其实都是在重复，目前为止也并没有探索出更新的方式。因为流行音乐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写流行音乐会说似曾相识，这个旋律听起来好像听过，才能让更多人接受，不要求太多创造力，试图用最简洁的方式打动别人，而且确实有时候平淡无奇的作品是会打动人的，或者说更容易打动。4.最主要的还是，怎么可以做到驱动你弹响每一个音符的都是你的内在，而不是风格，不是那些技术、习惯，这个在当下看来非常困难。5.你能获得的物质总是有一个数，可是音乐带给你的是无限的价值。因为它本身是美的，只要你听过受过音乐的熏陶，音乐让你达到过嗨点，你大概这辈子都放不了。你始终渴望，有一天放一个音乐，你在那一刻忘记自己，忘记烦恼，所有东西都没有，你的生命就在那个上面。你真的可以融化在那个音乐里，你突然觉得你一点都不孤独，你的所有感官感受都是和所有人连接在一起，就是爽。6.我们（传统民乐）说实话，很原生，不是特别逻辑化，因为就是很感性，大家更注重用这个东西表达的情绪，而不是作为一个科学的角度，看待你的乐器，它全是随性而发。比如你看我们的民乐队，就没有低音乐器，因为中国就没有低音乐器，所以民乐队就得要有大提琴，是因为我们没有填补那个空白。他们（西方）的系统都是，小提琴，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斯，短笛，长笛，双簧管什么的，单簧管，巴松，所有东西，他们都是更注重逻辑，在技术上一直也对乐器做了特别多革新。我们就是太过安逸了，并不具有强大的统治力。说实话有人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是。怎么可能。世界的只有最强大的，剩下的就还是民族的。7.我不想忽略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能把自己特别普通特别平凡的生活过得很艺术，或者说你能在最不堪的时候，依然找到你自己该有的那个重量，你的情感分量都是摆在那的，如果您意识到，自己是不能被任何人代替的，你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想要有的，但是它事实上正在变少。8.其实多数时候做流行音乐，我也是，就是很老套的流行音乐，大家能做的就是在表面给它加一点点另类的感觉，加一点点所谓独特的东西，让它变得好像很有艺术气，其实本质还是这个，不然的话你就离商业太远。9.我不排斥大众，不是说这个东西卖钱就是垃圾、糟粕，也不是说这东西不卖钱，一定就是艺术，完全不是。卖钱的好作品多得是，不卖钱的垃圾也很多，这个感受是特别个人的。10.-我有时候在当下的作品里，看不见这个人，看不见真的他，每个人都不爱自己，忽略自己，都更爱某个概念某个观念，更爱某件事情。-同时每个人宣传自己的个性。-对，但是我看不到真的他，你的音乐跟自己有关吗，这是个问题。或许没那么奇特，但你可以感知到这个人。11.-可能跟这些年自我叙事的消失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现在这么多的碎片化，你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叙事，你是不断地这么跳跃的。其实集体力量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大，然后个人就被吞噬掉了，吞噬到社会力量之中去了。-是，音乐里更是明显。因为大家说实话都很累，很忙，生活压力都那么大，其实更多时候，把音乐当成消遣了。所以你就说让他非常多地思考什么，其实是不愿意的。所以变成说，就是人云亦云呗，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那我就去看一下，或者说都是言不由衷地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其实根本没有想过的。大家都是这样很轻率地就去否定一个东西，又或者说点什么。但其实都不是什么思考后。-都是拼贴的结果。-所以人们会慢慢地觉得我的东西有意思吗，或者说他觉得我这个东西，他还有价值，有意义吗？你眼见的所有东西，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那样的时候，就是说人会忽略掉，原本在我看来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目的目的目的，每个人都是你要不准确地告诉我，这个都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必要。12.-尽管我对自我精神上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我贼物质。我必须要买东西。对我来说，我是可以活在物质里的，我觉得爽。我不想过不好的生活，我要赚钱，我要谋生。-因为那个舒适度对你特别重要。-对，我必须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要把自己过得好好的。如果可以照顾别人最好。有的时候这样也很累、很辛苦的。13.还是挺强烈自己的东西，只是不愿意表达，我觉得就是没必要，我只是不想打扰大家，也没有什么责任心。你想要跟人家说什么，或者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实话会不会不真诚，但是说实话又有几个人是真的会认为你是真诚的呢。14.-你不觉得其实所有最后好的作品都是那种“非个人化的自我”？-对，没错。-Impersonal-personal（非个人化的自我）是特别棒的东西。-我是喜欢的，我更追求那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它超越你自己，当然你可以以很自我的方式，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它超越了。我觉得只有那样才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大概还是那种不能解释的东西对你的影响最大。-而且只有在你说的那种不可解释中，就在那一刻。可以遗忘自我的时刻是最幸福的。-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忘我。什么事情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存在了，就是真的忘我。连自己都忘记，更甭提什么烦恼了。你就会“哇！我能听到这个东西”，或者体会到“我在这一刻被灵感眷顾”的那个感觉，简直是太奇妙了！15.国外年纪很大的爵士乐大师，来北京坐在车里，看到外面有一辆车，他说啊你知道吗，这辆车是我的梦想车。我们都好心疼，在中国可能一小孩都开，就这么大一大师，梦想就是这个车，但是那个大师一天练八小时琴，就还是会花时间在那个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种，我们怎么就那么慌呢，那么着急。......-就是还是要这么拼命要去赚钱，就不知道，不知道大家被什么驱动，就是没有安全感，很奇怪很奇怪。-它互相传染，它像传染病一样。-就是让你会忽略特别多。16.-做音乐的人确实回避问题，因为音乐是一个避风港，比如说你听到伟大的作品，你享受那个欢乐就行了，根本没有你超越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怎么说，还挺崩溃的。因为别人的成就，或者他的闪光点，你可以感知得到，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也不持久，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个那个过程，就是一直在寻找的过程。-因为你同时想做美食家和厨子，所以你痛苦。17.-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激情是不可靠的，冲动不可靠，因为我只相信工具，就是你有工具吗？比如你写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词汇量决定了你的边界有多大，那音乐也一样，你拥有的知识，它可以带你到什么地方，或者说你知道很少，那你就是会被困在那。但是最终当你把所有技术学到之后，或者说你了解技术的时候，事实上你又回到最初，就还是要有那个，激情。-创作的母题。-没错，就是要有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厉害的，我喜欢的人就是他可以把非常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简单到非常具象，让你马上就知道，可是，你马上知道它的分量是不同的。-兜一大圈子再回来。-所以我一直在尝试了解所有的东西，最终发现实际上我离最初的那个东西，会变得远了一点点，就是你已经迷失在技术的领域。因为它一样美。如果你干脆不计较那些的时候，其实贼爽。-那也很幸福啊，那就是一个饕餮之徒。-没错，幸福很多-但这个很妙，就是说如果是说，你能够充分地解释它，又同时又再回到原点，就非常了不起了。18.我太不在潮流里了，导致不能让它发生特别现实的利益关系，这个会导致大家都会被挫败。我特别想让大家认同的东西，可是就是会没有人会认同。大多数时候的，不管是合作，或者说有可能共同做一件什么事情，有那个初衷之后，在经过了反复几次的交流之后，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因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在需要一个有用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那些没用的东西，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无效没用的东西。可是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我费这么大劲干嘛。有时候也，你可以妥协，妥协到不再在乎这些事情，不再在乎什么美不美什么的，都是变成最基础的，吃饱就得了还要什么自行车。19.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开车下了高速，突然发现光秃秃的一片，没有草，没有花，只有疯狗。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觉得李沧东特别厉害的点是他可以直面这个东西，并且挖掘出这个东西里的那些痛或者是那些美的东西。我其实很抗拒，我是一直在逃避。我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20.-从来没有特别释放自己，已经忘了怎么打开自己了，年轻时候的那个冲动都没了。比如我从大同来北京算是一个冲动。-对，肯定是。-但是如果你让我现在离开北京去别的地方，我好像已经走不动了。-但是这些东西，这么多限制，确实会影响你自己能量的吸收和发挥。或者说能量这事儿对你来说吸引力大吗？李沧东这些人都非常有能量。-当然了，我觉得不就是为了那个活着嘛。-但是太有秩序、太精巧、太舒适就会反能量嘛。-对。所以我这么说吧，我一天都没有做过自己，长这么大为止，其实没有一天。21.我觉得你这辈子都这么纠结下去吧，这就是你的本质，两者之间一直在撕扯。

（周小川6月24日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上的发言）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很多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和反思，各国情况存在差异，但也有不少有共性的问题。中国兼具一个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外界对中国央行和货币政策也存在不理解，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危机后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中国央行的目标、功能与做法。一、问题的提出央行应选取单目标还是多目标？危机前多数主要央行关注的重点是价格稳定，并采用了通胀目标制。危机后，许多央行强化或增加了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职能，经济复苏的持续乏力也引发了对通胀目标制以外的货币政策框架的理论探讨，如兼顾了增长和通胀的名义GDP目标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无疑会受到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影响，涉及的问题是央行应不应该关注国际收支平衡？相关的问题是央行的独立性。普遍的看法是央行和货币政策应该独立；也可以把央行和货币政策适当分开，强调货币政策应独立。一个实行单目标制的央行是相对容易实现独立的。但如果一个央行是多目标的，可能就更难以超脱政治现实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多目标就需要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较多地协调、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担的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等职能，在权责上本身就比较敏感。第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什么关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上是有分工的，但在实际中常有冲突，也有交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财政政策使用得并不充分，这就被动地造成了对货币政策过度依赖。一个具体问题是，在发生系统性风险时，特别是在财政政策受到制约或者财力有限的时候，中央银行是否应当参与救助？如何参与？第四个问题是转轨经济体的央行有何不同。经济转轨的含义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转轨初期，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往往尚不存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很不完善，而且转轨过程中通常都有巨大的财务缺口，财政能力极度脆弱。如果央行不推动金融改革和市场发展，就不会有健康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也就谈不上货币政策的正常传导。而且，转轨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发展水平低，有把“失去的几十年”追回来的愿望，对经济增长自然也会较多关注。因此，要在这种背景下理解一个转型经济体央行的目标选择。二、中国央行的目标与功能选择维持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制度-简洁、好度量、容易沟通。但对现阶段的中国尚不太现实。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赋予央行的年度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从中长期动态角度来看，转轨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央行还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动态的金融稳定和经济转轨，转轨最终是为了支持更有效、更稳定的经济。人民银行高度重视价格稳定，这是各国央行都有的目标。经济增长和就业重叠性较大，也是某些其它央行的目标。但中国央行功能中比较特殊的是改革开放、发展金融市场和国际收支平衡，也比较注意协调其它政府部门。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央行要有这些目标？为什么是央行而不是财政？人民银行为什么要支持并组织改革开放？转轨早期的共性问题是价格严重扭曲，税收体系扭曲，非货币化实物分配，资源配置非常低效，银行也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缺少银行法、会计准则、审计、贷款分类、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健全制度。首先，中央银行是否利用货币政策支持价格、税收等市场化、货币化改革？这些扭曲和资源配置错误的损失通常最终都集中于银行体系。大家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许多转轨国家的银行体系都被巨额的不良贷款拖垮了。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型中面临同样的问题，亚洲金融风波则进一步加剧和暴露了这些问题，中国银行部门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等指标严重恶化，国际业界普遍评论中国的大型银行已经陷入了“技术性破产”。这时，不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健康的金融机构体系，就没有金融稳定可言，中央银行难以实现价格稳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从谈起。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金融改革和实现金融系统健康化和稳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通胀等传统目标。当转轨经济体的旧有银行体系被拖垮且财政虚弱时，小的转型经济体可以“出售”银行来寻求金融机构健康性，也比较容易找到愿意收购的外国银行，中东欧的转轨国家较多见到这一模式。但中国的银行体系庞大且层级多，也难有外国银行有能力和意愿全面介入。中国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来救助银行并进行改造。但当时财政没有足够的资源，1990年代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低点仅约为10%，还有大量的计划经济历史包袱，所以央行不得不设法救助金融机构和维护金融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人民银行剥离了政策性不良资产，对问题银行进行了注资，并推动各大型银行公开发行上市、转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治理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宏观上维护了金融稳定，顺利走出了亚洲金融风波的危机。同时，注重监管体制、法规建设、会计审计标准、贷款分类、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微观制度建设，为银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和金融稳定奠定了基础。人民银行为什么要发展金融市场？转轨经济体通常价格机制僵化，缺乏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绝大多数计划经济在转轨时都没有股票市场、没有公司债，金融产品种类匮乏，更没有衍生品工具用于进行风险管理。这种情况下，即便央行想让货币政策向市场化方向靠拢、想建立现代化的宏观调控框架也不可能，货币政策也无法正常传导。改革初期，业界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发展金融市场，央行不得不考虑做这件事，中央政府也指定央行来发展金融市场。因此，人民银行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是其更好履行货币政策职责的内在要求。人民银行为什么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事实上，对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国际收支、资本流动、汇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影响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关注国际收支平衡十分正常。这一点基金组织可能更清楚。而转轨经济体还有自身特点，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贸易、汇率政策往往存在严重扭曲，许多转轨经济体都经历了国际贸易的崩溃和国际收支的大幅恶化。中国在转轨过程中借鉴了东亚外向型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对中国经济的各方面改革开放都贡献良多，但也提高了中国对国际贸易和外资的依赖度，导致国际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和价格稳定目标。因此，中国央行必须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相应也需要承担管理汇率、外汇、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国际收支统计等职能。财政在转轨早期、中期面对大量显性和隐性亏损，处于极度困难的阶段，可以理解会对金融改革、汇率、国际收支取避让策略。从中国这些年的情况看，内需和外需都向正确的方向得以调节，也应对了亚洲金融风波，说明央行关注国际收支的体制是对的。与此同时，多目标和货币政策功效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容易处理的问题。中国央行追求多个目标确实可能会影响其独立性，这个矛盾真实存在。考虑到中国央行要组织改革，要解决过去金融体系税率和税制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处理历史遗留包袱，把大型金融机构改造为健康的、现代化的企业，这都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去协调并共同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要想有所作为，跟政府保持比较紧密的关系是有助于改革的。反过来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果改革不到位，货币政策就难以选择合适的工具，也难以传导；如果央行过多强调低通胀目标，不在价格改革时容忍一定通胀，那么反而可能阻碍整体的改革转轨。当然，《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央行独立性也是有语言表述的，即“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如果今后央行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目前的这种状况也可能发生变化。综上，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这种选择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国情是分不开的。三、多目标制带来的挑战多目标制确实会带来不少潜在的挑战，首先是能否表达为追求优化的多目标函数，如能解决好权重系数，则可表达为线性或对数线性的多目标函数，且可论证它与一般均衡目标具有对偶关系。此外有若干技术问题，比如：第一，目标重叠。中国央行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两个目标之间就有重叠，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要识别出重叠的部分，并赋予其与非重叠部分不同的权重系数即可。第二，目标冲突。世界上处理经济问题经常都是面临两难、三难困境，都要有取舍和权衡，目标冲突虽难以避免，但也很正常，即表现为目标优化中的相互抵消。第三，多目标能否加总和如何确定权重。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技术的问题，可综合使用模拟市场和专家法来应对，稍后讨论。第四，模型复杂，不够简洁，沟通不易。简单的模型和目标当然好，人人都想追求，但央行所面临的现实世界和任务是复杂的，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央行都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联储除就业和价格稳定外还要负责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欧央行在欧洲银行业联盟建设过程中成为了单一银行业监管机构，英格兰银行也增加了审慎监管职能。所以，复杂和不够简洁难以避免，而沟通困难的本质则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第五，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联结仍是难点。传统的货币政策模型多数只注重国内，但全球互动越来越显著，产生众多的关于溢出和反向溢出的讨论。而金融稳定则从2008年起就一直是全球性问题，将不同国家、不同类别的模型加以联结，可想而知是有难度的。多目标、多变量的方法在理论上有助于国内与国际的联系、互动，但方法不成熟，挑战众多，加大了“维度灾难”（Curse of Dimensionality）等困难。四、多目标货币政策的优化问题（一）多目标优化的权重问题当央行同时追求多个目标时，央行面对的就是一个多目标的优化问题。这本身在经济学中是很常见的问题。央行的目标函数可以是各个目标的线性函数或者对数线性函数。在数学上，央行可以理解为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GE）中，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通过选择合理的政策变量，来最优化这个目标函数，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目标函数中各个目标对应的权重系数。我们知道在计算GDP时其实是一个线性加总的目标函数，所使用的权重系数是市场供需条件下形成的商品、劳务的公允价格。央行在求解目标函数最优化的时候，也可以模拟市场公允价格的形成机制，通过权衡决策层和专家层等各方面的意见，模拟出类似于在供求关系下得出大致公允价格，作为权重系数。另外，几个货币政策目标均存在容忍区间，在区间之内目标权重会呈现某种调整变化，这也可以通过专家法加以大致测度。比如在危机期间，中国就调高了金融稳定和金融机构健康化的权重。而在通胀较高的时候，价格稳定的权重升高；在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较大的时候，国际收支目标的权重又会相应得到提高。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虽然这会使得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看起来不太稳定，但也难以避免，不妨碍央行的多目标制。（二）模型复杂化多目标优化也会使得央行的宏观经济模型复杂化。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变量，以及这些变量间复杂的动态关系，需使用向量自回归（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这些技术来建立行为函数，同时也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一个就是通常所说的维度灾难问题，但这也有一些技术方法去解决。对转轨经济体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经济机制的不断转变导致了样本的不可比性和结构断点。比如中国80年代以前的样本几乎是完全不能使用的，80、90年代的数据也较难运用，这就导致在使用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可用的样本量很小。（三）沟通问题模型复杂化还会带来沟通的困难。货币政策决策实际运用的模型是多变量、动态的，各变量及其滞后的变量间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但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教科书描述传统通常是单变量的、语言型逻辑。因此央行在沟通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如果沟通过于简单，虽能保证公众理解，却无法反映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如果沟通过于技术、复杂，则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能理解。这种两难是每个央行在沟通过程中都面临的。中国央行的做法是强调对专家层的沟通，以维护信息传递尽可能准确，并通过专家向广大公众做分析、解释工作；同时，我们也会向公众提供简化版的沟通。五、结语今天我主要介绍了中国央行的多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的背景和选择的理由。当然，这种选择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我们不否认有些事是有代价的，关键是代价不能高于收益。与同样处在转轨经济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国央行推进了改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大体上保持了金融稳定，也赢得了机会去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可以说收益大于成本。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选择带来了信用增长过快、高杠杆率和影子银行等问题，但也只是相对其他新兴市场比较而言。当前的中国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理念也仍在演变。中国经历了较长时段的转型，因而央行的制度安排也体现这一特点。转型终将会大致告成，央行目标函数将走向简化，许多国际经验也将更加对中国有实践意义。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国际上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讨论，并将根据今后的情况动态调整，不断适应中国改革和发展阶段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