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关于：大家来说一说，西安交大比哈公成怎摸样？&&&&[作者:
219.133.103.144&]&&&[]
“左”倾错误的牺牲品&&&&
--------------------------------------------------------------------------------&&&&
正当军事工程学院在教学改革的道路上艰难求索、稳步前进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航船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日益偏离正确的航向。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和平演变的警钟愈敲愈响，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的同时，中共中央指出国内思想战线和教育、理论、科技、文艺、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阶级斗争都有“严重的尖锐的表现”。毛泽东主席为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于是，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而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则乘机制造个人崇拜，在军内鼓吹“突出政治”，批判“以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为“二元论”。在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气氛中，坚持政治统帅技术、坚持又红又专、坚持政治运动与教学两不误的军事工程学院，被贬为全军四个“不突出政治”的落后单位之一，在领导整风，全院人员到农村“上阶级斗争主课”之后，奉命退出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并在林彪发布的准备打仗的“一号命令”之后无端被肢解。&&&&
（一）在“左”倾浪潮中改制&&&&
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几所中学的教育工作问题，在座谈会上和文件批示中作了一系列指示，严厉批评课程内容多、学生负担重、教学方法死的现象。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他说：“书不一定读得很多”，“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还说“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这些话的精神当然很好，是改革教育制度所应该遵循的。但是，改革教育制度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长期而复杂的任务，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说，从日新中国诞生之后，改革旧教育制度的伟大工程就开始了，到1964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此时的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同旧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当然，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还要继续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使教育制度的改革与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前进，日臻完善。军事工程学院从1958年开始的三次教学改革，正是以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为指针，在教学制度改革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把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当作立即就要句句照办的绝对真理，学校就难以办下去了。&&&&
当时正处在林彪指示“大学空军、大整机关”，强调“雷厉风行、抓好两头”的浪潮中，国防科委闻风而动，迅速召开第三次院校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春节指示，作出进一步贯彻“少而精”，克服“多、重、死”，缩短学制，减少课程，精简教学内容，改变考试方法的决定。军事工程学院为贯彻执行毛主席春节指示和国防科委第三次院校会议精神，从日起，召开有156人参加的教学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揭发教学内容“多”、学习负担“重”、教学方法“死”的问题。院党委于6月17日通过关于贯彻毛主席春节指示和国防科委第三次院校会议精神的决定，发动群众进行第四次教学改革，要求以“彻底革命”的精神，贯彻“少而精”教学原则。国防科委指示学院，对空军工程系的飞机设计专业和电子工程系的雷达专业进行缩短学制、减少课程的试验。&&&&
教师中很多人对这次“教改”表示不理解，对无了无休地改学制、改计划、减内容感到厌烦。有的公开说：“现在根本不存在多、重、死问题，学习本来就是艰难事，要想学好，就得刻苦，就得有点压力；自从贯彻‘少而精’原则以来，周学时只有20个左右了，学员比过去轻松多了，再减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教学质量就无法保证了。”有的表示：“课程内容可以变，教学方法可以变，但教学时数不能减。”有的说：我是“奉命教改”，反正就是那几盘菜，你给多少时间，我就端出几盘菜。青年教师一般表示拥护“教改”，也有少数人担心自己讲的那门课被取消。学员对“教改”有两“怕”：怕课讲的太简单难消化，怕学的知识将来不够用。院领导一方面感到教学工作这样搞下去后果严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坚决执行；对于教师们提出的问题，一般不作正面回答，也不主张坐在办公室里进行空泛的争论，而是要求大家深入学员班进行调查研究，看看“多”、“重”、“死”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在深入调查研究中求得认识的统一。&&&&
刘居英带领工作组到数学教研室进行“教改”试点，针对群众的不同意见，提出“解决问题，团结同志”的方针，防止粗暴的批判和简单的压服；对课程改革提出“改字当头，改中有保”的方针，防止否定一切。各系的“教改”，也都本着这个精神进行。&&&&
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首先对正在教学之中的1964年春夏学期的课程内容进行小改，即在教学大纲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删减“偏繁”、“偏深”、“偏难”、“不够成熟”、“与专业结合不紧”以及毕业后“在工作中也可以学到”的内容。全院共有160门课程（占开课总门数的79.4%）按此原则对内容作了删减，其中变动较大的（被删的内容超过章）有25门课程，变动较小的（被删的内容在节以下）有135课程，有的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作业量进一步减少，尤其是习题多的基础课。数学教研室将作业分为精作题、草算题、选作题三类。多元函数及其应用，六二级的必作题原定103个，减至42个。普通物理课作业题也分为必作、思考、选作三类。分子物理及热力学部分的必作题，由原定的26个减至17个；静电学部分的必作题由30个减至20个。考查不占专门时间，也不集中进行，成绩由教师根据学员的平时学习情况确定。有些考试改为考查，有些学时少的课程不考查，期末考查取消，平时的小测验取消。毕业设计的作业量减少1／3～1／10，说明书不超过100页。毕业答辩的题目提前一天发给学员，答辩过程中只提三五个问题，以减轻学员的“精神压力”。对将于1964年秋冬学期开的课，各专业均于6月初提出“彻底精简”的方案，在1963年精简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稀释了浓度，削平了坡度”，删减了照顾学科理论完整性、严密性的部分。原子工程系决定从本学期所开的25门课程中砍掉3门，剩下的22门中有13门的内容要作大的删减；学时减1／2的课有3门，减1／5～1／3的课有8门。导弹工程系准备彻底改革考试制度，公开出题，允许看书。教务部副部长曹鹤荪教授主持的学制改革研究组对国防科委指定的两个专业（飞机设计、雷达）和学院自提的一个专业（弹体设计）的学制，提出了改革方案。雷达、弹体设计二专业的学制由六年改为五年，飞机设计专业的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半。飞机设计专业的课程由28门减为21门（砍掉25%），普通化学课、传热学与热效应课被取消；雷达专业的课程由32门减为20门（砍掉37.5%），普通化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工金相等课程被取消；剩下的课程，内容也有较大的删减，雷达专业的雷达设备课由150学时减至60学时，飞机设计专业的飞行器动力课由130学时减至90学时，飞机设计专业的总学时由3398减为2280，平均周学时由22减至18.1，低年级不过20学时，即每周有5天排课，每天排课4学时，有一天不排课，由学员自己支配。劳动时间增加，五年制专业劳动20周，四年半制专业劳动16周。政治课时间所占的比例由10%增至12%。在讨论学制改革方案的过程中，有人主张取消物理课，或“作为一门常识，学几十个小时就行了”；有人主张取消理论力学课；有人主张取消外国语课；有人主张取消毕业设计，说那是“繁琐哲学”、“形式主义”。&&&&
由于课业负担进一步减轻，课外活动时间增多，学习勤奋的学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加强自学；学习吃力的学员说：“现在才算搬走了压在头上的内容多的大山，尝到了‘少而精’的甜头！”也有不少学员课外无所事事，白白浪费了时间。各系都有不少教师认为教学内容“砍的太多”；学员班的骨干普遍感到不安；学员队干部也很焦虑。&&&&
院、系领导要求教师加强对学员课外自学的指导。刘居英、谢有法、张文峰和各系的领导干部都到学员队、学员班倾听意见，做疏导工作。《工学》报根据领导指示，开辟专栏，引导学员注意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发表了《切实加强对学员课余活动的指导》的社论。导弹工程系主任戴其萼在59－581班进行引导学员“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学习”的试点。&&&&
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全国基层单位有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要防止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据此重新部署了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运动。&&&&
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总政治部刘副主任就带工作组到军事工程学院调查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们呆了五天，开了几个调查会，就认定学院阶级斗争反映严重，说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不清”的问题。还说：“你们这里有大鲨鱼”。批评院领导对资产阶级思想右倾退让。指示院党委立即召开第三届党代表大会，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放炸药”，“揭阶级斗争盖子”。&&&&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第三届代表大会日开幕，17日闭幕。两周的鸣放，把1963年“五反”运动期间揭发过了的问题，重新抖露了一番，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观点重新“提高”认识。某学员因为日记中暴露了一些错误观点，被认为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贪污2500元的会计梁某被认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隐瞒地主出身、同家庭划不清界限的助教耿某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把1960年以来陆续发现、处理过的若干起男女关系问题集中起来，作为“和平演变”的严重表现；教学改革中有些教师对“少而精”、“红与专”的不同认识和态度，也被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对于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大事夸张渲染，出现了所谓“放羊上尉”、“打鱼上校”；把个别问题较多的基层单位说成是“烂了的单位”。不少同志在大小会上受到批判。谢有法代表上届党委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根据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会后又在机关干部、教师、学员中开展了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揭发出323人有“四不清”问题，与他们有牵连的还有271人；揭发出所谓“烂了的”和“问题严重”的单位15个。&&&&
院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选举刘居英、李开湘、张衍、谢有法、戈果、傅德林、张文峰、沙克、李懋之、贺达、赵阳、卓明、张子明、王坚、张复明、张景华、李焕、杨寿增、杜鸣珂19人为院党委员会委员，由谢有法、刘居英、李懋之、张子明、李开湘、张衍、张文峰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谢有法为书记，刘居英为副书记。&&&&
总政治部在揭军事工程学院阶级斗争盖子的同时，树立长沙第二政治干部学校为突出政治的先进典型，说这个学校“只学毛著，其他都不学”，称之为“全军学校的一面红旗”。&&&&
根据林彪的指示，日至10月8日在长沙召开全军院校政治工作会议。谢有法出席了这次会议。紧接着于10月间在长沙召开全军第10次院校会议，刘居英、张衍、张文峰出席了这次会议。两次会议的共同主题是推广长沙第二政治干部学校“突出政治”的“先进经验”，批评军事工程学院“以教学为中心”是把“四个第一”变成了“四个第二”，只突出教学，不突出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影响抵制不力。会上印发了总政治部工作组在军事工程学院调查后写的未经核实的调查报告，举的例子大多数不是事实，有的耸人听闻，却与事实恰恰相反。如说海军工程系有个学员想杀毛主席，还要发展他入党，院领导说：“这样的人不入党，谁还能入党？”实际情况是：海军工程系一个表现很好的学员在向党支部提出入党要求时，主动交代自己在中学时从小说上看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话，头脑里出现过一闪念：谁要是杀了毛主席，一定能出名。这几年经过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越来越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当时那一闪念是多么的反动和危险。表示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学员队党支部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他主动交代的问题，而且认识比较好；然而“想杀毛主席”的念头非同小可，必须严肃对待，加强教育和考察，不能作为发展对象。经过一两个学期的考察，见他表现仍然很好，而且不断有进步，准备把他列为党的发展对象，便向系政治处汇报了他的情况。系政治处认为：“想杀毛主席”不管怎样也是严重问题，指示学员队要进一步教育和考验。又过了很久，学员队和系政治处经过反复审查考察，认为这个学员确实表现不错，不能一成不变地看一个青年，准备把他列为党的发展对象，并向院政治部作了汇报。政治部也认为要慎重对待，不能轻率发展。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才同意把他作为发展对象。参加全军第10次院校会议的刘居英、张衍找总政刘副主任进行申辩，刘先说“没有时间”。后来勉强听了申辩，却以简报的形式把刘居英、张衍对真实情况的说明和总政治部那个未经核实的调查报告上列举的材料进行对比，引导与会者对军事工程学院进行批判。于是会上有人说：“‘军工’没有办好，不老老实实检讨，还要狡辩……”因为军事工程学院等四所“不突出政治”的学校和“突出政治”的长沙第二政治干部学校在会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称“四比一”。于是，以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而闻名全军、在全国也有影响的军事工程学院，一夜之间变成了全军一百多所院校中政治“落后”的单位之一。&&&&
全军第10次院校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开展院校整风，彻底解决不突出政治的问题。1964年12月上旬，总政治部院校整风工作组由国防科委秘书长路扬带领，到军事工程学院开展了长达9个月的整风，先召开有55名部、系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院党委扩大会议，面对面地揭发院党委常委、主要是书记谢有法和副书记刘居英的问题。接着召开有550名大尉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背靠背地揭发问题。同时，采取会内与会外相结合的办法，发动全院人员大鸣大放。谢有法、刘居英作了三次检查才过了关。&&&&
整风第二阶段是发动群众揭发部、系主要领导人的问题。整风第三阶段是贯彻国防科委第四次院校会议精神，发动教师、学员揭发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学作风和教学方法，讨论如何“在自然科学领域插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问题，批判《军事工程学院教学工作暂行条件》（《八十条》），说它是一个“突出技术、忽视政治”的条例；废除保证教师业务工作时间和学员业务学习时间的“两道命令”，说它们“冲击了政治，束缚了基层干部的手脚”；否定1961年以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绩，说老教师在“神仙会”上放毒，说院党委“对高级知识分子片面强调团结、照顾，忽视思想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迁就退让”，等等。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建院后第五次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培养目标、新的教学计划、新的教学大纲，号称“三新”。&&&&
这个“三新”教学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在四至五年内分三段培养学员。第一段用一年时间组织学员下连当兵，参加城乡“四清”运动；第二段用二至三年时间，以在校学习为主，打好工程技术基础；第三段用一年到一年半时间，组织学员到预分单位对口进行半工半读。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把课程“砍掉一半”，废除一切“繁琐”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实行党支部领导下干部、教师、学员三结合的教学方法；开卷考试，公开出题，用鉴定代替打分；彻底打破“关门办学”的局面，把学员“完全解放”出来。这是军事工程学院五次教学改革中唯一没有付诸实行的一次教学改革。&&&&
1964年2月，六○级学员毛远新（毛泽民烈士之子）向毛主席汇报寒假期间在农村参观学习的见闻和向农民学习的体会，毛主席高兴地说：“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该向农民学习。”还说：“回去告诉你们的政委，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同年暑假，毛主席再次同毛远新谈话，强调学政治要到实际中去学，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而且要求“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还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生？”“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罗瑞卿总长批准的国防科委提出的方案，1964年10月初，军事工程学院党委按照高年级学员先下、低年级学员后下、尽可能少影响教学的原则，作出分二至三批组织全院学员、教师、干部和青年徒工去农村参加为期半年至10个月的“四清”运动的安排。第一批2884名（五九、六○级学员1687名，其余为教师、实验员、徒工、机关干部）经中共黑龙江省委批准，由政治部副主任卓明带领，到阿城、拜泉两个县的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日毛主席看了军事工程学院《关于学员参加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指示“发到全军参考”。18、19两日，军事工程学院第二批5721名（六一级以下学员4945名，其余为教师、干部、徒工）就由谢有法带领，到巴彦、海伦两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日，最后一批1908名（六五级学员1131名、六○级毕业班学员131名、教师221名、机关干部和职员425名），由刘居英带领，到绥化县农村参加“四清”。暂不下乡的学员、教师，仍按教学计划坚持教与学。五九级六年制和六○级五年制44个毕业班977名学员，在阿城、拜泉两县参加了九个月“四清”运动于1965年7月返院后，原拟补课并进行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因为院、部、系领导当时正在整风，教师正在参加教学改革，只有19个班的331名学员因为专业已有准备或已与科研单位挂了钩才进行了毕业设计，其余经请示国防科委批准，免去了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分布在全院13个专业、16个学员班的六○级越南留学生，在六○级学员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之后，学院专为他们调整了教学计划，采取单课独进和多课并进的方法给他们单独上课。1965年春夏学期，专业教师带领他们到部队、基地、工厂进行了为期4～12周的实习。毕业设计答辩和毕业考试以后，还组织他们到长春、沈阳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
全院干部、教师、学员、工人以极高的热情和极大积极性，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村“四清”运动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改造思想的自觉性。一进屯，放下背包就帮助社员扫院、挑水、烧炕；有的还没有找到住处，就和社员一起打场。在缺粮区，大家多吃菜，少吃粮。有的地区一日三餐吃土豆，甚至吃豆饼，仍情绪饱满，在劳动中抢重活、脏活、危险活干；跳进粪坑积肥，跳进臭水沟沤麻，跳进洪水抢粮、救人的事到处都有。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大家自觉执行“几不吃”的规定，不但社员做的肉、蛋不吃，就连端到桌上的豆腐也不吃。不论吃的是粮非粮，不论有菜无菜，都按规定给社员留下钱和粮票。在海伦县长发公社五大队的全体学员，整队到县医院给一位胃穿孔的社员输血。生活在巴彦县山区的61―1队学员，有的冒雨步行百余里给生病的老人买食品。济困扶危、救难解纷的事不胜枚举，很短的时间就和当地的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大家劳动再累，工作再忙，每天都要挤时间读毛主席著作，“毛著随身带，碰到问题就学起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当钦差大臣，重视调查研究；不摆知识分子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战略上邈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困难；遵守纪律，服从分配，尊重地方干部，模范地执行国家政策法令；互相关心，互相监督，随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65年10月下旬，在海伦县农村参加“四清”的数学教研室助教王英，在挨家挨户通知社员开会时，被狗咬伤了左腿。当她被送到县医院后，医生发现狗嘴有毒，毒素已从腿肚扩散到了腿面，担心会引起气性溃疽，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全身肌肉几小时后就会一块块烂掉；为此曾经考虑截肢。消息传到学院，刘居英院长立即打电话指示学院在海伦的负责人派专人连夜护送王英赶回哈尔滨抢救，并请哈尔滨铁路局为王英加挂一节车厢，让沿线各站为列车通过开绿灯，同时命令院办公室彻夜与哈尔滨、沈阳等城市的医疗单位联系，购买狂犬疫苗。当运送王英的列车到达哈尔滨东站时，救护车已经停在站台，担架已经放在东厢门口，大家全然不听王英“我自己还能走”的意见，七手八脚抬她上了救护车，直开马家沟医院（学校自己的医院）。此时已是深夜，而医院却灯火辉煌，20多名医护人员已为王英做好一切治疗准备。第二天上午，刘院长到医院看望王英。当王英得知这一切都是院长亲自替她安排的，感动得哭起来了。经过40天的治疗，王英腿伤痊愈，坚决要求重返海伦农村，继续参加“四清”。&&&&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思想指导下，对地主、富农分子一律视为阶级敌人，对地富子弟怀有戒心，对农村干部“四不清”问题看得过重，运动中伤了不少人，这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对从家门到校门、从城市到城市、生活条件优裕、很少接触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到农村参加“四清”的真正意义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社会，经受生产劳动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在这方面的收获实在是很大的。凡是从农村爬滚了半年回到学院的人，没有不说“教育深”、“锻炼大”的，都说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但从办学校的角度看，全院人员一个不剩地下乡搞“四清”，也使教学、科研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正当全院师、生、员、工在农村参加“四清”之际，国防科委已经请求中央军委改变军事工程学院的军事性质，使之成为与国防科委所管辖的8所地方院校性质相同的地方学校了。&&&&
1960年初在讨论中央军委“尖端集中，常规分散”的方针时，在改“维护使用”为“研究设计”的培养目标时，人们只对学校向高、大、精、尖方向发展感到高兴，而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将与部队的关系日益疏远。1961年军事工程学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逐步过渡到由国防科委领导时，同国防科委所属的8所地方院校坐在同一条长凳上，显出了军事性质的不协调；而当国防部所属的几个研究院退出军队序列之后，国防科委就完全有理由要求把军事工程学院改为地方大学了。&&&&
日，领导军事工程学院整风的国防科委秘书长路扬在院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学院改变体制，军委已经批准”。理由是：在国防科委领导的11所院校中，军事工程学院等3所部队院校与其他8所地方院校“任务相同”，所以体制改变一下好，如果不改，学员入学要动员穿军装，毕业又动员脱军装，“在工作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9月16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国防科委：“军事工程学院改制问题，林副主席已同意”。10月19日，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等三所部队院校改制的报告。10月21日，中共中央将中央军委的报告批转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委。&&&&
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在军队现代化建设起步时下了那样大的决心、集中了那么大的力量创建起来的军事工程学院，仅仅办了十余年就改为地方院校了。这件事不能不令人想起1954年苏联顾问团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在写给刘居英的一封信中说过的一番话。他批评当时有些人动辄把军事工程学院与“清华”、“哈工大”等地方院校相比，主张事事向地方大学看齐，而不努力总结学院自己的经验，形成学院自己的特色和传统。他说，如果一切都照地方大学的模式办，那还有什么必要办军事工程学院呢？他提醒刘居英：“凡是旨在使学院地方化的一切，都不会给学院带来好处，只会带来害处。”&&&&
奥列霍夫的话有片面性，只强调保持军事工程学院的特色和传统，不承认向地方院校借鉴和学习的意义。然而他的话有合理的方面，就是军事院校应该认真总结自己的办学经验，形成自己适合军队建设需要的特色，不能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工作上一时出现的“麻烦”就模糊军事院校与地方院校性质上的区别，否认办有军队特色的高等技术学校的必要性。&&&&
据说国防科委向中央军委请求改变军事工程学院体制时，客观情况很复杂，谁也说不清原委，也难以评定这件事的是非。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制的结果是军事工程学院的大破坏。学院改制造成的思想混乱、技术力量流失，进而被肢解分割――有的并入第二机械工业部，有的并入第三机械工业部，有的并入第六机械工业部，有的交给第七机械工业部，国防科委自己留下一部分，这种做法充分说明：改制是因为军事工程学院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军事工程学院始建时是那样被重视，过了十多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一过程反映了林彪主持军队工作时期“左”倾思想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干扰，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摇摆、方针政策不稳、建设事业缺乏连贯性和继承性的状况。&&&&
原定于日实行改制，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经请示同意，推迟到日，这一天，全院军人集体转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刘居英留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其他学院领导人多被调走：谢有法调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子明调任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开湘调任国防科委第三十一基地政委；李懋之调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张衍调任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二）在史无前例的破坏中解体&&&&
军事工程学院退出军队序列之后，起了变化的仅仅是名称和外表，组织机构略有调整：将原来的院属基础课教研室组成基础课部；将海军工程系的导弹指挥仪专业和电子工程系的军用电子计算机专业合并成为电子计算机系；将分散在各系的越南留学生集中起来管理，成为留学生系。&&&&
学院退出军队序列之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之时。在“文化大革命”暴发前夕的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到黑龙江省参观大庆油田，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举行宴会时，总理问：刘居英为什么没有来？于是省委立即派车到学院把刘居英接了去。总理在谈话中暗示刘居英对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做好思想准备。&&&&
在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后，群众起来造反，学院被迫停课。此时从北京来了一班自称是国防科委的人，策动军事工程学院的群众起来造院领导的反，说军事工程学院“庙小乾坤大，池浅王八多”。中共黑龙江省委7月18日召开大专院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支持学生起来造反。7月22日省委工作队进驻学院，宣布刘居英退出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检查“错误”，想用这个办法赢得群众的信任，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无奈群众并不买账，只好于8月3日狼狈撤出。“革”与“保”两种观点的群众先后在俱乐部和小树林（俱乐部外一树林）发起辩论会，省委书记李力安在造反派主持的大会上进一步宣布停止刘居英党内外一切职务。两派群众在辩论中分别成立“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群众组织于8月8日宣布成立，故名。全省其他院校的两派群众如法炮制，也组成“造反团”和“八八团”。&&&&
在绥化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六五级学员8月10日回院“造反”。8月13日游斗领导他们搞“四清”的院办公室主任王序卿，开始了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斗。8月14日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召开欢迎六五级学员返院参加文化革命大会，坐在台上的领导干部全被造反派哄下了台。&&&&
从北京来哈尔滨串连的红卫兵，8月19日与“军工红色造反团”联合批斗刘居英和沙克（政治部主任、院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戴高帽，抹黑脸，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围观的群众中不少人流泪啜泣。各部、系和基层领导干部也纷纷遭到本单位造反派的斗争和蹂躏。&&&&
“军工红色造反团”上与“中央文革”有联系，中间得到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有院内极少数干部（主要是离职、待调、对院领导不满的干部）为之出谋划策，有恃无恐。8月21日贴出《踢开绊脚石，解散院党委》的大字报。8月24日宣布接管院、部、系三级“文革办公室”，提出“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团”的口号，学院各级党组织至此完全瘫痪。“造反团”还乘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大串连之机，把手伸到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城市，在那里建立“红色造反者联络站”，煽动造反，带头斗争当地领导干部，参与当地武斗。“八八团”同样批斗、围攻领导干部，并打着“破四旧”的招牌，任意抄家，到处破坏历史文物，唯恐“左”的不够。&&&&
向各级党委夺权的“一月风暴”于1967年初从上海刮到黑龙江。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1月31日晚，“造反团”以“军工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委员会”（简称“红联”）的名义夺了院和部、系两级党委的领导权，再次掀起批斗各级领导干部和不同观点群众的狂潮，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并于2月18日成立由11名委员组成、由穆栋材为主任的“军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6月1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时，名称改为“军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增至15名，郑锡伍、李九思、边世军、阎立梅为副主任）。“八八团”被省革命委员会宣布为“反动组织”，被迫解散，接着掀起了批斗各级领导干部和“八八团”头头的所谓“红色恐怖”的新高潮。&&&&
“军工红色造反团”独揽学院大权之后，内部两种观点的分歧表面化，很快就分裂为反对和拥护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的两派。在潘复生的支持下，后者拉出了“井冈山串联会”，前者在反对“井冈山”派的斗争中形成“山下派”。全省各单位的造反团也分裂为山上、山下两派。因为“山下派”“炮轰潘复生”，又称“炮轰派”；“山上派”则打出“捍卫”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在潘复生的支持下成立“军工造反团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学院干部、群众大多数卷入了“捍”、“炮”两派之争。&&&&
当“军工”炮轰派到省革委会门前示威、静坐、要求潘复生接见时，潘复生指使“军工革委会”主任穆栋材等组织“捍”派工人袭击“炮”派总部，“开辟第二战场”，企图调开省革委会门前的示威者。6月8日晚，潘复生又调动“捍”派工人、学生7000人冲入“军工”大院，攻占“炮”派总部所在的院办公楼，解了省革委会之围。这就是所谓“六九夺权”。&&&&
炮轰派则组织力量进行反夺权，双方武斗迭起，以8月16日“捍联总”攻打“军工”58号楼（学生宿舍，“军工”炮轰派据点）和8月下旬攻打哈尔滨坦克制造厂（简称“哈一机”，全市炮轰派据点）两次武斗的规模最大，“炮”派动用了坦克，“捍”派动用了“军工”库存的机枪、迫击炮、火箭筒。中央指示黑龙江省两派代表进京谈判，经周恩来总理耐心地教育调解，达成了联合的协议，并进一步引导“军工”两派代表达成实现院内联合的协议。此后，两派又围绕“革委会”的席位问题，展开了新的斗争。&&&&
学生中的大多数对派性斗争日益厌恶，在中央号召学校复课闹革命后，有的班两派学员联合请教师上课；有的班两派学员分别请同观点的教师上课。&&&&
从1968年3月到1969年3月，院革委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接连组织了三个战役。首先把矛头指向15名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他们加上“右倾翻案”的新罪名，重新立案审查、批斗、拷打，遭受最残暴肉体摧残的是院务部政治处主任郑梅庭。第二个战役是把矛头指向16名所谓“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拘留，有的在刑讯和苦役中死亡，有的在走投无路时自杀，受刑最苦的是罗时钧教授，死得最惨的是马明德教授。第三个战役是打击炮轰派的大小领导骨干。刘居英则被潘复生以“三特（日特、苏特、蒋特）、一叛（革命叛徒）”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下狱。&&&&
日，省革委会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院，领导斗、批、改，带进了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之间的矛盾。12月间工宣队按潘复生的旨意，开展了针对汪家道的所谓“反右倾分裂”运动，以“叛徒”、“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对亲汪的院革委会主任穆栋材等进行批判、审查，后来又根据省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制造了“兵工署潜特集团”的冤案，在荒唐的逼、供、信中有21人遭到迫害，3人被迫害致死，受牵连的有一百多人。&&&&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院内遭批斗的领导干部占领导干部总数的56%，遭批斗的老教师占老教师总数的87%，经院革委会批准建立的专案557个，遭隔离审查和刑讯折磨的有636人，经省、市公安机关拘捕的有46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4人，他们是：马明德（教授）、吴守一（教授）、薛鸿达（教授）、吴鸿钧（副教授）、曹昌佑（副教授）、凌之巩（副教授）、王炜（基础课部党委书记）、王哲瑞（处长）、刘威（讲师）、罗正源（讲师）、黄辅仁（讲师）、张忠韩（讲师）、冷怀莹（讲师）、王亚夫（学员队指导员）、邵承荫（政治干事）、王晓礼（教务参谋）、金焕日（助教）、纪毓春（助理员）、郑留钧（会计）、姜玉贵（保密员）、刘毅民（讲师）、胡明（教务参谋）、孙宝元（学员）、陈建华（学员）、陈道通（实验员）、徐志君（学员）、张文远（炊事员）、王国恩（炊事员）、王传贵（工人）、刘玉山（公务员）、麻垒（工人）、崔星齐（家属）、沈巧宝（家属）、雷启如（保姆）。&&&&
师、生、员、工中因为看不惯派性斗争而逍遥观望的人越来越多。后勤服务部门和生产单位的干部、职工自觉坚守工作岗位，保证全院人员得以正常生活。承担着国家科研任务的教师如慈云桂、柳克俊、胡守仁、任连仲、王振清、康鹏、金世尧、李勇、张德芳、戴世宗以及空军工程系风洞实验室的一些教师等近百人，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关于国防尖端技术重要科研任务必须按计划完成的指示，抵制派性干扰，坚持参加科研。有的白天挨批判，晚上在实验室埋头工作；有的任务在院内不能进行，就到工厂、部队去。从1966年至1969年，全院共完成科研任务98项，如544型导弹雷达干扰设备，歼6型飞机平尾部应力分析计算、自动引导电子干扰机等。电子计算机系承担的57―1型雷达指挥仪数据处理计算机、030型潜艇鱼雷攻击指挥仪、09型潜艇惯性导航计算机、901型鱼雷快艇射击指挥仪、441Ｂ―3型电子数字计算机、441Ｂ―Ｃ型高炮射击数字指挥仪，1969年正处于试验、试制、定型生产阶段，任务更加繁重。人事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对第10、11、12、13期毕业学员4001名进行了工作分配。还有763名干部、教师、工人参加了省革委会组织的“赴边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合江地区七个县帮助整党建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间超过半年。&&&&
1969年10月间，黑龙江省革委会根据林彪关于战备的“一号命令”，要求“军工”学院向五常县山区作战备疏散，院革委会向国防科委请示后，准备结合战备在那里办“五七”干校，处理干部；后来国防科委又根据军委办事组的决定，通知学院内迁“三线”，1970年3月派王松龄为首的调研组主持学院的“分建”（实际是肢解）和搬迁，把空军工程系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迁往西安，并入西北工业大学；原子工程系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迁往重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合并，组建重庆工业大学；海军工程系划归第六机械工业部，拟迁武汉，后留原址改建船舶工程学院；风洞实验室改为第三机械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其余电子、导弹、计算机三个工程系和基础课部、综合实验工厂以及院直属机关划归第七机械工业部，内迁长沙，组建长沙工学院。调研组根据国防科委关于去长沙的人员要越少越好、越纯越好的“左”的错误原则，对人员逐个进行审查，将上千名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干部、教师、工人留在哈尔滨，成立留守处，等待分配、处理；王松龄又根据新学院规模越小越好的原则，亲自到长沙选点，选定已经停办的工程兵学院6万平方米的院区为校址，说“根据干打垒精神，完全够了。”7月1日搬迁开始，至11月12日共有10列火车和550个零单车皮从哈尔滨发往长沙，运输物资2.5万吨，人员1447户。干部、教师、工人在搬迁中吃大苦，耐大劳，爱护国家财产，日以继夜地精心包装，精心运输。原子工程系主任祝玉璋与广州军区及中共湖南省委、省军区进行了广泛联系，争取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广州军区第164师派了一个汽车连昼夜帮助卸运物资，使搬迁任务得以迅速而安全地完成。&&&&
拆散加搬迁，严重削弱了学院的师资力量，教学、科研、生产设备损失惨重。最令人痛惜的是无端丢弃60余万平方米高质量配套适用的校舍，有的教学大楼变成了招待所，导弹工程系的导弹陈列室被黑龙江省军区用作马厩，院区被大小数十个单位所分割，典雅玲珑的文庙图书馆一度荒草离离，荆棘丛生。凡回到“哈军工”遗址的老领导、老校友，无不稀嘘感叹，心痛神痴。所幸海军工程系留在原址，未受破坏。&&&&
周恩来总理对军事工程学院遭到破坏尤其是拆散，不止一次地表示无限惋惜。他虽圈阅过有关军事工程学院领导体制改变和内迁的文件，却没有料到学院已被分割肢解。日，周总理在听上海新江厂总体组组长邓中国（“哈军工”五八级学员）和原子工程系毕业生张祥根汇报上海人造卫星设计情况时，问他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听说他们都是“哈军工”毕业的，便问：“军工”现在怎么样？当他听说“军工已经拆散了”，痛心地说：“军工”出人才啊，拆散了可惜！同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听取英国罗罗公司（英国一家飞机发动机公司）技术友好访问小组的接待人员汇报时，从名单上看到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的张清华是“哈军工”毕业生，便说：在坐的还有“军工”的同志，“军工”这么拆散，很可惜！叶剑英元帅1973年见到刘居英时，也不解地问：为什么把那个学院拆散了？&&&&
（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军事工程学院虽然不存在了，然而从这个母体分蘖出来的众多苗裔，二三十年后都在新的土壤里头角崭露，建成了特色鲜明、成就卓著的国防高等技术学校；就连以专业或实验室为单位分出去的若干个小实体，也在与有关单位合并后发展成了新的军兵种技术院校或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
军事工程学院的主体迁到长沙后，1978年，成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在国防科工委领导下，至1990年已由原来的3个系22个专业，发展为9个系、4个研究所、1个研究生院；有25个本科生专业、33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10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9个教研室、24个研究室。师资力量由900人发展到1600人，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有510人。从1978年至1990年，共招收本科生9285名，研究生2013名（其中博士生9期共110名，硕士生13期共1903名）。从1981年到1990年共毕业本科生10期共6515名，共毕业研究生1319名（其中博士生6期21名，硕士生10期1298名）。从1979年至1990年，有808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国家级奖19项，部委级奖752项，省、市级奖37项。“银河”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获特等国防科技成果奖。ＧＫＤ―1号机器人视觉系统与两足步行机器人、全数字仿真计算机、高级显示处理系统、激光陀螺实验样机、碳化硅纤维、多次启动液体双组元变推力火箭发动机、织女1号和3号气象火箭、强流相对论电子束加速器、蜂王一号无人驾驶飞行器、磁悬浮列车样车、精密机床动态检测与精度控制、ＫＤ85―466舰船雷达目标自动智能识别系统等，也都是举国瞩目的科研成果。&&&&
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1960年分出时只有专业12个，教师270名。在与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组合成炮兵工程学院、进而迁到南京建设成为华东工学院（现已改称南京理工大学）以后，在炮兵司令部和兵器工业部的领导下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和曲折发展，到1990年，教师人数增加到1300名，有14个系、17个研究所、31个专业，有7个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23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在校学生6000多名（本科生4850名，研究生700名，专科生685名），毕业生逾万。科学研究工作在军事工程学院时期即已打下基础，分建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很快，已有233项科研成果获部、省以上奖，其中国家级科研成果奖44项，并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尤里卡世界发明展览会和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上共获奖牌12枚。&&&&
装甲兵工程系分建时只有两个专业、188名教师，在装甲兵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两个发展阶段，至1991年已发展到4个系、18个专业。有教师465名，其中正、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106名。培养对象分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3个层次，还为外国培养留学生。有4个专业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学院成立以后，已毕业本科生2532名，专科生921名，硕士研究生49名，函授大专生636名，外国留学生408名，轮训干部96名。学院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已完成各类科研任务300余项，有64项获国家级或军队级一、二、三等奖。非金属刷镀技术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镀金奖、法国国际发明展览金牌大奖。其工艺教研室被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树立为全军武器、装备革新先进单位。&&&&
工兵工程系分建时只有5个专业、76名教师。在工程兵司令部的领导下建成工程兵工程学院后，经历了西安、南京两个发展时期，到1991年已经发展到34个专业，其中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1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6个。分建时只有教师70余名，留下的毕业生50余名，现在已有教师489名，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114名。从建院至1990年，已培养各类各层次毕业生13142名。在校学生1419名，其中本科生646名，研究生46名，专科生587名，轮训生140名，另有函授生1604名。建院后已取得590项科研成果，获奖成果占其中的70%，比较突出的科研成果有核爆炸模拟器、城市人防工程防护标准系统分析、核爆炸条件下土中浅埋结构的实用计算方法、微膨胀防水砭防水性能及其在地下工程中的应用、ＳＩＹ高速游体炸药、松软地车辆通过性能快速判断方法、松软围岩喷锚支护承载能力及计算方法研究、双目偏光能见度测定仪、舟桥理论、高强度柔性石墨密封材料研究、特种车红外伪装等。&&&&
防化兵工程系分建时只有7个专业，209名教师。在防化兵领导下组建成防化兵工程学院后，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和不断调整，到1991年共有2个系、2个中心、13个专业、1个大队、14个教研室、329名教师（副教授以上约100名）。在13个专业中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1个，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6个。建校30年来共毕业学生4664名，其中硕士生85名，本科生1136名，专科生3443名。1991年在校学生1097名，其中博士生2名，硕士生23名，本科生207名，专科生763名，其他102名。在所取得的48项科研成果中有42项获奖，比较突出的是梭曼的光学异构体、毒物红外光谱微机处理系统、防化兵作战训练模拟系统、核试验场辐射有限遥测系统和核爆观测仪。&&&&
以海军工程系为基础于1972年成立的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原来只有9个专业，1990年已发展为15个系、9个研究所、74个教研室、120个专项实验室。共有专业48个，其中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6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19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全国重点学科1个。从军事工程学院分出时只有教师351名，其中教授、副教授4名；1990年教师已发展到120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475名，专任教师1040名。建院后已培养出7778名毕业生，其中研究生612名，本科生6287名，专科生879名。在校学生5737名，其中博士生19名，硕士生475名，本科生4197名，专科生224名。1978年到1990年共取得科研成果350项，其中37项获国家级科技奖，113项获部、省级科技奖。最突出的成果为718―27分系统（水声测落点）、四种型号舰用减摇鳍和7103型深潜救生艇。&&&&
空军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室移交给了航空工业部后，已发展成为风洞研究所。&&&&
空军工程系的气象专业和机场建筑专业1964年10月与空军在西安的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合并、组建成空军工程学院后，气象专业的教师们于70年代末又调到南京空军气象学校，以老专家张丙辰为代表，以赵颂华、王蒸民、谢秉正、喻世华、陶永昕、王名才、陈良栋、刘树范等为骨干的数十名教师，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按照“哈军工”的经验创办专业、建立制度、编写教材、主讲课程、培养研究生，打开了教学、科研的局面，为该校发展成为全军专门培养军事气象人才的高等技术学校作出了重要贡献。1970年空军工程系并入西北工业大学后，以罗时钧教授、曹守裕书记为代表的200多名教师、干部，在新单位保持军事工程学院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1990年以前，在该校的14个博士点中，有8个博士点有“哈军工”的教师担任导师；在25名博士生导师中，有8名是“哈军工”去的教师。&&&&
从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还派生出了镇江船舶学校和九江船舶学校，这两所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学骨干，基本上都是从“哈军工”调去的。&&&&
从军事工程学院分出去的单位，在创建新学校的过程中注意吸取母校的办学经验，把母校好的制度、好的方法移植过去，结合新情况加以灵活运用，使之不断发展。有的学校至今还参照军事工程学院的经验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也基本上与军事工程学院时期相同；有的学校至今还沿用军事工程学院的办法管理实验室，并用军事工程学院的优良作风教育、培养学生。从军事工程学院培育出来的领导干部、教师、工作人员，普遍能够保持母校的传统，严于律己，顾全大局，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发扬民主，艰苦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有为事业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198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以后召开的几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都对当年军事工程学院的办学经验进行了研究。中央军委领导要求把国防科技大学“办成‘哈军工’那个样子”。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称赞“哈军工”桃李满天下，指示国防科技大学继承、发扬“哈军工”的优良传统，培养“德、智、军、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中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热情歌颂古原草的顽强生命力。20世纪60年代后期烧起的“左”倾思潮的燎原野火，虽然烧毁了军事工程学院，但它埋藏在沃土中的根芽，经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熙春风的吹拂，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茁壮成长，异彩纷呈。一个军事工程学院被摧残了，更多的军事工程学院式的学校诞生了；只要它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其发展前景将更加光明，对社会主义祖国两个文明建设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
下一页选自：中国校友会网(http://www.cuaa.net)
中国校友会网(www.cuaa.net)&
<font color=#08年
<font color=#08年
<font color=#07年
<font color=#06年
<font color=#05年
<font color=#04年
<font color=#03年
<font color=#03年
<font color=#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