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爱算账的英国人 28
56、热爱自己的家庭 29
59、低效率的效果 29
61、优秀是一种习惯 30
62、真正留下来 30
63、诚实不过时 31
64、多一些贡献 31
65、天才的一面 32
66、变敌人为朋友 32
70、铅笔的原则 33
71、人生的哲理 34
72、给孩子安全的钥匙 34
77、真正的站立 36
80、大象的路标 37
82、又一个新职业 38
83、命运与星座无关 39
85、回到新加坡 40
86、让车尊重人 40
88、心中的随想 41
89、换一个角度寻找快乐 42
90、最大的贫困 43
92、差生是这样造成的 43
94、伦敦人算账 44
95、没有什么害怕的 44
96、以为自己聪明不行 45
97、不要迷信名家 45
101、坚守在岗位上 47
109、发出文学三问 50
117、美国的防家装污染 53
120、中国的科技创新靠谁 53
121、长不大的孩子 54
128、教育需要休息 56
131、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57
138、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59
145、林语堂的读书高见 62
148、中国人身材最健康 63
150、“哈”字表里 64
156、很少需要公证 66
157、终于受表扬了 66
158、中国骄傲的小学生 67
162、重在培养人格 68
171、自己淘汰自己 71
174、常香玉的遗嘱 72
175、名著被别人盯上 73
176、美国经典名著重回课堂 73
177、李开复给家长的信 73
180、不喂孩子吃饭 75
183、风雪中的一幕 76
193、中美教育比较 80
194、现代版的奇迹 80
195、成龙到北大讲课 81
203、特殊的航天员 84
209、说的做的要一致 87
210、想象中的训练 87
211、美国人的歧视 88
213、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88
222、李鸿章画狗受宠 92
223、征服命运的记号 92
229、中国古典十大喜剧 96
231、公平也是生产力 98
232、教育孩子是自己的事 99
234、不要丢掉手里的东西 100
237、最让母亲感动的话 101
239、最后一刻的放弃 101
244、复旦老校长的女子教育观 104
269、基础研究需要投入 114
277、美国人的关系学 117
281、儿子收养了羚羊 119
佩奇·皮特是美国马塞尔大学传播学系的教授。
5岁时皮特便失去了97%的视力。虽然将近失明，但他拒绝进入残疾人学校，并争取到了公立学校的就读机会。他参加垒球队时，担任第一垒，凭着垒球在草上呼啸的声音设法捕捉低球；他踢美式足球时，担任二线拦截；他就读大学和研究院时，经常请同学念书给他听；当他成为大学教授后，又赢得了顶级优秀教授的美誉。
一天，一名冒失的学生问皮特教授，什么是最糟糕的伤残：失明还是失聪？缺手还是缺腿？抑或其他？当时，场中立时弥漫着一片凝滞且不祥的肃穆。之后，皮特严肃地说：“这些都不是。了无生气、不负责任、欠缺渴求，才是真正的伤残。在这一课，若我不曾教你什么，但能让你明白与生命密切相关的某些东西，这一课将会是莫大的成功！”
据《青年参考》2月15日报道，最新研究发现，猴群中也有“警察”，负责维护群体的秩序，约束大家的“猴性”。更令人惊讶的是，猴“警察”竟是靠“以德服人”。
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研究所的杰西卡·弗莱克和同事发现，猴子社会里也有“警察”。弗莱克和同事借用了遗传学上的“击倒”研究法进行研究。实验对象是美国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内的一个拥有84名成员的豚尾猴群，它们中有45只成年猴。这个猴群有3只雄猴和1只雌猴拥有管理权，它们充当了“警察”的角色。弗莱克将“警察队伍”中的3只雄猴移出猴群10个小时，只有那只雌猴“警察”留在猴群中。结果发现，就像人类社会缺少一定数量警察会变得混乱一样。这些缺少了“警察”的豚尾猴的生活立即变得一团糟：猴子们变得更“暴力”、更富侵略性，猴群的凝聚力迅速下降，猴群成员间的相互交流急剧减少，玩耍、互相清洁身体等公共活动的次数也有所下降。
这项研究还揭示了猴群在委任这些“警察”时颇为复杂的“投票”制度。那些有威望的猴子并不采取暴力手段抢占地盘，霸占猴“警察”的职位，而是必须经过一个“投票、任命”的复杂过程。当然，猴子们并不像人那样在选票上写写画画，而是向那些“候选警察”呲一呲牙。参与研究的克拉科尔解释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投票’动作，意思是‘我同意你出任警察’。”
当一个“候选警察”收到了猴群中大多数猴子的投票信号时，表明他已经受到了普遍尊重，他可以出任“猴城”的“警察局长”了。研究人员发现，当选“警察”的
猴子拥有许多共同特征，比如，一般都是体形较大的、年长的猴子出任这一职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哪只猴子长得魁梧，它就注定能成为“警察”，如果它没有“猴缘”，照样会败给那些个头儿不大的猴子。一旦当选，猴“警察”就获得了相关的权力，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其中的一项责任便是和平解决猴子之间的冲突。如果两只猴子发生冲突，猴“警察”一般会站在两只猴子中间，将它们隔开，直到两只猴子心平气和。当然，如果猴“警察”已经知道冲突是哪只猴子挑起来的，它便会直接把这只坏猴子赶跑。
当选之后，猴“警察”的威信很快就能确立起来，它们解决冲突也越来越容易，甚至都不用发出威胁的声音，冲突的双方就会“撤军”。在猴子社会中，猴“警察”的裁决就是最终裁决，不管当事者是否心服口服，裁决的结果永远都能受到整个猴群的尊重。
为了验证这些猴“警察”确实不可或缺，弗莱克和同事故意把一个猴群的“警察部队”全部转移到其他地方。原来和平相处的猴子们很快乱成一团，一个大家庭分成了好几个帮派，帮派间不时出现冲突，打得不可开交，直到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
对此，克拉科尔说：“这时，猴‘警察’的作用充分显示出来。如果没有了猴‘警察’，一旦发生冲突，哪只猴子都不敢出面调停。”
《文汇报》2月15日刊登解本友的文章说，缅怀王选院士，不仅要纪念他勇于创新的精神，也应读一读他生前的一些隽语。
“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王选说，自己38岁的时候，在电脑照排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处在最前沿，但是是无名小卒；58岁时，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但已离开了具体设计一线；今年68岁，虽然3年前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现在靠虚名过日子。
“名人是过时的人。”——王选说，名人要保持普通人的心态，知道自己是一个过时的人。别人尊重你，无非是自己过去有点贡献，仅此而已。
“上电视说明科学生涯快结束了。”——王选说，上电视说明我的科学生涯快要结束了，一个处在创造高峰期的科学家是没有时间频繁上电视露脸的。　媒体记录的王选院士的这些典型话语，至今读来发人深思。社会各界大大小小的“名人们”，不妨抽空读读这些隽语，像他一样保持普通人的心态。
年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去苏北的一个小镇支教。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安静地坐在靠窗户的地方，眼望着窗外空荡荡的天空。他的伙伴私下里告诉我，他是班级里成绩最差的一名学生，“没有人喜欢他的。”
一天下午，他迟到了，裤管儿、袖口全是泥，左手上还有一个鲜红的小口子。他犹豫了半天，就是说不出迟到的理由。“既然迟到，先站到教室后面去听讲！”这是我第一次“体罚”学生。下课后，我推车回宿舍，竟然发现车篓里多了一堆橘子，还没想出是谁的好心，就被大家瓜分了。
那次之后，他又打了一次架。我更生气了。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来问我：“老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我说：“是的，又迟到又打架，没有人会喜欢你……”哪知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走了。
第二天体育课，练单杠时，他摔伤了，躺在地上死活就是不肯去卫生所。班上的“机灵鬼”找来了他的爷爷。爷爷连声问“要紧不”，他撒娇地说不疼。我说，还是去看看医生吧。他终于骄傲地回了我一句话：“不要紧，爷爷会喜欢我的。”我愣了。
在办公室，他爷爷问我：“你就是那个外地来的老师吧？毛毛说你的课上得好，他很喜欢你的。我种了几亩橘子，前几天，他搬了个小凳子去摘，还被划了道小口子……”我忽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以后上课，我一直“讨好”他，他还是对我爱理不理的。临了，我要走了，他哭得一塌糊涂，他还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从中知道了这个为我摘橘子而迟到的孤儿，知道了他赌气故意摔坏自己证明这世界还有人真心喜欢他……我忽然觉得这封信是我这一段时光最大的感动和最深的遗憾。
他说：“无论老师喜不喜欢我，我都喜欢你的课。”信的末尾是这样一句：“老师，记住吧，总会有人喜欢你的，就像爷爷喜欢我一样……”
一对夫妻很幸运地订到了火车票，上车后却发现有一位女士坐在他们的位子上。先生示意太太坐在她旁边的位子上，却没有请那位女士让位。太太坐定后仔细一看，发现那位女士右脚有点不方便，才了解先生为何不请她起来。他就这样从嘉义一直站到台北。
下了车之后，心疼先生的太太就说：“让位是善行，但从嘉义到台北这么久，中途大可请她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
先生却说：“人家不方便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三小时而已。”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大约生活着4000只棕熊。每年夏天，阿拉斯加州麦克尼尔河上的瀑布，便成了棕熊的乐园，一群群棕熊在瀑布下猎捕河里的鲑鱼。
一般体形庞大的棕熊自恃力量强大，总能占据较好的位置。因为鲑鱼喜欢向瀑布上游跳跃，以便获得更多的氧气。棕熊便掌握了鲑鱼这一本能的特点，而站在瀑布上游，等待鲑鱼跃起自动送到棕熊的嘴里。可是那些体形较小的棕熊便只能站在较差的位置，或者连较差的位置都轮不上。它们便想方设法偷食同伴的战利品。
于是当体形小的棕熊再次看到体形大的棕熊捕获鲑鱼时，作为弱者的它便决定向强者发起攻击。当弱者试图接近强者时，强者马上本能地张口还击，结果强者刚一张嘴，鲑鱼便掉到了河里。被咬伤的鲑鱼被河水从上游冲到了站在下游的弱者脚边，弱者一口咬定转身逃到一边享用美餐去了。
本来，弱者并不敢真正向强者发动攻击，它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强者，希望得到它嘴里的食物。强者心里其实也很明白，只要它咬定食物不放，弱者根本不可能伤害到它，更不可能抢走它的食物。但每当弱者走近它，强者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本能要张口还击，结果每每让弱者得手。弱者也正是利用了强者这一本能的弱点，而成了棕熊队伍里的专业偷食者。
特蕾莎修女经常会给人们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建议和忠告。有一次，一群美国人来到加尔各答拜访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访问的过程中，他们请她就如何与自己的家人相处提一些建议。
“对你的妻子微笑，”她对他们说，“对你的丈夫微笑。”听了特蕾莎修女的回答，这群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难题竟会被他们眼前的这位一直独身的修女用两句话就化解了。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中有一个人忍不住问道：“特蕾莎修女，请问您结婚了吗？”“哦，是的，”她答道。闻听此言，在场的美国人顿时都感到大吃一惊。看着他们惊讶的神色，特蕾莎修女微笑着继续说道：“但是有时候，我发现对耶稣微笑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他的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
二战期间，有一个美国人正在给他的小女儿拍照，小女儿问父亲他们为什么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照片。这个问题有些天真奇怪，但它却引起了父亲的兴趣。小女孩的父亲名叫埃德文·H·兰德，是个发明家，他对照相机已经做了改进。女儿直率的问题让他开始认真考虑。他是这样思考的：如果一位顾客买了一条裤子，一辆车，或者其他的商品，他当然希望买到商品后立刻就能用。那么照相机为什么就不一样呢？能否在一个很小的封闭空间内用几秒钟洗出相片呢？而不必在专业的暗房里花费数小时时间。兰德在科学界的朋友都认为兰德的计划是不可行的，甚至愚蠢的。但在女儿问到这个天真问题的六个月后，兰德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1948年11月26日，第一架60秒拍立得照相机在波士顿上市销售。商店刚一开张，顾客便蜂拥而至，希望买到一架这样的照相机。小女孩天真的问题最终导致了拍立得照相机的诞生。也许，离真理最近的，是孩子的心灵。
邻村周家店有个放羊老汉，绰号“邢半疯”，喜欢喝酒，一喝就醉，一醉就唱，唱得惊天动地。别的孩子都吓得远远的。阿宝不怕，蹲在他酒气熏天的身旁，如醉如痴听他吼信天游，他很小就能从悲凉凄苦的歌声里，体味到老人沧桑苦难的心境。
时间一长，“邢半疯”对阿宝很是喜欢。他们一同放羊，形影不离。阿宝总缠着他唱民歌。“邢半疯”就口无遮拦唱个不停，直唱得口干舌燥喉咙嘶哑为止。
有一天，“邢半疯”唱累了，他就怂恿阿宝说：“你唱个歌吧，我还从来没听你唱过呢！”
阿宝说：“唱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教我唱歌，收我为徒。”“邢半疯”说：“行，你唱吧！”
阿宝就引吭高歌，唱了一首《兰花花》，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唱得“邢半疯”心花怒放：“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挺有两下子，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从此，阿宝边放羊，边跟“邢半疯”学民歌，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丰厚坚实的基础。
阿宝高中毕业，决定告别父母，趁年轻出去闯荡。这样江湖艺人生活，一干就是十几年。
2004年，他在央视举办的西部民歌大赛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铜奖。专家在点评阿宝演唱时说：“高音很有特色，美中不足就是声音有点飘。你可以经常深入民间，向一些民歌艺人，学学原汁原味的民歌唱法，以丰富自己的表演功力。”经专家点拨，阿宝恍然大悟，决定重返故里，体验吸收民间民歌的丰富营养。阿宝演唱的大都是晋北陕西内蒙的民歌。
三地民间老艺人大都生活在偏僻贫困的乡间，阿宝常常翻山越岭去拜见他们。有个老艺人脾气倔，不想教他。阿宝一再恳请道：“这些民歌太宝贵了，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如果不收集整理的话，很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老人被他三番五次的拜访和一腔真情所打动。阿宝从而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声音资料。老人还将自己收集整理，珍藏了60多年的《陕北民歌总谱》赠送给阿宝，并嘱咐他说：“你拿去吧，我也没几年活头了，好好保存它，它可是我一生的心血呀！”
去年我在日本神户留学时，每次要从东京机场搭乘大巴到达神户。这之间最便利的方式就是走高速公路。
那天大巴驶上高速路后，天色已经暗下来，司机把车开得很稳。坐在窗边向外望去，公路边的景物从眼前“唰”地溜过。这时，我注意到前方有一个警察正威严地站在路边。从“他”身边经过时，我特意注视了一番，这才惊讶地发现那个“警察”竟然是用大小如真人的纸板做成的。我很奇怪，日本人用这个纸板“警察”做什么，于是悄悄地问了车上的日本旅客，他们说这是为了吓唬违规行驶的司机。原来，在日本，每年都有很多人死于酒后驾驶和超速行车造成的交通事故，所以日本政府就在高速公路上设置了这种纸板“警察”。司机看到这种形态逼真的“警察”后，就会谨慎驾驶。
更有趣的是，据说过一段时间后，日本的交管部门就会把假警察换成真人，用同样的姿态站在路边执勤。如果有司机怀着侥幸的心理闯关，就会被真警察抓个正着。如此真真假假的效果，使得高速路上的交通事故大大减少。
北宋诗人孔平仲在《上元作》一诗中写道：“春来雾雨久不收，上元三日月如秋。倾城娱乐竟沽酒，旧岁丰登仍足油……太守凭高列歌吹，游人哄笑欢俳优……侍觞行食皆官妓，目眙不言语成偷。短长赤白皆英校，但取一笑余何求……归来?如打五鼓，春寒惨惨吹驼裘。群儿嬉戏尚未寝，更看紫姑花满头。”这首诗写的是，一郡之长的太守在元宵之夜与民共度佳节的情景。一向严厉的太守，在此良宵破例允许他的部属与百姓一起狂欢。他本人也游乐了一宿，天亮前又和民众一起去迎紫姑神。
在家庭关系上，封建社会一向是长者为尊，儿孙辈是不能跟长者平起平坐的。可是在年节团圆中，却可打破这一戒律，老少和谐相处。宋代诗人郑望之在《除夕》一诗中写道：“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这首诗写的是年夜饭中喝屠苏酒的情景。在一个数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大家欢聚在一起，儿孙们无拘无束，一个接一个地畅饮屠苏酒。等轮到这位长者喝酒时，元日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
在男女关系上，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是“男尊女卑”，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尤其在家庭中，服侍长辈、伺候丈夫是她们的专职。但在年节时，也常常发生角色的颠倒。宋代诗人杨万里在《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一诗中就这样写道：“女唱儿歌去踏青，阿婆笑语伴渠行。只亏郎罢优轻杀，阰子双担挈酒瓶。”诗中那位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在明媚的春光里，一边唱着歌儿，一边兴高采烈地到野外踏青。她的妈妈说说笑笑地陪伴着她，一向威严的父亲此时却扮演了服务的角色，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后面随行。诗人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以女子为中心的和美游春图。
不但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人与“神”的关系，年节时也得到改善。“神”一向威严无比、高高在上，人们只能顶礼膜拜，难以与之亲近。但在新春佳节里，人们却可以亲亲热热地跟他套近乎。请看范成大的《祭灶词》：“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中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这首诗详细记载了过去祭灶的习俗。在一年一度的灶王爷升天汇报工作之前，人们设宴款待他，给他送钱，让他到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好话，多带“利市”回来……在这里，“神”已经人化。他通情达理，人情味十足，能认真听取人们的意见……
这是哈佛教授罗尔斯的一件轶事。罗尔斯是名满士林的哲学大师，集“红烛”、“园丁”、“人梯”精神于一身，更是一位“擦去的是功利，写下的是奉献”的师长。他为本科生讲课时，只要一挂牌，几百人的梯形大教室立马济济一堂。每次都需要提前去“霸位”。
因为童年经历的刺激，罗尔斯有点口吃，有一个同学听他将“文明”一词说得断断续续，差点笑了出来，但马上遭到了前座同学的一个白眼，似乎他犯了大不敬之罪。最后一次课毕，罗尔斯谦逊地说：“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独立思考。”全体学生起立，长时间雷鸣般鼓掌。大师见状，像小孩子一般害羞地夹起讲义，快步离开教室。同学们依然毕恭毕敬，掌声不衰。冬天拍手是项苦差，小同学的手拍得又红又痛。他悄悄地问一旁的小同学：“到底还要鼓掌多久？”小同学答曰：“一直拍到罗尔斯先生听不见为止。”
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羞色,一个男人的羞色很可贵，一位大师的羞色尤其珍贵。诗人泰戈尔曾经说：“美的东西都是有色彩的。”羞色来自害羞，害羞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现象。
羞色泛起，还可能是因为听了不雅的话或做了不对的事。这种羞色，说明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十分珍贵的东西叫“耻感”。“厚脸皮”、“老脸皮”是不会有羞色的，官气十足、俗气满身、痞气相伴的人是不会难为情的。把自己一时的快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是不会脸红的。为煮熟自己一个鸡蛋，不惜烧毁公家一幢房子的人，是决不会有这种羞色的。
一天，儿子放学回到家，他说他终于有了击败我的法宝了。他说，他在学校学习了《儿童权利法》！通过学习，他知道：
他的房间不一定得由他打扫；他的头发并不是非剪不可；他不一定要吃我让他吃的东西；他有说话的自由；他有选择读什么书看什么电视的自由；他可以戴耳环；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文身或者在鼻子上打孔呢；如果我打他的屁股，他可以起诉我。所以，别碰他，因为他的身体只归他一个人所有，也不是用来让我拥抱或者亲吻的；我不能像他外婆对待我一样对他进行说教——这叫精神控制，也是非法的！他有这些权利，受法律保护。以后，我如果再侵犯他的权利，他会打电话给少儿服务部投诉我！
儿子有法律意识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想让他知道生活中不只有法律，一个人也不能只有权利。
第二天，我们去采购。尽管他百般恳求，我仍是没有给他买他喜欢的“耐克”鞋和“耐克”衬衫。我当着他的面向少儿服务部咨询我这样做是否合法。少儿服务部明确答复，他们并不关心我给他买的鞋子是杂牌的还是名牌的。接着，我取消了带他到驾校学车的计划；我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和比萨饼。我说，等一等吧，晚饭有猪肝和洋葱，因为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到时他可以和我一起吃。
我说，不但如此，我还要将他房间里的电视机卖掉，用这些钱给我的汽车买几个新的轮胎；对了，我还要将他的房间包括他的床出租。因为，少儿服务部只要求我让他有住的地方和满足温饱所需的衣服及食物。另外，我今后可以不给他零用钱，这些钱省下来可以给我自己买些东西呢。我可以不给他讲故事，甚至不和他讲话，因为我也有我的权利！
突然，我不说话了。我看到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妈妈，我疼……”他伏在地上说。
“怎么想起妈妈了？你可以向少儿服务部撒娇呀！”我扑哧一声笑了。
1895年，英国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一名士兵，他叫哈特菲尔德，在英国女王白金汉宫里担任卫兵。有一天，他值夜班的时候，宫里有一件重要物品被盗，他被指控在值班时睡着了。按照军法，法庭判处他死刑。
他向法庭申辩说：“我冤枉，那天我没有睡觉。”法官说：“你说你没有睡觉，那你一定看到了一点什么，比如有人在深夜从宫里出去？”他说：“我没有看到，因为谁也没有出去。”“那你一定听到了一点什么，比如有人翻越围栏，或者跳窗？”他说：“我没有听到，因为没有人翻越围栏，也没有人跳窗。但我听到了，在深夜11点钟，议会大厦的大钟敲响了11下。”法官笑了，说：“没错，那面大钟会在11点敲响11下，你听到了。它还会在12点敲响12下，你也听到了，是吗？”哈特菲尔德回答说：“不是。我听到它敲响了13下。”
法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让他死得心服口服，决定暂缓执行死刑，再进行一次补充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那天夜里，钟里的一个部件出现过异常，的确敲响过13下。哈特菲尔德真没睡着，于是被宣布无罪释放。
哈特菲尔德死于1950年。按照他的遗嘱，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如下的文字：感谢上帝，让大钟多敲了一下，使得长眠于此地的人多活了55年。
一次过斑马线时，马路对面亮起了红灯，于是一堆人挤在斑马线前，等车流通过。这时，我看见一个人从我身边敏捷地迈开脚步，插进了车龙中，趁着车子停顿的间隙，到了马路对面，并很快消失在人流中。我计算了一下，等我们横过了马路之后，他应该已经走出了好几百米了。
这是个违反了交通规则的人。但在对此行某个目标的追逐中，他利用斑马线，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同学。中师毕业那年，在我们还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走后门挤进了保送上大学的行列。大学毕业那年，他再次走后门避开了学校，分配进了政府办公室任秘书。毕业2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他已是某个局的局长了，而我们的许多同学，还在乡村偏僻的小学校里做教师。
这个同学的超常“成功”，通常被人们总结为两点：有人（后台），有本领。但望着没入于马路对面人流中的那个身影，我忽有所悟。我觉得，我们许多人走路的速度实际上差不多，区别只是在斑马线上，采取的态度、策略、行动不同，得到的结果就大相径庭。
违章过线，说穿了，就是在不正当地追逐利益，并且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出事”是难免的。比如我的那位同学，不久前就“进去了”，原因很简单，像许许多多被抓的官员一样：贪污。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我的文化底子薄，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当时我已经29岁了，不想再这样折腾了，但就这样放弃，我又有些不甘。那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母亲是个知识女性，她对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了。一个女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工作既体面又轻松，很多人都羡慕我，但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更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33岁那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我幸运地被录用了。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都30多岁的人了，还瞎折腾什么。那段时间，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人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我最后的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哪怕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在33岁的年纪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持人。
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每天患得患失，内心充满着苦涩和忧郁。我把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向母亲倾诉了，母亲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么？”那一刻，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
如果到了50岁、60岁，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林德利是德国的年轻画家，擅长风景画，但始终没有闯出什么名堂。有一天，他感到百无聊赖，掏出两马克硬币买了一张足球彩票。结果他中了大奖，奖金高达50万马克。领来奖金后，他首先在乡间买了一幢高雅的别墅，还购入了不少名画和艺术珍藏。他不再工作，过着有闲贵族的生活，因为他懂得收藏艺术品，买来欣赏之余，亦会趁高价卖出，他从中所赚的比中奖所得还要多。
不过，幸运之神忽然舍他而去，别墅一夜之间起火焚烧，屋内所有艺术品亦毁于一旦。林德利没有办法，只好搬回他旧日的住所，晚上照常喝酒，跟朋友聊天。大家知道林德利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慰问。林德利一笑置之，“我没有什么损失，最多只算花掉了两个马克而已。”
林德利很快又恢复以往的生活，再度拿起画笔。
林德利“两个马克”的传奇故事成为当地的美谈。大家佩服林德利的人生观。他的画被认为是幸运的象征，求画的人络绎不绝。
两个笑话是我本人的经历。
我本人经历中的笑话第一个是，在建国前的两个月，我在北京坐有轨电车。时间很晚了，电车是最后的一班，人很挤。当时，一张电车票七分钱。快到终点站西四牌楼的时候，人松了一点，我一掏口袋，没有钱，兜里只有两只橘子。到了终点站，那儿正好有一个水果摊，我对卖票的人说：你等一等。我跑下车去，把两个橘子卖给水果摊，只要七分钱。水果摊主给了我钱，我就把钱给了卖票的人。
第二个是解放初期。那时我出了很多种政治学教材。当时印书报酬很高。
因此，我非常有钱。可是我从不花钱，只是买下公债一百张，放在抽屉里。我的勤务员从抽屉中随便抽出了好几张，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他偷了别人自行车，给抓住了。他一坦白，就把拿我的钱的事也坦白出来了。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审判，我想去看看审判是怎么回事。去了之后，听到法官叫：证人于光远站起来。法官问我，你的钱是不是给偷走了？我说不知道，偷多少？我说我更不知道了。这引起法庭上的人哈哈大笑。
原来这个人就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写了经济学教科书的。
为了进军咖啡业，美国80年代最负盛名的连锁餐厅——加州扒房的总裁雷诺兹和比萨饼店的总裁戴比，分别派出商业密探，去调查对方公司对经营咖啡店的真实意图。密探调查的结果很快反馈到了两位总裁的手里：对方是全美最有实力开发并经营咖啡店的公司，而且此次对咖啡店的开发是势在必得。
面对如此劲敌，两家公司的总裁犹豫了。如果两家公司都出巨资打造咖啡店抢占同一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轻者会影响到双方正在经营的店铺，重者很有可能会两败俱伤。于是，加州扒房和比萨饼店双双告退。
结果，极为戏剧性的场景就在此时出现了：一家名叫星巴克的咖啡店，以惊人的速度抢占了市场，遍布了全美。今天，星巴克公司是北美地区一流的精制咖啡的零售商、烘烤商及一流品牌的拥有者。它的扩张速度让《财富》、《福布斯》等顶级刊物津津乐道，仅仅10多年时间，就从小作坊变成在全球拥有5000多家连锁店的大企业。
许多人说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咖啡店，是夹在那两家著名的大公司中间捡了个大便宜，其实不是这样。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它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一种勇气。当市场的美好前景已被众所周知，当许多有实力的公司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么胜利就掌握在那个敢于出击的人的手中。
一家人聚在一起。我大姐说，母亲为我们奉献了一辈子，现在该轮到我们为母亲奉献一点什么了。
大姐先说。她说她最近正在忙着搞按揭，准备买一幢别墅，把母亲接过去住，让母亲在有生之年尝尝住别墅的滋味。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年龄大了，上下楼不方便，还是现在的“窝”最好。
二姐说，她最近在学开车，等拿到驾照，就买一辆车，周末带母亲去郊外兜兜风。母亲说，我一闻到汽油味头都晕，哪还能兜什么风啊？一兜风就感冒呢。
一家人陷入了僵局。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小妹突然发了话。她说：“说真的，我在杭州吃遍了大小酒楼，什么山珍海味都没有母亲做的豆腐乳好吃，母亲可要多做点啊，我走时多带一些。”
想不到，母亲眼睛突然一亮，异常地快乐，连声说好，最后还幽了一默：你买一口大缸，走时带一缸过去。说得一家人轰然大笑。
年迈的双亲，他们往往感到自己的能力正一点点丧失。子女不能像从前一样
需要他们的爱，才是他们晚年最大的自责和悲哀。做子女的怀着感恩的心，在为父母奉献的同时，还应该不忘“索取”一点什么。比如，一双鞋垫，一瓶豆腐乳，一罐辣椒油。物质富足的我们可能并不特别需要这些物质的本身，而需要的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双亲，子女虽已长大但仍离不开您的付出，那是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对此视而不见、不屑一顾，才是对父母最大的伤害。
“索取”替子女说出了心中的一句话：我们仍然需要您的爱。
一个在柏林饱受歧视的波兰学生曾去拜访爱因斯坦，请爱因斯坦为他写一封推荐信，使他能够顺利地在柏林求学。问清缘由后，爱因斯坦答应了他的请求，为他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拿到推荐信之后，满怀感激之情的年轻人又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一张有您签名的相片？”
他要永远记住这个慷慨帮助他的名人。
“好的，”爱因斯坦接着说，“但是你得答应也送我一张有你签名的照片，这样才平等。”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这位青年的一生。拿到推荐信后，这个年轻人顺利进入了柏林一所名牌学校。他发愤学习，毕业后成为爱因斯坦的得力助手，并且以一篇《麦克斯韦场方程的非线性概括》扬名天下。他就是后来饮誉物理学界的科学家英费尔德。
很多年后，英费尔德回忆起这件事，依然泪流满面：“他的话使我感到平等并给了我自信，他的话是我前进的强大动力……尽管当时他穿了一件皱皱巴巴的上衣，裤子上还掉了一个主要的纽扣，但是什么都影响不了我对他的无比崇敬。”
据新华社喀什2月2日报道，2月1日，驻海拔2965米的新疆军区奥尔托苏边防连驻地。
吃过早饭，排长赵效伟带本排战士进入预定地域，进行节日潜伏和反偷袭演练。
随着赵效伟命令的下达，雪野的阵地上，一片寂静，身着潜伏衣的官兵，已和周围的雪山完全融合在了一起。这时，从盖满积雪的山坡上，突然跑下来一群雪狼，杀气腾腾地扑向在雪地里潜伏的官兵们。
雪狼，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一种群居性食肉动物，行动十分敏捷，被当地牧民称为“飞毛腿”。进入冬季后，山上雪大冰厚，雪狼也常常发生“粮”荒，经常成群结队下山觅食。当地牧民说，这时候的雪狼，由于饥饿，变得更加凶狠，对人的威胁很大。
对雪狼的野性，赵效伟心里很清楚，但他没有下达解除潜伏的命令。狼群越走越近，10米、5米、2米，战士们见排长纹丝不动，也都个个目视前方，没有人发出响声，没有人移动。一只头狼来到了赵效伟和一名战士的中间，低下头，用鼻子“呼哧呼哧”地闻了闻赵效伟的头，随后又抬起头向远方张望。也许是狼看到了赵效伟身后的雪地里还有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它猛然调头，带着狼群落荒而逃。
事后，大学生士兵班长巴德温问赵排长，和狼零距离接触时心里怕不怕？赵效伟笑笑说：“潜伏演练是为了打仗。如果有敌情，能随意起来赶狼吗？邱少云在潜伏中，周围野草被燃烧弹点燃，身处火海，他直到牺牲都没动弹一下。”
听了赵排长的话，巴德温认真地说：“我理解了什么叫纪律重于生命”。
20年前，我进入市里的一所师范学校就读。也许是在母校时成绩相对较差的原因，进入新校后的第一次摸底考试，我在班级里排到第18名。我心里非常焦急，暗下决心，一定要进入班级前3名。
从此，我成了班里最用功的学生。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可老天并不公平，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名次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落了好几名。于是，我又开始不断给自己加压，不仅不舍得浪费一分钟的课余时间，还把8小时的睡眠时间减缩到7个小时。一学年结束，哪知我的考试成绩一下子落到第30名。我近乎崩溃，产生了退学的想法。
班主任陈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杯水，然后问我：“你知道这杯水有多重吗？”
我不解其意，如实回答：“大概有300克。”
陈老师又问：“这杯水在你手上能端多久？”
“一个小时没有问题。”我回答。
“这样端一天，行吗？”
陈老师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没有变。但是，你端得越久，就觉得它越沉重，直到无力承担。如果你感觉累了，就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后再端起来。这样，你就可以想端多久就能端多久。”
看似平常的一件小事和简单的一席话，对我的影响却远非一般。从那以后，我不再一直把学习压力装在脑子里。累了，就看看报纸，或者找同学散步聊天。果然，我的成绩开始有了提升，学习也不像以前那样感觉太累。毕业时，虽然没有如愿进入前3名，但也顺利地应聘到一所不错的学校任教。
在斯威夫特博士家附近住着一位富有的老妇人，她时常打发仆人给博士送礼物。博士接受她的礼物，但从不给那位仆人任何酬谢。一天，博士正忙着写东西，那位仆人冲进了他的房间，将一个包裹扔在书桌上，说道：“我的主人送给你两只兔子。”
斯威夫特转过身来说：“孩子,包裹可不是这样送法呀。现在，你坐在我的位子上，看着我是怎么送的，并要记住这个教训。”
那位仆人坐了下来，斯威夫特走出去，敲了敲门，等待回音。仆人说：“进来。”
博士进了门，走到桌旁说道：“先生，我的女主人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并希望您收下这两只兔子。”仆人回答说：“谢谢你，向你的女主人致谢，谢谢你们的关心。另外，这两个先令是送给你本人的。”
博士笑了笑，打那以后，斯威夫特从没忘记给那位仆人小费。
1981年春，当时还是副总统的乔治·布什乘“空军2号”飞机赶往外地执行公务。突然，他接到国务卿黑格从华盛顿打来的紧急电话：“出事了，请您尽快返回华盛顿。”
几分钟后，布什从收到密电中得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里根总统遇刺中弹，正在华盛顿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紧急抢救。
“空军2号”在安德鲁斯着陆的前45分钟，布什的空军副官约翰·马西尼中校来到前舱为结束空中飞行做准备。飞机缓缓下滑时，马西尼突然提出了一个特殊事情特殊办的建议：“直接飞往白宫，在南草坪上着陆。”因为，如果按常规在安德鲁斯降落后，再换乘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飞抵副总统住所附近的停机坪着陆，再驾车驶往白宫，势必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
布什考虑了片刻，决定放弃这个打破常规的计划，仍按照惯例办理。
看到马西尼尽管表示服从，但显得疑惑不解时，布什叫住他，解释道：“约翰中校，在美国，只有里根总统的空军1号才能在南草坪上着陆。我乔治·布什只是副总统，不是总统，不能那样做。”
跟随布什多年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一贯主张：心怀尊重，是做好副职的最重要的条件，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
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二儿子冯武国在国外留学，毕业回国后，他就急忙赶到山西汾阳去见父亲。
那天，冯武国身穿西装，脚蹬皮鞋，满面笑容地来到父亲冯玉祥面前。冯玉祥坐着不动，把二儿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后，说：“你真的学好了吗？”冯武国回答说：“嗯。”冯玉祥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冯武国说：“早呢，你这是耗子坐秤盘———自称自大！”冯武国听后，涨红了脸说：“爸爸，我有什么不是，请您指点。”冯玉祥说：“你看你这身着装，再看看我们的穷苦大众。”停了停，冯玉祥又语重心长地对冯武国说：“儿啊，你要脱下西装、皮鞋，到牛棚里去熏一下，闻闻牛屎味，才能知五谷香呀！”冯武国听后，立即脱下了西装、皮鞋，换上了大青布便装，穿上了布鞋。
后来，冯武国率队抗日，英勇作战，以身殉国，不负冯将军的教诲。
据《光明日报》2月8日报道，针对我国又出现的“神童”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认为，神童是客观存在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具备特殊的遗传物质。民国年间，有人曾于史籍中搜得自先秦至清末的958名神童的实例。又如现代，山西夏县有个心算神童叫申克功，11岁时能准确心算整数、小数、分数等多位的四则与乘开方运算题，其速度竟然能超过袖珍电子计算机！而他的父亲只有初中文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速算”，他的老师也并不具备这种专门技能。
社会上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神童’是教育的结果。”其实，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家长或教师只要能培养出一个“神童”来，那么他就能培养出第二个、第三个……然而，事实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古今中外的“神童”，绝大多数都有兄弟姐妹，可成为“神童”的，往往是一个家庭里只有他（她）“那一个”。
由此，赵忠心提出一个论断：“神童是不能复制的。”与其说“神童”是被培养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被发现的”。发现之后，采取了一种最适合的教育方法，没有使他倒退。仅此而已。
十多年前，我在一所民族学院读书。班上大部分同学来自偏远贫困的山区。也许是家乡偏僻且贫穷的缘故，他们几乎都很少与家人通电话，信件往来倒是很常见。
作为班长，我的一项工作就是每天午休前站在讲台上发信。念到哪个同学的名字，那个同学就上来取回自己的信。我留意过，“多吉”这个名字从我口中吐出的次数最多，每周必有。多吉是布依族，来自贵州黔南自治州。那些信正是从黔南寄来的，估计就是家书了。
那一日，我又在讲台上分发信件，多吉听到名字后喜滋滋地上讲台来取信。大概是信封边沿破损了，我的手刚抬起，里面的“信”飘了出来———竟是一片树叶，只见那片叶子在空中翻转几个来回，缓缓地落到了地面上。
大家惊异地看着多吉，他的脸腾地一下便红了。
“……我爹不在了，只有娘，但她是个瞎子，我家就我一个儿子，娘很想我，我也想娘，我用勤工俭学的钱，给她准备了上百个写好了地址的空白信封。我对娘说，如果她平安，就寄一片桉树叶给我。我收到信后，又将桉树叶寄回去，但不是一片，而是两片。干枯的桉树叶在水中浸泡湿润后，两片合在一起，娘就能吹出很清脆的声音。我娘说，那样的话，她就知道我平安了。她还说，桉树叶发出的声音像我呼喊她的声音……”
那天，我第一次真切理解了这个词语——大爱无言。
儿时，我对小人书特别感兴趣。书中人物的命运强烈地吸引着我，总希望“英雄”千万别牺牲，“坏蛋”早点儿被枪毙。每次看小人书，内心总是很着急：“特务”到底是谁？解放军什么时候才能赶到？
有一次，看着看着，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煎熬”，我干脆翻到最后几页：啊，太精彩啦！一次彻底的大胜利，一个完美的大结局。后来，再看小人书，我无形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先看结局，再“回头”看故事情节，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长大后，我的这种习惯一直沿袭着：读小说、看故事总是先翻到最后一章，租来的连续剧也先把最后一集放入DVD机。然后，再从头开始慢慢地欣赏。虽然少了“急切感”、“悬念感”，但获得另一种心境：轻松、愉快。
我还把这种方式移植到工作中。每当定下一个目标或接受一项新任务，我总是先设想结局，尽可能地把结果想象得美好些、再美好些。在付诸行动时，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一想到那个无与伦比的“美好结局”，就有了无穷的动力。
我的堂叔强子是个瓦匠，早年在村里盖砖瓦房，后来加入了一个农民建筑队，经常去城里建楼房。总之，他一辈子没离开过砖和水泥。
堂叔年轻时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后来心爱的女人嫁给了外县一个工人。他又结了一次婚，女人熬不了苦日子，又跟别人跑了。最后他娶了一个四川女人，才安安稳稳地过起了日子。
几年前我上大学时经历了一场失恋，我心情绝望地回家休假，整天茶饭不思。父母耐心地解劝，我一句都听不进去。有一天强叔来了，他对着我抽了半天烟，最后慢悠悠地说：“冬子，别相信天定良缘。我们盖房子时，有时缺一块三角的、长条的砖块，找到了合适的当然好，没有特别合适的就找差不太多的，实在不行就用瓦刀打一块。结果房子还不都一间间盖起来了？”说完这些话，他又埋头抽烟了。
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经历过许多感情风波，也曾反复体会强叔的这一番话。真的，我们曾固执地认为上天为我们安排好了惟一的配偶，只有一种结合才是天衣无缝的。但事实却是：有许多人可以与我们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就像没有形状完全适合的那一块砖，房子照样会盖起来一样。
拉布歇雷在圣彼得堡做英国使馆官员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傲慢的贵族前来拜访，他要求马上会见大使。
“请坐，大使马上就来。”拉布歇雷说。
贵族对这种没有客套的接待方式大为恼火，说：“年轻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接着说出许多头衔。
“那么，请你坐两把椅子。”拉布歇雷说。
15岁的孩子在香港的德国瑞士国际学校上学，每天搭乘印着“德瑞学校”校名的专车上下学。德瑞学校的德语学生其实主要来自三个国家：奥地利、瑞士、德国。“今天又发生了。”一进门他就说，放下了书包。
他说的是，德瑞校车和一辆英国学校的校车在半山上擦身而过。英国学生在车内一看见德瑞校车，就全体高举起右手，对着德瑞学生大喊：“嗨，希特勒！”然后就东歪西倒地大笑。
“为什么，”晚餐桌上，我的小孩问我，“都已经60年了，历史好像还没有过去？”
那是2005年2月13日，星期天。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谈我们分别读到的文章。当天国际新闻有一个焦点：2月13日是德瑞斯登大轰炸60周年，德国右翼分子将在德瑞斯登举行大游行，纪念被盟军炸死的亡魂，也企图利用古城的悲情，塑造德国是“被害者”的形象，以争取选票。
1941年，英国空军有人建议，要用地毯式轰炸来摧毁德国的城镇，才能真正断折德国的战斗士气。
1945年，文化古城德瑞斯登被选中了，在德国投降前三个月，德瑞斯登被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究竟是35000人还是10万人，历史学家到今天也说不清。
对德瑞斯登的轰炸屠杀，是不是一种“战争罪行”呢？英美盟军是不是该受谴责呢？德瑞斯登的市民，有没有权利为自己受难的亲人哀伤或愤怒呢？愤怒的对象，是始作俑者的德国自己，还是丢下“火弹”的英美联军呢？如果是对自己，60年的忏悔和自我鞭笞够不够呢？如果是英美，那么被德国飞机所炸死的人——苏联就有50万人因德机轰炸而死，又该对谁愤怒？
2月13日当天，德瑞斯登出现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别上了白玫瑰，默哀死者，祈祷和平；右翼分子游行，要英美承认错误；左翼分子聚集，反制右翼分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群，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解释权，因为历史怎么解释，决定了权力的去处，也决定了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当我们这一代变成总统和总理的时候，”我的孩子说，一口咬下脆脆的春卷，“不知道会怎么解释德瑞斯登。”
那可能是2045年，小孩55岁的时候。但我已经看见，历史仍没完。
年初，我欲跳槽到一家台企。我学的是会计专业，我轻松过了“硬件”关（即学历、相关经验）。第二天，招聘方来人找到我，给了我100元钱，说让我去购买一副专业耳机，以备第二轮考试使用。然而，我一眼就发现，对方给我的这张百元大钞是假的，出于职业习惯，我当即指了出来并予以拒收。对方讳莫如深地笑了笑，转身离去了。几天后，主考官打来电话，让我去参加最后面试。原来，那次的“假币事件”竟是蓄意安排。更没想到，这小小一着棋，刷掉了14人。
面试时，主考官提问：“你以前是做出纳的，对吧？那么请你说说第五套人民币不同面值票币后各是什么风景。”这个问题平时极容易被忽略。还好，我比较细心。于是，我充满信心地回答：“100元的后面是人民大会堂，50元的是布达拉宫，20元的是桂林山水，10元的是三峡，而1元人民币后面则是杭州西湖。”主考官饱含赞赏地对我说：“很好，你被录用了。”令我惊讶的是，参加面试的6人中，竟只有我一人答对了。主考官说，对于会计职业而言，细心就是最好的能力。
记得早年学医时，一天上课，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了！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间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去，效果才佳。”
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质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能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
“您平常的应酬肯定多，那有人向您讨字怎么办？”著名书法家沈鹏在听到《光明日报》记者提的这个问题后笑着说，“应酬，我早先也觉得带有贬意，但现在我把它当做中性词。古代杰出的书画家‘酬’、‘应’之作也不少，而终于传世，就因为他们在创作时超出了我们现在日常意义上的‘应酬’二字。即便如此，古代杰出人物也因‘应酬’多而留有败笔，后人评说是无情的。别人常常讨字，不给别人说你架子大，给了应付的又不情愿。有时候我也会宁愿他人误解”。说到这儿，沈鹏停下来从桌上端起紫砂小壶，深吸了口茶，然后语气加重了些说：“就是应酬，我们也不能随便应付。书画家要有这种精神，每完成一幅作品就是创作。要有严肃认真的作风，不能随便写。平常我写一个标题有时也要十几遍，不能应付。”
2003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全球开展了一项名为国际学生测试计划的调查，全球有25万名学生参加。调查结果显示：在科学和阅读能力排名中，芬兰学生名列前茅，领先其它40个国家及地区，而且远高于平均数。
但在上世纪70年代前，芬兰还称不上是教育的典范。当时有舆论认为，芬兰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立足，就必须彻底检讨本身的教育制度。
芬兰教育从此转变，芬兰人把他们的教育成就归功于以下几点：
教师训练有素，居世界前列：薪水尽管不高，每月只有2000至4000欧元，但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崇高。
教师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可自行决定使用什么教学法，也可自行制定课程，自选教科书，或者完全不用教科书。受聘后，不会受到定期视察、考评及审核。
例行考试取消。芬兰的教育家认为：考试太多，学生只会穷于应付，其实学习往往不能用考试成绩来衡量。不过，学生到了18岁还是要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可以升学。
学习气氛轻松。在芬兰所有中学，学生除非有课要上，否则根本不必上学，而一下课，学生就可以回家。上下课都不响铃。芬兰的学生有责任感，有尊严，因为他们是自愿上学，而不是被逼来的。
苹果电脑的创办人乔布斯在对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生的演讲中，分享了他生命中的三个真实故事。分别是：“从贵族学校自动退学”、“被自己创办的苹果电脑开除”、“被医生诊断罹患胰脏癌”。他的口头禅竟是，在碰到厄运那一刻说：“这是我最棒的……”
“自动退学”，是他最棒的决定，因为后来他转学了，投入真正有兴趣的学科。“被苹果开除”，是他最棒的遭遇，因为后来重新创业，推出《玩具总动员》。“罹患胰脏癌”，是最棒的提醒，因为后来他手术成功，更了解生命的真谛。
每一次遭逢不如意的事情，他都有最正面的想法和最积极的行动，他说影响他最深的一句话是：“常保求知若渴；常存虚怀若谷。”道理大家都懂，但我想关键字是“常”这个字，别以为厄运时转运，靠的是随机应变，其实更重要的是“例常”的准备，它让你在步入绝境时有退路、转机。
我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了邻居赵嫂。这让我感到有几分意外。
本地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资助了她5000元，专款专用，供她的孩子读大学。和赵嫂在一起的还有另外4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居民。
赵嫂在电视里述说着自己家的窘境，并热泪盈眶地一再对那位企业家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当然，电视里还有那位老板和他经营的一家大商场的特写镜头。电视里的那家商场人头攒动，真的是生意兴旺呀。
因为是邻居，遇到赵嫂时，我谈到在电视上看到她的事，并为她获得资助而高兴。想不到她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是拿了他的钱，但其实也是在为他做广告呀。”
“为了上电视取得好的效果，老板的秘书给我们每人都写了台词，让我们预演了不下10次，还请来一个演员辅导，并教我们流泪的技术。要不是为了孩子，我……”大概意识到了什么，赵嫂没有把话说完，但我已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并猜度得出她在“表演”时内心的屈辱。
当掺杂了过多的商业元素时，捐助就会变异。而施恩者还要别人一遍又一遍地表演感激，这就难怪真正的感激会一次又一次地衰减了。
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最后忍辱负重，终获成功。中学生也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除非你打算继续让母亲享受苦难，否则，这些现实的问题不容回避。
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
相反，在很多时候，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不要表扬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在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事时，我们不要一味地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那会显得我们全无心肝。
一座偌大的城市找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脚排泄，被归为“素质低”；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俭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被高度赞扬，却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这种文化培养出的道德，鲁迅称为“瞒和骗”。它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
这种苦难美学不值得赞美。
央视编导周兵在1月15日《新闻晨报》上撰文回忆了拍摄《东方之子》时一些铭刻在心的经历。现摘编如下：
有一年在上海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当时他住在华东医院，我们至少谈了一个多小时。拍摄完了，我们要离开的时候，98岁的老人说了一句话，把我惊住了，大意就是：“你们走了，不跟我聊天了。”当时，我分明从周老的眼里看到他的渴望，想跟大家交流的眼神，老人害怕孤独的感觉。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很多年过去了，还能回忆起那种隐隐的不忍，类似心痛的感觉。
还有一个难忘的人，刘雨田,我现在叫他“老爹”。“老爹”以前是乌鲁木齐铁路局的一个普通干部。突然有一年，他想探险证明自己爱国，想走长城，后来就成了一位很著名的职业探险家。但他在社会中的生活能力是非常低的，没有固定收入，好多探险资金是朋友赞助的。有一次搬家，他把几万块钱装在皮包里，非常郑重地交给搬运工，说这东西特别重要，你一定要拿好。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亲戚押运这辆车，自己坐另外一辆车，结果走到一半那辆车上的人就把钱分了，跑了。
可我把他当作一个智者看待，我觉得他不是不想在现实生活中用很好的方式去处理他的生活，可能他是不愿意，他更愿意跟自然打交道。
印象深的还有一位人士：季羡林。我见过老人三次。第一次是和白岩松在1995年做《学者访谈录》。当时季羡林老师坐着，在白岩松掏名片的一刹那，他就站起来，弯着腰等着。白岩松掏了较长时间，季老就一直弯着腰等着，这个场景到现在都是很清晰。
后两次见他，虽然他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们，但是我们每次走的时候，他依然会站在他们家门口，很有礼貌望地着我们渐渐走远。做人做到这份上真让人敬佩。
儿子失败了。带着沮丧从那个城市回来。母亲是个哑巴，从菜园里回来，见了儿子就明白了一切，用手比画着，又觉得比画不清。于是，她将准备放下的锄头又拾起来，挖了一块土递给儿子。
这一夜，儿子没睡。月光照在方桌上，方桌上放着那块泥土。儿子望着泥土出神。后来，他仿佛感觉到泥土在跟他说话。是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输光了一切，家乡的泥土输不掉。就算不被任何城市收留，这块泥土会接纳他。就算失败如影相随，只要是块泥土，播下种子总有发芽的机会。
第2天，他带上那块泥土上路。
10年的挣扎、打拼，儿子成功了。一身光亮从城里回来，白眼望天，意气洋洋。母亲从菜园回来，显然较之10年前已苍老了许多。儿子接过母亲的锄头，怨责母亲，您老这是何苦？这锄头你今后再也用不上了。说完，就要把锄头扔了。母亲比比画画，感觉到比画不清时，又把锄头重新拾起来，挖了一块土，送给儿子。
一如10年前的那个夜晚，月光照亮了儿子屋里的小方桌和方桌上这块新的泥土。这眼前的情景让儿子想了又想，又和泥土对了一夜的话。泥土永远处在低处，所以不会从高处落下来，跌得很痛。月光下，只有泥土黑漆漆一片，它不以光亮示人，它的光芒永在内心，才有质朴浑厚的力量。泥土不会因为身处山峰而自傲，也不会因为身处低谷而自卑，每一块泥土都很自然、平静、从容，所以才如此博大、深含。
第2天，儿子走了，带着深深的羞愧。
从此，儿子处世如泥土般低调，性情如泥土般内敛，为人如泥土般虚心，对待成败得失亦如泥土般自然、平静和从容。
几年之后，与儿子同时发迹的伙伴，三三两两地从很高的位置掉下去，跌得很痛，只有儿子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一位专家急匆匆走进演讲厅，他正要给全市企业骨干作一个重要的讲座。
专家把一个磁盘插入电脑，准备打开电子文稿。可是，等他双击之后，电脑屏幕上显示一个红色的大叉，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设置。台下有些轻微的骚动。
专家不慌不忙地拿出磁盘说：“幸好我带来了整部手提电脑。请工作人员帮我把线接好。”突然，报告厅的灯全灭了。因负荷太大，电源自动跳闸。这时下面的人议论纷纷。
专家看看网线，灵机一动说：“我很有准备的，打开我的邮箱就行。”可是打开网址一看，天呀！邮箱竟然打不开。大家一阵唏嘘。
专家笑笑说：“世事真难预料，我精心准备了3份讲话文稿都无法使用。不过，我还有第四种办法。”他像变魔术一样地拿出移动硬盘。随后讲座开始，主题是《人的自信与成功》。
专家打开演示稿，屏幕上赫然出现一行字：
我的第一讲内容是：人的自信来源于多重准备，当你这个准备无效时，你可以快速地找到第二种、第三种甚至更多的应对办法，你就能够成功！
我的一个朋友是做投资的，所供职的老板是个德国人。前些日子，这位老板回德国了，而朋友接到一桩颇具风险的投资业务，虽然没有什么把握，但朋友凭着直觉，果断出手，做成了这个业务。结果证明了朋友的直觉是正确的，为公司狠狠赚了一笔钱。但当老板回来，仔细询问之后，居然大发雷霆，指责他玩忽职守，冒险投资，朋友因此闷闷不乐。
于是，我便和朋友讲起了一个关于曹操的故事。
在三国的时候，曹操想北上征服塞外的乌桓，以此来统一北方。当时，许多将领谋士都纷纷劝阻。但是曹操仍然大胆出击，将乌桓打败，统一了北方。
当曹操带兵凯旋的时候，开始命人调查当初反对他北伐的人。吓得当初那些好心劝阻的将领谋士魂飞魄散，以为都难逃此劫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曹操不但没有责罪他们，反而给他们丰厚的奖赏。
对此，曹操解释说：“我们北上攻打乌桓，的确是十分危险的，虽然天意助我，让我们侥幸赢了，但决不是一种正确的做法。那些人的劝阻才是万全之策，所以要多加奖赏。”
我的故事还没有说完，朋友早已舒了口气，心中释然了。老板的古怪作为是为了让他这个侥幸成功的人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不是所有的成功都是正确的，而惟有正确的决策下取得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前些日子,有一件事在三O一医院引起轰动，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语,很激愤。原来，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虽然医生护士们不是专业人士，不懂学术，但从这几年跟老爷子的接触中，他们觉得自己能分辨出东西南北，春夏秋冬。一天，季先生突然把夫人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她是一个命运不济的人。大学毕业后，她在伦敦漂泊，靠打零工糊口。一次，她去曼彻斯特寻找大学时的男友，却未能找到，只好乘车返回伦敦。在火车上她闷闷不乐。40分钟的路程，她一直望着窗外一成不变的英格兰乡村发呆、幻想。
她是个爱幻想的人。当她看着窗外那些可怜的黑白花奶牛时，她想到有一列火车载着一个男孩去巫师寄宿学校的情景……
很可惜，那个晚上她没有带笔，也没有带纸，她很失望，只好闭上眼睛，把浮现在脑海中的每个想法和细节都记住。
回到房间后，她迅速潦草地把在火车上想到的写在一个廉价的小本子上。
很快，这样的小本子就装满了一鞋盒。这时，她大胆地决定，要写书，要写成7本书！虽然她还是个未出版过作品的作家。
后来，她与葡萄牙的一名记者结了婚。但很不幸，最终丈夫抛弃了她，她带着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被赶出了家门。
她去了爱丁堡。在妹妹的帮助下，靠政府的租房补贴租赁了公寓的一间卧室，她便在厨房的桌上完成了第一部作品的手稿。妹妹对她的作品大为赞赏，这给了她很大的鼓舞。更令她稍感欣慰的是，她妹夫的公司在市中心购买了一家叫尼科尔森的咖啡馆。她便每天推着女儿，走半个小时的路，来到咖啡馆，艰难地登上通往二楼的20个台阶，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在女儿熟睡的时候，专心她的写作。
就这样，1997年6月26日，她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了，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她就是畅销书科幻小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作者———英国的JK·罗琳。
随着系列小说的发行，一股“哈利·波特”的热潮在全世界迅速生成。至今，她的作品已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行销2亿多册。
罗琳成功了，她最爱说的话就是：“人生就是受苦。”
伊利亚·卡赞和阿瑟·米勒曾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卡赞出道早一点，米勒与之结识时，卡赞已是美国颇有名气的戏剧和电影的导演；而米勒此前写过几个剧本，但反响平平。
米勒在与卡赞认识不久，写成一个剧本《皆吾子也》。卡赞读到这剧本，发现里面有一种非凡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一门心思执掌这个戏的排演。《皆吾子也》在百老汇上演后，大获成功，米勒由此声名鹊起。再过了不久，米勒完成了他的不朽的经典剧作《推销员之死》，又是卡赞亲自执导。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参议员麦卡锡在美国煽起一股狂热的反共“十字军运动”，史称“麦卡锡主义”。当时有300万以上美国人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忠诚”调查，有9000多人受到指控。卡赞和米勒平时都有“左倾情绪”，当然就难逃劫运了。卡赞当时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委员会不仅要他承认曾与共产党人有过来往，还要求他供出相关人员的名单。如果他拒绝，就会被标榜爱国的好莱坞列入黑名单，他的事业将从此结束。在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头头建议下，卡赞选择了交出名单。这成为他永远的一块心病。
米勒当时也受到了传讯，但他做出了与卡赞相反的选择。结果米勒就因坚持拒绝回答而被指为“构成对美国众议院的藐视罪”。
2003年9月28日，94岁的卡赞病逝于曼哈顿。有报道说，对50年前的告发行为，卡赞至死无法释怀。
在十年动乱中，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里度过的。在那个称为“向阳山”的小山头上，聚齐了一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那时他们是以“落难精神贵族”的身份出现的，有冯雪峰、楼适夷、郭小川、严文井、绿原等大批著名文人。
萧老（乾）当然也在其中。在我这个孩子的眼中，他总是沉默寡言的，每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每一举手投足都惟恐会招引到什么灾祸。还记得，有一次收工归来，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洗澡，然后卧在岸边晒太阳，萧老也许是感到一种难得的轻松惬意，对我说：“我想起英国的海滩，在海里游泳后躺在沙滩上，那个感觉是很好的……”我当时不知萧老的经历，好奇地问：“你去过英国？是什么时候？”他答一句：“三四十年代喽……”突然他的脸上出现窘迫的神情，甚至还很惶恐，立刻又问他的儿子萧桐去哪里了？萧桐就在近旁游泳，他只不过是故意把话岔开。
直至今日，我的记忆里还能清晰地呈现出萧老那张神色惊慌的脸庞。我曾对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几位学者朋友说过，我们对那些老一辈的作家们其实还是缺乏深刻认识的，只是过于理性地总结他们的作品、见解和思想，但我们未必理解他们的那颗饱受煎熬的灵魂。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曼教授被誉为“科学玩童”，是个很有趣的人。有一年他去巴西讲学，住在一家高级宾馆，结识了当地一支桑巴乐队。没事的时候，费曼便偷偷找他们学习打鼓。
乐队的人只知道费曼来自美国，而且以前有过业余打鼓的经验，便接纳了他。费曼练习得很卖力，但经过一段时间，他还是没有打出巴西嘉年华会的味道，有人认为他的技术不过关，因为他没有按部就班地重现某种传统，有时喜欢按照自己的创意去发挥。到了准备参加游行演出的前几天，乐队被叫去接受“检验”，费曼打鼓的“创新”味道居然受到欣赏，于是他被准许参加演出。
宾馆里的服务员对费曼是熟悉的，但嘉年华会举行的那天，看见费曼穿着乐队的衣服经过宾馆门前，还是大吃一惊：“那是教授！”为此，费曼得意许久。
中年的费曼还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熟人们都不赞成他不务正业，认为搞理论物理的人不可能在绘画艺术上有什么收获。但是费曼兴之所至，难
以逆转，跑到美术培训班与年轻人一起画模特儿，当时他是成绩最差的一个。断断续续学了几年，费曼大有进步，但他并没对此抱很大期望，只是觉得快乐罢了。一次有人在学院里办画展，费曼也送上两幅自己的作品，不料被一位女士看中，买回去给丈夫做了生日礼物。费曼知道后，比获得诺贝尔奖还兴奋！
费曼曾说：在别人认为你不可能做好的事上获得成功，真是快事！
在以色列种庄稼的人，每当庄稼成熟的时候，靠近路边的庄稼地四个角都要留出一部分不予收割。这个现象引起了在以色列工作华人的好奇心，他向当地人请教其中的原因。当地人解释说，是上帝给了曾经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今天幸福的生活。他们为了感恩就用留出四角的庄稼这种方式报答今天的拥有。这样既报答了上帝，又为那些路过此地而没有饭吃的贫苦的路人提供了方便，以免他们因为贫穷和长途的跋涉而吃不饱饭。四角的庄稼，只要有需要，任何人都可以来收割，拿回家里，没有人会责问、追究你。他们认为，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就应该留些麦子给那些处在困苦中的人，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有质量的幸福。
在以色列已经旧了或者破了的衣服，如果要当做垃圾扔到垃圾箱，也要洗干净叠整齐恭敬地放到垃圾箱里，为的是生活贫困的人们能够拿去再穿。
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习俗，但有一种感情却不分国度、种族、肤色，那就是爱，干干净净的人间大爱。爱是这个世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守望、共同的期盼、共同的血液。
圣诞节临近，美国芝加哥西北郊的帕克里奇镇到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
正在读中学的谢丽拿着一叠不久前收到的圣诞贺卡，打算在好朋友希拉里面前炫耀一番。谁知希拉里却拿出了比她多十倍的圣诞贺卡，这令她羡慕不已。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朋友？这中间有什么诀窍吗？”谢丽惊奇地问。
希拉里给谢丽讲了两年前她的一段经历——
“一个暖洋洋的中午，我和爸爸在郊区公园散步。在那儿，我看见一个很滑稽的老太太。天气那么暖和，她却紧裹着一件厚厚的羊绒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毛皮围巾，仿佛天上正下着鹅毛大雪。我轻轻地拽了一下爸爸的胳膊说：‘爸爸，你看那位老太太的样子多可笑呀。’
“当时爸爸的表情显得特别的严肃。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希拉里，我突然发现你缺少一种本领，你不会欣赏别人。这证明你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少了一份真诚和友善。’
“爸爸接着说：‘那位老太太穿着大衣，围着围巾，也许是生病初愈，身体还不太舒服。但你看她的表情，她注视着树枝上一朵清香、漂亮的丁香花，表情是那么的生动，你不认为很可爱吗？她渴望春天，喜欢美好的大自然。我觉得这老太太令人感动！’
“爸爸领着我走到那位老太太面前，微笑着说：‘夫人，您欣赏春天时的神情真的令人感动，您使春天变得更美好了！’
“那位老太太似乎很激动：‘谢谢，谢谢您！先生。’她说着，便从提包里取出一小袋甜饼递给了我，‘你真漂亮……’
“事后，爸爸对我说：‘一定要学会真诚地欣赏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欣赏的优点。当你这样做了，你就会获得很多的朋友。’”
小愉是高二学生，今年下半年就要申请大学。他在纽约一间比较好的高中读书，成绩比中等好一点，进一所普通的大学没问题，但想读好一点的专业就有点玄。因此，他决定今年暑假去做义工，这有助于他的大学申请。
纽约水族馆是一间不牟利的海洋生物展览馆，门票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水族馆的开支。目前水族馆有超过100名义工来为其免费工作。
小愉填好申请表后，面试成功，成为水族馆的一名义工。
首先，他要交40美元，水族馆发给他一件印有水族馆字样的短袖上衣（也是工作服），一本义工证，一本关于水族馆的书。第一个星期，海洋生物专家给义工们上课，介绍海洋生物的基本知识，每天还要做功课和交功课。
一个星期后小愉成为正式义工。一天工作7个小时，一周工作4天。每天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
小愉学到了一些海洋生物的知识，训练了他的工作责任感，培养了他与人相处的技巧。水族馆将会发一份义工证书。如果他的工作令人满意，水族馆会为他写推荐信，这一切，也许会影响他的将来。
许多美国人投身义工工作。有人为了找工作；有人为取得经验；有人是为申请学校；有的靠社会救济金为生的残障人士为了回报社会；有的人完全为了帮助别人。
美洲鹰生活在加里佛尼亚半岛上，由于美洲鹰的价值不菲，在当地人的大肆捕杀以及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下，美洲鹰终于绝迹了。可是，近年来，一名美国科学家，美洲鹰的研究者阿·史蒂文，竟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岩洞中发现了美洲鹰。这一惊奇的发现让全世界的生物科学家对美洲鹰的未来又有了新的希望。
一只成年美洲鹰的两翼自然伸展开后长达三米，体重达２０公斤，由于加里佛尼亚半岛上的食物充足，将美洲鹰养成了这样一种巨鸟，它锋利的爪子可以抓住一只小海豹飞上高空。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种驰骋在海洋上空的庞然大物，竟然能生活在狭小而拥挤的岩洞里。阿·史蒂文在对岩洞的考察时发现，那里布满了奇形怪状的岩石，岩石与岩石之间的空隙仅０．５英尺，有的甚至更窄。那些岩石像刀片一样锋利，别说是这么个庞然大物，就是一般的鸟类也难以穿越，那么，美洲鹰究竟是怎样穿越这些小洞的呢？
为了揭开谜底，生物科学家阿·史蒂文利用现代科技在岩洞中捕捉到了一只美洲鹰。阿·史蒂文用许多树枝将鹰围在中间，然后用铁蒺藜做成一个直径０．５英尺的小洞让它飞出来。美洲鹰的速度迅速无比，阿·史蒂文只能从录像的慢镜头上细看，结果发现它在钻出小洞时，双翅紧紧地贴在肚皮上，双腿却直直地伸到了尾部，与同样伸直的头颈对称起来，就像一截细小而柔软的面粉条，它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轻松地穿越了蒺藜洞。显然，在长期的岩洞生活中，它们练就了能够缩小自己身体的本领。
在研究中，还进一步发现，每只美洲鹰的身上都结满了大小不一的痂，那些痂也跟岩石一般坚硬。可见，美洲鹰在学习穿越岩洞的时候也受过很多伤，在一次又一次的疼痛中，它们终于锻炼出了这套特殊的本领。为了生存，美洲鹰只能将自己的身体缩小，来适应狭窄而恶劣的环境，不然便很难得到新生！
千万年来，动物与人类都在为生存而战。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得像美洲鹰一样，以缩小自己身体的方式，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缩小自己，不是向困难低头，而是放低姿态，虚心进取，待绕过了困难的障碍，再继续前进。在创业的过程与人际交往中也是一样，尽管缩小自己的过程会千难万险，甚至流血流泪，但只有勇于缩小自己，才能扩大梦想，让梦想更快地抵达成功的彼岸。
雅典奥运会单杠比赛中，28岁的俄罗斯名将涅莫夫第三个出场。他以六个漂亮的杠上“飞行”动作，征服了全场的观众。但在落地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向前动了一步，裁判因此只给了他9.275分。
此刻，奥运史上少有的情况出现了。全场观众不停地喊着：“涅莫夫！涅莫夫！……”并且全都站了起来不停地挥舞着手势，用久而响亮的嘘声，表达自己对裁判的愤怒。比赛被迫中断———第四个出场的美国选手保罗·哈姆虽已准备就绪，但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面对这样的情景，涅莫夫站了起来，向朝他欢呼的观众挥手致意，并深深地鞠躬，感谢他们对自己的热爱和支持。
面对巨大的压力，裁判被迫重新给涅莫夫打了9.62分。可是这个分数不仅未能平息观众的不满，反而使嘘声更响了。
这时，涅莫夫重新回到赛场，举起右臂向观众致意，并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接着伸出右手食指做出禁声的手势，然后将双手压下，请求观众冷静，给保罗·哈姆一个安静的比赛环境。
涅莫夫的宽容，让中断了10分钟的比赛，得以继续进行。涅莫夫———这位曾经拿了12块奥运金牌的英雄，在此次比赛中没有拿到金牌，但他仍然是观众心目中的“冠军”。他没有打败对手，但他却以自己的宽容征服了观众。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听众开始提问。一名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罗素表情木然地不作回答，有好几分钟，他手托下巴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个学生的提问内容整理了一下，然后反问道：“你问的是这些内容吗？”那个学生郑重地回答：“是。”
罗素又陷入了沉思，这次的时间更长。然后，这位伟大的学者对那位学生说：“你提出的问题非常好，但是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顿时，学生的脸上流露出了自豪的微笑。
演讲会结束后，学生似乎成了英雄。但是，这名学生会像罗素那样坦率吗？
不知道的时候就坦率地回答“不知道”。这就是正确的答案。
随着卡米拉成为与英国政治密切联系的公众人物，她也成了监督的对象。《独立报》把卡米拉的钱袋翻了个底朝天，让大众看看她一年的收支状况。
在英国，公众人物的声誉，靠杰出的业绩、危难时显露的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得体来树立，而维持信誉的天平则是账目清楚，不贪不占是起码的要求。议员除了工资以外挣了多少额外的钱，是靠什么渠道挣的；各位内阁大臣花了纳税人的多少钱，是为什么而花的……这些账目都会清清楚楚地公布出来，给公众一个交待。就说卡米拉，她的声誉看涨，是因为她花的公款实属正常偏低范围。
政府的信誉也是看账是否算得好。每次大选，各政党之间竞赛的是看谁能把国家的账算得更好。比如工党承诺要把每位老人的养老金每月提高1英镑，那这钱从哪里来？可能来自汽油税提高每公升3便士，也可能来自每包烟的税上升5便士。保守党和自民党接着反算，认为汽油税已经很高了，提出要么不增加养老金，要么通过向别的国家借钱来支付这笔开支。选民们依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决定给哪个党投票。不难想像，英国人每年最爱看重的不是政府的更替或领袖的换岗，而是财政大臣的预算报告。
我在美国公司工作过两年,感受到美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
有一次因为孩子生病我心神不定，上司看出，问明缘由，便责怪不通人情，命我马上回家，不许片刻拖延。大老板听说，还赶来问我要不要人帮忙，要不要车子。好像天塌一样，吓得我连忙办完家事，回公司加倍努力，回报老板恩德。
不过后来我发现，老板上司这样做其实也不是小施恩惠以谋忠诚。而真是那么想，把家庭生活放在人生的头一位。近年一个科罗拉多州参议院议长竞选联邦众议员的席位，在当地电视台反复播放广告，从头到尾就是他和他的太太、儿子、女儿、孙儿甚至小猫和小狗，一家人围在厨房里做饭，在花园里种花，在草地上遛狗散步。画外是深沉而亲切的男声：“州议长是个顾家的人，他永远把家庭生活当作头等大事……”
也许有人会感到不解，这么一个顾家的人，为什么要竞选公职？他做了联邦众议员，难道会全心全意为广大选民服务？可是他当选了，科罗拉多选民就爱戴这种顾家的人，因为他们相信，热爱个人家庭表现的是一种亲情和人性。只有热爱自己家庭的人，才有可能热爱其他人，热爱他的选民。
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为人谦和，天性恬淡。几年前，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一向深居简出的杨先生亲自参加仪式并宣布将他们夫妇所获稿酬悉数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也是在那个仪式上，当主持人介绍钱钟书先生的生平，提到他曾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时，杨绛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道：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许是主持人的疏忽，抑或是有意褒扬。但其丈夫，一个著名作家的学位光环，就这样被杨绛坦然而认真地抹去。
要快速有效地取得突破，通常的做法是：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集中起来对付一个问题。
几年前，我们在研发一种新式收银机的过程中，就遇到了类似的一个问题。我的老板即将起程去欧洲，他希望新机器能在他出发之前造出来，于是对我说：“我给你多一倍的人马，要求你用原来一半的时间把它造出来。”我不赞成老板的主意，他问：“为什么？如果10人一天能挖10米长的沟渠，那么20人一天肯定能完成20米。”
我给老板的回答是：“难道你会认为：如果一只母鸡三周孵一窝蛋的话，那么两只母鸡用一周半的时间就能孵出一窝小鸡？我眼下做的这个事情，更像是母鸡孵蛋，而不是工人挖沟。”
透过剑桥法律系厚重明亮的玻璃墙，窗外是一片英国常见的绿地。在绿地的那一头，Gonville&Caius学院正在大兴土木，修建自己的楼房。曾听到同在法律系访学但已于上月一年期满回国的老张说起过，在他来之前这里的施工已经开始了。就我的观察，到现在为止，地基还没有完全弄好，估计到我访学结束（再过8个月）是肯定无法完工了。
类似的拖沓案例还有我所在剑桥的住所前面的那家邻居。可能也就是翻修房子，我住进来以前已施工多久没有问过，只是我的中国房东也许是为了吸引我前来居住，告诉我说还有两个月就结束了。但时至今日3个多月过去了，虽然楼房主体的脚手架的确已经拆掉了，不过圣诞节来临时周围仍然用铁丝网围着，估计至少还得两个月才能完工。
英国人的慢节奏是出了名的。老张曾跟我谈起过英国人的做事风格：在做出正式决定之前一定要经过反复周密的论证，这还不够，还一定要征求相关人的意见；但一旦决定了，就会极其认真地来对待，而从不会为了赶时间而加班加点。
联系到国内建筑施工速度的惊人和时而报道的豆腐渣工程，于是我的脑海中产生了一个有关效率和效果的悖论：片面追求高效率不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良好的效果有时的确需要慢节奏的保证。
据《上海家庭报》2005年12月28日报道，一名女客入住酒店两天后，被发现在房间内自缢身亡。2005年8月，上海市长宁法院作出判决，酒店赔偿原告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计人民币34585.90元。
死者黄羿生前患有精神病，当其离家出走后曾与母亲通电话，说：“妈妈，我现在要去死了，我要做个榜样，去拯救人类。”黄母忧心如焚，当即和黄父去报案。但警署经过一番网上搜索，结果是上海市的各酒店旅馆都没有名叫黄羿的客人借宿登记。
黄羿自缢后，警方经调查发现：事发当天，酒店按规定将有关住客信息输入旅馆管理信息系统，但在输入过程中，错把“黄羿”的“羿”字输成“弈”字。
就是因为酒店的一字之差，使得黄羿父母没能及时找到女儿，女儿在发病期间不幸意外身亡。他们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了更多关于酒店存有疏忽的事实。黄羿父母遂将酒店起诉至长宁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
长宁法院经过调查审理认为，被告具有过错，应对黄羿的死亡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民事责任。故作出上述判决。
那年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一名大学生。随着入学日子的增加，同学们发现了一个问题：班级里的班干部大多已经被辅导员老师选任，但始终没有选出班长。辅导员老师解释，说自己对同学们都不了解，班长的选任拖延了下来。
这天，同学们正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开班会，一名老师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教室，惊恐地说道：“有教室失火了，都赶快到教学楼外去！”教室立刻乱做一团。你推我挤中，教室门变得狭窄了很多，挤出去要费尽气力。
这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来：“都不要乱，男同学站到两边去，让女同学先出去。”同学们一下都安静了下来，顺着声音望过去，见在教室的最后排，一名黑黑瘦瘦的同学正站在桌子上喊叫着：“女生们也不要乱，排成两行往外走，下楼梯的时候也不要乱……”很奇怪，同学们都按照这名黑瘦同学的指挥做着，刚刚乱做一团的景象井然有序起来。
当所有的同学排成两行都跑到教学楼外后，有同学询问辅导员老师：“老师，既然失火了，为什么只有我们班疏散出来啊？”辅导员老师笑了，她示意同学们都安静下来后，说道：“我要说声抱歉，并没有失火，这只是一次对选任班长的测试。”说着，辅导员老师将刚才在教室内站在课桌上指挥同学们撤离的黑瘦同学叫出队伍，说道：“我很高兴地告诉同学们，你们有了新班长，就是他。”
接下来，辅导员老师给出了自己选择这名同学做班长的理由：“突发事件中，能够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的人一定是一个具有领导才能、非常优秀的人。请你们记住，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
我的手机出现了黑屏，修理店服务员建议我换一台。
我所有的号码都记在手机里，要换手机，得先把这些号码抄出来。手机里的号码有两百多个，而我又吃不得苦，只好采取淘汰法了。
首先淘汰的号码是多年没有联系的。这些号码对于我，确实可有可无，删掉的时候最能下决心。
第二种是人已离开了本市的。删这些号码心情比较复杂，因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曾经跟我有过非常密切的来往。然而，他们离开这座城市之后，彼此相会的机会很少。
第三种是有过一面之识的。有时大家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高兴了，彼此留个号码，而这些号码又十之八九永远不会拨打，趁着换手机的机会全部一删了事。
这样淘汰之后，走进电话号码本的，也就一百来个号码了。这些人里有联系紧密的少数报刊编辑，有我小学到大学的同学，有我的文友、同事、朋友，也有我的亲人。我日常生活离不开他们，也被他们所凭依。
人的本性是喜欢说好听的话的。朋友、熟人平时在一起，往往亲热得不得了，好像缺了你，对方的天空就没了太阳。其实，我们在别人心目中重不重要，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判别标准，那就是：在别人反复变动的电话号码簿中，你能否真正留下来，成为不可删掉的人。
面试就像推销，“商品”就是自己。我求职的最深体会是：讲诚信。面试前要做充分准备，临场回答一定要知之为知之，不