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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文明，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而是某种社会治理方式。只要存在国家、存在社会，就会出现适应其需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就会形成某种政治文明。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民主制”，它符合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有力推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近百年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因其国力强大，头脑膨胀，滋生了“救世主”狂想，把仅适用于部分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美化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灾难和痛苦。这种近乎疯狂的作为促使人们冷静下来，去透视这种“普世价值”，还其本来面目。　　一、柏拉图的怨恨 　　西方民主制源自古希腊的雅典民主。雅典民主是在一个城邦中实行的很粗糙的民主。即使在这么小的一个城邦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和奴隶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由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通过大声呼喊或投票，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然而，这些拥有平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良莠不齐、贫富悬殊。他们投票作出的决定有时是相当荒唐的。例如，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就被他们认定为有“腐蚀青年思想”之罪，判了死刑。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此非常怨恨，强烈指责雅典的民主制是“暴民政治”。柏拉图是比孔子晚生124年的大思想家，他在西方民主萌芽时期就看到了其内在的缺陷。他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否认这些差异，让所有男性公民一人一票决定国家大事。这样的民主，有可能导致像杀害苏格拉底那种悲剧的暴民统治。　　后世的思想家针对西方民主理念，也有过一些深刻的反思。主张“主权在民”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有这样的分析：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按主权在民的思想，每个公民可以享受到主权的万分之一；如果是十万公民的国家，每个公民只能享受到主权的十万分之一。依此类推，国家越大，人口越多，每个公民享受的主权就越少，民主效果就越差。卢梭本人没有找到解决国家越大、公民主权越少、民主效果越差这一难题的办法。无奈之下，他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只有人口少、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才能建立理想的民主社会。另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认为，民主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为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终极价值。他说，只有人的自由，才是终极价值。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所要服务的价值。”　　哈耶克说得很有道理。西方社会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柏拉图的怨恨，也不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只醉心于制造一种“民主拜物教”。　　二、爱因斯坦的论断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还是了不起的社会科学家。他揭露了金钱对选举的控制，推进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的认识。　　西方民主是靠资本的乳汁喂养的。换句话说，当今的西方民主，是资本主导的民主，是大金融财团控制的民主。西方民主的这种本质，早就被爱因斯坦批判过了。他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写道：“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样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能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电视广播、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爱因斯坦关于西方民主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论断一语中的，西方民主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证明爱因斯坦的正确论断。　　比如，民主的前提是人的平等，而人的平等必须以人的独立性为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封建等级制，追求人的独立和自由，这是很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人真的有独立性吗？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马克思说的“物”，就是生产资料和金钱。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他们的独立性就是虚幻的，因为他们必然要依赖拥有“物”的少数私人资本家。金钱决定一切的冷酷现实已经使民主的前提荡然无存。　　再比如，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做主”。但西方民主从投票选举、组成政府，到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真正做主的从来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少数金融寡头。以西方的选举为例，所有参选总统、州长和议员的人，都要按规定缴“保证金”。如果在竞选中得不到一定的支持率，保证金要被没收掉。当然，如果是某个政党成员，其参选得到党的支持，政党会给予参选补助费。问题是一个国家有很多选区，政党给每个参选党员的补助费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除了财力雄厚的全国性大政党，一般小党是不敢参与全国逐鹿的竞选的。可见，仅仅是参选保证金这个关口，就把千百万平民百姓阻挡在组党参选的大门之外。　　西方民主的选举过程都很长，开销也甚巨，这足以拖垮财力有限的政党，从而保证选举过程完全垄断在大金融寡头手中。在美国，真正能操控选举政治的大财团数量并不多。大选期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十分活跃，这种委员会可以无限额地接受捐款，为特定竞选人提供资助。这为大金融寡头操纵选举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美国的民主制，实际上是金钱民主制，是爱因斯坦说的“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美国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曾经帮助威廉·麦金利赢得1896年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就吐露了这种民主的要义。他说：“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总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有人把首任总统华盛顿说成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农民。其实，华盛顿的父亲是大庄园主，拥有1万多英亩土地和49个奴隶。华盛顿本人，也曾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当时“美国400富豪”之一。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经常说自己年轻时多么穷困潦倒，实际上他父亲是肯塔基地区的一个大地主，拥有600英亩农场和大量城区土地。　　历史学家统计过，从1860年到2008年历次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例如，1860年大选，共和党筹得10万美元，民主党筹得5万美元，结果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获胜。2008年奥巴马和麦凯恩对决时，民主党筹得6.41亿美元，共和党只筹得3亿美元，自然是奥巴马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美国的选举，已经成为比赛奢华的政治游戏，竞选经费不断创造新的纪录。1980年大选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2000年，猛增到5.29亿美元。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2008年美国大选，足足花掉24亿美元。　　对于捐款选举的大财团来说，选举过程就是投资过程。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回报会很丰厚。某个政党的候选人一旦当上总统，就会立即回报他的金主恩人。最直接的手段是官职分配，按政治献金的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给各大财团。在美国，1953年到1980年的几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23人。其中，有18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高级董事，其他5人是大牌律师。杜鲁门总统任命的120名高官中，49位是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他人也都与大财团关系密切。艾森豪威尔首届政府中，共有272名高级官员，主要来自86家大公司。　　议员当选也要报恩，西方国家的议会运作机制就是为了方便议员报恩设计的。以美国为例，法案要进入议会议程，首先要经过议院的常设委员会。有利于大财团的法案会优先得到审议和通过，不利于大财团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法案往往会被无限期推延。这种常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根据各政党的实力，也就是根据各大财团的实力进行分配。有了这样的运作机制，就可以使大财团的利益得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各国议会对法案的审议和通过时间往往设有期限，目的也是为了预防不利于大财团的法案获得通过。大财团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就自然反映在议员们的争斗之中。有时候，不利于某个大财团的法案会冲破常设委员会的关口，提到议院大会上进行审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财团豢养的议员们就会用辩论和投票的诡计打掉这个法案。　　按照议会规则，法案审议通过有时限，但对议员的演说和投票时间没有限制。1908年，参议员拉福特为了反对一个法案，连续演讲了18小时，他的一个同党议员也连续演讲了12小时，使该法案因超过表决时限而被废。日本议员除了马拉松式演讲外，还创造了“牛步投票法”，用来反对他们不喜欢的法案。他们利用议会没有限制投票时间的规定，把前往投票点的脚步放得奇慢，甚至一个小时才往前走一步。这样一来，往往是超过了法案审议截止时间，他们还没有投票。　　如果报答大金融财团的法案难以通过，实行西方民主的政府甚至会动用残暴手段来强制通过。1960年5月，日本与美国修订《日美安保条约》，遭到日本人民抗议和反对党抵制。执政的自民党就指使其议员挑起同反对党议员的冲突，政府随即出动500名警察，强行把反对党议员赶出议会大厅，由清一色的自民党议员审议。仅用15分钟，《日美安保条约》就获得了通过。　　三、西方民主的困境 　　西方民主制是人类政治文明探索过程中的重大成果，它帮助西方国家最早实现现代化。然而，我们在肯定西方民主历史价值的同时，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民主的黄金时代，是同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紧密相连的。在此前的一两百年历史中，西方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独占了国际话语权。它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世界秩序。这种强势地位，使这些霸权国家的统治阶级可以攫取世界财富，垄断地球资源。他们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去笼络国内民众，去打造福利社会，去美化议会制民主，并将其推向世界，以图永久主导人类社会发展方向。　　强权政治认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但是，假如他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在海外捞取超额利润，就会遇到无穷无尽的麻烦。支撑西方民主的财富根基在许多地方已经崩塌。实体经济“空心化”，政府和国民沉迷在虚拟经济中。休闲美食的福利一样不能少，流汗辛苦的活儿绝对不想干。为了骗取选票，政客们的空头许诺花样翻新，把选民胃口吊得越来越高。但是，胜选执政多少要兑现一些承诺。没有钱怎么办？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在大印钞票，大借国债，用饮鸩止渴的办法维持“美妙”的西方民主制。事到如今，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普世价值说”宣称，只有一人一票竞选才算民主，才具有合法性。事实又如何呢？且不说许多选票是操纵在大财团手中的，就算真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也不表明他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以美国为例，1960年总统选举中，只有62.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到1964年，投票率降为61.9%，1968年为60.8%，1972年为55.2%，1976年为53.6%，1980年为52.6%，1988年为50.2%，1996年为49.1%。总体来看，参与投票的选民只勉强过半，竞选胜出者只是得到这一半选民中的一部分人支持。2004年小布什胜选，获得51%的选票。但是，考虑到当年实际投票率不高，实际上真正支持小布什当总统的，只占全部选民的30%左右。一个大国的总统和政府，仅得到这么少的国民支持，它的合法性何在？如此畸形的民主也配称为“普世价值”吗？　　制衡和监督本来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美国的权力制衡重重叠叠。总统、参议院、众议院三家之间往往相互拆台，参众两院内，两党也彼此对立，根本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看到，即使美国的车轮已经走到“财政悬崖”边上，两党议员和总统还在打口水战。这种恶质化的政党竞争和三权制衡怎么可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呢？　　“普世价值说”宣称，只有实行西方民主，才能防止腐败。这是骗人的鬼话。西方民主制有着内生的腐败元素。意大利曾出现三任总理和361个内阁成员全是腐败分子的情况。在最“民主”的美国，前几年的党派之争，把国会游说集团涉及政府腐败内幕的冰山一角暴露出来。如果追究下去，可能伤及美国的政体和国体，刚刚开始的相互揭露便戛然而止。　　从本质上说，西方民主中的政党竞选就是一种合法的腐败。政客和财团之间有一条割不断的金钱脐带。财团拿金钱给政客去收买选票，以竞选总统、州长或议员；胜选者又用官位、优惠政策和项目承包等回报财团金主。这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权钱交易，不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腐败吗？　　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民主的光环正在世人眼中暗淡下去。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猛然醒悟。他们记起了柏拉图的怨恨，记起了爱因斯坦关于“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论断，对西方民主的恶质化痛心疾首，试图提出一些克服西方国家社会危机的改革设想。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积极现象。　　（本文为王天玺著《中国模式论》第四章中的一节。本刊编发时作了适当调整。）

发布时间：2023-03-04 18:02:48
来源：文汇报
作者：徐 瑾
责任编辑：苏向东《经济学大师的通识课》 徐瑾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经济学大师不是殿堂里的神像，经济学也不是枯燥的学问，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学知识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工具，决定着你的判断和选择。了解经济学大师和他们的经典理论是普通人步入经济学殿堂非常好的路径。本书作者从亚当·斯密、凯恩斯、哈耶克等50多位经济学大师入手，选取他们有趣、畅销的经典作品，结合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不仅梳理了大师们的经典理论，同时也运用这些理论对现在的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内文选读：凯恩斯与哈耶克：朋友还是敌人？在一个学科中，除了奠基人，往往还有那么几场大辩论值得关注，这些辩论推高了学科的水平，本章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两位大师经典著作很多，想要阅读两位大师的著作就要先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阅读他们的传记或者思想史就是很好的方法。在中国哈耶克有不少粉丝，我自己写过一本《凯恩斯的中国聚会》，很多人总在问我，“你到底喜欢凯恩斯还是哈耶克”？其实两个人虽然有过论战，但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敌对。本章推荐的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就从观念的角度梳理了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战。思想史的探索向来充满不同的路径，在经济学上没有比凯恩斯和哈耶克更为矛盾且迷人的组合了，甚至时代的轨迹似乎也是围绕他们身前身后延展交错行进的，无论是被人顶礼膜拜还是遗忘尘埃。经济思潮的数次周期变革都离不开其中任何一位的思想，二人堪称20世纪经济学家的“爱与恐惧”，对此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书《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可谓最佳注脚。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的大辩论，曾经被赞许为“历史上最经典最著名的经济学决斗，影响了数百万人生命和生计的争论”，而二人的分歧日后也被无限放大，也形成了各自的“信徒”和“教派”，以至于关于二人的辩论几乎贯穿了整个现代经济学历史。思想者的形貌往往隐匿于思想之中，但思想者也有世俗肉身，这本书让思想者本身也灵动了起来。凯恩斯风度翩翩，看似不修边幅，却自有优雅，出入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年纪轻轻就亲身参与“一战”的巴黎和会，薄薄一卷《和平的经济后果》更是轻易征服了世界。他左右舆论得当，辩论技巧一流，热衷调皮地招惹是非，这也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至于哈耶克，虽然和凯恩斯一样身材高大（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1.8米），甚至比凯恩斯年轻了16岁，但更多地给人以中欧知识分子的形貌印象。其与凯恩斯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一副典型的学究模样，丝框眼镜搭配粗花呢外套，看重礼仪且谨小慎微，更有着像“伦敦雾”一样的英语口音，以至于他在剑桥的第一次演讲让台下观众茫然无措，甚至连问题也问不出。哈耶克受人敬佩，但是往往局限于亲近的人，他并不喜欢抛头露面，意志顽强的他在年轻时曾有心谋划自己如何迈入上流阶层，中年之后他抛弃发妻追求初恋，临近晚年还曾为谋求一份有退休金的工作奔走，他还患有抑郁症。二人的理念分歧也反衬出彼此的世界观分歧。凯恩斯对世界持有一种乐观的愿景，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也有更为务实灵活的态度，主张政府计划和管控能撑起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追求并达到繁荣富足；至于哈耶克，则是一个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他将自己的理念视为信仰而不可动摇，他对于世界有清醒又悲观的态度，使得他认为美好意图背后往往是丑恶后果，正如他曾引用凯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接着批判“所以，政策应该完全受短期因素指引吗？我担心‘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一语的信徒会遇到洪水滔天那一刻，他们会自食其果的”。凯恩斯《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作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是媒体人士，曾写过《里根与撒切尔夫人》。这本著作读起来令人感到兴趣盎然，而且引据丰富翔实，作者费心查阅梳理不少档案材料，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都有详细出处，可谓学术与八卦的最佳结合。譬如在德军轰炸伦敦的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曾经守在剑桥国王学院的教堂屋顶上，轮流提防德军空袭，这一戏剧性细节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来自哈耶克的儿子劳伦斯的讣告，和凯恩斯一样，他也是国王学院的教员。哈耶克最初向凯恩斯发起火药味十足的尖刻批判，就是他在1931年针对凯恩斯的《货币论》在《经济学刊》发表了一则被不少人认为苛刻的评论。原本以哈耶克在伦敦的初来乍到及名不见经传，已经誉满天下的凯恩斯其实完全不必理会，但是出身剑桥的凯恩斯笃信要从辩论中获胜，他迎头还击，而二人终生彼此无法说服对方，也无法认同彼此。如此架势，被凯恩斯的同事——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将这场论战评价为“以决斗的方式”，断定这场论战的结果为“两败俱伤”。当凯恩斯出版其倾尽毕生精力所作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依旧不改其高调，甚至将预印版拿给哈耶克要求哈耶克评价，但是本该责无旁贷的哈耶克这一次却沉默了。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发学界内外轰动，不仅开启了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更是引爆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成为当时年轻经济学家的新“圣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如此成功，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人们完全遗忘了作为凯恩斯对方辩手的哈耶克，哈耶克的不少得意门生也掉头皈依凯恩斯，如卡多尔与希克斯。哈耶克的沉默，被不少人认为有“失职”之嫌，即使哈耶克自己在40年之后也对此耿耿于怀：“我迄今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感觉，我推脱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责任。”从另一方面看，哈耶克的沉默并非毫无意义，他一方面陷于自己的著作《资本的纯理论》的泥淖之中，另一方面他朦胧地感觉到凯恩斯是从宏观经济学层面解释经济运行，他认为如果要完全反击，需要思考凯恩斯未能谈及的领域，这其实也是哈耶克晚期的很多思想的起源。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哈耶克的命运。一方面，他终于天下闻名；另一方面，这本书的畅销也使得他遭到很多非议，有的来自极右派，也有不少来自同行，譬如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犯这个罪”，导致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只能担任社会与道德学教授。哈耶克虽然二人辩论的发端看起来不完全具有绅士派头，但是事实上二人的私交一直不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遭受炮击搬到剑桥之时，凯恩斯还大度地邀请哈耶克到他所在的国王学院，二人当时常碰头，哈耶克认为二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譬如历史，但是两人见面基本不谈经济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通往奴役之路》往往被视为隔着深堑，那么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鸿沟是否完全不可逾越呢？事实上未必如此。即使是凯恩斯在阅读完《通往奴役之路》后，也写信给哈耶克表示赞许：“从道义上和哲学上，我几乎完全同意它的观点；我不光同意，而且深为感动。”但是凯恩斯显然更关注现实世界的走向以及可行性，他继而提醒哈耶克，希特勒的崛起并非仰赖大政府带来的便利，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大规模失业，“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在哪里划下界限的问题。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你并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中间路线是否存在并且可行呢？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至少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区别，或许并没有他们信徒认为的那么泾渭分明。大萧条与闪电战并未终结两人的辩论，甚至只是开始。从罗斯福新政到随后的凯恩斯革命，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到里根、撒切尔革命，直至今天，浪潮几经起伏。伴随着金融危机之后的反复以及检讨，我们对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态度仍旧如同钟摆，在两极之间摇摆：当危机来临，我们往往求助于凯恩斯；一旦承平日久，哈耶克往往又占据上风。本章主要介绍尼古拉斯·韦普肖特所写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是讨论哈耶克和凯恩斯论战最为精彩的一本，如果对哈耶克感兴趣，可以读一下考德威尔的《哈耶克评传》，如果对凯恩斯感兴趣，还可以读一下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最新播报查看更多加载更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