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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的中国华尔街
日升昌票号道光皇帝赐给日升昌的牌匾。　　杜君立　　虽然晋商从明至清一直颇有影响，但直到“票号”兴起，晋商才真正崛起为“天下第一商帮”。在票号出现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不少从事金融服务的典当行、钱铺和银号，且不乏晋商投身其中。当铺即以物品抵押小额贷款，钱铺和银号则以银钱兑换为主。票号主要是做城市之间的银钱汇兑，规模远比典当行和钱铺银号大得多，但其中仍有很多相似的历史渊源。票号之所以能从晋商中发展起来，与其遍及全国的网络化商业有关。　　“票号”其实并不是晋商繁荣时期的新鲜事物。中国古代一直主要以铜钱和白银为法定货币，相比黄金来说，银和铜都属于单位重量价值较低的金属。对于大额远程交易来说，因携带和运输不便，货币交割成本偏高，再加上银块没有统一标准，其重量和成色千差万别，因此便有了替代性的“飞钱”和“会票（银票）”。　　对晋商来说，历经长时期发展，到晚清时，已经出现了许多资金雄厚的大商巨贾，其商业网络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大宗商业贸易必然伴随大额资金交易，这对远程汇兑既构成需求，也形成天然的便利条件。就这样，“票号”水到地诞生了。　　日升昌票号　　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山西颜料商人雷履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明清时期，人们的衣物大都是手织布，这种棉布需经手工染色。颜料虽小，却价值巨大。广阔的市场需求，使颜料商成为晋商中极其显赫的群体，特别是平遥颜料商。仅在城里，就有36家平遥颜料商，此外，通州还有36家。这其中，“西裕成颜料庄”便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除了北京，其在、、等地也有不少分号。　　晋商在外经商，经常要将大笔银两运回山西老家，为了保证安全，还要雇佣镖师沿途护送。到嘉庆后期，北方接连爆发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再加上灾荒歉收，饥民四起，运送现银的风险非常大。一些小商人便找到雷履泰，请他看在同乡的份儿上，从京城往老家代捎银两。时间一长，便有了固定的做法：即先将银子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然后再在平遥提取银子；西裕成也从免费的友情相帮发展到略收一些“内贴”。当这种“内贴”逐渐发展成为西裕成一项重要收入时，雷履泰就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种难得的商机。　　大约在道光三年（1823年）前后，雷履泰将“西裕成颜料庄”改头换面，变成了专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票号”。票号实行总号、分号制，总号下各地设分号；因为北京达官贵人多，南方商业发达，便采取“北存南放”的总体经营策略。票号设大掌柜和二掌柜作为负责经理，还有账房、文牍和跑街等部门：账房负责会计账目出纳；文牍负责来往信函等文秘工作；跑街主要是承揽客户和拉业务。　　雷履泰其实是“日升昌”的大掌柜，真正的东家叫李大全。不过晋商很早就实现朋伙制，由职业经理人负责正常管理和经营，东家并不过问，用现在话说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此外，晋商的股俸制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清稗类钞》），经营者和投资人（“东家”）均可参与盈利分红。一般在创业初期银股占多，后期逐渐会演变成身股大于资股，经营者成为主体。　　日升昌票号的利润构成包括4个方面：一是根据汇兑地区远近收取0.4-10%不等的汇费，称“汇水”；二是利用存取时间差“吃空期”，比如一笔银子从北京汇往苏州，汇款时间为20天，就可以在这期间将这笔银子用作流动资金；三是存贷款利差，存款一般无息或低息，贷款则可以收取五厘到一分的利息。四是平色余利，平即天平，色即成色，也就是银子在不同重量不同成色之间的兑换差价。此外，票号还发行可自由兑换且不记名的银两票，实际就是一种准钞票。　　对中国金融史来说，票号的独特之处在于以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彻底取代了商业往来中直接用金属货币作为支付和结算的传统方法。因此说，票号在本质上已经不属于经营普通商品的商业，而完全进入了金融业。之所以有人将票号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是因为它已经具备现代银行的三大主要功能：存款、贷款和汇兑。作为一种内生而非外来的金融创新，票号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货币流通方式。　　雷履泰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一套全汉字的密码体系――无论是银两的金额数字，还是年月日的时间，都以汉字作为签发汇票的代码，“法至精密”。比如，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识书章”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每月的30天，用“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代表10个数字，用“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两”。如果某票号汇银三千两，编成密码就是“票利连宝通”。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获利颇丰，其他晋商纷纷群起而效仿。仅与日升昌一墙之隔的“蔚泰厚绸缎庄”也紧跟着改作票号，其东家是平遥首富侯荫昌。为了跟日升昌竞争，侯荫昌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挖了过来，做了大掌柜。毛鸿与雷履泰向来针尖对麦芒，这种私人竞争使这两家票号迅速扩张，日升昌在北京、汉口、广州、苏州、长沙等地先后开设了35家分号而蔚泰厚则发展出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亨等五家连锁性的“蔚字五联号”。与毛鸿类似，协同庆票号的掌柜远、百川通票号经理武大德、银行总经理王治臣等，也都出自日升昌。为了笼络人才，激励业绩，有的票号身股数量压倒银股，如大德票号银股占20股，身股占24股；1908年每股分红2万两，这是一个极其可观的数字。　　有了日升昌的成功，许多晋商以“日升昌”模式先后开设了许多类似的票号，在各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金融汇兑网络。这被人们称为“山西票号”，道光皇帝给日升昌赐亲笔牌匾“汇通天下”。　　汇通天下“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以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无疑要方便安全得多，这必然促进了商业流通。经济学家评价说：“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山西票号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诚实守信。日升昌票号从未发生过一起错领或冒领事故，更无携款外逃之事。道光年间许梅称赞，“千金纸票，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也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　　山西票号诞生之时，恰好正值风雨飘摇的晚清，在某种程度上，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对晋商既有打击，同时也创造了许多契机。太平天国战争一起，南方完全陷入一片战火，南方的很多票号毁于战乱，被迫撤庄，同时又要承受巨额的“捐输”。明清两代以北方统治南方，严重依赖南方的经济供给，漕运就是帝国的生命线。清政府的运银官道因战争而断绝，大量京官无法领饷。不得已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由票号汇兑京饷。就这样，票商从原来的民间商帮进入到了官商时代。这些票商不仅成为官方最大的金融及理财合作伙伴，那些权贵官僚们因为担心乱世，也将自己的钱财存入票号，这成为票号迅速膨胀的根本原因。　　票号承汇京饷之后，各省之间的“协饷”也改由票号承汇。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山西票号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左宗棠平定西北民变，军费也全赖票号承汇解交。从1865年到1893年，由平遥票号汇兑的山西奉拨陕甘新协饷以及其他协饷达1154余万两，平均每年将近40万两。同光年间，票号数量开始猛增，票号业务也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逐渐转向为官方汇兑巨额公款为主，清政府的税收等项都交由票号汇兑存储。清朝财务制度非常松懈，公款不同于私人存款，一般都不计利息，山西票商因此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山西，当地晋商极尽逢迎，慈禧不仅将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大德通”来经营，而且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也交给“大德通”。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清王朝的“临时国库”，一下子冲上了财富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1888）每股分红为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山西票号掌握着大清户部三分之一的银两。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指出，“山西钱庄实为票行，偏重于中国传统之汇兑业务，而不能发展为现代性银行。巨商大贾在这种落后的商业组织中，能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短期内获得暴利。”咸丰年间，太谷孙氏富约两千余万，曹氏和贾氏约四五百万，平遥侯氏和介休张氏约三四百万，介休和祁县家资百万者有数十家。仅山西这几个县的富户，家产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比当时大清国库的存银还要多。　　据1904年统计，当时山西票号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共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额接近8亿两白银。在这些票号中，合盛元票号还远涉重洋，在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开设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　　但晋商仍是传统的农业时代商人，这些票号无一例外都由山西老家的总部控制。作为偏居内陆的家族企业，山西票号因其封闭和保守，拒绝向现代商业股份银行转型，这使其消失于时代的大潮中。　　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向来没有什么商法，商人也没有什么法人地位，在政治上属于贱民。为了生存和发展，晋商不得不寻求权力的庇护，或者说，必须与官府合作。票号业的兴起，就与它和清政府的合作不可分割。清朝灭亡后，失去靠山的票号也随之倒塌，有90余年历史的日升昌票号于1914 年关闭，标志着山西票号历史的终结。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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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揭秘200年前日本红灯区 最小年仅7岁
英国《每日邮报》9 月 7 日发布了一组老照片，显示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东京红灯区的状态。
报道说，东京这个臭名昭著的红灯区成立于 1617 年，这一区域共有约 100 家妓院。
这片妓院区被围墙包围着，占地约 20 英亩（约 121 亩），是首都唯一合法的妓院经营区。
这张明信片上显示的 1930 年吉原（Yoshiwara）街景。这条街在 17 世纪成立之初有 550 名妓女，之后逐渐上升，到 1893 年时已经有 9500 名妓女。
这些女孩中有许多是 7 岁多就被父母送到这里，如果足够幸运，她们中有的人会成为高级妓女，但这非常少。
她们要想摆脱这种命运，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被富人看中，然后为她赎身，而她则成为他的妻子或者小妾。
图：当时 9 号妓院中最著名的三名高级妓女。
图：当时的绘画，显示的是一名高级妓女身旁有两个年轻女孩，她们是她的 " 助理 "。
这些女孩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她们的父母往往度日艰难，或者背负沉重债务，所以从小就把她们送到妓院，以换取一些收入。大多数女孩都是 7、8 岁，或者 10 岁左右就被送到这里，通常会在这里做 10 年以上。
这是当时高级妓女们所穿和服。在这些高档妓院中，她们还要学习着装、化妆和礼仪，以及艺术。红灯区并不挑剔客人，所以来到红灯区的客人各种阶层都有，但以有钱人为主。日本当时的武士阶层人士是主要人群之一，不过他们进入妓院不得携带刀具。
一些名流也是主要客源。比如日本著名的诺贝尔提名者、著名细菌学家野口英世 ( Hideyo Noguchi，1876 年 11 月 24 日 -1928 年 5 月 21 日）就曾是这里的常客，还曾吹嘘说他曾一天在这里消费了 500 日元 --- 他本人的头像是被印在 1000 日元钞票上的。
当时，日本已经处在明治维新时期，有大量的西方人生活在东京等城市，而他们则是红灯区的主要客源之一，所以不少妓院的牌匾上都有英文 --- 这家就是当时著名的 "9 号 " 妓院。
本文(视频)系北京时间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这幅200年前的绘画让欧洲人羞愧_网易艺术
这幅200年前的绘画让欧洲人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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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杜莎之筏1819年，《美杜莎之筏》（Raft of the Medusa）中描绘的难民被遗弃的景象让世人震惊。而今，很多人在跨越国境线的旅程中不幸身亡，而其他人对此置若罔闻，这无异于是我们时代种族灭绝的惨剧。种族主义是唯一的原因。将近200年前，西奥多·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留下了一幅旷世杰作，记录了现代欧洲的耻辱瞬间。《美杜莎之筏》（）是世界上最令人震惊、最具有力量的绘画作品。它呼吁人性中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幅7米宽、5米高的鸿篇巨作，像乌云高悬在卢浮宫里，引人注目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的一场悲剧。黑暗围绕着、蚕食着画面，死一般的阴影似乎要将一切裹挟进去。在画面的核心，是恐怖的黑洞。而今，我要大声质问：为什么现代的欧洲人不能表现出同样的同情和人性？这种同情和人性曾经引导我们的祖辈蜂拥而至，直面这幅抗议将生命无情遗弃在苍凉海面的宏伟杰作。美杜莎是一艘法国海军军舰，1816年，该舰在非洲西海岸陷入困境。大约147人被遗弃在一艘小木筏上，无助地漂泊于茫茫大海——就如同现在，大量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海洋希望进入欧洲，却常常被残酷而不择手段的人贩子抛弃在低劣的、不适于远航的小船上面——美杜莎之筏上，仅有15人幸存了下来。而那个时代，人们将之归咎于复辟的法国君主的狠心决定。席里柯的绘画描绘的是发生在大西洋上的悲剧，而不是地中海——但是，这幅画面依然和当今难民的处境极其相似。与此同时，也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区别。席里柯能够对灾难中的受害者感同身受。他在巨作中描绘了事件的恐怖和受害人的痛苦，也将之传达给同时代人。而今，同样有大量难民在跨越海洋、穿越海峡的路径上遭遇死亡，世人却拒绝对他们报以同情之心。《美杜莎之筏》打破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这幅画面如此巨大，如此震撼人心，仿佛画面中的海浪随时会溅出画框，仿佛这幅场景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而站在画幅的对面，观看者也似乎能够感受到这汹涌而来的残酷现实。在这番不安的观看过程中，木筏上的生命之痛苦变得更加真切，而我们就在他们的身边。一位年轻人正满怀希望地向远方的航船发出求救信号，而一位老者却绝望地端坐在尸体之间……人性就在这希望和绝望组成的金字塔之间显得真切而分量十足。有人挣扎求生，因为海平面的尽头出现的船影而兴奋不已；在他们身边，死者的躯体正逐渐滑落至海中……席里柯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每一个生命逝去的遗憾，每一个活着的人的痛苦。这幅绘画真切描摹出对于人类同胞的深切同情。但是，今时今日，这份同情又在哪里？“在未来，欧盟将为这样的种族屠杀事件负责，正如纳粹要为70年前的种族屠杀负责一样。”意大利巴勒莫市长里奥鲁拉·奥兰多（Leoluca Orlando）打破沉默，勇敢说了真话，“我们不可能阻止世界的人口流动，如果你试图用暴力阻止它，那无异于是在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与此同时，当英国政府试图说服选民他们真的“做了实事”，他们使用的语言又是如此冷酷无情。难民被描绘为“乌合之众”。实际上，无论是英国政府，抑或英国公众，均以一颗残酷冷漠的心来审视这些移民。毕竟，他们还相隔甚远。只有在南欧地区，例如巴勒莫，真正见识了难民悲惨境况的市长才有可能说出真相，关于人类境况的真相。当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想要进入我们的国家，难道我们不应该问一声为什么，而不仅仅是对于所有出现的麻烦表现出不甚其扰和不耐烦吗？也许，只有种族主义可以解释所有的这些不宽容和不理解。
为什么美国如此与众不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冒犯了拉美移民，他们成为了失败者——拥抱拉丁选民，对移民宽容以待，这些态度直接导致了他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获得连任。美国正成为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而欧洲却仅仅锁上了大门，对于那些冒死跨越边境线的人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你们这些穷困可怜的人，你们不受欢迎！这是350年前欧洲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远古回声吗？人们曾经以为国家经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今，对于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依然相信移民是（全球化）经济的不利因素。移民显然是有益的。它是创造性的因素。我们已经失去了为人的基本尊严，而这不仅影响着欧洲，同样影响着英国。“美杜莎之筏”会谴责我们的。（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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